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诗稿》破解，里面的姚文田、夏子龄、左宗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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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柳堂诗稿》:信息、猜想与反驳
　　禾在宇
　　一、前言
　　《春柳堂诗稿》（以下简称《诗稿》）因其中有写及曹雪芹、曹梦阮的诗而备受世人瞩目，研究者众，研究文章堪称汗牛充栋。这些研究究其实质，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宜泉是谁？把研究定位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我们已经先入为主的预设了一个结论，即有一个叫宜泉的人，不论他生活在哪个时代，不论他是不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朋友，他写了《诗稿》，是《诗稿》的唯一作者。我们的坚持与反对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诗稿》诗词的解读也是如此。对其中诗词有过研究的学者遑论赞成与质疑皆循此径。他们认为《诗稿》是一个完备的整体，有清晰的逻辑脉络，甚至以为有一条时间主线贯穿始终。有此成见他们都对《诗稿》体现出的人物身份错位，人物心态迥异，人生立场多变的混乱之处视而不见，以为这正表现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丰富与成长，他们的对立只在于以一个时代反对另一个时代，而对文本本身的矛盾不置一词不发一语，甚至有对关键性证据选择集体沉默之嫌。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时代除了对立还可以兼容，就看你怎么理解《诗稿》的编成。正视矛盾，正本溯源，笔者不揣鄙陋，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故得以发现《诗稿》中蕴含的信息丰富而惊人。这些信息推翻了我们赖以立论的基础，即宜泉写了《诗稿》，是《诗稿》的唯一作者这一先入为主的结论。信息向我们展示了《诗稿》构成的复杂性，它虽以个人专集之名刊行，其中有张兴廉宜泉的诗作，但《诗稿》诗作绝非一人完成，其诗词创作的时间跨度最长有可能在三百年以上。这昭示着“宜泉是谁？”这一问题的终结。今后我们将要回答的应该是“作者都有谁？”、“诗写了啥？”、“何以会如此？”这样的问题。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梳理出来《诗稿》与曹雪芹的真实关系，也才能确定《诗稿》记录的信息是否可以作为证明曹雪芹身世的确凿证据。本文即是在对《诗稿》诗词初步研究后，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的尝试，不足之处恳请指教。
　　为方便研究，使读者诸君能快捷比对，本文将《诗稿》诗词进行了编号。《诗稿》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诗稿》录有五言排律43首，五言近体诗86首，七言近体诗67首，共计196首诗。编号原则为：五言排律因多为八韵故以8开头，五言近体诗以5开头，七言近体诗以7开头，后面是顺序号，横杠后面是诗词诗题所在的页码。比如704-089，是说七言近体诗的第四首《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一诗，该诗诗题在第89页上。以下引用《诗稿》中诗词皆如此，不再单独注明。
　　二、《春柳堂诗稿》的情况
　　1、《诗稿》影印本的底本藏于原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据王利器说此本应为杨钟羲旧藏，由其介绍杨氏后人卖给了国务院文化艺术局。但是此藏本无任何与杨钟羲有关的信息。杨钟羲名号甚多，藏书章也有多个，诸如“留垞”“芷晴审定”“芷晴考藏”“俨山簃”等，这个藏本没有杨氏藏书章，却有恩华的 “詠春所收” 藏书章。是不是因为杨钟羲的名头大而胡诌出来奇货可居呢？这是值得怀疑的。据王先生介绍这些书本来是杨氏后人要卖给他的，他也有能力收购但是他没要，后由他介绍给郑振铎收于国库。他是在杨家清点这批书时发现了《诗稿》的。【见王利器：《楼外寻梦记》，《文汇月刊》1982年第8期。】但杨氏藏书却无杨氏钤章，这是不是很奇怪呢？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可这的确为《诗稿》造假论提供了证据，此《诗稿》是否曾经杨钟羲收藏应打个问号。
　　2、吴恩裕在其所著《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的《懋斋诗抄稿本考》一文中说：
　　1954年…….竟然在写《八旗艺文编目》的恩华氏（已故）家里发现大批乾、嘉之际的满洲人著作，其中还有许多手稿。《延芬室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钞》等等都在内。全部书籍二千八百余册，都由郑振铎先生见嘱代洽售与文化部，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如果这与王利器说的不是同一本，则北图至少藏有两本《诗稿》，那这另外一本哪里去了？如是同一本因其上有恩华藏章，我们只能说是王利器记错了，影印底本《诗稿》出自恩华与杨钟羲无关。
　　3、通过古籍普查登记查询可知《诗稿》除在国图外，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各有一藏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有一本，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有两本，因此暂知总共有七本存世。
　　

　　4、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的两本《诗稿》，黄一农先生亲自验看过。其一封面贴有墨笔浮签，记曰：“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乙本实无可选，拟汰去不录。不选，华注。”【见上图。黄一农：《二重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428页】这是黄一农先生的识读。此注有两点值得讨论。首先，其中“不选”二字与“实无可选”之“选”和“汰去不录”之“不”写法明显有区别，字体大小也不协调，应可判定为两人所书。其次，黄先生识读为“乙本”之“乙”字当可商榷。愚以为此“乙”应识读为“七”。 识读为“乙本”与下面的话没有有效联系，实在不明其有何指。如果“乙本”是为藏书做的编号，能说明此人不止藏有一本《诗稿》，但同样是《诗稿》你总不能说编号甲本的就可选，乙本就无可选吧？除非《诗稿》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又差别很大，则“乙本”说法或可成立。但现在并未发现《诗稿》其他版本存在。识读为“七”是说此人应该藏有七本《诗稿》，所以标注为“七本”，后文的“实无可选”是针对《诗稿》本身的，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藏有七本《诗稿》，但《诗稿》中诗词水平太低，竟然选不出一首像样的，所以我不准备将《诗稿》录入我编辑的书中。明乎此，此浮签则应分识成两个注。某华注曰：“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七本。实无可选，拟汰去不录。华注”。某第二人注曰：“不选”。这样可能更为合理。
　　5、“华注”之“华”是不是恩华，只能猜测，没有定论。但恩华的确是自称“华”的，在《八旗艺文编目?跋》中他说自己“华之读书鲜，见闻隘”可资佐证。中科院藏本如也是恩华所藏，基本就可以判定“华注”之“华”是恩华，而恩华确曾收藏有多本《诗稿》，这能反证“七本”的识读是正确的。笔者就此曾向有关图书馆发邮件咨询，但没有得到回复。在此希望有能力者能担此任务，将此问题厘清。
　　6、我们可以猜测一下：中科院的藏本才是王利器所说的杨钟羲藏本，而此本是恩华送给杨钟羲的，故有其“华注”贴条。杨、恩二人交谊匪浅，恩华在《八旗艺文编目?例言?第七条》中说：“杨子勤先生代定名《八旗艺文编目》。”恩华把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的定名权交给了杨钟羲，可见对其敬重，互赠藏书是在正常不过的了。那么这个“不选”之注就可能是杨钟羲所作，他可能认为《诗稿》没有可以选入《雪桥诗话》的内容。真相如何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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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稿》信息可证：此宜泉正是彼兴廉
　　1、关于张宜泉：
　　（1）、《诗稿》贵贤序有“宜泉先生久轻轩冕”、“张子介卿持伊先大父遗稿”之句；延茂序有“宜泉隐下僚”、“先生嫡孙张子介卿”之句，故断此人为张宜泉。
　　（2）、为《诗稿》作序、跋及刊印者贵贤、延茂、济澄、德贵皆为八旗满人或汉军，因此推测此张宜泉亦应为八旗满人或汉军的可能性很大。
　　（3）、通过《诗稿》自序可知其人有“家门不幸”之事，故“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
　　（4）、嘉庆、道光年间出版的八旗或汉人诗文总集皆无其踪影。特别是收入了自清初直至嘉庆初年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534位诗人的诗作共6000余首的《熙朝雅颂集》亦无其踪影。如若他是主要活动于乾隆朝的人物，这就与《诗稿》所表现出来的他交友广泛、唱和繁多的现象是有矛盾的。
　　2、关于兴廉宜泉：
　　（1）、关于兴廉的经历，张书才先生总结的最为简洁明了，特录如下：
　　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姓氏未详。内务府包衣汉人，隶镶黄旗包衣汉军（或称内务府镶黄旗汉军）旗籍，祖籍（先祖归旗前的原籍——户籍所在地）辽东铁岭。嘉庆五年（1800）出生，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顺天乡试文举人；道光十年前后考取笔贴式，十七年充玉牒馆清书誊录，“告成议叙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三年初选授福建邵武府光泽县知县，十月初十日抵任，旋以“赴任违限五月以上”降二级调用，后经查明迟延原由，免降调，留省另行补用；道光二十八年由署漳平县知县补授侯官县知县，旋因“神光寺事件”革职，留省效力；咸丰八年（1858）补授台湾府鹿港同知，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66年1月24日）在任病故，享年六十六岁。【张书才：《此兴廉不是彼宜泉——释疑之一》，《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
　　（2）、兴廉道光二十三年（1843）初选授福建光泽知县赴任违限，其原因张书才引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奏请以署漳平县知县兴廉补授侯官县知县折”已考清楚，“嗣查该员赴任迟延，系因留省查看及调办闱差所至”。【《宫中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第467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参见张书才《此兴廉不是彼宜泉——释疑之一》（《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本人未阅原档，全部采用张书才所引录文字。】此点最为紧要，故特录出。
　　（3）、关于兴廉姓氏，文献多不记录。唯有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七《跋兴宜泉司马摹富春山图册》里说：
　　富春山图册，周芸皋观察凯所作也，旧存兴宜泉司马处，余爱玩赞叹，司马遂备临以赠，于原册形似兼神似，不仅优孟衣冠也。司马戴姓，名兴廉，汉军孝廉，官侯官县令，迁台湾理事司同知。工填词，善度曲，绘画特其馀技。与余同官闽峤，相视莫逆，今判袂已十七稔矣，天涯海角，鳞羽罕通。回忆当时酒阑灯炧，带醉酣歌，赏心读画，如前日事，此乐已杳不可得。展册重阅，为之怃然。【[清]李佐贤：《跋兴宜泉司马摹富春山图册》，《石泉书屋类稿》卷七，第21叶，同治十年（1871）刻本。】
　　李佐贤(1807—1876年)，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县左家庄人。关于“司马戴姓，名兴廉”网上曾有讨论认为断句应为“司马戴姓名兴廉”，“戴”取其字意“增益”引申为“加于上”。则“司马戴姓名兴廉”就可以理解为“司马冠（举）姓后名字叫兴廉”。认为他姓“兴”而不是姓“戴”。但“戴”字其他文献均未见有如此用法，故不取。仍以其姓戴为是。如其真以“兴”为姓，李佐贤完全可以有更明确的文字加以运用，如用“冠姓”一词，何必用“戴姓”一词来表达以造成歧义？李文中又说与之“同官闽峤，相视莫逆”，他总不会连兴廉的姓氏都搞错了吧？因此有文献明确记载的是：兴廉姓戴。
　　3、张宜泉与兴廉宜泉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1）、把张宜泉与兴廉宜泉联系起来的是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以下简称《编目》）一书。它记载《诗稿》为汉军兴廉著。也就是说他认为兴廉是张兴廉，和张宜泉为同一人。这是目前仅见的把张宜泉与兴廉宜泉联系起来的记录，有唯一性。当然这也就是说：兴廉姓张。
　　（2）、有一个误解需要加以澄清。此误解欧阳键、樊志斌等先生均曾指出过，在此予以强调一下。世人多以为首先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杨钟羲，恩华是沿袭了杨氏的说法，其实这是误读王利器先生的文章所致。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说：
　　据蒙古巴噜特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别集五：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一八一九）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恩华关于兴廉的简单介绍，是本之于杨钟羲。杨钟羲的《白山词介》卷三写道：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汉军镶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官侯官令，升鹿港同知，工画。【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光明日报?文学遗产》61期，1955年7月3日。】
　　王文所引杨钟羲的《白山词介》根本没有提到过《诗稿》，它只介绍了兴廉。而且王先生有何证据说恩华关于兴廉的介绍来自于杨钟羲，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他引入杨钟羲可能是杨钟羲比恩华更有名望，因此他的介绍人们更愿意相信吧。王先生动机何在，我们不必过多揣测，但他如此行文却的确为后人理解造成了混乱。现在应该明确，将《诗稿》与兴廉相联系的是恩华而不是杨钟羲，虽然他很可能参与其中，甚至是始作俑者，但毕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4、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外证此宜泉正是彼兴廉的内在逻辑：
　　反对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学者多对恩华的说法不屑一顾，但他们也都拿不出实质的证据来举证，他们只有一句话：恩华就是不可信！这样带有情绪化失去客观性的研究是不可取的。当然也有学者认可恩华《编目》的记录，认为是真实可信的，但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恩华《编目》的证明其实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的：
　　（1）、国图藏本《诗稿》有恩华“詠春所收”藏书章，它恭恭敬敬的盖在了《诗稿》正文第一页宜泉先生著五字的右边，印的底边与“著”字的底边完美的在一条直线上，看起来整齐而美观。这说明恩华对其收藏的《诗稿》是重视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大概率是读了《诗稿》的。而如果上面分析的“华注”被证实确为恩华所“注”，那就可以肯定他是读了《诗稿》的，否则他是如何得出实无可选的结论呢？既然他读了《诗稿》，那么不论他认为《诗稿》的诗词水平如何，他都应该了解《诗稿》里有一个曹雪芹。还有三个和曹霑很像的曹（上雨下沽，见下图。字典里没有这个字，因此打不出来，应是一个刻错了的字,一般认为是霑字，但也可能是别的字错刻而成的，所以以下皆用雨沽代替）。曹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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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看恩华《编目》子部稗说关于曹霑《红楼梦》的记录：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汉军曹霑著，高鹗补著。曹霑，字雪芹，又字芹圃，曹寅孙。【恩华：《八旗艺文编目》，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他是了解《红楼梦》的，知道曹霑是曹雪芹，还知道他另有一个字是芹圃。其实即使他的书中没有记录曹雪芹，他也应该知道曹雪芹，因为民国时期曹雪芹早就名扬天下了。更何况他还记录在案，而其记录甚至能显示他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作过考证的。一般我们都说“高鹗续著”但他这里说“高鹗补著”，“补”与“续”是有不同的，如果不是作了一些研究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如何能采信“补著” 的提法而弃用“续著”的提法？以此可见他研究过《红楼梦》，熟悉曹霑、曹雪芹这些名字。
　　（3）、根据上文所引《编目》别集五：“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一八一九）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恩华对兴廉是了解的，至少知道他是嘉庆己卯举人，知道他大概生活的时代，知道他大概的经历过往。并认为他就是《诗稿》署名的唯一作者张宜泉。
　　（4）、《诗稿》731-103《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一诗，即使我们认定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它也不能构成判定时代的证据，因为这完全可以是诗作者追和前人之作。即如贺铸《青玉案》词一出，因其“梅子黄时雨”一句，百年间追和贺梅子者无数。其诗首联“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遊寄兴深。”仿佛是作者与曹雪芹亲临现场了，但也可以解读为是作者化身曹雪芹亲临现场来还原当时的场景之意。这首诗可以不在当时、不在当场而作，作者可以和曹雪芹没有交集，不是同时的人，因此不能成为判定作者生活时代的证据，也就对恩华作出张宜泉是兴廉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这首诗的作者百分之百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的人，后面将详加讨论。
　　（5）、《诗稿》515-053《怀曹芹溪》、733-105《题芹溪居士》、734-105《伤芹溪居士》可证作者与曹芹溪交往很深，确定曹芹溪就可以确定作者生活的时代。曹芹溪是谁可以对恩华的判断产生影响。
　　（6）、假如恩华不对曹芹溪进行考察，不关心曹芹溪是谁。说明恩华对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这个结论很有信心，证据充分不用再多作考证。
　　（7）、假如恩华对曹芹溪进行了考察，知道曹芹溪是谁，那他知道的曹芹溪一定不能是曹雪芹，因为他有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结论在，兴廉宜泉不可能与曹雪芹有交往，因此他知道的曹芹溪或者是支持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这个结论的，或者与这个结论不产生矛盾，不能否定这个结论。
　　（8）、最大的可能是恩华对曹芹溪进行了考察，一开始是将曹芹溪与曹雪芹相联系的,我相信大多数了解曹雪芹的读者在读到《诗稿》曹芹溪的信息时都会把他们联系起来，但恩华最后得出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结论证明他否定了曹芹溪与曹雪芹的联系。这表明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证据的可信度要远远大于曹芹溪是曹雪芹的名号相近的不必然证据的可信度。如果坚信《诗稿》作者唯一，张宜泉是兴廉宜泉与曹芹溪是曹雪芹，两个结论必取其一，不可共存。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恩华的逻辑思路。上面已经列明，恩华了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也了解兴廉，知道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那么如果他读到了张宜泉《诗稿》中的曹芹溪并认为他是曹雪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如何会把《诗稿》的作者张宜泉和嘉庆己卯举人兴廉联系起来呢？他应该跟我们现代人遇到此问题时所做出的反应一样，先拿曹雪芹来确定《诗稿》作者张宜泉生活的时代，然后再对比兴廉生活的时代，进而一票否决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可能。但现实是他没有给出我们认为合乎逻辑的结论，而是给出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这个我们现在看来不合逻辑的结论。他怎么会置这么明显的矛盾于不顾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难道仅仅因为宜泉二字的重合就匆忙得出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不但逻辑上说不通，在情理上也说不通，难道他的《编目》是不作一点考证的胡编乱造之作吗？他得出此结论，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有我们现代人现在所不知道的证据。他有在他看来确定无疑的证据证明兴廉是张宜泉，所以，他才会有此结论。正因为有此确凿的证据在，他才不会拿《诗稿》中的曹雪芹来反对兴廉是张宜泉，这个证据消解了曹雪芹这个证据，因为这个证据更加有证明力、说服力，他只能采信，所以他只能否定曹芹溪是曹雪芹。这难道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吗？此种情况最能证明恩华的证据可信。
　　（9）、如果我们认定“华注”之“华”是恩华，我们甚至能大致还原他考证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一个过程。如 “华注”是恩华所为，恩华并没有诗选之类的著作现世，他只有一本《编目》在世，那么很自然“注”中的“选”和“录”当然指的就是“选、录”入恩华自己所编辑的《编目》中，否则这个“选”和“录”又是何指呢？我们现在知道《诗稿》是被选录入了《编目》的，此注的出现正呈现了恩华起先原不打算将《诗稿》选入《编目》，后又改变看法决定选入的经过。恩华先读了《诗稿》序文，知道作者是张宜泉，但他不知张宜泉是何许人也，又因《诗稿》将五言八韵的试帖诗编辑在前，他在粗读之下当然以为这些都是试帖诗的水平。在清末民初科举已被彻底搞臭的情况下，与科举有关联的一切肯定不被重视，尽管恩华本身是个进士。而试帖诗又是有些文人本来就羞于启齿，愧于谈论的，并且也与其《编目》所冠书名“艺文”不符，因此他认为《诗稿》“实无可选”“拟汰去不录”入《编目》中，并写了“华注”一条。而后因某种机缘巧合他考证出张宜泉原来就是兴廉宜泉，而兴廉宜泉工诗词、能画、善倚声在八旗文人中并非无名之辈，他细读之下发现《诗稿》除了试帖诗还是有一些感时伤怀之作的，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决定选录。这个先汰去后录入的过程也说明恩华编辑《编目》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他在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问题上是小心谨慎的，是掌握了确实证据才作出的，不是一句“不可信”就能轻易否定掉的。
　　（10）、吴纪新在《八旗艺文编目?前言》中曾统计该书共录有1034位作者，其中有146人为恩华所不了解，故注明为俟考。这说明恩华对自己不知道的作者落笔是严谨的，不会无端地胡说八道，他有什么理由单对张宜泉妄下评判呢？
　　（11）、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恩华的朋友圈是如何与张子介卿的朋友圈交织在一起的。为恩华《编目》定名的杨钟羲称宗室爱新觉罗?盛昱为表兄，两人亦师亦友，盛昱编撰的《八旗文经》杨钟羲即参与其中。盛昱是宗室乡试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第一名解元【[清]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41页】。他与缪荃孙、沈曾植称谈故三友，缪荃孙是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进士。据万维百科贵贤是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乡试举人，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进士。贵贤大概率参加的是顺天乡试，所以盛昱与贵贤是同年，同拜在倭仁门下【《清秘述闻三种》722页】。若贵贤不是参加的顺天乡试，那也没有问题盛昱的密友缪荃孙与贵贤同为光绪二年（1876）进士，铁定是同年，是年其中一位主考官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清秘述闻三种》741页】，故二人同拜在崇绮门下。倭仁、崇绮与恩华同是蒙古八旗人，又应为恩华所熟知，因为年纪关系恩华不可能结交倭仁但认识崇绮还是有可能的。《八旗文经》的序文是张之洞所作，张之洞曾保举盛昱与杨钟羲。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探花，为恩华《编目》写序的宗室爱新觉罗?宝熙之父奎润亦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延茂也是同治二年（1863）进士，故三人是同年。其中奎润与潘祖荫、翁同龢又是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顺天乡试主考官【《清秘述闻三种》760页】，而杨钟羲是此年举人，故奎润与潘祖荫、翁同龢又是杨钟羲的座师。而潘祖荫还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会试主考官之一【《清秘述闻三种》762页】，杨钟羲是此年进士，故潘祖荫是杨钟羲的双重座师。潘祖荫、陈介祺、李佐贤是共同的金石爱好者，互有研究心得的频繁交流，而此李佐贤正是兴廉的至交。根据万维百科济澂是光绪元年（1875）乙亥科举人，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进士。如果济澂参加的是顺天乡试，这一年的其中一个主考官是崇绮【《清秘述闻三种》735页】，所以济澂与缪荃孙、贵贤同为崇绮门下。如其不是参加的顺天乡试，那他是光绪九年（1883）进士，这一年的一个主考官是张之万【《清秘述闻三种》760页】，所以他是张之万的门人，而张之万是张之洞的堂兄。两个朋友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纠缠在一起了，根据这个网络恩华如果想了解张宜泉、兴廉的底细很难吗？他用得着忽悠吗？现在你还要不负责任地说恩华的记录是胡说吗？我们现在揭示的仅仅是借助了一部《清秘述闻三种》在网上随便一查的结果，如果象黄一农院士那样作e考据，盛昱、杨钟羲、潘祖荫、恩华、奎润、宝熙、张之洞、张之万一定会与张子介卿、贵贤、延茂、济澄、德贵、兴廉、李佐贤更加深度地交织在一起。与其用e考据去强拉硬配得出一个虚妄的无可证明的张宜泉、曹雪芹的朋友圈，不如作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看看恩华一干人是怎样真实的与张子介卿一干人产生可靠而密切的联系的。盛昱、杨钟羲、恩华都热衷于旗人八卦，一生致力于为旗人艺文扬名，他们有此能力更有此资源，他们是将八卦当作事业来做的，是严肃认真地做事的人，他们的记录是可信的。据此我们要问一问那些否定恩华的人，你们的底气何来？证据何在？现在天平已经向支持恩华的一方倾斜，是该让否定者拿出反证的时刻了，如果没有还是乖乖地承认恩华的记录吧！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说恩华的《编目》证明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它是严肃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在没有实质性证据推翻它之前，是可以采信的。恩华必须先否定曹芹溪是曹雪芹，化解掉曹雪芹与兴廉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出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结论，而他得出了这个结论，说明他确实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掌握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实质证据，从而否定了张宜泉可能生活在曹雪芹时代的直观认识，恩华的《编目》为张宜泉是兴廉宜泉提供了外在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外证。
　　5、《诗稿》诗词信息内证此宜泉正是彼兴廉的外在分析：
　　（1）、《诗稿》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有句曰：“名廉仲子操犹狭”。 此句用《孟子?滕文公下》陈仲子之典来说明他离母在外，下一句用匡章说他离开父亲。陈仲子，孟子已经定性他不廉，朱熹、范祖禹更斥之为：“无亲戚君臣上下，是无人伦也，岂有无人伦而可以为廉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和自身有某种巧合，恐怕不会轻易拿来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此处应该是一语双关，既是说的陈仲子，又是说的自己名廉排行老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人名廉，或名某廉或名廉某，如果认为《诗稿》作者唯一，则根据序、跋其人又有字或号是宜泉。这当然也就与名兴廉字宜泉的鹿港同知产生了联系。
　　当然若坚持原典原用，不认为作者名廉也没关系，请继续看以下的证据。
　　（2）、《诗稿》有五言排律43首，其中有41首是五言八韵排律，这些诗是严格按试帖诗的规则创作的。试帖诗要求一首诗只能用一韵，且只能是平声韵；第一句要破题，第二句必须承题，也就是这两句必须要把题目中的重要的字词意境表现出来，最好是把题目的字词直接用上；三、四、五、六、七句要诠题，足题，就是罗列词语铺陈解释题目；第八句结题，一般这句要指出题目用典的出处及哲理所在，这样考官就会知道你真的明白了题目的含义，就会给你高分。这41首诗全部都用平声韵，无一例外，一、二句都是在破题、承题，其他句也都符合要求。因此说这41首诗词全部都是按照试帖诗的规则来写的，这应该能得到共识吧？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人这么热衷于试帖诗，他的目的何在？原因何在呢？如果说是为了备考，这能解释的了吗？你会把你高三写的作文留着结集出版吗？而且正常来说文人多以写试帖诗为耻，是羞于提及的，更不要说刊刻出版啦。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什么人能这样呢？很大概率是从事着与科举有关的工作的人才会这么做，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写试帖诗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以写试帖诗来怡悦性情并以此为乐。比如纪晓岚、梁章钜、张之洞都有写试帖诗的爱好，他们就都有担任地方学政（教育厅厅长）或乡试、会试主考官之职的经历。而上文已经提及兴廉到福建一报道就被分配“调办闱差”，并因此耽误了上任。这就说明他在去福建之前很大可能也是从事着“闱差”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到了福建才会因为熟悉这方面的工作而被临时调用“调办闱差”。而所谓“闱差”只听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正是与科举有关的工作。所以这些试帖诗能与兴廉“调办闱差”的经历比对上。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和设馆教徒的老师有关，老师给学生示范写试帖诗也完全合理。
　　（3）、41首试帖诗习作，其中有二首试帖诗比较奇怪，此二诗的题目没有出处，它们很大程度上与福建有联系，需要重点讨论一下。这二首诗是807-017《风过瓶梅笔砚香》、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我们知道试帖诗的诗题需要有明确的出处，不能随便编一句话就拿来做题目，创作者要根据题目源出的上下文展开铺陈与堆砌，最后结题也要回到这上面来，判断试帖诗好坏的依据也在于此。他的这些试帖诗其中38首的题目都能找到出处，但有三首诗的诗题没有明确的出处，其中就包括这二首，诗题不知出自哪里。那为什么会说可能与福建有联系呢？《风过瓶梅笔砚香》一题，没有作者，不知年代，网络搜索多以其为对联的一句，完整的联语是“雨余窗竹图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渔妇晓粧波作镜》一题，没有作者，不知年代，网络搜索多以其为诗钟的一句，完整的诗钟是“渔妇晓粧波作镜，牧童午睡草为毡”。所谓诗钟简单说就是对联，但它是限时对联，是文人比赛才思敏捷的一种游戏。比赛时先点一柱香，在香上系上丝线，线的另一头系一枚铜钱，底下放一个金属盘，香烧断丝线时，铜钱就会掉在金属盘里发出响声，此时参赛者就要交出诗作，因所发响声像钟声一样是为了报时，故称诗钟。我们在这里不得不作以上简单介绍，因为这不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这不是一个全国普及性的游戏活动，它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诗钟正是起于嘉庆，发扬于道、咸，盛行于闽地的一种文人娱乐活动。而此时此刻兴廉正宦游福建，寄居闽乡。我们说这两个诗题可能都来自于闽地诗钟，作者与福建有关联。
　　（4）、而其中《渔妇晓粧波作镜》一题，即使是有明确的出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被选为正式科举诗题的。因为试帖诗在诗歌风格上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庄重典雅，禁止风花雪月，小说、戏曲中的词句都是不准引用的，不能香软浮艳，即姚文田所谓“闺房情好之词，里巷忧愁之作，不容一字阑入行间”。【[清]梁章钜：《制艺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514页。】而这里竟有如此香奁体的诗题出现，可见他写这些试帖诗并不完全是为了示范和备考而作的习作，应该有个人喜好在里边，是自娱自乐之作。如此说来这个作者是教书先生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你就是在误人子弟，作为老师写出这样的示范诗，师道尊严何在？细究起来，这里甚至还有一层冒犯在里面，如果张宜泉生活在曹雪芹的时代，正处于乾隆朝文字狱的漩涡中心，他真的敢以此为试帖诗的题目来调侃挑战乾隆的权威吗？《诗稿》中还有试帖诗体现了战乱、伤怀、牢骚等内容，远远超出了乾隆时代的试帖诗以单纯颂圣为主的要求，后面将加以讨论。所以以此为试帖诗题目，即使是自娱自乐也还是发生在清中晚期比较合理。而像这样的诗题本身充满着画面感，应该是画家所特别钟爱的题材。《诗稿》519-055《詠鸟啼竹丛明月图》也说明作者精于鉴画。因此我们说这个作者不像是教书先生，个人又可能爱好画画，可能生活在清中晚期，偏爱《渔妇晓粧波作镜》这一题材，以此为题，创作了一首对科举来说完全没有参考意义的试帖诗。
　　（5）、生活于清中晚期的兴廉工诗善画，偏爱《渔妇晓粧波作镜》这一题材,曾以此为题画扇面，并在其上题词一首。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录有兴廉五首词，其《苏幕遮》一阕，题《题渔妇晓粧波作镜画扇》词曰：
　　鬓蝉鬆，钗凤亸 ，星眼朦胧，睡起娇无那。欲展菱花心意惰，蓦地东风，吹散萍千颗。浪纹平，云影堕，软碧玻璃，莫漫轻弹破。试罢晨妆移画舸。唼喋游鱼，尚趁残花朵。【[清]丁紹儀：《兴廉词五首》，《國朝詞綜補》卷三十， 第6叶，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僖序刻本。】
　　《诗稿》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诗曰：
　　晓镜渔家别，临粧面水波。安常梳有侯，习惯照无佗。似铸斑全没，非悬晕已磨。绿云连鬓捲，红雨拂眉过。鱼唼残脂腻，鸥沾污粉多。菱窗晨袖挽，荷槛早裙拖。笑戴垂竿笠，羞披举网蓑。圆灵良可跻，长愿接姮娥。
　　这两首诗、词韵字发音相同，只是声调不同。词用上声二十哿仄声韵，诗用下平五歌平声韵。虽不是用原韵，但也是用了最相近的韵了。这就很像是先作了一首，感觉未能尽兴，遂又再作了另一首。词作有“无那”“ 唼喋”这两个不常见的词，“无那”又出现于《诗稿》809-019《河出荣光》“余霭羡无那”一句中，而《渔妇晓粧波作镜》诗“鱼唼残脂腻”就立刻用上了“唼”字。词的点睛之笔“唼喋游鱼，尚趁残花朵。”与诗的出彩之句“鱼唼残脂腻，鸥沾污粉多。”其构思、意像、用词惊人的一致，都在以鱼游来以动破静，增加画面感。其他如“鬓”“云”“菱”等关键字也都使用重叠。因此我们说这两首诗、词，韵发同音，平声诗仄声词，审美情趣相同，情感意图一致，有互相参照、承接的关系，有很大可能是一人所作。
　　（6）、排律中还有一个诗题也值得一说。816-024《蜻蜓》，这样的题目其来源谁能说的清呢？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好题目。但无法判定来源还不是它的主要问题，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两个字的题目。试帖诗的写法有很大一方面是要围绕着诗题的文字大做文章，诗题的文字多限制就多，就不利于自由发挥，诗就不容易作好，因此对考官评判有利；诗题的文字少自己发挥的空间就大，诗作起来就相对容易，但是这对评判是不利的。出题者是知道这个道理的，所以有清一代普通的乡试会试只有一次考题是两个字，在宗室考题中因为要求低倒是多见。这唯一的一次题目是“赋得《桂露》得圆字”。【《清秘述闻三种》757页】我们独家发现这个题目出的有故事，完全是主考官个人意愿的体现，前人未见述及。所谓桂露就是秋露，源自吴均《秋念》“箕风入桂露，璧月满瑶池。”一句。即使你不知道它的出处，你也知道这是秋天的故事，也差不多都能扯到月亮上来，因此很难考察出考生的真实水平。但这个考官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出这样的题目呢？原来他是在耍小聪明以此祝福自己。桂，八月桂花香，代表乡试举行的时间；露，主考官博迪苏，字露菴【《清秘述闻三种》756页】，所以露代表了他自己；圆是圆满。这无疑是“祝我博迪苏主持的这届乡试圆满”之意，考生们肉麻的对桂露的颂扬也尽为其所受用。可见此两字题目绝对是考官心血来潮，肆意妄为，独断专行的偶然性产物，故此前没有出现过，此后也再无可见。而《蜻蜓》与《桂露》这两个诗题是紧密相连的。它们都是秋天的景物，题咏蜻蜓的诗句多半要牵扯进秋露，这首《蜻蜓》就有“斜阳晓露时”这样的句子。《蜻蜓》有演绎《桂露》的意味在。这对于兴廉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他是肯定知道《桂露》这个诗题的，甚至可以是这个诗题命名的参与者。此《桂露》诗题出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福建乡试，这一年乡试时兴廉正在闽“留省查看及调办闱差”。他是完全有可能与同好拍马、献媚向博迪苏奉上此考题而被采纳的。因此说《蜻蜓》一题是受到了《桂露》的启发而来的。但《蜻蜓》一题还是过于简单儿戏了，这就像给大学生出了个小学生的题，作为一个试帖诗的资深爱好者，张宜泉应该不屑为之，但他又的确这么做了，这背后就应该另有原因。我想张宜泉以此为题是为了纪念这次唯一一次出现了两字诗题而自己又亲临现场了的乡试，所以取了与《桂露》有联系的《蜻蜓》一题，并借以抒发命运的不公。其尾联以“升高仍避患，拍网怕儿持。”来作结题，这与试帖诗多以欢乐祥和的颂圣句结题是不同的。“升高仍避患”之“仍”应为“为”或“乃”之误刻，全句为“升高为避患，拍网怕儿持。”有戏谑与抱怨之意，这似乎就是兴廉对因为调办闱差造成赴任违限而招致无来由的处分的不满之流露。蜻蜓好端端的在天上飞，宵小小儿张网以待，无妄之灾，从天而降。别人借《桂露》而中举，他却因之受伤害。此诗无疑是得“时”韵的，现实中他却不得时运，甚至是背时运。古人写蜻蜓的诗词有很多，而一般试帖诗又都要有所本来，这首诗的所本何来呢？因其结题一句我们认为它应该本之于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中的第二十一首，其前两句诗云：“蜻蛉游天地，与世本无患。飞飞未能止，黄雀来相干。”陈子昂感遇的是魏冉，他人之事，故用黄雀亦庄亦谐。张宜泉以“儿”代“黄雀”，因他感遇的是自己之事，所以他便“庄”“谐”不起来，只剩下“恨”与“骂”了。总之，《蜻蜓》一诗与兴廉更能产生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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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说到黄雀黄雀便飞来了。《诗稿》767-124《书答田先生宠锡佳章原韵》诗曰：
　　自道胸中未有奇，墨花零落上林枝。春残绮阁风飘日，雨歇琼楼月挂时。琴瑟横窗弹古调，松筠栽逕仰高姿。此情不问人知否，一任鳣堂鸟雀嗤。
　　这首诗说的是自己仅仅是个举人而未得中进士，因此被翰林院的黄雀进士老爷们看不起。“墨花零落上林枝”未中进士是肯定的了。唐时曲江园林即秦汉时上林苑，进士入取后要在其中的杏园赏花赴宴庆贺，所以上林一典多与高中进士相关，《诗稿》上林一词大多作如此解。墨花在上林零落，与进士无缘。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故称春闱，下一句再一次确定以春残来指称会试落榜。月挂，暗示月桂，月中有桂花树，八月桂花香，乡试在秋天进行，乡试榜称桂榜。月挂时，当然是上了桂榜；雨歇，但也就此歇住，中了举人止步不前。后四句说自己调琴赋诗都是自娱自乐，用不着你们学院派的进士来对我指手画脚，我还看不起你们那些凡尔赛体呐。此诗真实地表达了对进士的向往、羡慕、嫉妒、恨，与汉军孝廉兴廉的心态是相通的。它表明作者与兴廉一样只是个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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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诗稿》810-019《雨雪载途》一篇，篇名出自《诗经?小雅?出车》“今我来思，雨雪载途。”首句“雪野春旋凯，来思瑞满途”表明这是在春天，“怀国浑忘苦，勤王岂惮劬。行营无定息，千里碎银瑜。”可见这是一个官吏在春天凯旋后对辗转征战途中的艰苦场景的回忆。通过刘广定先生的考证可知兴廉道光三十年（1850）因神光寺事件由侯官知县上革职，咸丰五年（1855）任邵武县丞，咸丰八年（1858）由闽县知县升任鹿港同知，世人不解他此前仕途坎坷为何于此时突然就走了官运。根据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三明市志》卷三十九军事 第七章 重大兵事 第一节 宋至清代重大兵事 六、太*平军转战闽西北记录：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三十日，太*平天国大将石达开部自江西泸溪(今资溪)经铁牛关入闽，占领光泽县，杀了知县蒋仁瑞。三月初六，太*平天国大将杨辅清、杨义清和胡寿阶等部又从泸溪入云际关，攻占邵武府(今邵武县)。石达开部见友军已占邵武，便于三月十四日南下占领泰宁县，随后转入江西。入闽的太*平军占领邵武后即兵分三路，入闽西北的是：杨义清部于石达开部转入江西后，南下占领泰宁；胡寿阶部会同闽广起义部队，于四月初七日攻占汀州府，同时与当地起*义部队攻克清流、归化两县，四月中旬，胡寿阶部撤出汀州，连陷连城、武平两县，后受清兵和当地地主武装的攻击，于六月分别从宁化、武平退入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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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又曾入闽，但那是在秋、冬季与此诗不符不予讨论。太*平军曾于咸丰七年（1857）三月初攻占邵武，三月下旬转兵南下撤离邵武。而根据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宜泉兴廉词》一条载“岁乙卯，道出邵武，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岁乙卯是咸丰五年（1855），此时兴廉在邵武任县丞，如一年多后的咸丰七年（1857）初春他仍在任，则正好赶上此番战事，他率众迂回抵抗，把太*平军三月下旬的主动撤离吹嘘成自己的春天凯旋并作诗以纪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果说这是兴廉诗作，我们只需假设咸丰五年后的一年多时间他还在邵武就足够了，如果这是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写的诗，我们需要给他假设一个身份假设一场战争假设一段经历，要假设一切才能成立。谁更可能是不言而喻的。该诗有“绝域残花敛”“迟马踏琼酥”“日照关河远，烟消塞嶺孤”之句，说明这是在山区，马跑不起来，有的关隘傍着河流，有的要塞在嶺间矗立，这完全符合邵武一带的环境特征。邵武地处闽北山区，四周关隘、要塞遍布，邵武市金坑乡以西5公里的闽赣边界线上的黄土关即在富屯溪河边，而前引文中的铁牛关、云际关则都是嶺间要塞。诗中景致与邵武风光吻合无二，如历历在目。若兴廉真有此番带兵剿匪的经历，他的升任鹿港同知也就有了正当解释。刘广定引1980年出版的《台湾地理历史》的《官师志文职表》所示兴廉任的是“台湾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盗同知”，此职正与剿*匪有关，因此他于咸丰七年春天在邵武剿匪有功而于咸丰八年荣升该职，名正言顺。兴廉可不可能以文职而被迫带兵剿匪并立功呢？答案是肯定的。刘广定所引丁曰健“剿灭台湾彰化内山北势氵南全股踞逆暨前曾屡著劳绩钦奉恩旨记奖兹复攻剿出力之文武员弁绅团人等相应分别并案择尤酌保”奏折曰：
　　鹿港同知兴廉，该员率勇带番屯堵截要路斩杀甚多。且该员前值戴逆窜陷彰化另股迫扰鹿港，乃能力保全境，筹济各路军火。在事日久，勤苦异常，今复劳绩昭著，洵属始终夺奋勉尤为出力之员。应予并案奖叙，拟请以海疆繁缺知府留闽遇缺即补。
　　兴廉由文举人而能“斩杀甚多”“力保全境”以是可知，他是以左宗棠为榜样要为天下举人正名的狠角色，《诗稿》531-060《闲兴四首其三》有云：“早知投笔好，今或得封侯。”他是素有此志的。而既然他升职去台湾后能因剿匪立功再升职，这不正好能说明他咸丰八年（1858）升职去台湾完全可能是因为咸丰七年（1857）春天的剿*匪立功吗？因此兴廉写了这首《雨雪载途》纪念这次与太平军的征战是大概合理的。那为什么说这诗不是写于在台湾的剿匪之后呢？因此诗有“雪野春旋凯”“千里碎银瑜”，可见这是转战千里在飘雪的春天奏凯，不符合鹿港的气候、环境特征，而闽北山区邵武、蒲城、建宁、光泽等地三、四月仍下雪新闻时有报道，故对应咸丰七年（1857）兴廉在闽北关、嶺转战千里并于阳春三月雪中收复邵武完全没有问题。这诗是有可能比对上兴廉的身份与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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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诗稿》732-104《为过友家陪饮诸宗室阻雪城西借宿恩三张秀书馆作》表明作者与宗室有诗酒交往。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宜泉兴廉词》一条曰：
　　岁乙卯，道出邵武，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见其册页中夹一小笺，题《宿慈救寺》调寄《鹧鹕天》云……款书“春园”二字，询之，知为宗室德崇作。以天潢贵胄而词意极澄淡，因亟录之。
　　此可表明兴廉与宗室有诗词往来。德崇来历未能查到。张宜泉、兴廉与宗室有交往这一点是相同的。
　　（10）、以上9点单独拿出来任何一点的确不能证明张宜泉是兴廉宜泉，你可以说是某种巧合，但是这么多因素同时交汇在两者身上，我们就无法再拿巧合来进行解释。《诗稿》作者中有名廉之人，宜泉就名兴廉；《诗稿》说明作者可能从事过科举工作，兴廉就在福建调办闱差；《诗稿》中的诗题可能来自福建诗钟，兴廉就正于诗钟在闽兴盛之时呆在福建；《诗稿》有詠画鉴画诗，兴廉即有“赏心读画”的记录；《诗稿》中有渔妇诗，兴廉便作渔妇词，字、词、意境重合；《诗稿》中有简单的二字诗题，兴廉就有参与命名唯一乡试二字诗题的经历；《诗稿》中有没中进士的举人对进士的羡慕嫉妒恨，兴廉就有举人没中进士的记录；《诗稿》中有雪中转战千里，春天凯旋，兴廉就可能在闽北剿匪，于季春三月雨雪中收复邵武。《诗稿》中有与宗室交往的记录，兴廉就有与德崇诗词往来的佳话。现有文献中关于兴廉的各方面记载全部都能在《诗稿》中找到对应，何其偶合乃尔？我们必须得承认张宜泉大概率就是兴廉宜泉，这是一个经得起验证的中肯的结论。
　　（11）、《诗稿》自序中有“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一语，论者多以此为证明张宜泉不可能是兴廉宜泉的最主要证据。以为“我皇上”只能指    而不能指以前的皇帝，而“丁丑礼部试”又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实事，所以“我皇上”当指乾隆，故此张宜泉应为乾隆时期的人物无疑。恕我直言，此论可笑至极，完全是掉在书袋中的书呆子言论。如果“我皇上”的宾语指的是世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个事实，它就可以用在非当今皇帝的身上，因为即使这样用也不会造成误会。用“我皇上”称呼当今皇帝是语言表达清晰的要求，并不是有官方的强行规定，这只是为避免造成不知所指的混乱局面而达成共识并做出约定的，它的界限应该在于所指为何事上，如果所指不是什么人所共知之事或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之事而一概用“我皇上”，那当然就会造成混乱，因此肯定不能乱用。而如果是人所共知或极其特殊的事情，这件事与人物有唯一必然的联系，我以为这当然就可以用，这是与语境有关的。比如说在乾隆朝你如果说“我皇上六次南巡”，我认为他一定是指当今皇帝乾隆而不会指康熙，他如果想说的是康熙，他自己就不会选择语言这么说，因为那会造成人们理解的混乱，从而错误理解他的话，因此在乾隆朝他不会以“我皇上”指向康熙来说南巡这件事，但是如果他说一件与当事人有必然联系的事，他就可以用此语来指代以前的皇帝。比如在雍正朝，他就可以说“我皇上六次南巡”这样的句子来指康熙，大家都能知道他指的一定是康熙而不可能是当今皇帝雍正，这不会造成任何误解，指向唯一，雍正一次南巡也没有，这如何不成立呢？当然这会对后人理解产生障碍，如果没有其它资料你当然不知其指是康熙还是乾隆，但这与雍正朝说这话的那个人无关，他是以自己的语境来说的，在他的语境下此语未有任何歧义。比如我说“我皇上平定三藩之乱”，我以为我在康熙及其后任何一朝都可以如此说，因为此事件与康熙有唯一必然联系，不会有任何理解上的歧义出现。因此，张宜泉是可以在乾隆或其后的任何一朝说“我皇上丁丑礼部试”这样的话的，因为它在清代是有唯一指向的，特别是对参加科举的人，它不会产生任何歧义，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得以能确定这个丁丑年指的不是1697年，不是1817年，而是1757年。所以硬性规定张宜泉不能在乾隆朝以外说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它不能成为否定兴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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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诗稿》中有559-073《端阳》、708-091《秋晚散馆后喜董先生见访》、712-093《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717-096《散馆后晚窗客过未遇戏题有寄》、709-092《春仲孟二先生枉访时避横逆出门未及延款（原字为“疑”，应是误刻）因成寄谢》、744-111《四时閑兴其五》六首诗提到“馆”。其中前四首之“馆”可以确定是指的工作地点，后两首无法判断是指的工作地点还是自己家中的房舍，比如丁绍仪有《听秋声馆词话》，可见其有听秋声馆。论者多以这个工作地点之“馆”为官学或私塾之馆，然比照兴廉经历此馆应为玉牒馆。517-054《题李四兄书舍壁》一诗“清书慧性传”句下有注云：“谓其教繙设晓畅译清文”。玉牒馆会涉及汉文清文互译，这个李四兄应为其在玉牒馆的同事，故说他“教繙设”，繙设就是翻译。如果这是在官学应该说“教学生”为何会说“教繙设”？可见若李四兄也在馆，此馆为玉牒馆更合适。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有《玉牒馆点单薄》，其中或有兴廉、李四兄的蛛丝马迹，有条件接触的学人当可一探。
　　（13）、真正有可能否定兴廉说的是李佐贤的“司马戴姓名兴廉”一语，如不能对其作出合理解释，这才是一票否决的证据，戴兴廉如何能是张宜泉？恩华记载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如果兴廉不是张姓，他就应该行使这个一票否决权来反对之，上面分析的那么多条也都指向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兴廉姓张理由充分。李佐贤自许与兴廉莫逆，他的话岂能有假？兴廉姓戴言之凿凿。如何调合此矛盾？只能是脑洞大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记录多不载其姓氏，显示兴廉对其姓氏可能有排斥心理，因此他不愿意或不能把姓氏告诉他人，而只愿意告知名、字。我们的脑洞就是：他原出于铁岭戴姓，很可能是在成人后过继给张姓汉军为嗣子，所以他羞于张姓，又愧于戴姓，只好尽可能不着姓氏，而他的后代子孙从小在张氏家族的庇护下生长就没有这个压力，能够大大方方的冠以张姓，故有其嫡孙张子介卿的记录。这只是大胆的假设，确实的证据没有，但有几个微弱的证据或可一取，或博一笑。
　　、《诗稿》自序云：“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然而通观其诗“家门不幸”有之，“百无一就”有之，“书剑飘零”若按常规指漂泊在外，久游未归则在《诗稿》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因此他自己可能是赋予了“书剑飘零”更隐晦的含义。飘零本意就是花、叶从枝干上凋落，改姓离宗不也就是自己从原来的宗姓枝干上凋落了吗？他这是在遮遮掩掩委婉羞愧地说自己改姓这件事。心里有忌讳因此嘴上不能提这个字眼，不能明说，一般人都有这样的心理，看来兴廉亦如此。
　　、《诗稿》自序没有署名，这是非常反常的，就算序文是打的草稿，本身就没有署名，但刊印的时候，你这个嫡孙为什么就不能给补上呢？我认为没有署名可能是一种折衷的办法。他的愿望可能是要恢复署原姓原名，他的家人觉得不妥，觉得会成为家族笑话，但又不能违背其意愿给他署上张姓张名，所以索性不予署名。
　　、《诗稿》514-053《晴溪访友》有句曰：“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识者以为“载”应为“戴”之误，用的是王徽之访戴逵之典。《诗稿》805-016《雨及望时来》“戴薪休欲积”、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笑戴垂竿笠”戴字皆无误。而此诗上一句 “载酒兴悠悠” 就有载字，载、戴几乎紧挨在一起的两个字，可以直观对比，怎么会写错或认错呢？会不会这里并不是误刻，而是故意以“载”代“戴”呢？这个“戴”是戴姓之意，他因为改戴从张无颜面对戴姓，故代之不书。“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上句有张，下句藏戴，是不是幽默的在表达“我的戴姓如小船顺流移去，但我实在也不便冠着张姓堂皇而过”呢？
　　、《诗稿》521-056《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其二》、527-058《分居叹其一》、726-101《友人母丧未及往弔书寄誌慨》、744-111《四时閑兴其五》都提到了他十三岁丧父没多久母亲去世，因此有“孤哀何祸竟同予”之慨。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诗曰：
　　昔年王粲客清秋，岂是离亲任远游。戏彩当思春日报，温衾忍忘夜霜浮。名廉仲子操犹狭，责善匡章事未休。谁使高堂相念切，孤灯鸣雁不胜愁。
　　这是一首向王公先生世兄做自我检讨的诗，其中“名廉仲子操犹狭”一句前面已经分析过。他因为什么要检讨呢？因为远宦为官不得侍奉父母尽孝。其中竟然用了“责善匡章”这个典故，匡章是与父亲闹矛盾怕父亲生气才离家出走的，尾联更是用了“高堂”一语，他出远门做官，害的父母在家惦念。也就是说他不但父亲在而且是父母双全！请问这能是一个十三岁小儿写的诗吗？十三岁前他才能父在母全。王粲、匡章都是在外为官的人，十三岁的小儿有什么事业竟能用上这样的典故？那会不会是声讨王公先生世兄的，说的是王公先生世兄的家事呢？我们从语气、语态、语境上分析都得不到支持。这就是一首反省自己又在为自己稍作辩护的诗简。这首诗的信息和前面提到的诗所透露出的身世信息对立起来了，一会是父母双亡，一会又父母双全。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写的诗，那么过继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解。双亡的是亲生父母，双全的是养父养母。他应该是在成年后过继给了张氏汉军旗人家族，过继前他是可以不在旗的，和李煦的父亲李士桢一样。
　　（1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了《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150册，其中第一、二册有鄂恒編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直省鄉試同年譜》这里应该有兴廉的资料。北京大學圖書館还藏有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本《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嘉慶己卯科）》也可参考。二书皆无缘一睹，在此希望得观此二书者能查找核实一下兴廉的信息。
　　（15）、必须指出：在清末民国的诗文集中特别是徐世昌编纂的大型诗歌总集《晚晴簃诗汇》中未著录兴廉或张宜泉的诗，有关诗话如《雪桥诗话》亦不见记录。杨钟羲曾将兴廉词选入其所撰《白山词介》，《雪桥诗话》却未记载兴廉诗及《诗稿》，当然这可能是在杨钟羲看来《诗稿》中未有可话之诗，因此不将其选入，但《晚晴簃诗汇》未将其选入似乎没有道理。虽然《晚晴簃诗汇》的编辑偏于保守，不将进步倾向的诗选入，比如不选梁启超的诗，可是兴廉和《诗稿》应该与此无涉。《雪桥诗话》完成于1922年，《晚晴簃诗汇》完成于1929年，恩华的《编目》完成于1937年左右，这是否能说明兴廉并无诗作，或者《诗稿》实际刊刻于1929年到1936年之间呢？在此存疑，以待来者。
　　据此我们来想象一下兴廉的身世经历，他原姓戴，生于1800年，铁岭人【[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第3-4叶，同治八年（1869）刻本。】，十三岁丧父，不久丧母，十九岁中举人，根据此点可知其母应丧于他十六岁前否则他不得参加考试，或者丧于十九岁后，分家单过舌耕糊口，应该是屡试不第，又纵饮多放只苦吟，生活潦倒，过继镶黄旗张姓汉军，得以在内务府官学工作，因曹雪芹也曾在官学工作，所以接触到曹雪芹遗留在官学为学生讲诗词的例作，并有奉和之作，又从事闱差，接触到历年各地童试乡试会试题目，参考这些题目作试帖诗自娱，1836年得以入职玉牒馆，1843年儿子已经成人后续有望，养父母因有孙子传承，同意他出外为官，此年参加福建乡试工作，1857年曾在闽北与太平军征战，1858年因战功升任鹿港捕盗同知，自赴闽后一生未再回北京。他因是成年改姓张，对张姓有排斥，引以为耻不轻易向人讲明。到福建后在好友中恢复自己的戴姓更不提张姓，因此有李佐贤之戴姓记录。1866年去世。1877年其子孙根据其遗物整理出《春柳堂诗稿》抄本在亲友间流传，济澄获睹，1889年嫡孙刊印《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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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诗稿》信息可定：人物、地点、时间
　　1、可定的人物：夏子龄、姚文田、左宗棠、唐廷枢、奕欣、慈安、慈禧
　　（1）“风流千载问谁忘？”：《春柳堂诗稿》中的道光十六年（1836）会试会元夏子龄及姚文田
　　道光十六年（1836）恰逢只比道光皇帝小六岁的其嫡母史称孝和睿皇太后钮古禄氏的六十大寿。孝和睿皇太后因在道光接班嘉庆的问题上坚定的支持了他，所以其后半生始终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感激和尊重。这次皇太后花甲万寿，普天同庆，道光皇帝决定为其举行隆重的祝贺大典。此年丙申，本非辰、戌、丑、未会试之年，但作为大典其中的一个项目，特增开恩科一届。这届恩科让一个江阴学子迎来了他刚过而立之年的高光时刻，这一刻也成为了他的人生顶点。这个江阴学子便是此届恩科会试的会元夏子龄。两年前的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在踏进而立之年的门槛前他终于通过了乡试的考核成为了一名举人，但他好像没有参加随后举行的乙未（1835）科会试，而即便他参加了，最后也是名落孙山铩羽而归。这次恩科他信心满满，考前犹在与京城的朋友酣畅淋漓的诗酒相聚，在冷公家的一次雅会上，兴之所至他还将最近的诗作题写在了冷公的舍壁之上，更是惊艳了众人。这并非我们为夏子龄杜撰故事，而是《春柳堂诗稿》中关于他的真实记录。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拨开重重迷雾将这段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世了。
　　《诗稿》七言近体诗第二至第六首，五首诗与一个被称作夏公先生的人有关，可见此人在诗词作者的心目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但今人苦于“夏公先生”这样的称谓太过宽泛笼统，都空自感叹无从下手去确定此人的身份。其实信息早已深藏于词句之中，只要我们能细致的挖掘准确的解读就能得到。为分析方便，现将这五首诗录出。《诗稿》702-088《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诗云：
　　四壁龙蛇四壁诗，读来方叹兴淋漓。君非姓卜文何著（昔卜子夏以文学著），我若名颠字亦奇（昔张旭 颠以善书称）。春煖江南花放早，风寒冀北雪消迟。为知素性能藏拙，秖向人前说项斯。
　　《诗稿》703-088《戏题寄夏公先生》诗云：
　　休言人世少知音，独擅豪情空士林。诗得岛驴青愈眼，文披袁镜锦车心。桂江香动风还涉，梅岭花开雪尚寻。况自集贤村里过，那能不操伯牙琴。
　　《诗稿》704-089《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诗云：
　　知君情笃爱才郎，今特来寻喜欲狂。篷屋乍沾饤饾气，龙门重裛桂花香。惊神泣鬼惭非匹，铁画银钩谢未遑，待报上林春信早，马蹄归去不须忙。
　　《诗稿》705-089《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诗云：
　　春魁独占百花场，指日香飞压众芳。容德下临莎逕窄，辉光纷绕华门长。异才误倒迎王屣，剪韭虚开款范觞。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
　　《诗稿》706-090《清泰轩观剧有感用夏先生赐诗韵》诗云：
　　身同傀儡笑登场，一曲春风燦齿芳。金鼓演全人世态，衣冠描尽古今长。遗隍几叹蕉藏鹿，避席谁怜魯举觞。对众呼儿频指点，贤愚应辨不须忘。
　　“春煖江南花放早，风寒冀北雪消迟。”可见这是一个江南人来到了北方。“桂江香动风还涉，梅岭花开雪尚寻。”是说他的名声远播两广一带，桂江在广西，梅岭在广东。《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巻三十四》有康熙《两广总督赵宏灿陛见来京》一诗，其中有：“万里宣风梅岭表，三台拥节桂江边。”所以桂江、梅岭指两广是没有问题的。“况自集贤村里过，那能不操伯牙琴。”安徽凤阳县门台镇大、小青郢村古称上、下集贤村，传说是钟子期、俞伯牙相会之地。而安徽、江苏清代同属江南省，所以这还是在说此夏公先生是江南人，在本省一带更是粉丝众多。这五首诗，后三首用了夏公先生赐诗之韵，最后两首更是用的原韵，可见他对夏公先生的重视与喜爱是不言而喻的。五首诗用典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更用喜欲狂、惊神泣鬼这样的词语来描写对夏公先生枉访的感谢以及读其赐诗的感受。“异才误倒迎王屣”用了蔡邕顾不上穿好鞋就跑出来迎接王粲的典故，以建安七子的王粲来比喻夏公先生，而诗作者断不可能用异才、蔡邕这样的词来指代自己，根据上下文它也不可能是指代夏公先生的，所以这是说像蔡邕赏识王粲一样，有一个当世之异才欣赏夏公先生，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个夏公先生一定不是一个布衣白丁，他应该是一个历史上能够留名的人物，有一定的事迹可以寻觅，江湖上当有关于哥的逸事传说。其次，《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诗繁复使用了饤饾、龙门、桂花、上林这样的词语，并反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典。这些词语和典故能够有的共同的指向就是科举考试得中进士。所谓饤饾应该指琼林宴上的看食、看席，所谓钉而不食之席,就是陈列在中间先不允许食用以显示宴席丰盛豪华之席也。“龙门重裛桂花香”是指八月桂花之乡试秋闱取得了好成绩得以进入会试，并又取得了好成绩。登龙门是中进士的专用词汇。而上林春信，马蹄之典又再次强化了此人中了进士的隐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句含有上林和马蹄的诗句“待报上林春信早，马蹄归去不须忙。”它反用了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意。什么人能“马蹄归去不须忙”呢？一定是这个人在会试中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已经稳中进士，因此殿试就应该能从容应对，无须忙乱。他取得了什么成绩呢？《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第一句就给出了答案：“春魁独占百花场，指日香飞压众芳。”乡试在八月举行，因此称秋闱，会试在二、三月间举行，因此称春闱。“春魁独占百花场”这个夏公先生拿了春闱会试的第一名会元，因此以“春魁独占”称之，恰当至极，也因此才会有尾联“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之得意忘形之语，如果不是拿了会元注定要载入史册，而本人借此沾光留下风流佳话，何得出此“风流千载”之言？经过第一首诗的铺陈，再合“风流千载”之语，“春魁独占”指向会试得中会元应该是具有唯一性的，除此不可能有它解，绝不能只将其简单的理解为溢美之词。有了这个重要信息，再以文献记录来比对，这个江南的夏公先生终于露出了真容：他就是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会试会元夏子龄。根据法式善等著的《清秘述闻三种》的记录，有清一代有两位姓夏的会元，一位是这个夏子龄【《清秘述闻三种》736页】，一位是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会元夏增佑【《清秘述闻三种》968页】。因702-088《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一诗有诗注“昔卜子夏以文学著”，占卜、卜卦与年龄应该说有对应关系，这里用意可能是在巧妙的以卜子夏反过来对应出夏子龄之名。再考虑到《诗稿》序、跋皆有光绪己丑（1889）署年，故此处只取夏子龄而不取夏增佑。夏子龄，字祝三又字百初、伯初，籍贯江苏江阴，属于江南省人，与《诗稿》显示的夏公先生是江南人一致。夏子龄《清史稿》有传,《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下册?江阴市》记载他的生卒年为1806年-1870年，他有个孙子夏孙桐是晚清民国时著名学者和词人。《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中还祝愿夏公先生“指日香飞压众芳”在殿试中拿状元，但他在殿试中并未继续“压众芳”只得了二甲第三十八名。根据其诗意，此诗应写于会试放榜之后殿试放榜之前，因清代会试在三月十五日之前，放榜在四月十五日，殿试在四月二十一日，放榜在四月二十五日，故可确定该诗作时间应在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十六日到四月二十四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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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魁独占百花场”凭此一句我们说这个江南来的夏公先生是江阴人夏子龄，这个结论还有其他的证明吗？回答是肯定的，《诗稿》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再次证明，而且是更有力的证明。我们先来看夏子龄的两则史料，徐世昌编纂《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九载夏子龄诗话云：
　　百初十二岁随父登江楼，赋诗，有‘老渔人立江豚拜，知有元龙在上头’之句，座客惊异，谓他日必大魁天下。后果领袖南宫。
　　夏子龄生于1806年，十二岁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南宫指礼部及礼部会试，所谓“领袖南宫”就是“春魁独占百花场”得中礼部会试会元。郑振铎编《晚清文选》有缪荃荪《夏百初先生传》云：
　　先生幼慧，出应童子试，为学使姚文僖公所识拔，取古学，入邑庠。
　　姚文僖公即姚文田(1758年-1827年)，根据《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四?列传卷一百六十一?姚文田传》姚文田嘉庆二十四年（1819）督江苏学政，故可推知夏子龄于是年为姚文田所识拔，时年十四岁。这两则记录与《戏题寄夏公先生》的诗句：“诗得岛驴青愈眼，文披袁镜锦车心。”一一对应，一说诗词得世人青睐看重，一说文章得高人赏识指点。其中袁镜、锦车二词更又专为姚文田所撰拟，舍姚文田而无第二合适人选。何出此言呢？这就要看看袁镜、锦车到底作何解释了。此二词皆非成语，系诗作者自行拟就或赋予其新的含义。袁镜从字面尚能猜出个大概，应为袁天罡的镜子之意，袁天罡是李世民的御用风水师，传说擅“风鉴”，又撰有《易镜玄要》一书，已失传。“风鉴”、《易镜玄要》应是袁镜之镜的来历，鉴字本身就有镜子的含义，如“风月宝鉴”就是一面双面镜。此处袁镜应指袁天罡曾相杜淹，言其当以“文章显贵而名扬天下”之意。历史上识才辨才的伯乐典故有很多，此处却单单选择了袁天罡的冷门故事，那就只能说这必是与袁天罡有某种契合，有某种紧密的联系才会选用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个欣赏夏公先生的袁镜应该是与袁天罡一样具有皇家御用风水师身份的一个人，这应该是用袁镜一典的真实含义。相较袁镜，锦车一词解之需大费周章。典故有“锦车使”一词，应与此处锦车所指无关，若将车心连解，也不知当为何意，或解为当轴处中、自出机轴之意也是牵强。根据上下文此处锦车还应该与袁镜一样，指向是欣赏夏公先生的某个人，也就是说夏公先生的文章入了袁镜的法眼，赢得了锦车的芳心。袁镜是个风水师，锦车又是一个怎样的风流人物呢？我们先看《文史知识》1994年第4期第91页汪家熔《“传胪”的出典》一文所引1889年7月上海《万国公报》关于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游街的一段记录：
　　四月二十五日为大传胪之期……状元等既到，礼部堂官即饬隶役牵马三匹，停于棚外。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原文如此）。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两县令为榜眼、探花插金花，十字披红。
　　所谓大传胪之期即指殿试放榜之日，当然也就是状元游街的时间。关于此转引文字，《文史知识》1995年第2期第124页刊登了江苏如皋读者周思璋的辨析文章《对的一点意见》他写道：
　　据笔者所知，清制，状元及第照例均授翰林院修撰。修撰是正六品官，故上文有：“第一甲第一名某……引至左班正六品品级山跪”。清代官员帽顶是按品级区分的，六品应戴车渠顶。车渠一作“砗磲”，是一种比较大的海生贝壳类动物，其壳外黄内白，晶莹美观，可作器具或供观赏，是古代“七宝”之一。另外“石之次玉者”亦称车渠，见《广雅?释地》。可能因为这种介于玉石之间的石类，色泽有些像车渠壳而得名。清代六品官做帽顶的车渠是后一种，故俗称“凳�顶。”这一句引文应为：“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状元原来是以举人身份参加考试的，举人戴“萑顶”。这时换成车渠顶�?
　　此文纠正了前文断句的错误，所谓“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原文如此）。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应断句为“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据此可知：清代状元直接授六品翰林院修撰，戴六品官帽，六品官帽是车渠顶，状元游街时要先将举人帽顶换成六品车渠帽顶并在六品车渠顶官帽上插金花，十字披红。如此，锦车有解，即着锦——插金花于状元所戴的车渠顶六品官帽之上，这是只有状元才能有的待遇，平常普通六品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帽顶着锦插金花的。故锦车应解为状元之意，而不是什么用锦缎装饰的车子之意，诗作者借用了锦车这一熟语，但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而这个新的内涵又是无比的贴切于它本应该要表达出来的真实意思。在这里“锦车”一词不作如此解读是不可能有其他更妥当的解释的。所以这个倾心于夏公先生的锦车原来是一个状元。那么风水师、状元又与姚文田何干呢？请看《清史稿?姚文田传》：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
　　……二十四年，督江苏学政……。
　　……博综群籍，兼谙天文占验。林清之变未起，彗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见南斗下，主外夷兵事；文田皆先事言之。
　　姚文田乾隆五十九年（1794）召试第一，嘉庆四年（1799）一甲一名进士，召试第一即由乾隆亲自考核而得了第一名，他不但是状元而且是双料状元，同时他还兼谙天文占验，并曾为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展示占验才能。状元加皇家御用风水师，与袁镜、锦车完美对应。二词应为诗作者为姚文田所量身打造，舍弃则再无法找到合适的第二人选，袁镜、锦车也不会有其它更符合的解释。故此赏识夏公先生之人物非姚文田莫属，姚亦前文所引“异才误倒迎王屣”之异才是也，状元风水师如何不是异才呢？姚文田的考证可为夏公先生是夏子龄再作一证，而且是独特的唯一性的证明，毕竟状元加皇家御用风水师的身份集于一身之人除了姚文田未见可能的其他人选。这个逻辑证明的脉络还是相当清晰明确的，作者以戏语“袁镜”、“锦车”暗喻了风水师、状元，再以这两个身份直指姚文田，作为当事人每读至此定然会会心一笑，而后迷者解开后也当拍案叫绝允称合作，毕竟姚文田外再寻他人恐难如愿，作者撰拟精当应予点赞。如此这个被姚文田所赏识的夏公先生不是夏子龄还能是何人？需要指出的是，锦车一词的破解是从姚文田的状元身份倒推出来的，我们先认定了姚文田，继而认定如果是姚文田则诗词用典必与其有关，进而最终找到了锦车与状元之间的隐喻关系。诗作者对这个词的发明的确是打破常规脑洞大开的，但它又是一个绝妙之想，有着轻快诙谐的调子，能很好的体现诗题所谓《戏题寄夏公先生》之“戏”字的真趣之所在，因此相较于“戏”而言又是一个有趣的发明，而尤为关键的是它还能为姚文田作出身临其境的完美的证明，有了这个证明，夏子龄的存在就又增加了一份可靠性。在这里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验证互为证明，《诗稿》中存在夏子龄、姚文田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还会有证明吗？回答依然是肯定的：“有！”《戏题寄夏公先生》：“桂江香动风还涉，梅岭花开雪尚寻。况自集贤村里过，那能不操伯牙琴。”前面已经分析了这说的是夏公先生是江南人，名动两广一带。桂江所在的桂林平乐多山，梅岭本身就是山，安徽凤阳门台镇、府城镇钟子期故居、钟子期墓一带也是多山之地，俞伯牙的《高山流水》还是山。而两广在长江南，凤阳在长江北，故此四句正是反用苏轼《游金山寺》：“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之意，苏轼说的是满眼青山遮蔽了望乡的目光，这里说的是在故乡一望，四海青山拱服，乡国暨阳城头望，江南江北拱青山。刘秉忠《鹧鸪天七首之六》所谓“四海青山拱一城”是也。四句诗与苏轼“江南江北青山多”暗合，一经指出会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但以笔者之鲁钝没有启发我是万万不能联想到苏轼那里的。是什么启发了我呢？是证据。苏轼这句诗正是夏子龄必然参加了的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江南省乡试试帖诗的题目，原题是：赋得“江南江北青山多“得”秋“字（《清秘述闻三种》第625页）。夏子龄凭此得中举人，张宜泉拿来戏题，非常合情合理，否则还真不知道张宜泉这南一句北一句的有何道理。知道了这个诗题你当然就会想到，原来这四句是拟“江南江北青山多”之意写就，四句未有一句带山却又句句是山，未提南北却又已出南北，四句“江南江北青山多”之意全现，其中还暗带了苏轼诗中的家乡，这是标准的试帖诗的写法。一旦作出了这样的解读再说它与“江南江北青山多”没有关系那就是困难的了。因此这是可以拿来当证据的，张宜泉知道这个与夏子龄有关的诗题，并依此意写了关于夏子龄的四句诗，“戏题”之意亦在其中。一切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却又仿佛是本该如此。他据此写了那四句诗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这个联想激发了我们更大的好奇心，这首诗无疑是写于会试之前的，而之前既然他能将乡试的诗题融入诗中，那之后呢？他会不会亦将会试的诗题在诗中重现从而为我们提供再四的证据呢？回答如故，依然还是肯定的：《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前已分析应写于会试放榜之后，其中有句曰：“容德下临莎逕窄，辉光纷绕华门长”、“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说的是大驾光临寒舍令其蓬荜生辉，瑶章承惠独领风骚之意。容德、惠顾，感德承惠，夏公先生之德广布之惠施行于宜泉先生之茅舍。此处暗含“布德行惠”一语，此语出自《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聘名士，礼贤者。”说的是季春之月青黄不接，此时应该开仓放粮，赈济乏绝，礼贤下士，让天子之德惠广布天下。这里面有名士贤者有德惠布行，张宜泉用于夏公先生也是应景。也许你会说这就是普通的客套话语又有何惊怪呢？当然有惊怪！因为它正是夏子龄夺魁会元的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会试试帖诗的题目：赋得“布德行惠”得“时”字（《清秘述闻三种》第636页）。张宜泉的两首关于夏公先生的诗可以分别解出夏子龄这个夏公先生分别参加了的乡试、会试试帖诗的题目来，时间又正可对应为会试前和会试后，世上恐难有如此巧合之事，这不能成为证据那又有什么能成为证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