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场：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盛典直播

朴素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陈思和先生致词。
　　

朴素

文化人性：从在场主义散文看散文的变革及可能
　　范培松
　　
　　在中国文坛上，一个在场主义散文的幽灵在游荡。
　　２００８年，以“二周”（周闻道、周伦佑）为首的一些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发表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当时引起一些反应。但是，人们还是以静观的态度对待。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和成熟，必须有这样三个条件：一是要有领衔的作家，以及有他为首的作家群；二是要有标志性的作品；三是要有理论来支撑和滋润。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在短时间内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发表了理论文章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同时，以周闻道领衔的散文作家群体，出版了一批标为在场主义散文的作品集。并且以“在场主义散文”命名，在全国进行“在场主义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在艰难中前进，多次成功地举办在场主义散文征文活动，及在场主义散文奖的成功评选两届，就是有力的证明。
　　对在场主义散文如何认识和评估，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现实的问题。
　　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散文研究的历史。
　　
　　散文理论研究的颠颠倒倒
　　
　　说到中国散文理论研究，十分可怜。上个世纪的散文理论研究，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几乎没有进展。原因是，因为它颠颠倒倒。颠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文体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它直抒胸忆，政治最喜欢它，要捏弄它。如五四运动前夕，最活跃的文体，最起作用的文体就是杂感，那些政治家，或者半拉子的政治家，纷纷写杂感。《新青年》中的“随感录”，引起全国杂感热，五四运动有散文的功劳。再如，１９４２年，在延安的文艺界整风，又是拿散文说事的，王实味的散文《野百合花》成了政治家的靶子，从此，散文的文风产生了根本改变，歌颂工农兵成了主旋律。在上个世纪，政治极不正常，决定了散文研究就只能颠颠倒倒。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作家和读者对这文体的藐视。这种藐视带有社会性的文化心理缺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岛。北岛是诗人，这几年从事散文创作，而且成功颇丰。从现当代的文学史来看，诗人改写散文的很多，成功的不少，朱自清，余光中，邵燕祥，周涛，刘亮程……。但是，北岛的从诗到散文，怎么样？顾彬认为，当今中国的散文写得最好的是北岛。我不同意，写了一篇文章和他商榷，题目是“把激情献给了诗歌，把唠叨留给了散文”，这个题目就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北岛的散文之所以会有唠叨的毛病，就是他对散文太藐视。有事实为证：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他的访谈，北岛说：“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散文容易写，于是“散文容易让人上瘾”，何等的轻佻！北岛如此藐视散文非常有代表性。我还想到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小说《中产阶级的绅士们》中讲述的一个故事：中产阶级的绅士嘉坦先生，为了培养家人的绅士内涵，请来文艺理论家讲解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听完后，嘉坦先生异常激动，恍然大悟，原来他发现他过去说的话，全部是散文。这是典型的西方式的对散文的轻佻。所以，对散文的轻佻是带有世界性的文病。现在社会上的“散文油子”多，他们写散文容易，发表也容易，出版也容易，最后被人们忘记也容易，这样的人我称他为“散文油子”。
　　这两条制约了散文研究，政治喜欢捏弄散文，使得散文研究要看政治的脸色。作家和读者对散文的藐视，使得他们对散文不去深入研究。我在梳理２０世纪散文理论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作家们除了个别的如周作人，李素伯以外，基本上都是对散文感应式的说几句，比如鲁迅提倡散文要写成“匕首”，“投枪”，就是这样的代表，但是，后来人们却把它当成经典。但是，按照“匕首”，“投枪”去写，又成了敌人。这就是散文研究的颠颠倒倒。
　　现当代散文理论研究，是如此可怜。
　　我这里特别要想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和林语堂的那场争论评论几句。因为这场争论对散文影响太大了。本来文人之间的争论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而且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学术含金量不高。鲁迅的观点是“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这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语言，严格来说，是政治性话语，不是学术话语。另一方，林语堂的观点是散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客观地说，当时林语堂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散文理论的文章，对散文理论作了有益的探索。就以这句口号来说，可以讲是对散文的本体的现代性作出了想象和探索。更奇怪的是，在这场争论中，鲁迅自始至终没有对林语堂的散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进行回应和批判。但是，历史选择了鲁迅。散文理论研究的现代性的探索夭折了，它的倒退和停止就不可避免了。这场争论与其说是散文理论的争论，还不如说是政治的争论，充满了政治火药味。与此相关的鲁迅和梁实秋的关于人性论的争论，似乎也是政治的争论。在当时的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政治的争论不是判定双方是与非的问题，而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梁实秋在争论最后的文章中，暗射鲁迅拿卢布的，在当时拿卢布的是要掉脑袋的，不是明摆着要鲁迅死吗？，梁实秋在这里不是文学争论了，而是运用了政治手段，在这样的争论中，要想把散文研究深入下去，行吗？
　　我重提这场争论，并且要客观评价林语堂的散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观点，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在我看来，散文是和人的“性情”相联结，散文就是作者的“性情”的呈现。确切地说，“性情”前还应该用“文化”来限制，散文是作者自我的“文化性情”的艺术再现，也就是是“文化人性”。古代留下的那些经典名篇，无不是作者自我的“文化人性”的艺术再现，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中的“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闲也”，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是一种文化人性，显示的是文化人格。林语堂的散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我格调”的观点，就是对作者如何艺术地抒写“文化人性”的探索。虽然这个命题有缺陷，但是，它却是涉及到了散文的创作的要义。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散文作家和理论研究对散文的探索也作过一些努力，比如杨朔的“当诗一样写”，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都流行一时。其实，“当诗一样写”和“形散神不散”是一回事，“当诗一样写”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杨朔的“形散神不散”的人间“海市”式的杨式散文。他们回避了散文创作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散文“当诗一样写”和“形散神不散”怎么样保证抒写自我的文化人性？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写“伪我”。所以，直到巴金的《随想录》，用凤凰涅槃的勇气，清算散文中的“伪我”，引起人们注意。但是，依然没有引起散文的革命。因为大家以“伪我”出现成了社会的一种常态，现在要露出“真我”，“本我”，是那样艰难。特别要用散文来表现，难于上青天。
　　正是在这个时候，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出现了，并掀起了文化散文热。我们现在对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这样那样提出批评，但是有一点要肯定：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在散文中怎样来真实地抒写自我？或者说怎样“在场”？他用散文向我们提供的经验是：他以文化的姿态，用文化的视角，批判地来写文化的性情，从而在散文创作中获得自由。尽管这个自由还没有达到如林贤治等倡导的自由的地步，但是就“文化自我”来考察，应该说是实现了。文化散文中的“真我”以“文化自我”出现，这是它的发现和贡献。从这意义上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巴金的《随想录》结出的果。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在场主义散文了。
　　
　　“去蔽”和“在场”
　　
　　在场主义散文是以宣言的方式来向世界昭示他们的散文观，核心的话语是：“在场主义散文所强调的‘在场’和‘散文性’追求就是‘去蔽’，就是在与黑暗的主动接触和冲突中，通过无遮蔽的敞开，而达至自由之境。在此意义上可以确认：‘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散文，就是敞亮的散文，就是本真的散文。”他们所否定的或者所排斥的是“遮蔽”，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否定的“遮蔽”是很明确的：“子虚乌有的‘先秦散文’概念”；“无边际、无标准的‘广义散文’概念”；“散文不能独立自己、纯粹自己，明确自己，妨碍了散文上升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平行的，平等的，文脉系谱清楚的，本质特性鲜明的写作文体”；“客观、公正、权威的散文价值尺度不能建立。致使批评失范”。最简约一些，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概括的关键词是：“在场”与“去蔽”。前者是指向散文作家的主体，后者是落实到作品的客体上。
　　在场主义散文的意义，在于它诞生在文化散文热潮之后。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兴起的文化散文，在２０世纪散文史上是一场值得我们重视的文体革命。文化散文的功劳是终结了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杨朔式的散文。尤其开始兴起时，文化散文举起文化批判的大旗，和当时掀起的文化热一起，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文化散文的文化批判激活了散文家的文化自我。从一定程度上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林语堂梦想的“以自我为中心”实现了，不过，这个“自我”要加“文化”两字来限定。但是后来文化散文逐渐衰落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是文化批判的萎缩和退场，导致文化自我的变态。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场主义散文出现了。
　　在场主义散文高举的是“在场”与“去蔽”旗帜。虽然在他们的宣言中没有明确清算文化散文的文化批判的萎缩和退场，但是发起者和领衔者已经看到了新世纪初的散文文坛上的散文创作的委琐状况。“在场”与“去蔽”所标示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 我理解是彰显批判，尤其第一次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出的作品，证明了他们的清醒，也表现了他们的活力。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宣言”中对文化，尤其文化人性和文化批判回避。我猜测：是否文化散文已经让国人厌倦，所以就对它有意无意地回避。若如此，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人们对文化散文的厌倦，是因为对当今一些变质的被阉割了文化自我的所谓文化散文的反感。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清醒。
　　基于对“在场主义散文”的探索和变革意义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对它进行充实和丰富，逐渐完善它，以支持他们把这一变革进行下去，我想发表这样几点看法：
　　１．“去蔽”太泛，目标要集中明确，有针对性。
　　“去蔽”的对象 是在场主义散文明确革命的对象。宣言认为，现在的散文的问题的主要核心问题是“遮蔽”， “去蔽”成了在场主义散文变革的原动力。宣言中把“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列为“遮蔽”散文的头号和二号对象，接着又把历史，哲学，神话原典等著述也作为“遮蔽”散文的对象。因为是宣言，他们无法展开论述。不管怎样，他们要“把强加给散文的所有遮蔽还给遮蔽者，让散文成为散文”的口号是应该肯定的。关键是“去蔽”比较泛化，虚化，指向的现实性不强，针对性不强。所以这次研讨会，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为在场主义散文搭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既然在场主义散文诞生在文化散文热潮之后，我们不能跳过它，应该认真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对它有一个清醒的科学的评估。在场主义散文“去蔽”的泛化，模糊，在我看来，和在场主义散文作家理论家们对文化散文的兴起和衰落，没有进行足够的理论清理有关。如果在这方面能有针对性地研究它的成功的经验，又对它的致命的要害进行“去蔽”，说不定我们的在场主义散文能够出现一个更富有生命力的境地。
　　“去蔽”的目的是“敞亮”，“本真”。我认为，这需要在审美上进一步理论讨论。比如杨朔的散文也可以说“敞亮”，但是他的“敞亮”，显示的“自我”性情中掺了假。我们现在提“敞亮”，应该要把它的审美要求加以明确。又比如，“先秦散文”中的孟子的散文，也“敞亮”得很，你怎么把它也列人“去蔽”？所以，象“敞亮”这样的词语，要把它的审美要求阐述清楚，防止引起人们误读误判。
　　其实，第一次在场主义散文评奖是已经用实际行动来“去蔽”，但是理论研究跟不上，评奖的本身是为我们的主张，流派树标杆，但是作为读者来说，要想根据几次评奖的作品，很清晰地勾勒出在场主义散文作品的主体形象，似乎还不能做到。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文化”。文化能使我们在场主义散文具有强大的底气。
　　２．“在场”：应该强化文化人性的“介入”
　　宣言中说，“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这一点我认为，还要细化。“去蔽”太泛，必然导致“在场”的模糊。这样不仅会导致我们主张的流派的模糊，还给学习者和欣赏者带来困难。
　　“在场”这个词，非常暧昧，也很奥秘。在哲学，宗教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词语。在场主义散文提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是根据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提出的。萨特提出这个观点，我不在这里评论，但是如果作为散文理论，倡导散文作家“介入”当下现实，象我这样年龄的人，总会想到以前常常有人号召我们到工农兵中去，我不是不同意作家“介入”当下现实这个观点，只是想提醒大家，对它在理论上必须限制，我的思路还是一个，“介入”应该向文化轨道上靠。
　　在场主义散文对“在场”的解释，应该象宗教那样解释“在”：即“上帝与我同在”。我们是否可以提出在场主义散文是“文化人性与在场主义同在”？现在缺乏的是鲜明的有特色的口号。在我看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最重要的在场，是文化人性的在场，散文与文化人性同在，散文与文化自我同在！
　　我之所以强调文化人性“介入”，“在场”，因为成功的有影响的散文，几乎都是成功的文化人性“介入”与“在场”。《爱莲说》中的“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文化人性“介入”的结晶。我们再看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那是有边缘文化在作他的后盾，边缘文化拒绝对中心文化和正统文化进行克隆和仿真，而是以站在文化原生地上的主人自居，追求精神化，圣洁化。文章所显示的“驴崇拜”，就是对中心文化和正统文化进行抗衡，因为中心文化和正统文化笔下的驴是废物，是黔驴。他歌颂的驴性：驴“偶而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把低贱卑微的一生活得一样潇洒，风流且亢奋，而且并不因此压低嗓门，低声下气”，这就是文化人性。两次在场主义散文的征文大奖中获奖的李娟的散文，似乎和刘亮程的散文有一种承接的关系。
　　我还有一个疑问，在场主义散文诞生在巴蜀，为什么对瑰宝陆离，还有些诡异的巴蜀文化进行回避，并把这个资源拒之门外？
　　
　　文化人性：“在场主义散文”的可能
　　
　　在场主义散文的大旗上，应该写上“文化人性”。
　　人性，在上个世纪被政治折磨得死去活来。这里，我不想总结这近一个世纪的关于人性论的争论的是是非非。只是为了推动在场主义散文的发展，我想在理论上作一些支持和阐述。
　　根据散文的文体特点，总结文化散文的兴衰的得失，以及现在中国散文的现状，在场主义散文的在场的“介入”，“去蔽”，“揭示”和“展现”，都必须或者应该以“文化人性”的姿态“介入”，借助文化人性“去蔽”，达到“揭示”和“展现”文化人性和情怀的目的。在场主义倡导的“在场精神”中包括了“精神性”，主张“在场”首先是精神的在场，应当“贴近灵魂”，“揭示本真”；在场写作应当以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 终极家园的精神诉求，对生存与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是作家个人生命的阅读史，而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都只是精神存在的外壳。”虽然，这里也包含了文化人性的精神，但总体上似乎有些暧昧与不足。
　　文化人性，它是个人的，自我的一种文化自觉。它是精神的，是情怀，气节和性情的融合，有非无缘无故的社会属性，也有无缘无故的天性，本性。散文抒写的文化人性，最终呈现的是文化姿态和文化形象。“莲之出淤泥而不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闲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是一种文化姿态，文化气度和文化形象。它千年不倒，万年不灭。这就是一种独立的姿态。独立是不朽的。诚然，文化人性可以是以独立的姿态呈现，也可以非独立的，如斜姿出现。独立，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我们的奢侈品。颠来倒去的历史，让我们明白了，不管在哪个时代，知识分子，包括散文家们的独立，几乎不可能。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文化的独立，这种独立我把它称之为“斜姿”。郁达夫的诗曰：“竹外一枝斜更好”的“斜”。我们不要藐视斜姿，这是文人特有的谁也无可奈何他们的一种独立，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是修正主义。我提倡“斜姿”，还有一个用意，让散文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当时毛泽东提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明确要以作品的政治立场确定作品的身份和作家的身份，我们是散文家，是文化人。改革开放，特别是文化散文的兴起，解决了散文家能理直气壮地以文化人的姿态和身份来写作。说实话，象林贤治等人，我非常尊敬他们，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散文家，从骨子里讲，他们是政治家，他们的兴奋点是政治。他们写散文论散文，兴奋点在政治上，这是他们的艺术和智慧，上个世纪的上海文坛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写散文论散文，其实，都在谈政治。作为在场主义散文家来说，可以研究他们，把他们的理论充实到自己的理论中来。但是，我们还必须围绕散文作文章，在场主义散文，本质是散文。“敞亮”，“本真”的提法，也是可以，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明确落实到“文化人性”上。象周晓枫的散文，包括她去年获奖的作品，确是符合“敞亮”，“本真”的，但是在文化人性上，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觉。文化人性，最终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品位和精神。
　　从这两次在场主义散文评奖来看，对姿态的批判性非常重视，这是在场主义散文的活力所在。但是，我们的批判，锋芒所向是文化批判，或者说是文化人性的批判。宣言中明确地说：“‘介入’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与萨特所主张的‘介入’不同，它不负有任何政治说教或社会规训的承诺。‘纯粹的介入’肯定语言的形而上力量；介入就是‘意识到话语的力量’。‘纯粹的介入’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构性的统一。介入理论首先是一种批判理论”，我理解宣言所主张的“介入”，应该是指“文化”。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散文装进在场主义散文的箩筐。所以要把在场主义散文和其他散文划清界线，这有两条，一是散文必须有“文化”，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滑稽，但是现实是，我不断地收到或看到一些庸吏，或者莫名其妙的一些人写的散文，厚厚几大本，就是没有文化。另一条是要有文化人性的加入和批判。这两次评奖的作品，如林贤治和筱敏的作品的获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场主义散文所标志的“介入”是硬“介入”，他们是有骨头的，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文化人性”的批判上作出更大的贡献。评奖的目的是“倡扬散文性和在场精神”，因此，我认为，在场主义散文评奖应该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把文化人性以及文化人格作为在场精神的重要标志。
　　关于散文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公认的解释和学术性的论述。之所以文坛上散文油子满处走，也是对散文性的不尊重。我在一些论文中阐述了我对“散文性”的观点，散文的散文性是应该表现在“精”，“气”和“味”上，这里不展开。宣言对在场主义散文的散文性用四个“非”来说明，“非主题性”，“非完整性”，“ 非结构性”， “非结构性”。这样的阐述反映了他们对散文性的思考的精心和表述的艺术。他们已经出版的四本在场主义散文选，选编了在场主义散文优秀作品，明确用作品昭示他们的四个“非”的探索，应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在场主义散文评奖中，也设立了“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我在阅读在场主义散文选时，经常有惊喜，比如赵瑜的《编年史》，我非常喜欢，时间跨度长，涉及的人物如此多，但是那种“在场”的叙述，如此潇洒，让人心动，是百分之百的在场主义散文，爽！读者不信的话，可以把这作品和北岛的散文比较来读，你就会同意我对北岛的叙述是“唠叨”的批评。相反，这次他获奖的《切片》写得比较拘谨，毕竟是借他人说事，同时，写他人却又是写自己的文化性情中的孤独，恰恰我读了他的散文，感到他并不十分孤独，因此就影响他的笔墨。在场主义散文选中佳作很多，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向这些散文探索者们致敬。
　　据我所知，在场主义散文奖，是第一次以鲜明文学观念为主旨的文学奖，对推动和塑造在场主义散文主体形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场主义散文主体形象的塑造，应该以表现文化人性为中心，显示他们的独特的文化人格。从获奖作品看，都是优秀的，或者是有特色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相互差异很大，怎样能够告诉人们，这些作品就是在场主义散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否则，人们会说，这是优秀散文作品的评奖，不是在场主义散文评奖，问题又回到我们的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上，我们应该亮出更鲜明的旗帜，只有这样，在场主义散文才能继续发展。
　　　　　　
　　
　　            　　　　　　　                         　2011-09-19
　　

朴素

颁奖典礼的指示牌

朴素

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孙绍振，就在场主义散文的内部争鸣演讲　　

朴素

获奖作家刁斗感言
　　
　　
　　各位评委，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因《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而站在今天的领奖台上，首先得感谢我的爸爸。这并非因为他给了我生命，又抚养了我，死后还作为我的写作素材，成就了我这篇受到各位褒奖的作品。我感谢他，是因为从我决计以读书和写作为志业起，他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一个已然完成的我，使我不论什么时候，总能从他的心灵史与生命史中，大体检索出我的屐痕，让我在调整自己修正自己塑造自己时，得以有较多理性的参与。在我短暂的生命史中，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非理性始终主宰着我的生存环境，时而冷酷地阉割本能，时而疯狂地膨胀本能，但对理性，却永远将其拒之门外。而我的生存信条是：尊重本能，推崇理性。
　　       
　　我爸是个开明的人，在他的身体其实更是精神垮掉之前，对我的一切狂妄之念和放肆之举，他都持包容甚至欣赏的态度，除了文学写作。好多年里，我一直以为，他对我文学写作的百般阻挠，只单纯地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是他怕我因言获罪。可现在，在他死去十多年后，经过对他这样一个非理性时代里理性依稀的读书人的持续猜想，我断定，他打压我的文学热情，应该还有其他理由。他一定清楚，真正的文学写作，对写作者的良知和责任是有要求的，因为，文学是对世界的真实发现，是对人性的诚恳表达。但他又知道，非理性的社会现实，从来都是褊狭的暴君，它排斥文学的真实与诚恳，只张扬文学畸变后的另一些功能：涂脂抹粉，弄虚作假，指鹿为马，助纣为虐。我爸担心的是，如果我的个人兴趣不去迎合社会现实的喜好，我必将活得屈辱艰难，可我若致力于寻求社会现实的接纳认同，甘愿去瞒与骗的文学之海随波逐流，我就没法不丢弃良知与责任的救命稻草。显然，当我那开明的爸爸对我的天性实施法西斯专政时，他于无奈之际试图挽留的，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文人气节：宁可灭掉文学之梦，也不做帮闲甚至帮凶。可是，玉不碎瓦也全的可能性真没有吗？
　　       
　　我不能说我爸对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我想说，时延世移，我应该没让他过分失望，其佐证之一，即是我今天得以站在在场主义散文奖的颁奖台上，而这个颁奖台，其奖励对象之一，即是文学写作中业已稀缺的良知与责任。我之所以得出如此判断，不为厚颜地自我标榜，也不为廉价地礼赞对我的写作做出肯定的这一奖项；我这样判断的理由在于，这个年轻的奖项，正在以它言行一致的实绩，向我昭示着它的价值取向：它曾选择过林贤治的思想批判，它曾选择过周晓枫的生命剖解，而今，它又选择了齐邦媛的家国痛史和张承志的人文歌哭以及筱敏的心灵省思。现在，能荣幸地忝列于这些以良知和责任作为墨汁抒写内心的优秀写作者的队伍之中，我觉得，我可以坦然地说，我没愧对我的爸爸。
　　       
　　感谢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会给予我的鞭策与祝福。
　　       
　　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

朴素

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大会现场一角。
　　

清甜

不错，看来很热闹啊。

清甜

听说王安忆也来啦。

网线上的漫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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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偷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