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马家军》(转载)

鬼雄2012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换来的是马家军头目们的狂欢庆功。战事一结束，马元海率部得意洋洋返回西宁时，马步芳大事欢迎。
　　他在西宁莫家泉湾设宴，还强迫在省垣群众在小桥到西门一带迎候。
　　为了抬高马家军在这次攻击红军西路军的“赫赫战果”，马步芳大肆发电发函给各处，以弦耀自己的功劳，又开了三天的庆功大会。
　　在这种所谓的庆功欢宴期间，马步芳和马步青哥俩还互相嫉妒，闹起了别扭。马步青先指使武威电报局长，以河西各县邮局代表名义向蒋介石提出给马步青请功的电文。马步芳发觉后，大为不快，即把原商定联合请功的议案给撕毁了。
　　蒋介石为了鼓励这些反共分子，根据马步芳的呈报，颁发了一次叙功的奖章，马彪、马元海等十几个马家军的干将得到了奖章，就连马步芳还在读书的儿子马继援也得到了一枚“国花奖章”。
　　过几天，还特意开了一次“剿赤”阵亡军民追悼大会。蒋介石派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兼第三组组长陈启之前来参加。大会所用木料制就的“阵亡将士”灵位，送到昭忠祠供祀，并令西安东关清真大寺、各县清真寺、省垣佛教会，以及各蒙藏地区的寺院等吟诵经典，举办佛事。
　　而另一边，红军被俘战士却是受尽了折磨和凌辱。红军被俘的有数千人，其中一部分被凶残的马家军士兵残杀了。
　　在战事尚烈的1937年2月，马步芳就曾在西宁实施了大屠杀。屠杀红军被俘人员分别在大南门外杨家台、苦水沟东崖头、大教场漳沟夹道、南郊砖瓦窑、乐家湾五处。被残害的红军战士有七百二十余人之多。
　　马步芳残害红军战士的暴行令人不胜切齿。红军战士在被杀害时，身上只有极单薄衣服，大多是赤着脚的，有的冻得肿烂流脓，但许多红军战士在走上屠场时依然挺胸昂首，毫不畏惧。在南郊被残害的战士，大部被砍上一两刀，然后踢进土坑里，被活埋了。
　　其中有一个战士，气息尚存，半夜里挣扎着爬出土坑，爬到瓦窑附近的百姓家中。这家老人看到这么一个混身是血的人，很为他伤心，就引到旁边的一个草房里隐藏起来。可惜刽子手们又跟着血迹一路寻来，把那个红军战士从草房里拖出来，拉到坑边杀害了。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抛到一边。
　　马家军的刽子手在乐家湾残杀一个女战士时，先把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绑在她身旁，然后将女战士一刀砍入坑中，那个小孩也随着惨叫了一声“妈”，堕入坑里，又被刽子手用石块砸碎了头烦。此情此景，令人不忍目睹。
　　后来被俘的红军人员，马家军就不那么公开屠杀了。他们把这些红军战俘作为战利品，得意洋洋地从河西押解到西宁。
　　在路途上，被俘红军就吃足了苦头。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足够御寒的衣物，没有棉衣、棉裤和鞋袜，多数人的脚上只以破布相裹，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路途中就染上疫疾，很快就死去了。
　　风寒不论，那些马家军士兵还怕他们逃走，用麻绳检住手脚，就这样行动极不自由地从河西通过扁都沟，经门源、大通到达西宁。一路上饥寒交迫，心身疲倦，慢走一步就要受到鞭打和辱骂。还有一些身体略强壮些的，还勒令他们去抬担架，抬的是马家军的伤病员。
　　红军被俘人员到了西宁，一部分被送到大通煤窑，强迫他们在煤井里挖煤，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死在煤井下的每天都有。被俘人员只要下了煤井，一息尚存，就得不停地干活，直到生病，或是被井中突然跌落的煤块砸死。另外还有人因为长期看不到太阳，眼睛就瞎了。到后来，在煤井下干活的就所剩无几了。
　　其他一些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大约有三千三百多人，编为新二军补充团。这是想作为集团劳力用的。另有一部分拨在医院、工厂或牧场做苦力，待遇极差，经常受鞭打和斥骂。
　　补充团初时是为大通河享堂桥梁工程组成的，从被俘红军战士中选拔了十八至二十多岁的青年三百多人，临时组织了三个劳动队。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三个月时间内完成了码头石方三百四十多立方。而后又派去修筑了一条二十余华里的车马大道。之后，这些被当作苦力的红军战俘被驱赶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开荒约两千五百多亩，修干渠一条，连支渠总长好几华里。
　　由于马步芳使用这些战俘为他干繁重劳动，收到了预期的收效，于是又选拔了十五六岁至四十岁的青壮年一千四五百人，与原先的那些红军战俘合编成四个营。这一个团队总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三百多人。所有军官都是马家军的嫡系部队调来的，操纵着全团被俘红军的生杀大权。
　　马步芳还在这个补充团里制定了许多严酷无情的惩罚制度，动辄就会受到严厉惩办。
　　后来马步芳还接受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在一个时期内，由党政负责人轮流前往这个补充团向战俘们讲话。
　　红军战俘既受组织系统的硬性管制，又有体力劳动上强加的无休止的苦役。他们每天得干上十个小时以上。劳动强度很大，而工具只是一些背斗、铁掀、镢头等。体力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压制，是非常痛苦的。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斥为犯规，轻则斥骂，重则体罚或拘禁。
　　战俘们干的是最重的活，吃的却是最差的。每天饭菜只是菜汤和粗细面相间的主食。根本就不发衣裳。鞋袜得自己用羊毛和粗布打线编制。晚上睡在地上，盖着自己的衣服。没有一点取暖的东西。一旦得病，就只有等着自己病好，而更多的是越来越严重，直到死去，因为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和药品。
　　这个补充团在繁重的劳动中，经常发生工伤事故，不断地有人死去。在一次修桥工程中，三百多个人中间，被水淹死砸死的好几人，受伤的五十多人，轻伤的达近百人。在一次重大工程完成后，全团三千三百多人，最后只剩下二千六百多人了。
　　这些劫后余生的红军战士经长期摧残，大部分人也已经体质虚弱，濒于绝路了。
　　马步芳后来还在这些战俘身上捞到许多油水。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命令将这些红军战俘移送兰州，马步芳竟将其中的一千五百人当作当年青海应征的国民兵员额，转手向老百姓摊派了国民兵代替款，每名作价三百元。西宁县商定摊派此项兵额时，每名又按六百元计算。搜刮之狠，可以想像了。
　　马步芳抗截红军西路军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是抓住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马步芳为了这一胜利,特地作好了一场精彩的会见场合。这是在1937年4月1日，地点是在青海省政府二堂东厅。
　　马步芳为了显示其独特的宽容心肠，在这天采用了一个座谈的方式来对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进行会审。马步芳得意洋洋地坐在右上方沙发上，在他的身边陪坐着高级幕僚马德、马绍武、陈显荣等人。在他的身后左右还站立着一些身体格外强壮的卫兵。
　　马步芳一声令下，马忠义就带着孙玉清走进了厅内。
　　马步芳与孙玉清一对眼，就觉出此人非一般人物。孙玉清身体瘦长，秃顶，面容清瘦，眉眼明净，穿着一套蓝布中山装,领口和风纪扣都紧扣着。孙神态镇定自若，目光炯炯，一副革命军人的英武之气。面对马步芳，他挺身站立着。马步芳指指左边的沙发，叫他坐下，孙军长面容平静，坦然而坐。
　　马步芳带着伪善的笑意问道：“你就是孙军长？年纪很轻嘛，有多大?”
　　“二十八。”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何时当军长的？”
　　“我是十九岁那年在湖南参军的，自小劳动。家里很穷。参
　　军后在湖北、云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的。”孙军长缓慢而有力地回答道。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作过战?”
　　“战事很多，我记不清了。”
　　“河西战役总还记得清楚吧?”马步芳以胜者的狂妄故意这么问道。
　　孙玉清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他的内心有着难言的隐痛和无限的愤慨。
　　“那么你该记得你是怎么被我们俘虔的吧?”马步芳以为这一下可就把孙玉清军长的傲气压住了。
　　孙玉淸用双眼直直地望着那个得意忘形的人，铿铿而言，“弹尽援绝，身陷绝境。还能如何？        “
　　马步芳追问一句，“那么，有子弹，你还要干?”
　　“是的！”孙玉清慷慨激昂地说：“一个红军战士上战场离不开枪，这是红军的军纪。”
　　这时马忠义赶紧把如何抓到孙玉清的过程说了一遍。他在描叙孙玉淸和红军战士如何抗争到弹尽援绝，最后只得手握已经射空子弹的手枪不甘心地被抓时，还带有一丝后怕和惊诧。
　　马步芳听罢，突然狂笑了几声，带着傲慢的口吻，望着孙玉清说：“你说离不开枪，今夭不是离开枪了吗?”
　　孙玉清禁不住长长地一声叹息，流露出英雄被夺刀枪的感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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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义即对马步芳说，“倪家营子我们损失惨重，在凤凰山、三流沟、梨园堡的战斗中伤亡也很大，就是活捉他，也伤亡了两三个排呢。”
　　马步芳不想听马忠义有失马家军威严的话，转向孙玉清说：“我们损失虽然大，可是解决了你们三个军，把你也捉住了。”
　　孙玉清说：“我军强渡黄河，进行西征，不幸走上了一条绝路。粮弹都缺，补给中断，没有后方，地理又生疏，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是很不幸的，愧对已牺牲的战友们。”在孙军长的语气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怨愤之情。
　　马步芳把话头一转，“你看我军作战怎么样?”
　　“只能以庞大兵力硬拼，不能以少取胜，也不能以对等的兵力取胜。”
　　马步芳听孙玉清对他的部队作战如此评说,心里很不高兴。
　　他原是个不学无术又刚愎自用的人，所以即用讽讥的口气对孙玉清说：“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我俘虏，还有何话可说?”
　　孙军长听出马步芳那种骄横狂妄的意味,即从容镇定地说：“我干的是革命事业，既被捕，有话说不尽，自有后来人。”
　　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了。全厅屏息无声。马步芳心里有些沮丧。原以为可以抓到一点可乘之机，挫挫这个红军军长的性气，可是口舌往来，他远非孙玉清的对手。于是马步芳又换了一种话题了。
　　“孙军长家里还有什么人？你不想念吗?”
　　孙玉清马上用淡然的口吻把马步芳的何话琐回去了，“离家巳久，从来不通信。我本是穷人，管什么家?”
　　马步芳失望地冷笑着，对他的手下幕僚说：“你们看他不管家?”
　　那几个人便附和着：“不管家，那他管什么？”
　　马步芳他们是不会懂得一个革命者的胸怀的。孙玉清对此不作一点解释。马步芳这时故意对部下马忠义关切地说：“前方回来的将士们好好休息几天。弟兄们这次太辛苦了。”转而反问孙玉清，“你们对士兵怎么样？”
　　孙玉清说：“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为了革命团结在一起。”
　　马步芳看看再说下去也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就盼咐吃饭。这一桌饭，既是对马忠义得胜而归的庆功饭，也是软化孙玉清的一种手段。但是马步芳巳经知道，他这后一个愿望是难以达到了。
　　孙玉清尽管坐在桌子边，但他只是坐着，喝了一口水。一双盾头紧锁着，眼神里可看出那无言的怒火在燃烧。
　　匆匆吃过了一顿饭，无趣的马步芳只好让孙玉清离去了。
　　孙玉清在西宁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幽禁生活。在那些日子里,他虽然没被带上脚镣手铐，但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一天到晚，只能在一间屋里，有时马步芳让人带他出外，也只是坐在严封车门的车内，往外看看而已。
　　马步芳对孙玉清所有的软化办法都不起作用，于是上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对孙玉清的处置意见。
　　蒋介石第二天就来了复电，让他就地惩处。
　　马步芳即令马忠义执行蒋的这一命令。于是，一个忠贞不屈的红军将领，就无声无息地倒在马家军的屠刀底下了。
　　在红军被俘人员中，有一些特殊的人物。那就是一批红军女兵，原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政文工团的团员们。
　　在河西激战之中，女文工团员们到各个战场上去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这天，文工团员们去给红九军作慰问演出，谁知他们到了那里，红九军已经转移了，却和马家军遇上了。
　　文工团员们也不肯束手就擒，就据守着一个大庄院，奋勇抵抗，但终因弹尽援绝，死伤惨重，一些幸存者被马家军给俘获了。
　　而后他们就被强迫编为一个跳舞队，不久又添了一些能演话剧的战俘，编成了一个新剧团。就在这个新剧团中，就有一些未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其中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
　　马步芳让新剧团的人为他演出，跳舞。这些女战士就在舞台上做些巧妙的手脚做革命宣传。因为她们原都是在红军中演革命节目的，如“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等，拿到舞台上一演，就是革命宣传了，虽然马步芳的手下人让她们把“红旗飘飘”改成“国旗飘积”之类的，但是到台上一唱，就又是“红旗飘飘”了，可是马步芳在台下一时没听出来，还哈哈地笑呢。有一回一个女战士在演旧戏时，有意把戏中骂毛延寿的一段台词改成“骂一声蒋介石，你是卖国的奸贼……”气得管制她们的家伙狠狠地打她们。
　　一次，马步芳遍邀他的军政大员和地方士绅看戏。在巧开演前，让新剧团的女演员来跳几个舞。马步芳就在前面坐着。女演员党文秀在跳军舞时，突然将自己的穿的一双鞋摔到台下那些大人物吃喝的茶几上。
　　这下可把管制她们的那家伙气坏了。可是党文秀还据理反驳道：“鞋那么大，底那么重，还没有鞋带，舞曲又是那么快，跳起来不由自主就掉出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可就是这个性格活拨，爱憎分明的党文秀，因为长得年轻漂亮，就被马步芳看中了，让她单独去给他跳舞。党文秀深怕身受污辱而托词不去，悄悄躲进了一个洋芋窖里。
　　马步芳气极了，派了卫兵来搜查，党文秀不幸被搜出，遭到毒打后又被枪杀。禽兽不如的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福在杀害她之前竟强奸了她。党文秀在受污辱及被毒打的过程中，始终横眉冷对，怒骂不止。
　　另一个容貌很好的孙桂英因为不肯答应做马步青的妾和另一个马家军军官提出要她嫁给他的要求，竟被他们活埋在山路边。
　　红军女俘们对马步芳这些恶棍的仇恨越来越深，有几个性格急躁的多次提议要设法把马步芳干掉。张琴秋就劝她们不要蛮干，干掉一个马步芳不难，演出时一颗手榴弹就行了，可是他死一个，我们就得全死。这不合算，我们要活着回到革命队伍中去。
　　由于叛徒的出卖，马步芳得知新剧团里的苟秀英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琴秋，于是把她和另两个红军女干部押到南京去，关进了南京反省院。后来她们被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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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青海王与宁夏王
　　第一章马步芳是人是魔
　　1936年，马步芳作为蒋介石在青海的政治代理人，走上了青海省的最高权力位置。从此这个马氏家业的忠实继承人，同时又是南京蒋介石势力的忠实代表，巧妙地把新旧两种军阀政治结合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青海王”。
　　马氏家族是个典型的回族封建大家庭。维系这个家族的基本纽带，在思想体系上是他们世代崇信的宗教意识。家庭组成原则是中国旧式家庭中传统的封建宗法关系。
　　马步芳的祖辈原一宗七房，到马麒一辈，已成了七宗十四房，及至马步芳一代，已扩展到十八宗六十余房。如此庞大的家族，代代相承，上下数百口之众，每一个成员从出生之日起，便进入了一个高度系统化的家庭制度之中.有着自己法定的地位和身份。
　　在马氏家族中，马海晏并非嫡长，可是由于他发迹较早，后来随着他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日益显赫，实际上便成了马家宗长的代身。所以后来不论是马麒还是马步芳，也都是凭借着这种权势而相继取得对这个家族的统治权。
　　马氏父子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对世亲族房施加分封，使他们分别变成了自己的下属，各霸一方，于是一荣俱荣。
　　在宁海军时代，马麒首先任用自己亲门本族的叔、兄、子、侄，几乎控制了整个宁海部队。在青海实现军政统一后，他又将其各房弟兄子侄分派各地，分别坐镇玉树、果洛、都兰、河西、夏河、惶源、化隆等战略要地，把军政大权置于一门之手。
　　到了马步芳时代，这种家族分封形式更为明显。在军政系统中，军权几乎全为其家族人物所垄断。八十二军由其子马继援、妻弟马全义掌握；骑五军先由其兄马步青，后由其外甥马呈祥控制；一二九军由其堂弟马步銮领导。在政府系统，直系亲属虽然不多，但马骥、马禄、冶成荣、韩起功、石殿峰、刘呈德等皆为马家多年的死党亲信。
　　这种宗法关系还突出表现在姻亲关系上。为了发展马氏家族的势力，马家数代人都把儿女亲事变成了谋取权力和金钱的工具。马家期联姻的主要对象是马安良家族。因马安良之父马占鳌与马海晏为同时起事的英雄，所以关系极为密切。
　　早年马海晏曾聘马占鳌之弟马占魁的女儿为儿子马麒之妻；后来马占魁之子马妙如又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马家的三个后代马步芳、马步勋和马仲英。马麒则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马妙如的儿子马全义为妻，娶马占良之女做其三子马步滿的妻子。
　　两家如此穿插交替，辈辈联姻，不仅在家庭关系上成近亲内眷，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也结成了牢固的联盟。马麒、马步芳正是依靠和凭借这种关系，利用马安良家族而迅速起家，并取而代之的。
　　除了联姻于马安良家族外，马家还以联姻通婚的手段，结交了一部分地方势力。其中主要有河州莫泥沟何家庄的马庆(马呈祥之父），多木寺教主马援。
　　马家势力到青海后，对青海地方权势人物也采取了联姻的办法加以控制笼络。湟中上五庄大教主马训（马振武之父），大通县大地主冶生华都是这洋结亲的。
　　到了马继援这一代，联姻关系不仅在更大范围中进行，而且开始了超越回族家庭传统的同族通婚的界限。马步青的儿子联姻了马鸿逵之女，其一女也嫁给了西宁汉绅张昌荣。马继援还打破族规，娶了一位新式女性，南京女大学生张训芳。
　　宗法关系有着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它犹如一张织网,牢牢地维系着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制约着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关系。成为马家发挥其政治经济功能的重要保证。
　　马步芳，作为在这个大家族中的首要人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又是如何维持和发展了这个封建大家族，成为青海王的呢？
　　在其掌握马家大权并越来越显赫时，当地及外界都有许多关于马步芳的传言。一般人只知他手段毒辣，秉性凶残，多把他描绘得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一般。可事实上却也不尽然。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1935年曾经采访过马步芳，对这个青海王有过描写。范长江说，“马步芳给予记者之第一印象，为他的聪明的外表和热情的情绪,并非如记者平日所想象的青面獠牙，如三国时许褚典韦式的人物。他和记者寒喧以后，即以真诚的口吻，谈其事事落后的情形，并大谈其军事情况；……第二个印象为马氏头脑相当精明，其谈青海南部之军事布置，井井有条，了如指掌，如受过新式军事教育。”
　　无疑，马步芳就其个人素质而言，是精明而能干的。在他上台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昔日马麒时代那种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要保存自己家族的生存和地位，马步芳在外紧紧依靠蒋介石集团，在内。则竭力宣传自己的“事业”。
　　出于这种意图，马步芳上台后，尽力表白自己不再是为了一家一己之私利，而是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社会服务。他一方面用屠夫手段残害百姓，一面又时常说：“不要苦害百姓，要疼爱百姓，就是疼爱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
　　马步芳毕竟是比马麒等老一代马氏家族人物更为年轻。他在年轻时代，趋向于新事物，1932年曾赴南京受训，1934年又游历了南方各地，所见所闻，耳目一新。在回到青海后，他接受并吸收了近代都市中一切先进之处，有的也仿照着在青海兴办。
　　他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式改造，又把他领导下的省政府进行改组，力求与外地方的相近。他个人也俨然以一个受过近代教育的军事和政治人物面目出现。个人生活上也趋向新的方式。
　　范长江注意到，在马步芳的会客室里仅布置着简单的沙发及新式小桌，没有沿用西北官场中习用的虎皮交椅或豹皮交椅。特别是他的会客室没有西北家家必有的土坑。
　　马步芳在上五庄的拉布藏修建了一幢别墅，分三大院，一律西式平房，另建有游池，养鱼池，仿西式花园。为了赢得外界的好感，马步芳十分注意动员和欢迎国内外考察机关、新闻团体、文化艺术人物和记者们来青海游历。对来者他都亲自接见，一再谦逊地表示：
　　“青海各方面都不好，没有进步，诸位这次来，我非常欢迎,希望大家多多教诲，作为我们改进的方针。”
　　马步芳有一股苦干、硬干的劲头。他患有吐血症，但他仍然黎明即起，赴乐家湾主持操练，下午转回省政府处理政务。马步芳事必躬行，对下属要求极严，各县县政都是自己拿电话直接指挥的。有的县长每天得接到马步芳的两三个电话。
　　马步芳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的人。因他从没读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以此为傲，说：“我一生有两件事很值得骄傲。一件是没有老师，一件是没有长官。”他非常瞧不起只能读书，不会干事的人，而自以为是行知果敢的人物，时常以此为信条，自我标榜。
　　马步芳一生主军主政，很少采纳别人建议。他对上唯命是从，即使不愿干的事，表面上也是百依百顺，只在暗中敷衍；而对他自己手下则强求唯命是从，不得有半点折扣。
　　在个人生活上，马步芳有自己的规律和喜好。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他大多时间都在军营、学校或机关里度过。马步芳不抽烟，不喝酒，但他对一切现代享乐形式都尽情享受，喜好野游、打猎、爱跳舞，看电影，他甚至还喜欢音乐，有时来了兴致，还会自己作词作曲，大声哼唱。
　　他的私生活并无道德可言，十分放纵。他霸占丑家姐妹是西宁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为了达到霸占丑家两个漂亮女人的目的，他先后杀死了三人。表面上他从不纳妾，但暗中又私房藏娇，甚至霸占其部属的妻女及青年学生。
　　马步芳在西宁兵部街和周家泉东塔院，设有两处密室，周围军警戒备，一般人莫知其内幕。其实那就是马步芳施行淫乱之处。1945年，行政院曾将河南难童二百多人，拔送青海，并拨有专款，以资救济抚养。马步芳却对这些难童中部分幼女进行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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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步芳崛起后，他与其叔马麟的决裂便成为必然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家庭内的权力之争，而实质上却反映了两代马家人物之间极大的思想鸿沟。
　　由于马麟作为一个老派人物，集中代表了旧式军阀的特征。
　　而马步芳却以民国时期新式地方军阀的形象出现。叔侄两代这种思想政治上的差异，终于导致了家族内部的分裂
　　马步芳欺叔夺权之事，上部已说过。马麟因马步芳逼宫一事，从此痛恨不绝，发誓不相往来。马麟此后就一直住在河州癿藏，绝不去西宁，不见马步芳。马步芳虽然在四时八节，派人探望，附有礼赠，可是马麟拒不理睬。直到马鳞在1945年病死，马步芳亲去奔丧，也被马麟家人所阻，声言死者有言在先，不让马步芳走进马麟家门。
　　马麟被代表着新式军阀的马步芳所取代。以后马步芳又对其兄马步青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挤倾轧，使之难以生存。
　　马步青是马麒的长子，马步芳的胞兄。他虽是与马步芳同一时代的人，却早已暮气沉沉，不思求新长进。原先马麒让其长子从事对外活动，马步芳在内练兵。马步青因常在外面活动，沉浸在腐朽的官场恶习之中，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生活极其糜烂。
　　马步青先后娶妻妾八人，平日极尽享受，以养花养鸟为乐。
　　他在凉州勤安村时，共养大小各类狗六十多只，鸟数十笼，鸽房三十余间，马四十余匹，设十四个花窑，常年花景在万盆以上。家中库存银耳、鱼翅、海参常在百斤以上；海龙皮、海豹皮、貂皮、猞猁皮等名贵皮料百件以上；各类绸锻被褥三百多床；男女之衣服均以箱装；金塔、金佛、汉瓷、明瓷、西洋瓷等名贵器物广充陈列。马步青整日只知打牌作乐，日夜出没于赌场。
　　马步青的这种生活方式，遂为马步芳所轻视，以为如其兄这样下去马家势必颓败无治，但决意要将其军权夺过来，为己所有。
　　1943年，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马步芳故意让自己的儿子马继援任八十二军军长，然后对马步青说：“我俩任总副司令的担子很重，军队就让他们年轻人去干，省事得多。你若还当骑五军军长，与侄儿马继援处于平等地位，脸上也不好看。”
　　马步青不知是计，就问该怎么办更妥当。马步芳摘测马步青的心理，就把马呈祥推荐出来任骑五军军长。因马呈祥是他们的外甥，又是马步青的女婿，马步青就放心地交出了手中的骑五军的关防印章。
　　另外马步青还为儿子马绪援从八十二军谋得副军长的职位，以为这样很不错了。可是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是上了马步芳的当了。
　　同时马步芳为解决马步青的军权，在乐家湾设立了“骑五军、八十二军军官训练团”，请马步青任团长，他自己任副团长。
　　在轮训过程中，马步芳就以八十二军的骨干，逐步代替了马步青在骑五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久之，马步青的骑五军便成了马步芳的嫡系部队了。
　　一旦等军权一到手，马步芳就对马步青不再那么亲近客气了，甚至还暗令下属们不得接近马步青。马步青在孤立之中，只能每天沉闷地去看豢养的军鸽，以资消遣。最后，他实在觉得呆在西宁无味，就到察汗乌苏去开垦荒地。马步芳却只是派给兄长一营卫队和裁汰下来的老弱军官佐士四百多人随行。
　　马步青在柴达木期间，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勉强在察汗乌苏修建了一座院落为住所。这时他才领悟到自己是被马步芳所骗了。气愤之下，觉得与马步芳难以相处，遂于同年秋返回河州，搜集马步芳罪恶，辑成“控诉书”，转赴重庆见蒋介石。
　　可是蒋介石觉得马步青已经朽木难雕，失去军权，终难成事，竟不肯与他见面。马步青转而请何应钦说项。何应钦对马步芳素有意见，为加深两马之间的裂痕，就把马步青的“控诉书”转交马步芳自行查处，使马步芳为之沮丧。
　　从此马步芳与马步青关系彻底破裂。后马步青在重庆久住无聊，就回到河州去注。他在八坊南门外修建东公馆和蝴蝶楼，并娶兰州剧团的女演员张筱云为妾，纳于楼内，终日花天酒地，不再过问政事，拒绝与马步芳见面。兄弟二人，从此如仇敌一般。
　　马步芳对其小弟马步瀛也是极为不满的。开始他还给马步瀛委以副团长、西宁城防司令等虚职，想把小弟扶植上去。可是马步瀛却是扶不起的太子，在西宁称王称霸，胡作非为，人便称之为“三阎王”。马步芳便对小弟非常恼恨，经常给予惩治，不光收缴了马步瀛的枪支和汽车，撤消所有的军内职务，还明令不许马步瀛见他，不许随便出入城门。
　　一次马步瀛路经北小城门，不听守警拒止，马步芳即派卫队长陈嘉禾将其殴辱一番，还下令西宁电厂切断其公馆用电，迫使马步瀛屈服。
　　马步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造成自己在家族中的绝对权势，防止家权旁落。马步芳对家族中的其他人也防备很严的。他的堂弟马步勋、表兄马元海、表弟马德等人是他的得力干将，马步芳一方面利用他们为自己出力卖命，一方面也处处设防，不让他们得到更多实权。除在一段时间内任用外，始终不给他们有长期固定的职位。意在防止权重之后，另起他心。

鬼雄2012

马步芳在青海做了近十几年的青海王，虽然口头上表示要爱惜百姓，但实际上却是凶残歹毒，横暴无度，其统治手段之残酷，难以尽诉。仅以简要摘说一些事情，便可见一斑。
　　1923年，化隆二堂马克勒目与贡哇滩争夺东山草山。马步芳勒令马克勒目名下应分两份，而贡哇滩应分八份。马克勒目不服，当时提出异议过了月余，马步芳却派人将马克勒目用皮鞭活活打死。
　　1925年夏，马步芳派马积庆镇压朵加藏民，由舍仁百户率部协助。在朵加地区接触后，马积庆溃败，经舍仁百户反攻，转败为胜。舍仁百户事后讽剌马积庆作战不力。马步芳竟因此恼羞成怒，即派哨官马存良将舍仁百户巧言乖骗，乘机用腰刀猛剌其肋间，舍仁即破腹贯肠而死。
　　马步芳隶属的骑兵团团长马福寿，系门宦吕首脑，人称“穆夫子”。马步芳以其教派不同，恐为后患，但指使马驯以请客吃饭为名，诱马福寿至化隆小教场团部予经逮捕关押，不久枪决于化隆城隍庙庙侧。
　　1931年7月，陕西青年王某，以《新秦日报》驻青记者名义，寄居于民政厅在后部街的职员宿舍。其时西安报纸常披露不利于马步芳的报道。马步芳怀疑是王某干的，即派人约请看戏，当晚秘密杀死王某于西宁南大城门壅城内。
　　1937年秋，鲁仓宵人巴巴家中发生奸情案件，巴巴杀死了奸夫，即被马步芳枪决于贵德，并处罚该部落军马一千匹，银元六万块。后几经央人请求，减罚军马一百匹，银元两万块，才行结案。
　　1937年，在兰州行医的河南襄城人高金城，抵张掖福音医院工作，高为在河西被俘的红军伤病员医治。马步芳闻讯，即令韩起功于同年年底，活埋高金城于城南墙根防空洞里。高妻牟玉光多次查询，终不得要领。
　　1940年春，马步芳严令各县将麻风病人一律枪毙。因此，化隆死12人，贵德死35人，民和死17人，循化死18人，乐都死11人，共和死9人。全省先后遭屠杀的约在100人左右。
　　1940年春，西宁县政府警察队长马某，将麒麟公园的柳树两株移植于县政府。马步芳震怒，立即逮捕至省政府毒打，皮破肉绽，肝肺俱见，抬到县府而死。
　　1940年夏，省会警察局司法科长包恩祥，因常串联，引起马步芳的猜疑，即派卫士去捕杀包恩祥，因包不在，卫士即将秘书王链臣枪决了。
　　1940年9月，马步芳借口新编第二军副官处长马友侠行为不轨，用汽油烧死于南滩。
　　1941年3月，享堂驻军解送一籍隶山东的道人某，年约四十余岁，持有寺庙的证明。马步芳认为他行迹可疑，不容分说，立即枪毙于乐家湾练兵场。
　　1944年6月，上校参议鲜福海（原马仲英部旅长，回族），与人曾发生口角，马步芳发现后，立即枪杀于新编第二军司令部。暴尸数小时，以震慑部属。
　　1945年5月，省会警察局分局长谢明邦在麒麟公园闲谈，马步芳认为他调戏妇女，即被枪毙于西宁隍庙街丰泰仓的门口。
　　1945年7月，乐家湾军营发生兵变事件后，马步芳下令，将席老三放走的十多人捕回枪决，并将拘留在省会警察局的许多人，不分良莠，在黑夜中一律枪决，号称“洗狱”。其时发现偷窃犯，虽是为生活所迫，只要偷得人家的任何东西，也要施以极刑。这样惨死的人有李尕禄等多人。
　　1948年，CC系分子鄂谦曾积极反马，其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及北平等处联络青海同乡，发行小册子，揭露马步芳的暴行。马步芳即于同年派人暗杀鄂于绥远。
　　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马步芳在兰州大学逮捕了许多进步学生，有的投入黄河，有的活埋，其中籍贯临洮的居多。这一年六月，马还将甘肃省保安第四团营长朱良、董正邦等，以嫌疑罪暗杀于兰州警备司令部。
　　马步芳在镇压和屠杀时，手段多种多样，极其残酷。另有许多种类的刑具，以及对付罪犯的拷问方式。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其一，捆吊和毒打。捆吊又分悬梁、绑柱和绳扎。毒打也有皮鞭、军棍、柳条打和砸骨拐、上老虎発、上脑箍、打背花、拔断筋之分。其中又有“凤凰展翅”、“柳树盘根”等等酷刑。又有热酒、沸醋或辣子水灌入鼻腔，或倒悬人身，头坠巨石，或用竹签剌入指甲等。至于罚跪、罚立正、打耳光、打手心等轻微的体罚更是司空见惯。
　　其二，监禁和驱逐。监禁可终身关在牢狱之中，终年不见天日，被迫害的人往往死在牢中；即使不死，也头发盈尺，面目苍白，气息奄奄，似人非人了。
　　其三，致死。执行枪决的方式，主要分为枪毙、刀杀和活埋与活活烧死、打死、毒死、勒毙等多种。在集体屠杀时多用活埋，或刀杀、枪决。对个别人或少数人多用活活打死、烧死和枪决等。
　　马步芳动辄以杀人表示豪气，审讯时往往亲自以口咬人，咬耳朵。断案不按情理，有些未及送狱定案，断然当场处死，冤狱随时发生，多不胜举。平时马步芳眉头一皱，就有摆头杀人的征兆。人偿谓之“天阴”，相互警锡，不敢接近。
　　马步芳家族一惯凭借特权，横行一时，马步瀛动辄杀人夺产，案积如山。受害人往往不敢控诉，即是冒险上告，必将招来更大的灾难。他家的一个厨师，因一小错即被打死，家人只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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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血腥镇压藏民部落
　　马步芳惯会耍弄手段，挑动和扩大民族矛盾，以维持自己的封建统治。他所用的主要手段是：运用政权力量，依靠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
　　他在这方面的手法多样，手段残酷，难以尽说。
　　如他有意将同一地区的一块草山的放牧地界，写成同样的执照两份，发给彼此争夺这块草山的两方，遂使双方相互械斗，连年不休。
　　黄南同仁加吾和甘甲之间的草山纠纷，连续达三十五年之久。双方械斗中前后死亡的共有九十多人，重伤的七十多人，轻伤近百人，牛羊损失十四万八千余只。
　　1940年，马步芳为了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扩大，曾给加吾录曲暗送步枪一百支，子弹一万发，指使进袭甘甲。仅这一次械斗的结果，即死亡四十八人。
　　其后，马步芳还唯恐事态平息下去遂把那一处草山的放牧执照，靖制为一式两份，暗中发给加吾、甘甲各一份。从而又使这两个部落不断地发生流血惨案。
　　马步芳也用这种一场两照的卑劣手段处理海晏金滩和银滩的牧场。使得两个部落彼此仇恨，各不相让。马步芳就在双方的争斗中削弱和分化他们的实力，使其精疲力竭，不相与谋，最后渔翁得利，收为己有。
　　还有玉树上下中坝争夺草山，双方向马步芳行贿申诉，马即向双方都发给了说明应该占有该草山的执照。争执双方还蒙在鼓里，遂发生了械斗。械斗中两方共死三十余人。直到解放后，才揭开了这一历史上的罪恶秘密。
　　马步芳这种形如借刀杀人的法子，只是他诸多凶残手段中的一种。
　　更多的时候，他喜欢亲自杀人，或是派自己的人马去镇压,去杀人。
　　1938年4月，马步芳命下属马得胜率部去同仁县隆务镇，镇压古日迪地区的藏民。按马步芳的意图，这次镇须做到彻底烧光、杀光、抢光。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便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这些家伙去杀人，还先欺骗一番，派出了两个通事去向古日迪的藏民说，“马得胜团不是来打你们的，而是到果洛去驻防，路过隆务镇以东的东硖口，不要误会，以免发生冲突。”
　　其实这是故意骗藏民去东硖口防守，而马得胜则偷偷从小路登越南山，出其不意地对古日迪进行袭击。
　　古日迪人组织了一百多青壮年男子，各持不同口径的步枪，居守在东硖口，另让一些没持枪的男人手持短刀、火枪守在村头路旁。但是马得胜部却于凌晨突然出现在后山，很快就把一座小寺院里的十几个藏民杀死了。
　　随后，便放火烧房子，除了他们自己要住的，其余全都烧掉了。而后，接到马步芳批复的一个屠杀计划，规定马得胜团不论官兵，每交一颗人头赏给银币十元，以此鼓励乱杀藏民。之后，一场“无俘、无伤、无头”的大屠杀竞赛就开始了。
　　天才亮起，马得胜就指挥部下往森林里去屠杀藏民了。一个才参加马家军不久，仅十八岁的报活员看到了这一场杀人比赛的场景。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道：
　　“部队很快就看不见了。他们都藏到密密的松柏树林里，正在疯狂地杀人。我在很陡的一条山林石径上拉马下山，忽见路旁一个回兵，正在割-个阿卡的头再往下走，看见了好几个没有头的女尸，有的小孩还在女尸上哭着吃奶，当然无头无衣的男尸是不少的。回兵过处，只有一堆堆的破烂和倒在血泊里的无头的尸体。而别的什么也没有。……
　　“灭绝人性的这一场大屠杀刚结束，马得胜命令各营把所有割来的人头，全部交到古日迪以东的约二十多华里的江什加村里去。那里有专署专门收头的地点。我统计过人头的数目，共二百二十二颗。这个数字我记得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三个“二”好记得很。
　　“这时，我就要向西宁发第二号战报了。大意是：‘我团于五月六日拂晓前，从东硖口的右侧小道，迂回到古日迪南山坡森林地带的后山上，然后展开全面的搜山清剿。因山陡林密，匪掩蔽较深，致本团伤亡达百人之多。除将割来的人头222颗交由专署处理外，其余所获武器牲畜正在清查中。……
　　“这时古日迪沟里又见烟火四起，烧房子，烧东西的匪兵在火光中窜来窜去把没吃完乱丢的牛羊肉都往河里扔。但是南山森林里那么多的男女无头尸首，暴尸纵横，却无人过问。据说这222具无头尸首及许多小孩，等到藏民到这里找他们时，已经一个也没有了，原来都被山林里的狼和老鹰吃掉了……
　　“5月9日的早上，马得胜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把隆务镇西边的河滩全部警戒起来，在高地上架起了机枪。专署的十几个狗腿子，赶着一群驮东西的牦牛，惊慌失措地来到河滩上早已选好的沙草地，栽起了好多杆子，并且拉起了转粗的绳子。
　　“敏感的群众知道那些装在毛袋子里的‘东西’是什么，都在警戒线以外怒目注视着。大多数的藏民男女都在念经祷告。看着他们倒出来的“东西”都是血迹斑斑的人头，男女老少的头都有，没头发的和尚头也有，都挂在拉好了的绳子上。我还数了数，不多不少，刚刚是我统计过的222个人头。
　　“愤怒的各族人民，从四面八方走来，越来越多。他们冲过警戒线，把挂着人头的这块草滩地团团围住，有念经的，有放声大哭的，有痛骂不绝的。他们都为这么多的遭此不幸的兄弟姐妹而祷告痛哭、咒骂。
　　很多人拥上前去抱着亲友们的血头不放，其景之惨，不堪言状！
　　“但是，马步芳回军们把这222个人头挂起来的用意何在呢？是单纯地为了镇压和吓唬这里的藏族人民的反抗吗？如前所述，这只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把这么多的人头挂起来，好使死难者的亲友们来认，认准了首级，以高价赎回去。这样既残酷地镇压了这里的藏民，巩固了马匪的反动统治，又以高价售出割来的人头，以肥马步芳、马朴等回首们的私囊。这种屠杀人民劫夺人民的毫无人性的鬼办法，真是世所罕见。
　　“那几天，马朴的专署大做人头生意。死难者和亲友们拿上很多钱财及各种好牲畜等，痛心疾首地到专署赎回人头，观者莫不咬牙切牙，恨入骨髓，一颗人头至少要赎一百块银元。有些头人或有钱人，竟以二百元以上的高价赎回，一匹好马，只能顶几十个银元。
　　“过了三四天以后，大部分的人头都卖出去了，只有二十多个人头没有人主。这一定是马家军官兵为了想得到十元银元，就拦路杀害过路的藏民的，不然不会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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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家族对果洛地区的藏民部落曾先后进行过七次血腥镇压。除了第一次是马麒马麟兄弟领兵镇压的以外，其余六次都是马步芳自己领兵镇压，或是派人去镇压的。
　　第二次镇压果洛是在1932年。马步芳派马忠义、马元海率部分头进兵，镇压上果洛达武、麦仓、德昂仓、上下巷千、多巴等部落。
　　上果洛阿木却乎牧民惨死二千余人，俘妇女二百余人，几乎灭绝了整个部落。另外还惨杀了达武、麦仓牧民二百余人，千昂仓牧民一百八十多人。共抢获马牛羊五万余匹。
　　当马忠义回驻苟向时，遭到果洛贡麻部落旦周和官拉兰科、周亥旦等的反击，杀死马忠义部七百多人，牧民亦死一百多人。
　　当时正天寒地冻，马忠义作战不利，被迫撒返西宁。
　　1933年8月，马步芳仍派马忠义统率骑兵，进行第三次镇压。马忠义即向中果洛的和日、洋玉两个部落进攻，摧毁了帐房一百多顶，屠杀牧民二百余人，抢获马牛七百余匹。
　　马忠义原还想往果洛腹地深入，但瘴气甚厉，士兵相继死亡无奈，只得中止前进计划。
　　同年九月，马步芳对果洛地区又进行了第四次镇压。派同德行政督察专员韩进禄率骑兵五百余人，进攻洋玉部落。
　　洋玉牧民不及反抗，即被包围，被迫投降。韩进禄即将这个部落的一百多户消灭，杀死藏民一百四十多人，劫掠牛马二百余匹，羊七千余只。上下果洛藏民闻风远逃，才免去了一场大灾难。
　　但马步芳仍嫌杀得不过癥，即于次年夏天，又派出马朴旅作第五次镇压。
　　这次因作了充分准备，长驱直入至白玉寺。果洛各部落均不及逃走，只好向马家军投降，俯首听命，永远臣服。
　　这次行动，马家军得到了大批财物。康赛和上果洛的各个部落，均贿送大枇礼物和军马。仅康赛一个部落就缴纳牛一千头，羊毛一万斤，军马七十四。马朴个人也诈取了白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并在白玉寺设立了果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统治果洛的行政机构。
　　马朴返西宁后，这个专员公署和所留的部队，又为反暴政的藏民所袭击。马步芳即于1938年和1941年展开了第六次和第七次大镇压。
　　马步芳自1936年在河西反红军后，更加狂妄，下决心要让青海境内所有的藏民都臣服于他，所以他对于果洛地区的藏民又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镇压。
　　1938年2月，马步芳派遗喇平福率兵营进驻果洛。嗽即在白云寺建立军事据点，实施武力繞治。
　　当时果洛藏族的上层头人，虽然与马步芳独霸果洛的野心抵触，但也只能采取委屈求生的态度。喇平福见那里的藏民尚能驯服，就松懈了警备，为非作歹起来。他将康干头人俄尔扎的女婿赶走，将其妻三保收为妾。并且在那一带进行了经济上的掠夺，在几个月中，囤积羊毛一百万斤，牛羊两千多只，军马八百多匹。
　　喇还觉得不够，又加重了粮食和茶叶的税率，并纵兵强奸妇女，夺取财物，激起了藏民极大有恶感，也加深了藏族上层头人的不满。
　　于是他们就乘喇平福猝不及防时，突然袭击了嘛的驻军。把驻守牧场的骑兵连消灭了，迫使喇平福在白玉寺战壕里投降。
　　藏民对喇积怨甚深，就用马鞍放在他背上，让妇女轮流乘骑，以发泄多年蕴结于内心的愤怒。喇到这时候只能苦苦哀求，求得活一条命了。可是藏民不愿放过这个坏家伙，就把他用绳索缚了手脚，浸到黄河支流的水中，一次次地浸入拉起，这样三四天后，喇平福就死了。
　　事情传到西宁，马步芳气得直咬牙，马步芳派出马得胜团前往报复，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
　　马得胜部于1938年6月下旬由西宁出发，到达果洛时，白玉寺已成一片真空地带。马得胜即转往康干、康赛日地区，向阿什群族展开攻击，包围了买马、秀马。这两个部落因妇孺和牛羊拖累，来不及逃跑，就向马得胜部投降了。
　　但马得胜为了完成马步芳杀尽赶绝的命令，不容分说，对这两个部落的藏民，无论男女全部杀死。在两天之内杀死藏民一千多人，其中妇幼即占六百多人，趁夜逃走的只有二百多人。
　　然后马得胜部又一路追杀，凡有烟火和帐幕的地方，刀光起处，无一幸免。马得胜手下一个士兵一天之内竟杀死牧民六十多人！他所用的那把刀，刀柄为血所浸，几乎不能执握，锋刃卷缺，但他仍用此刀杀人！
　　马得胜又特地把十几个藏民缚至喇平福死去的地方，砍杀后以头祭喇。
　　马年胜部这次一路烧杀，又掠得耗牛两千余头，羊两万八千多只，马四百余匹，都解回海晏。另外烧毁了白玉寺、加贡巴寺、扎喜果莽寺等五处，帐房八十余顶。这些部落的家园，一时都成灰辉。
　　然后，马得胜又继续往黄河南岸搜索。又掳得康干等部落的妇女二百多人，小孩一百多人，抢得牛五千余头，羊五万余只，马六百余匹。
　　果洛东南部遭此浩劫，几乎人烟断绝，如同鬼域一般。
　　马步芳则将掠得的牛羊拨归海晏、门源，成立或扩大了三角城和皇城牧场。那些妇女和孩童就成了奴隶，少数人拨往工厂当苦力。他们在连年苦难中，衣食不足，疫疠侵袭，不断地死去。到解放前夕仅活着四十余人，小孩七八十个。
　　这次大屠杀后，唐隆、康干两部落的土官，辗转到南京去向蒋介石哭诉。但蒋介石未予理睬。果洛藏民无奈，只能进行抵抗。他们拒绝马步芳的一切政令，并实行自卫。
　　马步芳对他们去南京告状心生怨恨，为了报复，即于1941年4月，再次派出大军，第七次镇压果洛藏民。
　　这次马步芳为彻底摧毁果洛藏民的反抗，以消除隐患，决定了分三路袭击的部署。即以马忠义、韩有禄和马得胜部为主力，分中、左、右三路，托词开荒，从都兰、贵德、玉树，向果洛进犯，企图乘其不备，一举杆灭。
　　围剿一直到六月，经过两个多月的屠杀，先后消灭了上果洛的沙科、乌吉、西千、下果洛的项千多巴和中果洛的在黄河沿岸的一些藏族部落，死难牧民一千八百多人。
　　沙科、西千、乌吉，都是果洛的主要部落，均被中路军于同年五月二十日所解决。担任中路的韩有禄部，到达托索湖南侧，首先将沙科部落包围，该部落藏民惊惶之余，向托索湖北逃。韩有禄紧追其后，先后被杀数十人。未及逃走的妇孺老弱三十余人及被围在湖心山上的牧民，只得前来投降，均被解往共和恰卜恰牧场充作奴隶。沙科部落就此被剿灭。
　　这时游牧于鄂陵湖与扎陵湖的西千部落，闻风远逃，但被韩有禄部发现，即跟踪追击，击毙牧民十余人，劫获羊一千只，后因天气恶劣才停止追击。
　　乌吉部落的头人南木卓闻听恶讯，十分害怕，立即派其女婿米福堂接洽投诚。米几经婉词哀求，才得允以耗牛百余头、马八十余匹、枪二十多枝，作为投诚的赔礼，准其降服。
　　后来该部落所在地设立了哈姜设治局，任米福堂为局长。米保证永受奴役，才幸免了牧民的被杀戮。
　　而后，韩有禄部又向阿什羌然洛部落的官九和阿米洛洛进兵，这两个小部落被迫投降，交出步枪、马匹和牛羊等。
　　左路马得胜部到达果洛地界时，即包围了下果洛部落。部落头人项千多巴等立即牵羊投诚。马得胜佯准，等其帐幕下定，便予以拘留，并把几个头目当场枪决。
　　马得胜即纵兵四处出击。项千多巴的一千八百多人，认为既准投诚，就可保无事了。不料枪声骤起，都来不及逃跑，即全部被杀害。
　　右路军马忠义部在上果洛的行动更加残忍。上果洛部落散落在黄河沿岸，约有帐幕七百余顶。那时还不知厄运将至，仍在那里放牧。等到发现敌骑时，四面已被包围定。
　　枪声响过，无辜百姓多半被射杀，其余的夺路而逃，慌不择路，多往敌骑所在处逃，结果多被打死。在僻远山沟躲藏的，也大多被俘获，并遭刀砍杀。妇女稍有姿色，遭奸污后被剌杀或劈杀。还有母子死在一处的，小孩身被数刀，僵伏在母尸上,其状至惨。尤其残毒的是，马忠义在赛日科将牧民四十人活活剖腹，取出心肺来，真是惨绝人衰。
　　横遭摧残的这些部落，从此一蹶不振。其中在刀锋下逃出的，此后再也不敢返归原牧区。
　　此次镇压，使上、中、下果洛遭受损失极大。有牛八千头，羊十数万只，马六百多匹被劫夺。从此劫后，果洛牧民为逃亡之便，已不多养羊，还常年处于深山和森林之内，以免再被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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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屠杀血案中，中路军韩有禄部还做了两件杀人越货的事。
　　康干、康赛在西藏贸易的商队，因远道而来，并不知果洛发生大屠杀之事，从西藏返回时，有驮牛一百七十多头，满载氆氇布匹等货。同行的还有自拉萨朝佛后归来的藏民男女共约一百多人，随带着《大藏经》。
　　谁想，刚到果洛，就被截获了。有三四十人不堪虐待，就自己跳入湖中自尽。但湖水太浅，没俺死。韩有禄部即开枪将其击毙，其余牧民亦尽被杀。所有牛驮都送到西宁，成了马步芳商行里的商品了。
　　其后，又有西康商队耗牛两千多头，至哈姜盐池驮盐，亦为韩有禄部截获，击毙商民二十多人，逃脱了一百多人。韩将全部牛驮卖给西藏的商人。
　　在此期间，果洛头人然志、官拉及果欠活佛等人组成了代表团，又赴重庆见蒋介石。蒋为了笼络人心，乘机指派四川方面组成“三果洛慰问团”一行五人，随带翻译二人，会同果洛方面的人员五人，一齐进入果洛。
　　马步芳得知后，为排除蒋介石势力直接插手果洛，遂电令营长马生龙协同米福堂至上果洛的哈姜茶卡，卑躬屈节，婉词拉拢。果洛代表及慰问团人员受骗，即在一次设宴中被枪杀。
　　其时，下果洛阿什姜的头人然洛，亦以嫌疑被捕抵西宁。他的部属官九和洛洛，逃往上果洛，亦为韩有禄部在哈姜所截获，被劫去枪三十多，马七十多匹，牦牛二百多头。
　　从此以后，马步芳在通往果洛地区的捉要山口，设卡署兵，严禁果洛皮毛土产向外输出，同时中断粮食茶叶及生产生活用品输入果洛。这样，从经济上扼杀果洛牧民，使之生产和生活上处于绝路之中。
　　马步芳对玉树地区的藏民也采取高压政策，稍有不从就动之以武力镇压，杀人流血，以血来镇压百姓的反抗。在马麒时代，就对玉树藏民进行武力管辖，到了马步芳时，就更为凶残了。
　　1937年马步芳任马驯为玉树防务司令。为了搜刮民财，马驯在拉布寺举行的庙会上，乘机处罚休马部落所谓的“漏税款”白银二千两。休马不服，屡催不交，马驯驰队前往处理。马驯一面为了分散其势力，拉拢百日多马百户，结为义兄弟，并从中诈获牦牛一百头；一面对休马危言恫吓，使其屈服。
　　休马经不起马步芳部如此的掠夺，遂起而反抗。当马驯经百日多马抵达休马地界时，即遭到休马和百日麦马的共同阻击。
　　在武装冲突中双方死亡十余人。马驯失利后，溃退至称多。
　　马步芳以马驯处事无方，即被撤换，由马朴接任玉树防务司令。马朴鉴于马驯的失败，改变方式，采取了与各部落和平相处，羁縻笼络的手段。
　　后马步芳又派出马绍武接任。1940年春，马绍武利用百日多马与扎武争夺草山的纠纷，从中挑动矛盾，引起争端，但先后都失利了。遂向马步芳告急。
　　马步芳即派出马得胜部前往玉树镇压。布庆、仁保、拉秀三个部落得讯后，即逃往西藏黑河方向。马得胜派队追击，双方死亡二十余人。布庆、仁保部落被迫投降，拉秀部落逃往西藏。
　　马得胜将仁保百户耶当、布庆百户尕柳拘留。这两个百户的随行人员及娘寺活佛高由仓等六十余人被枪杀。继将尕柳也杀于结古，收缴了仁保、布庆、拉秀三个部落的枪支，罚布庆牛七百头，仁保和拉秀牛各一千头，并洗劫了龙喜寺和查鲁寺。
　　同时，冶巴寺的尼姑一百七十余人也遭到了奸污。其时，被捕的百日多马百户巴登，亦在诱交了枪支后，勒毙于狱中。
　　1941年马步芳为了再度镇压玉树藏民，令韩有禄部在果洛消灭沙科后，即进入玉树。韩有禄于同年七月对百日多马部落进行了包围。
　　百日多马百户仁庆为了摆脱迫害，即在派人投诚的掩护下，乘机向南逃跑，由原驻牧地杂曲河脑山地区向南转移。
　　韩有禄发现后，即行追击。在尕拉鲁那沟的北部接触，激战一小时。由于仁庆的百户长克卓玛奋勇抵抗，韩有禄部受到了损失，长克卓玛也在战斗中战死。
　　其后仁庆右冀在韩有禄部主力的猛攻下，即被击溃，死亡二十多人，余众逃往石渠。所遗老弱有十余人尽遭杀害，毁帐篷二十多顶，掠牛两千多头，羊五千多只，马七十余匹。
　　同年夏季，马步芳还调派了马忠义部取道柴达木，进袭游牧在贡秀地区的雅拉、伯虎、藏久三个部落，以及江赛部落的部分地区。
　　这些部落在马忠义部袭击下，急起自卫，终难抵抗，战死牧民一百多人，被迫逃往西康地界，牲畜财物尽失。
　　马忠义部转而又去进攻百日麦马和休马部落。这两个部落奋起抵抗，于某夜整队出击。马忠义部在深夜被冲散，一时难以收拾，直到翌日天明才开始反击。百日多马部落百户和休马百户都战死，被惨杀的牧民多达二百二十余人。
　　这一次马忠义劫获牛一千多头，马三百多匹，羊三万多只，枪二百余支，毁帐篷二百七十余顶，俘获妇孺八十余人，沦为海晏三角城牧场的奴隶。
　　在这次血腥镇压中，马忠义残暴成性，竟将俘获雅拉、藏久的牧民二十余人，在邦云地方，用小刀从右肋剌入，踢倒后随手挖出人胆，极其残忍。当时被俘牧民触目惊心，恸哭哀求，但马忠义毫无怜悯之心，继续下手行凶作恶，以此为取乐。

鬼雄2012

马步芳对藏族寺院及佛人也实行了严酷的政策，稍有违逆，即施以重惩。
　　藏寺与拉加寺为同德的两个寺院。拉加寺在马步芳暴力统治下，由于采取了见机行事，唯谨唯恭的态度，马步芳尚能容忍。藏寺则取若即若离态度，并于1940年倾向于甘肃夏河的拉卜榜寺。藏寺活佛曾向拉卜榜寺嘉木样五世执弟子之礼，并受其灌顶。
　　这些都引起了马步芳极大的不满，决意以武力镇压之。这年冬天，马步芳限令该寺派征马五十匹。以逾期未交的罪名，马步芳即于1941年2月，派营长马维成率兵六十余人驻扎藏寺，并勒令藏寺活怫到西宁晋见。
　　活佛恐怕受马步芳迫害，兼以连年来受马步芳的煽惑和愚弄下，结下了不少仇家，故富怕路途不安全，也怕马步芳对他施暴，便拟派管家纳完卡伽为代表，携带银元两千元、马二十匹，到西宁见马步芳。
　　但马维成秉承马步芳的旨意，坚持藏寺活佛必须亲自前往，不准派代表。这就更加引起藏寺活佛的顾虑，认定马步芳有意摆布自己，遂惶惶不安。
　　这时马维成又从中加紧催促，藏寺活佛以时间紧迫，不容兼发，即乘庙会举行观经，请马维成及其部属五十多人到会。出其不意地将马维成捉获，同时发动预先埋伏在后的藏民，用斧头将马维成部下猝然从脑后一一砍杀。
　　藏寺活怫随即率领该寺僧侶一千余人，夺取了当地德兴海仓库约值二十万元的物资，立即押解马维成越渡黄河，向东南面的拉门昂沟转移。
　　马步芳闻讯，为维持其统治，并防止其他部落相继暴动，即派马得胜部前往镇压。马得胜星夜进袭，于同年正月二十曰占据了该寺及其周围的帐幕，将所有金银财宝、铜铁器皿，抢劫一空，不遗一草一木。其间不能搬动的东西，完全搞毁。
　　经过三四天的彻底破坏，除了仅剩藏寺寺院的土木结构一些建筑外，其余满目破畋，一片荒凉。
　　藏寺活佛到达拉门昂沟后，整顿部落，利用当地地形，派管家纳完卡伽率众沿河防守。
　　马得胜部把兵力分作两部向拉门昂沟前进。当其渡黄河冰桥时，纳完卡伽在河边阻击。马得胜部被击毙于桥上的有三百多人。于是马得胜改变正面进攻的方式，从左右翼进攻，头人郭格和策拉官及牧民百余人死难。
　　第二天马得胜部继续进攻，纳完卡伽奋勇抵抗。双方激战数小时，纳完卡伽在血战中被打死，所率藏民四百多人亦遇难,沟中鲜血凝结，死尸堆集。随逃的妇孺一百多人被俘。
　　其后，藏寺活佛转往甘南桑科居住。马步芳为了缓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并为了继续施展驾驳藏寺活佛的阴谋。遂派人劝诱藏寺活佛返回藏寺。藏寺活佛竟中了马步芳的计谋，由桑科回到藏寺。返寺后不到三天，在设宴接待时中毒身亡。
　　牧民当时为悼念藏寺活怫，曾捐献大批牛羊，作为诵经超荐之用，却全被马步芳部没收了。
　　这一事件的起因，不仅是马步芳为了对藏寺活佛的迫害，实质上也是对果洛和拉卜榜的示威。藏寺在地理上处于夏河、麦仓、果洛相联接的三角地带。马步芳欲使藏寺活佛抵西宁，利用他控制果洛和拉卜榜，但藏寺活佛因饱尝了马步芳的迫害，不敢应命赴西宁，既至被迫发难，遂遭到屠杀。
　　马步芳还烧毁了著名的色航寺。
　　色航寺居协水上游的东岸，在称多县城的西北：背山而处，风光秀丽，为玉树地区佛教大寺之一，住有僧侶六百四十多人。
　　马步芳以色航寺为百日多马部落的根据地，为了对他们实行武力镇压，于1941年夏末，令韩有禄部在屠杀中果洛各部落后，血刃指向百日多马和色航寺。
　　同年八月上旬，沿休马滩越咱河东进，乘其不备，突将该地和百日多马部落包围，寺僧即据高阻击，进行自卫。
　　韩有禄部节节前进，当场击毙寺僧六十余人，冲入寺院。活佛加奔率僧众二百余人，夺路逃往夏日寺。未及逃出的僧侶，一律被杀死。所遗寺院全部财产及僧侣个人衣物，都被没收。
　　百日多马部落亦在武力威迫下，逃往西康。韩有禄部劫获该部落及色航寺牛一千头，羊四千余只。百日多马百户寄存该寺内的什物数百件，以及佛像法器等物，并转手卖给结古的商民，获银元一万四千余元，黄金六十佘两。
　　韩有禄部在洗劫以后，竟将色航寺付之一炬。熊熊烈焰，直冲云霄，夜间通明如昼。百数十年来劳动人民心血结晶的大经堂，就这样化为了灰烬。
　　1938年，马步芳派马元海镇压长牙昂藏民后，又放火烧毁了达日江寺。
　　这达日江寺原为同仁十二族的大寺，建筑于长牙昂东山的高峰，气势雄峻。马元海等以强烈火力轰击该寺，寺内僧侣纷纷逃窜，当场死亡多人。
　　随后马元海命令级火烧寺。一时，烈焰冲天，虽在百数十里以外，也能望见。大火燃烧达七八天之久。该寺阿卡多哇所积蓄的大批酥油，为火熔化，从寺角一直流到山畔，洁白如雪。
　　附近的德千寺、宗弄寺、江弄尕赛寺、宗克日寺、古德寺等寺院，也遭到了破坏，财物被劫一空。
　　1935年，新疆镇西一带的哈萨克族牧民，曾反抗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在遭受镇压后，被逼迫逃到甘新青的交界线上。这一部分哈萨克族原有十六个大部落和一些小部落，散居在青海边境的就有五千八百多户，计三万七千多人。
　　1939年春，尔里斯汗部派代表抵西宁晋见马步芳，以同教关系，请求安置。马步芳认为这些哈萨克人既不服盛世才，谅也难服从他，于是佯装欢迎，实际上定了消灭的决心。随之放任他们由台吉乃等地向都兰寺、茶卡一带发展。
　　等到尔里斯汗、胡赛英、扎乙夫等部落逐渐集中了，马步芳就派出骨干韩三成、马进福，以设局名义，划分哈萨克族为两大部分，分别管理。随之不断征派骆轮、马匹。未及一年，哈萨克族在马步芳的掠夺下牲畜缺少，生计难持，迫使他们挺而走险，从事抢劫。
　　从1939年冬到1940年夏初，所有居住在塔尔丁、甘森、乌图、台积乃等地的蒙族牧民，先后都遭到了哈萨克族的劫杀。结果，可里沟原有蒙古族一千余户，三千五百多人，劫后仅剩六百余户，二千余人；大小牲口原有二十多万只，劫后只剩两万多只。
　　台吉乃原有六百多户，一千八百余人，结果被惨杀的有四百四十七户，一千二百多人；大小牲口原有二多万只，最后只剩六十多只。尤以王府受损最慘重，所有历年积蓄的物资及武器，均被抢劫一空。宗家、巴隆等旗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使这两个旗分别流散到新疆南部和甘肃河西和额济纳一带零星散居了。
　　马步芳为了加剧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纷纠，一面鼓励哈萨克族，发给他们枪支，说什么“我们都是伊斯兰教，利害一致”。同时马步芳也利用蒙族的复仇心理，在保卫地方治安的借口下，发枪给蒙族人，煽动他们向哈萨克人反击。
　　另外马步芳还向同样受哈萨克族抢劫的汪什代亥、千卜录等处的藏民，发放枪支，叫他们整顿队伍，攻袭哈萨克族。
　　于是，双方兵祸连年，仇杀不绝。蒙古族、藏族和哈萨克族之间，相互仇杀，彼此将对方被俘人员残酷施刑，挖眼割耳，剖腹抽肠，割舌断足等等酷刑，不一而足，双方伤亡都很大。
　　其后，蒙古族和藏族合力自卫，以重大代价迫使哈萨克族退居于都兰北部的地区。马步芳为了收揽蒙藏人心，于1940年4月，调派韩进宝率部越祁连山入青，会同汪什代亥等地的藏蒙各族人夹攻哈萨克人。哈萨克族即在重重包围中缴械。韩进宝俘获了尔里斯汗以下七百多人。
　　马步芳责令将尔里斯汗解送西宁。行至宗家乌呼图尔，韩进宝诱奸了与尔里斯汗同行的小妾。尔里斯汗打开镣铐，号召被俘部众反攻，将韩进至在帐幕中砍死，救出妻小，捣毁电台，向西逃亡。
　　这时，流散在察汗乌苏和希里沟一带的哈萨克族，闻风奔赴，尔里斯汗的势力又复振兴。
　　此讯传到西宁，马步芳即派出韩进禄率部追击。为了彻底消灭哈萨克族，强令汪什代亥、千卜录、苏哈、宗家、巴隆等处的蒙藏二千五百多人，组成了一个兵团，于五月初沿青新公路，搜索前进。
　　这吋，尔里斯汗率部西逃，韩进禄部日夜兼程，终在临近西藏的堪布俄博地方追上。这时正适尔里斯汗及其青壮男丁都外出打猎未归。韩即命部下将聚居在帐幕附近的哈萨克群众数千人尽数杀戮，景象惨不忍睹。
　　尔里斯汗等闻讯逃散，才得以幸免。俘获妇孺四百余人在迁送西宁途中，死亡过半，其佘拨往义源工厂做苦工。后因不堪凌辱和疾病，有的自杀，有的病死和饿死，又死亡一半，最后幸存者仅一百数十人。
　　这次追剿掠回羊两万余只，牛五千五百余头，骆驼一千余峰，马三百余匹，及金银财物多种。这些财产原为哈萨克族掠自蒙藏人民的，转手之间就成了马步芳所有了。

鬼雄2012

第三章  搜刮民脂民膏
　　马步芳家族，自其祖父马海晏起，经马麒、马麟一代，到马步青、马步芳手里时，家产之多，蓄积之富，很难能算得清了，就是马步芳也说不清楚他们这个大家族在七八十年里，共收积了多少财产。
　　马家财产，仅其不动产中庄园一项，已足以惊人。马麟在家乡修有大公馆一处，规模备极宏丽。河湟事变时这里已有藏金窑十二窑。
　　马步芳常以不重财产，不过奢侈生活自诩，然而他在各处的庄园，主要的就有化隆的甘都公馆，惶中上五庄的纳普藏公馆，兰州第一新村和九间楼公馆等。
　　1942年，马步芳又在西宁周家泉修建了“馨庐”。此公馆共分五院，占地数百亩，玉亭阁楼甚为富丽。
　　马步芳为修“馨庐”，征调了民工、兵工八千多人，费时一年之久。所需各种木石工料，远至兴海县大河坝采运昆仓石，湟中县上五庄水峡采运石板、石条，乐都县虎狼沟和互助红崖子沟采运虎狼玉，互助、贵德、大通、循化、化隆一带采运松柏木和果木。室周及墙屋，用各色彩玉镶塾，内外油饰和陈设都很考究。正厅悬有蒋介石、孙科、于右任等书写的“世德清芳”等匾额多幅，以示荣耀。院前配备园林，清流纵横，花木溢秀。
　　马步青在西宁修建了白玉巷公馆，在凉州扩建并霸占了牛家花园，修建了新城公馆。在云勤、云安、兰州新关还各有房产数处。1943年，马步青回到临夏（即河州），又修建了东公馆和蝴蝶楼，雕梁画栋，花鸟园亭，一应齐全。马步瀛虽然不如其兄长那么显赫，也在西宁建造了香水园公馆。
　　以上庄园一项，以主要者统算，就有十二处之多。除了公馆外，马家的房产也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马步芳在上海、南京、广州、兰州和西宁均买有地皮房产。马步青在北京、天津、凉州、临夏、兰州、西宁也有大批房产。其中武威的四十八座大店、临夏的二十座大店、一百九十院庄廓、五百余间铺面，都是他一手经营的。
　　此外，马家诸兄弟还拥有大量的田产、牧场、油房、磨房和店号。其中财产最多的当数马步青。据估计，临解放前夕，他外逃中携带的黄金至少在三万两以上。马步芳逃走时所带黄金也在两万两之数。
　　巨额的财富豢养了这个大家族，也滋生着马氏兄弟们的奢侈和腐化。为了权势和地位，他们挥金如土，仅送礼行贿一项，动辄在数万以上。马家曾大量地贿送过北洋时代的旧军阀，也大量地贿送过国民军中的刘郁芬、孙连仲。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上至宋美龄、白崇禧、吴忠信、赵守珏，下至朱绍良、郭寄峤等，均收过马家大量的私下馈赠。
　　马步芳送礼的气派之大，仅说一例便可知其一斑。
　　马步芳于1945年在东关白玉巷的私邸为赵守珏贺寿，除了开支一切费用外，还以个人名义为赵馈送各色呢料二十板，镏金马鞍一副，金佛一尊，另有鹿茸、麝香等多种物品。作为另一种贺寿的礼物，马步芳还为赵在西宁市石巷新建洋房一幢，连同内外设备，共耗银元八万多元！
　　马家这么多家产是如何得来的呢？无疑是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军权和政权，用种种手段，从老百姓手中夺得来的。
　　前面已写到的如马麟借手中权力滥印“青海省金库维持券”、“青海省金库临时维持券”等手段，大量搜刮百姓钱财的恶劣行径，还有公开地扣发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教师的薪水达一年零九个月，这样形同于公开抢劫一般的行为。而马步芳则喜欢借助于军队来快速发财。如前章所记述的，马步芳那么残忍无度地镇压各族人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贪得无厌的掠夺式的税赋使得老百姓实在难以承受了，才不得不起来反抗。
　　而马步芳在镇压各族人民反抗时，仍时时不忘记为自己收进大量财富。在杀人放火的同时就是抢掠财物，还有一群群的被杀部落遗落的妇孺，也可以作为马家牧场和工厂的奴隶使用。
　　马氏家族的巨大财富，差不多每一块银元都沾着老百姓的鲜血的。
　　马步芳统治下的青海省，在当年是名噪一时的“禁烟模范省”，这是连蒋介石也极为赞赏的，认为是马步芳的一个大“优点”。甚至有人认为，马步芳这个人别的方面都不行，唯独禁烟这一点还不错。
　　但是人们却不知道，马步芳却能从禁烟这一        “优点”中榨得许多钱财呢。
　　青海的禁烟，得从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开始说起。在马麒最初任西宁镇总兵时，曾经鼓励百姓大种鸦片，据官方统计，当时西宁道所属七县，人口不过四五十万，耕地不过二百万亩，但每年鸦片产量倒有七百万两，光征收烟苗税银就达二十万两之多。
　　后来马麒又因吸食鸦片的人多了，兵源就会缺乏，故而下令禁种鸦片，并派遣宁海军马队去踏毁烟苗，迫令种烟者缴纳罚款。这就可以因种烟者被罚款而收得一大笔罚金。
　　与此同时，马麒对于贩运烟土及吸食鸦片的人却不但不禁止，反而加以鼓励。其目的和行施的手法是：一、对入境的过境的贩烟土者，一律征收税款；二、对吸食鸦片者则征收“烟灯捐”。
　　马麒这样可谓一举两得，既禁了种烟，又不会误了从烟土这个“创收大户”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当时马麒也就是从这种禁烟方法中，得到大量钱款，从而做着这样的生意：一面设立“甘肃全省禁烟善后总公所”在西宁各县的分所，严厉禁种私烟；同时在青海垄断贩运鸦片的生意，一面设立“烟膏局”实行烟膏专卖，派人运贩烟土，经由甘肃、宁夏、内蒙古远销华北各地，以换购枪支弹药，补充宁海军，扩张自己的实力。
　　到1931年马麟任青海省  ，对其兄的禁烟得利的手法又改进了一步。他设了“青海省禁烟总局”，并在各县设分局，仍由官办“烟膏局”。从外省运入大烟土，煎膏发售。
　　马麟又让各县的禁烟分局规定每月须上交一定数额的款项。这样就让各县自己去发挥“积极性”了，为了上交款额，也为了私自腰包丰润一钱，自然是很有工作积极性的，经常会有加重罚款，擅入民宅，以搜查贩烟吸烟户为藉口，肆意进行敲诈勒索之事。甚至还有勒令不吸烟者分担吸烟税，对不种罂粟的农民硬摊派所谓的“白地款”这种可笑之事。
　　但这种事却使得马氏家族在烟土上赚得了不少钱财。
　　到了马步芳时代，禁烟这篇文章就让他做得更漂亮了。
　　刚一上台，马步芳即将“青海省禁烟总局”改为“青海省禁烟委员会”，他自任委员长。同时开了一个大会，还让各县政府都分别开会，然后即开展全省性的烟毒大检查。
　　两个月后，政府公布大检查的成绩是：收缴烟土一千七百余两，烟具九百副。这些东西都已当众烧毁。而实际上所查获的大批精致烟具和烟土，都归马步芳一个人所吞没。他对查获的烟贩，视其肥瘦，分别处理。如有财势者均允许缴纳罚款，随时取保释放。对纳不起罚款的一些人，则仍被警察局管押，直到他们拿出钱来才放人。
　　1936年7月，马步芳派手下人在乐都、民和南山缉获烟土一万三千余两，但在公开报告和宣传上却称“查获烟土一千三百两”。这省略下的数字就是充作了马步芳的帐本里去了。当时，在“青海省禁烟委员会”之下，还附有好几百家“戒烟售药分销处”。各县都有这样的网点。主持其事者无不是马家的走卒。
　　所以他们上下串通，左右勾结，各谋发财之道，以饱私囊之欲。
　　所谓的“戒烟药”其实就是巧立名目，售价较高的大烟膏子。“省禁烟委员会”还给各个“戒烟售药分销处”规定每月“售药”的数量，以求满足马步芳所需的额外收入。否则，就认为是私贩烟土，不按规定办事，要给予严厉处罚的。
　　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贩私烟的商人及其同伙，大受震惊，不再敢插手了。从此整个贩烟的黑市便由“青海省禁烟委员会”给垄断了。所以老百姓就讥笑说：“马步芳变成了贩烟的大老板了”。
　　但人们还不太清楚马步芳真正从贩烟这里发财的路径，还是通过他的许多商行货栈，甚至军队贩运外销的。如他经营的“义源祥”、“德兴海”等商号，暗中都在兼营着贩烟生意。随着马家军政势力的不断扩大，其贩烟的规模就更大了。
　　马步芳贩烟的来源主要是通过他所控制的地区，从张掖、武威一带大量收购烟土，另外马步芳又让他在玉树地区的亲信赴川、康地区采购烟土。
　　而马步芳销售烟土的主要点不是本省那点小市场。他所经销的大部分烟土是用骆驼或皮筏子装载着，运到宁夏；绥远一带，串通地方势力，直达包头，并勾结当地军阀、土匪、流氓以及日本浪人，转运到北平、天津出售。
　　那时候，在河西走廊、甘南、川康一带收购烟土，一两只值银币一元，而运到平津地区，则可以售到每两十五元左右，可获利十倍以上。马步芳以其在平津出售烟土价款，就地购买日本军火，暗中运回青海。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事。
　　1945年，由西宁东关“峻德号”商店派脚户持西宁商会的一张凭证，载运大烟土共十一驮子，取道民和县境界，企图由此渡黄河，运往洮、岷等地区销售。当其路经川口时，被享堂驻军骑五军副官处查获，立即报告该军军长马呈祥。随后便接到指示说：“奉  电谕，护送过河。”
　　1946年，马步芳派人将省会警察局陆续査获和搜集的大批烟土运到甘肃临夏去交直辖驻军某团贩卖。
　　1948年，马步芳派亲信陈某，用大木箱子装满皮鞋，每双皮鞋内填足了烟土，然后以采购军用皮鞋的名义，拿上青海省政府批准和“护照”，准备运到新疆去出售，不料路过兰州时，被当地侦稽处开箱检验时，查出了大批烟土，连同所装的许多皮鞋一律扣留议处。当时押运员陈某知诡蔽已露，连夜逃出。但他却无法收回青海省政府“护照”，所以此事便在兰州传扬开了。都说马步芳在贩运烟土。但是后来国民党甘肃省当局只是宣称“烟贩已逃，无从查究”，对此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