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诗稿》破解，里面的姚文田、夏子龄、左宗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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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稿》信息显示：身份、家世多样
　　1、身份多变：
　　（1）、《诗稿》512-052《再叠前韵》诗云：“小臣忻圣化，经过不辞频。”自称“小臣”。
　　（2）、《诗稿》529-059《闲兴四首其一》诗注：“以舌耕糊口”。世人皆以为此可证作者是一个教书先生，但《诗稿》中多次出现卜士及有关词汇如袁镜等，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是一个算命先生，“舌耕糊口”对于算命先生来说也是合适的。
　　（3）、《诗稿》738-107《九日雨中探韵》诗云：“白衣岂得劝飞觞”。白衣无功名，举人都不是。
　　（4）、《诗稿》740-108《四时闲兴其一》诗云：“既甘朝市身无分，笑倚东风学陆沦。”“陆沦”应该说的是陆通沦伏，佯狂不仕。陆通，字接舆。楚狂是也。
　　（5）、《诗稿》767-124《书答田先生宠赐佳章原韵》前面分析过，是个未中进士的举人的唠唠叨叨。
　　我们可以说他先为白衣，后来中举舌耕糊口，然后谋得一官半职，但接舆沦伏不仕却是解不通的，身份多变证明此非一人。
　　2、关于母亲：
　　（1）、《诗稿》520-055《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其一》诗云：“母老还多病，知年弥觉高。”有老母在堂，难称早逝。
　　（2）、《诗稿》744-111《四时闲兴其五》诗注：“赖  母扶育成人亦不幸早逝”母早逝。
　　（3）、《诗稿》527-058《分居叹其一》诗注父、母前未空格阙字示敬。
　　（4）、《诗稿》726-101《友人母丧未及往弔书寄誌慨》诗注父、母前未阙字示敬。
　　（5）、《诗稿》744-111《四时闲兴其五》诗注如上母前空格阙字示敬。
　　母亲的情况不同，对母亲表示的尊敬程度也不同。难以归为一人。
　　3、关于大兄：
　　（1）、《诗稿》527-058《分居叹其一》“嫂兄拚弃弟”《诗稿》528-058《分居叹其二》“墙阋犹在昨，釜泣必於今。”兄弟不睦，感情冷淡。
　　（2）、《诗稿》571-078《抚先兄墓自悼》诗云：“特往先兄告，於今有此儿。”黄一农先生认为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先兄的墓前祭告，这是不对的。此句是回答上句“坟填知是我，纸化问为谁？”的，是说长兄为父，以儿侍兄的意思。因为其兄无儿无女留下，所以他来充当兄长的儿子前来祭奠。这又表现的兄弟和睦，感情真挚。
　　这能是同一对兄弟吗？
　　4、关于子女：
　　（1）、《诗稿》533-061《哭子女并丧》诗注：“余生二女一子，因出痘仅存一焉。”存下的是“一啼娘”女儿。他只有一子出痘丧亡。而下面有他又生子及与儿子互动的诗作，请问：在此情况下他为何不修改这个“仅存一焉”的诗注？这不是在咒自己和他的儿子吗？即便他自己不改，他的嫡孙张子介卿也应该改，因为这个诗注等于不承认他的父亲是张宜泉的儿子，这不成了家族笑话吗？
　　（2）、《诗稿》539-064《喜生子》有“忽闻儿一哭，便觉喜非常。”“掌珠终作吉，怀燕始为祥。”“门楣自此光”。《诗稿》五言诗若为编年，此诗在《哭子女并丧》之后，则是其第二次生子，但根据上述所引诗句，这完全是第一次得子之后的喜悦心情的表露，难以解释为再生子之后的感受。诗中“怀燕”用了唐代宰相张说母梦有一玉燕自东南飞来，投入怀中，而有孕生张说的典故，这是不是也能暗示作者姓张呢？
　　（3）、《诗稿》572-079《书春儿远持莲蓬藕见贻走笔以示》用了“怀桔”“莲子”“幽谷”等词语典故，特别是幽谷应指芝兰生于幽谷而独芳的君子，说明春儿是儿子并且孝顺。但下首诗573-079《见老妻病起作》马上就有“女喜归宁早，儿嫌侍药迟”埋怨儿子不孝。这是同一个儿子吗？而不论孝与不孝这都不应指尚在争食的小儿。
　　（4）、《诗稿》578-081《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有云：“夷齐曾重义”用的是伯夷叔齐之典，可见禧儿与其弟是兄弟而不是姐弟。这里他有两个争食的小儿。若作者为一人且五言诗编年，他的儿子先大后小，难以解释。
　　关于禧儿我们无法断言他是谁，但是有个巧合列此与诸君参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清词综补续编》录有丁绍仪长婿胡鑑所撰《外舅丁先生述略》一文，其中载丁绍仪有三子三女，长子丁承禧。丁绍仪在其书中多次亲切地将此长子丁承禧呼为禧儿，其他二子则象这首诗一样不被提及一字。如《听秋声馆词话》序有“积久成帙，禧儿请付手民（雕版工，刊刻出版之意）”、《东瀛识略》自序有“戊辰（同治七年，公历1868年）夏，禧儿承乏（暂任）噶玛兰（现台湾宜兰），将行，因检录数条畀之。”、《东瀛识略》自序后有补记“书刊未半，资已不敷，禧儿又以邻封及民捐事横罹降秩，心情烦劣”。《宜蘭市志?歷史建築篇》第264頁载“同治7年(1868)通判丁承禧再度重修,並依八卦方位,名定東為震平門,西為兌安門,南為離順門,北為坎興門。”可知“禧儿承乏噶玛兰”是指出任噶玛兰厅通判，宜兰昭应宫有《澤周海甸》匾额即为其所书。“禧儿又以邻封及民捐事横罹降秩”似指同治七年（1868）发生的英、德两国民众视宜兰南澳为无政府地带，噶玛兰厅通判丁承禧制止无效，在该地带强行建立小殖民地的事件，此事详见万维百科“大南澳事件”一条。《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十《马廷萱词》一条下还记载“岁乙卯（咸丰五年，公历1855年），余权汀州丞…….. 越十年甲子（同治三年，公历1864年），大儿承禧亦权汀丞，在两罹兵燹後。”。以上可知，丁绍仪有子禧儿，喜爱异常，经常在文中提及而对其他二子不着一字，父子二人同期与兴廉宜泉活动于闽、台，丁绍仪与兴廉有词律交往，这首诗会不会是兴廉与丁绍仪互索诗、词的结果呢？由于证据不足，此仅为猜测，诸君自行领会。
　　关于儿子的混乱记载不支持这是同一个作者，更不支持五言近体诗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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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籍贯：
　　（1）、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卷二中说兴廉是铁岭人。《诗稿》序、跋提到宜泉时均不举姓，符合八旗称名不称姓的习惯规定。
　　（2）、《诗稿》549-068《冬暮二首其一》“粉荔”“丝鸡”的描述说明作者是洛阳人。
　　（3）、《诗稿》558-072《晚岁》“土牛初荐腊”指的是“鞭春牛”习俗，全国皆有，福建亦然，多由州、县官主持。
　　身份、家世多样不支持是同一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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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诗稿》信息透露：张子介卿是谁？
　　1、平阙是汉语书写时，当有表示敬意的需要时，将敬意所涉及的人、事、物平头另起一行，或在同一行中空阙若干字格的做法。《诗稿》贵贤、延茂序均多次提到宜泉、先生但两序分别只有一次在提到时平出，提到张子介卿时也不予空格阙字处理。但贵贤序有“命余为序，余见之如晤故人”一句，其中两个“余”字皆缩小一号并写在旁边，这也是一种表示敬意的方式，而延茂序有“问序于余，余既喜…”一句，其中两个“余”字皆正常书写不变。《诗稿》济澂跋严格遵守平阙，提到宜泉、先生必平出，提到介卿空格阙字，并有“命列名卷末”一句。这也许能说明贵贤、济澂年纪应小于张子介卿，故二人有用“命”一字，延茂年纪则大于张子介卿，所以用“问”一字。黄一农《宜泉先生及其所撰新考》一文引《清代官员履历全编》一书说贵贤生于咸丰三年（1853），他是光绪二年（1876）进士；延茂生年不详，但他是同治二年（1863）进士，所以生于1845年前是合理的；济澂生年未有明确记录，万维百科记录他生于1852年，但未给出处，他是光绪九年（1883）进士，比对贵贤他生于1853年后是合理的。故张子介卿大概生于1845-1853年之间。
　　2、《诗稿》579-082《五十自警》诗曰：
　　天命知还未，蹉跎五十春。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玉液觞称旧，银丝面挑新。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
　　前两联说自己五十岁了学问没有，官没当好，钱没赚着。我们重点讨论下两联。“玉液觞称旧，银丝面挑新。”应该是“旧曾玉液称觞，新来银丝挑面。”所谓“银丝挑面”指的是满族生育风俗“食喜面”【潘倩菲：《实用中国风俗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21页。】，生子三日为新生儿洗浴，食面条祝贺。银丝，细也，谐音喜也。“称觞”是举杯祝酒的意思。这联是说我们家早曾有生育之喜，现在又有新的生育之喜。他这里用“称觞”来说前面的生育情况，是喜庆的用词，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前面的孩子不应该死掉了，到写诗时还应该活着。而“称觞”“挑面”连用，再结合“挑面”肯定是后面说的“有子”，那也就是说这是两个男孩。如果这两个男孩都是作者的儿子，他后又写“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完全不顾及另一子的心理感受，这让那个“称觞”之子情何以堪呢？如果这个指的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孙子，就不存在这样的尴尬。子，取男子通称、嘉称解，好男儿之意。这两联说原先称觞我有了儿子，现在挑面又有了孙子，我给他起名麟，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男儿。兴廉生于1800年，麟儿生于他五十岁的1849年，与上一条推测张子介卿的生年契合。
　　3、麟、介有对应关系。麟，有鳞甲，鳞片；介，鳞介，介甲，披鳞带甲。麒麟又为瑞兽，代表杰出人物德才兼备；介，又为耿介，《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喻尧舜之光大圣明也。介可完美诠释麟之德。
　　故张麟，字介卿，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戴兴廉宜泉之嫡孙也。光绪15年（1889）为其先大父刊刻《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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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诗稿》信息提示：曹雨沽是谁？
　　《诗稿》733-105《题芹溪居士》诗注提到“姓曹名（雨沽）字梦阮，号芹溪居士”。按正常理解他梦的应该是阮籍，故曹（雨沽）与阮籍产生联系。曹（雨沽）是谁是确定《诗稿》价值的根本。曹（雨沽）是曹雪芹则《诗稿》有唯一证明曹雪芹字梦阮的文献价值；若不是曹雪芹则《诗稿》价值大打折扣，甚或不会再有人关注。
　　在对曹（雨沽）分析前我们得先厘清一个事实：
　　《诗稿》731-103《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前面已经说过该诗的作者百分之百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的人，何以见得呢？见得于诗注！这首诗诗后有诗注，因都在诗后可能人们把它与评语混为一谈，但很明显它和评语是有意用文字双行排列与单行排列加以区分并用空格隔开的，诗注为双行排列紧接诗后在前，空出两格后是左侧单行排列的评语“曲而能达淡而弥旨”。此情况并非孤例，《诗稿》717-096《散馆后晚窗客过未遇戏题有寄》其后诗注、评语与此完全相同，而它紧接在诗后双行排列的文字“时馆中有秋海棠数盆，故云”是诗注无疑，故可确定此处亦为诗注无误。其诗注正能说明这是若干年后读到了曹雪芹的废寺诗而写的和作。其诗注云：“放翁诗：烟林藏寺有钟来”，因其诗最后一句为“有谁曳杖过烟林”这个诗注很可能被人理解为是给“烟林”加的注，但“烟林”一词并非出自陆游，一般认为首出自刘禹锡“莎岸见长亭，烟林隔丽谯。”。所以引陆游诗给“烟林”加注是没道理的。这个诗注只能是给“有谁”所指代的曹雪芹及全诗加的。我们不能单从所引这一句上去理解其用意，这一句虽有烟林，有寺与烟林、废寺相对，但是最生动的“有钟来”没有着落，一处废寺哪里来的钟声？钟声悠远绵长的恬静与废寺蛩唱蝉鸣的荒凉也根本不合。就是说此处他不是用的烟林本意，否则他会引刘禹锡的诗来作诗注，此处他是用了陆游给烟林所赋予的新的含义，所以引了该句作诗注的。陆游此句不是为了制造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或“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氛围与意境的，它是为了表达陆游其时其地的一种状态，是为下一句作铺垫，为下一句突出全诗的主题服务的。陆游诗题为《罗江驿翠望亭读宋景文公诗》，“烟林”后一句是“宋公出牧曾题壁，锦段虽残试剪裁。”这才是陆诗要表达的核心主题。宋景文公是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的“红杏尚书”宋祁，他在1053-1059年知益州（四川成都），因此可以到罗江（今四川德阳市罗江区）题壁。而陆游进川是1169年后，有其《入蜀记》为证，根据陆诗中“闰岁春迟未见梅”一句可知此年春天有闰月，1173年闰正月大，故此诗写于1173年春天。可见陆游是至少114年后读到了宋祁的题壁残诗而作了“烟林”一诗的。所谓“烟林藏寺有钟来”妙就妙在以当下实景写了当下实情，寺、诗谐音,以闻寺钟而不得见其寺来喻陆游其时其地读宋祁题壁诗而不得见宋祁其人。实景是烟林掩映，实情则是跨越百年的时间的遮蔽，可见此处的烟林绝不能只解为当下空间的实景，而要解为遥远时间阻隔了的实情。[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说陆游：“大抵才具无多，意境不远，唯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信然。钱钟书认为他是为了安插佳联才敷衍全篇八句，故评其七律“绝无章法，只堪摘句”此句于此诗堪可验证矣。了解了陆诗烟林的含义，这个诗注就能正确解读了，“有谁曳杖过烟林”曹雪芹掩映在时光的烟林中款款而来，它就是在暗指作者如陆放翁读宋祁题壁诗而作烟林诗一样，是在百年后读到曹雪芹题废寺诗而写了奉和之作的。陆游有《罗江驿翠望亭读宋景文公诗》，而今我有《西郊废寺读曹公雪芹诗》；陆游“烟林藏寺有钟来”他是“烟林藏芹有诗来”；寺钟跨过空间在某个春天悠扬传来，宋诗穿越时间在断壁上不期而至；雪芹在百年前悠远的烟林中曳杖而过，他的诗在经过时光洗礼的残垣中悄然显现；陆游表达了虽不识宋公但神交当下的心情，此作者则表达了虽未晤雪芹真容但可作百年知音的情怀。他读了雪芹其诗而不得见雪芹其人，明白无误。否则单就这句诗来说与他的诗场景不合，他引来何用？如果是曹雪芹的朋友写的奉和之作，此注就更无道理可讲，亲近之人如何会用百年神交的典故？亲近之人又发什么读其诗不识其人之慨？这个诗注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作者和曹雪芹百分百不是同时代人，他们相距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可能。这诗不但不能成为作者与曹雪芹相交的证据，反而恰恰是作者与曹雪芹无关的证据，作者是曹雪芹百年后的一个死忠粉，仅此而已。
　　厘清了此事实我们就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如果认为该诗和写关于曹梦阮诗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因此诗作者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之人，所以此曹梦阮和曹雪芹必不是同一人。其二，如果认为此处的曹梦阮和此处的曹雪芹是同一个人，同上理则写曹雪芹的作者和写曹梦阮的作者必不是同一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选择都以曹雪芹是写了《红楼梦》的曹雪芹为前提，曹雪芹另有其人的可能性很小，试想谁能为了一个不知何人的百年前的曹雪芹而费如此笔墨写一篇和诗？因此此处的曹雪芹就是写了《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的情况我们不予讨论。综上，我们如果认为曹梦阮是曹雪芹，必然要选择写曹雪芹的作者和写曹梦阮的作者并非同一人而是各有其人。因此讨论写曹梦阮的诗和讨论写曹雪芹的诗要分开单独进行，不能混为一谈相互引证。曹雪芹已讨论，下面再独立讨论一下曹梦阮：
　　1、《诗稿》还有两处提到阮籍：
　　（1）、《诗稿》567-076《别田舍主人》“兵厨相谢罢”，“兵厨”一典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5》“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因其“相谢”一语，我们认为这是说的作者感谢田舍主人，若反过来自云田舍主人相谢自己是不恰当的。因此作者与阮籍有关联。
　　（2）、《诗稿》747-112《四时閑兴其八》“才输阮籍愧称兵”阮籍因曾任上条所说步兵校尉，故史称阮步兵。此句说“愧称兵”可知作者与阮籍也有关联。
　　2、二诗如为一人所作，作者可以与阮籍有两种关联：
　　（1）、作者与阮籍一样当过类似步兵校尉的官职。因此可以拿步兵校尉厨中的酒招待客人，并感觉自己无阮籍之才妄履阮籍之职。
　　（2）、作者的名、字中有与阮籍的名、字、号、称呼有关的字，并不一定只和“兵”字有关，诗中只是以“兵”字代替阮籍。他以“兵厨”代指阮籍的酒，进而戏指自己的酒用以招待田舍主人，并感觉自己无阮籍之才妄称阮籍之字。
　　3、《别田舍主人》与《四时閑兴八首》立意、旨趣完全不同，前者在“知得皇恩重，何由补自惭。”后者在“既甘朝市身无分，笑倚东风学陆沦。”一个在感谢皇恩，仕途光明，一个已经沦伏归隐，无意仕途。因此我们说作者是二个人，二人刚好分别对应了与阮籍的两种联系：
　　（1）、《别田舍主人》作者是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般说来是掌上林苑屯兵的官，这能说明为什么《诗稿》中有那么多与南苑有关的诗，南苑即清之上林苑是也。如果兴廉宜泉是此诗作者，则兴廉在南苑任过职。
　　（2）、《四时閑兴八首》作者名、字用了与阮籍相关的字而自称“兵”，兴廉宜泉四字及春柳堂中找不到与阮籍有关的字，故可知此作者定非兴廉宜泉。作者是谁不知道，但曹梦阮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曹梦阮有是这个作者的可能。
　　4、《题芹溪居士》诗注中“姓曹名（雨沽）字梦阮” （雨沽）是一个不存在的刻错了的字。
　　（1）、一种猜测将此（雨沽）解为霑，那么诗注就是“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因曹雪芹有曹霑、芹溪之名，故认为此曹霑即为写《红楼梦》的曹雪芹。
　　（2）、一种猜测虽也将（雨沽）解为霑，但认为此曹霑与曹雪芹无关，只是重名重号而已。
　　（3）、还有一种猜测是胡铁岩先生提出，认为（雨沽）应为雨沽之误，因此此人是曹雨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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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三种情况解释不了霑、雨沽与梦阮或阮籍之间建立不起来联系的问题，这不符合古人一般取名、字，名、字要互释的规范。根据名、字互释的规则，我们找到一个?字也有可能是（雨沽）的本字。我们先来看一个明代王宠写的草书羽字（见下图），如果把它放在雨字头下面，字又写的小一点，?又不是常见字，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将此羽认作沽字，从而得到一个（雨沽）字的。而关键更在于此?字可以完美对应出梦阮和芹溪。?在《康熙字典》中有两个解，一是通“羽”字；一是水声之意。?通羽，项羽，名籍字羽，可知籍有羽毛之意。这样?就与阮籍产生联系，名?字梦阮，完全吻合。而?若取水声之意，又与潺潺溪流产生联系，与芹溪完美对应。所以此人姓曹名?字梦阮，号芹溪居士，有了严格的对应关系。而通过解读我们还发现涉及曹芹溪的三首诗竟然都可以找到与羽毛有关的意象。515-053《怀曹芹溪》“封书畀雁迟”雁为羽也，用“畀雁迟”来说明见不到曹?此羽是形象的；733-105《题芹溪居士》“野心应被白云留”虽然是用陶弘景“白云心“之典，但用来暗示羽毛也是非常合适，曹?与白云齐飞，隐逸共野心一处；734-105《伤芹溪居士》“谢草池边晓露香”“池草”谢灵运可引出“凤毛”谢超宗，“凤毛”又是羽也。这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的文字游戏呢？曹（雨沽）是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和上面三种一样都只能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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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说法都建立在对一个错字（雨沽）的猜测之上。《诗稿》错字比比皆是，有些还很离谱，如552-070《答良乡县酒家》诗评“机轴“错为”机柚”，566-076《南各庄晓望》“牧童”错为“牧穜”，709-092《春仲孟二先生枉访时避横逆出门未及延疑因成寄谢》诗题“延疑”应为“延款”之误。可见
　　（雨沽）也不必非是霑之误，有错为?、雨沽或其它字的可能。猜测就需要其他的文献来佐证，四种猜测都没有其他的文献来佐证，那就使得猜测终归是猜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独信第一种而排斥其他三种或更多种。
　　5、如果我们倾向于认定曹（雨沽）是曹雪芹，则《诗稿》中有曹雪芹的朋友某人写的诗，那我们无妨再向前走一步，根据本节第3（2）条的讨论，曹梦阮符合《四时闲兴八首》作者的条件，那就是说这八首诗是曹雪芹写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兴廉办理过闱差就有可能与官学打过交道，曹雪芹有在官学的记录，他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诗作留在官学的资料中，这些诗作被兴廉发现并抄录下来，等到其家人为其编辑《诗稿》之时，因其已经去世，无法进行核实，所以将大量兴廉抄录的诗作当作兴廉之作混入其中，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再来看这八首诗有没有与曹雪芹相联系的蛛丝马迹：
　　（1）、《诗稿》740-109《四时閑兴其一》“既甘朝市身无分，笑倚东风学陆沦。”不知身份，沦伏不仕与现有文献中的曹雪芹形象相吻合。
　　（2）、《诗稿》742-110《四时閑兴其三》“百代兴亡成戏剧，一家哀乐尽荒唐。”不禁使我们想起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的回前诗；“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两者都把多样的表现归结为一个道理上，如出一辙。
　　（3）、《诗稿》744-111《四时閑兴其五》“云封萱草”可不可以是一语双关？其一、以云封雾锁代表母早逝。其二、云为云上，取天子施惠赐宴之意。“云上封萱草”康熙三十八年“帝书‘萱瑞堂’赐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37页。】曹家。
　　（4）、《诗稿》744-111《四时閑兴其五》以“秦鹿失”“楚弓遗”来言“家业无存”“功名未就”，虽然它是幽默地借助了谐音梗，以“鹿”谐音“禄”以“弓”谐音“功”，但我们不免还是要问一问，什么样的家业功名能用上“秦鹿”“楚弓”来比喻？似乎还是说曹家近六十年经营江宁织造贪污受贿所得才合适。
　　（5）、《诗稿》745-111《四时閑兴其六》“傲骨那堪同菊瘦”《石头记》第三十八回有十二首菊花诗，可见二者都是爱菊之人。
　　（6）、《诗稿》746-112《四时閑兴其七》“卖尽颠狂忘尽劳”“诗到工时机自熟，酒从醉后饮逾豪。”“心思不教穷愁累”“任他邻树北风号”是不是敦敏所说的“可知野鹤在鸡群”“ 燕市悲歌酒易醺”“新仇旧恨知多少？一醉毷騊白眼斜。”
　　当然这一切也是猜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思路，不要以定论待之。
　　6、如果我们倾向于认为曹 和曹雪芹无关而是另有其人，他又住在西郊，那我们倒是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西郊一带活动的曹雪芹到底是谁？这个曹梦阮有着“庐结西郊”的明确记录，那他会不会因为有号芹溪而被讹传为曹雪芹曹芹溪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人们为了给自己的家乡增色，把不相关的人硬是赋予一个名人的身份以求引起世人瞩目，这是屡见不鲜的，钟子期、俞伯牙就在安徽凤阳、湖北武汉都有故居和墓地，真假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大书特书的曹雪芹在西郊的故事，其主角如果是这个与曹雪芹无关的曹梦阮，那就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事情啦！这个曹梦阮的确应该好好的老老实实的研究研究，尤其是他在西郊的故事。
　　7、734-105《伤芹溪居士》有“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一句，有好事者认为“白雪歌残梦正长”是作者写了《红楼梦》的暗示。此解读不妥。这句无疑是对应诗注“又善诗画”的，“北风图冷”对画，“白雪歌残”对诗。而且“白雪”用的是“阳春白雪”之典，是无论如何不能对“下里巴人”的小说的，所以这句话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个曹梦阮是没有写过通俗小说的，他的创作都是高逼格的典雅之作。故这句诗反倒成了曹梦阮不是曹雪芹的证据。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雨沽）可以不是霑之误，是霑之误也不一定就是曹雪芹，一切均为猜测。曹雪芹字梦阮没有任何其他文献的佐证，因其唯一性，你说它证明了曹雪芹的字是梦阮，我也可以说字梦阮恰恰证明了此曹霑不是曹雪芹，这是一个死循环。对于《诗稿》本身而言，本文已证实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不可能是曹雪芹的朋友，如果兴廉是《诗稿》唯一作者，则曹梦阮必不是曹雪芹。但同时本文也考证了《诗稿》并非一人所写，应该有多个作者，而且正有乾隆时期的作品，所以我们也不能否定可以有一个曹雪芹的朋友写了三首怀念曹芹溪的诗并被编入《诗稿》，曹梦阮有是曹雪芹的可能。这把我们推入了一个尴尬境地，曹（雨沽）是曹雪芹既不能被《诗稿》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取舍全在于我们的直觉情感天平倾向于那一方而已。
　　猜！猜！猜！对于“曹（雨沽）是谁？”这样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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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稿》信息明确：严格避玄烨讳宽松避旻寧讳
　　胡铁岩先生认为《诗稿》避道光旻寧讳，这个意见是对的，但这个避讳执行的并不严格，而《诗稿》严格执行的是避玄烨讳。
　　1、《诗稿》未发现与胤禛二字相关需要避讳的字。故不讨论雍正。
　　2、《诗稿》828-032《鹤鸣于九皋》“讵比鹢孚泓”胡铁岩已指出过此处“泓”未避弘历讳，故《诗稿》不避乾隆讳。
　　3、《诗稿》749-114《南苑即景》“南苑炎蒸夏景匀”“炎”未避颙琰讳，故《诗稿》不避嘉庆讳。
　　4、《诗稿》523-057《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其四》“宁敢比琼琚”、《诗稿》737-107《同刘桂岩冬夜联句》“割席宁教学管郎”根据胡铁岩先生的观点此二处宁字避讳了。《诗稿》810-019《雨雪载途》“氵寜车沾屑汁”根据黄一农先生观点“氵寜“未避旻宁讳，故《诗稿》避道光讳执行的并不严格。
　　5、《诗稿》824-029《七月流火》“佇看凉夜转”“佇”未避奕詝讳，故《诗稿》不避咸丰讳。《诗稿》538-063《闲奕》有奕字，但奕字无需避讳。
　　6、《诗稿》未发现载淳的淳字。故不讨论同治。
　　7、《诗稿》未发现载湉的湉字。故不讨论光绪。淳、湉都是单独避讳这一个字，其它相似偏旁等以及载字皆不用避讳。
　　8、《诗稿》502-047《暮春郊游四首次仰山韵其二》有“高丘古木皴”句。《诗稿》722-099《送同学张次石归东安其四》有“丘壑连村多磊落”句。丘字直书不避圣人讳。据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除了四书五经可以直书丘字而外，其他出现丘字应改为邱避孔子讳，并且改读音为期。道光《永州府志》卷18《金石略》、光绪《零陵县志》卷14《金石》、光绪《湖南通志》卷264《艺文?金石》皆将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刻为《钴鉧潭西小邱记》，此可证雍正后丘字是需要严格避讳的。
　　9、《诗稿》严格避康熙讳。
　　（1）、《诗稿》832-035《壁彩对参差》“晶莹明尽炫”“炫”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2）、《诗稿》537-063《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其四》“元鹤唳犹闻”“元鹤”应为“玄鹤”。“玄”改“元”避玄烨讳。
　　（3）、《诗稿》539-064《喜生子》“絃弧定四方”“絃”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4）、《诗稿》707-091《读史有感》“铜雀台空絃管音”“絃”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5）、《诗稿》742-110《四时閑兴其三》“琴即无絃亦不妨”“絃”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6）、《诗稿》760-120《和景星四兄初春郊游原韵》“非是谢元常自放”“谢元”应为“谢玄”“玄”改“元”避玄烨讳。
　　出现这种情况是时代发展政治环境宽松的结果，而不是有什么隐秘在其中，以避讳来判断《诗稿》的写作时间是不成立的，以此来判定《诗稿》的出版时间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在。同文书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光绪时期石印出版的《康熙字典》与《诗稿》出现的避讳情况完全相同。乾隆、道光时翻刻《康熙字典》也是要严格避后来皇帝讳的,因为字典的避讳问题乾隆时甚至出了王锡侯《字贯》案，牵连至上百人。我查了四库全书版《康熙字典》、道光七年版《康熙字典》、道光十一年王引之校改版《康熙字典》等，这些字典都是严格避后来皇帝之讳的，比如其中弘、泓均缺末笔显示。而此同文书局版《康熙字典》除了与康熙武英殿版《康熙字典》一样严格避玄烨讳外，其他胤、禛、弘、曆、颙、琰、旻、寧也一样原字直书，只是在页眉上此字所在之列的上方书“敬避”二字以作提醒，而詝、淳、湉连“敬避”二字之提醒都没有，一律不缺笔的原字直书，其它泓、濘、炎等发音偏旁近似的字也一样处理，既不缺笔也不作提醒。这也就是说至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避讳可以只执行到道光，咸丰以下不必执行，而即使执行康熙而外也仅仅执行涉及皇帝名字的单独的那些字，其它关联字则也不必执行。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诗稿》的避讳问题，它严格避玄烨之讳，关联字也严格执行，之后皇帝名字用字只涉及道光旻宁之寧，故也加以避讳处理，而其它关联用字如泓、炎、濘等均不执行避讳。它与同时代出版的同文书局《康熙字典》采用了相同的避讳方式，说明了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避讳特征，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诗稿》的确可能刊刻于其所标注的光绪己丑年的公元1889年左右。但如果以其来讨论《诗稿》的写作时间则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它不能体现原作者是如何避讳的，只能体现刊刻出版时是如何避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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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猜想与反驳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说《诗稿》托名张宜泉，兴廉宜泉就是这个张宜泉，他是作者之一是大概率可确定的，但《诗稿》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是大概率可以确定的。只是这些其他的作者到底都有谁，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我们能做的只有猜想与反驳。
　　1、因为诗词艺术创作的主观随意性，我们对诗词的解读就可能不是作者的原意重现。比如《晓过浑河渡》虽然它和写固安的诗放在一起，固安就在浑河边，那我们也不能说它就一定是后来改称永定河的浑河，辽宁也有浑河；即便它是，我们也不能说他用了浑河一语那么这首诗就一定写在改称永定河之前，他追求古韵就可以坚持用浑河而不用永定河；我们根据“澄清闻有日”一句判定它写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浑河改称永定河之前，这也是基于我们认为作者对浑河有足够的了解，并追求用词准确才得出的。浑河其后也有多次治理，如果他对浑河并不了解又或者他也并不想追求用词准确，那他在其后的任何一次治理前吟出这句“澄清闻有日”是不是也可以呢？又比如《南苑即景》“三宫冷落宸游少”他可不可以用“三宫“来泛指南苑的四个宫殿呢？又或者皇帝真的是总去四个宫殿里的某一个宫殿，而不去其他三个宫殿呢？这些都构成了对我们的解读能不能获得明确信息的挑战。好在我们还是得到了几个明确的信息的：
　　（1）、《诗稿》543-066《过马跡桥弔古》写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前。
　　（2）、《诗稿》704-089《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的夏公是道光十六年（1836）会试会元夏子龄。
　　（3）、《诗稿》724-100《书慰卜士段纯一》中的“贺高”是左季高，左宗棠。
　　（4）、《诗稿》731-103《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的作者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人。
　　（5）、《诗稿》750-114《西宫即事》写于咸、同时期。
　　（6）、《诗稿》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的作者名廉。
　　（7）、《诗稿》747-112《四时閑兴其八》的作者名字和阮籍有关。
　　（8）、《诗稿》549-068《冬暮二首其一》丝鸡、粉荔是洛阳风俗，显示作者和洛阳有关。
　　（9）、《诗稿》767-124《书答田先生宠锡佳章原韵》证明作者是一个未得中进士的举人。
　　（10）、《诗稿》独讳玄烨。
　　2、这十个信息后五个是《诗稿》中写明了的，自不待言，前五个是去掉文学创作中的夸张、比喻、拟古、想象后与实情实景比对分析出来的结果，也是明确无误的。试想乾隆三十九年（1774）后“马驹桥”三字就刻在桥头矗立的皇帝的御碑上，你如何能再有“马跡桥”之误？试想在夏公先生身上作者几乎用上了所有关于中进士的典故，极尽吹捧之能事，并梦想着籍此夏公先生自己也能得以留名千古，所以春魁独占的夏公先生不指会元夏子龄又能是谁？试想“贺高”简直就是为左季高准备的专有名词，你又能作何它解？试想引放翁诗当依放翁意，曳杖烟林的曹雪芹又怎可不是穿越时空而来？试问以“凄凉宫殿”伫听战马嘶鸣不写咸、同兵燹反写乾、嘉之平和，四万诗主弘历又岂能不在昌瑞山下赋诗一首指斥你的荒谬？这十个明确的信息让一些原来模糊不明的信息变得清晰、固定起来，也让一些原来模糊不明的信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可确定。
　　（1）、生活于夏子龄、左宗棠时代，名廉，未中进士的举人，这些信息让作者是兴廉宜泉有了时间、姓名、身份的依据，增强了其他一些可能指向兴廉的信息的可信性，使其得以成立，因此我们说《诗稿》托名张宜泉，兴廉宜泉就是这个张宜泉，他是作者之一是大概率可确定的。
　　（2）乾隆三十九年（1774）、咸、同时期的南苑、名字与阮籍相关、熟悉洛阳风俗的作者，这些信息又让在兴廉之外还有其他作者有了根据，解释了其他一些可能指向兴廉之外的信息的矛盾，使其可以共存，因此我们说《诗稿》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是可以确定的。
　　3、但这些信息除了带来了这两个确定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的灾难。这些其他的作者到底都有谁，我们根本无法得知。既然如此，除了那些明显有兴廉痕迹的诗作，他究竟还写了哪些诗，谁写了和曹雪芹的诗，谁又写了怀念曹梦阮的诗，我们就无法做出明晰的判断并给出确实而唯一的答案。这就让试图为《诗稿》下定论陷入了困境，《诗稿》所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性让人困惑不已，因为缺乏进一步详细的信息资料佐证，我们完全不清楚《诗稿》为何会是如此面貌，给不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它是如何编辑的？目的何在？为何托名张宜泉？统统不可确定。我们只能就此作一些猜测：
　　（1）、宜泉即兴廉，《诗稿》的确为张子介卿家刊本。
　　猜想：《诗稿》几乎每首诗都有诗评，所以是兴廉自娱自乐编的诗律教材，他因为只是个举人，诗作被进士们瞧不起，便想到在这种假想的指点江山的意淫中挽回面子找到自信。《诗稿》最后一诗就象是自跋，其最后一句“一任鳣堂鸟雀嗤”非常符合因极度自卑而转向固执自负从而假想出嘲笑者并向其宣战的心理状态。这其中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他搜集的朋友或其他关系人的作品。他可能并未想真要出版，所以并未对这些诗作加以区分。而根据记录兴廉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十四岁去了福建之后就再也没回北京，最后还漂洋去了台湾，可见其决绝离家的态度。离家越远越好的选择又可证明他羞愧改姓怕见熟人渴望逃离熟人社会的心理。如此可见他与家中联系不畅沟通存在问题，等到他的子孙为其整理遗留诗稿要满足他的愿望出版时，更无法准确分辨那些是他自己写的诗作那些是他收集别人的诗作，因此一股脑编进《诗稿》，造成了《诗稿》现在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也有可能这是以宜泉的诗作为主又编入家族几代人的零星作品的一个大杂烩，里面可能就有张子介卿的作品亦未可知。
　　反驳：现有文献可证兴廉有词名未有诗名，其词收入各种词集中，交游酬答皆以词为独选，可见他更得意于自己的词作。如此春柳堂应重词而轻诗，何故有《诗稿》而无《词稿》？其子孙刊刻至少也应该诗、词一本而称《春柳堂诗词》吧？难道还单独刊刻了《知鹿港词存》吗？如果有为什么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不予记录？更关键的还在于，其他交游提到兴廉时无一例外兴廉宜泉并称，而此序、跋却只提宜泉不露一丝兴廉痕迹。
　　（2）、《诗稿》为官刻本。
　　猜想：《诗稿》由内务府会计司主稿笔政德贵领衔刊印，这会不会是内务府诗赋课的培训教材，所以自序不署名，其序、跋也都是范文性质，故只是借用了兴廉的宜泉先生之字以作者之名义出镜，用以代替众多作者，所谓宜泉也赋予它权宜或以一代全之意。诗则取自历代官学教师的例作，官学即属内务府管理，教材编辑者是兴廉宜泉嫡孙张子介卿，所以大量采用宜泉的作品，曹雪芹也在官学呆过，所以也有他以及他的同事怀念他的作品。《诗稿》涉及题材众多，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符合教材全面性的要求。也因教材的性质才会将前后两首写不同时期南苑的诗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以强烈的对比来启发学生的诗绪。《诗稿》中还有几处也存在着将相同题材的诗作编在一起加以对比的倾向。春柳堂取意二月春风似剪刀，修身树人之意，故也不是什么先生真有此堂号。或者只是以内务府之名义刊刻而最终是为了出售牟利的。
　　反驳：《诗稿》有“大明”这样的敏感词汇，虽然“大明”并非一定要禁用，但官刻本应还是谨慎对待比较合理。更重要的它还不避康熙以外的皇帝讳。这如何能是内务府的官刻本？
　　（3）、有意造假。
　　猜想：在兴廉的诗稿抄本基础上夹杂其他诗作，伪托宜泉之名刊印，目的是为了证实曹雪芹的卒年。
　　反驳：为了一句话造假一本书，成本太高。1936年出版的《八旗艺文编目》录入此书，证明《诗稿》至少应出此之前，如是造假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拿出来作证据，反而在1955年由王利器发现并使用？
　　4、如果非要给《诗稿》一个定论，猜想（1）是合适的，但如果是猜想就不是定论。其实定论对于我们来说已不重要，所以我们干脆没有讨论宜泉不是兴廉的猜想，诸君可以自行脑补。这就等于说宜泉是不是兴廉也不重要了，已经不必多费口舌。我们研究宜泉的《诗稿》，要给它定论，其唯一目的是为了给曹雪芹作证，但这十个信息不但让《诗稿》没有了定论变成了猜想与反驳，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我们要就每一首诗的作者展开猜想与反驳，这就使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再生变数，变成了多重的猜想与反驳。先前，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是对张宜泉诗注及其中一个错字的猜想与反驳，至少我们认为作者明确就是张宜泉,猜想与反驳是围绕着张宜泉来进行的。现在，它成了对一个虚无作者的诗注及其中一个错字的猜想与反驳，原则上来说这个作者有是张宜泉的可能，但还有不是他又不知何人的无数种可能，而猜想与反驳将是围绕着这无数可能性来进行的。可以想见就算我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象恩华一样有十足的把握说《诗稿》就是兴廉后代的家刻本，或是生活在曹雪芹时代的宜泉的后代的家刻本，我们有了这种定论那又怎样呢？我们可以根据兴廉的特殊经历大概率判断一下那些可能是他写的诗，但那些没有经历特征或经历雷同的诗我们如何判断归他？而面对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曹雪芹时代的张宜泉我们又怎么判断一定是他写了曹梦阮呢？我们不知道这三首诗是如何被编入了《诗稿》中的，可以有无数个可能的作者写了曹梦阮，那就有了无数种可能的曹梦阮，这就是十个信息所带来的真正困扰。《诗稿》定论是没用的，除非你找到了兴廉或宜泉或编辑者的原始笔记，将这桩桩件件底细来历都记录在案，否则定论何用？知道宜泉是谁有什么重要？这十个信息让我们彻底失去了拿《诗稿》为曹雪芹作证的底气。丢掉幻想回到猜想吧！猜想就是猜想，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只有猜想与反驳，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证人缺位，没有炮制《诗稿》的当事人的指证我们只能如此。
　　5、刨除造假论，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是三个猜想相互作用组合出来的结果：
　　（1）、首先是对作者的猜想。今后我们拿《诗稿》来说曹雪芹必须在猜错字前先猜谁写了这个错字。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写了怀念曹梦阮的诗，作者是谁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主要活动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还是主要活动于道光十六年（1836），或者更早或者更晚，究竟何时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和写左宗棠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个人，相同不同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洛阳汉人还是汉军旗人，祖籍何地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名廉名兵还是别名，姓氏名谁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不是也独讳玄烨，何以如此需要“我猜”。我猜！我猜！我猜！很显然，你说是曹雪芹的朋友写了曹梦阮，其实它不过是这一连串取舍弃用的“我猜”组合出来的众多猜想中的一个，我们将其捧为圭臬，就等于把偶然当做必然，哪里能有这个道理？它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2）、其次是对诗注中一个错字的猜想。前面已经分析此不赘言。但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也是对这个错字的猜想，现在看来亦是不无可能的。那就是：（雨沽）虽是一个错字，但是是有意这么写的。733-105《题芹溪居士》、734-105《伤芹溪居士》二首诗相连，诗题处皆加注，这是《诗稿》所仅见，很是奇怪。《诗稿》给诗题加注只有三首，另一首是533-061《哭子女并丧》是给自己加注，这两首是给他人加注。这两个诗注在善诗画上内容重复，而且前诗注已经用了其人如何如何，后注又用了其人如何如何这样的统一句式也显得很单调。《诗稿》大都有诗评，有诗律教材的性质。那么这里会不会是用这两首诗在教人如何为人物加注呢？也因此才会有内容重复，句式统一、两首相接先后加注的情况出现呢？若如此曹梦阮就可以是一个完全杜撰出来的人物，作者用了一个字典里没有的（雨沽）字，是为了避免生拉硬扯、对号入座的比对造成误会。或者他参考了曹霑的经历并借用了他的不常用的霑和芹溪名号，而又演绎了梦阮和居士来为这个杜撰的人物立传也是可能的。否则曹雪芹一名更为常用，他如何会舍而不取，不在诗注中注明？这就像我向你介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而不提沫若一样不可思议，甚至是滑稽可笑的。
　　（3）、再次是对诗注的猜想。关乎此欧阳健、蔡义江有过论战已将反对与支持说的很清楚。其实《诗稿》中即有现成的例子也可参考。如果你凭芹溪相同、好饮放达、工诗善画、住在西郊就断言曹梦阮是曹雪芹无疑，作者是曹雪芹的朋友，那我也可以说《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的作者和他的禧儿与丁绍仪和他的儿子丁承禧有众多相同之处，如亲切的呼为禧儿、禧儿是老大下面有弟弟、时刻表现出对禧儿的喜爱重视与厚望、时刻表现出对其他儿子的忽视而一律不予书名、兴廉与丁绍仪同官闽峤又有密切交往，根据你的原则这一连串的巧合完全可以让我作出禧儿是丁承禧的结论，从而判定作者是丁绍仪。并且丁绍仪的结论都有实打实的文献记录，而曹雪芹和曹梦阮一样庐结西郊还只是一个今人热衷的传说。这样论证《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的作者是丁绍仪能让人认可吗？它和用诗注内容来论证曹梦阮是曹雪芹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因一系列巧合而做出的猜测，没有确定无疑的证据，如何曹梦阮一诗是曹雪芹的朋友写的能成定论？
　　面对这三个猜想，在极端的情况下曹梦阮甚至都有可能是一个虚拟出来的人物，我们如何能一意孤行的为曹梦阮是曹雪芹下定论？
　　我们说《诗稿》定论并不重要，宜泉是谁也不重要，这些问题有没有统一的答案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猜想，可以反驳。但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的定论很重要，而这个问题也没有了统一的答案，只有猜想与反驳。猜想只能是猜想，甚至都不需要反驳，你永远不能拿“哥德巴赫猜想”当定理，除非你证明了它。
　　十、结语
　　《诗稿》的时间跨度和诗家自况一会儿“称兵”一会儿“名廉”以及混乱的身份、经历、家庭信息都不支持《诗稿》是一个作者，这是一个汇集了多个时代多个作者作品的大杂烩，到底有几个作者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但其中很大概率有兴廉宜泉的诗作，并且是托其名而刊行。《诗稿》几乎每首诗都有诗评，并且涵盖了生活中的各种场景，生老病死包罗万象，琴棋书画无所不涉，诗酒酬答悉于笔下，交友怀人全在毫端，这又使得它看起来象是一本指导诗歌创作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辅材料，这样看它的诗就不乏有因为需要完备而随意杜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说：
　　《诗稿》到底是一部什么书？不知道！但我能猜！
　　《诗稿》中的曹（雨沽）是曹霑吗？不知道！但我可以猜猜看。！
　　《诗稿》中的曹梦阮是曹雪芹吗？不知道！但如果可以，我真的能猜猜！
　　在猜之前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不知道！”因此曹雪芹还不能有字称梦阮。也不能以此为证说他“年未五十而卒”。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无法对《诗稿》中复杂的信息给予确定而又明晰的解释，对《春柳堂诗稿》到底是怎样一部书难下定论，对曹（雨沽）是曹霑难下定论，对曹梦阮是曹雪芹难下定论。《诗稿》透露的信息让这些问题只有猜想与反驳，这便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唯一定论。
　　作者:禾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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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云观一节重发如下：
　　白云观即事                                佳县白云观网上文字介绍
　　蕊珠真胜地, 遥在白云边。       传说修建白云山道观时，常有白云飘浮上空，笼罩全山，李玉风感而灵之（道家以白云为帝乡仙境），遂将嵯峨岭改为白云山，庙观名为白云观。
　　山近青牛路，                  白云山地主牛登第（原河北省任邱县县丞）慷慨献地三百余垧。
　　河连赤鲤泉。                  黄河之滨，山上可望黄河大峡谷。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终南山道人李玉风辗转来到境内。当时瘟疫流行，百姓整户整村死亡，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李玉风广施方药，妙手回春，很快扑灭了瘟疫。百姓感激不尽，遂尊其为真人神仙。
　　松腴饶殿鼎，                 天启年间（1624年－1625年），建东岳大殿；道士李守鹄从山西石楼山募化松树苗三百余株栽于白云山上，至今存活16株。另一原因在于黄河两岸晋、陕之地多为黄土秃山，唯此白云山林木茂盛青松掩映。
　　芝彩结楼筵。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九重阳节藏经阁西南梁挺生一茎三花灵芝草，故又称藏经阁为瑞芝阁。
　　说有飞升术,轻难与世传。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神宗皇帝朱翊钧给白云山赐御制《道藏》4726卷，敕封真人洞为“白云洞”。此《道藏》全国仅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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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试试帖诗题目一节重发如下：
　　（1）、五言排律试帖诗诗题与清朝乡试诗题有联系，胡铁岩先生作过研究，但他作的不全面，他只关注了顺天府的乡试诗题，而没有关注其他省份的诗题。现制表如下：
　　诗题              乡试题                 年代              省份   页码
　　801-013春色满皇州  得春字   唐代乡试题 得州字、得新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03-014蓬瀛不可望 得浮字 赋得蓬瀛不可望得秋字 乾隆五十一年（1786）顺天 272
　　809-019河出荣光    得河字     唐代乡试题 河出荣光 得光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三
　　赋得荣光出河得荣字 乾隆四十八年（1785） 河南   268
　　赋得荣光出河得光字 嘉庆十二年（1807）   顺天   543
　　818-025树杪百重泉  得泉字 赋得树杪百重泉得泉字  光绪元年（1875） 四川   739
　　824-029七月流火    得流字  唐代乡试题 得流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27-031天香云外飘  得天字 赋得天香云外飘得晴字 乾隆四十八年（1785）贵州   271
　　赋得天香云外飘得香字 道光元年（1821）    云南  592
　　828-032鹤鸣于九皋  得鸣字    唐代乡试题 鹤鸣九皋 得皋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五
　　赋得鹤鸣九皋得声字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山西  251
　　赋得鹤鸣九皋得皋字 嘉庆五年（1800）     云南  530
　　829-033秋月如圭   得圆字 赋得秋月如圭得秋字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云南  294
　　832-035壁彩对参差  得看字    李商隐《赋得月照水池》，毛奇龄将其选入《唐人试帖》，冯浩认为它不是试帖诗。但月照水池是唐试帖诗的题目。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43-044四时殊气    得阳字 赋得四时殊气得阳字 乾隆五十四年（1789） 顺天  284
　　其中页码是指在中华书局1982年版，法式善等著《清秘述闻三种》一书中的页码。《树杪百重泉》一题前面已分析过，它与乡试同题，但应与乡试无关。此外，《河出荣光》与唐代诗题相同，而清代诗题为《荣光出河》；《鹤鸣于九皋》与唐代、清代《鹤鸣九皋》皆有所不同。而且其所得之字大多与乡试诗题所得之字不同韵。据此我们无法判断这些题目是否一定参考自乡试，它们不能作为断定时间的证据。《四时殊气》一题放在试帖诗的最后应该有总结之意，提醒人们他的试帖诗是按照春夏秋冬排序的。而且这诗题是乾隆亲自出的，故也可表不“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