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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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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1:19:2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
  摘要
  张岱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在散文、诗歌、史传等诸多领域卓有成就。大量书写下层社会是张岱作品的鲜明特色,目前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本文将以张岱作品中的下层生活和下层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作品涉及的诸多小人物形象,探究张岱下层书写的特色、原因和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说明张岱下层书写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及方法;
  第一章概述张岱书写的下层生活景观和本文所考察的下层人物范围;
  第二章探讨下层人物形象真实、个性的特点,张岱既能抓住人物的个性之处来书写,又注重以真实自然的笔触表现人物的容貌气质;第三章论述张岱的平等意识,张岱不但用新的价值观评价下层人物,而且关注女性、尊重女性;
  第四章分析张岱下层书写的原因,主要从晚明城市生活的变化、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张岱个人因素等方面来探析;第五章从下层书写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学史价值两方面来讨论张岱下层书写的意义。
  关键词:张岱,下层,个性,平等,晚明,人文主义
  第一章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概观
  第一节下层社会生活景观描写.
  第二节下层人物描写11
  第二章塑造真实个性的下层人物形象?19
  第一节“以癖为美”——塑造个性的人物形象.?19
  第二节“酷肖其人”一一刻画真实自然的人物风貌24
  第三章平等意识和新态度?28
  第一节评判人物的新标准28
  第二节对待女性的新态度36
  第四章下层书写的原因探析?42
  第一节晚明江浙城市生活的发展与丰富.?42
  第二节晚明社会的阶层流动与改变45第五章下层书写的意义和价值.55
  第一节反映晚明社会发展变化的史料价值55
  第二节推进下层书写的文学价值.?62
  结语
  .?+?66参考文献?68
  后记
  ?4
  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
  绪论明代社会,尤其是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启蒙思想传播,再加上明代实行开明的科举等政策,加剧了社会的垂直流动,即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四民界线变得模糊。明代中后期,江浙城市“重利”风尚逐渐形成,进步学者提出“治生”理念,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子,改变了“工商为鄙”的传统观念,从事商业活动,获得财富。原本被视为“末”的手工业者、商人通过努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将张岱的作品置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解读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对了解晚明社会阶层流动、社会思想的变化等有重要的意义。张岱生于世代簪缨之家,浓厚的家学氛围成就了一个见识广阔而多方涉猎的文学巨匠,他在散文、诗歌、史学等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散文方面,被好友王雨谦称为“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现代学者周作人也对张岱散文评价很高,视之为现代散文的源头。张宗子的作品描绘了五光十色的晚明社会图景,尤其着眼于下层社会生活,构成了散文写作的新面貌。在张岱的下层书写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下层人物的书写,士大夫们鄙视泥匠、铜匠、漆匠等“百工之人”,中国传统写人的文学作品中,多以传写功臣豪杰、文人士子的事迹为主,极少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更不屑为下层民众倾注笔墨。文章被冠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盛誉,下层人物自然不可跻身其中。张岱生活于晚明时代,受到时代启蒙思想的浸染,他尊重人的自身价值,重视人的个性,创作了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作品,除了关于传统士绅文士的描写,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光彩熠熠、个性鲜明的下层人物形象。在他笔下,那些很少为文人士大夫关注的市井细民,如戏子、妓女、工匠、艺人,皆神形毕肖地走来。张岱的人物刻画中,最出色的不是达官贵人、儒林巨子,而是那些普通人,如:技艺高超的说书艺人柳敬亭,清疏冷傲的南京名妓王月生,执着痴情的女伶朱楚生等等。缘此,胡益民称之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自觉致力于用散文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其对‘人’的尊重和现实生活的真挚喜爱之情的作家。”学考察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并结合晚明时代背景和张岱个人的思想、经历来探讨下层书写的缘由,颇有价值和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角度新颖。本文将从下层社会的流动和人文主义思潮两个角度来解读张岱作品的下层书写,深入细致地探讨作品中下层人物所具有的真实、个性之美,以及他们凭借才能技艺所创造出的自我价值。晚明时期,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潮提倡对人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而张岱的下层人物书写与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本文选取这两个角度有利于加深对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晚明社会阶层流动的了解。
  第二,再现了晚明江浙城市的生活图景。张岱的作品中塑造了包括能工巧匠、市井艺人、妓女名伶等等众多下层人物形象,描绘了诸多精美的手工艺品、精妙的艺术表演,如《砂罐锡注》记录了晚明民间手工艺家及其制作的工艺名品。此外,张岱详细记录了下层社会生活和节日民俗,如《扬州瘦马》详细记录了扬州一带买卖人口的详细过程,为我们留下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文艺性的描写从另一方面丰富了晚明社会生活、民俗风尚的史料记录。第三,弥补了关于张岱作品中人物研究的不足。历来学界对张岱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上,以人物研究为题的论文较少,关注下层人物形象的论文更是少见,至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以张岱作品中“下层人物”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实际上,张岱作品再现了晚明下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反映了他们追求个性、崇尚真性情的要求和努力,对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人物研究,既可以加深我们对明清之际下层社会情况的了解,又有助于明清下层社会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第四,有助于了解张岱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张岱作品中描写的下层人物,绝大部分是张岱接触或交往过的,比如张岱和闵汶水是茶道知己,和民医鲁云谷是至交好友,在考察这些下层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有助于我,DH深对张岱本人交友情况的了解。其次,张岱对这些极具个性、气质独特的下层人物的刻画,对他们的技艺、智慧、价值的肯定,也反映出张岱作为性灵文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张岱的思想情感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张岱作品中的下层社会和下层人物作一番梳理,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分析张岱下层人物书写的特点,并尝试探究张岱下层书写的原因及价值。
  二、研究综述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文坛出现了一股晚明小品热,晚明性灵文人的大量作品被点校出版,社会上对小品文的文体特征和社会功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这股热潮中,张岱被学界重新发现。周作人对张岱有过极高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他从当时正蓬勃兴起的新文学角度阐释张岱散文的意义,提出《琅嫘文集》等作品是“奇妙的”,是公安派和竞陵派的结合,肯定了张岱散文的地位。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张岱研究的论著日益增多,夏咸淳的《明末奇才一一张岱论》论析了张岱文艺思想和小品散文特色,颇见功力。张则桐著有《张岱探稿》一书,对张岱研究较为全面,其中关于张岱文化人格的探析、散文的艺术渊源、绪论张岱散文与现当代散文的对照等方面的论述,思路较新。胡益民和余德余是研究张岱及其作品的代表性学者,2001年胡益民教授对其博士论文进行完善,写成《张岱研究》,2002年此书被收入南京大学主编的历代思想家评传系列,更名为《张岱评传》,新增第八章《张岱卒年及作者问题考辨》。余德余先生著有《张岱家世》《都市文人一一张岱传》。2010年美国学者史景迁出版的《前朝梦忆一一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书,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以说故事的方式将张岱生平娓娓道来,别具特色。吴承学的《晚明小品研究》,赵伯陶的《明清小品一一个性天趣的显现》,尹恭弘的《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一一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罗箔箔的《灵与趣的意境一一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一一明清散文研究》等学术专著从文学史、文艺学、美学、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张岱的作品进行研究,并分专节的论述。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位传奇人物,张岱近些年被学界广泛关注,不但有专著问世,还有多篇学术论文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对张岱的生平、思想、著作进行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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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2:09:52 | 显示全部楼层
其一,关于生平、交游、著述方面的研究。1989年夏咸淳在《绍兴师范专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张岱生平考述》;1994年余德余发表的《张岱年谱简编》条目清晰,对张岱一生的轨迹作了大概介绍:2002年胡益民《张岱卒年考辨》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细加推论,提出张岱卒于1640年的说法。论文方面,2014年河北大学韩金佑的硕士论文《张岱年谱》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张岱及其同时期好友的著述,系统、详实地展现了张岱的一生。对张岱交游研究有1993年余德余发表的《张岱交游录》,2011年西南大学王芹的硕士论文《张岱女性交游及其文学研究》结合女性交游来分析张岱的文学作品,角度新颖。著述研究上,2001年胡益民的《张岱史学著述考》通过第一手资料对张岱重要史著的内容和版本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2002年胡益民在《古籍研究》上发表的《张岱著述考》对张岱著述版本及存佚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另外,在张岱作品辑佚研究上,有1999年权儒学发表的《辑佚》和2011年李剑峰发表的《张岱和陶诗辑佚与研究》。
  其二,关于艺术审美的研究。对张岱作品艺术审美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有: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陈秀梅的硕士论文《论张岱散文的艺术特征》,2010年安徽大学金晓琴硕士论文《张岱散文艺术研究》,2010年中国美术学院刘舒甜《张岱与晚明文人审美风尚研究》。具体来说,艺术审美方面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张岱作品世俗性的研究。关于世俗性研究,集中在对小品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研究上。如2003年陈平原的《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认为张岱对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的把握远胜过史书和方志;2008年朱周义的《论张岱小品文的世俗性》从题材的生活化、人物市民化、语言小说化三个方面论述世俗性;2011年李启的《繁华落尽的雅致平淡一一论张岱小品文的雅俗融合》和同年彭知辉的《融俗于雅:张岱小品文审美特征浅析》,则从“雅”的角度来分析张岱小品文的世俗性;再有2013年张叶的《张岱小品文“俗趣”研究》。其次,对张岱作品“一往情深”特点的研究。1999年张则桐在《浙江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一往情深:张岱散文情感底蕴》以晚明文艺思想为背景,论述张岱作品的“真气”和“深情”;其他的还有2005年刘燕玲的《随性任情见真趣一一张岱小品文浅析》,200年张则桐的《“真气”与“深情”论一一张岱人物传记和人物小品》;2011年济南大学靳新电的硕士论文《张岱小品文本真意趣论》等。
  再次,对张岱作品“冰雪之气”意蕴的讨论。1999年裘新江的《冰雪性情张岱》从文学创作的超尘拔俗和张岱为人清刚、有气节等方面分析张岱的“冰雪之气”;199年鲍恒的《一片冰雪铸诗魂一一试论张岱诗歌的总体特征》,2008年卢玮、叶君远的《论张岱诗歌的“冰雪之气”》,探析了张岱诗歌兼具冷峻刚硬和清新高洁的“冰雪之气”;2003年张则桐发表的《“冰雪之气”张岱散文艺术精神》则从哲学、人格、艺术三个层面阐释了“冰雪之气”的内涵,及由此而形成的张岱散文深情、灵动、语言精练的风格。
  对张岱作品中戏曲艺术的探析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有:张则桐2003年发表的《张岱与戏曲艺术述论》和2004年发表的《试论戏曲艺术对张岱散文的影响》,2004年余何的《论张岱中的戏剧思想》,2005年王灵芝等《从中看晚明江南戏曲生存状态》,2006年刘水云的《明代家乐主人刘晖吉生平行迹及其戏剧活动考辨》,2012年耀斌和何永华的《张岱所载戏曲资料述论》。还需注意的是,还有许多以对单篇作品艺术审美的研究,如2003年罗梅宁的《繁华世界的另一面一一品张岱》,2006年井会利的《张岱的审美特性》,2008年俞双的《以观张岱山水小品文之特色》。
  其三,关于文化人格的研究。2005年裘新远的《曹雪芹与张岱的人生情怀》分析了张曹二人的冰雪性情和民主思想;2002年林邦钧的《梦醒寻梦一一张岱及其小品文》,同年山东师范大学马桂珍的硕士论文《名士与遗民双重人格的展示一一论张岱的散文》,以及200年中南大学周海涛的硕士论文《从“名士”到“遗民”一一张岱生命中的“梦”与“悲”》,都从名士风度和黍离情节两个角度来讨论张岱的散文;2012年刘春明发表的《张岱审美情蕴和文化心理探析》则从名士风度、世俗化两个方面来分析张岱的小品文。
  对遗民情节的探析是张岱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2000年李圣华的《论张岱的遗民心态和他的“冰雪”之诗》,200年刘燕玲《一曲禾黍悲歌,一把遗民血泪——张岱诗歌研究》从诗歌作品分析张岱遗民心态;2004年余德余的《甘洒热血存“春秋”一一张岱现象窥探》和2005年浙江大学李灿朝的硕士论文《明清之际私家撰史的历史意义》讨论了张岱著述以存明史的遗民心绪。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张丽杰的《忏悔焉在一一张岱情感底蕴的再思考》否认学界以往的“忏悔说”。
  其四,关于思想方面的研究。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张岱心学思想及文学思想的研究。2008年李燕的《张岱与明代心学人物》,2011年付优和王美伟分别发表的《张岱和陈继儒小品文创作之心学比较》《晚明“心式”小品一一论心学思想对张岱小品文的影响》研究心学思想对张岱小品文创作影响;2005年王承丹在《文化研究》发表的《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分析了张岱对徐渭、公安派、竞陵派文学思想的继承;2006年章芳在《长江大学学报》发表的《张岱尚真写实创作思想成因》从心学和文艺思潮两方面探求张岱尚实写真思想的成因。
  其五,关于史学及其他作品的研究。以上所涉及的艺术审美、文化人格、情感意蕴的研究几乎都是集中在张岱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学界对张岱史学及其他作品也有研究。史学方面研究有:2006年湖南大学赵一静的硕士论文《张岱的学与史学》,蔡彦的《与绍兴文化名人》,李新达《张岱与》,赵令扬《从张岱史学观点看明代文化思想变迁之历程》;关于《夜航船》研究有:张则桐的《张岱和》《张岱与笔记小说》,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周晶晶的硕士论文《张岱研究》等,对《夜航船》的结构体例和命名含义的集中进行研究。除上文所列硕士论文,近年来研究张岱及其作品的硕博士论文还有:2005年山东师范大学乔亚的硕士论文《张岱论》,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张屏的硕士论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一一晚明文学家张岱论》;诗歌专题研究方面,2009年西北师范大学刘珊的硕士论文《张岱诗歌研究》,同年江南大学张旺的硕士论文《张岱诗歌研究》,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熊伟的硕士论文《张岱诗歌意象研究》;散文研究方面,2004年内蒙古大学张丽杰的硕士论文《论张岱的情感意蕴》,2006年扬州大学卢杰的硕士论文《张岱散文中的日常生活美学思想》,200年兰州大学刘雪飞的硕士论文《张岱散文研究》,200年四川大学潘虹燕的硕士论文《梦里尤知身是客~~张岱及其小品文研究》,2008年扬州大学梁佶的硕士论文《张岱文化小品研究一一以为例》,2009年肖艳平的硕士论文《张岱文学创作中的美学思想研究》,2012年东北师范大学顾虹的硕士论文《张岱小品文略论》,2012年上海师范大学闰冬阳的硕士论文《千里东风一梦遥一一张岱语境下的市井观照》;2011年复旦大学张海新的博士论文《张岱及其诗文研究》,于2012年由中西书局出版,名为《水萍山鸟一一张岱及其诗文研究》。
  综合来说,学术界对张岱的研究主要分为张岱其人研究和张岱作品研究两大方向。在作品研究上,张岱散文研究成果丰硕,但对其史学、诗歌等著作关注不够,把诗文作品放在一起研究的论文更是屈指可数。对作品中下层书写的关注不够,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数量极少,且多是作为论文一部分出现,如胡益民的《张岱评传》第七章第六节“人物小品”,金晓琴《张岱散文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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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3:48: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张岱散文中的人物”,靳新电《张岱小品文本真意趣论》
  第三章
  第一节“人物小品本真意趣”等,独立成文的有仅有张则桐《“真气”与“深情”论一一张岱人物传记和人物小品》和张娜娜《浅析张岱小品文中的“奇人”》。
  第一章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概观
  第一章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概观张岱的作品描绘了一个流光溢彩的世俗社会,这其中,张岱突出地记录了晚明下层社会多姿多彩的生活图景,真实地再现了晚明下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在热闹纷杂的下层社会中,张岱还塑造了一大批普通人的形象,这些小人物来自各行各业,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又别具个性色彩,成为张岱书写的鲜明特点。第—节下层社会生活景观描写张岱的小品文记录了晚明都市生活的千姿百态,八十年代黄裳先生评价张岱作品时说:“给后世读者留下了晚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的真实而生动的速写、记录”,“他的回忆录不愧是晚明社会文化风俗史的出色评述”圆,并称之为“绝代散文家”。晚明时期,人们追求世俗生活的乐趣,重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享乐。随着商品经济持续繁荣,人们对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民俗活动也逐渐丰富起来。在晚明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江浙一带的庙会祭祀和节日民俗在原有特色的基础上也发生了变化,娱乐因素和商品交易更为明显,社会下层人民主动地去发掘生活乐趣和娱乐活动。张岱的下层社会书写,凸显了江浙一带多姿多彩的民问习俗,再现了晚明下层社会热闹纷繁的世俗生活,反映了晚明娱乐审美风尚的变化,为研究明清之际的民俗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一、庙会祭神娱乐活动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养成了庙会祭神祈福的习俗,张岱的作品对此多有反映。《杨神庙台阁》记录了了村民祭神祈求安康的民俗:“土人有小小灾稷,辄以小白旗一面,到庙禳之长可七八里,如几百万白蝴蝶,回翔盘礴在山坳树隙台阁上马上有金珠宝石堕地,拾者如有物凭焉不能去必送还神前。”绍兴枫桥镇的杨神庙是重要的庙会集市场所,每年农历九月份有祭神、贸易盛会。当地人十分信奉树白旗祈祷避灾求福,用几百万只蝴蝶来形容祈福白旗之多,形象而贴切,在神的威慑下,当地百姓拾金不昧,民风淳朴。再如《焦山》提到了镇江焦山山民将焦处士祠奉为土地神,“以王礼祀之”,《及时雨》中记录了壬申七月各村村民“日曰扮潮神海鬼”留演戏以求雨之事,都反映了民间文化和下层百姓的信仰。
  第一章张岱作品中的下层书写概观戏曲是庙会上的重要活动,演戏既可以敬神,又可以娱乐民众。绍兴是晚明戏曲的渊薮,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庙会演戏更加精彩。晚明时期,庙会祭神的戏曲歌舞表演从原先的媚神娱神的功能,转变为一种服务于民众的娱乐功能,这种庙会戏曲表演的更大意义在于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娱乐机会,张岱的作品为我们印证这一民俗变化提供证据。《杨神庙台阁》重点介绍了绍兴枫桥镇杨神庙迎台阁的民俗,台阁类似于如今的花车游行,演员扮好站在小方桌上,由几个青壮年抬着走街串巷游行演出。杨神庙的台阁因为骆氏兄弟的全心投入而带来巨大改变,演戏的曲目多且精,选演员“必酷肖方用”,服装道具的准备也十分精细,“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焉”,装束扮相则是以当地人的眼光为标准,“非百口叫绝又不用”,因而达到了每一杠台阁“其中思致文理,如古玩名画,一勾一勒不得放过焉”,当地普通百姓也可以享受一场视听盛宴。《严助庙》对庙会演戏也有记录:“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陆奔,随路兜截,转折看之,谓之‘看灯头’。五夜,夜在庙演剧,梨园必倩越中上三班,或雇白武林者,缠头目数万钱唱《伯喈》、《荆钗》,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庙会戏曲表演别开生面,戏曲种类多,表演时间长,而普通百姓随着看的俨然成了戏曲表演的评委,哪怕有一处不标准,观众也能立刻发现,这也反映了晚明戏曲的流行,为研究晚明戏曲传播提供史料。庙会祭神当然也少不了丰厚的祭品,严助庙祭祀场面盛大,贡品的繁多而珍贵,张岱对此也作了铺陈,如:“任事者,聚族谋之终岁”“凡山物粗粗”“陆物痴痴”“水物喻嗡”“羽物毡毡”“毛物毯毯”“非地”“非天~‘非性”“非想”固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各种贡品应有尽有。庙会是百姓聚集之地,庙会又带来了庙市,不少农民商贩在庙会附近摆摊买卖各种货物,庙会逐渐发展成为乡村商品的重要场所。《西湖香市》描绘了庙会贸易的盛大场面,香市从农历二月十五的花朝节开始,一直延续到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西湖香市》中,张岱描写了绮丽繁盛的西湖香市场景。西湖香市贸易之盛表现在:
  其一是参与民众极多,“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除了杭州本地人、近乡民众之外,还有来自浙江周边诸如山东等地民众;
  其二表现在贸易地点无所不在,“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摊位鳞次栉比,几无空地,“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其三在于商品种类丰富多样:“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叫。西湖一带,处处都是交易的场所,古玩奇珍、民间工艺品、生活用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张岱又以神来之笔铺排了西湖香市烈火烹油般热闹的景象:“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喾张岱描绘了一幅民间庙会集市的热闹画卷,其场面之盛、时间之久、民众之多,江东独有,张岱作品中关于庙会的记录,对研究庙会的发展变化、研究晚明世俗生活都有一定的意义。’张岱在作品中对平常生活中的娱乐情况也有表现,如《柳敬亭说书》介绍了晚明说书的情景,从请说书人到说书场景都有涉及,“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定下,常不得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款款言之”,较为详细介绍了请说书的价钱、流程,以及说书前的准备工作。晚明茶文化博大精深,不只是士人爱好品茶,市井小人物对茶道也有所研究,《闵老子茶》再现了品茶情景,此处引用一小段为证:“汶水匿笑日:‘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日:‘何其似罗齐甚也?汶水吐舌日:‘奇,奇!’余问:‘水何水?’日:‘惠泉。余又日:‘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二人暗中较量,相互试探,展示出深厚的茶道功力,二人结交为知己对的过程,颇似俞伯牙钟子期的相识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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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5:27:5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节日民俗活动节日民俗活动是市井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上元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的民风习俗都有记录。如《绍兴灯景》记录了元宵节赏灯游乐的热闹场面,家家户户制作花灯,“故自庄逵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过桥,中横一竹,挂雪灯
  一、灯球六。大街以百计,小巷以十计。从巷口回视巷内,复迭堆垛,鲜妍飘洒,亦足动人。”甚至连庵堂寺庙也染上了世俗的热闹气息,在佛前摆琉璃荷花灯“庆赏元宵”“与民同乐”。此时不仅灯景盛,各种戏曲杂耍游戏也热闹非凡,“庙门前高台,鼓吹五夜。市廛如横街、轩亭、会稽县西桥,间里相约,故盛其灯。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错,处处有人团簇看之。”蝤市井百姓可以赏灯,也可以观看各种戏曲娱乐活动。晚明时期,节日活动的休闲娱乐性质越来越浓,就连哀悼逝者的清明节也成了人们踏青游乐的日子。据《扬州清明》记载,扬州清明时节,家家扫墓,男女皆“靓妆核服”,“祭毕,则席地饮胙”,扫墓似乎成了一种形式,而扫墓之后的活动才是重头戏:随有货郎,路旁摆设古董古玩并小儿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铺相衫半臂,纱裙汗悦,铜炉锡注,瓷瓯漆奁,及肩彘鲜鱼、秋梨福桔之属,呼朋引类,以钱掷地,谓之”跌成”是日,四方流离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成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踊;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行各业的下层人民集聚于乡野路旁,玩耍嬉戏,百乐皆备,绚烂纷披,令人目不暇接,张岱在尺幅之间绘千里之意,描绘了一幅欢愉热烈的清明风情图。正如张岱所说“厚人薄鬼,率以为常”,晚明各种节日都成为人们欢庆娱乐的方式,本应肃穆的清明祭日,俨然成了百姓休闲娱乐的大聚会,欢庆热烈。不仅是扬州,浙江地区清明节也是如此华靡热闹,这在《越俗扫墓》中有记载,此处不多赘述。再如《金山竞渡》再现了端午节金山赛龙舟的热烈场面,《虎丘中秋月》记录了中秋之夜,虎丘集会的场景:“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侯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游人之多,“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不论是欢乐喜庆的庆贺节日,还是肃穆的祭祀节日,抑或庙会祭神都成为人们享受生活乐趣、休闲娱乐的集会,张岱之笔,再现了晚明社会生活,对深入了解晚明风俗民情,普通百姓的娱乐生活、民众心态有重要意义。张岱描写的晚明世俗社会无疑是一片热闹繁华,但这些作品往往在繁华热闹之后透露出一股隐隐的悲凉之感。《西湖香市》最后写到在大火和饥荒之后西湖颓废凄凉的景象:“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越俗扫墓》在描绘欢快奢靡的越地扫墓习俗之后,描述战火之后的扬州“萧索凄凉”的景象,两者都是通过今昔对比,体现出历史兴衰变迁和恍如隔世之感。《秦淮河房》写端午秦淮河歌儿舞女、灯火辉煌的场景时,突然加入一笔“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这和《西湖七月半》中“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房散尽”叫所透露出的少许落寞和哀愁是一样的。似乎张岱在回忆繁华之时不能一味欢乐尽兴,这与作者经历国破家亡之后的遗民心绪是分不开的,在《陶庵梦忆自序》里张岱自言“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旨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罾,曾经的宝马轻裘,如今看来不过黄粱一梦,张岱身处清朝,回忆前明生活的繁华热闹,自然会生出一种人生悲凉之感。《扬州清明》在一派祥和欢乐的描写之后,直接写道:“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追摩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无梦想?”张岱把《陶庵梦忆》作为描摹前明山川风物、节日习俗、都市风情的画卷,所梦所想,不外乎遗民黍离麦秀的感慨。这种悲凉的景象为我们了解明清易代的那段历史提供图像,也为我们全面了解明清之际扬州的生活图景提供新的角度。
  。反观同样寄托遗民心绪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节日民俗的描写记录,在繁华热闹的场面描写之后,常常加上一个悲凉的尾巴,这是《陶庵梦忆》独有的。正如郑振铎所言:“《梦忆》一作,盖尤胜《东京梦华》、《武林旧事》。其胜处即在低回悲叹,若不胜情。”《陶庵梦忆》不是单纯地写出前明的市井风俗,也将自己的悲戚之情寄托其中。《陶庵梦忆》作于甲申明亡之后,成书于张岱五十岁时,即清顺治三年,此时清入关不久,张岱避祸山中,明亡之事清晰如昨,遗民之痛还没有沉淀下去,故而在《陶庵梦忆》时,遗民情绪总是在不经意问就流露出来,给原本欢快热闹的场景加上一层朦胧的悲凉之感,低回宛转,别有风味。张岱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文体,为文随性,随手写来,任凭感情恣意流淌,既为我们再现了晚明社会民间风俗人情,也对我们了解张岱的遗民情绪有所启示。
  第二节下层人物描写张岱的作品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应属于大量的普通人物。胡益民先生评价张岱散文时说:“其笔下的人物除极少数属上流社会名人外,绝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社会底层小人物一一民间能工巧匠、贩夫走卒、说书艺人、伶工艺妓、禅师羽客等等。”四不仅是在散文中,张岱的其他作品中也突出地描写到这类“社会底层小人物”,成为张岱写作的一种鲜明特色,这些小人物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又别具个性色彩,成为中国文学书写体系中一个新的形象群体。
  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进了手工业的繁荣,催生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一大批杰出的能工巧匠。张岱的作品记录了一大批民间工匠的形象,包括丝织工人、雕刻家、陶匠、花匠、种桔手艺人、制铜艺人、制灯工匠、制壶手艺人、茶艺大师等等。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各式各样、让人啧啧称奇的手工艺品,而在创造工艺品的同时也逐渐展示出自身的形象风采。
  张岱注意到各行各业中的技艺百工,如《吴中绝技》《诸工》中提到的有:苏州制梳工匠赵良璧,苏州制扇名匠李昭、马勋,苏州制琴名匠张寄修,苏州制作三弦的范昆白,嘉兴制作漆饰竹器的王二,苏州制作竹器的姜华雨。但是,他尤其突出地描写了那些技艺超群而又个性超迈的工匠,如雕刻家濮仲谦和王二公。《濮仲谦雕刻》介绍了金陵竹雕家濮仲谦及其精湛的竹雕技艺。濮仲谦原名濮澄,是金陵派刻竹开山,所谓竹雕是指以竹子为原材料,用刀具雕刻而成的竹制器物。张岱称赞濮仲谦高超的雕刻技艺:“彼仲谦一假手之劳,其所制器,置之商彝、周鼎、宣铜、汉玉间而毫无愧色。倘不加物色,而一入樵夫之手,不过炉中一榍柚火而己,岂不重可惜哉!”濮仲谦虽相貌平凡无奇,但技艺巧夺天工,张岱还关注到了濮仲谦不以金钱为意,任意而为的个性,“仲谦名噪甚,得其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濮仲谦出身低微,但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艺术标准和人格尊严,不合自己心意的,“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王二公,海宁人,是微观雕刻家,微观雕刻是一种以微小精细见长的雕刻技法的总称。张岱与王二公是多年好友,张岱有《赠王二公》诗称赞王二公出神入化的雕刻技艺:“曾刻水浒二天罡,铁牛两斧向前劈。筋骸股绂与毫毛,丑貌狰狞怪眼出刻画梁山作念珠,刚是一百单八粒。”王二公在杨梅核上雕刻水浒英雄李逵和董平,毫发毕现,栩栩如生,又用砗磲和犀牛角雕刻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串成念珠赠给张岱。还需注意的是,《吴中绝技》中还提到了其他雕刻家:“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四,这里提到的有苏州琢玉工艺家陆子冈、犀角雕刻名匠鲍天成、金银器雕刻名匠朱碧山。
  善于制作陶瓷器皿和铜锡器物的名匠。甘文台,金陵人,因系回族人,又称甘回子,是晚明铸铜名匠,擅长以铜制作香炉,张岱作《甘文台炉》称赞甘回子制铜炉的高超技艺。作品先是细数历代铜炉的不足之处:“三代青绿,见火即败坏,哥、汝窑亦如之。便用便火,莫如宣炉。然近日宣铜一炉,价百四五十金,焉能办之?北铸如施银匠亦佳,但粗夯可厌。”回在充分铺垫之后,张岱才请出晚明制铜高手甘文台,从制作手法和取材两方面来表现甘文台所制铜炉的高超之处:“其拨蜡范沙,深心有法,而烧铜色、等分两,与宣铜款致分毫无二,俱可乱真;然其与人不同者,尤在铜料。甘文台以回回教门不崇佛法,乌斯藏渗金佛,见即锤碎之,不介意,故其铜质不特与宣铜等慢,而有时实胜之。”甘文台制铜工艺考究,取明宫廷宣炉技法之长,所制铜炉与宣炉分毫不差,同时用料大胆,解决了铜料昂贵的问题。龚春,也是供春,宜兴人,本是进士吴颐山的家僮,侍奉主人在金沙寺读书时,偷学了金沙寺老僧的制壶方法,后来龚春就以制紫砂壶为业,所制茶具古朴自然,别具特色,因而人们把龚春所制的紫砂壶称为“龚春壶”。张岱有诗《龚春壶为诸仲轼作》:“仲轼龚春壶,两世精神在。非泥亦非沙,所结但光怪。应有神主之,兵火不能坏。质地一瓦缸,何以配鼎鼐?跻之三代前,意色略不愧。当日示荆溪,必下拜。”张岱把玩诸仲轼收藏的龚春壶,高度赞誉了龚春壶的艺术价值,甚至认为龚春壶可以和商彝周鼎等国宝文物相提并论。还需注意的是,张岱在《砂罐锡注》中列举了制作陶质器皿和锡铸器物的行家:“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张岱于此指出龚春、时大彬、陈用卿是制陶名匠,还提到了制作锡壶的手艺人一一浙江嘉兴黄元吉(文中“王元吉”应作“黄元吉”)、苏州归懋德。《诸工》篇也提到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这里的“张铜”是指某位擅长制作铜器的张姓工匠,因为姓名已经不可考证,所以就用工匠擅长的制铜技艺来代替,类似的还有“嘉兴洪漆之漆”。
  制灯巧匠夏金耳金、赵士元等。张岱的《绍兴灯景》和《龙山放灯》篇介绍了绍兴灯火热闹辉煌的景象,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彩灯和焰火出自制灯工匠们的巧手。在《世美堂灯》中,张岱介绍了制作彩灯的民问工匠:“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采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更用粗铁线界划规矩,匠意出样,剔纱为蜀锦,墁其界地,鲜艳出人。耳金岁供镇神,必造灯一些,灯后,余每以善价购之。”夏耳金是浙江绍兴人,擅长用剪纸和铁丝制作出逼真鲜艳的彩灯花样。赵士元是金陵人,明代著名灯艺屏扇制作巧匠,制灯工艺极为精巧,时人以悬挂赵士元所制彩灯为胜事。作者在《夜航船》卷十二“夹纱物件”条记载赵士元制作屏扇的精妙技艺:“赵士元制夹纱及夹纱帏屏,其所劂翎毛花卉,颜色鲜明,毛羽生动,妙不可言。扇扇是黄荃、吕纪得意名画。”在《世美堂灯》篇,张岱还介绍了家中制作花炮的老奴:“有苍头善制盆花,夏间以羊毛炼泥墩,高二尺许,筑‘地涌金莲’,声同雷炮,花盖亩余。不用煞拍鼓饶,清吹唢呐应之,望花缓急为唢呐缓急,望花高下为唢呐高下。灯不演剧,则灯意不酣;然无队舞鼓吹,则灯焰不发。”张氏奴仆所制花炮高大、声音响亮、花盖极大,张岱还写出了花炮的奇妙之处在于可以和着音乐高低缓急,张岱在这里不仅夸耀了灯火之盛,还表现了自家演戏之妙。
  金乳生、陈氏等擅长种植技艺的工匠。金乳生是浙江擅长园艺的匠人,《金乳生草花》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花匠金乳生的种植花草技艺高超,一是金乳生懂得因时养花,深谙花草相配之道,因而他的花园里四时花卉各不相同,比如“春以罂粟、虞美人为主,而山兰、素馨、决明佐之。春老以芍药为主,而西番莲、土萱、紫兰、山矾佐之”学。二是金乳生悉心照料花草,捉虫经验丰富,“乳生弱质多病,早起,不盥不栉,蒲伏阶下,捕菊虎,芟地蚕,花根叶底,虽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癃头者火蚁,瘠枝者黑蚰,伤根者蚯蚓、蜒蝣,贼叶者象干、毛猬。火蚁,以鲞骨、鳖甲置旁引出弃之。”固金乳生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每天一遍地为花草捉虫,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能够探查“伤势”而知病因,进而直接给出正确的治疗方案,经验十分丰富。张岱又作诗《金乳生菊花》来称赞金乳生的园艺技巧及其所种菊花的艳丽,如“配行知位置,搭色见清裁。莫羡春花好,谁能锦作堆”四句。《樊江陈氏桔》称赞了绍兴樊江镇陈家的种桔技艺:
  树谢桔百株,青不撷,酸不撷,不树上红不撷,不霜不撷,不连蒂剪不撷。故其所撷,桔皮宽而绽,色黄而深,瓤坚而脆,筋解而脱,味甜而鲜。第四门、陶堰、道墟以至塘栖,皆无其比。余岁必亲至其园买桔,宁迟、宁贵、宁少。购得之,用黄砂缸,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之。阅十日,草有润气,又更换之。可藏至三月尽,甘脆如新撷者。枸菊城主人桔百树,岁获绢百匹,不愧木奴。
  张岱首先介绍了陈氏对桔子采摘的高要求,其次称赞陈家桔子在色泽口味等方面独一,接着介绍了陈家桔子的行情,最后提到了陈家从枯子上获得的丰厚回报。陈氏不仅种桔技艺高超,在《樊江陈氏桔》中,张岱还提到了陈家用自己种植的瓜果庄稼做果酱、酿美酒、制蜜饯:“自麦为萄酱,自称酿酒,酒香洌,色如淡金蜜珀,酒人称之。白果自菔,以螫乳醴之为冥果。”张岱对美食也很有研究,绍兴附近哪里有美食,他必百般搜罗到手,一尝其鲜。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美食的记录,《乳酪》篇作者先是畅谈一番自制乳酪的方法和吃法,然后提出苏州过小拙以祖传秘方所制乳酪天下第一:“而苏州过小拙和以蔗浆霜,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之,为带骨鲍螺,天下称至味。其制法秘甚,锁密房,以纸封固,虽父子不轻传之。”罾手工技艺往往是私密相传的,和樊江陈家相传的种桔技术一样,过小拙加工乳酪的手艺也是家传的,这样的独门秘方融入了历代手艺人的智慧和技艺,往往是一家人生存的依靠,一般是不外传的。茶艺名家闵汶水。闵汶水是徽州休宁人,擅长制茶,他采用特殊的方法加工制作茶叶,较好地保留了茶叶的旗、枪之形,因而他制作的茶叶被人称作“闵茶”,闵汶水在金陵桃叶渡边摆摊卖茶长达几十年,凭借茶叶和精湛的茶艺,赢得了利益和声誉。张岱有诗《闵汶水茶》称赞他的制茶技艺,如“烧鼎烹天尚取渣,劈开混沌寻香色。哎山咀土嚼烟霞,不信古人信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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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6: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岱还写到了民间医生鲁云谷、吴竹庭:周汉卿等。与器物制作工匠、种植匠人、加工制作食物的手艺人相比,民间医生并没有制作出实物,但医术作为一门特殊技艺,也为张岱所关注。《陶庵肘后方》赞扬了民间老医吴竹庭起死回生的高明医术,张岱父亲得了伤寒,遍请名医治疗无果,无奈之下张家请来了民间医生吴竹庭,结果吴竹庭只用最常见的熟地黄就治好了生命垂危的张父。张岱在文中详细记录了吴竹庭的奇特医法和治疗过程,盛赞吴竹庭的高明医术,“一日,梦中喧嚷集沓,说上帝宴天医。多人赴宴,竹庭与焉”,将吴竹庭视为“天医”。鲁云谷,民间医生,在会稽宝祜桥南开了一家药铺兼诊所,擅长医恶疮,尤专医痘。鲁云谷与张岱是好友,张岱有诗《鲁云谷医痘》,表达了对鲁云谷治好小儿痘疾的感激,称赞他“用药如用兵”。《鲁云谷传》主要介绍了鲁云谷的个性特点和生活情趣,如虬生极好洁,负米颠之癖,恨烟,恨酒,恨人撷花;尤恨人唾滇秽地”“自小多艺,凡羌笛、胡琴、风笙、斑管,无不精妙”等。在《石匮书》中,张岱为浙江松阳的民间针灸名医周汉卿作传,称赞他高妙的针灸手法。画师姚简书。画师就是画家,中国古代画师多指宫廷画师,本文的画师指作画造诣高深的画匠。姚允在,字简叔,浙江绍兴人,善长山水画。《姚简书画》以“姚简书画千古,人以千古”这两旬展开,从人品和作画两方面来写画师姚简书。《石匮书后集》第六十的《妙艺列传》又为姚简书作传,称赞其高妙的作画技艺:“姚氏世工图绘,而简叔笔下澹远,一洗画工习气。其摩仿古人,见其临本,直可乱真。久住白下,四方赏鉴家得其片纸,如获拱璧,而雪景奇妙,可匹关思。’’
  晚明娱乐业十分繁荣,歌舞表演、戏曲演出、街头杂耍等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丰富了市民的生活,在这些戏曲、曲艺及杂技等行当中涌现出一批才艺出众的艺人。张岱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的艺人形象,包括戏子声伎、杂耍演员、说书艺人等。家养声伎。蓄养声伎是晚明社会风尚之一,据《明清家乐研究》统计,万历至崇祯年间,绍兴地区较为著名的家庭戏班有张氏家班、祁彪佳家班等十二个。张氏家族从张汝霖开始形成了蓄养声伎的家族习惯,张家先后有六个戏班,单“吴郡班”,就有王畹生、夏汝开、杨啸生等诸多知名戏子。张岱在作品中多处提到自家戏班戏子的表演情况,如崇祯七年,张岱于蕺山亭会友“命小侯齐竹、楚烟于山亭演剧十余出,妙入情里,拥观者千人,无蚊虻声,四鼓方散”,顾齐竹、应楚烟是张氏“茂苑班”的戏子,在上千人面前演剧分毫无差,张岱此次会友,在席者“七百余人”,其中不乏精通音律之人,但他们同样被其精湛的演技吸引,陶醉其中,可见这两名声伎唱功不俗。张岱还提到了别家声伎的戏曲表演,《刘吉晖女戏》《阮圆海戏》《祁奕远鲜云小伶歌》等篇赞扬了主人精湛的戏曲指导的同时,也表现了家养戏子唱戏之妙。以《祁奕远鲜云小伶歌》为例:“昔日余曾教小伶,有其工致无其精。老腔既改白字换,谁能练热更还生。出口字字能丢下,不配笙箫配弦索。曲中穿渡甚轻微,细心静气方领略。伯骈串戏噪江南,技艺精时惯作态。铸雀妙音今学得,这回真好杀罗。”国张岱一方面肯定了鲜云避熟就生的高超唱功,另一方面以自己的教习经验相比,赞扬了祁奕远精细工致的指导。张岱甚至还专门给家养女伶夏汝开写了祭文,即《祭义伶文》。
  表演戏曲的艺人。《彭天锡串戏》介绍了江苏金坛昆曲表演艺术家彭天锡精彩的戏曲表演,彭天锡醉心于戏曲表演,特别擅长扮丑角,张岱这样称赞他扮演的角色:“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固《朱楚生》介绍了女戏子认真严谨的表演态度,“曲白有误,稍为订正之,虽后数月,其误处必改削如所语”,称赞她精湛的戏曲技艺,如“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同时表达了对朱楚生因情而死的叹惋。还需注意的是,《严助庙》提到了南院戏曲艺人王岑、老串杨
  四、女戏子徐孟雅,“剧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杨四扮火工窦老,徐孟雅扮洪一嫂,马小卿十二岁,扮咬脐,串《磨房》《撇池》《送子》《出猎》四出。科诨曲白,妙入筋髓,又复叫绝。”《不系园》记载张岱与好友聚会,同行的就有艺人杨与民、陆九、罗三和女伶陈素芝,杨与民擅长弹三弦,陆九长于吹箫,“是夜,彭天锡与罗
  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李玉成吹莆篥》中的李玉成是位乐器演奏高手。表演杂技的艺人。杂技项目很多,《目连戏》列举的杂技表演有:“度索舞短、翻桌翻梯、肋斗蜻蜒、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走绳是杂技项目之一,表演时,走绳演员站在悬空的绳索表演各种动作,张岱有诗《观三娘走短》描绘了一个有飞绳绝技的年轻女郎形象:“一女飞腾上,真同聂隐娘。珊珊锁子骨,袅袅羽霓裳。走短轻如蝶,翻身捷似蜣。还疑有幻术,眩我在当场。”三娘应是女艺人的艺名,小小年纪在绳上娴熟地翻身疾走,其姿态轻盈,身手矫捷,让人拍手叫绝。还有在马上表演杂技的小演员“内以姣童扮女三四十骑,荷旃被毳,绣祛魅结,马上走解,颠倒横竖,借骑翻腾,柔如无骨。”柳敬亭是金陵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说书》精细再现了他说书时的场景。先以《武松打虎》一段为例,再现了柳敬亭精彩的说书表演,又通过柳敬亭对观众的要求和说书前的准备工作,表现出柳敬亭坚持着严格的艺术准则。张岱在诗歌《柳麻子说书》中又称赞道:“先生古貌伟衣冠,舌底喑呜兼叱咤。辟开混沌取须眉,嚼碎虚空寻笑骂”“先生满腹是文情,刻画雕镂夺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内龙女水泻”,赞美柳敬亭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说书表演。娼妓是一项古老的行业,中国古代的妓女固然有出卖色相的悲惨境遇,但她们也往往因为特殊的需要而受到格外的训练。甚至有一些家妓、官妓还具有高超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修养,从而形成了一种“青楼文化”现象。晚明时期,娼妓业繁荣,更是涌现出一批多才多艺的雅妓。王月生是金陵低档妓院的妓女,但她品貌俱备。《王月生》表现了王月生卓尔不群的个性和气质:“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眙侮,不能勾
  其一粲。”。宗子用形象的比喻来描绘王月生的袅娜清疏的仪容体态,又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表现她清冷孤傲的个性。张岱又作诗《曲中妓王月生》,把王月生高洁脱俗的气质比作香茗:“及余一晤王月生,恍见此茶能语矣。蹴三致一步吝移,狷洁幽闲意如冰。依稀荐粉解新篁,一茎秋兰初放蕊。毅雾犹嫌弱不胜,尖弓适与湘裙委。”明代秦楼楚馆的雅妓多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她们不仅貌美艺佳,而且擅长吟诗作对。《快园道古》的“学问部”和“小慧部”记载了明代诸多妓女的才情雅事,如“学问部”记载:“正德问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咏,以骰子为题,有旬日‘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从遭点污,抛掷到如今。’座客惊叹。”明一代的雅妓名妓常常被邀请出席文人聚会,“小慧部”记载妓女朱云楚参加赵姓太守宴会时巧对赵太守之事,再如妓女张斗奴、马湘云等都善于吟诗作对。张岱对妓女的德行也有所表现,如《石匮书》记载妓女徐氏和杨氏智斗倭寇的事迹,歌颂她们机智勇敢的品质。
  《二十四桥风月》真实再现了下等歪妓出门招揽客人的情形:“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疤戾者帘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四下等歪妓是指那些颜色不佳,只能靠出卖肉体而谋生的妓女,属于低等妓女,类似于现在的站街女。张岱细致再现了她们搔首弄姿、街头揽客的场景,也关注到没有招揽到客人的妓女的窘迫辛酸。从明朝开始,扬州一带出现了瘦马买卖的情况,“瘦马”多是来自贫苦人家的瘦弱女孩子,专业培训后,她们被卖给富商或者达官贵人当小妾。《扬州瘦马》详细记录了瘦马买卖的全过程,从牙婆拉线,到看瘦马,再到买定瘦马,置办酒席迎亲,一步不漏。以冷静客观的文字揭露了瘦马买卖的恶习。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中,还有诸如牙婆、舟子、农民、小商贩等下层人物,这些人物数量较少,且零散出现,难以单独归类。具体来说,如《快园道古》中卖豆腐的封老夫妇,《石匮书》中女扮男妆的小商贩黄善聪,虎口救夫的农妇陈小奴,智斗倭寇的渔民王长年等等,张岱记录他们的事迹,表现他们高尚的品质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反对理学对人性的扼杀,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个性解放,强调真实自然的性情。“人文思潮在诗文中的表现是个性主义,它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崇尚自然、重视展现个性和深情的性灵文学思潮。这股文学思潮以袁宏道、汤显祖、徐渭等文人为代表,他们坚持真实自然的创作原则,强调文学创作要能够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重视表现作品中人物的个性、气质和真情。性灵文学思潮是人文主义在文学界的延伸,张岱也是性灵文人之一,他的文学创作,集中在入清以后,虽然清政权的高压政策打压了晚明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但社会思潮不会因此戛然而止。张岱的文学作品遵从真实自然的原则,重视表现人物的个性和气质,刻画了一系列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是明代社会中真实存在过的,从张岱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视晚明时期个性张扬的人文主义思潮给下层人民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第一节灯以癖为美"一一塑造个性的人物形象晚明人文主义思潮高扬个性主义,要求表现人的个性之处,展现自我爱好和真实性情,在此影响下,人们求“疵”“癖”的审美特征逐渐成熟,他们饮茶成癖、品香成癖、爱琴成癖,这种“疵”和“癖”正是晚明人们追求个性和深情的结果,“表现了晚明时代追求至真至情和率真任性的生活态度”罾。关于“疵”,张岱曾这样说过:“三叔者,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的乎其可传也。解大绅日:‘宁为瑕玉,勿作无瑕石。’然则瑕也者,正其所以为玉也。吾敢掩其瑕,以失吾三叔之玉乎哉?”“疵”就是“瑕疵”,张岱把人比作美玉,认为人和玉都是有瑕疵存在的,但这种瑕疵恰是最真、最自然的地方,这和西方学者布瓦洛的观点不谋而合:“伟大的心灵也要有一些弱点人们在肖像里发现了这些微疵,便感到自然本色,转觉其别有风致。”所谓“癖”,张岱说:“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
  其一往而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并进一步解释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叭‘疵”的核心是“真气”,是人身上独特的个性气质,是人的最真之处;“癖”的核心是“深情”,“癖”即个人嗜好,是人本性的向往和追求,是内心最深处的喜好和渴望。“癖”表现为感情专注,“终身不易”,当人对某种事物投入深情,执着追求到狂热的程度,即可以称之为“癖”。“癖”是真性情的表现,“癖与痴是情欲的专注和贲张,也是个性鲜明的表露”,夏咸淳先生在论及“癖”“疵”时说:“这两点又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人若无癖无疵,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固总的说来,“癖”和“疵”是人的真情和个性的反映,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张扬,有“癖”才是一个自然、本色的真人。张岱本人癖好极多,他参加丝社、斗鸡社、谑社、蟹会,对美食、品茶、戏曲都极有研究,张岱将自己的个性爱好毫无保留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老饕集》是张岱专门记录美食的作品,虽已亡佚,但从《老饕集序》可以看出张岱对美食的考究和痴迷,“第水辨渑淄,鹅分苍、白,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瞰肉而食其炊有劳薪,一往情深,余何多让”,对食物寄予深情,食而知其源,是一流的美食家才能达到的水准。张岱认为《饔史》记录的只是食物的寻常做法,因此亲自编撰美食文集,并且颇为自信地说《老饕集》是“精骑三千”足以胜过“彼赢师十万矣”。张岱对美食的研究不同常法,且极为精细,注重质量,现存作品《乳酪》《方物》《蟹会》等篇也记录了张岱对美食的嗜好。此外,《禊泉》《兰雪茶》《闵老子茶》《阳和泉》等表现张岱对茶水的精研,《斗鸡檄》《斗鸡社》介绍了斗鸡之趣,张岱对戏曲的癖好在诸如《冰山记》《过剑门》《不系园》等篇都有表现。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将人文精神传播到社会下层,对此,本文在第五章有详细论述。受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晚明下层社会中也出现了极具个性的平凡人物。张岱重视对人物个性的刻画,塑造了一大批有“疵”有“癖”的下层人物形象。《金乳生草花》描述了一位痴情于花草的花匠形象:乳生濒河构小轩三问,纵其趾于北,不方而长,设竹篱经其左。北临街,筑土墙,墙内砌花栏护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栏,长丈余而稍狭。栏前以螺山石垒山披数折,有画意。草木百余本,错杂莳之,浓淡疏密,俱有情致。春以罂粟、虞美人为主,而山兰、素馨、决明佐之。春老以芍药为主,而西番莲、土萱、紫兰、山矾佐之。乳生弱质多病,早起,不盥不栉,蒲伏阶下,捕菊虎,芟地蚕,花根叶底,虽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毛猬,以马粪水杀之。象干虫,磨铁钱穴搜之。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日焦其额,不顾也。张岱讲金乳生爱花草,不直接讲花草,而先讲环境,首先叙述了金乳生对住宅的布局规划,小轩、竹篱、花栏、石坡,具有“画意”。这是真正懂得种花草之人,就好似好马配好鞍,好花也要有好的环境,再美的花草,种在杂乱的环境里,也失去了美感,只有蕴涵画意的环境,才能凸显出花草的风韵和“情致”。金乳生养草花极为讲究,因时养花,深谙花草相配之道,有主有佐,形状错落,颜色相调,井然有序,他不只是简单的养花种草,而是把花作为一门艺术来修养,是一位真正懂得花草艺术的艺术家。还需注意的是,乳生对花草投入了深情和心血,乳生爱花成痴,把花草放在第一位,金乳生虽然体弱多病,但坚持每日一次早起查看捉虫,株株必过,悉心照顾。在多年的实践积累下,乳生给花草捉虫的经验十分丰富,从探查花草“伤势”可知其病因,进而直接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药到病除。“三言二拍”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虚构了一个爱花如命的秋先老叟,人称“花痴”,而金乳生是个真真实实的花痴,对花草用心尽力,凡花草之事,必亲力亲为,不论严寒酷暑,绝不假以他人之手。
  张岱塑造了爱花草成癖的金乳生形象,他蓬头垢面匍伏花下的样子,是金乳生真性情的展示,也是他最可爱的一面,金乳生把花草作为生命的寄托,以深情付诸花草。正是因为金乳生痴情于花草,肯花功夫侍弄花草,所以他种植的花草长得格外好,张岱有《金乳生菊花三首》赞其菊花是“花神”:“皎洁同高士,妖治类美人。勾萌甲坼处,无不是精神”“配行知位置,搭色见清裁。莫羡春花好,谁能锦作堆。”张岱说自己“好花鸟”,也算半个花痴,曾写书信向金乳生讨要花草奇种,行文语气十分尊敬,张岱对金乳生的颂扬,既是张岱对金乳生真情和个性的欣赏,也包含着张岱对花草的喜爱之情。张岱还为痴迷于雕刻的民间艺术家濮仲谦作传,以短小精悍的文章赞扬濮仲谦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人格: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仲谦名噪甚,得
  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于友人座问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濮仲谦虽相貌平凡,但其技艺巧夺天工,不起眼的竹子木头,到他手里便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价值不菲的工艺品,在《鸠柴奇觚记序》中,张岱又一次夸赞濮仲谦出神入化的雕刻技艺:“其所制剔帚麈柄、箸瓶笔斗,非树根盘结,则竹节支离,略施斧斤,遂成奇器,所享价几与金银争重彼仲谦一假手之劳,其所制器,置之商彝、周鼎、宣铜、汉玉间而毫无愧色。”濮仲谦崇尚自然,雕刻只作轻微打磨,尽量保持材料自然面貌,他是真正懂得雕刻艺术的人,达到了张岱所推崇的“近乎道”的艺术高度。濮仲谦技艺的出神入化与他专注于雕刻创作是分不开的,朋友聚会上,一旦遇到佳竹、佳犀,濮仲谦便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全身心投入雕刻创作之中,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这一刻,濮仲谦将自己对雕刻真实而深刻的感情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这种痴状是濮仲谦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
  濮仲谦一双巧手,不仅赋予这些残竹断木新的生命,也为他人创造了不少财富,但濮仲谦本人对此毫不在意,仍然“赤贫自如”。濮仲谦保持着对雕刻单纯的痴爱和执着,随心随意而为,他以雕刻为性命和精神的寄托,不计金钱,不合自己心意的,无论别人怎样势劫利啖也不能得到他的作品。“赤贫自如”既表现出濮仲谦对艺术准则的坚守,也表现出他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濮仲谦不以金钱名利为意的品格与他的雕刻癖好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名匠,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致富,有充足的实力扬名,但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屑一顾,艺术才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争取的东西。他们所醉心的艺术里不正蕴藏着自己的人格理想么?”濮仲谦将深情和生命寄托在技艺上,对他而言,雕刻创作上带来的愉悦远远胜过名利之乐,久而久之,濮仲谦形成了爱雕刻如性命,而不为名利所动的君子节操。类似的还有说书艺人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柳敬亭不同于一般说书艺人,他有自己的规矩,一天只说一次,收费一两。想要听他说书的人,必须在十天前就恭敬下书预定,听书之人,必须屏息静坐,态度认真,不可发出半点儿杂音,哪怕听众表现出一点儿的私语或是懒怠,柳敬亭就会立刻停下来。说书之前,柳敬亭必先擦净书桌,剪亮灯芯,洁白瓷杯沏好清茶,然后才开始款款说书,从容而优雅。柳敬亭的规矩,实则是他对说书艺术的坚持,他并不把说书作为赚取钱财的手段,而是作为一门艺术去认真对待,表现出柳敬亭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和他高尚的艺术人格。
  张岱擅长书写出人物的个性,重视表现人物精神气质和真实性情。《鲁云谷传》为民间大夫鲁云谷作传,开头以清新优雅的居住环境来衬托主人的高洁脱俗。鲁云谷擅长医治痈疽痘疹,不经师,不袭古,方剂独出机杼,却能于垂危之际起死回生,云谷医术高明,但不以此敛财,为人聪明通达,不以名利为意,“可救则救,不可救则望之却走,未尝依回盼睐,受人一钱”。云谷有一副“侠肠”,至情至性,自言“以朋友为性命”,因妻子不舍用雪水煮茶而大怒,甚至“经旬不与交语”。在《鲁云谷传》中,张岱主要表现的是云谷的嗜好和生活情趣,云谷有茶癖,茶友众多,对茶道也颇有研究,张岱在《与胡季望》说过“金陵汶水死后,茶之一道绝矣。绍兴惟鲁云谷略晓其意”。前夜还与友人秉烛夜谈,次日清早,遗蜕在床,驾鹤西去,死的方式也是超凡飘逸。
  张岱笔下的鲁云谷性情高洁奇逸,不为世俗钱财所累,任情任意而为,痴情于茶道、音乐,以至性交友,极具个性。鲁云谷摆脱了程朱理学的禁锢,追求性灵的自由,个性的张扬,持有至真至情、率真任性的生活态度,张鲁云谷身上体现出的正是晚明思想狂飙中的人文精神。张子称赞道:“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至其结交良友,直是性生,非由矫强。”鲁云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药铺的主人,没有多大的学问,也不会写诗作画,但“具有一种诗人画家的气质与风范,其仪态风度具有审美的价值。人格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仁义道的种种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形象”,其“画意”“诗意”,正如胡益民先生所说,“正是人格的凸显”啦,也是张岱笔下的极具个性和深情的下层人物的共同特点,任性而为,舒展自适。
  再如癖于戏曲的彭天锡,为了学好一出戏,不惜“费数十金”;痴迷画画的姚简书,见到宋元名笔,则“眼光透入重纸,据梧精思,面无人色”;有戏曲癖的朱楚生“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等等,他们把生命寄托在自己的癖好上,追求精神的愉悦。这些癖好反映了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下人们对个性和真我的追求,“反映了明代人对生活中某种对象的热恋,对物欲、娱乐、艺术的追求;体现了他们的真性、真情、真趣”。这些有“癖”的明人身上,往往还表现出独特的品格,比如爱好画画的姚简书人格可称“千古”。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与4也的癖好是相关联的,好的癖好能够提升品格,即所谓“有补于品格”,袁宏道说:“弟谓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明人把是否有“癖”作为评判名士的标准,林逋爱梅花,米芾好奇石,这些特殊的癖好让他们拥有高尚的品格,成为名士。张岱塑造了一大批极具个性的下层人物形象,书写他们的癖好和高尚人格,着意表现人物的个}生之处和深情所在。
  第二节“酷肖其人刀——刻画真实自然的人物风貌张岱是个非常真诚实在的人,他说:“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书写人物时,张岱不仅注意挖掘人物的“真气”和“深情”,还以真实自然的原则去描写人物外貌和神韵气质,力求“酷肖其人”“不失真面”,务必还原人物本来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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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6:23:20 | 显示全部楼层
《柳敬亭说书》开头即言“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痞”,真实描写了柳敬亭的样貌。按照一般的理念,作家进行人物外貌描写时,容易加入主观因素,美化自己欣赏的人物或是身份尊贵的贤者,但是张岱忠于人物原貌,并不因为自己对柳敬亭的欣赏而避开他面貌丑陋的事实,这种写法与《史记》的人物外貌描写方式是相通的。《史记》对历史人物的外貌描写秉承‘实录’精神,对人物外貌进行客观直录。张良是西汉开国元勋之一,是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被后世尊称为“谋圣”,按照一般思维,像张良这样的伟人,我们想象其身形容貌应该是高大威武、英武不凡的,司马迁本来也是这样想当然的,结果发现张良生的眉清目秀,苗条得如女子一般。太史公将此真实地记录下来:“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张岱秉承了太史公的“实录”精神,刻画人物外貌要求“不失真面”,真实再现了人物的容貌。单从外貌来看,柳敬亭是不美的,宗子在文末更是直接指出柳麻子“貌奇丑”,但其后张岱笔锋一转,夸赞道:“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样貌的丑陋与说书的精湛形成强烈反差,使人物形象更鲜明丰富,让人读之难忘。张岱遵循“酷肖其人”的原则,不因为人物身份的高贵而美化,如张岱精细刻画范长白“奇丑”的样貌,“状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以小猱,其鼻垩,颧颐犹残缺失次也”,张岱不避讳人物外貌的丑陋,真实简练地将其刻画出来,这种“丑”反而成了范长白的特色,与他的园林之美和生活之风雅形成对比,产生奇特的艺术效果。再如写黄汝亨:“先生面黧黑,多髭须,毛颊,河目河口,眉楼鼻梁,张口多笑。”张岱用笔简洁,往往只需三言两语,就能惟妙惟肖地再现人物外貌,正如胡益民所评:“张岱写人,善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亦十分长于以精炼之笔写人物的外貌,往往简简数笔即十分传神,声口毕肖。”
  “酷肖其人”不只是真实刻画人物外貌,更重要的是能够表现出人物的神韵。精神特征是人物本真的体现,抓住形貌神韵,即是把握了人物的自然本性。描写人物时,状貌容易,写出人物神韵却难。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记载了一则有趣的小故事,讲的是郭汾阳女婿赵纵分别请韩干、周肪为自己画像,二人画技高超,难分上下,在赵纵左右为难的时候,赵夫人从娘家回来,她说:“二画皆似,后画者为佳。盖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得赵郎惰性笑言之姿尔。”够这个小故事说明,只得其貌不得其神的画像是空洞的,同样的,在文学作品中,人的神韵可以体现出人的自然本质,写出神韵就抓住了人物的内在精神。张岱在人物外貌描写上笔墨不多,着意展现人物的神韵气质,人物的精神气质往往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张岱善于抓住人物的神韵气质并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来。形容女伶朱楚生是“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写出了朱楚生出类拔萃的气质。此处张岱对“眉”的写法颇具特色,古人写眉眼的词句不在少数,如“柳叶眉”用柳叶比喻女子弯弯细长的眉毛;或用“蛾眉”形容女子眉毛的细长娇媚,后来“蛾眉”成了美女的标志,所以有辛弃疾《摸鱼儿》的“蛾眉曾有人妒”和自居易《长恨歌》中的“宛转蛾眉马前死”;文人还把眉比远山,故日:“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明代《开辟演义》第十七回写道:“(精卫公主)生得面如傅粉,眉似远山,椒眼朱唇,螓首蜂腰。”柳叶眉、蛾眉、远山眉等都是常用的词语,古人多从形状和颜色等方面具体地描写眉。《红楼梦》描写人物外貌时也有此特点,用“一双丹风三角眼,两弯柳叶吊稍眉”表现王熙凤的眉眼,用“冒烟眉”形容黛玉的眉如轻烟一般。文学作品中写眉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借眉来传达主人翁内心的愁绪,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眉就是情感流露的两端,故而有刘学箕《眼儿媚》的“天遥地远,秋悲春恨,只在双眉”。像张岱这般来写眉的却少见,他既不写朱楚生的柳叶眉、也不写其愁绪,而抓住其“孤意”和“深情”,把两个看似矛盾的形容词集中在朱楚生身上,将歌女朱楚生的傲骨与款款情深刻画人微。张岱另有诗歌专写女子眉目之间的神韵:“佳人多不语,孤意在疏眉。一痕澹秋水,春风不能吹。深情几百折,屈折与高低。所矜在一细,层摺俱见之。”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张岱对人物神韵气质的描写方式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在简洁的外貌之后,紧接着张岱用“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来形容柳麻子的神韵,张岱在此借鉴了《世说新语》中关于刘伶气质的写法,《世说新语·容止》篇原文如下:“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魏晋名士追求超凡脱俗的风韵和洒脱不羁的“魏晋风度”,李泽厚先生曾指出,“魏晋风度”能体现出人的本质精神和内在智慧,反映出人的风韵、气质和品格。这种“魏晋风度~‘反映在当时的人物品藻中,就是一股浓厚的重神略形的倾向,《世说新语》中充斥着‘神气’、‘神明’、‘神色’、‘神意’、‘神骏’、‘神超形越’、‘神情’、‘神姿’、‘风神’等反映人物精神风貌的言辞。”《世说新语》注重对人物神韵的刻画,用“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来表现刘伶的旷达不羁,用“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来表现嵇康的清雅洒脱。张岱也多用叠音字,以十分精简的词句来再现人物神韵,《柳敬亭说书》中用“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来表现人物气质,很明显是受《世说新语》的影响。再如写濮仲谦是“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表现出濮仲谦的寡言木讷,形容茶道大家闵汶水是“瞿瞿一老”,用“楚楚谡谡”形容朱楚生的清雅高迈。
  刘义庆还常常借用比喻来形容人物的气质风韵,用“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形容嵇绍不俗的风韵,用“郎朗如日月之入怀”来形容夏侯玄的胸襟开阔,用“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形容王羲之的飘逸矫健,用“轩轩如朝霞举”形容简文帝司马昱卓尔不凡的风姿。受《世说新语》轻形重神的人物描写方式影响,对于难以直接描写的特质,张岱往往也用形象的比喻来生动地表现,用“如食橄榄,咽涩无味,而韵在回甘;如吃烟酒,鲠噎无奈,而软同沾醉”。来表现娈童阿宝的风韵,既如少女般娇痴无赖,不肯轻易着人,又娇媚撩人,让人见之难忘。为了表现王月生高洁冷傲的个性气质,张岱将其比喻为“孤梅冷月”和香茗。从这些地方都不难看出《世说新语》描写人物气质的方式对张岱的影响。其实,追根溯源,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形”与“神”这一对范畴的应是庄子,《庄子》的《养生主》《德充符》《知北游》等多篇讨论了“形~‘神”关系,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笠先生曾说:“庄子是形神关系的第一个集中的阐述者,《庄子》中‘形、。神’都是出现达100多次的高频词语,忽略庄子的影响,中国艺术传神论将成为无源之水。”《庄子》是中国“神”“形”范畴的源头,从张岱作品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痕迹。追求平等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重大命题,等级观念的瓦解和平等意识的出现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体现,张岱就属于及时转变观念者。他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念,打破了原有的贵贱尊卑观念,热情歌颂符合新价值的社会下层人物。张岱被视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自觉致力于用散文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其对‘人’的尊重和现实生活的真挚喜爱之情的作家。”这反映了张岱对待下层人民的平等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岱对待女性的态度,他关注女性,尤其是社会下层女性,尊重女性的人格和情感,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节评判人物的新标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以君臣关系、臣民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形成的社会等级界限分明,出身门第决定个体身份地位的高低,进而成为评价个体高低贵贱的标准。“张岱的笔下,人的内涵不是以外在的身份地位和财富来品评衡量,而是以内在的品格和才能、技艺显示其价值,体现出晚明文化精神对人的新发现和对人的尊重。”罾张岱冲破原有的等级束缚,自立标准,把技艺、才智、德行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尺,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下层社会,认为那些具有高尚人格和超凡技艺的下层人物都是值得尊重和赞扬的,倾心为那些才技过人、品德高尚的下层人物写文作传,诸如说书艺人柳敬亭、助人为乐的卖豆腐老夫妇、民间医生吴竹庭,张岱尊重,的个性和人格,在作品中表现他们的才能技艺,赞誉他们精神气质。
  一、以技艺为评价标准自古以来,儒家重伦理而轻技艺,信奉“劳,h,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原则,严格恪守尊卑等级原则。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各行业的繁荣,以往为人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凭借自己的技艺实现个人价值,获得利益,张岱作品中涉及的技艺包括手工技术、医术、表演艺术等方面。张岱不仅在作品中记录了濮仲谦、金乳生、王二公等手工艺家们精湛的技艺,而且明确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在《诸工》中,张岱表达了自己对手工艺者的平等态度,他说:“竹与漆与铜与窑,贱工也。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篆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叫竹器、漆器、铜器、窑器,自古儒家视为“贱业”,所以有些民间手工艺人姓名不可确切知晓,张岱直接以其手艺来称呼,如“张铜”指擅长制作铜器的张姓工匠。张岱列举了在手工艺方面造诣高深的民间工匠,他们的手工技艺精彩绝伦,在宗子眼里,这些手工艺名家凭借杰出的技艺完全可以和“缙绅先生”分庭抗礼,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很有点新思维的味道,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常把出身的贵贱、等级的高低、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张岱却提出“以物贵人”的观点,即所制工艺品精美则工匠价值地位高,所制工艺品粗糙则工匠的地位和价值就低,而工艺品的精美与否则显示出工匠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精美的工艺品工匠们才能和智慧的发挥。夏成淳先生曾这样评价过张岱,他说:“人的贵贱,人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不是等级,也不是出身,而是‘物’,人对物的加工、制作、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价值是由他自身决定的,归根到底是其自身才智技艺而定。这是一种崭新的技艺观和价值观,属于新兴市民意识范畴。”固张岱把手工技术作为评判工匠价值的标准,不遗余力地赞扬工艺名家们巧夺天工的工艺品,在《吴中绝技》一文中,张岱列举了“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盛赞他们的精妙绝技“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他认为龚大春所制茶壶“质地一瓦缶,何以配鼎鼐。跻之三代前,意色略不愧”,评价巧匠所制沙罐锡注“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在张岱心目中,这些工艺珍品的价值完全可以和商彝周鼎等国宝文物相媲美。之所以有这样的价值,是因为他们制作的工艺品超越了技术范畴,上升到了艺术境界,“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工艺大师们对所制工艺品投入心血,不断追求技艺的精进,日积月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他们的工艺品可以与后世的鉴赏家的心力、目力相契合,达到心灵的相融相通,这是一般俗工望尘莫及的。张岱对庄子“庖丁解牛”的内涵作了发挥,提出“盖技也而近乎道矣”,“道”是指掌握美的规律,并娴熟地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去,张岱认为工匠名家们的匠心绝技已经超越了技艺的范围,上升到艺术的境界。晚明时期,开明士人欣赏民间工艺品的艺术价值,袁宏道认为“薄技小器皆著名”,李贽说:“技巧神圣,人自重之”“神圣在我,技不得轻矣”,何伟然说过:“技到妙处,皆足不朽,何必骚词?”学民间工艺品的艺术价值甚至被抬高到了与诗、词、书、画同等的高度。工艺品艺术价值的高低成为决定工匠尊卑高低的关键因素。那么对于晚明工匠来说,为什么要追求手工艺品“道”的境界呢?首先,精妙的工艺品可以给工匠带来财富,《砂罐锡注》记载:“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与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普通易见的材料经过工艺大师的双手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这段文字既写出了砂罐锡注家们技艺之精湛,也反映出这些手工匠们用自己创造的艺术品获得利益。在晚明那个重利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获得财富可以抬高社会地位,《金瓶梅》中大财主西门庆的经历这一点。其次,工匠们把技艺作为追求平等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晚明时期,视民间技艺为“奇技淫巧”的观念逐渐弱化,人们肯定民间手工艺品中的艺术价值,并由此抬高了能工巧匠们的地位,张岱“以物贵人”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开明文人对工匠的态度。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录了苏州良匠们凭借工艺品而抬高身份地位的事实:“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可以说,凝结着艺术价值的手工制品是工匠们追求平等的钥匙,所以,“对于工匠们来说,技艺正是他们求得社会平等、求得做人权利以及人性充分发展的一种方式。技术固可谋生,然而技术的价值更在于人格的自我完成。”晚明的工匠们努力提高手工技艺,创造出精妙的手工艺品,以此来追求平等,实现个人价值。人文主义思潮反对尊卑等级,提倡对人的尊重,追求平等,给晚明社会带来人性解放的潮流,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匠们也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工匠韩乐吾不仅接受启蒙思想,而且还成为心学家。晚明出现如此多精美的工艺品和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带来的人性解放是分不开的,对平等和个人价值的追求是促使民间工匠们努力提高手工技艺的原因。张岱把表演艺术的精湛与否作为评价艺人的标准,作品中写到不少技艺不凡的下层艺人形象,并对他们的表演给出极高评价。女伶夏汝开虽然地位低下、生活清贫,但是凭借精湛的戏曲表演赢得百姓欢迎,死后也受到众人的怀念和祭奠,张岱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他甚至把夏汝开与名卿巨公相提并论:“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己死,更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既死反若其不死者,比比矣。夏汝开未死,越之人喜之赞之;既死,越之人叹之惜之,又有旧主且思之祭之。汝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张岱打破传统观念,认为人的价值不是以身份、地位来衡量的,在张岱看来,表演艺术精湛、受百姓喜欢的夏汝开要远比那些无德无行受人唾弃的达官显贵有价值、有意义。胡益民先生曾评价过:“将一个在那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伶人与‘名公巨卿’相比照,认为其价值远在那些上层人物之上,其见识实是不同寻常的。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张岱的价值观念。”罾这种价值观念显然是新思潮影响下,张岱平等意识的表现。朱楚生不过是个女戏子,身份卑微,但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专门为其作传,盛赞她戏曲表演的精妙,谓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朱楚生对待戏曲认真、严谨,“曲白有误,稍为订正之,虽数月后,其误处必改削如所语”,她心存以戏曲为生命的信念,全力练戏、倾心表演,故而她的《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讲究关节,妙入情里”“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张岱不仅看到朱楚生戏曲之妙,更会关注她背后的辛苦和努力,行文之间,全是对其戏曲表演的赞叹和欣赏。提到柳敬亭,文学史留给我们的是他作为民间说书艺人的精湛技艺和作为明遗民的气节。吴伟业和黄宗羲都写过《柳敬亭传》,相较而言,吴伟业《柳敬亭传》集中表现柳敬亭的政治生涯,黄宗羲所作《柳敬亭传》也谈及了柳敬亭亡国后的生活,而张岱的《柳敬亭说书》却是全篇专门写柳敬亭的说书表演: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哮夹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晷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蜡舌死也。从说书前的预约到表演的场景,一步不落,张岱细致再现了柳敬亭表演的全过程,赞扬柳敬亭精妙的说书技艺和严格的艺术要求,可见张岱十分看重表演艺术。柳敬亭对说书语调的轻重缓急拿捏得恰到好处,《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段经过他的艺术加工,显得干净利落。说到关键之处,其声音刚劲有力,气势汹汹逼人。以柳敬亭表演武松到酒家买酒一段为例,武松一声吼,竟震得店内酒缸、墙壁震动作响,寥寥数语,把武松的沽酒情形表现得活灵活现,彷佛武松正站在观众面前。当然这也归功于张岱的妙笔,将柳敬亭说书情形神形毕现地刻画出来。张岱对柳敬亭出神入化的说书艺术推崇至极,在《柳麻子说书》中又称赞道:“先生古貌伟衣冠,舌底喑呜兼叱咤。辟开混沌取须眉,嚼碎虚空寻笑骂”“先生满腹是文情,刻画雕镂夺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Z内龙G虫H水泻”山。不论表演者身份地位如何,只要其表演艺术高超,张岱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加以称赞。张岱曾作诗高度颂扬祁奕远家班中小伶鲜云的昆曲表演:世间何事堪扼腕?好月一轮茶一碗。更有清讴妙入神,三事虽佳难落款。鲜云小侯真奇异,日日不同是其戏。揣摩已到骨节灵,场中解得主人意老腔既改白字换,谁能熟练更还生?出口字字能丢下,不配笙箫配弦索。曲子穿度甚轻微,细心静气方领略。伯骈串戏噪江南,技艺精时惯作憨。张岱认为,观看一场好戏,和品一杯好茶赏一轮明月一样,都是世上美妙之事。而小伶鲜云声音清美神妙,所以在张岱看来,听鲜云唱戏是世间难得的美妙之事。张岱赞扬了鲜云踏实刻苦艺术表演态度,鲜云对待戏曲极为认真,反复揣摩,得其精髓,又能解主人之意,这对于一般的家庭演员来说已经足够了。但鲜云并不满于此,他有自己的戏曲艺术追求,在熟练掌握剧本的基础上,又能避熟就生,摆脱戏曲常套,尝试摸索新的演唱方式。“练熟还生”是一种很高的戏曲表演境界,需要戏曲演员有高度的艺术创新精神和全身心的投入,一般人难以达到。鲜云不断追求艺术创新,并尝试用弦索取代笙箫,因而其戏曲每天都有所不同,让人每次听戏都觉得新鲜动人。小伶鲜云虽然只是祁奕远家的小戏子,但张岱热情赞扬了他精妙的戏曲表演,歌颂了他认真钻研,不断创新的艺术的态度。类似的还有《观女郎走短》专门称赞民间杂技女艺人精彩的走绳表演,《李玉成吹霄篥》专门为民间乐师李玉成而写,从奏技艺、乐声和音乐旋律中所包蕴的心理内涵等三个方面来称颂李玉成高妙的霄篥表演:“霄篥吹来细若丝,一线轻微转咽逼。有气在喉出不敢,有涎在;3咽不得。妙处在唇更在颐,中欲吐时复半噢有时裂石而穿云,触手棱棱皆节勒。譬诸绰注在冰弦,譬诸草书留渴笔。情深一往有水知,妩媚何妨带羞涩。”不论是柳敬亭还是朱楚生,他们本是民间小人物,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张岱打破以出身论英雄的传统,以表演技艺来评判他们的价值,热情赞扬他们精妙的戏曲表演和说书艺术,极具平等意识。张岱还把医术作为评价标准。对民间医生的卓越医术给予高度赞扬。《陶庵肘后方序》表现了老医吴竹庭的神妙医术,张岱父亲得了伤寒,遍请名医治疗十八天后反而滴水不能入口,气喘舌短,命在垂危,见此情形,众名医都逃之天天,这时民间老医吴竹庭“迟迟至”,稍作诊脉之后对病因已了然于心,“却坐而笑”,一个“笑”字表现了吴竹庭此时的胸有成竹。在治疗过程中,吴竹庭对病人的各种反应和状况预测准确,经过一天一夜的治疗,张岱父亲果真起死回生,吴竹庭也因此声名大著,不亚于神医扁鹊。张岱列‘民医吴竹庭的高超医术推崇备至,“一目,梦中喧嚷集沓,说上帝宴天医。多人赴宴,竹庭与焉。及在席,衣冠者三四人,而内多缁衣黄冠、乞儿贫子、鹑衣百结、提囊负笈之辈。盖草泽医人,其以丹方革头药活人为多,故天宴亦多此辈也。”张岱梦中所言上帝宴请天医,实际上是张岱在评价医生孰高孰低。梦中被宴请的医生凭的不是身份地位,而是治病救人。张岱对那些只需草头丹方就能救人于垂危之际,解决疑难杂症的民间医生大加赞赏。宴席上无职无名的民问医生占绝大多数,代表了张岱对民间医术的肯定。张岱认为“良医用药,多以意造”,以吴竹庭为代表的民间良医“匠意而出,不拘古方”,看似简单的药方当中“实有至理”。这种“至理”虽然难以和俗人说明白,但它是民医经验和智慧的积累,是他们高超医术的结晶。正是因为对这些民医及其医术药方的推崇,张岱才耗时三十年,专注收集民间医生的草头药方,作成《陶庵肘后方》一书,虽然此书现己失传,但从中可以看出张岱以医术高低来评价医生的平等态度。《鲁云谷医痘》盛赞了民医鲁云谷高超的医痘技术:“痘诊得仙传,起名在襁褓。水既辨淄渑,药复分根杪用药如用兵,巢穴恣攻讨。刻日落瘢痂,皮毛净于澡。秦人爱小儿,扁鹊有奇抱。愿以广其传,小儿皆寿考。”曾张岱表达了对鲁云谷治好小儿痘疾的感激,也称赞了鲁云谷的高明医术。除了《柳敬亭说书》,张岱很多作品都是专门表现下层人物的精妙技艺,并直接以姓名加技艺的方式命名,如《闵老子茶》表现了闵汶水精于茶道,《濮仲谦雕刻》专门表现濮仲谦的雕刻技艺,《樊江陈氏桔》赞扬了陈氏家族种桔技艺,张岱重视技艺,冲破门第等级观念的界限,把表演技艺、品茶技艺、手工技艺等作为评判人物价值的标准,这是张岱平等意识的体现。张岱笔下的艺人声伎、能工巧匠都是晚明社会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生长在民间,处于社会下层,是极为普通的人物。但不论是艺人还是手艺人,他们都钻研技艺,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作为,用精湛的表演、精巧技艺养活自己,体现出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这些人物是在人文主义思潮和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追求,恰是晚明社会新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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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7:02:4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以精神品质为评价标准正统文学所宣扬的德行,多是忠义、贞节、孝烈等符合儒家标准的道德准则,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张岱也不可避免地颂扬了诸如忠、节、义等传统道德守则。但值得注意的是,张岱还歌颂了助人为乐、机智勇敢等具有新特点的精神品质,这一部分所讨论的“道德品质”就是指这些新的道德品质,张岱就以此为标准,将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下层人物选入作品之中,与名公巨卿放在一起,留存他们事迹,歌颂他们的道德品质。不同于理学宣扬“天理”以束缚“人欲”,机智、友爱的道德品质彰显了人性的美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快园道古》卷一“盛德部”多是记录官员名士的事迹,但张岱也在其中歌颂了下层人物救人于危困而不求回报的高尚品德。小商贩封老夫妇无儿无女,以卖豆腐为生,四十多年积攒百两银子以养老,一天,封婆听闻邻居为了完结官司想卖掉妻女,不禁堕泪,“封公归,问,封婆告之故,封公日:‘渠所欠几何?何不以我所藏与之。’封婆日:‘我亦有是意,虑汝不舍耳。’封公日:‘亟取弗迟。’邻人得银,事解,妻女亦免去。”封老夫妇慈心仁爱,拿出积蓄以解邻居危急,倾其所有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张岱十分赞赏封老夫妇救人于危的事迹,故事以老夫妇年逾六十而得子,儿子做大官,老夫妇长命百岁为结局,这可以说是张岱对老夫妇的美好祝愿,带有善有善报的思想,也含有鼓励后世学习老夫妇精神的意味。再如救人于危困而拒绝回报的屠夫,屠夫连续三年对一个穷书生包吃住,书生金榜题名后,屠夫却自动疏远,在书生谢以重金时,屠夫说:“某岂为金帛来耶?”固侠气逼人,而后书生有难,义屠又挺身而出照顾其妻子儿女,不避嫌隙为其收尸祭奠。屠夫每于他人困顿之际伸出援手,而又在富贵之时悄然离开,帮助别人又拒绝回报,侠肝义胆,令人佩服。张岱还赞扬了机智勇敢的品质,《石匮书》记载了王长年智斗倭寇和的事迹,称赞了他的胆识和智慧。“长年”是指长年在出海的渔夫,王姓渔民名字已不可考,故用职业来称呼其人。嘉靖年问,倭寇侵略福州,掠夺金帛男女,乘船而去,王长年也被掳走: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酋甚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日:“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捩抱饱帆归,此时不可失也。”皆日:“善!”会舟夜碇海中,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甚喜,诸妇更为媚歌劝酒,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籍。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诸少年执刀,尽砍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酋。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剜其舌,用墟酶别置之。挟金帛并诸男女登岸。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发,数夷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卤,生口具在,请得上功。幕府镇将大喜,将斩长年,乃急作乡语,历述杀贼奔归状。镇将嗜叹日.o“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王长年先是谄媚,博得倭寇信任,然后组织被俘人员,灌醉并杀死倭寇,借着风势逃回海边。其临危不惧、冷静果敢的表现着实令人佩服。在上岸之后,王长年又机智地藏好倭寇首领的舌头,在关键时刻用家乡话说出真相,证明自己,赢得生机,可谓有勇有谋。虽然王长年是个少数民族的渔民,身份卑微,但是张岱却不遗余力表现他的智谋和胆识。不管是王长年还是屠夫某,都是失其姓名的下层人物,身份地位低下,但是只要其事迹和精神值得称赞,张岱就一一记录其事迹,不忍湮没。张岱把德行作为评价标准,不仅表彰男子的德行,同样表彰女子的优秀道德品质。张岱的史传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主要集中在《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的“列女传”,以及《三不朽图赞》的“节烈”“孝烈”篇,在《列女列传总论》中张岱说:“石匮书日列女者女之流也,有以贤孝见,有以节义见,有以侠烈见,亦有以才慧见,品类不一,故日‘列’也。世多认‘列’为‘烈’,其间不无遗议范晔之入蔡琰,不留为千古口实乎?盖其请给笔扎手录遗书事自可传,晔总聩聩,岂以从卤之妇乃辱我彤管也哉!”罾张岱记载女性的德行,并不只是记录“贞妇”“节妇”“烈妇”等道统所认可的道德形象,他更突出了女性的勇敢、智慧、侠烈等品质。值得注意的是,张岱的女性史传的传主多是名不见经不传的下层女性,有别于以往多为上层女性作传的惯例,大大拓展了女性的范围。张岱的史传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在国难之际与贼人斗智斗勇、从容就义的下层女性形象。临清妓女杨氏、徐氏一起嫁给了开药店的潘鹏,闯贼入城时,杨氏和徐氏以砒霜和酒,做好从死的准备。二贼突然到来,潘鹏丢下妻妾跳墙逃走,“徐取前酒置案,杨会其意;二贼喜,酌酒与徐。徐一饮而尽,甫饮不胜,倒床上,贼以为中酒;复引酌杨,杨日:‘妾不能饮,愿将军满饮此大杯!’顾有琵琶,杨为歌以侑之。二贼乐,各浮满数四,顷腹裂而死。鹏归,急以羊血灌徐,徐活;夜挈家移僻处。”杨氏和徐氏临危不惧,与贼人斗智斗勇,最终杀死贼人,为自己赢得生机,其胆识和智慧足以令“惶急跳脱”的潘鹏羞愧。村民李氏姑媳二人,在清兵来讨酒食时,先炙酒灌醉贼人,染后绑住手脚,用开水浇死清兵。女子张氏被清兵所虏,途中假装口渴,趁贼在潭边取水时,将推清兵入深潭,自己得以逃脱。女子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战乱时代,女性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可是这些社会下层女性冷静果敢、临危不惧,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为化险为夷,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张岱也关注到下层女性身上的其他品质,韩氏女智勇坚毅,惧为乱兵所掳”,她女扮男装,“混行间,既被掳,为兵卒”罾,跟随男子一起出生入死,从军七年无人发现,堪比古时花木兰。黄善聪从小跟随父贩卖商品,父亲死后,黄善聪化名张胜,女扮男装继承父亲的生意,与男子同寝同食。京师娼妓高三有情有义,昌平候杨俊曾是她的客人,昌平候远去边境,高三闭门谢客数年,后来昌平候受人诬陷被押赴刑场,一众亲友怕受牵连避之不及,只有高三无所畏惧,身着缟衣为他送行,昌平候死后高三自缢在其尸旁:高三对昌平候一往情深,默默坚守内心对昌平候的深情,虽为娼妓,但明辨忠奸,心存大义。村妇陈小奴勇敢果断,听说丈夫被老虎所扼,立刻放下女儿,只身一人“手执门关,迫至山足,奋身号叫,拽持夫尸于虎口中。提关击虎,虎惊掷三苟去”无所畏惧。丈夫死后,陈小奴被土豪逼婚强掳,小奴临危不乱,自度难逃,就先假意答应,请求回家祭奠亡夫,最后投潭自尽。当然,张岱作品中也塑造了贞节烈妇的形象,如在丈夫死后从夫而去的烈妇张氏、烈妇陈氏。相对而言,单纯地表现女性贞洁的篇目较少,也并不突出。
  第二节对待女性的新态度封建社会奉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三从”“四德”“七出”等等无不是束缚女性的教条。在以往的作品中出现的多为男性形象,女性寥寥无几。鲜有出现的女性形象也多是为了宣扬女性贞节贤德而立的贞节烈妇。张岱打破以往对评价女性的标准,跨越“男尊女卑”性别界限,把女性视为单独的生命个体,尊重和关注女性的生活和情感,为众多女性作传,表彰她们的德行和才华。张岱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反映出平等思想。晚明时期奢靡淫纵的风气高炽,文人士子更是把出入秦楼楚馆看作名士风流,虽然有些文人把纵情声色作为排遣内心苦闷的方式,正如钟惺在诗中所说的那样:“酒色藏孤愤,英雄受众疑”山,但是当时大部分文人只是把纵情声色作为8中雅趣,“他们往往以相当高雅的理由和理论来为自己解脱,在堂皇的借口巧饰渔色纵欲的放荡行为。”不管是哪种方式,文人与妓女声优交往,多是出于娱乐助兴、满足情欲、慰藉心灵的目的。晚明文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大多是持一种猎艳和占有的男’"心理。这种‘雅趣’其实已经是‘好色而淫’的俗趣了”,这在晚明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当时出现了不少品赏艺妓的小品,如梅史的《燕都妓品》,潘之恒的《金陵妓品》,曹大章的《莲台仙会品》等按照妓女的色艺才技把妓女分成不同的品类,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也是不过是文人玩赏妓女的心理。晚明的小说戏曲,虽然也有一些反映妓女名伶生活和爱情的作品,但大多是站在男性的高度去俯视女性。极少有像张岱一样,以平等的态度去关注妓女的生活和情感,并将其真实地表现在作品之中。张岱在《朱楚生》中不仅写到了一代名伶朱楚生的绝佳风韵和高妙的戏曲造诣,还关注到了她的内心情感,“楚生多坐驰,一往情深,摇飚无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晡烟生,林木窗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忡,终以情死。”如果说鉴赏其表演是站在观众的角度,欣赏其风韵站在男性的立场,那么关注其内情感则是只有朋友才会去做的。朱楚生是戏痴也是情痴,常常揣摩诸如《画中人》等讲述男女爱情悲欢离合的戏曲,正当年华的她,中对爱情应该比常人更细腻的感受。朱楚生风韵独特,戏曲表演精湛,想必当时像张岱这样去看戏的富贵公子不在少数,一来二去,暗生情愫也在情理之中。傍晚的定香桥烟雾朦胧、幽隐静谧,朱楚生和张岱一起静坐遐想,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去定香桥了,在《不系园》中张岱记载:“甲申八月,携朱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此时楚生坐着发呆,细细想自己的少女心事,或许是想到自己出身卑微,漂泊无依,深爱的那个男子最终也无法在一起,想着想着就泪如雨下。“摇飓无主”四字饱含了张岱对朱楚生的同情和怜爱。虽然对于张岱的关心,朱楚生只是以平常语遮掩过去,但是张岱能看到她的“劳心”和“深情”。对张岱来说,朱楚生不只是一个戏子,也是一个有情感有经历的活生生的人,张岱超越普通看客的一理,看到楚生的痛苦和深情,发自内心地去关心和同情朱楚生。《祭义伶文》是张岱为女伶夏汝开写的祭文,夏汝开本是张岱的家养声伎,与张岱交情颇深,1631年死于张氏府中,次年寒食节,张岱到坟前祭奠。贵族子弟悼念身份卑微的戏子,这己十分少见,又为其撰写祭文,更是难得。《五异人传》记载了堂弟张萼打死婢女的事情,“臧获有触其怒者,辄鞭之数百,血肉淋漓,未尝心动”,张萼用鞭子打死婢女,导致婢女之夫服毒而死,而张萼对此“未尝动心”,相比之下,在对待下人方面,张岱与其堂弟有天壤之别。细读其祭文可以发现,张岱与夏汝开之间的情义深厚:“汝在越四年,汝以余为可依,故携其父母、幼弟、幼妹共五人来。半年汝父死,汝来泣,余典衣一袭以葬汝父。又一年,余从山东归,汝病剧,卧外厢,不得见,阅七日而汝又死。汝苏人,父若子不一年而皆死于兹土,皆我殓之,我葬之,亦奇矣,亦惨矣。”从张岱自叙来看,夏汝开把张岱视为可以依靠的朋友,张岱也真正地去关心夏汝开,张岱不仅同情夏汝开的遭遇,理解他的不易,而且尽己所能地帮助夏汝开,甚至典衣为其葬父。出于对夏汝开的情义,张岱又关心和帮助夏汝开家人,善待其母亲姐妹,“汝未死之前,以弱妹质于四十金;汝死后,余念汝旧,所适俱不问,仍备粮糈,买舟航,送汝母与汝弟若妹归故乡,使汝妹适良人”,“汝母临别,言汝妹得所,当来收汝父子骸骨。今竞杳然,何耶?”在祭文首尾处,张岱两次招夏汝开父亲亡灵共飨。《祭义伶文》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去祭奠夏汝开,感情真挚浓烈。全篇以“余”同“汝”说话的语气来写,如同和老友促坐谈心一般,深情凄婉,令人动容,“夏汝开,汝尚能辨余说话否邪”,“见汝茕茕兮,或来欺汝。今见有人来祭兮,当不嗤汝为他乡之馁鬼”鲫,哀婉凄切,深挚动人。夏汝开被称为“义伶”最重要的原因是她精妙的戏曲表演:“汝生前傅粉登场,弩眼张舌,喜笑鬼诨,观者绝倒,闻者喷饭,无不交口赞夏汝开妙者死之日,市人行道,儿童妇女无不叹息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更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既死反若其不死者,比比矣。夏汝开未死,越之人喜之赞之;既死,越之人叹之惜之,又有旧主且恩之祭之。汝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囝夏汝开是个优秀的喜剧演员,台上表演声情并茂,引人入胜,给观众带来欢乐,故而死后受到众人怀念。夏汝开不过是身份卑微的女戏子,张岱拿她与名卿巨公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夏汝开要远比那些尸位素餐的达官显贵活得更有价值,这是极高的赞誉,张岱的这一思想与现代诗人臧克家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不谋而合。张岱不仅尊重女性,赞扬女性的才德,而且能够以平等的心态真正地去关注身边女性的情感和生活。还需注意的是,张岱还写到了低等妓女的心酸生活。扬州因杜牧的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而名扬天下,情韵高雅,令人心驰神往。《二十四桥风月》开篇即写如今的二十四桥,除了了邗江还留有当初的风情,其他地方,唯见密密麻麻的巷口、九曲如肠的深巷,“寸寸节节”无不是妓女之所。这里名妓、歪妓都有,名妓只需等客人自己上门,而歪妓只能出门招揽客人: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疤戾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晴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沉沉二漏,灯烛将烬,茶馆黑魑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擘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她们每天傍晚便涂脂抹粉,徘徊在茶馆酒肆,借助灯光帘幕掩饰缺陷,搔首弄姿。游子过客色眼灼灼,遇到有中意的便“逼”上前拉扯,妓女们虽迫于生计出卖色相,但从“肃客先行,自缓步尾至”来看,她们内心还是保有自尊的。更深夜黑,蜡烛即将燃尽,茶馆酒肆寂静无人,那些没有生意的妓女必须继续等待,从她们凑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又可以看出她们生活的窘迫。她们或唱浪曲小调或互相戏谑调笑,“故”作轻松热闹,但一个“故”字透露出她们此时内心的凄凉,而后“言笑哑哑声中,渐带凄楚”直接指出歪妓们的辛酸凄楚。一无所得的歪妓不得不在黑夜中如孤魂野鬼般黯然离去,最后一句“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写尽了下等妓女的生活辛酸苦楚。最后族弟的调笑“弟过钞关,美人数百人,目挑心招,视我如潘安,弟颐指气使,任意拣择,亦必得一当意者呼而侍我”恸,也从侧面反映出处于社会底层妓女沦为他人玩物的命运。明朝的扬州,许多来自贫苦人家的瘦弱女孩子,经过专门培训后,被卖给有钱人当小妾,她们被称为“扬州瘦马”。《扬州瘦马》全文都是冷观冷静的叙述,没有多加一句评论,但从其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作者的讽刺意味,比如形容牙婆驵侩拉拢买家用“如蝇附膻,撩扑不去”,厌恶之情不言而喻。再看牙婆带瘦马见客一段: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日:“姑娘往上走。”走。日:“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目:“姑娘借手哨哨。”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哨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了?”日几岁,声出。日:“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日:“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田张岱以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这一过程,极富画面感。其中牙婆语言较多,而被看的女子只有简单的几个动作描写,或走,或转,或答话,张岱将姑娘写得如同牙婆手中的牵线木偶一般,没有灵魂,呆板地任人挑选,写出了瘦马被人支配的命运。张岱对这一过程的描写非常仔细,从牙婆拉客到看瘦马,再到买定瘦马和置办酒席迎娶,一步不漏,如非亲眼所见不能达到,极有可能是某位朋友去买瘦马时,张岱陪同在侧。张岱能够跳出圈子,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冷眼旁观,理性思考,冷静客观地记录扬州瘦马买卖的经过,揭露扬州瘦马的陋习,关注被卖女子的悲剧命运,是难能可贵的。张岱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论调,认为“此语殊为未确”圆,张岱在《公祭祁夫人文》中说:“女子有才,而不露其才,方为大德”’。,目的是称颂祁止祥夫人冯太君德才兼备,从中也可看出张岱并不反对女子有才华。实际上,张岱在作品大力颂扬女性的才能智慧。《快园道古》“学问部”“夙慧部”“小慧部”主要记录了明代士子文人的智慧言行,但张岱也将许多有才华的女子列入其中。姑苏有李氏女善于作诗,一次李氏女偶然捡到半枚铜钱,便题诗日:“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见开元字。想见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此诗是女子随意之作,简短蕴藉,但包含着对世人金钱为上的思考。又有潮阳女子苏福,“八岁赋新月诗:‘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好似先天太极图。}昔十四而天。”苏福聪颖灵动,一个虬陪”字可以看出张岱对才女早逝的惋惜。明代秦楼楚馆的雅妓多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她们不仅貌美艺佳,而且擅长吟诗作对。据《板桥杂记》记载,李十娘“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尹春“谈词爽雅”,米小大“涉猎文艺,粉掏墨痕,纵横缥帙,是李易安之流”固,张岱作品中也记录了明代诸多妓女的才情雅事。据《快园道古》“学问部”记载,旧院妓女马湘兰才华出众,曾作诗:“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因而被王稚登称之为‘即唐之鱼玄机、李季兰,何遂能过!”固马湘兰的一柄画兰扇上有九名妓女的题咏,张岱借用徐文长之语,即“南国才人不下千百,能诗文者九人而已”,盛赞这九名妓女的诗才。明代的雅妓名妓常常被邀请出席文人聚会,妓女朱云楚就曾被邀参加赵姓太守的宴会,宴会上赵太守指着栗子给众人出上联:“栗破逢黄见”,虽然在场宾客中不乏文人墨客,但一时之间无人对得出来,唯有朱云楚脱口即出“藕断露丝飞”,对仗工整,一语双关,让赵太守及众宾客啧啧称奇。又有女伎张斗奴侍候三扬宴饮,三人行酒令,杨荣吟春月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杨士奇咏夏月诗“舞低杨柳楼心月”,杨溥诵秋月诗“金铃犬吠梧桐月”这时“英公语斗奴日:‘汝试歌之。_斗奴乃拜而歌日:‘梨花院落光如雪,犬吠梧桐月。佳人杨柳腰,舞罢晴光灭。春月者,夏月者,秋月者,总不如俺寻常一样窗前月。”’时张斗奴虽身为歌伎,但在朝廷重臣面前不见怯色,表现得从容优雅,面对张英公突然抛来的难题,张斗奴不慌不忙地“拜而歌”,这份从容优雅中透露出她对自身才华和歌艺的自信,果然张斗奴一曲唱罢,诸公“大加赞赏”,可见张斗奴才情了得。张岱称赞这些女妓的才情,其中固然有富家子弟狎妓的趣味,但他明确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肯定女性的才华,把这些身份卑贱的妓女与才子名公放在一起,一同列入“学问部”“小慧部”,加以记录称颂,把她们的才华智慧看作大学问大智慧,反映出了张岱对待女性的新态度和他的平等意识。晚明时期,经济领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江浙城市日渐繁荣,手工业和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壮大;思想领域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追求个性解放、肯定私欲的思潮撼动理学的禁锢,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商品经济发展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开始发现自身价值,追求物质和精神享乐,社会风尚发生改变。晚明社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社会下层民众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士与商与工之间相互交往,在此影响下,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张岱与许多下层人物交往,对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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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7:18: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节晚明江浙城市生活的发展与丰富思想领域的变化,归根结底是源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出现了雇工劳动,有了自由劳动市场。在或长或短的劳动关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南京、杭州、苏州等江浙城市日渐繁荣,手工业和娱乐服务业发也得到了展壮大,越来越多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妓女、艺人涌现出来。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带了城市的繁荣,在江南吴越一代的发达城市中,商人行贾往来如梭,商业店铺林立,极为壮观。城市的繁荣吸引了富裕的地主迁居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也从土地上脱离出来,涌入城镇谋求生路,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诸如戏园、绸缎、茶楼等消费行业的发展,也为城市的流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问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这些城市中也产生了像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北京土地庙那样的庙市,庙市也是人们进行商品买卖的场所,张岱的《西湖香市》介绍了在西湖寺庙周围形成的商品交易市场,“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晚明庙市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带来了各行业的繁荣,手工业也得到了扩大和发展。江南自古繁华,明中叶以后,南京、扬州、绍兴、杭州、苏州成为极为繁盛的城市,传统手工业和新兴手工业都在蓬勃发展,繁荣的手工业在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催生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一大批杰出的能工巧匠。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录了当时兴盛的手工技艺:“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q再如歙州程君房长于制墨,以创“烟漆制墨法”闻名;时大彬制壶技艺全面,在泥料配制、成形技法、器形设计以及属款书法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至今仍为收藏界称道。在晚明的江浙城市,不只是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娱乐服务业也多彩多样。而思想领域掀起的人文主义思潮,肯定了自然人性和人的私欲,鼓励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追求,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时之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圆,人们逐渐摆脱程朱理学对人性的禁锢,竞相追求生活乐趣。江南吴越一带娱乐文化异常繁荣,娱乐活动种类繁多,民间习俗形形色色。如沈德福《万历野获编》记录了斗蛐蛐的场景,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再现了“竿耍”杂技表演,张岱本人也记录了斗鸡、打猎、水浒戏、竞波等诸多种娱乐活动。人们竞相参与到娱乐活动中去,热闹非凡,袁宏道《荷花荡》记载了苏州人游玩时热闹纷杂的场景:画舫云集,渔刀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至,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冶游之盛,至是日极矣。就连天寒地冻的冬日,人们游玩的热情也没有减弱,“然在今则尺雪层冰,疾风苦雨,游者不绝,何必二月始和哉!”由此可见,晚明时期人们注重精神娱乐,追求世俗生活乐趣。追求声色之乐也是江浙城市十分普遍的现象,晚明时期狎妓之风盛行,娼妓业空前繁荣。谢肇涮《五杂俎》记载了全国娼妓业繁盛情景:“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繁华的江浙一带自然成了娼妓业最为兴盛的地区,单说南京的秦淮河畔,就有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等诸多名动一时的雅妓,更不用说街头曲巷中数不胜数的普通妓女和下等歪妓。余怀的《板桥杂记》就是专门记录秦淮河南岸长板桥一带H院名妓的情况,顾起元也描述了秦淮河房的盛况:“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无隙地碧杨红药,参差映带,最为歌舞胜地。时南院尚有十余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门待客。”所谓“声色”之乐,自然有“色”有“声”,晚明的秦淮河还聚集了不少知名的演艺家,“曲中押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除了南京十里秦淮,江浙的其他商业城市娼妓业也十分繁荣,具体到张岱笔下,诸如扬州二十四桥、嘉兴烟雨楼等都是名噪一时的风月场所。纵情青楼、游戏娼家成为一时风尚,士子文人不以狎妓为耻,反以此为能事。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族弟卓如狎妓之事:“王公大人侍妾数百,到晚耽耽望幸,当御者不过一人。弟过钞关,美人数百人,目挑必招,视我如潘安,弟颐指气使,任意拣择,亦必得以当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岂过我哉!”锄文人狎妓之风可见一斑。但士人与青楼歌妓的交往不流于简单的肉体情欲,也具有浓厚的文雅色彩。文人出行游玩常有名妓在侧,张岱与好友去牛首山打猎时,就有王月生、顾眉、董白、李十等名妓陪同;文人结社集会也有青楼歌妓参加,齐王孙朱承躲结金陵大社,“秦淮伎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成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秦淮八艳与江南名士的交往更是传为佳话,青楼名妓成了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晚明时期,戏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士子文人将听戏唱曲视为诗酒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文人爱之成癖,祁止祥有“鬼戏癖”“梨园癖”固。时人将养声伎看作文人雅士风流之举,据《松窗梦语》记载:“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由官僚大夫和富商巨贾蓄养的家庭戏班,据《明清家乐研究》统计,万历至崇祯年问,绍兴地区较为著名的家庭戏班有张氏家班、祁彪佳家班等十二个。戏曲表演也成了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助兴方式,万历以后,民间戏班逐渐增多,活动亦渐频繁,江南地区的民俗节日,多将唱曲演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如袁宏道详细记载了中秋“虎丘曲会”的盛况,“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尊彗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两状”,这次戏曲大会可谓全城参与,雅俗共赏,晚明时期戏曲逐渐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成为必不可少的娱乐方式。更有旧闻,戏剧成了明朝“安顿穷人”的方式之一:“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几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入”,“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戏曲不只是娱乐的方式,还是一些下层人民赖以生存的行业。
  第二节晚明社会的阶层流动与改变明代社会阶层之间发生巨大变化,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加剧,特别是下层社会上行流动明显,“古者四民异,至于后世而士与农与商常混”吲,传统儒士主张的“四民”之间严格的阶层界线渐趋模糊。在明代社会阶层流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儒和商之间的变化,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明清社会阶层结构的最大变化便发生在这两个阶层的升降分合上面。”鲫“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贾其行,士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商人和儒士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边界,儒士可以从商攫取财富,以此“治生”,商人也可以通过入仕,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明中叶之后,“士而商”“商而士”现象明显,归有光在文集中提到的徽商程白巷的事例就是代表,“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问,无虑者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胃士面商者也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与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蟛程氏家族既以经商为业,又学习孔孟之学,是士商结合的典型。金钱至上的明代社会,商入在获得丰厚财富之后,开始寻求进入更高的社会等级,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商人渴望得到士绅身份,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从商人阶层到士绅阶层的转变”,模仿文人时尚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富有的商人花费大量金钱购买昂贵物品,以期挤入上层时尚圈。再以服饰为例,明代前期,特定等级有特定的服装样式限制,到了明代中后期,特定的样式不再只为士绅所有,平民穿起了超越他们身份的服饰,昂贵的苏州刺绣也在农村市场出售,华丽的服饰进入平凡百姓的生活。“对奢华衣着的时尚追逐不断升级,磨灭了贫富之间、城乡之间、绅士和平民之间以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线商业消费的巨大能量最终战胜了传统的身份地位标准。”山人们的社会地位不能再通过服饰判断,路边的商贩可能与文人打扮得一样,“它是商业化的简单后果,这时无数的新富起来的人在追求社会地位”。明代李乐《见闻杂记》卷三记载了福州应试学子不着衣冠,打扮得和普通人一样的事情,从中透露出明代士人观念的改变,这也是明代社会上下层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有远见的商贾纷纷投资有才华的后代,供他们入学,科举取士,一大批商人子弟进入上层社会。《明清微商资料选编》的第七章“徽商与学术文化”列举了很多明清商人好儒,或商人子弟科举入士的事例。“许令现行盐人,并具嫡派子弟附试杭州”“临河程次贡舁、槐塘次公仔与先司马并以盐策浙东西,诸自姓悉归儒”,获得财富与成功的徽商十分重视后代的教育,希望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进而提高社会地位,进入上层社会,徽州也形成了业儒入仕的风尚。再如歙县许德威,“少业儒,从季父汝弼贾吴中”,商人黄玑芳被赞誉为“商名儒行”,士人汪希甚至弃儒就商。有不少出于商人之家的文人士子,如李梦阳、钟惺、唐寅等等,特殊的家庭出身,让他们对商人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亲切感。文士与商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也逐渐增多,王世贞是明代与商人交往最多的名士,他的《弁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中的墓志铭总数340篇,为商人所作59篇,约占1%,还有多篇为商人所作的传记。士商联姻是商人流入上层社会以及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又一表现,“许(国)父本苏州贾,有阴德,故相国爰与巨富联姻,如女嫁休邑余村程爵子,固百万也。”获得财富的商人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挤入上层社会,士商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因而“明代中叶以后,士与商之间确已不易清楚地划界线了。”“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鲫士人和商贾都成为“大”,何心隐的言论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真实情况,商人以财富为基础,流入社会上层,原本处于“四民”之末的商贾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明代工匠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升。传统儒家文化中,视手工技艺为“奇淫巧技”,工匠地位的低下,一方面是因为匠籍身份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文人视工匠为“贱业”的影响。晚明实行的“纳银代役”的班匠征银制度,使工匠们摆脱官营手工业的束缚,自由投身于民营手工业之中,为民间手工业市场注入了大量劳动力与先进技术,这对于工匠地位晋升作用巨大。不但工匠从制度上获得相对自由,而且文人对工匠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钜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袁宏道把工匠的名声与名公巨卿并立而论,可见此时的文人对工匠态度的转变是巨大的。“夫人有绝技必传,有至性不朽,灵心巧思,鲁班以木匠千秋,报主存孤,李善以庸奴百世。”李善虽然只是一介庸奴,但凭借灵心巧思和一身绝技也流芳百世可,袁宏道和屠隆的言语反映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技艺可以让公家流传千古,打破了以往认为只有儒学入仕才能传世留名的观念。明代张瀚的先祖以纺织、酿酒等手工业为业,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对此毫不避讳,称赞手工技艺“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高度肯定了百工对社会繁荣的贡献。有些工匠颇具独立的人格和文人精神,如能工巧匠多具有诗画等才能,制作出来的艺术品清雅精致,与文人高尚的艺术审美相合,这也是工匠得到文人欣赏的中重要原因。晚明文人对能工巧匠的肯定和赞赏,对其地位和价值的反思,不仅在客观上提升了工匠的价值和地位,还透露出文人阶层乃至晚明社会对能工巧匠的认可,以及工匠社会地位的提升。根据史料记载,很多名士都有过与手工艺人相交的经历,如园林建筑师张涟悠游在士大夫名流之问,魏学溯兄弟与微雕艺人王叔远友善,而唐顺之与装订工胡茂私交甚密,在此手工艺人地位的提高可见一斑。文人与工匠之间的交流增多,一些文人雅士喜爱手工业,甚至向工匠学习,亲手参与手工劳动,如沈梅冈喜爱手工艺,在狱中十八年,坚持手工艺品制作,所做匣子,“巧匠谢不能事”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多数的民间工匠很少在作品上留下名字,而到了晚明,许多工匠能够将名字铭刻于器物之上,如制壶艺人时大彬,他的紫砂壶古朴风雅,受到文人雅士追捧,一时之间,仿制品涌现,“大彬”二字就成了识别真伪的款识。工匠的署名,反映出工匠的个体智慧和价值得到认可,由此来说,这也是工匠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明中叶以后,工匠地位有显著的变化,那些技艺高超的手工艺者,甚至突破身份的限制,入朝为官,嘉靖年间,木工郭文英出任工部侍郎,修缮宫殿的木工徐杲被皇帝赏赐为工部尚书。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晚明工匠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农”这一阶层在明代也发生较大流动与改变。明初,朱元璋实施诸如安抚流民“随寓占籍”、限制豪富迁徙、“三途并举”等政策,某种程度上模糊了门户等级界线,为下层民众,尤其是贫民提高社会地位创造了条件。下层贫民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入仕机会,如“门阀寝盛”的金氏之门,“其始祖华一公者,以力田孝弟雄闾左。六传而至滨州公兄弟,稍稍以诗书润色之,咸起家为州县长贰官。”罾当然这需要丰厚的财力提供支持。明代许多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流入其他职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耕种不再是农民阶层的唯一生存方式,皂吏、手工艺者、商人等都是农民可以选择的职业。以上都可以说明明代中叶之后,社会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加剧。在商品经济发展和人文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下层民众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士人阶层改变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其交往范围也呈现出下移的趋势,杰出的工匠、商人、妓女、艺人成为士人阶层的交往对象。在此社会背景下,张岱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不少社会下层人物成为朋友,这是张岱在作品中书写下层人物对的重要原因。
  张岱早年长期混迹市井,爱好广泛,
  其一生足迹集中在江浙一带的繁华都市,从其作品来看,不论是寺庙园林、青楼茶社,还是街头巷里,张岱都十分熟悉。张岱并不醉心科举,反而热爱世俗生活,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自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鲫俨然一沉湎于玩乐的“纨绔子弟”。在阐述一生“七不可解”时,张岱提到“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博弈樗蒲,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是能辨渑、淄”,由此也能看出张岱无心科举功名,喜爱的是世俗生活,追求的是世俗之趣。这正是人文主义者们所追求的“好色”“好货”,追求人生快乐。崇祯八年,科举失败之后,张岱干脆全身心投入世俗生活中去。在当时的主流认知中,悠游享乐、无意功名的人是“废物”“败子”,但正是有这样全身投入,长期浸淫市井生活,才能让张岱对市井风情、世俗人物了如指掌,才能写出诸多淋漓尽致地反映世俗生活的好文章。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时移事迁,经国大业无能为力,日常生活的意义得以凸显。而谈论日常生活,尤其是乡风市声、人情世态、民俗节庆、说唱杂耍等,见多识广的张岱远比一般读书人在行。所以我说,早年的‘极爱繁华,其实成就了作为散文大家的张岱。”1644年,明朝灭亡,张岱任性自适的贵族子弟生活也由此结束。而后,寄托着复明希望的弘光小王朝建立不及一年即灭亡。明朝倾覆以后,张岱过上了缺衣少食的生活,顺治十一年,清政府人E普查,张岱因为没有田产而无户籍,实际上成了清朝流民。为了养活二十余口之家,不识五谷的张岱亲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喂鱼、养蚕、春米、担粪,无不尝试,《看蚕》《种鱼》《舂米》《担粪》等诗真实记录了张岱此时生活的困窘,“园桑八九树,老秃无旁枝。下叶仅数篚,树头靡无遗。大妇空奔走,小妇立而嬉。邻桑正累累,无钱敢向咨?剜肉而割股,那可救其饥?余乃叹然笑,是岂人所为?嗷嗷十余口,蚤晚正断炊。人饥蚕又饿,辗转在庭除”,“窗下南瓜荣,堂前茄树嫩。天气稍干封,粪须旦晚运。婢仆无一人,担粪固其分。偶呼稚子来,儿女复相逊。扛扶力不加,进咫还退寸。老人犹善饭,焉敢不自奋”鼬,此时,张岱是奔走在田间地头的老农。文学史上,出于朝代更替或者厌倦官场等原因,文人常常选择隐居,但是亲身从事农事劳作的并不多,陶渊明算得上第一人,躬耕自资的生活,使他更加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写出了能够真实反映山村农民生活的诗歌。与陶渊明相似的,张岱晚年躬耕的生活经历加深了张岱列底层社会状态的了解,也加深了他对社会底层人民的理解和同情。正因如此,张岱作品描绘的下层人物和他们的世俗生活有着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真实感。张岱作品中描写的下层人物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而且其中大部分也是张岱真正接触过或交往过的,张岱生于簪缨之家,身为富贵子弟,却能平等地与社会下层人民相识相交,这是难能可贵的。张岱一生交友广泛,在《祭周戬伯文》中,介绍了自己生平知己:“余独邀天之幸,凡生平所遇,常多知己。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二先生,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一.?”从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到市井艺人、名伶声伎,张岱都有接触,从张岱作品来看,他还与一些下层人物成为知己好友。如《闵汶水茶》《茶史序》《燕子矶》等多篇作品提到的闵汶水,张岱与之是茶道知己,《闵老子茶》详细记录了张岱与闵汶水品茶定交的经过。张岱久仰闵汶水的茶道大名,专门拜访,闵汶水却讨厌俗客打扰,见面打了个哈哈,就借口找拐杖,躲了出去。至晚归来,看到张岱的诚意,才同意与之品茶。且看二人斗茶艺的场景:灯下视茶色,与磁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日:“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日:“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又吐舌日:“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日:“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日:“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从茶具到茶叶到茶水,两人相互试探、暗中较量,最后张岱以超群的品茶功力让闵汶水心服口服,说二人是茶道知己确是不谬。这段文字曲折有致,张岱写来也是兴致盎然。而其中闵汶水的性情和人格得到凸显,两人之情谊亦得到凸显。再如张岱和民医鲁云谷是至交密友,“其密友惟陆癯庵、金尔和与余三人,非大风雨,非至不得已事,必日至其家,啜茗焚香,剧谈谑笑,十三年于此”罾,十三年都坚持着定期聚会的习惯,可见二人确是多年好友。张岱的作品中还有很多与其他下层人物交往的记录,天启六年十二月,张岱与家班声伎李齐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等同登龙山赏雪铆;甲戌十月,张岱携朱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同行的还有艺人陆九、罗
  三、女伶陈素芝;崇祯五年“寒食节,与伶人王畹生、李齐生祭夏汝开”;张岱与花匠金乳生有书信往来。不可否认,张岱毕竟是贵族子弟,在很多时候,张岱与下层人物的交往毕竟从他贵介公子的情趣出发,他难以体会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同样,身处社会下层的人们也难以理解张岱的风雅。《湖心亭看雪》讲述了一则很有趣的故事,崇祯五年冬,大雪三日,大雪之后,张岱在晚上七八点,穿着皮衣,备着滚烫的酒,雇船夫划船到西湖中心看雪景,此时山水俱白,了无人迹,在湖心亭中,张岱邂逅另一位同道中人,二人围炉共饮,欣赏山水雪景,可谓风雅之至。但这一切在船夫眼里却成了“痴”,文中结尾处说:“舟子喃喃日:‘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对于在此处专门为人划船的舟子来说,划船到西湖并不是为了欣赏雪景,而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在大雪之中,他能感受到的是寒冷,舟子无法理解文人的雅趣,所以在他看来,这些富贵公子哥们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扎到大雪地中,就是“痴”,就是傻。张岱与金陵朱市名妓王月生的交往也值得注意,单在《陶庵梦忆》一书中,张岱就四次提及王月生,王芹在她的硕士论文中甚至将王月生称为张岱的“知己”,可见张岱与其关系不浅。崇祯十一年,张岱与众人牛首山打猎,“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姬侍王月生、顾眉、董白、李十、杨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燕子矶》记载张岱回浙江,“闵老子、王月生送至矶下,饮石壁下”;在《柳敬亭说书》一中称赞她与柳敬亭是“南京两行情人”;张岱还专门写了《王月生》一文称赞她孤傲清寒的气质: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富商权胥得其  半晌,先一日送书帕,非十金则五金,不敢亵订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一日,老子邻居有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谇嘻笑,环坐纵饮。月生立露台上,倚徒栏循,目氐蜓羞涩,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王月生“楚楚文弱”,不喜欢与俗子相交,富有才艺却不轻易卖弄,甚至在公共场所说一句话都会脸红,可见她是一个是个孱弱、内向、清傲的女子。张岱在文中表现的恰是王月生卓尔不群的个性和高洁清疏的气质,他的诗歌《曲中名妓王月生》以茶喻人,同样是称赞王月生如清茶一般清新高洁的神韵。但某种意义上说,这大多也是张岱的赏玩趣味,对于王月生而言,生活是怎样的呢?王月生出身卑贱,又沦入风月场所,不得不与狎客浪子打交道,对于性格“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的王月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痛苦和煎熬。迫于生计,王月生只能在众多狎客之间周旋应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和个性,“寡言笑”三个字多少透露出她的辛酸和无奈,而在张岱这些风月惯客眼里,王月生的“寡言笑”反倒成了独具特色的“矜贵”。张岱虽然与王月生多有交往,但没有注意到王月生身为妓女的悲哀。他站在闲客的立场去写王月生,表现她清疏孤傲的个性气质,虽然其中少了狎客的粗俗和下流,多了对王月生个性的欣赏和尊重,但是张岱看不到王月生的痛苦和无奈。对王月生而言,与其说张岱是“知己”,倒不如说是个可以相交的客人更为准确。不仅是妓女王月生,张岱与女戏子朱楚生的交往也是如此,朱楚生是与张岱交往较为密切的戏子,王芹将之视为张岱的“曲学知己”。《朱楚生》一文中讲到了张岱与朱楚生在定香桥游玩,朱楚生遥想心事,突然“泣如雨下”,在张岱询问之时,她只是“作饰语以对”,心事是只有跟亲近的人才能吐露,从“饰语”二字可以看出,在朱楚生心里,张岱并非是亲近到可以倾诉心事的“知己”。张岱的确与众多身处社会下层的戏子妓女相交,并且能够尊重她们的个性气质,欣赏她们的才能技艺,但是张岱毕竟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他难以体会这些下层人物的辛酸痛苦,故而他们之间的交往,多是停留在唱曲、品茶等风雅韵事上。对于王月生、朱楚生这些戏子妓女来说,张岱是她们的常客,这个客人比一般的狎客要风雅,要平易近人,可以像朋友一样听戏、游玩,但张岱始终是个富贵公子哥,无法成为她们可以交心的朋友。总之,与张岱交往的下层人物形形色色,交往的程度也有深有浅,张岱与普通人走得较近,所以他能发现普通人的长处,在与下层人物或深或浅的交往过程中,张岱逐渐了解了下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为张岱在作品中塑造下层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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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7:34:0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思想上来说,张岱提出了“物性自遂”“贵我”的主张,这些主张透露出张岱思想的人文主义倾向,这也是促成他关注下层人物,与下层小人物交往的重要原因。受李贽“任物性”“遂其生”理论的影响,张岱提出了“物性自遂”。“遂”者,即顺、任的意思,所谓“物性白遂”是指世间万物都应该顺着它们原有的方式和特性去发展,不受限制或束缚。“物性自遂”强调自然天性、个性发展,同时也透露出平等意识,这和晚明人文主义者的主张是一致的,《放生池》记录昔年张岱访云栖寺,两次劝说方丈将蓄养的动物放生的事情,他说“鸡凫豚投,皆藉食于人,若兔鹿猢狲,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锁禁,待以胥縻。”之后张岱再访放生池,“但恨鱼牢幽闭,涨腻不流,刿髫缺鳞,头大尾瘠,鱼若能言,其苦万状。以理揆之,孰若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则物性自遂,深恨俗僧难与解释耳。”张岱有诗《花港观鱼》:“深恨放生池,无端造鱼狱。今来花港中,肯受人拘束?”罾不同于一般俗人的观赏逗弄,张岱怀有慈爱之心去关注池中之鱼、笼中之鸡鹅猪羊,认真细致观察它们的生活环境,同情它们的遭遇,并努力为这些动物争取自由的生活方式。“物性自遂”透露出张岱对自然天性的推崇,也颇有佛教“众生平等”的意味,而身为佛门弟子的向莲大师、一众俗僧都没有意识到所蓄动物的痛苦,开始甚至不理解张岱的建议,不愿意让这些鸡鱼猪羊回归自然。对比之中,张岱对自然天性的崇尚及其平等意识得以凸显。张岱对鸟兽鱼虫等动物怀有仁爱之心,甚至认为花草树木都有权利按照自然天性去发展。《朱文懿家桂》写朱氏的一棵大桂树,此树“不亭、不屋、不台、不栏、不所、弃之篱落间。花时不许人入看,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听其自开自谢已耳樗栎从不材终其天年,其得力全在弃也。”张岱认为,大桂树之所以能够得以长得很好,是因为完全按照大桂的天性任其发展,不受干扰。按照平常思维,被保护、受重用是好事,而张岱却认为不破坏自然状态,保持本真天性才是最好的。“物性自遂”认为世间万物,包括动物、植物,都有按照自然天性发展的权利,这其中也体现了张岱的平等意识。平等意识在张岱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夜航船》本是记录人的学问和知识,却专设“禽智”篇,赞扬动物的智慧,把具有聪明习性的动物称为“智禽”,承认动物与人一样具有智慧。在张岱观念中,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尚且可以按其自然属性生存发展,更何况是人?不论其身份高低贵贱,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特点和需要,发挥才能,发展个性的权利。“物性自遂”的主张“涉及人本论的思想,就是要求尊重人的个性、欲望、爱好,发展人的个性、欲望、爱好,与启蒙思潮高扬人的主题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在艺术创作中,张岱提出“贵我”的创作原则,强调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强调本真情感的流露,这是对文学创作个性的强调。“贵我”的主张是张岱反思自己学诗历程时提出来的:余少喜文长诗,遂学文长诗余乃始自悔,举向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骨刮肠余于是知人之诗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红黄,瓣之疏密,如印板一一印出,无纤毫稍错今日举不及文长之文长,乃欲笼络不必学文长而似文长之宗子,则宗子肯受哉?古人云:‘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圆“我与我周旋久”出自《世说新语·品藻》,其原文如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意思是我做我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还是做我自己吧。张岱在这里声明自己虽然学习徐渭,但并非一昧模仿,仍然有自家风格。张岱清醒地认识到因为个体的差异,每个人的作品都有其独特之处,过分的模拟,也只是得其皮毛。《柱铭抄自序》中说:“(友人)每取文长以夸宗子。余自知地步远甚,其比拟故不得其伦。即使予果似文长,乃使人日:‘文长之后,复有文长’,则又何贵于宗子也?”叫张岱提出艺术创作要以创作者为主体,表现创作者的个性和风格,切勿一味学习他人。在“贵我”的基础上,张岱进一步提出“自出手眼”的艺术主张,要求文学作品须是艺术家人格和感情的外化,反映艺术家的个性和情感。《又与毅儒八弟》:“吾辈自出手眼之人,奈何亦受其溷乱耶不肖生平崛强,巾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竹冠,人且望而知为陶庵,何必攀附苏人,始称名士哉?”所谓的“自出手眼”是指文学作品要能够反映作家的个性和情感,张岱把作品能否“自出手眼”作为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尺,强调文学创作要能够反应自己的真性情,体现创作个体的差异性,表现艺术家的真面目。“贵我”和“自出手眼”的艺术主张,其实都是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张岱反对宗经载道的传统创作原则,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作家个性和真情的表达,重视作家性灵的书写,这与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的主张如出一辙。不论是“贵我”还是“物性自遂”,理论实质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肯定自然天性,鼓励个性发展,强调人的自我意识是相通的。张岱“对俗文化和社会底层卓有个性和才华的人物有着思想上的积极认同,这使得他对其所写对象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出自内心的理解和推重。”晚明时期,下层民众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张岱对下层人物思想上的认同相契合,是张岱关注下层社会,与下层人物交往,并在作品中书写下层社会的重要原因。张岱的下层书写,尤其是下层人物书写体现出新的思想因子,如平等意识、颂扬个性等,由此可以观照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晚明社会思想与生活的发展变化。张岱书写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形象,记录了晚明民间风俗人情,展示了五光十色的晚明城市图景,为研究晚明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文史材料。还需注意的是,张岱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量书写下层人物形象的文人,这对推进以后文学作品的下层书写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反映晚明社会发展变化的史料价值张岱书写了晚明社会热闹缤纷的下层生活景观和鲜活的下层人物形象,这些下层人物或执着于兴趣爱好,如喜好花草的金乳生;或展现自我本真性情,如有洁癖的鲁云谷;或通过自身努力追求美好生活,如精研茶道的卖茶老人闵汶水,他们身上映照出晚明社会生活和的社会思想的变化,对我们了解晚明社会思潮有重要作用。
  一、反映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明社会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关于什么是“人文主义”,学术思想界虽然尚未给出精确统一的定义,但学者们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是比较统一的,即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然本性,提倡个性解放。当西方的“人文主义”被借用到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时,李广伯提出“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以李贽、汤显祖、戴震、曹雪芹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最适宜称为人文主义。在文化性质和思想内涵上,它们真正相似。”《中国近世文化思潮》反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认为晚明的思想狂飙就是人文主义思潮:“一批身处明代中后期、敏感而富有朝气与战斗精神的思想家,勇敢地对封建专制和思想权威发起攻击,反对无所不在的天理,呼唤心灵与情感的自由,主张将世间的伦常道德,建立在个人幸福、快乐的现实生活础上这是一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十分相似的人文主义思潮。”锄夏咸淳将晚明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解释为“尊生贵人思想的高扬,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自由的憧憬,对人的情欲的肯定,对人世间幸福快乐的追求”等等。张和平先生仔细分析了西方文艺复兴和晚明人文主义思潮,认为二者的中心话题都是一样的,他指出晚明人文思潮的中心话题有三个方面,即提倡尊重人的尊严、提倡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个性自由发展、对人生享乐的要求。多数学者认为,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国早期人文主义,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人文主义思潮的源头,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是这场人文主义思潮的中坚和推动者。他们反对道学对人性禁锢,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主张尊重人的价值和自然本性,提倡个性解放,提出平等理论,肯定人生享乐的欲求,这股人文思潮具有积极的启蒙意识,适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给晚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下文将具体阐述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中提出的思想主张。王阳明率先提出“心学”二字,认为“心外无理”,用“心”彻底否定理学,提出“致良知”,把“心”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将人的主观精神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阳明心学将人们从理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起到了发蒙振聩的作用。蔡元培先生认为“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力者,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中后期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学界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多不胜数,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不多讨论。在王阳明之后,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之学,肯定人的私欲,以自然人性对抗作伪的理学,提出圣凡平等、君臣平等、贵贱平等思想,力图打破社会上固有的尊卑观念,开启了人文主义思潮。泰州学派否定了道学家鼓吹的等级差别,提出平等理论。王艮提出圣凡平等思想,李贽也有相关理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锄千百年来,孔子被人们视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加以膜拜,李贽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不必效仿孔子。王艮和李贽敢于挑战圣人权威,提高了普通人的人格和价值,体现出了圣凡平等思想,这实际上透露着进步文士对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向往。理学家把“三纲五常”视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何心隐提出“师友”说,否定了理学家的纲常伦理,把师友关系视为人伦关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心隐又提出“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的君民平等理论,反对君臣之间过分的等级差别。李贽提出很多关于平等的倡言,表达了他强烈要求平等的欲求。在《答京中友朋》中说:“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认为圣人与凡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还关注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思想观念由来已久,特别是儒家礼教提倡的“三从四德”“七出”等规范,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身心。李贽大胆为女性发声,坚决反对“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看法,并且身体力行,在家乡大胆地招收女弟子。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李贽的言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泰州学派肯定自然人性,肯定人的欲望,主张“百姓日用之学”。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贽的“童心说”,他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学童心,即是人们最初的自然之心,也是自然本真人性,李贽彻底否定了纲常名教对人性的束缚。同时,李贽还注意到人性是干差万别的,认为要尊重个性的差异性,强调“任物性”、“遂其生”,虽然人们的个性欲望各不相同的,但不能强迫人们有同样的要求和欲望,而应让人们任意地追求任性的自在发展。“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发现了人的自身价值,从而肯定人性之私的合理性。这种自然人性论,是16世纪人文主义的特点”泰州学派肯定人的自然天性,那么人的欲望,也就成了天理。王艮提出“百姓日用之学”作为其讲学的中心,在王艮看来,“道”并非高深莫测的东西,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道”的体现,《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对此给出高度评价:“是对尊卑上下的价值的重新评估,是对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公然泄愤。”泰州学派的学者们继承了王艮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人的私欲的合理性,肯定人们对世俗享乐的追求。何心隐认为每个人都有欲望,“欲货色,欲也;欲聚合,欲也”,李贽透彻地发挥了泰州学派的主张,反对“工商为末”的传统,认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共好而  ,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迩言”是百姓讲的大实话,李贽认为人们议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之常情,一切为了达到人的欲望而进行的各个行业的活动,都是合理的。明代的人文主义者们不仅提出了解放人性的思想理论,肯定了愚夫愚妇的价值和地位,还积极地把这些思想传播到社会下层中去,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论》中谈到过晚明时代下层社会的思想运动,并且认为“这个运动和王学有关,特别是和左派王学有关的”。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先生最先注意到将心学思想传播社会下层中去。清代焦理堂在比较“朱学”和“阳明心学”时说:“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罾通过比较,焦理堂认为,朱熹的学说以士为立教的对象,阳明心学则将受教范围扩大到平民百姓之中,不管身份、地位、学问、职业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都可以参与到心学之中去。王阳明还把愚夫愚妇的良知良能作为标准:“与愚夫愚妇同的,是为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王阳明重视吸纳下层社会分子,在讲学方式上,他采用平易近人的布道方式,反对板着圣人的脸孔与人布道,王阳明认为应该放下了贵族架子,采用简单亲切的方式讲学。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可以一窥王阳明的讲学风格:“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蛳不同于理学说道的死板枯燥,王阳明采用通俗活泼的语言,将深奥的道理浅显化,使普通的“愚夫愚妇”也能记住,这是一种颇为大众化的语言方式。“个个人心中有仲尼”则透露出王阳明将儒家圣人大众化的思想趋势,放宽了“圣人”范围,“聋圣人,哑圣人,工圣人,农圣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圣人,都该为王阳明所容许”,于是许多身处社会下层的普通分子,都有机得到心学思想的洗礼。王艮继承王守仁将心学思想传播到下层社会的讲学方式,“王艮生平之所瞩目,之所寄托,是广大的下层人民”,泰州学派广泛招收社会下层分子,农夫、盐丁、樵夫、陶匠等都是泰州学派的弟子,泰州学派真正地将人文主义思潮广泛地传播到社会底层之中去。王艮的弟子王一庵说:“自古农工商贾,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说,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矣。”王一庵认为哪怕是不识字的愚夫俗子也可以共学,并且称赞了王艮将学说传授给下层百姓的功绩。的确,泰州学派中有许多弟子来自社会下层,如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廷美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思想家们不仅自己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也致力于把这种思想传播到下层社会中去,朱恕、韩乐吾等毕生从事乡间教育,“工农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罗汝芳讲学,“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先生抵掌其问,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叫泰州学派把这些来自社会下层分子视为共学的师友,把泰州学派解放个性、追求欲望和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潮带到了下层社会中去,对社会下层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来社会思潮多产生并传播于中上层社会,而到了晚明,了解并接受思潮的洗礼,不再是达官显贵、文人士子的特权,工匠、戏子、妓女等普通小人物都享有这种权利。万历年间,李乐在《见闻杂记》中曾记载了一则趣事,从中我们或可感受到晚明人文主义思想在下层社会的传播,“箬溪顾先生应祥,官巡抚,家居。盛暑中,有二司访之。呼田问一老奴挥扇。奴取小兀坐先生后,先生不觉也。既觉,诘之。奴日:‘汝有风足矣,何管我坐为?’主宾大笑。此奴不可谓知礼,然腮仕而风味若此,山家真率,了无官套,令人叹羡云。”罾按照阶级等级的观念,奴仆应该严格遵循主仆礼仪,这个老奴不仅搬着小凳子坐在主人的身旁,全然不管礼制,就在主人责问时,也能理直气壮地反驳,认为只要事实效果即可,何必在意形式怎样?尽管老奴可能没有受到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但也必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这种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主宾大笑”的情景映证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接受,固有的等级观念在逐步地受到冲击和瓦解,普通人物增强了平等意识。张岱书写的一系列张扬个性意识、追求自我价值的下层人物形象,正是对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传播的最好佐证。以女伶夏汝开为例,在《祭义伶文》中,张岱评价夏汝开“为人跋扈而憨直”,所谓“憨直”是指为人憨厚可爱、率真单纯、真诚而不做作,一般用来形容未受世俗沾染,保有自然天性的人物,比如《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从这两个字可以看出夏汝天真自然的个性。“跋扈”指为人专横而不肯屈服于他人,是自我意识和个性的高度张扬,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多用以形容专制蛮横的富家子弟。夏汝开身为家养声优,本是身份低微,地位卑下的,却敢于和主人较真,给主人留下霸道嚣张的印象,其中反映出的不只是夏汝开的桀骜不驯,还有晚明人物主义思潮对下层人物思想的微妙影响。鲁云谷在宝佑桥畔经营一个小药铺,是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在生活中,鲁云谷有丰富的兴趣癖好,“性极好洁,负米颠之癖凡羌笛胡琴,凤笙班管,无不精妙,而尤喜以洞箫和人度曲”,他的洁癖、画癖、音乐癖,既是鲁云谷对自然天性的张扬,也反映出鲁云谷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之情。鲁云谷注重充实精神世界,追求美好的生活,对不和谐的事物则极为厌恶,他“恨烟,恨酒,恨人撷花;尤恨人唾演秽地”,鲁云谷分明的爱憎,正是他个性意识的反映。鲁云谷不压抑自然天性,张扬自我意识和自然天性,热爱世俗世界和现实生活,这些正是晚明人文主义者关于“自我”“个性”倡言的有力例证。再如痴迷雕刻到达忘我境界的微雕家濮仲谦,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严谨的艺术态度而受人追捧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努力种植桔树并以此获得丰厚财富的樊江陈氏等等,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个性意识、自我价值,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世俗生活的热爱。张岱书写的这些极具个性的下层小人物,为我们考察晚明人文主义思潮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反映晚明社会生活的变化张岱描绘了热闹的世俗世界,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晚明下层社会生活景观,反映出晚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由此可以关照晚明社会内部的变动,张岱的下层书写为研究晚明社会生活及社会风尚的变化提供丰富的历史材料。明代中叶以后,商品交易频繁,不少农民也从土地上脱离出来,进行贩卖等商业行为。据《中国庙会》记载,自南宋以来,因为统治者们的勤于佛事,百姓竞相相仿,久而久之形成了赶庙会的习俗。发展到明代,本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进香礼佛盛会逐渐发展为城乡贸易的大集会,农民、商贩、手工艺者借着“进山拜佛”的名号,咸集于西湖一带。《西湖香市》展现了西湖庙会集市如火如荼的场景:“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欲笙之聒帐”,描绘了以下层民众为主的热闹喧嚣的集市买卖图景。明代社会流动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寓有密切关系,陈宝良在《明代社会流动初探》就提到了农民流动、商人流寓等方面对加剧明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张岱在文中提到:“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上市焉,故日香市。”来到香市的进行商品买卖的不只有杭州当地人,还有还有来自浙江周边,诸如山东等地民众。这就为研究晚明“农”“商”生活方式和晚明阶层流动的问题提供文史材料。人文主义思想肯定人的欲望,要求张扬个性之美,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发生改变,人们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娱乐,袁宏道提出的“五乐”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们崇尚俗趣,追求快活的心态。张岱在作品中也记录了“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的生活风尚。张岱的作品中有大量关于世人享乐场景的描写,如《秦淮河房》《龙山放灯》《绍兴灯景》等篇,再现了热烈欢腾的世俗生活景观。在此背景下,晚明节日活动的娱乐性也越来越浓,其中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清明节的。长期以来,清明节被赋予障念逝世亲人朋友、纪念祖先的任务,具有肃穆和哀伤的氛围特征。但是张岱《越俗扫墓》描绘了一个迥然相异清明节日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日:“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鼓吹近城,必吹《海东青》《独行千里》,锣鼓错杂。酒徒沾醉,必岸帻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二十年前还是较为简朴肃穆的形式,二十年后变为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人们打着清明节的旗号,进行一场欢腾热烈的娱乐庆典,甚至连庵堂、寺院这样的清净之处也成了人们娱乐的场所。不仅是浙江,扬州地区清明节也是如此华靡热闹,《扬州清明》对此有详细记载,此处不多陈述。张岱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晚明社会的剪影,特别是二十年前后的对比中,反映出晚明社会世情风俗的变化。张岱的作品中还有诸多关于戏曲表演、民间娱乐的记载,如《严助庙》《杨神庙台阁》《金山竟渡》等,本文在
  第一章有详细论述,这些对研究晚明娱乐文化、民众心态也有重要意义
  明代社会虽然经历了思想变革、内部结构流动,社会风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士庶之间,雅俗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的。在书写下层社会时,张岱自身的优雅很容易与下层社会的俚俗产生碰撞,展现出异样的意味。《西湖七月半》描写了中元节杭州倾城而出游湖赏月的风俗,张岱在文中重点描写了五类看月之人:
  其一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
  其一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
  其一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
  其一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
  其一,小船轻幌,净几媛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看月之人,有的附庸风雅,有的粗俗鲁莽,有的清新别致,通过几类不同阶游人的比较,展现出张岱等文人雅士的精致品味。这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士庶区别,雅俗文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为我们研究明清之际文士生活和文人文化提供重要的历史材料。
  第二节推进下层书写的文学价值传统文学作品多是反映英雄豪杰、达官显贵的事迹与生活,很少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状况,明末清初的张岱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在作品中大量表现平凡小人物的作家,在他的笔下,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市井细民,如戏子、妓女、帮闲、牙婆,还有闭门谢客的高士、身怀绝技的艺人,皆神形毕肖地走来。胡益民曾这样评价过张岱:“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自觉致力于用散文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其对‘人’的尊重和现实生活的真挚喜爱之情的作家。”胡先生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张岱不仅是文学史上大量书写普通人生活的“第一人”,与其他塑造下层人物形象的作品相比,张岱的下层人物书写有其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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