成都东南,被忽略的郭家桥

雷立刚

　　《成都东南,被忽略的郭家桥》
　　作者:雷立刚
　　（一）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2001年夏末秋初,是我最早到郭家桥居住的时节。在郭家桥南街3号院内，一幢老旧的楼房里，顶楼的三居室中，我租了一个单间。
　　那段时间，经常半夜梦醒。一个清晨，天仍未明，我突然被对面楼房的一只猫叫醒。
　　它在叫春。
　　确切地说，应该是“叫夏”，甚至可以说是“叫秋”，因为当时已是阳历8月，若按阴历，之前几天刚立了秋。
　　所以，我十分地佩服这只猫，作为一只猫来说，它的情欲多么绵长啊。
　　我甚至怀疑那是否真是叫春，竖起耳朵听，内心深处，希望不是。然而，那单调凄厉的尖锐声音，除了猫叫春，不复有其他可能。
　　我有些失落地睁大眼睛，在黑暗笼罩着的床头坐了一会儿，发了一阵子呆。然后，开灯，起床，随手从书架里抽出一本书，居然是《格非文集：树与石》。
　　那本书，之前的日子刚刚看过，但是我懒得把它放回去了，我是比较随缘的人，既然无意中拿到的是它，那就读它好了。灯光散淡地涂抹在我和那本书身上。当天色逐渐发白的时候，我再次读完了《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说实话，在格非的这个短篇集子里，这篇小说不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我喜欢这个名字。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这是多么奇异的感觉：那些隐秘的陈年旧事，那些飘逝的鸡毛蒜皮，那些夹在书页里的早已干枯的树叶，甚至那些……那些曾经打湿了信签，如今却也只剩下一些淡淡印痕的泪斑……都象夜色里的草一样，伴着时光，无声地生长。
　　生长是多么寂寞的事情啊。
　　2001年7月之前，我在成都市中心的宽窄巷子旁边，生长了四年，而那之后，我开始在郭家桥生长了。
　　从成都的“九眼桥”，往南两公里，经过古代美少妇薛涛的“望江楼”，就是郭家桥了，它指一座横跨锦江的桥，也指这一片区域。
　　成都，是一个慵懒松散并且夜郎自大的城市，位于交通历来不算便利的西部，但这里的人对于时尚的追逐，却从来比沿海人还快。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城市，我讨厌她，却又喜欢她。我想，抛开外出旅行不说，若是选择定居地，我不会离开这里。尽管，她远远不如北京和上海乃至广东适合有创造力的人生存。
　　是的，成都是一个善于扼杀人的闯劲和创造力的地方，我看到过很多在成都生活经年的男人，除了淫巧奇技或许有所提高之外，别的什么都退步了。
　　而郭家桥，则尤其集中了成都的优点和缺陷。这就是一个微缩的成都。
　　它紧临川大南门，夜夜笙歌。那里的年轻女孩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可以把路都照得光洁滑爽。方圆4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大约有网吧40家，酒吧20家，茶坊10余家……另有烧烤摊，麻辣烫，冷淡杯等不计其数。
　　对于深夜里营业的那些小烧烤摊，麻辣烫，冷淡杯等，成都人有一个贴切的称呼，叫做“鬼饮食”，每次我听到或者自己说起这个名词，我都会忍不住笑起来。多么有趣啊——鬼饮食，我想，这些有趣的细节，或许就是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早已让我极度厌倦的城市的真正原因吧。
　　200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和朋友一起，在郭家桥的河边吃“鬼饮食”，我们喝了不少酒。醉眼迷离中，我看到身边的路旁，有不少我平时忽略了的茂盛的草丛。
　　那些如同女人秀发般的在风中微微摇曳的草的细长叶子，令我感到有些忧伤：如果女人的头发也能象草一样，年复一年地不断恢复青春，那将是怎样的人生？然而，不可能的，再秀美的容颜也抵抗不过两鬓的微霜……
　　又或者，当真能够持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又该是怎样的人生？但是，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一生只爱一次，实际上只是个神话，何况，一生一世的爱情，成本实在太高，是脆弱的生命所不堪承受的。因此，许多时候，对于真正扎了心的爱情，我们反而只能装作忽略。
　　不，不是装作，而是切切实实地把它忽略。这其实不难做到，这世间，有什么样的人与事是不可忽略的呢？又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不可忽略的呢？记忆是磁盘，会磨损也会受潮，即便用什么记录下来，比如文字，比如图片，但它们就是牢靠的吗？
　　而今，我用文字讲述着郭家桥，但我心里清楚，郭家桥终究还是会被忽略和遗忘——在这个泛商品时代，一切不产生经济价值的人与物，都必然会被忽略和遗忘。但是，还是写吧，因为我实在爱这个地方，把它写下来，是我唯一能为它做的。
　　我还知道，我的讲述必将是平淡无奇的，因为郭家桥本身就是个平淡无奇的地方。所以我不奢望有太多的人愿意静下来倾听。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听，我还会苛求你，会挑剔你有没有听的心境，你真的静下心来了吗？如果静下来了，我就要开始讲了，我要从瓦尔登湖开始讲起。

搭扣

离得近，听的清楚。

雷立刚

　　（二）
　　四姑娘山
　　很久以来，我一直不常写日记，也没有专门的日记本，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如果想记录下一些什么，我会随手找一本正在阅读的书，在它的空白处写下一些零碎的思绪或者经历。
　　许多年后的一个下午，我整理书籍时，无意之中，翻到了《瓦尔登湖》书页上我的一些昔年的笔迹，它们是这样的：
　　2000年4月30日，清晨，日隆镇——昨晚，可能因为高原反应，我头痛，气紧，半夜醒来，很久无法再入睡，因为头痛得厉害。不得以，为了通过思考什么来忽略头痛的感觉，我构思了一篇小说，叫《德格印经院》，如果哪天真有兴致把它写出来的话，会是很唯美的作品。就这么过了一两个钟头，我终于又迷迷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天已大亮，只听得布丁在兴奋地大叫：“天晴了，天晴了”。我抬眼从窗口望出去，不远处群山的雪峰在阳光下圣洁地闪亮着。只能用圣洁这个词语，别无其它选择。起床，站到走廊上，才发现，近旁的田地和房顶上积了白白的一层雪。原来，昨夜“嗽嗽”下着的，居然是雪，而我却还一直以为是雨，还为今天的天气担心了一夜呢。看来，四姑娘山的神灵在护佑着我们旅程的快乐。
　　这些文字，今天读来，还是泛着一种清新的优美，虽然我已经不再喜欢清新的感觉了。我将这本精装的《瓦尔登湖》放在手里轻轻地摩索，往事扑面而来，令我措手不及。
　　我是1999年12月6日，在成都“西藏饭店”近旁的图书批发中心购买了这本《瓦尔登湖》的，在此之前，我认识的好几个“艺术家”在我面前声情并貌地推崇过它，反而使我对它有了抵触情绪——我本能地反感那些前卫人物喜欢的东西。而我那天之所以买了它，仅仅因为我喜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喜欢那封面上金黄的树叶，和那个异国男子手拿船浆的背影，以及那些模糊的水中倒影。
　　时至今日，我非常怀疑那封面上的湖泊是否就是瓦尔登湖，我认为应该不是，因为梭罗笔下的瓦湖，有着一种永世不会变更的幽远，而封面画中那湖，美则美矣，却有一种无法释怀的世俗之气。
　　2000年五一假期，我和布丁应一个藏族女友的邀请，到四姑娘山看望她和她的新郎。这一对藏族新人，就住在四姑娘山脚下的日隆镇。布丁带了很多的换洗衣服，而我简单的行囊里，除了一些旅行必备品，只有一本《瓦尔登湖》。之所以带这本书，原因也简单，就是当时我虽买它将近半年，却一直没兴趣读完，常常是读几页就丢在一边，我怀疑，是否因为在都市里心静不下来而导致如此。我想，如果在遥远的雪山下面，我依然没有兴致把它读完，那说明，我真的不喜欢梭罗。我想要验证一下，如果我确实不喜欢他，我不打算为了显得自己象个隐者而宣称喜欢梭罗。
　　但是，在雪山下的头两天，我依然没兴趣看它。第二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2000年5月1日，下午，日隆镇——昨天下午，去了双桥沟，风光如此动人，如世外桃源般令人心静如水。在峡谷纵深处相对较易攀登的一座山峰上，我和布丁一直登上了雪线。回来后，累极，倒头便睡。今晨，吃了早饭，我们一行四人便往长坪沟而去，汽车一直将我们送到了海拔4000米的喇嘛庙，然后我们步行进沟，路况极差，费尽力气，也只到了“枯树滩”，那儿已是极美，但据说，后面的风景更美，可惜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往前走了。
　　“后面的风景更美，可惜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往前走了。”这是多么无奈啊，人的一生中，如此的无奈究竟有多少？有没有一千？有没有一万？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不也无奈地说过，“愈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明知前面的风景更美，但我们却已经无力向前，这是永恒的遗憾，这是与人的生命如影相随的无可奈何。
　　在这美丽的雪山之下，在这远离尘嚣的静谧之处，我终于有了阅读《瓦尔登湖》的心境，但是，在这高原上，我已经太累，回到寓所，只想睡一睡恢复体力。我知道，不仅是隐居，哪怕是欣赏隐居，也需要力气和条件，需要悠闲和物质的基础，尤其在这个时代，象梭罗那样低成本的隐居，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我用手轻轻将这本书放到枕头下面，我和它在梦中作别。

jinluanzi

赏析

雷立刚

　　第三天上午，我拒绝和布丁一起出去玩，终于获得了一个人独自面对雪山发呆或者阅读的时间。那天，我的记录如下：
　　2000年5月2日，上午，日隆镇——今天上午的阳光特别晴好，我坐在旅舍的走廊上，任阳光温柔地在我的肩上，头上，背上荡漾。所有的游客都进山去了，整个走廊里除了我就再无旁人。于是，我翻开《瓦尔登湖》里“倍克田庄”一章，轻声地朗诵起来，因为用眼睛默读，我时常会走神，趁现在没人，不会有人笑我，我赶紧念出声来试试。
　　但是，在颂读的过程里，我依然时不时忍不住侧过头看看四周的景致：近处，是稀疏散落在山间斜坡上的用片石砌成的藏族民居，稍远，也就是一百米开外吧，是几座高约两百米的馒头般的小山，当地人说这些山象女子的乳峰，不过我认为太牵强了。这些馒头山的后面，便是雪山了，我左侧视野内正好有一座秀挺的雪山，在蓝得无限澄澈的天空下，它洁白得如同天鹅的羽毛，还如同天空中那些大朵大朵的白云，那些云朵，如此纯净，象游牧民族般在无边的天空中忧伤地流浪。
　　实际上，“倍克田庄”一章，并非书中写得最好的。我最喜欢的是“声”和“寂寞”那两章，另外，“湖”那章也很好。梭罗最让我感动之处是，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当一个隐士而隐居，甚至他根本就不在意隐居，他有一颗孩子般纯净的心灵，他说，“我本性就非隐士，要有什么事情让我进一个酒吧间去，在那里坐得最长久的人也未必坐得过我（见第六章《访客》）”他是如此的真诚，一点也不加掩饰，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总会厌倦，弄得很糟糕。（见第五章《寂寞》）……我到瓦尔登湖去，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而是为在那里可以尽量减少些麻烦（见第一章《经济篇》）”他还颇为得意洋洋地说，“我最大的特长就是需求极少。”呵，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在商品时代里，这是一个必将永远失败却永远在自己内心世界里自我加冕为帝王的小孩儿。
　　2000年5月3日，我们又返回了都市，我的日记也便就此中断，而我对《瓦尔登湖》的阅读，也便中止，直到2012年2月12日的今天，我依然只读到“旧居民，冬天的访客”那章的开头处。
　　人生是无法预测的，当时我不可能想到，从2000年5月初读《瓦尔登湖》开始算起，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我与相恋八年的布丁会突然劳燕纷飞，又过一月，我会到成都二环路东南角一个叫做郭家桥的地方，离群索居。并且，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我搬家住到了哪里，也无论我的物质生活是匮乏还是富足，我都一直过着远离社会主流的生活。
　　或者说，我这一生，从搬到郭家桥之后，就永远地游浮在社会的边缘，并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彻底地成为这个社会的“局外人”。但是，请不要以为我写这些是要发牢骚，我对世界并无丝毫抱怨，并且也从不羡慕世人眼中的主流；不过，更请不要以为我是来炫耀另类的小得瑟，不，我没什么可得意的，甚至我连隐者也算不上。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与梭罗是不可比的，我从来不敢以隐者自居，因为我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也缺乏真正直面贫寒的勇气。仅仅是，我的价值观与常人有所不同：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永远都在匆匆忙忙地赶路，为了地位、名望、权柄、性，他们象一匹匹骏马，虽然神采飞扬，却只顾向前冲，从来不愿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
　　相比之下，我愿意当一头牛，犁一阵子地，就休息一阵子，懒懒散散地消磨这卑微的生命。我无意于跟大众竞争谁跑得快，也不把大多数人认为的成功视为成功。我觉得，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生命的过客，对于生命来说，我们不是主人，只是客人，既然如此，何不随意一些呢？
　　但正是这种对生命意义的观念差异，导致我与布丁南辕北辙。她在事业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而我则辞职下岗，离开人群。最终，我与她彻底分开，独自走向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
　　2001年，我26岁，我以为，我失去的只是布丁；2012年，我38岁，我终于明白，当我选择成为社会边缘人之后，我失去的，实际上是所有价值观正常的女人。

吾随风舞

爱太伤，伤太重。。。
　　羡慕那份爱情，时至今日，仍令你念念不忘

雷立刚

（三）
　　长顺上街
　　2001年夏天，我与布丁离婚的时候，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让给了她。那套房子面积65平米，是长顺上街三号院里的一套老公房，距离如今赫赫有名的宽窄巷子，仅仅大约100米远。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许久，我依然感谢长顺上街曾给予我那么多的温馨，我怀念那条街道，有如怀念我的青春，我的怀念因为对青春的祭奠而变得羽翼轻柔。
　　到现在，11年过去，我还能记得长顺上街附近所有街道的名字：
　　在那附近，东面那条最大的街道，叫东城根街。1996年夏天，我从川大毕业，单位给我们三个新来的单身汉分了个单间，那个单间位于一幢建国初年修建的红砖老楼里，那幢老楼有一个古怪而有意味的名字，叫作“多楼”。在“多楼”的第三层，也就是顶层，我们三人共享一个25平米的房间。
　　房间的窗口紧临喧嚣的东城根街，即便在深夜两点，汽车的呼啸依然穿耳而过。前些天，我经过那里，多楼早已拆除，变做了一幢青灰色的建筑。啊，“多楼”，我多么喜欢你这个名字。
　　与东城根街平行，远远地相伴而行的，就是长顺上街。我曾在那条街道里与金河宾馆一墙之隔的地方，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1998年，我赶上了公务员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单位里的人都说，你们这一批进来的，真幸运呵。
　　是啊，记得刚拥有房子时，幸福得如同置身天堂。房在二楼，窗外是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清晨，树上居然会有鸟叫，这在闹市里是多么让人惊喜。
　　长顺上街不仅慷慨地送给我天堂般的住房，送给我鸟儿的鸣叫，甚至还把四周其他优美的街道作为后花园顺带送给了我。从北往南，我的后花园依此是：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它们离我均只有若干步之遥。我时常在夜色温柔的晚上，散步于这些清代的古巷里，巷子悠长，古韵十足，却不阴森，这就尤其难得了。
　　但我没有料到，我的散步，会在2001年夏季噶然而止。突然的婚变，莫名的创伤，会毫无预兆地袭击了我。我放弃了自己单位所分的房子，只带着一部分简单的家具，离开了那里。
　　此后， 整整过了4年，到了2005年，我才再次回到那里。
　　离婚后，我的户口一直挂在原来的地址，没有迁走。起初是因为无地方可迁。2002年5月，在郭家桥靠近二环路的“新时空公寓”，靠着父母的支援，我得以买了一个74平的两居室。2003年1月，“新时空公寓”交房，我住了进去，暂时结束了租房生涯。按政策，只要有购房合同，就能把户口从长顺上街迁到郭家桥，但不知为何，我总不想迁，或许内心深处始终抱着一丝幻想。
　　直到2005年，我换了个QQ号码，加上了布丁的QQ。我装作是个普通网友，用半年时间建立了与布丁的友谊。让她终于可以相信这个“陌生人”没有坏心，愿意向我倾述。然后，一次，她正好谈兴甚浓，不记得起初聊什么了，总之我将话题很自然地引向了她的前夫，我轻描淡写地问：“你很爱你前夫吗？”
　　“我和前夫彼此是初恋，刚恋爱时都只有19岁，根本不懂爱情”，布丁回答，“至少我那时不懂爱情。”
　　我的心，象被扎了一下。但我没说什么，又很随意地问：“那你爱你后来的男朋友吗？”之前的聊天中，我已经知道，她和前夫离婚后一个月不到，就又找了个男朋友，谈了好几年。
　　“爱，我从来没有象这样爱过一个人，以后也肯定不会了。”布丁回答。
　　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冰凉的东西，从脚底一直漫到心脏下面5厘米的地方。我犹豫了大约半分钟，沉默地将她拖入了黑名单，然后下线，独自在街头站了很久。
　　几天后，我决定去转户口。这需要向布丁拿以前的户口本。于是我们才终于再次见面。我们在长顺上街靠近“井巷子”的一个茶楼里，见了离婚后的第一面。那是2005年的初夏，我炒股遇到证券史上最大的熊市，亏损惨重，一个大学毕业9年的男人，全部积蓄只有不到7000元。在那几年，受过什么样的苦，我一句也没告诉她，只对她说：“我一直想不明白，2001年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工作，积蓄也少，而你有很好的工作，还有一个潜在的富裕男友，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争那套用我家的钱在我单位房改里分到的房子？”
　　她平静地回答：“那时心里很乱，也并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只想抓住能抓的东西，所以向你要了。”
　　我喝了口茶，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打算把长顺街这套房子卖掉，而那时如果我依然清贫，请你给我三分之一的卖房款吧，我拿来维持生活。如果你愿意。”
　　她说：“好，不过，我可能不会卖的。”
　　后来，归还户口本时，我去了布丁单位，她不在，我请人转交给了她，没有见面。
　　2006和2007年，股市风云突变，奇迹般诞生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牛市，我靠着炒股，意外地从一个落魄之极的人，两年里挣了上百万资金。2007年底，我买了一辆本田CR-V越野车，有一天，无所事事，突然开到了长顺上街，正好是机关单位下班的时间，估计着布丁快回家了，我突然想看一看她，也让她看一看我。
　　大约10分钟后，布丁果然款款地走来。显然她没有看到我，边走边若有所思。2007年，33岁的女人依然并不显老，穿着带点韩味的宽裤腿的牛仔裤，面容美好如夕。我坐在车里，隐蔽在一棵树下，看着她慢慢走过去，但我没有喊住她。
　　财富总是水一般流动的，一切来得快的，往往去得也快。2010年和2010年，我做股指期货，用两年时间，把近180万资金，缩水到30万。2011年1月28日，身边的女友也离开了我，我再次孑然一身。
　　元旦前夕的一个下午，我突然很想哭，可我不知道该对着谁任泪水默默流淌，于是我再次来到长顺上街，再次在快下班的时候，看到了布丁的身影。此时的她，已经37岁，远远的，我依然能看到她19岁的轮廓，但越来越近之后，我发现，时光终于在她脸上刻下了沧桑，37岁的女人，终于不复青春。她似乎事业很顺，但眉宇间充满疲态。我忽然心里弥漫起一种同情，似乎为她，似乎为我自己。
　　我什么也没说，启动汽车，徐徐离去。我心里第一次清晰的告诉自己，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来长顺上街了。
　　我与她，一个在暗，一个在明，顺着曾经熟悉的长顺上街，背道而弛，越来越远，终于各自消失在人海里，彻底不可能再有交集。

雷立刚

因无草稿，在线修订的，上面有不少错别字,修改如下:
　　2010年和2011年，我做股指期货，用两年时间，把近180万资金，缩水到30万。2011年11月28日，身边的女友也离开了我，我再次孑然一身。

雷立刚

（四）
　　到别处
　　我从不怨恨生活，所以我从不怨恨长顺上街。一切已经过去，我经过长顺上街，而长顺上街其实同时也在经过我。这是一种状态，无所谓悲喜，如同月有阴晴圆缺，都是一种必然的轮回，人类硬要在上面附加很多的感伤，其实那些感伤对于人类之外的一切，甚至他自己之外的他人而言，都是局外之物，并不会有多少人真正在意。
　　对于我们生命中的所有“街道”，在很多时候，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面临，经过，然后留下或是到别处去。除此之外，渺小如沧海一粟的个体，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生活在别处”，我以为，这永远是一件浪漫而感伤的事情，如果是在曾经拥有过卡夫卡、昆德拉、克里玛等我喜欢的人的布拉格，则尤其如此。
　　我没有去过布拉格，但我很久以前就爱上了那座未曾谋面的城市：爱上了布拉格之春，爱上了弥漫于那城市的淡淡地忧郁着的空气。如果可能，我还打算爱上那里的一间拥有碎花窗帘的房间，但是，显然这太奢侈了，能有一张床就已足够。
　　这张床必当有着洁白的床单，必当有着一睡就可以陷下去的柔软的垫子，必当有着散发着太阳味道的干燥的褥子，必当有着高高的枕头，最好，枕头旁边，能随意地摆放着几个异国的水果，既可以让我懒懒地伸手就够得着，咬一口，满嘴芬芳，又可以作为视觉和嗅觉的调剂品，使我的床充满生命。
　　于是，我不断猜测，布拉格出产什么样的水果呢？最好能有番石榴，因为我莫名其妙地喜欢“番石榴飘香”这个词语组合。
　　但是，我担心它或许只产于南美，担心我的布拉格没有。
　　我在这种担心的驱使下，开始比较全面地阅读曾居住于布拉格的作家的文字，因为我知道我将是他们某种意义上的邻居，他们旧日的生活将在我的今天以稍有变化的方式重演。
　　始料不及，这些阅读令我抑制不住悲伤，我以前不知道生命可以如此脆弱，它不能承受过重或者过轻的东西，我以前也不知道，文字可以将一种疾病传染，这个疾病叫抑郁症。此后经年，抑郁症一直陪伴着我。
　　有一天，我随手写下这样的一些诗句：
　　那些透明玻璃球里的彩色夹心
　　那些抑郁症的人
　　我们的，时代的疾病
　　这个时代太热烈了，他们说
　　只有别处才有安宁
　　……
　　有时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或许是双重的，一方面，社会非主流的人群陷入了普遍的抑郁症；另一方面，社会主流却陷入了普遍的媚俗——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所谓媚雅，其实也是一种媚俗。
　　“反对媚俗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无法言说中藏有严酷的真理，振振有辞中含有美丽的谎言”，我个人以为，这就是人生的无奈。每个人的生命共同组合成人类的生命，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奈的，那么人类的生命也是无奈的，所以，一代又一代人，其实都是无奈和抑郁的，只是有人意识到了，有人则没有意识到。
　　在当年的布拉格，莎宾娜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一章第一节，昆德拉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这些语句触目惊心，与我们的今天何其类似。今天，一方面，所谓精英，正在普遍性地接受“资本决定发言权和表决权”的理念。坦率地说，我不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但我讨厌这种绝对的倾向性，就如我反对国家机器的绝对化宣传一样，我同样反对民间知识界那种占压倒优势对西方的迎合，我讨厌那些动辄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我并不认为敢于跟政府对着干就是勇敢，我相信真正的勇敢在于面对人人心中皆有的黑暗。
　　然而此刻，我看到了太多的人企图把他们的英雄形象简单建立在政治制度的抗衡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普遍人性弱点的抗争上，对于这些，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如此渺小、无用而懒散，无力改变什么，并且不合时宜，以至于我越来越怀疑——到别处去，其实并非我的喜好，而是作为一个表面坚强但内心深处十分懦弱的人的一种习惯性的逃避。
　　所以，2001年夏天，我之所以用一种欢迎的姿势面对离婚，其实本质上是我厌倦了熟悉的长顺上街，我渴望到别处去。只不过，我没能抵达我的布拉格，却在命运的阴错阳差中，来到了成都一个叫郭家桥的地方。

雷立刚

（五）
　　郭家桥
　　记忆回到2001年夏季，办了离婚证之后，我就必须离开长顺上街了。
　　起初并没专门圈定郭家桥。于我而言，只是想到别处去生活罢了。所谓“别处”，和空间上的距离无关，只要与我以往居住的长顺上街在人际和气氛上没有什么瓜葛，就是别处；
　　或者说，只要是一个可以离开我熟悉的人与事的独立的房间就行，远在布拉格固然好，近在成都也无妨，所以可选范围很广。
　　我比较倾向于在大学附近租住，一来我在心理年龄上一直像个孩子，最喜欢大学周边那种环境；二来便于听讲座、上自习、学外语、泡图书馆；三来，当时还有个隐秘的念头，希望能再遇到纯净的爱情，“泡个简单清爽的妞”。而所有这些，都是要在大学附近才相对容易实现。
　　最初打算到东郊狮子山去，但是那里因为紧临四川师范大学，而川师的女生，又素来以美丽多情在成都著称。可是，当我去了狮子山，发觉那里楼房基本出租殆尽，平房则低矮零乱，很容易失窃，安全系数太低，只好做罢；
　　而后又想到清水河畔的西南财经大学附近去，毕竟也是文科大学，女生相对多些。但当时那里正在修路，居住环境实在不好；
　　于是，我只好很不情愿地在川大周边找房子——不情愿，是由于我曾在川大念了四年书，虽然已经毕业多年，但那里还是可能会偶尔遇到熟人。
　　如若不是别的地方真没找到合适的房间，我还真不会到川大附近去。
　　说起川大附近，我们这些90年代初入校的人首先想起的肯定是九眼桥。
　　92年秋，我进川大读书的时候，清代修建的九眼桥还在。
　　那座老桥，有九个桥洞，并因此得名。我并不喜欢这名字，觉得不够雅致。不过，我喜欢那桥：旧旧的，桥面的水泥坑坑洼洼，很好。
　　更好的是，桥头总是站着各种各样的人，卖“叶儿粑”的、擦皮鞋的，算命的，做假文凭的……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装作老练成熟的样子，那时我才十八岁，其实是那么幼稚天真，有着少年人共有的敏感、紧张、自恋、富裕幻想。
　　二十年了，白驹过隙，往事这么一晃而过，仿佛就在昨天，河还是那河，岸还是那岸，只是今天的我，已经三十八岁。
　　93年的时候，据说是怕防碍新修好的九眼桥排洪，将老九眼桥拆了。
　　那之后，总感觉整个九眼桥一片陡然没了韵味。
　　不过，因为交通便利的原因，我们这些学生们娱乐和消费的地点，基本都在九眼桥一带：
　　吃饭主要在文化路，
　　看录像主要在共和路，
　　泡茶馆和苍蝇酒吧主要在培根路，
　　吃烧烤主要在红瓦寺。
　　以上这些地儿，都在九眼桥近旁。
　　那时候的川大和成都科大还没有合并，“九三公路”自北朝南贯穿而下，将两所大学隔开。顺着那条路越往南走，人气就越散淡，到了“竹林村”后面，就几乎只剩下乡村，一派田园风光。读书时，我偶尔也曾骑车去那边逛过，只是当时不知道，那一片乡野便叫郭家桥。
　　到了95年，读大四时，我和布丁曾考虑到校外租房同居。我们一同骑车，沿川大外围转过一遍，路过郭家桥，此时，成都的“二环路”竣工通车不久，郭家桥的农田里早已长出成片的楼房，人丁兴旺，但是很脏很乱，不大符合我们的审美，于是匆匆而过。
　　那一次，我依然没关注过那一带的地名，依然不知晓它叫郭家桥。
　　2001年8月，我再次到了郭家桥时，我和它都又有了变化：我从婚姻的围城中出来，形影相吊，孤单寂寞，而它则人来人往，热闹喧嚣，一片繁华景象。
　　其实，当时我本来已经打算租九眼桥的一个单间，价格都讲妥了，却未能最后谈成。
　　就在那时，突然在川大校园里的墙上看到一张小广告，说是南门外面的郭家桥，有房廉价出租。按图索骥，我第一次从川大新修的“南门”出去，走着走着，猛然感觉似曾相识。再仔细看，依稀竟是曾经来过的地方，不禁感叹造化弄人，人世间的缘聚缘散，使我在6年前未曾租住的地方居住下来，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