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但不能忘记》连载

寒梅花2010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三章 “窝里斗”
　　二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像个霜打的茄子，一回到家里就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顾不上我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一点不知道，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发父亲的。那个年代是告密的年代，人人都为了表现自己去告发他人，揭发告密空前盛行，成为时代的风尚。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下大祸还厉害，自己竟敢做出这等事，实在是个大错误。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同时又感束手无策，提心吊胆等待着事件的爆发。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认为父亲做得对，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点小点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祸已经闯下来了，有什么办法补救吗？当然没有，毫无办法。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做饭时手都有点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冲里屋喊道：“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走到外屋，装傻卖呆：“爸，干什么？”
　　“把脊背转过来，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过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那股子狠劲儿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现在我还记得，他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说什么不松口。父亲一脚把我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动作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继续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冲进家门，放下酒瓶一把推开父亲：“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落在她的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于渭生，你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点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儿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父亲一时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大字报于事无补，反使事情变得更糟，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策划于密室，点火与基层，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窥探，等着看一出好戏，这就使他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母亲的胳膊打青一大块，我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六十度老白干，母亲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一声不吭坐在旁边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
　　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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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三章 “窝里斗”
　　四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母不再理睬我们，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大帽子之外，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历史的罪行要得到彻底的清算！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屈膝投降，卖身求荣，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徒，有做买卖经验，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匆匆见过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冤，浑身是嘴说不清，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儿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
　　1954年，华东局派出大批军队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于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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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一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这场运动可能为时很长，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未雨绸谬总没有错儿，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差，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许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时间还来得及，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这也是她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欺瞒组织，连孩子回老家这么点小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
　　工作组头头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母亲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开始有些不安，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不让走就不走，随遇而安吧。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常常一连在写字台前坐好几个小时，一连好几天不出家门。家庭的生活宁静很快就使他感到压抑，在等待事态发展的时间里，索性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这是飓风眼里的平静。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说：“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碰到山东人打架，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了！”  
　　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
　　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遍身硬毛、空心的向日葵默默地吮吸土地里的水分，长势茁壮旺盛，一棵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翕动着鼻孔，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风沙沙地响着，翻动着向日葵的叶子，扬得满脸都是金色的花粉。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无怪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更加密集，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市里理琨叔叔家串门，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常道常明

@寒梅花2010 ：本土豪赏1朵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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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赏金）聊表敬意，赠人鲜花，手有余香【我也要打赏】

海之声黄石店

有时，原谅和忘记都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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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二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命令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
　　理叔叔家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泾渭分明。那时候同学们都非常封建，一般男孩找男孩玩，女孩找女孩玩，若男孩往女孩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和女孩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楼、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五分钱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子，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西下洼差不多。望江楼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吸吮着逛开动物园。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怎么都不能想象有什么危险。它们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告诉家长我胆怯了，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走出公园。回家的路上，我们顺便参观了一个少年宫里的什么展览。我打心眼里羡慕市里的孩子，他们轻车熟路，经常出入少年宫，郊区的孩子却没有机会。我记得自己只进过一次齐齐哈尔市少年宫，音乐老师领我们去看红孩子合唱团演唱的大合唱。我看到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们站成三排，男生穿着白衬衣，蓝裤子，女生穿着背带裙，胸前系着鲜艳的红领巾，骄傲地昂首挺胸，演唱一支支无伴奏的童声歌曲，令我沉醉。我最喜欢《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一直到今天，我一听到它的旋律就热血沸腾，就想起我的童年，激动不已。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２点，我和姐姐乘２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隐约而阴沉，似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绝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这事着实有点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我和姐姐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变成隐隐的口号，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喊的口号声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人行道的树荫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说：
　　“弟，咱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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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三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她说的话，我完全呆住了，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讲几句话，大手一挥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我接受不了，根本无法承受，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装，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三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胸口，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喉头发堵。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种惊骇已超过了我承受的限度。但在此刻，但在此刻，他不管离我多远，我也无疑能够看得清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愈加响亮，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几个人举着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衣裤，抬着朱红色棺材，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带着白帽子、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眼睛盯起我，好像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给儿子丢脸，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的身子没动，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朝我微笑，那是胜利的笑容，也是绝望的笑容，尽管那笑容硬邦邦的勉强，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心里刀割一样难受。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似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黑压压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点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我站在阴影里仰脸望着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大喊大叫：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觉得舌头给钳住了，眼睛模糊了，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举起手里的酒瓶，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
　　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上衣的纽扣撕掉了，一只皮鞋也被打掉。又有几个红袖章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冲我摆手叫我走开，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总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无论什么事都请示汇报，跑前跑后不停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嘴角因愤怒吐着泡沫，然后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他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向前走去。在一片喧嚣声里，造反派押着父亲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走上文化大革命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眼泪涌进了我的眼眶，这种遭遇对我无疑是强烈的打击与震撼。我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游行的人们，他们像一群魔鬼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或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相互融混。我使起性子，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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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四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敞着怀，满身灰尘，步履踉跄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喘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一副痛苦不堪的神色。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
　　“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用一种痛感绝望的声音说。“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作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坐起来，接过碗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堆好早晨用的柴火，把炉灰和垃圾倒到外面。我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说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然后关上院门匆匆而去。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十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红袖章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街上时而传来脚步声和低低的话语。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
　　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执行着职责，我不睡她也不会睡。屋里闷热难耐，闹钟滴滴答答响着，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着躺在枕头上。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实况，每当外面传来喊声，房间里就充满恐怖，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我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再没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姐姐：“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小时候比男孩长得高大，我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说：“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追上来帮腔，“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
　　姐姐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衣襟拖我回家。我火了，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松开我，捂着脸颊哭了。我确信无疑把她打疼了，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这倒也没什么大不了和有愧的，我总算能甩掉尾巴星了。一直等她们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跑向俱乐部。  

寒梅花2010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二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她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低着头，沿着舞台边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压倒了其它的声音。“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她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再三研究，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  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其他人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并对许多事情都回答不知道，甚至越来越不耐烦。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
　　“打倒王×！”
　　“他妈的，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
　　“把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  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你在伪装，你以为自己的表现挺聪明，低下你的狗头！”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肩膀上，整个脸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台上台下吼成一片，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打上大红叉叉。我站在那里，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斗争场面，仿佛那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一边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我所处的位置又无法看到瘫倒在地的父亲，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夜晚的寒气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四十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去上厕所。在走廊的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听见母亲低声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直不起来了，脊背靠在墙上，一个奇怪的苦笑扭歪嘴唇。“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伸出一只手为父亲搓揉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忽然抓住父亲的肩膀，声音哽咽了，央求。“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呵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儿，于渭生。”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她似乎有预感，这是最后一次见自己的丈夫，以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害怕，好像眼睛里燃烧着火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母亲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父亲。
　　昏暗的灯光下，走廊里又阴又潮。两顶高帽向前走去，影子忽大忽小。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两人再没说什么，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远的诀别。我的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熬不住了，眼皮子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没有片刻安宁，眼前混乱地闪过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思考，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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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三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画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了，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操碎了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不能在眼里糅半点沙子，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
　　据母亲告诉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作敢当，自己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
　　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
　　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高兴为时过早，还有麻烦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六岁孩子的感受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