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德余《都市文人——张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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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今四方受鞑兵之害者，犹是四镇之余孽也，其流毒可胜道
　　哉！”为此在《石匮书后集》的《死义诸臣列传》、《乙酉殉难列
　　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戌殉难列传》、《江右死义列传》、《两广
　　死义列传》、《辛卯殉义列传》、《义人列传》等篇中，热情歌颂了敢
　　谏善谏的忠臣和为抗清斗争献身的英雄。他赞赏品格端正廉洁
　　而又讲究谏诤策略的李贤：“文达之初谏达官＇，用急着，“谏边
　　防”，用先着，颇不相入。及大拜之后，但用应着，用松着，用不着
　　意之闲着，刚果之主自倒入其怀中而不疑焉。”认为臣子谏诤
　　的目的是要取得人主采纳，因此要讲究策略，使动机与效果相统
　　。对于那些“一往孤忠”的抗清英雄，张岱给予最热烈的歌颂。
　　夏允鄰、夏完淳父子，清修《明史》仅用二十余字写之，张岱在《石
　　匮书后集》中则作了上千字的有声有色的描写。其中写夏完淳：
　　“藉圣兆衙署，得完淳初表。连完淳并逮南都就讯，讯者曰：“若
　　年少，必为人所作。＇完淳日：“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吾事已毕。
　　且此事岂容代作？吾父殉国已二年，完淳速死，尚无以见父地
　　下。＇清置之法，时同难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犹索纸笔与家
　　人决，作绝命词，字迹不乱”。凸现了一个坚强不屈、视死如
　　归、从容不迫的少年反清英雄的形象。张岱主张“忠臣义士，多
　　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
　　火种绝矣！”要求人主“急起收之”，自己则“急起记之”。他认
　　为在民族危亡时刻，高扬正气，力斥势利，坚持气节，不屈不挠，
　　抗争到底オ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因为“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压
　　笋，笋能斜出，其亦耐何我哉！”任何幻想与妥协都是不可取
　　的。张岱在《石匮书》中审时度势，力倡“古今成败事，力到即为
　　名”2。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鼓励人们为反抗清人，不必计较
　　利害。
　　幸而康熙六年亲政以后，集中精力铲除整拜势力，接着镇压
　　南明余部和吴三桂反清势力及收复台湾，白色恐怖活动有所收
　　敛。康熙十八年，参与博学鸿词科考试而录取、身为翰林入史馆
　　编修《明史》的毛奇龄，以同乡后辈致书张岱，乞求张岱将《石匮
　　书》前后集送到山阴姜宸英家，让人抄录一部，供清廷撰修《明
　　史》参考，条件是要改易“本朝称谓”，“则此后正可示人，无庸再
　　网，尤为朗快”。张岱是否照办和复信，未见资料可证，仅从康
　　熙十二年（1681）五月，礼部下达公文，要求地方官将《石匮书》
　　（傅维麟：《明史》卷首附《移取咨送诸案腠》）等送到史馆的举措
　　来看，张岱可能没有行动。而此次礼部的命令，地方官的严催
　　张岱可能不会拒绝将史稿提供清廷史馆参考：一者《石匮书》“并
　　无一字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张岱心里坦荡，无所畏
　　惧；二者，撰修《明史》，保存国史，与张岱修明史的初衷并不相
　　悖；再者，朝廷允许以南明四王事迹附载崇祯之后。张岱得以续
　　ト南明史事，成就今本《石匮书后集》。
　　（二）实录直书的治史精神。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所遵循的史学传统，“董狐精神”为
　　中国史学开创了求实的记事原则，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史
　　记》被誉为“实录”后，存实录、写信史便成为后世史家追求的目
　　标。正如刘知幾所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诚，树之风声，其有贼
　　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
　　名被于千载。”张岱作史秉承了史家求实、客观公正的史学传
　　统，他曾说：“幸余不人仕版，既鲜思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
　　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
　　书。”＂自称修く《石匮书》“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
　　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⑧。为了“事必
　　求真，语必务确”，他于顺治十年上三衢，入广信，采访明朝遗
　　老，核实事迹；他“五易其稿，九正其讹”，聘请好友周戬伯与之
　　校正；“稍有未核，宁関勿书”，《石匮书后集》中，由于史料的缺
　　乏，有目无文之传计有三十人之多。
　　《石匱书》竭力推崇开国之君朱元璋，赞扬：“汉高帝之功胜
　　汤武……我高皇帝之功胜舜禹；汉高帝之功一世功也，高皇帝之
　　功，万世功也！”开国之初，减轻百姓负担，免除各地田租，及
　　时赈灾，停止或缓建皇宫内土木工程，严惩贪官，改革卫所制度，
　　实行电田，寓兵于农，重视学校教育，诏令全国设立府、州、县学
　　等。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进一步完善乃父制定的各项制度，
　　赞扬其“自燕邸至建康大小凡百余战，未尝不身冒矢石，即位之
　　后，五出漠北，三下安南，近数千余里，几无王庭焉。当时不无苦
　　其劳费，然后此二百年虏所以不敢大肆其凭陵者，岂非文皇之遗
　　烈哉！”肯定朱棣开发、稳定北鄙之功。在此同时，张岱修史
　　系以实录为主要依据，他深知实录因隐瞒或改窜会造成失实，为
　　此多方采摭资料，正实录之是非，郑重地写出事实的真相。张岱
　　学习《史记》的“分叙法”，如在《蓝玉·胡惟庸列传》中评论日：“蓝
　　胡之逆，诛之可，族之亦无不可，独以其株连蔓引累及三万五千
　　余人。而榜列勋臣至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尝总兵者八人，言之不
　　可骇可愕哉！”又说：“太祖生平稍有疑忌，辄以其党党之，后且澌
　　灭息尽。亦所谓功臣多，封之不足，故杀之也。厥后狗烹弓蹶，
　　而靖难兵起，卒无一人为拦门之犬。”又在卷六十七《傅友德列
　　传》记载傅友德被迫自杀事，更使人怵目惊心。“蓝玉诛，友德以
　　功多内惧。定远侯王弼谓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我
　　辈当合纵连横。＇太祖闻之，会冬宴，从者彻僎，彻不尽一蔬，太祖
　　责友徳不敬。且日：“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土有传，太祖语
　　日：“携其首至。”顷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惊日：“何遽，尔
　　忍人也。”友德出ヒ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太
　　祖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地。王弼亦自尽。”传后评日：“古
　　大将创主之功业，得以令终者，代有几人哉！＇＂对朱元璋大杀功臣
　　提出批评。同时又在卷六七“石匮书日”：“高皇诏人直言，而每
　　多復谏，其颌下逆鳞，撄之者立靡。而李仕鲁辈言不忌讳，必中
　　其隐，何其闵不畏死也耶！虽然帝王防口甚于防川，石压笋斜
　　出，诸臣亦直行其意耳！太祖亦奈之何哉！”一箭双雕，既直写了
　　朱元璋趁纳谏之名行愎谏之实，又赞扬了李仕鲁诸臣敢谏不畏
　　死的精神。
　　《明太祖实录》对于“请难”重大政治事件讳莫如深。“靖难”
　　指的是太祖朱元璋死后，嫡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推行削藩。
　　燕王朱棣起兵，号称“靖难”，经过三年争夺皇位的战争，做了皇
　　帝，是为成祖。遂对建文朝主张削藩和抵抗他的官员大肆报复
　　撰写实录的明代史官自然不敢据实直书。关于建文帝的记载
　　《明太祖实录》的第三次修改本，将建文年号代之以洪武纪年，并
　　将这四年事情改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实录中，根本不
　　承认建文这一朝的存在。王鸿绪《明史稿》、傅维麟《明书》及清
　　朝修的《明史》对于“靖难”的记载，鉴于文字狱，往往隐瞒真实情
　　况。而《石匮书》恢复了建文年号，不但把建文列入本纪，而且记
　　事符合历史实际，纪中详尽地描述了建文削藩及燕王起兵的经
　　过，称建文“性仁厚，孝友，异常人”，“参决机务多以宽大济严
　　核＂。称朱棣为“燕王”、“燕藩”。本纪后附有史彬仲的《致身
　　录》，对于建文出亡也备一说。并在《逊国诸臣列传》、《靖难死谏
　　列传》通过赞颂“靖难”死节之臣突现朱棣的残忍。又在《开国死
　　事列传》“石匮书日”中插进“文皇杀戮忠义，草简瓜蔓，村社为
　　墟”之语，予以遣责。
　　张岱是一位忠于明王朝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对于直
　　接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是仇视的，因而对
　　他们不无偏见和污蔑；但张岱根据“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治史
　　原则，有意识地把农民军与明军进行对比描写：“明季以来，师无
　　纪律，所过州县，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
　　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
　　为之歌日：‘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
　　粮。＇由此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明军的“唐通，白广思，
　　左良王辈，乳虎鹅，弱肉强食，百姓遂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
　　之语，故宁可见贼，不愿见兵也”。而李自成“众数十万号百万，
　　驻匝南阳，分兵攻汝宁，陷之，所属州县，多望风纳款。城下，贼
　　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日：‘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
　　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
　　军。人心大悦，风气所至，民无固志…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
　　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由此
　　得出了农民军因受人民欢迎而胜利，明军因被人民反对而失败
　　的结论。这正显示了张岱求实直书的治史原则，也彰显了张岱
　　正确深沉的观察力，较少因袭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为自己的成
　　见所蒙蔽，表现了卓越的史识。
　　张岱在明亡后，曾以满腔的希望和热情投入鲁王监国绍兴
　　政权反清复明的活动，慷慨资助，可是鲁王政权目光短浅，热衷
　　于朋党之争，反而斥逐张岱，使得张岱心灰意冷。张岱怀着对南
　　明诸王既同情又愤慨的态度，专门写了《明末五王世家》。之所
　　以以“世家”对待，他认为崇桢之亡，不仅是明中央政权的垮台，
　　也标志着明朝统治的结束；同时，当时清政权已入主中原，成为
　　全国的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南明诸
　　王政权是偏隅一方的地方性政权，毕竟是明政权的延续和残余，
　　仍然坚守一隅，抗击清军，故将五王事迹作为“世家”处理。不
　　然，“成败之始末，迁播之方隅，羁縻之岁月，拥戴之臣工，则未之
　　详也”。张岱在《明末五王世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甲申北
　　变之后，诸王迁播，但得居民拥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满，不
　　知其身为且夕之人，亦只图身専且夕之乐，东奔西走，暮楚朝秦；
　　见一二文官便奉为周召，见一二武弁，便依作郭李。唐王粗知文
　　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时奔逃。黄道周、瞿式
　　耜，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肉，人手即臭腐糜烂。
　　如此庯碌，欲与之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尤其是对于拥有
　　四镇雄兵的弘光政权，不到一年时间，便顷刻瓦解，作者深情地
　　斥责道：“弘光，痴如刘褝，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
　　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带酒宣淫，诸凡亡国
　　之事，真能集其大成。”这既反映了张岱对南明诸王“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爱憎复杂的感情，又表现了他肯定南明五王政权的合
　　法性，和清官修的《明史》立场完全不同，以明遗民自居的坚定民
　　族气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严肃、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张岱还
　　从卷二四至卷五七整三十卷（不含有目无文之卷）的篇幅详尽展
　　现了南明“拥戴之臣工”不屈不挠的反清斗争场景和英雄事迹。
　　费扬“凌羽乘高一呼，号召义旅，燕齐五十余城，仍复为明”，
　　“仲（夏允葬）、豫瞻（夏峒曾）父子死节，死当以良金写像，世世
　　把之矣”。2“余读三传（满之章、夏之旭、何光显），未尝不为之
　　扼腕三叹也”。对于辅佐永历的“瞿式耜世纤金紫，其平时立
　　朝，卿贰材耳。及人粵之后，辅佐永历，拯溺救焚，大见材略，事
　　虽无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古之诸葛，又何加焉！”＂极力赞扬，
　　对其遭遇“独恨少主轻狂，闻惊即走；出师之表方上，灵武之驾已
　　驰。志欲补天而天如璇，鍊石在手，则亦奚益哉！”表示惋惜。
　　对于那些借举义之名“以行吾机诈，此岂真起义哉？”的马士
　　英、阮大铖、方国安、郑遵谦之流的卑劣行径，作者则愤慨遣责
　　“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铖，而反为大铖所用。亡我宗社，肉其
　　足食乎！大饿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党，蓄毒未发，至北变后，遂
　　若出押之虎，咆哮无忌，及用间既成，超擢内院，国门一示，扫地
　　尽矣！鸣呼，操莽温懿，犹如修饰边幅，大铖一败至此，与彼偷牛
　　剧贼，抑又何异哉！”
　　张岱的《石匮书》在“求实”、“直书”的同时，比谈迁的《国
　　榷》、查继佐的《罪惟录》高出一筹的地方，还在于他从历史事实
　　出发，认真总结并揭示了明代灭亡的过程及原因。张岱认为明
　　朝灭亡的迹象在万历后期已经显露：“神宗（万历皇帝）冲年嗣
　　位，英明果断，有江陵辅之，其治绩不减嘉、隆，迨二十年后，深居
　　不出，百事丛挫，养成一僦做之疾，又且贪呓无厌，矿税内使四出
　　虐民。譬如养痈，特未溃耳。故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
　　地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盖我明之亡征，已见之万历末季
　　矣！”至光宗接位，“撤矿税，发内帑，起直言，勤召对，翻然蹴
　　大寐之天下而使之觉，人且谓之一月之唐虞焉。臣工海甸，方思
　　改头换面，以共济太平，乃竟以一月殂，而我明气数薄矣！”S至
　　熹宗朝，明朝已衰亡到极点：“天启则病死在命门，精力既竭，疽
　　发背，旋痈溃毒流，命与俱尽矣。烈宗虽扁鹊哉，其能起必死之
　　症乎？”＂“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祯，而实亡之天启；不失之流贼，
　　而实失之（魏）忠贤。”张岱认为明朝统治到了天启年间，已经
　　病人膏肓，不可救药了，即使是神医国手，也难措手。崇祯与历
　　代亡国之君不同，“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
　　比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竭力想挽救危局；但他急躁蛮干
　　刻如理财”，“骤如行法”，“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
　　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弈
　　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之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
　　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廷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
　　而不得，则用妇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则用宗室；求之资格而不
　　得，则用特简；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愈出愈奇，愈趋愈
　　下＂。“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党
　　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如实、客观反映了崇祯朝
　　十七年的统治状况，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岱认为明朝灭亡除了崇祯本人的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
　　的原因，即党争误国。有明一代，朋党之祸与国家衰亡相终始。
　　远的不说，近的从万历后期产生的魏党（宦官势力）与东林党之
　　间的党争，一直延续到明亡，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还未休止，南明
　　小朝廷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还要闹党争，直到统统完蛋。张
　　岱痛心疾首地指出：“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瓯无阙之天下，平心
　　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烈矣哉，门］户之祸国家
　　也。我明之门户，日久日甚。万历之岁有门户科道，天启之岁有
　　门户宦官，崇祯之岁有门户宰相，弘光之岁有门户天子。”真
　　是剴切之言。张岱冷眼旁观数十年，对朋党的研究尤为深刻，感
　　情也尤为激烈。他认为：“朋党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则
　　又千方百计装点不要官做，故别其名日门户’，集其人日＇线
　　索＇，传其书曰“衣钵＇，美其号日声气＇，窃其名日＇道学＇。非门
　　户之人，廉者不廉，介者不介；是门户之人，贪者不贪，酷者不酷
　　奸者不奸，恶者不恶。”张岱愤怒地斥骂魏忠贤迫害忠良，“贱
　　之如囚徒”，“轻之如狗彘”，“扑灭如蚊虻”的残酷罪行，切齿遣责
　　魏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祸国殃民、“徒事贪淫，不思恢复，有韩
　　侂胄之嗜欲，而无其志气；有意偷安，不能留恋，有贾似道之荒
　　淫，而无其福德；自立城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无其
　　智谋”。恨不得立斩奸佞，生祭弘光。张岱认为作为朋党之
　　的东林党，尽管以“声气”、“道学”相标榜，其实质仍是结党营私，
　　以我划线，排斥异己，与魏党没有两样，为此，张岱也予以痛斥。
　　当时有些“大佬”，对于《石匮书》“不拥戴东林”颇有异议，张岱
　　心殊不服”，表示决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
　　也。”态度之坚决凛然不可侵犯。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
　　对这种原则问题“一味模糊，不为分别”，则“其书可烧也”。尤
　　其是“今仍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
　　拗笔，仍欲拥戴东林”，更使张岱痛心和寒心。张岱痛斥否定
　　东林党，并不是站在某一党某一派的立场，也不是凭个人的感
　　情，而是着眼于总结明王朝灭亡教训的基点上，是当时土流“拥
　　戴东林”流毒很深的情势之下。由于对朋党深恶痛绝，攻之不遗
　　余力，对东林党的评价不免带有偏激情绪。但张岱并没有把东
　　林党人一概骂倒，而是采取具体分析，对东林党“首事”诸君子深
　　表敬佩，称其“光明磊落，出处昭然”，“砥砺廉隅，维系风教”＂
　　痛惜杨琏、左光斗等“除恶未尽，反受其害”的历史教训。这正
　　显示了张岱远见卓识的史识，远比同时代和稍后的一些史家高
　　明
　　明代自万历以后，党争激烈，延续了七八十年，流播所及，文
　　化艺术也深受其影响。明末文坛纷呈，或宗秦汉，推崇本朝王
　　（世贞）李（攀龙）；或宗唐宋，推尊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
　　（坤）；或宗公安三袁，或宗竟陵钟谭。互相评论，气氛热烈，这既
　　是一种正常的竞争，促进了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但又夹
　　杂着很深的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绪。张岱主张对各种流派采取分
　　析态度，客观地权衡其成败得失。“王李自成为王李，钟谭自其
　　为钟谭，今之作者亦自其为今之作者。何必骂？亦何必不骂？
　　蚊呶蝇喧，竟成何益哉！”骂一派，捧一派，不利于各派之间取
　　长补短，推动整个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其次是八股误国。张岱是八股科举的受害者，对八股科举
　　制度的危害感受特别深刻，深感八股制度腐朽、摧残扼杀人オ
　　“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
　　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严重贻误
　　国家人オ的选拔，“举子应试，原无大抱负，止以咕哔之学迎合主
　　司。即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每科之中不无一二，而其余入彀
　　之辈，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
　　以之济世利民，安邦定国，则亦奚赖焉？”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
　　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是“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
　　豪杰之志气者也”。统治者以坑害无数读书人开始，到头来却危
　　害了国家，“高皇帝之误人犹小，其所以自误则大矣！”为此破天
　　荒地喊出：“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可惜
　　张岱的这个建议，没人采取，中国废除八股科举整整晩了二百多
　　年
　　张岱虽不是军事家，但他从总结明亡经验教训出发，十分关
　　注明末军事斗争形勢和胜败的原因。《石匮书》的评论中多处提
　　到。如：“我明论功，稍有不胜，则酷罚随之…成功难，而获罪
　　易，此介胄之士所以枕戈而叹也。我明之武功不振，卒致灭亡
　　岂不职是故哉！”张岱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分析
　　胜败的原因；“边塞之臣至我明屈抑极矣，将士身莅戎马，兵饷步
　　伐无一事不受人掣肘，幸而胜则归功帷幄，不幸而败则斧锧随
　　之。”万历十八年（1590），明神宗朱翊钓接到陕西巡抚赵可怀
　　奏报军情的奏疏，与申时行讨论时说：“近时督抚等官，平时把将
　　官轻贱凌虐，牵制掣肘，不得展开，有事却才用他。且如今各边
　　有些功劳，督抚官有升赏，都认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与
　　将官及小武官，虚文搪塞。”这就说明当时边防的积弊，文臣出身
　　的总督、巡抚不但凌虐武官，而且将功劳据为己有，过错推给下
　　级官吏。如此，岂有不败之理。张岱认为，这种情况往往导致
　　其一，在朝廷寻找靠山：“我朝勋业之臣，非有所主，即有所附
　　如使上无所主，下无所附，虽功如于少保，勇如戚继光，皆不
　　得上活五等之爵，而他可知矣！…世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
　　立功于外者！”S其二，临时败逃或投降：“今之大将，身在战场，
　　先将此头安顿在家，是以非败即逃。”深刻说明了明末军事失
　　败的原因。
　　（三）严谨的编撰体例与娴熟的语言技巧。
　　《石匮书》在编写体例上继承了《史记》、《汉书》等正史纪传
　　体的记叙体例，但又有发展。《石腰书》共二百零九卷，包括本
　　纪、表、志、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其中志的设置，有《天文志》
　　《地理志》、《祀乐志》、《科目志》、《百官志》、《河渠志》、《刑名志》、
　　《兵革志》、《钱刀志》、《马政志》、《历法志》、《盐荚志》、《漕运志》、
　　《艺文志》等，名目齐备，记载广泛，有俾实用，而且能够突出明代
　　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特点。如《河渠志》中，张岱认为潘季驯的治
　　黄理论“治黄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旧制”值得称道：“循河故道
　　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无留行，而又近为缕堤，缕堤之外复为遥
　　堤，使水益浅远，以不至旁决，盖嘉靖、隆（庆）万（历）之间，季驯
　　四治河，河皆治。”＂明代南方经济发达，“陆之运费，海之运险，准
　　河为宜”，漕运便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故
　　又单独列《漕运志》。张岱肯定“国家漕政易民运为转搬，易转搬
　　为直达，今而备矣！”又在《兵革志》中认为，嘉靖年间裁革驿
　　递，崇祯年间裁革墩军，导致“我明流寇之横，起于裁驿递，我明
　　边陲之坏起于革墩军”，因为“墩军之逻边墙，探听风鹤，侦候
　　烽火，以慎边兵，关系尚小；惟有墩军之住家于各墩也，与口虏最
　　近，墩军畜牧，其鸡豚、酿酒、烙饼，以与口虏贸易，口虏多来饮食
　　之”。“墩军有妇女，间与口虏私通”，为此消息十分灵通；有时也
　　让口虏暗传假情报，让对方中计。有些大臣轻议节省，乃坏万里
　　长城，导致明末军事失利。所有这些志的创立，都能抓住明代不
　　同于其他各朝的特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在这点
　　上，只有查继佐的《罪惟录》差可与之相比，王鸿绪的《明史稿》
　　傅维麟的《明书》和清官修《明史》则远逊于他。在列传部分，既
　　有本传，又充分利用了类传的形式，把许多人物，按其不同特点，
　　分门别类地组织到各个类传中，如《循吏》、《独行》、《义人》、《儒
　　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医》、《宦者》、《开国死
　　事》、《死国诸臣》、《靖难勋臣》、《郊阯死事》、《南巡死谏诸臣》
　　r门户》等等，分类很细，便于寻检，人们翻阅目录，便可一目
　　了然。
　　《石匱书后集》实为五十五卷，是为续《石匮书》而作，以纪传
　　体形式记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人物列传既有本传，也有类传。
　　在类传的组合方式上，因传主同时或同事或合或附，如《流寇死
　　者列传》《甲申死难列传》、《勋咸殉难列传》、《乡绅死义列传》
　　《乙西殉难列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成殉难列传》、《中原群盗
　　列传》等等，既简易省笔墨，又不致漏载，可谓深得史法剪裁之
　　妙，既反映了明末社会动荡，又表现∫强烈的爱国精神。前后集
　　成书虽相隔多年，其编写体例仍前后贯通，且后集在前集基础上

messiyun

又有发展。张岱还在本传和类传的前面或后面，往往写有总论
　　或附论，通过这些评论，发表个人对有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见
　　识。而这些史论既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同时又表达了他的政
　　治观点，表现了他在史著编纂上不仅具有卓越的史识，而且还有
　　相当高超的史才。
　　张岱《石匱书》和同时代的其他明史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
　　文人修史。作为晚明的一位“绝代散文家”，以文章作手来写史，
　　文笔优美自然。张岱的人物传记力求真实地再现人物的生平事
　　迹、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坚持以真人真事的描写原则，反对不顾
　　事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隐恶扬善、谀词虚美。“只求不失其
　　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刻画人物时，既讲究笔墨简练，又
　　要细致人微，抓住人物本质的传神的细节，生动地描写人物性格
　　的特征与精神面貌。他十分推崇《史记》笔法，“太史公其得意诸
　　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银钩铁勒，简练之
　　手，出以生涩。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频上三毫，则睛中
　　画，墨汁斗许，亦将安所用之也”。张岱的人物列传中，《文苑
　　列传》、《妙艺列传》写得最为成功。如王世贞，张岱曾批评他“弇
　　州高抬眼、阔开口、饱醮笔，眼前腕下，实实有非我作史更有谁作
　　之见，横据其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不复能佳，是皆其能为
　　史之一念有以误之也＂。但在列传中，通过三五件小事，真实
　　再现了王世贞的生平事迹、道德文オ：“兵部郎杨继盛论効嵩下
　　狱，世贞纳豪；继盛妻讼夫冤，世贞为草疏；继盛弃西市，世贞
　　往哭收敛之。”王世贞在青州任上擒盗，“山东诸公见其精严练
　　事，发奸擿伏如神明，大加叹服，声闻京师”。父下狱论死，世贞
　　与弟叩阙请代，日囚服跪道旁遮诸柄人；父死，隆庆元年赴阙讼
　　，得复父官。后出任浙江参政，使吴兴三郡，得减漕粮十五万。
　　张居正与王世贞为同年友，欲引世贞，王世贞婉言拒绝。以上表
　　现了王世贞傲岸刚正不屈的品质和性格。又称扬其“异才博学
　　横绝一时，所荟猎子、史、百氏，皆以意镕炼，翕然为一家，古今著
　　述之富，亡逾也。其诗使事构体…要归之元气块北大海渟泓，
　　中无恒蹇促，馋刻深险之态”。称颂其“后生初学，得世贞一言
　　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传影，转相引重”。肯定了他的才学
　　和在当时的影响。又如楚王护国将军华堞，字用章，乙酉南都失
　　守后，间道奔杭谒见潞王，呈说守城之计，针对潞王顾虑，以利害
　　多方面劝谏。当潞王始终不觉悟时，张岱通过华堞的言行：“出，
　　叹曰：＇环观古事，有诸王以国奉人，而得长世者哉？有可为之
　　势，顾自弃此国仇，何足与论事？”＇拂袖起裂冠带，掷地下，易築
　　麻，誓日：＇不复中原，以此见先帝。旁观者皆为涕泣，王果然降
　　清。”既凸现了华堞刚勇、机智和尽忠于朱明王朝的精神品
　　格，也表现了潞王的软弱怕死，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作者未
　　置一词褒贬，其倾向则已显于言外。如描写卢象昇为国捐躯，战
　　死沙场：敌退后，军民在乱尸中找到他的遗体，“左颅后胸，刀痕
　　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溃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仅
　　用二十六字，英雄浴血奋战之形象及军民爱戴之情状跃然纸上。
　　张岱非常重视广泛阅读古今图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
　　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8。
　　如在《曹文昭贺人龙列传》中描写曹文昭之勇：“一日，贼据
　　平凉山谷，数万余人，人莫敢近。文昭提兵从城外过，如翰于
　　城谯设酒款文昭曰：‘贼遍山谷，意在平凉，将军可坐视不救
　　乎？”文昭掀髯畅饮，尽酒一斗许，酌一卮于席末日：“我杀贼
　　归，饮此酒当未寒。＇乃马上呼麾下土，直冲而上。但闻妇女
　　儿稚号泣，声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惨淡。贼弃溃，追逐三
　　十里而返。到城谯下马，浴血而立，乃解甲取水盥涤，坐席复
　　饮，卮中酒果未寒也。”这里明显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温酒斩华雄”的笔法，烘托了曹文昭之勇武。又如写陶仰用
　　骁勇善战，当大敌坚不可动，张岱引用了军中呼为“铁篱笆”
　　的绰号称之，确实得到了“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的艺术效
　　果。
　　向来撰写史传，评论人物的语言讲究古奥庄重，张岱推崇朱
　　元璋的“明达”理论：“昔我太祖以马上读书，送以文章雄视千古，
　　251
　　其授旨词臣，但取明达，勿事棘艰……间有文人オ士，或亦艰棘
　　其词，而浮华艳语，稍用咬咀，味同嚼蜡矣。”如《石匱书》卷一
　　九六《逆党列传总论》对于“逆党”的议论：从时令季节变幻说起，
　　再说到孟尝君去相位、复相位的不同经历，说明“富贵多士，贫贱
　　寡交”的道理。又之如超市：“旦侧肩，争门而人，日暮之后
　　…掉臂而不顾…所期物忘其中也。”以人情物理，娓娓而
　　谈，说明魏忠贤得势时的气焰嚣张，依附者众多，连朱由检“在信
　　邸时亦称须上公，疏凡三上”。对于依附于魏闲的分析妥帖入
　　理；又如称为“五虎”、“五彪”、“动摇中宫”、“倾心赞导”、“颂侯”
　　建祠”、“反复”和“另传”的取名也很形象富有艺术。又如《科目
　　志》的评论，张岱从具体事实出发，提出：“我明制科自洪武辛交
　　（1371）至崇祯癸未（1643），凡八十八科，为年二百八十（系七十
　　有二，其间以举业起家著名当世者，每科不过数人，而强半又以
　　帖括见收，终日学究，及问其为大节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指
　　又不能多屈矣”，从而得出“盖天地生オ之难，朝廷得才不易，
　　其相厄如此”的结论，希望有关官员“凡职司选举者，不当失公失
　　慎，暗中摸索，以求不负朝廷，不负天地乎！”然后指出科场流
　　弊频仍：“为钱神所夺者什之三，为豪贵所夺者什之五，以剩下寥
　　寥额数分惠贫穷力学之人。主司又未必具眼。取未必得人，乃
　　盲收瞎录，间或私通关节，借重一二，知名人土点缀榜中，以涂世
　　人耳目。”为此造成“凡宿学高才负鞭担簦陪伴新人，一番劳碌，
　　三年辛苦，又撤之东洋大海矣！世间公道人心止仗此一－丝以系
　　汉九鼎，乃复亲乱若此，又安望场屋得人以救兹祸乱哉！”不
　　可估量的影响。摆事实，讲道理，理从事中引出，合情合理，无丝
　　毫讲大道理，凭空发议论之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似乎是写随
　　笔小品，却以通俗的文言为基础，大胆引进口语、俗语，有时方
　　言、俚语也不忌讳，把通俗化推向史著这一庄严的领域。官修的
　　“二十四史”很难找到这样浅易明快的文字，这是史学语言的大
　　革新。
　　类传中的总论和纪传中的附论大多如此，简洁、明达，词语
　　贴切生动。如评论崇祯皇帝：“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
　　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
　　唯诺诺，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
　　之人无所不用，乃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
　　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诸臣误朕＇一语，伤心之
　　言。后人闻之，真如望帝化鹃，鲜血在口，千秋万世，决不能干
　　也。＂”浅显畅达，加之多用短句，简明活泼，读之朗朗上口。
　　诚然，作为史学家的张岱是无法跨越时代和阶级立场限制
　　的，如他的封建正统的思想，对待农民军的观点。取材也囿于闻
　　见，失于考证，如袁崇焕被冤杀一案的记载，认为“尽发其通敌奸
　　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8，误记为有罪该杀。《石匮书
　　后集》中有目无文的列传竟达八卷之多。此外，书中也有些荒诞
　　迷信的记载，《石匮书》卷一一五《刘大夏列传》评论说：“鬼神之
　　事，诚也有之。”但从明末清初诸多的野史、众多的史学家的背景而
　　言，张岱从其史著及其显示的史德、史识、史才来看，确实是一位杰
　　出的史学家，随着《石匮书》影印出版，肯定会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杰出的鉴赏家
　　张岱不仅是著名的散文家、历史学家，而且也是戏曲理论
　　家。称他为散文家、历史学家，是因为他有《陶庵梦忆》《西湖梦
　　寻》、《琅嬛文集》等散文集和《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史阙》等
　　历史著作。称他为戏曲理论家，尽管他未有传世的戏剧理论专
　　著和戏曲作品，他的戏曲理论和有关戏曲史料也散见于《陶庵梦
　　忆》和《琅嬛文集》等著作中，分散、零碎，不够系统，但他对戏曲
　　的观察、评论却很细致，见解十分深刻，因此给他戴上这顶桂冠，
　　对他来说是受之无愧的。
　　张岱出生于世家大族，从祖父辈起家里就蓄养戏班子，先后
　　有“可餐班”、“武陵班”、“苏小小班”等六个之多，这样就使他从
　　小受到了戏曲艺术的熏陶。他自小喜欢看戏，“好梨园，好鼓
　　吹”。他经常与演员在一起，或则登高唱曲，或则卧舟听
　　戏的，或则率领戏班子外出演戏。他酃弃仕进，明朝灭亡后，他
　　耿耿于怀，长期寄情山水，遍游大江南北、三吴、齐楚等地，长期
　　的漫游生活，使他广泛接触并考察了各地戏曲演出活动。由于
　　此，他深通戏曲艺术的各个方面，不仅具有戏曲行家的身份，在
　　演员中拥有很高的威望。《过剑门》记载张家戏班子因为张岱在
　　坐，他们就格外紧张，提心吊胆，也格外卖力，因为“主人精赏鉴，
　　延师课戏，童手指千，徯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
　　同时张岱也擅长写曲。魏忠贤倒台后，他刑改重排了一时涌现
　　的“十数本”反映同一题材名为《冰山》的剧本，并取得了成功，此
　　外还创作了杂剧《乔坐衙》。张岱的戏曲理论涉及编剧、导演
　　演员表演等各个方面，并在声腔、剧目、排场、表演等各个方面撰
　　写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
　　（）推崇“布帛菽粟”的戏曲作品。
　　戏曲作为舞台艺术，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活动，任何成功的
　　演出都离不开编剧、导演、演员的创作活动。而戏曲剧本是导演
　　和演员进行创作的基础，没有剧作家为舞台演出提供有质量的
　　剧作，那么任何高明的导演和演员都会失去二度创作的依据。
　　张岱主张戏曲创作要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推崇“布帛菽
　　粟”的戏曲，反对追求怪诞。他针对袁于伶《合浦珠》戏曲创作
　　从当时剧坛创作总倾向出发，中肯而又尖锐地指出：“传奇至今
　　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偏要改妆。兼以
　　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闹热，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
　　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张岱矛头所指，是明季
　　些戏曲家，特别是吴江派的戏曲创作。他们为了迎合、讨好当时
　　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编织市民阶层乐意接受的世俗生活梦幻
　　或者“以奇事旧闻，不论数种，扭合一家，更名易姓，改头换面
　　或者“无端巧合”，“愈造愈幻…即真实的事翻弄作乌有子虚”；
　　为了满足小市民低级趣味或性爱生活的精神要求，不是写“以男
　　伪女”的俗套剧，就是写男女邂逅，表赠信物，月下幽会（香罗之
　　合，香罗之分，香罗分而再合），把“村妇恶声，俗夫亵谑，无一不
　　备”搬上舞台，使戏剧演出“悠谬粗浅……秽溢广座”。张岱从
　　艺术内容的内在必然性出发，反对一味追求奇幻不经的世俗戏
　　曲。他认为怪幻不能“非想非因，无头无绪”，脱离现实，违背生
　　活逻辑；“热闹”、“出奇”必须源于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社会现
　　实。《合浦珠》中“郑生关目，亦甚寻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
　　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跄”，如“今人于开场一出，便欲异人；乃
　　装神扮鬼，作怪兴妖”一样，貌似“热闹之极”，实则“反见凄凉”，
　　因为其中的人物活动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失去了他们性格支配
　　的必然性，是“节外生枝，屋上起屋”。戏曲创作要遵循一定的创
　　作原则，张岱认为这个创作原则就是“情理”，“兄作《西楼》，只
　　情”字，《讲技》、《错梦》、《抢姬》、《泣试》，皆是情理所有，何尝不
　　闹热？何尝不出奇？”虚构人物和情节，既要合乎生活的逻辑，也
　　要符合剧情和人物性格本身发展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张岱
　　在反对离奇古怪之作的同时，提出了“布帛菽粟”的主张。《西
　　厢》词采如着色牡丹，情节曲折为传奇典范；《琵琶》词采声色俱
　　备，关目未必都是事实，但它“并无怪异”，张岱因此大加赞赏：
　　“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
　　新，愈淡愈远。”所谓“布帛菽粟”，就是源于历史生活内容，但是
　　表现方式有所改造，而这种改造是符合生活实际的，是人们生活
　　中本来就存在的。《西厢》、《琵琶》的情节和语言是从社会生活
　　的情理中引发出来的，是典型环境中人物性格、行动逻辑发展的
　　必然结果。可见，张岱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传奇要热闹和出奇，他
　　是理解剧作家“馀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的隐衷的，所以他
　　赞扬汤显祖的《还魂记》“灵奇高妙，已到极处”，却又不喜欢《南
　　柯记》、《邯郸记》，因为“二梦则太过”，越过了情理，离开了生活
　　的真实，“过此则便思游戏三昧”，他反对的是“不论根由”、“不顾
　　文理”的热闹和出奇。
　　张岱认为戏曲创作无论是如《西厢》、《琵琶》以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为主，还是如《还魂记》以浪漫主义创造方法为主，都必须
　　符合生活真实、情理逻辑，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有很强的针
　　对性，在今天也值得借鉴。在张岱之前，吕天成曾对那些违背生
　　活真实的刷作深感不满，他批评顾怀琳的《佩印记》说“朱买臣
　　史传本是极好传奇，此作近俚，且插入霍山，时代亦舛缪。”朱
　　买臣和霍山是两个时代的人，汉武帝时朱买臣任会稽太守，《汉
　　书》有传。而霍山则是霍光的侄孙，汉宣帝时封乐平侯，后因谋
　　反事败而自杀（事见《汉书?霍光传》）。他和朱买臣相差两代，而
　　作者硬把他们拉拢捏合在一起，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吕天成
　　稍后的冯梦龙在《灌园记叙》中批评说：“传奇如世所传之《灌
　　园》，则愚谓无可传……君王后，千古女侠，再见而遂失身…谈
　　何容易……何奇乎而何传乎？”冯氏认为《灌园》刷所以不奇不可
　　传，就因为其中人物的活动不符合情理逻辑，失去了人物性格支
　　配的必然性。吕冯虽已论及传奇创作，但仅从细节着眼，比较
　　言之，都不如张岱高瞻远瞩，立论明确、深刻、全面。
　　张岱不仅要求关目、人物安排合乎情理，对舞台上的时空环
　　境设置也要求奇幻与真实相统一。他非常赞赏刘晖吉为《唐明
　　皇游月宫》的布景设置，通过象征性的景物：“其圆如规”的月亮，
　　四下以五色染羊角的“云气”，“光焰青黎”、“色如初曙”的数株点
　　燃着的“赛月明”，还有“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用轻纱
　　遮幔，通过客观环境具体的情景在角色内心引起的感触，使角色
　　对环境作出响应的动作或行动：叶法善“撒布成梁＂”，和唐明皇
　　起“追蹑月窟”，从而显现出角色面临的具体真实的时空环境。
　　这种虚拟环境的显现，确实“奇情幻想”，同时也符合当时人们对
　　于月宫认识的情理，因而达到了“忘其为戏也”的强烈效果。
　　（二）重视导演的主导作用。
　　戏曲本质是一种舞台艺术，其最终形式是演出。从剧本过
　　渡到演出，把文字转化为舞台形象的桥梁则是导演。中国古代
　　没有“导演”之称呼，古时称之为“优师”，“伶正之师”，或“教博
　　士”。从张岱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导演的职能往往是通过剧作
　　家、戏班主人或教师来实现的，张岱本人就是一位戏曲导演。
　　张岱对戏曲导演有精辟的论述，他在《陶庵梦忆?阮圆海戏》
　　中十分推崇阮大铖的场上导演功夫：“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
　　“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
　　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这里张岱认为导演的职
　　责，首先就是“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明确剧本的主题和情调
　　莩幄剧作者的思想感情，引导演员正确深刻地理解剧作，这是演
　　员进入角色创造舞台形象的基础。二要“讲关目，讲情理，讲筋
　　节”。传统戏曲结构是将长篇巨帙的题材，化成一系列连续发展
　　的“连场”冲突形式，一般说一个场子就是一个冲突，这种戏剧冲
　　突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自我表白，揭示内心感情的变化来表现的。
　　因此，导演要形象、明确地将剧本解剖，出里分场、场里分段、段
　　里分节，看每节、每段、每场、每出与全剧主题的关系，看节与节
　　段与段、场与场、出与出的连接，并依据冲突的要求，设计、规划
　　抒情的舞台动作和场面（唱、念、做、打），把角色的身份、面目，以
　　及他们要做什么事，潜在的意图一一交代清楚。三是组织舞台
　　调度和指导演员表演。所谓“串架”，是指戏曲舞台的调度，即角
　　色在舞台上的行动路线、站立方位和全剧的衔接等。舞台上不
　　论是一个角色还是几十个角色，都要讲究对称、均衡、和谐、整
　　齐、有层次。人物在舞台上的行动路线必须是聚散得宜：聚犹众
　　星捧月，散如满天撒星。行路，对阵，甚至上下场的路线都要讲
　　究美观，有图案的意味。所谓“斗笋”，即舞台行动前后必须协
　　调、衔接，像“斗榫”那样紧凑。正如李渔所说：“一出接一出，
　　人顶一人，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四是导演要根据自己
　　对角色的性格特点的认识，指导演员认识、理解角色，细细讲明
　　“插科打诨、意色眼目”和“咬嚼吞吐”。帮助演员组织舞台动作，
　　如身段、台步、手势、面部表情等形体表现方面的款式；训练曲调
　　唱腔的款式和出口分明，咬字清楚，念白的高低抑扬、缓急顿挫
　　的功夫，并为演员作示范动作。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有计划、有步
　　骤的工作，为演员进行完美的艺术表演作深入细致的指导，最终
　　引导演员进入舞台艺术的创造。五是要精心设置布景、道具，
　　“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
　　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札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
　　出色也愈甚”。张岱推崇布景新奇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炫奇
　　夸富，追求声色之娱，更主要是在艺术上的追求，使演员更好地
　　进入艺术境界，创造逼真的生活幻觉，引观众人戏。
　　为了使演员更好适应演剧的需要，张岱十分赞赏朱云崃教
　　女戏的作法：“未教戏，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箫
　　管、鼓吹、歌舞”，因为弹奏乐器是歌舞的基础，歌和舞又是戏
　　曲表演的基础，这正如李渔说的：“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
　　舞，习声容也一一欲其声音婉转，则必使之学歌；学歌既成，则随
　　口发音，皆有燕语莺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体态
　　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则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
　　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张岱年轻时就曾向王侣鹅、王本
　　吾学过琴，而且很有造诣，对于他从事戏曲导演不无益处。
　　张岱不仅对导演职责有较明确的论述，同时还提出了导演
　　要注意演员表演时的思想情绪。“《西楼》不及完，串《教子》
　　杨元胆怯肤栗，不能出声，眼眼相觑，渠欲讨好不能，余欲献媚不
　　得，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二，杨元始放胆，戏亦遂竣。”无疑这
　　是经验之谈。说明张岱不仅重视对演员演技的传导，同时还重
　　视做演员的思想工作。
　　（三）充分发挥演员的表演才能。
　　戏曲艺术的创造，离不开编剧、导演、演员共同协调的努力，
　　然而对于戏曲演出来说，编剧和导演毕竟是居于幕后的，他们的
　　创造意图只能通过演员的粉墨登场进行表演才能体现出来，才
　　能最终完成由文字到舞台形象的转化，从而为广大观众所感知。
　　张岱十分重视演员的舞台表演技巧，他曾指出：“古人弹琴，唫揉
　　掉注，得心应手。其间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应之灵，顿挫之
　　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别，一种生新之气，人不及知，己不及
　　觉者……－自弹琴拨阮、蹴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皆藉
　　此一口生气。＂所谓生气，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要精确把握剧
　　中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剧中人物的语言动作，活灵活现把这个
　　角色表现出来，“演龙像龙，演虎像虎”，使他（她）们在观众中留
　　下活生生的印象。要做到有“生新之气”，张岱认为演员表演必
　　须“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应之灵，顿挫之妙”要“十分纯熟”，演
　　员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应当灵活、准确、漂亮，力求
　　做釗心动形随，进退回旋，快慢缓急，无不如意；长歌高唱，出口
　　分明，寻宫按商，悲欢合节；说白吟咏，高低抑扬，缓急顿挫，优美
　　动听。正如阿甲所说：“戏曲演员，他们将感情的表现形式当作
　　种技术锻炼，要把眼珠练得很灵活，眼神光彩练得很丰富，面
　　部的全部感觉器官和全身的筋肉，都要练得很灵活、很听话；如
　　要胡子，要甩发，要水袖，要朝子…以及声音表情中的悲啼，狂
　　笑，长呼短叹，打“哇呀呀”等，都是将感情技巧化了的一种特殊
　　的表现形式。”所有这些要求既合规矩，又合节奏；既合乎剧
　　情的需要，又符合戏曲程式的规范。真实地表现出人物的思想
　　和性格，使舞台演出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这里既包含了体验，
　　又包含了表现；既有形似的要求，也有神似的要求。中国古典戏
　　曲表演既是一种体验的艺术，又是一种表现的艺术。演员扮演
　　角色，如果排斥内心体验，单凭外表程式动作，那只有剩下角色
　　的躯壳和演员技巧的卖弄；如果只有内心的体验，而没有相应的
　　外部表现，即根据角色的内心生活的要求创造完美的外部表现
　　形式，也感动不了观众。因此，体验和表现对于戏曲来说是互为
　　补充、互为结合的。演员要表演出角色的“生新之气”，对角色内
　　心生活、思想感情经过设身处地、绘声绘色的想象和体验功夫
　　使形之于外的一语一动，把蕴藏于内心深处的微妙细节表现得
　　无比鲜明，刻画得淋漓尽致，最大限度地创造角色，达到张岱称
　　赞的“科诨曲白，妙入筋髓，又复叫绝”那样的效果。

messiyun

张岱认为演员不仅要演出角色的“生新之气”，而且还要演
　　出演员自己的“生新之气＂，并以此作为衡量演员演技高下的主
　　要标准。演员在“十分纯熟，十分淘洗”的表演基础上，还要求
　　“十分脱化”，像古人弹琴那样，达到“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应
　　之灵，顿挫之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别”的地步。演员既要演
　　唱不能离谱过远，又要有深人角色后的即兴之作；既要保持“练
　　熟还生”之法的创造新鲜感，又须“胸有成竹”、“心中有人”，饱含
　　成熟完整的艺术构思；既要求“定腔、定谱、定乐”，又须“定而不
　　死，变动有据”，使演员在演出实践中随着对角色理解的不断深
　　化，对唱腔和形体动作不断地创造与更新。张岱非常推崇民间
　　艺人彭天锡的演技，“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倖，经天锡之
　　心肝而愈很，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
　　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皱眉眯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
　　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十分欣赏调腔演员朱楚生“其孤
　　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的独特表演。因为
　　彭天锡、朱楚生的“一举一动，拍拍中节”，“一言一语，丝丝人
　　扣”，语言动作、思想感情无不与角色融合为一，而且形神一致。
　　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天锡的“心肝”、“口角”、“面目”、“皱眉眯眼”
　　朱楚生的“眉”、“睫”，体现了演员自己的表演个性。
　　演员的演技要达到“十分纯熟”，“十分淘洗”，“十分脱化”的
　　程度，并不是易事。张岱认为一要像朱楚生那样，“楚生多選想，
　　一往深情，摇飏无主”，“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热爱本职工
　　作，苦心钴研，细细体验；二要有彭天锡那样的见识、阅历，“一肚
　　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礞砢不平之气，无地发
　　泄，特于是发泄之耳”，要有“通书史”、“解音律”较高的文化修
　　养，和对角色的“山川”、“机械”的思想性格的体验，表演艺术独
　　特自党追求的“不平之气”，这样，才能对剧作理解深刻，对演技
　　的揣摩格外自觉精湛。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不少有关戏曲的论著，如徐渭《南词叙
　　录》，吕天成《曲品》，王驥德《曲律》，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
　　堂剧品》等。但一般的说，这些著作都是探讨戏曲艺术构思、剧
　　本结构和戏曲语言等问题的，而对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其导
　　演、演员表演方面却很少涉猎。潘之恒的《鸾啸小品》《亘史》对
　　戏曲表演理论作了较多的探索。张岱广泛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
　　人在戏曲上的成果，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员表演诸方面皆有涉
　　及，并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这是不容忽视的。
　　不仅如此，张岱还在声腔、刷目、排场、表演艺术等方面留下
　　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如余姚腔，自徐渭在1559年写成的《南词
　　叙录》中提到：“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
　　之。”此后，有关戏曲的文献，包括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
　　记》、顾起云《客坐赘知》、王骥德《曲律》、沈宠绥《度曲须知》等
　　直未见任何有关“余姚腔”的记载，而张岱关于腔调的记述
　　“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
　　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尝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人情
　　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
　　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甲戌十月…是夜，彭天锡与
　　罗三民与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
　　据此，戏曲研究家蒋星煜等考证认为，这里的“调腔”就是余姚
　　腔，或者是余姚腔的遗音。若联系该段文字“盖四明姚益城先生
　　精音律，尝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人情理”考察，“四明”即余姚
　　也，姚益城先生精通的“调腔”自然是余姚腔，蒋星煜先生的考定
　　应该是可信的。可见“调腔”即余姚腔在晚明还是有影响的一种
　　剧种。由于张岱的记录，使得一度失落的余姚腔得以复归，为对
　　余姚腔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张岱在《刘晖吉女戏》中还记
　　录了明末已经出现的舞台布景砌末，这是非常珍贵的早期舞台
　　装置的精确记录，对于恰如其分运用布景，创造气氛，充分发挥
　　戏曲艺术的效果，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张岱结识了许多演员，和他们亲切交谈，成了他们的朋友。
　　无论是彭天锡、徐孟雄一类颇有影响的业余演员，或者是张大
　　来、夏汝开一类有一定艺术成就的民间职业演员，还是朱楚生
　　王月生等一类秦准歌妓，以及他家蓄养的马小卿、陆子云、王畹
　　潘小妃等演员，他都能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和他们相处，充分
　　肯定他们的艺术创造。他不仅为一大批著名的演员留下了姓
　　名，对他们精彩的舞台艺术作了独到的评论，而且为我们研究明
　　末清初的演剧史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全面观照张岱一生的学术活动，似以散文第一、历史著作第
　　，戏曲鉴赏理论是其非经意之作，零碎分散，篇幅不多，然而却
　　如散落的珍珠，璀璨夺目，足以显示其戏曲理论的成就。
　　丰富复杂、崇尚实学的思想家
　　张岱的思想极其复杂，他相信道教的青乌堪舆之术，认为其
　　张家发迹始于“五世祖葬地”。《快园道古》卷五载日：“先高祖
　　太仆，葬天衣祖垅，开圹，有黑气弥漫，匠石恐泄气，欲遽掩之。
　　先文恭甫六齿，言：“此杀气，政须放尽乃佳。”太仆从之。黑气
　　尽，清气冉冉，乃遂掩圹。十三年后，而文恭遂荐贤书。”有时
　　还相信灾异样瑞之说，如《草妖》、《苏州白兔》。也受到家庭浓
　　厚的佛教思想影响。他的祖父曾建造表胜庵，迎炉峰石屋的
　　金和尚为住持。他的外祖父在城东吼山设曹山宕放生池，“积三
　　十余年，放生几百千万”。少年时常跟随母亲至曹山庵作佛事
　　青年时期长期闭户求读于炉峰脚下的天瓦庵，晚年在项里居时，
　　乃架一草庵，礼佛不辍。张岱一生结交过不少高僧、道士，“凡黄
　　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杭州灵隐寺住持具徳和尚是
　　他的族弟，往来尤为密切。崇祯十年（1638）与好友秦一生专访
　　宁波天童寺金粟和尚，又至阿育寺瞻礼舍利。平生研读了不少
　　佛教经书，虽无专门的佛学著作，却十分热心佛教知识的传播，
　　所著《夜航船》一书中，对于“三宝”、“三清”、“老君”、“八仙”、“天
　　师”、“陈抟”、“周颠仙”、“张三丰”等道家经典及道教人物，“禅了
　　五宗”、“三乘、五教”、“沙门”、“不二法门”、“传衣缽”、“杨枝水
　　等佛家经典及佛教人物作了引经据典的详尽解释。在所著《西
　　湖梦寻》中，记述西湖一带的道观、佛寺胜迹就达三十六篇之多
　　约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并为绍兴、杭州的丛林古刹的修复
　　写过《表胜庵启》、《兴复大能寺因果记》、《修大善塔碑》、《募修岳
　　鄂王祠墓疏》等文章，为研究地方佛、道教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张岱曾说：“村中夫妇说朝海，便菩萨与俱，偶失足一蹶，谓
　　是菩萨推之；蹶而仆，又谓是菩萨掖之也。至舟中，失篱失楫，纤
　　芥失错，必举以为菩萨祸福之验，故菩萨之应也如响。虽然，世
　　人顽钝，护恶如痛，非斯佛法，孰与提撕？世人莫靳者囊橐，佛能
　　出之；莫溺者贪淫，佛能除之；王法所不能至者妇女，佛能化之
　　圣贤所不能及者后世，佛能主之，故佛法大也。”虽然，张岱看
　　到了佛教和道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但他本人并不愚昧地
　　味相信。
　　张岱的思想儒释道兼具，以儒家思想为主。他秉承了曾祖
　　父张元忭笃信王阳明“良知之说”的影响，接受了陆王心学和王
　　门异端思想的洗礼。明末清初，王学式微，不少主张经世致用的
　　学者因为不满王门后学的空疏，纷纷对王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
　　张岱不以为然。他以历史的眼光给予王学创始人“阳明先生创
　　良知之说出，如暗室一炬”极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王学在明
　　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王门异端李贽的学说更是被一些
　　人视为毒蛇猛兽，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张岱以满腔同情和
　　深沉的愤慨指出：“李温陵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胜
　　其服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异端＇一疏，瘐
　　死诏狱。温陵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温陵自死
　　耳，人岂能死之哉！”张岱认为李贽之死是由于他的言论和文
　　章异常深刻锋芒毕露，击中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痼疾，禠剥了
　　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衣，而使他们丑形无法藏遁、无法还击，因而
　　遭到封建统治者和道学者的嫉恨、陷害是不足为怪的。在王学
　　末流遭到批判的同时，朱熹理学又有抬头之势。张岱在辩证分
　　析朱熹理学的基础上，着重对朱熹的“道统论”作了深刻的批判：
　　认为儒家学说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根性各别；道体无方”，根本
　　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学说流派。他在反对孟子道统“自任”
　　说，孟子“既以私淑，而又恐其不得与斯文道统几绝也。作自任
　　看者，吾不谓然”的同时，也反对朱熹“传道之说，宋儒仿禅家
　　衣钵而为之，孔门无此也”，直接揭露了朱熹拉大旗作虎皮、企
　　图封为道统嫡传的卑劣伎俩。
　　张岱有感于明季积贫积弱的现实，对程、朱以来，包括王学
　　末流空谈心性的俗儒非常反感，多次指出：“儒者全无实用”，“吾
　　儒大而无用，只为倚门傍户，体既不真，用亦不实”8，十分鄙视
　　那些只会抠书本，不通经济世务的“章句之儒”，“两脚书橱”；酃
　　薄那些“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
　　以鼠首为殉者，君子弗为也”，如倪元璐者。张岱主张积
　　世，怀抱高度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仔肩宇宙”精神，推崇
　　弘毅负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土仁人。他说：“君子以天下为心，
　　至是邦即欲有为。危可以安，乱可使治，不人不居者，势不可为
　　故见机而作也。”他赞扬“舜忧勤，禹胼胝，上为君父，下为苍
　　生”的君主，反对把“轻视天下”的巢由之辈吹捧为什么高士；赞
　　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土，崇尚讲究
　　民族气节的仁人，推崇脚踏实地的有为精神。他青年时代就编
　　纂了《古今义烈传》，写下了歌咏荆轲、高渐离、伍孚、段秀实、唐
　　琦、景清、江天一等“慷慨负气，肉视虎狼”的英雄行为的乐府诗
　　篇；晚年又编撰了《于越三不朽图赞》，“望于后之读是书者”继承
　　先贤遗志。张岱从坚持民族气节的精神出发，歌颂了忠臣义士
　　义无反顾、万死不辞的精神，同时又认为，“古今死忠义与立功业
　　之臣，大略务名者什之七，务实者什之三。务名者出于意气，其
　　发扬尚浅；务实者本之性情，其酝酿甚深”，尤其是推崇“务实”
　　的忠义之士。张岱虽为布衣，却关心现实，忧愤时事，慨然以整
　　顿天下为己任，他破家举义兵抵抗清兵进驻绍兴，上书鲁监国要
　　求立斩上表请朝的奸佞马土英，与祁彪佳一起赈济灾民，上呈子
　　疏通市河等等。
　　张岱崇尚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的决绝斗争精神，赞扬
　　握拳攘臂”，“遽欲与之同日死者”的义勇之士，主张“直性”。
　　他说：“直＇是何物？《乾》卦刚中一画，竖将起来，顶天立地，此
　　人之所以为生。人而“直”，浩然充塞，死犹生也。人不＇直”，无
　　信不立，生犹死也。”S光明磊落，敢于牺牲；后来他又认为，“石
　　压笋斜出，屈曲委蛇，总不碍其直性”，反对无畏牺牲，主张死
　　必须有一定代价，应有益于“国家社稷”，“事之不成，以臣头为
　　殉，直一鼠首耳，何益于国家社稷？”提倡忍耐，“忍＇之一字
　　原是英雄大作用处”，“做事第一要耐烦心肠，一切跌磕蹭蹬，
　　欢喜爱慕景象，都忍耐过去，才是经纶好手，若激得动，引得上
　　到底结果有限”。张岱为族兄张公琬《博浪锥》传奇作序，称扬
　　“子房用气而卒能不为气用，取其深情远识，以提醒英雄豪杰，为
　　功大矣”，并联系剧作解剖自己，认为过去“纯用气性用事”，
　　如一只“怒蛙”，表示要把《博浪锥》传奇置于床头，时时提醒自
　　己。张岱随着经历的丰富和逆境的磨炼，处世更为老练，不仅重
　　视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政策的灵活性。灵活性是为实现原则、
　　目的服务的，在权衡是否“有益于国家社稷”的前提下，讲究行动
　　的效果，显示了他求实的思想。
　　张岱读书“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
　　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
　　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
　　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
　　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反对受名家解说羁缚，囿于成见，人
　　云亦云，而是要通过自己熟读深思，接触生活实际，从中得到启
　　发，提出自己见解。张岱认为：“凡学问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
　　处，方能上达。”“活动自得”，就是要独立思考，以“深心明眼”
　　审读经书和诸家学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破除各种思想束
　　缚、精神禁镯，破除对先儒“传注”和朱熹“集注”的迷信。二是强
　　调灵活运用。张岱非常重视研究者的钻研功夫和独立思考，因
　　此，他的《石匮书》无论在史识上还是在体例上都具有自己的特
　　点。他对明中后期的朋党深恶痛绝，不仅反对阍党，而且对当时
　　“不拥戴东林，恐不合时宜”一边倒的倾向，敢于顶风反潮流，毫
　　不犹豫地揭露了“依附东林，借名窃禄”那班人的行径。他对王
　　阳明心学推崇备至，又鄙视空谈心学的王学末流。他继承了公
　　安、竟陵两派反对复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的革新传统，但又毫
　　不留情地指出两派的流弊。这些，反映了张岱在读书治学过程
　　中不愿蹈袭旧说，敢于提出自己见解的独立思考精神。
　　在文学理论上，张岱深受徐渭、袁宏道等人的影响，坚决反
　　对复古派以模拟为能事的治学态度，坚持自己的个性，主张抒发
　　性灵。张岱嘲笑嘉靖七子领袖王世贞：“弇州学《史》而《史》，学
　　《左》而《左》，学《骚》而《骚》，学子而子，直书簏中一大盗耳！其
　　手眼不自出焉，故勿贵也。”模拟古人的作品，尽管模拟得毫
　　发不爽，但终究是古人的东西。不能自出于手眼，没有自己的特
　　色，也就没有传世的价值。张岱主张“自出手眼，撇却钟谭，推开
　　王李”2，“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坚持自己个性特色。他
　　说自己“生平倔强，中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竹冠，人且望而知
　　为陶庵”。他主张诗文抒发真情，表现现实生活，反对矫揉造
　　作。他在诗文中，对祖国山水风光，人们在节日里如醉如狂的尽
　　情欢乐，充满了欣赏肯定的激情。明亡后，昔日的繁华如过眼云
　　烟，追忆往事时，便有一种勾灭感，失落感，“梦忆”、“梦寻”，正说
　　明他不能忘怀过去，表现了对故国乡土的人事无限眷恋的痴情。
　　张岱崇尚真实自然的审美情趣。他认为“食龙肉谓不若食
　　猪肉之味为真也，貌鬼神谓不若貌狗马之形为近也”，文章“何论
　　大小哉！亦得其真、得其近而已矣！”拟古的诗文犹如龙肉和
　　鬼神一样，虚无缥缈，食不得其味，画不得其形，只有那些表现猪
　　肉和狗马人们日常所熟习的世俗生活的题材，抒发了真情
　　实感的好作品，才会受到人们的钟爱。在戏曲创作上，反对“很
　　求奇怪”，“只求闹热，不问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主张“布
　　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认为“米颠石，具丘壑；有云烟，无
　　斧凿”，“拙则厚，朴则寿”，这些经过高手加工、不留人工痕
　　迹、依然保持着原始朴素风貌的艺术品，是艺术中的珍品。另
　　方面，他又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创作精心结撰、惨淡经营的功夫。
　　他说“画米家山者，止取烟云灭没，故笔意纵横，几同泼墨。然不
　　知其先定轮廓，后用点染，费几番解衣盘礴之力也”，称扬戏曲
　　演员朱楚生“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精益求精的精神。
　　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井平民阶层亦空前活
　　跃，工商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长，坊主商人的社
　　会地位逐渐上升，中古社会严格的等级秩序，单一的自然经济开
　　始松动。顺应这一时代的王阳明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的李贽，
　　冲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本末”之见，大胆地肯认商人、坊主
　　日益提高的社会伦理地位，揄扬平民意识，在伦理关系上否定圣
　　凡之分，政治关系上否定贵贱之别，对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
　　展开了全面批判。张岱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透过“竹，与漆、与
　　铜、与窑，贱工也。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毎算
　　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
　　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变化的社
　　会现象，提出了人的社会价值及地位，完全取决于他们生产的产
　　品，产品质量的高低、工艺精粗与生产者的社会价值是成正比例
　　的说法。社会上的各行各业，行行都能使人出名，问题在于生产
　　者能否具有神功妙手，娴熟高超的技巧，生产出“厚薄深浅，浓淡
　　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盖技也而进乎
　　道矣”的产品。这也正是一些能工巧匠比一般工匠的高明之
　　处。张岱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自身的智慧、才能，以及他生产
　　的实绩一一产品。这种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发现体认，极大地丰
　　富了启蒙思想。张岱特别爱オ，怜オ。他不仅热情赞扬那些成
　　绩突出的能工巧匠：“余友濮仲谦，雕刻妙天下”，钦佩优伶名
　　妓的演技：“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内龙门如水泻”，把说书艺人
　　柳敬亭与《史记》作者司马迁相提并论；对于市井百姓的一技
　　艺，诸如园艺、盆景、烹调、踢球、刘船、走索、彩灯、瀹茶、种橘等
　　等，同样关注掄扬；即使小智小慧，“虽知星星燥火，不足与日月
　　争光，而若当阴翳晦冥，腐草流萤，掩映其际，亦自灼灼可人，断
　　难泯灭矣”，也纤毫必珍。
　　张岱还受到王学左派李贽关于“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学说和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充分肯定人对物欲的追求，反对
　　“不欲以口腹累性命”的假道学，提出了“凡为仁者，只在布
　　帛、菽粟、饮食、日用之间，原不必好高鹜远＂，封建统治者实行
　　仁政，最基本的就应该在吃、穿、用等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除
　　了满足物质需求外，还应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和审美方面的需要
　　“不得尽说坏声色”。张岱在继承李贽“各从所好，各骋其长”Q
　　和“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各遂其千万人之欲”的人学思
　　想基础上，提出了“物性自遂”的主张，反对“鱼牢幽闭，涨腻不
　　流”，“何苦锁禁，待以胥糜”，要从“纵壑开樊，听其游泳”、“放之
　　山林”，恢复他们的天性和自由。这里不仅是指鱼兔鹿猢孙等
　　动物，还涉及人本论的思想，就是要求尊重人的个性、欲望、爱
　　好，发展人的个性、欲望、爱好，与启蒙思潮高扬人的主题意识是
　　脉相承的。他赞赏好友秦一生“真目厌绮丽而耳厌笙歌，一生
　　之奉其耳目者，亦不减王侯矣”。他自己的追求则更加广泛
　　“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孪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
　　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
　　书意诗魔＂。张岱行为“放荡不羁”，举凡斗鸡打猎，弹琴唱戏，
　　看雪赏月，品茗吃蟹，观灯阅武，他都喜欢，但绝不是一个浑浑噩
　　噩，沉于声色狗马中的纨绔子弟。他原先非常喜欢斗鸡，后来
　　看到野史说唐玄宗因为斗鸡亡国，就坚决抛弃了这一嗜好。尽
　　管他的举止无拘无東，内心深处却是以国家命运为重的。张岱
　　认为“自为是卑暗门，爱人是高明门”，人们为了生存发展，仅仅
　　追求物质享受是不够的，还应“以天下为己任”，“仔肩宇宙”，关心
　　国家民生。所以他部视那些“欲海无边，尘心难扫；汗颜顷刻，顽
　　钝终身。填七尺于膻淫，耗须眉于营算。宅畔有宅，田外有田。
　　好利亦复竞名，身荣又祈子富”的利欲熏心之徒，一味贪求物
　　质享受，除了田产住房、金钱美女、身荣子富以外，却别无更高的
　　追求，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一生。张岱这一思想反映了明代后期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后，市民阶层要求满足人的正常情感
　　欲求的心理愿望，又与晩期“狂禅派”为满足个人的粗鄙情欲，置
　　社会道德于不顾，轻佻放荡，腐化堕落的纵欲主义划清了界限
　　张岱出生于几代通显的官宦家庭，幼年聪明灵隽，深得父祖
　　辈的瞩望和宠爱，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养成了广泛的兴趣。张
　　家书丰富，从小就深受家庭文化濡沫熏陶，博览群书。对《左
　　传》、《战国策》、《史记》、《汉书》、《文选》、“庄列、韩、管”诸书和野
　　史、小说、戏曲爱不释手。且深得读书之法，知识渊博。长大以
　　后，曾漫游浙、苏、皖、赣、鲁、辽等省，交结甚广，“大江以南，凡黄
　　冠剑客、缁衣伶工，皆聚其庐”，“园林诗酒之社颉颜其间”，博
　　采众长。中年以后曲折艰苦的经历，又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更
　　加贴近现实生活，视野开阔，务求实际。
　　封建的取士制度牢笼着士子的思想，像磁铁那样吸引着他
　　们不得不走科举的道路，深得家族厚望和“志在补天”的张岱自
　　然不能避免。好举业、“少工帖括”的张岱自十六岁成了秀オ以
　　后，在科举上就一直蹭蹬不顺。崇祯八年，张岱再次参加乡试
　　因试牍不合规格而罢黜。当时他曾愤然失意了一阵子，但通过
　　一年多时间的冷静思考，逐渐从痛苦抑郁中解脱出来，认识到
　　区区帖括家，为地甚窄”8，“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
　　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
　　腐”，真切感受到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擢残和扼杀，对国家的危
　　害。可贵的是，张岱比他的父亲觉醒得早，碰了几回壁，马上回
　　头，毅然抛弃了这块“敲门砖”。幸而张岱少年时也并不专攻“帖
　　括”，唯此是问，而是旁鹜杂学，较早就博览群书，这为后来著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培养了顺应以后坎珂生活遭遇的能力。他
　　除了涉猎经史子集外，还善于从交友、从生活实践中汲取知识。
　　张岱交友，三教九流，各种人都有，其中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文
　　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奇人逸士，工匠，艺人，妓女，童仆，还有和
　　尚道士。张岱感到很幸运，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各种知识。
　　张岱好精舍，因而对园林极有研究，写下了许多游记和园亭
　　之作；好美食，使其对各地的“方物”很有研究，成为一个名副其
　　实的“美食家”，晚年考订了祖父编撰的《饔史》为《老饕集》；好华
　　灯，好烟火，使其欣然于节日的活动，情注于“绍兴灯景”和“鲁藩
　　烟火”；好梨园，好鼓吹，使其于年青时学刁弹琴，缔结“丝社”，熟
　　习音律，组织并指导家班，培养和造就了从事戏曲批评和导演的
　　才能；好古董，使其善于鉴赏和收疲，成了古董收藏和鉴赏家；茶
　　淫，使其对水和煮茶极有研究，精于品茗，编写了《茶史》；书蠹诗
　　魔，使其知识渊博，编撰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史阙》等历
　　史著作，创作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和《张子诗
　　粃》等诗文作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不
　　仅如此，张岱还编写了字典《奇字问》、《韵书确》，医书《陶庵肘后
　　方》，历书《桃源历》，还精通篆刻。如果再进一步看看《夜航船》

messiyun

和《石匮书》的目录，就会使人更加惊诧他的渊博知识了。《夜航
　　船》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其中“物理”、“日用”、“植物”、“动物”
　　等大部分知识都是来自于生活。《石匮书》共二百零九卷，分本
　　纪、志、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仅《志》部分就涉及天文、地理、
　　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历法、盐法、漕运、艺文
　　等等。这些知识使得张岱在中年沦为贫民以后，很快地就能从
　　事治病、养鱼、种菜、种植水果等治生活动。
　　晩明，西学东渐，不少传教土来华游历，他们在传教的同时，
　　也传播了西方诸如天文、历算、机械、水利等科学文化知识。对
　　此，明朝的官僚绅士大多持反对态度。利玛窦在华近三十年，最
　　后死于北京。是年张岱仅十四岁。以后，作为一介布衣的张岱，
　　对于利玛窦的天文历法很感兴趣，他在全面鉴别考证利玛窦传
　　入的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否定了他的天主教义，“愈诞愈浅”，无
　　可取，《超言》一书”平平无奇”，《山海经舆图》“荒唐之言，多不
　　可闻”，D而对西洋历法“洞筋彻髓，不爽分毫”，“推测占候，颇
　　亦有验”予以充分肯定。对于钦天监灵台保章诸官“以为外夷而
　　轻视之”，“故终利玛窦之身，而不得究其用”的排外做法提出
　　了尖锐批评，充分表现了张岱求实、开放的思想。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兴盛，以及反映这一时代愿
　　望的启蒙思想和明清易代的巨大变革，给予张岱以深刻的影响
　　方面他继承并发展启蒙思潮关于人本主义对情的高扬，另
　　方面，针对明亡的社会现实，锐意反思总结，主张经世济民。张
　　岱的实学思想既有李贽的深刻，又有辩证不偏激的特色，但由于
　　信守“忠孝”，于君权的认识，与同期的王夫之、黄宗義等相比
　　仍有一定距离，也影响了他的实学、史学的成就。
　　第十五章
　　遗响绵长
　　张岱是一位生活于明末清初，在文学史、艺术史、史学史上
　　都取得辉煌成就，被称为“绝代的散文家”、卓越的史学家和思想
　　家、杰出的戏曲鉴赏家、出色的诗人的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根据他自己的记述和有关资料的记载，就达三十
　　种。其中尚有稿本珍本珍藏至今的就有十多种。而当今广为流
　　传的仅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和《石匮书后集》
　　数种而已。前几年又陆续整理出版了他的《四书遇》、《夜航船》
　　《快园道古》（残本），又影印出版了史学巨著《石匮书》和《于越三
　　不朽图赞》等。随着研究的深人，反映其人清后艰辛生活的《张
　　子诗粃》和史著《古今义烈传》、《史阙》、《琯朗乞巧录》等近十种
　　著作将会得到整理刊行。
　　同时代人的誉扬
　　张岱在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张岱生前就
　　得到了一些知重他的前辈和交游甚深的朋友的肯定和赞扬，如
　　前辈陈继儒、刘半舫、刘光斗为其《古今义烈传》作序。陈继儒评
　　曰：“余取读之，见其凡例、名籍，竖义侃侃，便已心异其人。读未
　　终卷，其条序人物，深得龙门精魄，典赡之中，佐以临川，孤韵苍
　　翠。笔底赞语奇峭，风电云羅，龙蛇虎豹，腕下变现，而隽冷悠
　　然，缥缈孤鸿，天外嚀呖。是以《汉书》、《三国》诸赞中所绝不经
　　见者也。”“远逮商周、近迄熹庙，卑至奴隶，琐及犬马，洋洋大章
　　洵是持世之作。”陈继儒与张岱之祖父有密切的交往，对于老
　　友张汝霖之长孙张岱，他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于寓居西湖的
　　张家作客，就对其儿时文思敏捷，善于属对深感惊奇，称赞他：
　　“那得灵隽如此！余小友也。”张汝霖去世后，陈继儒仍与张
　　家后辈来往。他热情赞扬张岱《古今义烈传》继承了《史记》精
　　华，敢为小人物立传，对于人物事迹的叙述很有条理，语言典雅
　　精练，赞语立意新奇。
　　《西湖梦寻》前后有挚友王雨謙、祁豸佳、查继佐、金堡、李长
　　样为之作序。其中祁豸佳评云：“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
　　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侗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情丽，有王
　　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
　　所有。为西湖传神写照，政在阿堵矣。”王雨谦又为他的《琅
　　嬛文集》作序说：“甲申以后，屏弃浮云，益肆力于文章，自其策
　　论、辞赋、传记、笺赞之类，旁及题额、柱铭，出其大力，为能登之
　　重渊，而明诸日月，题日《琅嬛文集》。盖其为文，不主一家，而别
　　以成其家，故能醇乎其醇，亦复出奇尽变，所谓文中之乌获，而后
　　来之斗构也。”其弟张弘为其《琅嬛诗集》作序，称其诗篇“昢
　　咄惊奇，连章累牍，便可高踞汉唐之上”。黄道周、李长样、王雨
　　謙也曾为张岱《石匮书》作序。李长祥曾高度评价《石匮书》的成
　　就，谓“当今史学，无逾陶庵”，并为之题写“有明鸿儒陶庵张公
　　之圹”的ザ碑。王雨谦评其“《石匮书》一书，上与“左、史＇等
　　鼎”。
　　上述评论大多以作品的序跋形式展开，仍未摆脱传统评点
　　即兴式、随感式的特点，严格而言，还算不上真正的学术评论。
　　但由于他们和张岱生活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具有相似的经
　　历与性情，与张岱交情深厚，最能了解懂得张岱，因而对张岱作
　　品的创作缘由、创作心态、艺术特色、审美情趣和地位价值的评
　　价，往往能“一语中的”。
　　有清一代，研究受到限制，散文集仍得到刊刻
　　张岱著作等身，但在明亡后长期隐迹不出，生活潦倒，沦为
　　无籍之民，他的大量著作虽幸免于水火，除《古今义烈传》刻于崇
　　祯甲戌（崇祯七年1634）外，其余如《琅嬛文集》的、《西三
　　寻》、《于越三不朽图赞》、《陶庵梦忆》乾隆甲寅刻本，曾于
　　去世后陆续刊刻，其他大部分皆以钞本、稿本形式秘封藏于深
　　阁，极少有人接触。有清一代，特别是清朝的统治稳定后，由于
　　王纲解纽时代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
　　于是受个性思潮浸润、充满性灵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
　　否定和扼制。《四库全书》卷七六《地理类存目》五仅收录了《西
　　湖梦寻》的条目，且作了“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
　　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的贬抑性评价。对其诗歌，陈子龙《皇明
　　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栽》
　　皆不录，只有商盘的《越风》选其七律一首。其纪传体明史巨著
　　《石匮书》虽未能付梓，却为于顺治十三年至十五年（1656
　　1658）谷应泰主编《明史纪事本末》提供了参考。其后又为康熙
　　二十年清修《明史》提供了参考，这本身就是对《石匮书》价值的
　　种评价。乾隆中期秀水金忠淳辑刊《砚云甲编》本《梦忆》（一
　　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仁和王文浩从王竹坡、姚春漪处得传
　　钞足本（八卷）梓刻，道光四年（1824）吴兴郑佶根据钞本刻印《史
　　阙》。此外，温容临撰的《南疆逸史》徐承礼的《小腆纪传补遗》
　　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商盘的《越风》和乾隆《绍兴府志》、嘉庆
　　《山阴县志》对其生平著作皆作了如实地介绍，为后人的进一步
　　研究提供了史料。
　　晚清由于战争不断，学术研究受到了严重影响，对于张岱的
　　研究基本处于空白，但张岱的两部散文著作却得到了刊刻。
　　是《陶庵梦忆》，成丰二年（1852），南海伍崇曜根据仁和王文浩的
　　八卷本重刻，辑为《粵雅堂丛书》本，民国初年北京《雁来红丛书》
　　铅印本五卷，与《浮生六记》合订。二是《琅嬛文集》六卷本，由张
　　岱精选，友人王雨谦、祁豸佳作序。其中卷二《琅嬛福地记》云
　　“贏氏焚书史，成阳火正炽。此中有全书，并不遗只字。”文多
　　触清人忌讳，久未印行。清初稿本藏诸暨余缙（1617～1689）家
　　大观楼，缙字仲绅，号浣公，顺治九年进士，官河南、山西道御史。
　　会稽王惠于大观楼失火前借出，携至贵州，传其子王介臣，经黔
　　乱二十年得无恙。介臣得时任贵州巡抚的湘潭人黎培敬资助
　　于光绪三年（1877）刊行。光绪十四年（1888），山阴陈锦重刻《于
　　越三不朽图赞》。
　　研究的滥觞
　　堪称对张岱研究并深受其散文创作影响的思潮起于上个世
　　纪三十年代，由于“三十年代的前半期，中国文坛盛行过一个与
　　左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列的言志派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
　　周作人和林语堂，他们一南一北，桴鼓相应，搅动了整个文坛
　　言志们借重评晚明小品来倡导言志文学，引发了一个声势
　　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对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学术特别是现代散
　　文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关于晚明小品的争论，使张
　　岱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文集》得到了校点出
　　版。张岱的生平创作在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的成就开始为人
　　们关注，张岱的散文创作的风格、语言技巧为一批现代作家所继
　　承。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1902－1969）在大学讲
　　课时用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上下两册，该书收录以公
　　安、竟陵两派为中心的十七人一百七十二篇作品，编者认为张岱
　　是最能兼公安、竟陵两派之长的集大成者。书前有周作人作于
　　两个不同阶段的《冰雪小品选》和《近代散文抄》的两篇序。早在
　　1926年，俞平伯的北京朴社排印的《陶庵梦忆》，就有周作人所
　　作《陶庵梦忆?序》，周作人在序中说：“张宗子的著作似乎很多
　　但《梦忆》以外，我只见过《于越三不朽图赞》、《琅嬛文集》、《西湖
　　梦寻》三种，他所选的《一卷冰雪》曾在大路的旧书店中见过，因
　　索价太昂未曾买得。我觉得《梦忆》最好，虽然文集里也有些好
　　文章，如《梦忆》的记泰山几乎就是《岱志》的节本。其写人物的
　　几篇也与《五异人传》有许多相象。”“《梦忆》是这一流文字之佳
　　者，而所追怀者是明朝的事，更令我党得有意思。”其后又有上海
　　世界书局1935年排印本，书前有朱剑芒的《陶庵梦忆考》，对张
　　岱家世、个性、文学技巧作了论述，同时认为《陶庵梦忆》是一部
　　忏悔作品。《陶庵梦忆》以后又有文明书局《说库》本、商务印书
　　馆《丛书集成》本、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本等。书前也有周作
　　人写的序《再谈俳文》，赞扬张岱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
　　喜”。在散文的写作上，周作人的散文就有些“张岱味”，他曾说
　　过：“《梦忆》可以说是他文集的选本，除了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
　　我觉得有几篇真写得不坏，倘若我自己能够写得出一两篇，那就
　　十分满足了，但这是歆羡不来、学不来的。”周作人曾多处推
　　崇张岱的散文：“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尚有徐文长所说的以古字
　　俗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张宗子自然。张宗子的《琅嬛文集》
　　中记泰山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似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
　　我们读周作人的《初恋》、《娱园》、《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篇，
　　包括他为自己和为他人写的序言，意境淡远飘逸，雍容和蔼，絮
　　絮道来，了无挂碍，放逸任性而节度宛在，冲淡平和之中自有
　　种空灵澄澈的情韵。曹聚仁曾对周作人的散文作过这样的描
　　述：“他的作风，可以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
　　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曹聚仁讲的，正是周作人散文的
　　机警出于自然、深刻寓于平淡的特征。周作人散文的这种风格
　　特征正是渊源于公安三袁和张岱散文的风格特征。周作人认为
　　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
　　张宗子的《文批）（刻本改名为《琅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
　　的地位”。在文学风格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朱自清在《燕
　　知草》序》中也曾说过俞平伯的性情行径及散文，很像张岱、王思
　　任一派名士。俞平伯在《重刊（陶庵梦忆）跋》中说：“重印此书，
　　使梦中人多一机遇扩其心眼。痴人说梦，将有另一痴人倾耳听
　　之，两毋相笑。于平居暇日，偶拈一则，如游旧径，似见故人。＂这
　　段话，其实提示了他与张岱散文之间精神的感应与认同。
　　鲁迅对于周作人、林语堂提倡晩明小品曾经提出了严厉的
　　批评，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
　　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
　　破坏。”又在致郑振铎信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小品文本身本
　　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
　　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在
　　鲁迅的文集和日记中，张岱的《陶庵梦忆》和《于越三不朽图赞》
　　是引用次数较多的两部书。鲁迅在散文集《朝花タ拾》的《五猖
　　会》篇中，引用了张岱《陶庵梦忆?及时雨》的全文，把张岱所描写
　　的明末祈雨赛会的豪华情景与清末绍兴迎神赛会的情景作了比
　　较。鲁迅说：“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
　　极了…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
　　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那时却
　　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张岱的《及时雨》所记述的
　　是明崇祯五年（1632）七月，绍兴城里祈雨赛会的盛会，他把当时
　　的情景写得绘声绘色，一派热闹景象跃然纸上，因此鲁迅感慨地
　　说：“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
　　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鲁迅在1913年2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一天
　　购得“《陶庵梦忆》一部四册，一元，此为王文浩所编，刻于桂林，
　　虽单印本，然疑与《粤雅堂丛书》本同也。”这说明鲁迅对《粤
　　雅堂丛书》本相当熟悉。
　　张岱《陶庵梦忆》卷六有《噱社》一文，叙写仲叔在京师与沈
　　虎臣等人结噱社，沈虎臣作诗嘲笑其仲叔曰：“座主已收帽套去，
　　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冷悠悠。”诗句
　　诙谐，借鉴唐人崔颕《黄鹤楼》诗句之前半。鲁迅在《伪自由书
　　崇实》中也活剥崔颢这首诗讽刺国民党政府。1933年1月，日
　　军侵占山海关，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攻击目标”为理由，慌忙
　　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内的值钱的文物分批从北平运
　　往南京、上海等地。鲁迅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行径十分愤慨，于
　　是写下此文说：“废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
　　日：“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
　　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
　　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此诗诙谐犀利，憎爱分明，具有很
　　强战斗力。无疑，鲁迅是从张岱《噱社》一文受到了启发。
　　1935年2月4日，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阮大饿。鲁
　　迅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
　　人，则连小オ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
　　阮大铖的为人为鲁迅所不齿。但鲁迅对他在戏剧方面的才能并
　　不完全抹煞。张岱与阮大铖是同时代人，张岱与阮大铖有过交
　　往，他在《陶庵梦忆》中写过《阮圆海戏》，描写阮大铖在戏剧创作
　　和导演方面的才能：“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
　　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
　　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阮圆海大有才华，恨
　　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宥
　　魏党，为士君子多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镞
　　镞能新，不落窠白者也。”张岱对魏党余孽是有明朗的态度
　　的，对阮大铖也是有全面认识的。鲁迅虽然对张岱过分责备东
　　林党有批评，但对其辩证评价阮大铖其人是认同的。
　　鲁迅十分珍惜张岱的《于越三不朽图赞》，1912年到北京后
　　不久，在同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下：“夜补绘《于越三不朽图》
　　阙叶三枚。”1913年夏，鲁迅回绍兴探亲，又在此年7月10日
　　的日记中记载：“补绘《于越三不朽图赞》三叶，属三弟录赞并跋
　　一叶。31914年2月1日的日记又载：“览十余书店，得…陈
　　氏重刻《越中三不朽图赞》一册，五角，又别买一册，拟作副本，或
　　以遗人。”张岱的《三不朽图赞》为什么会得到鲁迅的青睬呢？
　　因为“图赞”收集了有明一代绍兴有节气、有武功、学术上有建树
　　的一批爱国志士，如鲁迅曾多次引述痛斥马土英、拒绝其参与鲁
　　王监国政权“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的王思任，
　　还有智诱倭寇拯救乡民、最后惨遭倭寇杀害的普通百姓姚长子，
　　蕴藏着丰富的爱国主义内容，能激起人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效国之行。鲁迅对于张岱著作的倾向，也正是体现了“明末
　　的小品…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审美价值和
　　思想倾向。
　　但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晚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学术
　　界受到了冷遇乃至批判。新中国建立以后至六十年代，由于晚
　　明小品提倡的性灵和“闲适”，与时代的主潮不相适应，关于张岱
　　研究的论文少而又少，仅见《陶庵张岱一一读书笔记》、《布帛
　　菽粟之文ー一张岱（答袁箨庵书后）》等文章。但在几部《中
　　国文学史》中却有较好的描述。如写于三十年代，五十、六十年
　　代再版的郑振铎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二章中：“天
　　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以刘侗、徐宏祖及张岱为最著。张岱
　　其所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作，殆为明末散文文坛最
　　高的成就。像《金山夜戏》、《柳敬亭说书》，以及状虎丘的夜月
　　西湖的莲灯，皆为空前的精绝的散文；我们若闻其声，若见其形，
　　其笔力的尖健，几透出于纸背。”较早地对张岱散文作了整体的
　　评价。初版于四十年代，五十、六十年代再作修订的刘大杰著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更是作了详细的评论：“兼有各派之长，可称
　　为晚明散文代表的，是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
　　著称的张岱………他的诗文……不为公安、竟陵所囿，能汲取两家
　　之所长，弃其所短，而形成他自己的特色。其文学理论，并不与
　　公安背，他同样主张反拟古，抒性灵，他的散文，题材范围非常广
　　周，于描画山水外，社会生活方面无所不写。并且各种体裁，到
　　他手中都解放了，如传记、序跋、像赞、碑铭等等，在他的笔下，都
　　写得诙谐百出，情趣跃然，这是他散文上的特点。”“他用活泼新
　　颖的文字，对当代的社会生活和美丽的湖光月色，作了真实生动
　　的描写。有公安的清新，有竟陵的冷峭，又有王谑庵的诙谐，在
　　晚明的新散文中，张岱是一个成就较高的名家。”六十年代由游
　　国恩、王起等主编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张岱散文成就都作了较高的评价。
　　研究的热潮
　　真正形成张岱研究高潮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晚明
　　小品热”的第二次出现而惠及张岱研究的热潮的再掀起。在这
　　股热潮中，作为晚明小品殿军的张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
　　且持续的时间正在延伸，对其研究也走向广泛深入，呈现了如下
　　几个特点：
　　1．散文专集不断重版，其他著作得到整理出版。
　　于三十年代校点出版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
　　集》三部散文集分别得到了再版。如《陶庵梦忆》，就有弥淞颐校
　　注，西湖书社1982年；屠友祥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孙家遂校注《西湖梦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还有将上述
　　两书合在一起出版的：马兴荣校点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夏成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
　　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云告校点《琅嬛文集》，岳簏出版
　　社1985年。夏成淳校点《张岱诗文集》（含《张子诗粃》、《琅嬛文
　　集》两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此外还有选集：夏成淳
　　选注《张岱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5年；魏崇武选注《张
　　宗子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5
　　新版了由朱宏达校点的《四书遇》，1986年新版了由高学安、余
　　德余校点的《快园道古》，1987年新版了由刘耀林校注的《夜航
　　船》。为对张岱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继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石匮书后集》的基础上，又
　　影印出版了《续修四库全书?石匮书》。
　　2．出现了一大批质量较高、角度新颖的论文。
　　（1）对张岱生平创作考证和研究的有：尹恭弘的《张岱》，梁
　　容若《张岱》，陈美林《晚明爱国学者张岱》，蒋金德《张岱的祖籍
　　及其字号考略》，余德余《张岱年谱简编》，胡益民《张岱年谱简
　　编》，陈平原《“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等，对张岱的生平、
　　籍贯、创作都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2）有关散文专集评论
　　的有：陈娟芬《陶庵梦忆》的艺术成就》，王建《张岱和他的（陶庵
　　梦忆》，王海燕《（陶庵梦忆〉主旨新说》，夏成淳《论张岱及其〈陶
　　庵梦忆）〈西湖梦寻）》，张则桐《张岱和（夜航船）》等。（3）有关文
　　艺理论研究方面的有：彭飞《张岱诗文与晚明的戏剧》，蒋星煜
　　《张岱对戏曲史论之贡献》，鲍恒《一片冰学铸诗魂一试论张岱
　　诗歌的总体特征》，胡益民《张岱诗画界限论》、《张岱艺术家论的
　　特质与历史意义》等。（4）有关史学成就研究的有：李新达《张岱
　　与（石匮书）》，陈仰光《张岱及其史学》，余德余《张岱的史学》，钱
　　茂伟《敢于龙门争胜场的（石匮书》，胡益民《张岱史学著述考》，
　　李灿朝《论“三不朽”说对张岱史学及其史著的影响》等。（5）比
　　较研究方面的有：章明寿《归有光和张岱散文风格简说》，侯会
　　《（红楼梦〉与张岱》，胡冠莹《从李贽、三袁到张岱》，周荷初《张岱
　　与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文化意识和艺术品格比较论》，《张岱、王思
　　任与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叶晔《张岱曹雪芹文人心志比较论》
　　等。（6）对遗民心态及其他方面研究的有：李圣华《论张岱的遗
　　民心态和他的“冰雪”之诗》，杨泽君《明遗民心态?张岱个案分
　　析》，周月亮、李新梅《略论明清之际文化悼亡情绪的文化内涵》
　　余德余《张岱的“水浒观”》，《甘酒热血存春秋一一张岱（自为墓
　　志铭〉现象窥探》，梅晓萍《张岱的音乐思想研究》等。
　　3．出现了一批晚明小品研究和张岱研究的专著。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现了一批关于明清小品研究的专
　　著，如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赵伯陶《明清小品一一个性天趣
　　的显现》，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一一晚明小品七十三家
　　评述》，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一一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陈平
　　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明清散文研究》等，其中皆对张
　　岱的散文作专章（或专节）论述，角度新，也很有深度。
　　关于张岱研究的专著，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夏成淳《明末
　　奇才一张岱论》，对张岱的生平思想、散文的美学、艺术特征及
　　诗词戏曲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具有创新和启发的作用。其后

messiyun

胡益民的《张岱研究》和《张岱评传》对张岱家世、生平、著述、交
　　游和散文、诗歌、史学、文艺和美学作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梳理和
　　研究，取材广博，行文流畅。佘德余的《张岱家世》则是详尽系统
　　地叙述并考证了张氏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及外曾祖父、外祖父
　　及其关系密切的友人和张岱兄弟、妻妾、子侄辈，书中披露了不
　　少为其他著作所罕见的资料。
　　4．散文创作风格得到继承发扬。
　　黄裳既是著名的版本收藏家，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曾收
　　藏了遗存的张岱著作的一些手稿本、抄本，如《史阙》稿本，康熙
　　风嬉堂原刊本《西湖梦寻》，王见大刊巾箱本《梦忆》，八千卷楼收
　　藏的《琅嬛文集》手稿本，《张子诗粃》等，写有《绝代的散文家
　　一一张宗子》、《张岱的（〈琅嬛文集〉跋》、《关于张宗子》等文，对张
　　岱的诗歌、散文、史学、戏曲鉴赏皆有精到的评论。更主要的
　　是他的散文创作是自由潇酒挥酒自如且富有个性的文体，除明
　　澈睿智、识见通达，在清明的理性之外，更添一种生动的情趣和
　　简洁、雅淡、具有个性的风格，我认为实在是受到张岱散文的影
　　响。他自己曾说过：“生于明末的山阴张岱（宗子），是一位历史
　　学家、市井诗人，又是一位绝代的散文家，是我平素佩服的作
　　者。”
　　当代文学家汪曾祺一向追慕晚明小品，自谓：“我的散文大
　　概继承一点明清散文与“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看出张岱
　　与龚定庵的痕迹。”周荷初也认为“汪曾祺那随笔式的小说，
　　也得益于张岱的小品文”。
　　5．新出的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加大了对张岱研究的力
　　度。
　　袁震宇、刘明今著《明代文学批评史》专门设了《张岱论小品
　　文的真与近》，论述其散文题材的世俗化、生活化的特征，对于张
　　岱有关戏曲创作、导演、演员表演的理论作了详尽的论述。马积
　　高、黄钧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张岱小品“能吸收公安和竟
　　陵派的长处，把公安的清新与竟陵派的陡峭熔于一炉，又能避免
　　两派流弊，以深厚救浅薄，以严谨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涩，兼诸家
　　之美，集小品之大成”。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重
　　申：张岱“是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其风格大
　　抵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
　　峭，时有诙谐之趣”。郭顶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专门在
　　《末代诗文》节设“张岱”一目，提出：“张岱最自负的是史学，但他
　　为世所称道的则是散文小品。张岱的散文，各体兼备，尤其长于
　　人物传记。”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晚明小品文》中，再
　　次申述了“在表现生活化、个人化情调的游赏之作中，张岱的作
　　品尤显出色”。“率直直露，注重真情实感”。
　　尽管如此，张岱研究还有未尽人满意之处，目前张岱诗文集
　　尚未全部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石
　　匮书》还不是精校本，张岱的《古今义烈传》、《琯朗乞巧录》等遗
　　著尚未整理出版，要对张岱作出较具体、全面的描述和较确切的
　　评价自然也非易事。但是我们坚信，随着对张岱研究的深入，肯
　　定会有一部整理较好、校印认真的张岱全集出版，从而使张岱研
　　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后记
　　走进“张岱研究”领域，说来有两个非常巧合的原因：一是从
　　事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元明清近代文学教学，二是身处绍兴这
　　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环境。二十几年教学与研究，使我最感
　　兴趣，也曾花过较多工夫去收集资料，深入研究的主要有：一、越
　　中曲家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设了“绍兴地方戏曲研究”的选修
　　课，出版了《越中曲派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的专
　　著；二、关于张岱的研究。
　　张岱是晚明清初文化史上很有特色的一位人物，他在文学
　　史、艺术史、史学上皆有较高的成就，尤其是他的散文。当前有
　　很多学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但对于他在戏曲鉴赏、导演、剧本
　　创作诸方面的论述及史学成就，关注的人相对较少，因为张岱的
　　遗著还有相当一部分未经整理出版，为此研究起来，就受到资料
　　的限制。我对张岱的研究，起步于他的遗著《快园道古》（浙江古
　　籍出版社1986年）的校点，以后在越中曲家的研究中，撰写了
　　《张岱戏曲理论摭谈》，后来又陆续写了《张岱的“水游”观》、《张
　　岱的交游录》、《张岱的史学》《张岱年谱简编》、《张岱的散文》
　　《张岱的实学思想》、《半生荣华半沦落，文中乌获兼斗构一一张
　　俗传》、《从（快园道古》的编撰看其辑佚的方向》等近二十万字的
　　论文，大多发表在《绍兴师专学报》或《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上，有
　　几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还有《张岱家世）（北京出版社
　　200年）的编著。自感才疏学浅，远不能反映张文化成就的
　　全貌，无非是为越文化研究添一块砖加一块瓦罢了。
　　2004年，浙江省实施“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大型文化
　　建设工程，有幸获得撰写《张岱传》的任务。虽然，撰写《张岱传》
　　有前面研究的基础，但是“以时间为序，使传记首尾条贯……形
　　式丰富的写实文字”统一体例的要求，一经上手，才觉得并不那
　　么简单。它与写一般论文不同，也与写评传不同。张岱的活动
　　虽然非常丰富，但是昔日的交通、城市风貌和人事经历已经淹没
　　了、模糊了，只能根据他留下的著作去填补、去想象。有些章节，
　　苦思冥想了好几天，仍不得要领，于是再翻阅资料，换角度思考，
　　才慢慢理清头绪。近一年时间，除了上课外，几乎把时间全花在
　　《张岱传》的写作上，现在总算脱稿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夏成淳、胡益民等先生的一些研
　　究成果，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余德余
　　2006年5月于绍兴廊桥风和苑
　　张岱大事年表
　　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1岁
　　八月二十五日卯时，生于浙江省山阴县县城之状元
　　坊
　　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2岁
　　幼多痰疾，养于外祖母马太夫人家近十年
　　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6岁
　　随父读书于悬杪亭。于外祖父家，舅氏陶虎溪指壁上画，出
　　上联：“画里仙桃摘不下”，岱对日：“笔中花朵梦将来”。虎溪称
　　他为今之江淹。
　　1603年（明万历三十ー年）7岁
　　七岁时，善属对，得季祖张汝懋称赏。
　　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8岁
　　跟从祖父造访祖父友黄汝亨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9岁
　　是年，从外祖母家回山阴城家中读书。
　　岱随祖父寓居杭州家寄园，得遇著名文人陈继儒，以文思敏
　　捷，善属对，大得陈氏称赏。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1岁
　　祖父张汝霖因上年在山东副使任上，于落卷中录取“古文
　　崛”的名士李延赏而被时任礼部右给事中汪若霖弹劾，落职归
　　家，蓄养声伎，建“可餐班”、家优班，以丝竹陶写心情。
　　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12岁
　　居家读书，尝来往于绍兴、杭州。
　　阅读《忠义水浒传》小说。为宋江之“忠义”行为所感，与官
　　兵截杀，唯恐（水浒》之人不获全胜。至从征大辽，手足零落，修
　　然悲悼不忍终卷。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15岁
　　祖母朱恭人卒。祖父尽遣侍姬，独居天镜园，拥书万卷，日
　　事轴绎。暇则开九里山，策杖于猿崖鸟道间，诗文日进。岱时而
　　跟随祖父读书。
　　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16岁
　　祈梦于会稽山下南镇庙，作骈文《南镇祈梦疏》，人目之为神
　　童
　　1613年（明万历四十ー年）17岁
　　搜集“徐文长佚稿”。游兰亭，参与王右军祠修禊活动，与陆
　　癯庵、周戬伯订交。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8岁
　　张岱至斑竹庵发现古井水，名之为“禊泉”。
　　祖父至南京起复刑部主事，与黄汝享、罗玄父、张梦泽、王弱
　　生等十余人读史于白门，结“读史社”。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20岁
　　岱学琴于绍兴著名琴师王侣鹅。与同学者范与兰、尹尔韬
　　等结“丝社”，月必三会之。与刘世谷次女结婚。
　　父亲屡困科举，抑郁牢骚，遂致病。母亲忧之，使其适意园
　　亭，移情丝竹，遂兴土木，造楼船，置办“武陵”、“梯仙”班，教习小
　　童，鼓吹剧戏。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22岁
　　学琴于王本吾。
　　广搜资料，撰写《古今义烈传》。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24岁
　　四月二十五日，岱母陶宜人卒。父患伤寒，经名医吴竹庭多
　　方疗之，始愈。
　　1621年（天启元年）25岁
　　祖父以病从云南辞官归里，筑碖园于龙山之趾，啸咏其中。
　　张岱读书于园。
　　1622年（天启二年）26岁
　　与仲叔联芳、友秦一生于龙山下结“斗鸡社”，仿王勃《斗鸡
　　檄》作《斗鸡檄》文。
　　六月甘四日至苏州葑门外之荷花荡游览
　　1623年（天启三年）27岁
　　正月十三日，与兄弟携南院王岑、杨四等去陶堰司徒庙看
　　戏，并演传奇《白兔记》。
　　张岱辑成《徐文长佚稿》，乞求祖父及祖父友王思任为序。
　　祖父从湖西道再次辞官归家。
　　1624年（天启四年）28岁
　　与赵介臣、陈章候，卓珂月等于西湖峋嵝山房读书
　　1625年（天启五年）29岁
　　三月，祖父病瘰疠（疠子颈）不起，旋卒。
　　岱至武林，张家三世藏书为父叔等门客、奴仆乱取之，张岱
　　扼腕叹息。
　　1627年（天启七年）31岁
　　岱读书于天瓦庵，常登炉峰观月。
　　父听从叔父动说，以副榜贡遏选，授鲁肃王右长史。
　　1628年（崇祯元年）32岁
　　《古今义烈传》完稿，自序。
　　开始编写《石匮书》。
　　听到魏阉垮台消息，旋即改编传奇《冰山记》，并在绍兴城隍
　　庙演出，观者万人，群情激动
　　1629年（崇祯二年）3岁
　　五月，于秦淮观灯船竞渡。
　　八月，率家班自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赴山东兖州为父亲祝寿。
　　十六日，途经镇江金山寺，命优童张灯演出韩蕲王大战金山长江
　　诸剧。
　　至兖州，上演新编导的《冰山记》，兖州道守刘半舫赞赏并提
　　出修改意见。张岱连夜修改，增加内容，第二天再次演出。刘半
　　舫大为惊奇，与之订交。
　　张岱出示《古今义烈传》手稿，请刘半舫、刘光斗为序。
　　至曲阜谒孔庙，进香泰山、游泰山
　　1630年（明崇祯三年）34岁
　　义伶夏汝开父死，张岱典衣一袭，为之埋葬。
　　1631年（明崇祯四年）35岁
　　三月至兖州，观直指阅武。
　　义伶夏汝开卒，张岱葬之于越敬亭山，并解除夏汝开因借贷货
　　将妹妹作为人质抵押的合约，买舟航，送其母、弟、妹归故乡。
　　1632年（明崇祯五年）36岁小
　　寒食节，与家伶王畹生等祭莫夏汝开去世一周年，作《祭义
　　伶文》。
　　七月，绍兴大旱，张岱里中扮演《水浒传》故事以祈雨。
　　黄道周于杭州大涤书院讲学，张岱主动上门求教。引为“史
　　学知己”。
　　十二月二十七日，父无疾而逝。
　　1633年（明崇祯六年）37岁
　　岱服父丧于家。约于此年作《征修明史檄》，希各方同仁，赐
　　寄材料，以修明史。
　　至兖州载归父亲生前进献给鲁肃王朱寿镛的“木犹龙”
　　1634年（明崇祯七年）38岁
　　闰中秋，仿虎丘故事，集“枫社”诸友于蕺山亭观剧。
　　十月，与伶人朱楚生于不系园看红叶。并同彭天锡、陈章侯
　　串演本腔戏。
　　十二月，上《疏通市河呈子》于府太守，倡议富民乐助钱粮，
　　兴工疏浚，恢复旧观。
　　1635年（明崇祯八年）39岁
　　《泰山志》完稿，示祁彪佳。
　　七月二十五日，参加乡试，因试牍不合规格被黜，内心抑郁
　　气愤。祁彪佳写信劝慰
　　袁于令至绍兴访问祁彪佳，岱亦与见
　　1636年（明崇祯九年）40岁
　　二月二十八日，邀祁彪佳及堂弟张介子在碖园观看许自昌
　　《水浒记》剧。
　　夏，越中瘟疫流行，祁彪佳施药救之，岱作《丙子岁大疫，祁
　　世培施药救济，记之》七言古诗。
　　为祁彪佳寓山园诸建筑题咏并品评、笔削祁彪佳的《寓山
　　注》稿。
　　1637年（明崇祯十年）41岁
　　正月十四日，邀请祁彪佳观看“世美堂”灯。
　　剡县告饥，张岱参与赈济。
　　七月，仲叔张联芳升扬州同知，分署淮安。岱至瓜州仲叔
　　处，游瓜州园，登金山寺，走访范长白。
　　1638年（明崇祯十ー年）42岁
　　二月初，与友秦一生至宁波天童寺访金粟和尚，游阿育王
　　寺，暗礼舍利，至定海演武场观水操。十六日至普陀。作《观海
　　诗》、《海志》
　　四月，外母王氏卒，作《祭外母刘太君文》。
　　八月，与陈洪绶、祁彪佳等往吊朱燮元，同至三江观潮。
　　九月，寓居南京，访茶道名家闵汶水，以自著《茶史》示之。
　　十月，访阮大铖于祖堂山，留宿，观剧，并作《阮圆海祖堂留
　　宿》二首。
　　冬，与友人及同族隆平侯及姬侍打猎于南京牛首山。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43岁
　　岱请郡守檄民捐金修复龙喷池旧观。
　　张氏三代故交陈继儒卒。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4岁
　　间正月，岱以乡绅资格与越中父老相约于越城张灯五夜。
　　并作《张灯致语》。
　　三月，在西湖，见各地进香者纷至，遂成香市。
　　张岱好义，为宗族兄弟排解纠纷，挥散金钱，反受人噬，作
　　《琴操》十首。
　　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45岁
　　正月，绍兴因灾荒，城内抢犯甚多，与金声始、赵公简等乡绅
　　约助祁彪佳“约期给米”，维持治安。
　　夏，岱在杭州，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46岁
　　春，在杭州西湖。
　　四月至瓜州，观龙舟竞渡。
　　夏五月，越中受灾，伙同祁彪佳倡官粜民粜两法，设粥厂赈
　　济。
　　岱以论防城之《金汤十二策》示祁彪佳。
　　七月，至南京钟山观祭明孝陵。
　　十ー月至间十二月，岱自金陵至淮安会见祁彪佳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47岁
　　十月初八日，友祁风佳卒。张岱与堂弟张介子前往吊唁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8岁
　　月，仲叔张联芳客死淮安，岱与堂弟张介子奔丧于准安清
　　江浦。
　　四月，与名宦、书法家王铎同舟自淮安至杭州，舟中讲论书
　　画。
　　继续增补、修改早期重要著作《古今义烈传》，从400余人增
　　至572人，所增主要为甲申死难者。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49岁
　　闰六月初，友祁彪佳坚拒清贝勒招降，沉水自杀。
　　闰六月二十ー日，兵部尚书张国维、陈函辉迎立鲁王朱以海
　　监国绍兴。岱上《贺鲁国主册封启》。
　　七月，因岱父曾为鲁肃王右长史，监国朱以海亲临张家，岱
　　设盛宴接驾，得授兵部职方主事之职。原弘光朝大学士马士英
　　欲上表清朝，张岱以布衣身份上书鲁王，恳请杀马士英以谢天
　　下，不久即遭斥逐。九月避入嵊县西北山中。
　　1646年（清顺治三年）50岁
　　正月十ー日，方国安以“商権军务”为由胁追张岱出山，张岱
　　适疽发于背，从嵊县宿平水，晚上倚枕假寐，梦见祁彪佳劝其还
　　山，完成《石匮书》。抵家后十日，方国安绑架张岱长子，逼勒饷
　　银
　　六月，清兵攻陷绍兴，鲁监国逃亡台州。张岱携一子一奴隐
　　居山阴县西南之越王峥，坚持《石匮书》写作。因“一日缘山行，
　　乃为人物色”，作《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
　　九月，避难再至嵊县西北山中。作《百丈泉》、《山中冬日》诸
　　诗。
　　《陶庵梦忆》初稿成，作《陶庵梦忆序》
　　1647年（清顺治四年）51岁
　　为生活所迫，于七月初从嵊县西北山徒居山阴县之州山项
　　王里，作五言古《孝陵磨剑歌》，中秋作《念奴娇?丁亥中秋寓项
　　里》词，为《四书遇》自序。
　　1648年（清顺治五年）52岁
　　居州山项里，继续从事《石匮书》编撰及修订
　　1649年（清顺治六年）53岁
　　九月，从项里搬回绍兴城中，因故居易主，ト居龙山后麓之
　　快园。
　　作《快园十章》四言诗。
　　继续撰写修订《石嗫书》。
　　1650年（清顺治七年）54岁
　　居快园，艰辛备至。三月，作《见日铸佳茶，不能买，嗅之而
　　已》五言古诗。
　　撰写《家传》、《附传》、《五异人传》。
　　编撰《陶庵肘后方》四卷，自序之。
　　1651年（清顺治八年）55岁
　　对族弟张毅儒《明诗存》选诗“极无主见”提出恳切批评。
　　1652年（清顺治九年）56岁
　　冬，禹庙重修，陪同友人曾益、朱胜之、林叔含、魏子煌等往
　　游。
　　1653年（清顺治十年）57岁
　　八月，上三衢，人广信，采访明朝遗老。作《常山》、《玉山）》五
　　言律诗。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58岁
　　编辑成《琅嬛诗集》，作《琅嬛诗集自序》。
　　至西湖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
　　墅，张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但见遍地瓦砾，十分感慨。
　　作《西湖三首》五言诗。
　　儿辈赴省试，劝阻不成，作《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
　　之》，不久次儿落第归，转忧为喜，又作《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
　　诗。
　　生活艰难，作《甲午初度，是日饿二首》、《甲午年定图，余以
　　无田出籍》诗。
　　新昌族弟张仲良游绍兴城，见面叙旧。旋赴新昌南明，回访
　　仲良。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59岁
　　居快园，生活仍艰辛，作《乙未初度，时年五十有九》诗。
　　编撰《快园道古》，作《快园道古小序》。
　　《石匮书》稿成。
　　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60岁
　　十二月，谷应泰主编《明史纪事本末》，慕岱名，邀同修。
　　张岱为撰写崇祯朝史，踌躇再三，将《石匮书》稿供谷氏参
　　考，参与“本末”五分之一撰写任务；利用谷氏所搜集的崇祯朝邸
　　报、实录，自撰《石匮书后集》
　　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61岁
　　岱居西湖助修《明史纪事本末》，并于崇祯朝史料中“簸扬淘
　　次”，撰写《石匮书后集》。
　　族弟具德和尚主修灵隐寺落成，岱作《具德和尚灵隐寺落成
　　刚值初度，作诗寿之》为贺。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62岁
　　居快园，继续修撰《石匮书后集》。
　　女诗人、画家黄皆令至快园造访，作《赠黄皆令女校书》诗。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63岁
　　三月，于王誉素家听李玉成吹觱篥。姜无幻出示白居易《路
　　篥歌》，触景生情，亦效仿之，作《李玉成吹婿篥》诗
　　修改《和祁世培绝命词》，“太上不辱身，其次不降志。十五
　　年后死，迟早应不异。”
　　六月，清政府追査“通海事件”，到处搜捕，朱士雅为人告发
　　下杭州狱论死，友张近道敛重资营救，既而获救。近道渡江往
　　晤，途中为人所杀。
　　160年（清顺治十七年）64岁
　　清政府颁布严禁结盟奏议：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不许用
　　“同社”、“同盟”字样；确立以江苏之常州、松江，浙江之杭州、嘉
　　兴、湖州为重点査禁地区。
　　161年（清顺治十八年）65岁
　　清廷借“通海案”兴大狱，魏耕、钱赞曾、钱瞻百、祁班孙、杨
　　越、潘廷聪等被捕。
　　张岱继续编撰《石匮书后集》、《快园道古》等，并开始研习
　　《易经》。
　　162年（清康熙元年）66岁
　　岱全力治（易》，完成《大易用》书稿，作《大易用序》。
　　六月，魏耕、钱赞曾、钱瞻百、潘廷聪等被杀害于杭州，祁班
　　孙、杨越被遣成宁古塔。
　　十月，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南浔庄廷私编《明史》，庄廷
　　之父庄允城被押解北京，死在狱中。
　　作《王寅除夕》诗。
　　1663年（清康熙二年）67岁
　　作《春米》、《担粪》诗。
　　六月，至鲁云谷家，茶话终日，作《癸卵六月，云谷鲁鱿兰盛
　　开，茶话终日，赋谢》诗致意。
　　八月，堂弟伯凝以暴下之疾去世，作《祭伯凝八弟文》吊唁。
　　庄廷《明史》案定谳。庄廷鏡已死被戮尸，其弟及子孙十
　　五岁以上者，作序、参阅者皆被凌迟，刻工、书贾、藏书者皆被斩
　　牵连70余人。
　　1664年（清康熙三年）68岁
　　岱作《甲辰初度，是日饿》诗。
　　诬告阴风大刮：鸟程闵声程与好友批选唐诗《岭云集》被告
　　发下狱。
　　七月，明兵部尚书张煌言被捕，九月七日就刑于杭州风凰山
　　下。
　　1665年（清康熙四年）69岁
　　效古人陶渊明、王无功、徐文长，作《自为墓志铭》，自营生圹
　　于项王里鸡头山。李长祥为其题圹碑：“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
　　公之圹”。
　　1666年（清康熙五年）70岁
　　東发之友周戬伯八十寿辰，作诗贺之
　　167年（清康熙六年）71岁
　　继续整理《石匮书后集》。
　　1670年（清康熙九年）74岁
　　友人鲁云谷、周懋明卒。作《周宛委墓志铭》、《鲁云谷传》。
　　1671年（清康熙十年）75岁
　　《西湖梦寻》书成稿。七月十六日自序
　　1672年（清康熙十ー年）76岁
　　岱自顺治六年（1649）移居快园，至此已历整24年，作《快园
　　记》。
　　与张噩仍共同参与《会稽县志》编撰。
　　查继佐《罪惟录》初稿成，至山阴拜访张岱。
　　1673年（清康熙十ニ年）77岁
　　三月，族弟登子自江西来越，岱与周戬伯、陆癯庵、张登子赴
　　兰亭修禊，作《古兰亭辨》等文及诗。
　　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78岁
　　约在此年移居项王里厂屋。快园留给诸儿居之。
　　“東发之友”陆癯庵八十岁，岱作诗作贺。
　　“戏曲知己”袁于令（号箨庵）卒于会稽，岱应请为之题名连，
　　并作《为袁箨庵题旌停笔书之》诗作吊
　　再作《陶庵梦忆序》：“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也渐辞老人
　　去。间策杖入市，市人有不识其姓名者，老人辄自喜，遂更名日
　　蝶庵’，又日“石公”。
　　徐沁《香草吟》传奇成，张岱作《快读徐野公〈香草吟〉兼贺其
　　郎入泮》诗贺之。
　　1675年（清康熙十四年）79岁
　　携儿孙辈游吼山，意外遇见堂舅母一陶兰亭之季媳。
　　总角老友周戬伯卒。作《祭周戬伯文》哀悼。
　　作《募修岳鄂王祠墓疏》。
　　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80岁
　　在项里编撰《于越三不朽图赞》、《琯朗乞巧录》，修订《石匮
　　书后集》。
　　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81岁
　　作《蝶庵像赞》，又作《白衣观音像赞》。
　　继续整理修订《于越三不朽图赞》、《琯朗乞巧录》。
　　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82岁
　　除夕作《戊午除タ》诗。
　　晚号六休居士。
　　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83岁
　　元旦作《己未元旦》诗。
　　毛奇龄在清史馆作书，向张岱乞求《石匮书》为修《明史》参
　　考。
　　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84岁
　　八月，《于越三不朽图赞》书稿成，自作序。
　　同月，《琯朗乞巧录》书稿成，自作序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85岁
　　五月，礼部下达公文，要求地方官将《石匮书》手稿等送至清
　　史馆。许以明四王事迹附载崇祯之后。
　　张岱续补南明史事，继续补写《石匮书后集》
　　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88岁
　　作《修大善塔碑》文，《万休师修大善塔》诗。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93岁
　　张岱卒于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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