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鬼雄2012

《血祭马家军》(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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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05:29:3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步芳利用手中枪杆和政权,对青海人民为所欲为,强取豪夺,手法多样,计谋种种。下面信手拈来,就有一些事例,可以成佐证。
  1932年,马佐派往茶卡运盐的驮牛五百头,被马步芳派李化率人扮为藏民,全数劫回,竟在西宁大教场公开拍卖。大通冶生华,本系马步芳的妹婿,竟也遭马步芳暗算,派人乘夜盗窃了黄金千余两事后又以査案,勒索黄金二百两。
  1938年,乐都县祁土司坟墓和西宁南滩祁家坟,都先后遭到马步芳挖掘,盗取了装殓的物品。
  1939年,马步芳令同德行政警察专员韩进禄,派人伪装土匪,前往甘南拉卜楞抢劫马五百余匹,并杀死当地牧民多人。
  同年十月,马步芳令省警察局检查西宁市客店的旅客,将嫌疑者送入乐家湾兵营,责令有钱者赎回,无钱者拘役。
  1941年6月21日,日本飞机二十余架轰炸西宁市,炸死数十人,毁房屋五百二十余间,损失达十一万多元。之后,各方捐汇救济款十八万六千五百元。而马步芳实际用于救济的仅七万二千六百多元,余款竟被吞没。
  1942年,青海省环海牧区发生严重牛癌,自汪什代亥族牛群传染到刚察族,并蔓延到海东和海南地区,先后死亡牛一百十余万头。后中央政府拨下救济款,马步芳得款却密不宣布,全数吞落。
  1942年10月,马步芳突然下令禁酒,将各酩馏铺酒客捉捕,同样采取了罚款赎回的手法。一居民因无钱赎身,即死于警察局的监狱里。
  1943年马步芳命令冶长寿团在祁连八宝先后强占附近蒙旗部落的羊六百余只,拨充军用。马步芳在各处设立的牧场,也是用强力掠夺的方式,增多自己占有的牲畜量的。
  1943年,马步芳指使同仁官秀的丹正抢劫了甘南牧民的马三百七十余匹。
  1944年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从蒙古运回大批什物。除驮运的骆驼外,余物被马步芳在互助白马寺滩劫获。
  1945年,中央银行青海分行职员的两个女孩元旦晚上在家以夺状元红为嬉,竟被马步芳以玩赌之名罚款银元一百元。还将房东王某以聚赌不报的罪名,拘留了一个多月。
  1946年,塔尔寺僧人索兰丹巴到古害买马,马步芳派便衣用烟土购买了该僧的马十佘匹。索兰丹巴在点烟土时,即由预先布置的警察以贩卖烟土的罪名,将他逮捕,除将其烟土、马匹没收外,还罚银元四百元。
  1947年12月28日,马步芳命令冶成荣由南京领获甘青、青藏两公路工程改善费法币十亿元,在上海设立了专做黄金交易的顺丰公司。从同年12月3日至15日,即购入黄金4400多两,售出3360两,合计买卖黄金812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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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06:21: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宁夏王一手遮天
  马鸿逵于1933年2月7日,接任宁夏省  职务,从此把一个宁夏省当成了他个人的私家财产,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在他主宁的十七年间,每年只开过三次省政府委员会议。一切政令,完全以他的命令行使,无异于一个封建土皇帝。
  一山不能容二虎,马鸿逵要坐稳“宁夏王”的交椅,第一要排斥的自然是他的堂兄马鸿宾了。
  马鸿宾和马鸿逵两兄弟,按理该是很亲近无间的。因为当年马鸿宾之父马福禄领军征战吋,把其小弟即马鸿逵之父马福祥带出来,然后委以重任,后来马福禄战死后,又继接了军权。
  因为这样,马福祥对于兄长的儿子马鸿宾很亲近。马鸿宾对叔父也十分听从,恭敬依顺。马福祥认为自己的儿子还不如侄儿老成稳重,所以在一些事情上,反而处处把马鸿宾放在前面。这就引起马鸿逵的不满了。
  这种怨气,马鸿逵从小就有了。最早马鸿逵入伍进军营时,其父马福祥就把马鸿逵放在马鸿宾手下当副手,时时得听令于堂兄。然后马福祥在宁夏当护军使时,马鸿逵当上了一个营长,可是马鸿宾却已是昭武军的统领了。结果使得马鸿逵很不服气,双方部队因此还常发生斗殴纠纷。这种事情最后的结局,又往往以马鸿逵挨老父一顿训斥而告终。
  之后,马福祥调任缓远都统时,又举荐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并将所辖部队全部交给马鸿宾统辖。这就更让马鸿逵心里不服了。
  1942年冯玉祥迫使马鸿逵率部离开绥远撤至宁夏。但是到了宁夏边境磴口时,却又遭马鸿宾的拒阻。马鸿逵只好驻于磴口县三盛公一带。此地靠近沙漠,居民稀少,时值隆冬,气候恶劣,风沙很大,部队露宿野外,其狼须状可想而知了。为此兄弟俩几乎兵戎相见,归后由马鸿宾从烟亩税款内给了马鸿逵十万元钱,这才避免双方交战起来。
  另有一桩事,也让马鸿逵十分生气。这时候他巳经在中原作战,投靠蒋介石后,很有武将的威风了。为了奖赏他的战功,蒋介石原想给他当个甘肃省  的位置,伹征求了他父亲马福祥的意见后,由马福祥建议,把甘肃省  的位子给了马鸿宾。只让他当个小小宁夏省的  。
  就在他被调回宁夏时,为了保住他的军队实力,马鸿逵贿赂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说情,准许他留河南信阳的三十五师与马鸿宾驻宁夏的十七师对调。不料事出意外,留信阳的三十五师被刘峙遣散,这就使马鸿宾迟迟不离宁夏有了借口。马鸿逵到宁夏后,就一时无法完全控制宁夏地盘了。这又加深了他对马鸿宾的怨愤。
  凡此种种,马鸿逵完全有理由与马鸿宾发生争执和矛盾。所以,一旦马鸿逵觉出自己可以骑在过去一直在他之上的马鸿宾头上时,他的心里就觉得痛快,觉得总算有了一个复仇的机会了。
  1933年马鸿逵到宁夏时,为报复昔日磴口被拒之仇,有时几个月不给马鸿宾部队拨饷,对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驻地限制很严。马鸿宾部被迫移驻金积,而金积县长杨思和又奉马鸿逵之命,不准三十五师直接向地方摊派,一切要通过省政府,遂引起三十五师官兵的普遍不满。马鸿宾手下旅长冶起章竭力想以武力对付,但被马鸿宾劝阻了。
  后来马鸿宾无奈,只好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告状。蒋让三十五师直属国民党军政部,问题才得以初步解决。
  马鸿宾驻军在宁夏,马鸿逵总想打一打歪主意。有一回经蒋介石批准,由宁夏出壮丁3000名补充其部队。马鸿逵将这批壮丁拨齐后,却全部补充了他自己的部队,而又在他的部队里挑选了两个团约3000人,拨给马鸿宾。
  马鸿宾看出他的用意。如果让这些官兵留在自己部队,以后必然会引起分化离异的后果。于是,他就对那些官兵说:“我们缺的是新兵,军官很多,自己军里的还没法安排呢。你们休息好了准备回去吧”,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回去了。
  马鸿宾在宁夏驻军,还有一个很要命的吃粮问题。可是既然与马鸿逵关系不好,粮秣供应就总会出这样那样的困难。马鸿宾争执不过,最后还是搬请了族中长辈来一次次地调解,并由八战区长官朱绍良调马鸿宾部队就食海原、固原,争端才稍有平缓。
  但是马鸿逵与其兄的争斗,一直到后来,也仍然是明争暗斗,没有平息的时候。1947年,八十一军军长由马鸿逵的三儿子马敦靖接替后,暗中劝诱马鸿宾的旧部下如马玉麟、马培清、冶成章等,先后脱离马鸿宾,投靠马鸿逵,被委以参议、司令等髙级职位。
  对此,马鸿宾痛恨不已,但却无奈马鸿逵不得。因此时马鸿逵已是雷打不动的宁夏王了。
  马鸿逵既然坐定了宁夏这块江山,清摈了异巳,那么就得时时地摆出一副“宁夏王”的架式出来。
  所以他这个  下面虽然也委任了一大把厅长、局长、处长的,却都只是一些没有一点权力的摆设工具。马鸿逵大权独揽,还把他这种控制一切大小事情的做法美其名曰:合署办公。
  马鸿逵实行所谓的“合署办公”,实际上是集一切权力在自己身上。他的总司令部八个处的处长和省政府厅、局长无任何决定权。这些主管人员每天清晨即起,准备好文件,打听马的行踪后,有时远在距省城四十多里的永宁县王太堡别墅集合听令。待马鸿逵起床后,走进“暖阁”时,众官员两旁肃立,鸦雀无声。
  办公则是由秘书长呈阅重要文电,其余依次而入问安请示,前出后进。而马鸿逡则高踞于太师椅上,不声不坑,视若无睹。
  进去请示的官员恭恭敬敬地手捧文稿、帐本进去后,先行鞠躬礼,送文件于案上,侧立陈说,而马并不翻阅,只听案由,即匆匆判行,帐本上照例签“阅”,对所送签呈,如无关钱、粮,只批照办二字。稍不愜意,则批“核”,或“阅”,表示不加可否。
  建设厅长马如龙常说,早晨上朝时,一听电话铃响,他就将吃到口中的一团饭立即吐出来,跑步到办公厅。马鸿逵的办公室里只设独座,任何人只许立对,宛如蒙童背早课,人人胆怯。
  最可怜的是地方士绅,想见到马鸿逵一面,得毕恭毕敬地候立在茶厅,直到九、十点钟后,马鸿逵批核完事,慢步出阁,这些人战战親競,想上前又不敢移步。遇到马鸿逵高兴时,就说一声:“来了呵”,也不让坐,而那些人也就有了胆上前说两句奉承话。
  马鸿逵性情暴躁,在办公厅上经常破口大骂。有时他还要打二儿子马敦静,痛骂之后就呼宪兵拖下去执行。马如龙便在旁边对众人说:“大家跪下来替二爷求个情吧。”于是全体军政人员及士绅一起跪下,由马鸿逵臭骂一顿,才算作罢了。
  1947年以后,马鸿逵常因故外出,军政职务由其次子马敦静代行。在马家父子心目中,  是马家世袭的。马鸿逵不在,其子昂然出入于省政府办公厅,执笔乱批文件,各负责人侍立案旁,俯首听命,一如对马鸿逵一样地恭敬。
  马敦静还另配备一套人马,每天在马的“二号”住房里过吞云吐雾的生活。除了个别省府要员外,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
  故到了要签发文件时,各处、厅长就得把文件由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收集起来,捧至“二号房”门前,会被警卫挡住,即由他人转送于密室内。
  因马鸿逵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所以一些有才干的人都被他排挤走了。
  他的第一任参谋长杨景清就是被排挤走的。扬是马福祥的老部下,曾由马福祥保运到甘肃陆军学堂攻读,毕业后留校任大队长。后来马福祥坚持把他要回来。伹是到了马鸿逵掌权时,却嫉妒杨的才干,反诬杨胆子小,把扬赶走了。
  继杨之后,张学良向马鸿逵推荐马兆倚当参谋长,但马鸿逵却一直让马兆琦呆在宁夏设在重庆的办事处,专职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要军火、要物资,根本不让他到宁夏任职。
  抗战胜利后,马鸿逵又向国民党政府要参谋长。结果派来一个回族人,东北籍的,叫马文龙。马鸿逵平时对马文龙很客气,但从不让他掌兵权,连重要文件也不让他阅示。不久即乘整编之机,将马文龙弄回东北去了。
  马鸿逵视马家军如命根子,绝不让任何人插手他的部队。
  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军训部长白崇禧到宁夏视察。马鸿逵盛情接待,并请白检阅他的队伍。白崇禧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并向每人赠送一块带链子的大怀表,表后壳上还镶有白的照片。
  白崇禧走后,马鸿逵把这些团长们狠狠地骂了一顿,说白存心不良,勒令没收怀表。
  这时,马鸿逵已经把他的这支马家军作好了接班的安排。他先把自己兼任的十一军军长一职传给次子马敦静,并把与马家有矛盾的老将领马全良等排挤下来,把忠于他家族的将领提拔上去。
  与此同时,马鸿逵还安排了第三代马家人的接班问题。即让长子马敦厚的儿子马家骅继承。他不无得意地说:“我这个家业由老二接班,第三代应该由老大一代继承。老二无子,又接了我这一代的班,所以第三代让家骅接班也公平。”
  因此马家骅刚十八岁就当上了挂名的上校团长。又为他请了专门的英文家庭教师,后又送去重庆陆军大学学习。但尚在学习之中,随着国民党的崩溃,马鸿逵的一切如意算盘也就全成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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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07:15:52 | 显示全部楼层
马鸿逵任用官员,都得绝对服从,绝对效忠不二,不然,任凭你对他马家功劳再大,曾经关系如何亲密,他也可以说翻脸就翻脸,说杀人,就人头落地的。
  王敏悟之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王敏悟是甘肃径川人,聪颖刚愎,自命不凡。1931年马鸿宾任甘肃省  时,王敏悟上书毛遂自荐,马鸿逵召见应试时,对答如流,颇得马鸿宾赞赏,就任他为临洮县县长之职。
  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  时,马福寿把解职赋闲的王敏悟推荐给马鸿逵。马问王有何治理宁夏的妙计?王即说应该丈量土地,以增加财政税入。此招正中马鸿逵下怀,就委了王敏悟一个省下会议筹备主任之职,后任为宁夏垦殖局总办。
  王敏悟果然卖力,清丈出土地比原来的要多九十多万亩,只此一项就可多收税赋568600多元。这就为马鸿逵的扩军,发展实力开辟了一个巨大的财源。
  王敏悟从此为马鸿逵所重用,高居厅局长之上。自恃才华,骄奢放肆,行为不检。他所寄居的院内,原住有一个山西某商贩,其妻青春美貌,略通诗文。王敏悟与之勾搭上后,就唆使此女与此商离婚。此商心里不平,屡次在街上拦马鸿逵的车告王敏悟的状。王敏悟本有妻儿在兰州,后又与此女结婚,马鸿逵还亲自为其主持婚礼。
  马鸿逵与王敏悟狼狈为奸,亲密无间,马常招王和其他赌友至某公馆打牌。有一次王敏悟屡屡输钱,就怀疑马鸿逵与牌友密谋搞鬼,遂在牌桌上出言不逊。说得马鸿逵心里起毛了,想到近来有传言王敏悟侵吞公款,正好找着个机会教训教训他,让他老实别太傲气。
  传言是真是假马鸿逵不太清楚,可是最近王敏悟修建的一所垦殖局新院倒真是很漂亮气派。它的西式门面,门额上边用水泥塑了一对狮子卧像,比较阔气,这让马鸿逵的“四大金钢”财政厅长赵文府、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等很嫉妒,就向马鸿逵说了王的一些坏话。
  马鸿逵为了治一治王敏悟,就让财政厅长赵文府到垦殖局查帐。赵文府是存心找茬,就把新房子新盖的梁、椽、桁条、砖瓦等,都逐一点数,墙上的石灰也刮下来过秤,计算建筑费用。
  结果出入不敷,指为贪污。
  马鸿逵就将王敏悟撤了职,送监拘留,追赔赃款。
  王敏悟这时就想法子,给马鸿逵的叔父马福寿送去了一头骡子,又送给法院院长苏连元5000元的银行存款条子,要求他们说情。不料苏连元反拿此事去向马鸿逵揭发,使马更加确信王敏悟贪污巨款,有了确凿证据,追款更急。
  王敏悟在狱中久受煎熬,自忖自己好歹也算是个厅长级官员,犯罪应该归中央处理,就给蒋介石写了辨冤书,嘱其妾(即贩妻)赴南京申诉。
  不料在飞机上被密探查出。马鸿逵看了辨冤书,大发雷霆,立时在省政府组织了王敏悟贪污案委员会,拟将审查情况移送高等法院判罪。
  1935年2月,马鸿逵亲自把王敏悟提去审问。马问道:“你清丈地亩时规定贪污五十元者枪毙(此前金积县清丈员王辑五因贪污被枪决),你知法犯法,贪污了多少,该死不该死?你告我是黑暗统治,你霸占人妻,这是不是黑暗?你给人家送骤子,送存款,不贪污哪里来的?应该怎么办?”
  这时,王敏悟见马鸿逵和其他大员高坐在上头,自己却成了阶下囚,便怒火中烧,答道:“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也为你作了些事,出了力,这样以不义相待,侮辱我,我宁死不愿回监狱。干脆把我枪决了吧”
  王敏悟所以敢这么强硬,是自恃有马鸿宾、马福寿的面子。想他马鸿逵也不敢擅杀大员。他过去也一直自我标榜为“铁肩汉”,此时就不愿低头了。
  哪里知道,一向骄横的马鸿逵在盛怒之下,虽然有马福寿求情,也不理採,大骂道:“王敏悟,你咋说,就咋办。难道我还不敢枪毙你?”
  说罢,即命左右卫兵将王拉出去枪毙在垦殖局附近的西塔之下。但是,王敏悟到底是一名政府大员,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在马鸿逵一怒之下而枪錄,风声传出去如何上报中央?于是吩咐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以陕甘宁边境时有共产党扰乱,王敏悟犯罪在押期间,串通狱内罪犯和共产党人阴谋劫狱叛变,故采取紧急措施,予以枪决,上报备案。
  而后,马鸿逵又借口追赃,将王的财产全部充公,并把王的妾拘押半年多才放出去。王妾出狱后,无家可归,走投无路,只得削发为尼,逃到上海,学了佛门“密宗”归来,隐姓埋名,在银川以针灸为妇孤诊病,了却一生。
  马鸿逵对宁夏的独裁统治,除了用他赖以起家的军队以外,还建立起一支警察、宪兵和特务暗探队伍。就宁夏那么个仅有七十余万人口的小省而言,他的统治专政机关算得是既庞大又严密了。
  据解放初公布的资料称:马鸿逵统治下,宁夏的特务总数有中统199人,军统92人,另外独立于国民党中央的马鸿逵自己的特务组织有112人,还有其他66人,共计竟达469人之多。
  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系统的特务在宁夏,主要的对付目标是共产党的活动,抓与共产党有关的人,追查有关事件。
  因为马鸿逵对国民党插手他的“王国”事务,处处防备,所以就自己建立起一支更庞大并且更残暴的特务组织,其下属机构遍布宁夏全省务地,重要关卡均设立检查站,共有三十多处。
  马鸿逵属下的特务头子以苏连元、海涛、程福刚等最为凶狠。马鸿逵还亲自掌握一个便衣队约三十人,以陈俊为队长,凌驾于一切警宪、特务之上,有权直接逮捕侦讯,其行动极为诡秘。
  马鸿逵对任何反对他的统治的行为,都坚决镇压之,并视共产党为仇敌,多次杀害共产党人。
  早在1931年,正值江西那边围剿红军最激烈时,马鸿逵在他的十五军党务训练班里,发现有学生在墙壁上写了“打倒军阀马鸿逵”的大幅标语。马鸿逵即集合全军少校以上军官说:“蒋  来电,本军共产党嫌疑分子很多,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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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08: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夜总部军法处就派宪兵在十五军参谋处、传令处、党务训练班等单位逮捕了李元中、张振汉、米国安、周立正、樊鸿钧等二十多人。但是虽经严刑拷打,却无法得到口供。最后马鸿逵竟下令教导团第一期的一、二、三各队,每队各枪毙一人,以示儆戒。李元中、张振汉和米国安三人即被枪毙。
  1938年,中共宁夏地下工委书记崔景岳被中统特务逮捕,工作计划等密件被搜去。特务据此线索,勾结马鸿逵的宪警、特务在平罗、宝丰、黄渠等地逮捕了杜琳等青年,由特务马效贤拷打逼供。1942年4月,崔景岳被特务武登魁活埋在银川的城隍庙后。
  1942年9月,中共宁夏邮电局支部书记毛英华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化名“孔达”向延安发了一封挂号信,后被特务发觉,遂先后逮捕了毛英华、陈述夫、李培之等九人。经过严酷拷打折磨,于1943年5月,武登魁奉马鸿逵之命,将毛英华、何小成、陈述夫等人杀害于银川城隍庙后。
  另外马鸿逵还杀害了共产党员谢兰英、爱国青年孟长有等人。
  更为可气的是,马鸿逵及其手下爪牙还滥杀无辜,致使许多进步青年和无辜平民死于马的残暴之手。
  金积县谭家山有个青年人名叫吴生祯,父亲早亡,他十岁起就与哥哥一起去给本村的地主家做长工,因受不了地主的虐待与折磨,十九岁时逃到陕西安边定边一带去了。1948年秋,他因为思念老母和哥嫂,就悄悄回家来探望,来到本县七乡净阎家闸的五里坡。
  五里坡位于金积县东山脚下,人烟稀少,仅有丁生福开的一家小店。吴生祯来到这里,因没有身份证,恐被查出要按“逃丁”法办,不敢冒然回家,但暂时住在丁生福店中,并请丁设法协助。
  丁生福二十七岁年纪,有了妻儿,租了几间房在这里开个小店,以谋生计。他为人忠厚,对吴生祯有家难归深表同情,但因这里是通往石沟驿炭井的必由之处,常有运炭者往来住宿。生怕万一被人发觉,要受牵累,便积极替吴生祯筹划妥善之策。
  这时正好马鸿逵在招兵,就同吴生祯商量,建议吴生祯去卖身当兵,既免了“逃丁”之罪,又能得到一些钱,好乘机回家探亲。
  吴生祯为了探望十年未见的老母,也就同意了。于是就去找本乡的户籍员杨伯良,让杨场帮忙。
  杨伯良也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高小毕业,为人心底善良,说起来跟吴生祯还是同乡人,也是谭家桥的。他就帮吴生侦办了一个身份证,并取得了保长的同意,带吴去入伍。后吴被拨送到保安处某团当新兵。
  吴生祯入伍后,看到军官对士兵随便打骂,视若奴隶,便想起他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官兵之间讲民主讲平等,禁止打骂的情景,激起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忍不住就要抨击马鸿逵军中的军官虐待士兵的蛮横行为,讲起他看到过的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那些事。
  时间久了,他的一些话就让军官听到了,就密报到马鸿逵那里,当即被总司令部军法处逮捕了。
  马鸿逵对此十分重视,亲自传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把金积县长白虹剑传到省城来,质问道:“你串通共产党,把共产党
  的人打进我的军队里来了!”白虹剑吁得战战競競地说:“我不敢,确实是不知道。”
  马说:“从陕北过来的人,你为什么不审查,窝藏境内?为什么还发给身份证?你是地方人,又是地方官,必须把吴生祯和他的窝主,户籍员三个人杀掉,为宁夏七十万人立法!”随即把吴生桢等人交给白虹剑带回县里去审问查办。
  白虹剑回县后,实在不忍心三个无辜青年冤死,就想拖一拖,想等马鸿逵的火气消一点下去再替这三个无辜者求求情,活下一条命。
  过了二十多天,马鸿逵听不到此案的动静,就把白虹剑第二次叫到省城,当面质问道:“我亲自交给你办的吴生祯案子,何以到现在还没有声响?我知道你过去跟共产党有牵连,倾向共产党,不愿保护地方,不肯杀人立法。”
  白虹剑一听株连到自己了,吓得脸儿都青了,楞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正在详细追查口供,请  恩宽。”
  马鸿逵即严厉地说:“你如还不肯杀人,误了军国大事,小心你自己的脑袋瓜!”
  白虹剑回县后,整天惶惶不安,逢人便说.:“王连哭五更,遇到的是无头命案,我哭五更,遇到的是有头命案。”
  又过了一些日子,马鸿逵召集全省县长听训。马训过话后,就追问民政厅长海涛:“这几天听不到金积县长办案杀人,你是县长头儿,也有责任,为什么也不过问一下?”
  这一来,海涛也急得要命,赶紧把白虹剑叫到厅上去臭骂一顿,然后带他到马鸿逵私宅去,向马鸿逵谒见请罪。
  马一见白虹剑就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道:“你怕得罪共产党,怕得罪地方,与我作对。今天就要你亲自定案杀人!”
  白虹剑挨了骂后,连声打喏,畏惧地退出了马鸿逵私宅。回县后,再三思忖,不知如办才好。在马鸿逵一手遮天的宁夏,大权从不旁落,哪能容许县长有杀人权?明明是马鸿逵耍手腕,借刀杀人。杀错了,地方人骂我,与他无关。真是杀了使不得,不杀又要不得。
  他想来想去只好按照马鸿逵的旨意,把吴生祯、丁生福、杨伯良三人,一律判死刑。一面拟了一个请示呈文,报请民政厅转呈马鸿逵批准;一面嘱附县参议会议长董英斌邀约地方士绅杨登举、马瑞麟等十余人,写上联名保状,新到贺兰山小口子马鸿逵的别墅,请求减刑。
  马鸿逵一见拍案骂道:“地方人反了!私通共产党,把我当橡皮人玩着。你们不杀吴生祯等人,就把我绑送共产党领人情去!”遂命令在场的民政厅长海涛立刻打电话告知白虹剑,由县参议会出布告杀人,由县长监督执行。
  白虹剑接到电话后,适值董英斌等也回到县里,就一起商量,认为营救无效,再无办法,只好“遵命执行”。于是由参议会出一张杀人布告,上面这样写着“奉宁夏省  马交到吴生祯、丁生福、杨伯良等三犯,因破坏‘身份证户籍法’,进行共产党奸细活动,罪不容赦。本案又发生在本县境内,应由地方负责,经本会议决,应处死刑。爰于X月X日,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明正典刑,以昭炯戒!”
  吴生祯等三人被綁赴金积县城西处决时,其家属喊冤悲哭,甚为凄惨。群众集结道旁,无不含沮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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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09:30: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马鸿逵手下的官与兵
  马鸿逵坐了宁夏这块小小的地盘,虽然这地方也不算很肥,但他总想从中榨出许多油水来。这样,他就得挑选一些得力的人才,一批能为他发财暴富、忠心办事的奴才爪牙。
  马鸿逵初到宁夏坐省  的交椅时,让他的参谋长罗震当委员兼民政厅长。不到三个月,罗震就被撵走了,马鸿逵说罗暗中勾结刘峙,出卖他的三十五师。
  继而当民政厅长的冯延铸,一上台就着手清查县政,大揭积弊,不去做生财有道的事,于是又让马鸿逵给革职了。接着上任的李翰园也没干到多久,就让海涛取代了。
  这海涛是个共产党的叛徒,狡點善变,手段多样。自他当了民政厅长后,一直就再也没有下台。从1937年到1949年,他为马鸿逵当了整整十三年的民政厅长,算得是马鸿逵最忠心的走狗之一了。
  海涛鬼点子特别多。在他任上,残酷的兵役,苟暴的保甲制,恶毒的身份证、居民证等等反动措施,都是海涛一手精心策划的。一些地方仅仅因为保甲制执行不够严厉,就被他枪毙了好多人。
  此人反共最积极。对灵武、石沟驿一路进入宁夏的无身份证旅客、盘问特别严格,稍涉含混,大事株连保甲居民,连坐治罪。金积县曾发生两名收留无身份证来客的居民案,海涛原拟定枪毙罪,马鸿逵因士绅请求,已准缓办,后因海涛力争,马又当众批示:准予枪堯。
  所以宁夏人称:马之苟政,首在兵役,马之帮凶,首推海涛。这家伙的凶残一点也不比他的主子差。
  马鸿逵最看重的是财政厅长人选。因为这是为他生财取利的最重要的路途。在开始的两三年里,马鸿逵因不满手下的财政庁长,而连续地撤换了好几个。最后才终于寻得一把好手了。
  那就是原总部军需处长赵文府。
  赵文府继任宁夏财政厅长后,将全省国家、地方两税设局自收,田赋折征保证满数,各机关预算开支、领发等,严格控制,并建立庞大的“缉私”连队,便衣暗探,以奖金最高额二十万元为悬赏,鼓励检举。因而省政府收入每年总数直线上升到500万元之巨。此外,烟土收购,币制整顿,粮食折征等等,油水尽入马鸿逵之手。
  赵文府理财之道,第一是狠,第二是毒。每年田赋结尾时,赵必亲到各县查对尾欠通知单,按地丘图对号、对亩、稍见麦茬豆芥,即指县长欺瞒,轻则鞭笞,重则镣押办罪,甚至枪双毙。
  欠粮户农民,每五人或十人一组,绑捆鞭责,游乡示众。其残暴作风,深得马鸿逵赞许。
  马办公时,赵文府手捧财政厅、审核处、军需处、甚至剧团、学校之收支帐本不下三十余本,恭立于旁。马鸿逵则一一亲批“核阅”,或加枇“谨慎”、“认真”等语。
  1948年,赵文府患脑溢血暴亡,马鸿逵抚棺痛哭,以为赵管了一辈子钱财,最后自己连一个子儿也没留下。当天,马就把赵的箱柜标封后送到银行保管。
  其实赵在死的前一年,已派其妻携带黄金回北京原籍置买住宅房产,储藏私蓄。赵文府之穷凶极恶,残暴搜刮,可说极尽帮凶之能事。
  佘鼎铭是马福祥的旧属,工于逢迎,善于各处走动。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时,颇得马福祥青睐。马福祥于1923年在宁夏修私宅,余鼎铭以宁夏县长职权,征夫、征料、抓工匠,勒索木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为马氏修建起一所一百多间的起脊架梁的魏峨宅第,标其门为“将军第”。
  到了马鸿逵掌宁夏权力时,马福祥就把余推荐给儿子,任之为建设厅长。宁夏抗拒孙殿英一战之后,余鼎铭吓得匆匆逃回原籍。接任的马如龙因为较容易控制,被马鸿逵相中。
  但不久马如龙与省道管理处处长李振国发生矛盾,马鸿逵认为马如龙虽然系奴才,但搜刮无术,即将马如龙撤掉,换上李翰园。
  李翰园也属于老实听话一类的,他任建设厅长前后九年,一有油水,即让马鸿逵一口吞没。李翰园为马鸿逵化公为私,改官为商,又为其在宁夏办毛织厂、铁厂、火柴厂、面粉厂、林场、牧场等,均为马鸿逵一人所吞,其手下人只能分得一点零星小利。
  李翰园虽然对马鸿逵忠心耿耿,事事听令,伹到时候还是要被马所唾弃。抗战末期,李翰园因公去童庆,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要李翰园购买黄金。李领到修路费五千元,即给刘慕侠购买了黄金。但当李翰园回到西安,适值日本投降,金价暴跌,到了宁夏后,刘慕侠翻脸不认帐。
  这还不算,在李驻留重庆时,马鸿逵的次子马敦静也在重庆出席三青团会议,回宁后,向其父反映李在重庆时曾去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周恩来。马鸿逵即对李大为愤恨,就授意由秘书长翦敦道主谋,捏造诬陷李的通共罪名,请八战区长官朱绍良调李离开宁夏。
  李翰园被弄走后,秘书长翦敦道即以四块烟土的代价将宁夏省建设厅长的职位卖给了宁夏大地主于光和。
  于光和世居宁夏省永宁县王太堡,与马鸿逵的“养心园”毗连。马欲长期盘据宁夏,也想培养一个官僚邻居。于光和之父为汉延渠水霸。于光和继承了霸权,即以水利专家自居。马鸿逵欲利用其社会关系,翦又收了烟土的贿赂,于是于光和就由地主水霸上升为官僚了。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在马鸿逵的整个官僚队伍中,近二十年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他的。唯有一个人是例外。并且因此人而在国民党首都南京和宁夏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轰动一时,被称为“雷案”。
  造成此案的人名叫雷启霖,是宁夏平罗县人,1927年参加国民党,1934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英文系,先后在宁夏省立中学和中卫中学任教,在宁夏省党部任宣传民运科长,1937年被选为国民党国大代表,1939年任宁夏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兼驻会议员。
  雷启霖当选“国大代表”原非马鸿逵的本意。马鸿逵原先定下的人选是和雷同一选区的平罗县绅士高尚仁。在一切都得听从马鸿逵的宁夏,雷启寐竟敢与马鸿逵圈定的人竞争,而且得胜当选,这就使得马鸿逵十分恼火,并且由此而怀恨在心了。
  雷启霖于1940年奉调入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第八期受训。他在调查表上,向蒋介石反映了马鸿逵大量征兵、扩充实力、出卖鸦片、倒卖黄金等情况。不料这份调查表被与雷同期受训的马鸿逵的亲信赵文府所得,即向马告密。
  马鸿逵得悉此事后,更为恼火,对雷启霖多方陷害,欲置雷于死地。雷启霖受训结业后,自忖回到宁夏绝对逃不过马鸿逵的毒手,不得巳到了陕西,先后在武功农学院和高陵中学任教。
  1946年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规定1937年当选的代表仍然有效。雷启霖当即离开陕西赴南京。哪知马鸿逵已经先发制人,诬告雷启霖是在缉的逃犯,巳潜逃延安,国民大会选举总事务所根据此议而撤消了雷的代表资格。并由候补代表孙俭递补。
  雷启霖到南京后,即向有关方面说明真情,出示证件,以示自己并非逃犯,亦不曾“潜赴延安”。经多方调查,百般周折,选举总事务所只好又恢复了雷的代表资格。
  在此情况下,马鸿逵又假惺惺地给雷发来电报,表白自己“并无成见”。同时,马又命令他驻南京的爪牙,警告雷启霖,当代表是可以的,但不许发言,不准提议案。
  然而,雷启霖并未被吓倒,他和袁金章等人,利用国民大会,进行了多次“倒马”活动。在会内,雷启霖提出了严整地方政治的议案。在会外,雷以国大代表身份,在回答《远东新闻》记者提问时,揭露了马鸿逵在宁夏所作下的种种罪恶。并组织了“宁夏难民协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在这种情况下,马鸿逵气急败坏地让宁夏的“各界代表’’联名发表公告,为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又指示在南京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一名代表采取宴请记者,登报启事等手段,诽谤雷启霖等人的“倒马”活动。
  但雷启霖并不为马所惧,继续积极活动,不断揭发马鸿逵在宁夏的恶行。终于使马鸿逵难以忍受下去,即给南京的地方法院发去了一份电报,把雷启霖逮捕了。这次事件即被新闻界称之为“雷案”。
  雷启霖作为国大代表而被无故逮捕,当时很受民众及新闻界的同情,南京及各大城市报章认为军阀如此横行霸道,还有什么民主可言?经雷启霖的一些同学朋友及社会舆论的支持帮助,雷启霖被释放了。但是他却再也不敢回到宁夏,连他的妻子等也被马鸿逵拘押于惠农县看守所。雷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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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09:38:37 | 显示全部楼层
马鸿逵自己是宁夏的最大的贪污犯,但他偏偏总是要抓手下官员的贪污行为。有时候他的一些事,就做得又可笑又可气。
  1936年,马鸿逵为了加强县政权控制,规定全省县、科、区及公安、政警各长都由军职人员担任。外再增设县佐辅助县长。
  由于马鸿逵自己贪污成性,下面也是贪赃受贿,愈演愈烈。
  马鸿逵听说此事,便对县长们提出警告,制出“三杀”匾额,悬于县府大堂。称有三者可杀:其一、贪赃枉法,诈财受贿,欺骗百姓者,应处死刑;二、违背法令,紊乱手续,蒙上欺下者,应处死刑;三、用人不当,考查不周,扩弃职守者,连坐治罪。
  这些看似十分严厉的法令,无非是要催促手下官员为他征兵要粮,多多敛财而巳,谁都知道马鸿逵对贪污并非要认真处罚下属,更不是为老百姓的疾苦着想。
  如1938年,马鸿逵派人下到宁朔、中卫两县清查田赋尾欠及其他案件。官员回来报告说:“宁朔县长哈尔玉勾结地方绅商,日夜聚赌,不理政事,将田赋通知单六张未曾分发。呈报人已逃亡,又将农民贷款收清未解。又据报,卸任宁朗县长马毓乾,将本年元月、四月份乡镇经费5400元,按月领到,迄未发放。”
  马鸿逵听此一说,便声称要枪堯哈尔玉、马敏乾二人。顿时,省政府各厅、处长都来为二人求情,要求减刑处理。
  马鸿逵便耍了一下手段,说:“我是  ,你们是厅长,我要枪毙贪污,你们要替贪污求情,谁是谁非,召集省府各机关公务员投票公断。”于是马鸿逵就叫人抬来了票柜,让各机关公务员投票表决枪毙不枪毙。
  结果都投票要枪毙哈尔玉,不枪毙马毓乾。但马鸿逵却暗中指示赵文府嘱咐两个军需处科员投票偏偏不枪毙哈尔玉,另外让两个银行职员投了枪毙马毓乾的票。等投票一揭晓,马鸿逵便当场痛斥投票枪毙哈尔玉,不枪毙马毓乾者,说这是因为哈某在宁夏军政界没有靠山,而马毓乾是马如龙的妹夫,看人情顾面子。并教财政厅奖给投票不枪毙哈尔玉以及投票主张枪毙马毓乾的四个小职员,每人一千元。
  至于哈马二人,结果谁也没有枪毙,不到一个月,此二人又都委派了工作,一如以往。这场闹剧遂成了一个笑话流传了。
  到了马鸿逵统治后期,他手下的官员也都摸到了马的脾气性格,知道了如何在喂饱了马鸿逵之后,就可以做那种贪赃枉法之事。所以,那些县长区长及各厅长处长,同流合污,互相勾结,大发其财。
  一些县长成了马鸿逵要兵要粮要钱的专差。而作此专差的县长,除了领取特别费、田赋征实提成、缉私奖金等分肥赃款外,还勾结走私者捎带私货,经营买卖,批售冰碱。
  此时,马鸿逵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了公务的下级官员的种种弄钱发财手段却不再管了,只要他们不忘了给他好处就行。当然,那些县长区长也绝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三节两寿时,各县区长便会送来种种土特产,如灵武县的果、桃,中宁县的枸杞,宁朔县的叶盛堡大米,平罗县黄渠桥的白菜,石沟释的香碴炭,中卫县的密枣香梨等,到时候就会用牛车送到马府。平时只要马鸿逵的副官打个电话到县上,说一声老太太要点哈东西。于是那些县长便一个个如奉圣旨一般,连夜亲自赶送上来了。
  马鸿逵统治宁夏十七年,对老百姓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最大损害的,也是为民众所深痛恶绝的,就是他在宁夏的征兵制度。
  仅以一个简单的数字统计就可以看出来了。宁夏全省人口最多时也仅有一百万左右,后来逃出许多,只剩下七十万了。但是马鸿逵却一直养着一支十几万人的部队,在他统治的十七年里,征兵共计十六次,征兵人数高达10万人。宁夏人民仅此一点,就受尽了苦难,以致地荒民穷,丁缺财尽,青壮战死,老弱病毙,还有许多人为了逃丁而流落他乡,不敢回来。
  在抗战前,自1933年到1937年,在这五年中,马鸿逵在宁夏地区征拔了四次壮丁,以扩充他的军队。在1933年,他的军队只有12000人,蒋介石本不许他征兵,但马鸿逵为了保持和扩大他的实力,就扩军,招兵,一下子就把队伍扩大了。
  对他在1934年到1936年的三次征兵,马鸿逵讳莫如深,绝对不能说是征兵,而只许叫作“拔壮丁”。尤其是1936年,马鸿逵以集训为名,把保甲长全部抓去,计保长642人,甲长8471人,合计为9113人,由他的第十七集团军集中短期训练后,全部征兵入伍。1934年春,孙殿英部由绥远进入宁夏,马鸿逵联合青海马步芳和中卫马鸿宾共同拒孙,以保持各自的统治地区。
  马鸿逵骗征了8000壮丁,编了四个保安团,以马全良为保安处长,把这些人全部派到前线去参加战斗。
  那些新兵本来就不知道如何打仗,却又把他们派往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如满达桥战斗,马家军伤亡很多。战后,宁夏各地的一些孤寡妇人,曾经去包围马鸿逵的汽车,喊天呼地地要子要夫。而马鸿逵则说:“向孙殿英要去!”既不抚恤,也不安慰几句。
  1935年马鸿逵为了保证他的兵源,就在平罗县实行保甲制度的试点。按这一年举办的第一次人口调奄公布,全省总人口是1002876人,共编了642个保,8471甲,统辖了123715户,其中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壮丁292762人。此后马鸿逵征兵就按这个人口基数来定了。
  但是,由于他那样的征兵使得老百姓不堪忍受,纷纷逃往他乡异地谋生,造成了人口急剧下降,到1939年已下降为722000人了。
  马鸿逵为了保证人口不流失,以保住他的兵源,就制定防止人口外流的法子,第一是派人赴临近各省地区及本省各处捕捉,尤其对逃兵,一经抓获,轻则毒打示众,重则枪毙。第二是行文到邻省,要求地方政府勒令宁夏籍户民还乡。第三是制止青年学生外出上学。并且严令家属把外出读书的学生叫回来,还有让商人把外出经商的子弟也叫回来。
  但是这样做并没能收到多少实效。于是马鸿逵又实行了保甲联防制度。各县增设联保主任一人,各联保又增设书记一人,作为专职,每月支给薪饷。订了严厉的保甲规约。这里面的规定十分严格。长兄逃了,其弟顶上,父亲逃亡,儿子代替,一户逃走,则由同族人负责,等等。
  但农民还是纷纷逃走。有的是全家逃走,有的是被征当兵后乘机逃走。更惨的是每逢“验兵”,有的青年就自残,砍掉自己的手指、脚耻,或是用毒品摧残身体,甚至还有用针剌瞎一个眼珠来抗拒当兵的。        ‘
  另外有的农民就用拦车相诉的办法,反抗马鸿逵的兵役制度。有些失去儿子或丈夫的鳏寡孤独,每当马鸿逵的车子一出门,就沿途栏阻,哭着向马要儿子丈夫的性命,气得马鸿逵对手下人下命令说:“再有人拦车告状,就要枪毙县长!”吓得各县县长听说马鸿逵出门,便密布岗哨,不让那些人在公路旁等候。
  马鸿逵为了控制人口流动,保证兵源,还于1940年制发了国民身份证、客籍入境居留证及通行证。次年实行了一次总检查,共发现了769人未按手续办理入户,这些人都受到了残酷处理。
  有一次,一个逃兵通过了永宁县望远桥、望洪堡等地甲长岗哨,由中卫县某甲长捉获。为此事,马鸿逵亲自追问逃兵经过路径,为此将望洪桥、望洪堡的两个放哨甲长枪毙了。
  银川市商号“天成西”,来了一个山西乡亲,当天没有申报,马鸿逵坚持要枪毙天成西经理,地方士绅及厅处长等求情,马认为抗拒他的政令,半个月闹睥气不办公。
  抗战胜利后,宁夏百姓以为这下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会再有那么多征兵了。伹不承想马鸿逵征兵更加厉害了。
  他于1947年征拔了6300人,1948年又征拔了10000人。
  因为兵源实在是不足,各中学学生也就难以幸免了。另外还把55岁的男丁刹了胡须点名应验,15岁的少年征入幼年营充数,而且还把全省15岁至55岁的男丁一律编入国民兵,不分单丁孤子,只要适合当兵年龄,或抓或雇,都得当兵,算得上是竭泽而渔了。
  马鸿逵如此征兵,自然被百姓所痛恨,为青年所拒绝。所以他们用种种办法,来对抗马的暴虐行径。但反抗也是不太可能的,唯一可行的也就是逃。
  在当年,宁夏青年逃避兵役的方法,除了逃到外省地去谋生,或自我摧残身体等方法外,还有人干脆逃到陕甘宁边区,去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的。
  逃兵情况一直是马鸿逵最头痛的事,同心县全县人口,到了后来只剩下18000人了,其余的都逃出省外去了。又如1943年灵武县集合了1000多人听候应验,到了黑夜里,这千余人推倒寨门全部逃走,一个壮丁还手执铡刀砍伤了验兵官。
  1945年,马鸿逵一次抓回逃兵90人。他命令将这接逃兵都集中在省城东教场,调来了00个士兵,每5个兵打一个逃兵,
  一律用两根皮带抽打脊背,打得背上血肉模糊,90个逃兵哭喊之慘,全城为之震动。
  其中有一个逃兵被打得痛苦难忍,但他仍然大声喊叫,“打死我也不当兵!”
  马鸿逵听到,不禁暴跳如雷,说:“我枪毙了你!”
  那士兵说:“枪毙了也不当兵!”
  马鸿逵心狠手辣,当即就令部下当着所有被抽打着的逃兵的面,把这个士兵就地枪毙了。
  1947年马鸿逵与解放军打了两仗,结果死伤不少,另外还有不少在战场中逃散了。战役结束后,马鸿逵规定每一个冲逃兵,就要处罚原来出兵地方五个兵员;每逃一个官,就要罚十个兵员。经地方上苦苦哀求,改为兵三官五,凭带兵官开列清单,每县加派厅长、处长为“大员”,驻县催办,鞭打镣押,妇孺小孩一律关进囹圄。
  灵武县一名士兵已经战死,而部队却将他开列逃兵册中,催兵大员还用酷刑拷打家属,直逼得家属去把尸体抬回来了,才作罢了。
  惠农县尾闸逃了官一名,家属只能以十五条路蛇,三十亩水田变价雇兵两名,此案仍然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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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马氏禁烟內幕和敛财术
  马鸿逵禁烟始于1938年,但由他亲自担任主任委员的禁烟委员会却早于1937年就建立了。这也不是他未雨稠缪,而是另有他的赚钱目的。
  这年夏天,当宁夏全省烟土奶浆上市之际,马鸿逵就发布告在全省严禁商民及客户收购,而只能由马领导下的禁烟委员会统一收购。作为垄断者,马鸿逵就把价钱压得很低,强迫农民将所有烟土全部出售给禁烟委员会。
  为了保证这一种垄断和低价强买能顺利进行,马鸿逵派出了特务、宪兵缉查私购、私运、私藏。各县商会及县政府联会占领市场,控制烟土,全部收购。马鸿逵还规定只收购软烟,即农民必须将奶浆晒成软烟,每亩规定上交六十两,每两定价仅五角钱,还得交烟领据,准抵附税。
  这样的收购价实在是太低了,但农民却没有别的法子。不仅如此,各县收购烟土时又任意挑别,一两奶浆晒成五钱,或仅四钱,还要勒一勒烟价。这一年共收购了烟土4049215两,差不多要用1000万两奶浆才能晒成。
  经过强行征购后,农民再私放烟土就是“私货”,一经查出,人处极刑,烟土充公。与此同时,在马鸿逵在银川西塔寺仓库内,放置着特制大缸数百只,里面盛放着软烟。马抽调了全省各烟商手下的晒软烟好手,每天有成百人在那里翻晒铸印板货,由赵文府亲自监督,每板烟土上印有蓝色标志的“赵文府监制”字样,又称“月份货”,以示其信誉。马鸿逵这一年共得烟土板货2625254两。
  接下来,就由马鸿逵赚大钱了。他手中掌握了大量烟土后,即于1938年春下令,全省禁种、禁吸、禁运烟土。但这并非他真正想消灭毒品,而仅仅是为了他的烟土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因为有他的禁令,于是全省就没人敢种罂粟,也不敢公开贩运烟土了。这时候就只有马鸿逵的“赵文府监制板货”可以在宁夏公开贩卖,并且由宪兵保护,堂而皇之地运出境外去销售。
  这一年烟价大涨,马鸿逵于是大发横财,除了以84万余两火烟收回了他私自印发的340万元省钞外,还将其余烟土提出一部分,进行了公开的分赃。       
  第一次分赃是在1938年。为了奖励各军政机关人员劳苦功高,提出了30多万两分配给他们。此次分赃,厅处长及军队团长,奖给每人烟土1500两,1000两不等,奖给科级人员50两,100两或是200两;奖给县长每人200两或300两不等;奖给国民党省部官员也是每人1000两。当时烟价是每两约1.5元左右。马鸿逵的得力干将马全良等每人得13000两,其他旅长是每人5000两。
  第二次分赃是在1940年,这时候烟价不断上涨,马鸿逵手下的一些大官小官们得了分赃来的烟土,都可以置产造房了,也有人以这笔钱做起了生意。_而更大的财利当然是归了马鸿逵了。
  1943年,鸦片烟土一度滞销。马鸿逵马上命各税局代销烟土。磴口税局一次领到了十九箱,约三万两。谁想不到十天,烟土突然大涨价,税局局长秦福成不费吹灰之力就赚了大约两万两千烟土,顿时竟成了巨富,从此也不在税局干了,开始以这笔巨产做起了投机生意,然后在兰州、北京、宁夏各地置业买产,开设了百货商店。他老婆也是佩金带银,珠光宝气,还结交起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来了。
  这就让刘又嫉又疑,遂向马鸿逵密告了此事。马鸿逵马上下令将秦福成逮捕起来,今天要杀,明天要剐的,一直拖了半年多,害得秦福成到处求托亲友上司,结果拿出了黄金一千两才算把此事了结了。最后,马鸿逵还给了秦福成一个卫宁司令的官职。
  1942年以后,金、灵某些走私商贩进一步勾结马鸿逵的亲信和家眷,秘密购买枪支马匹,发展为武装走私烟土,从包头的敌伪手中,往宁夏贩运鸦片,声势非常大。大烟走私队,由某些金积、灵武的走私巨商出钱,购备快骡、骏马、枪枝弹药等,物色彪傅精壮者,合伙而组成。这些走私队分作人七马三,摊股分成,八天从凶头到宁夏一个回合。每匹骡子可以驮烟土七八百余两,牲口一趟就报废,人若有伤亡则由个自负责。
  这些走私队因为有枪护身,所以来往于途中就不怕了,这样走私一些日子后,得到了很丰厚的利润。于是就让马鸿逵眼热起来了。
  于是马就派出财政厅长赵文府、军派处长程福刚进驻吴忠堡,勒令商会开出走私商贩的名单,要摊派惩罚性的烟土。
  此外,他们还声称要抓烟犯和窝主。这些人慌了,于是纷纷去找门路,并由金积、灵武税局局长和商会会长出面去走刘慕侠的路子,要求受罚交烟土,不要抓人就行。
  那些走私烟贩公开说:“只要  肯要钱,就好办了。”
  当然,  目的也确是为了得到钱。于是这些烟贩就很自觉地开出了单子,按肥瘦开列多少,一共认罚了大烟土约四万两。
  马鸿逵表面上还得装装样子,为了遮人耳目,假意地退了一点东西,好像是已经把烟土烧掉了,其实那些烟土原封没动地全进了他的西塔烟土库里了。
  有一次,马鸿逵突然在晚上命令灵武、金积驻军包围各大住户堡寨,打开寨门,牵走了高骡骏马,说这些都是走私队的牲口,一-律集中到吴忠堡。
  第二天清早,马鸿逵亲自到吴忠堡,站在阅兵台上,一一过目,从2000多匹骡马中挑出200余匹,拨交炮兵团。当时一匹好骡马市价在五千元左右。马鸿逵只给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官价给户主,说:“我买去是拉炮打日寇,是爱国的,你们留着是走私,是卖国的。”
  这件事使那些走私商贩很不满,意思是你马  也太不讲道理了,我们已经给了你那么多好处便宜,你怎么还要敲我们呢?马鸿逵就把一些头面人物叫去好言安慰他们,说:“我当了  ,你们才敢大摇大摆地出入省政府,这对你们是多光彩的事呵!”
  这样,两下和好如一家,于是宁夏的禁烟和走私同时并行,马鸿逵与走私商贩同流合污的事在宁夏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了。
  马鸿逵贪财是有了名的。从他一开始带兵打仗,就从他父亲马福祥那里学会了如何克扣部下官兵的军饱。这种为了自己得钱而克扣官兵饷钱的做法,还有他的道理,叫做喂得太饱的狗就懒得去撵猎物了。
  远在1927年北伐会师河南时,冯玉祥曾给了马鸿逵手下的第四路军官兵每人赏洋五块,但马鸿逵将这一大笔钱全吞了。他的旅长马全良说:“总司令发下的赏洋,应该发给官兵,鼓舞士气。”
  马鸿逵却回答道:“赏洋么?狼吃羊蒸,吁了(意即没有了)。”他说没了,谁也不能再向他要的,不然就会翻脸下来骂人。
  他的官兵经常是每月给饷钱一块或一块半,后来马鸿逵当了宁夏省  了,为了笼络官兵西来,曾经拟定了一个薪饱等级表,虽然比蒋介石中央军的饷额要低得多,但在马鸿逵部队来说,倒称得上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呢。
  谁想到了宁夏不久,就借与孙殿英作战的机会,又恢复了每月一元的老规矩了。孙马之战结束后,他即以提倡节约,推行“新生活运动”为名,把应发给官兵的薪饷,除伙食以外,由总部军需处和财政厅,代为存入银行,名为积蓄,实际上如石沉大海,永无踪影了。
  马鸿逵还用拖延发薪日期的办法进行克扣。经常以中央薪饷未到为借口,每月延发十至十五天。这样一年下来,最多只发了十个月的饷,有时少到只发了七八个月。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公职人员生活极为困苦。即以粮食而言,1937年秋,小麦每斗3元,大米每斗4元;至1941年底,小麦每斗30余元,大米每斗50余元。到解放前夕,则涨至金圆券数百万元。此时一个上校级官佐,每月薪饱不能买一双布鞋。这样下来,军政人员就贪赃舞弊,苟诈走私,无所不为了。
  最苦的是下级公职人员,身在衙门,手中无权,薪金又少得可怜,当时在宁夏普遍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一家数口,两餐难保,三亲不认,四友少交,五内如焚,六魄饿掉,七窃冒火,八节徒劳,九死一生,实在难熬”。又说:“领的是七折八扣的票子,戴的是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是脚踏地的鞋子,内衬空前绝后的袜子,身着千补万缝的裤子,住的是东倒西歪的房子,盖的是流通空气的被子,过的是缺米少面的日子,怕的是亲友请客的帖子,四季是愁盾不展的脸子。”
  除了克扣薪饷之外,马鸿逵还经常让兵工给他种田,盖房子,剥削士兵劳力。他在王太堡、大关桥、小关桥一带的土地,都由保安部队耕种。银川的中山公园由一团炮兵给他种花种菜。公园大门上方横额写着“万物育焉”,而民众则暗称之为“万物育马”。
  1934年,马鸿逵为纪念马福祥,呈请南京政府宋子文,拨款20万元,由宁朔县王太堡到平罗通吉堡,开挖一条120里长的水渠,经马福祥的名号取名“云亭渠”。马鸿逵让全部工程都交由他手下兵工承修,而马只是出一些工具材料费三万元,其他就都落在马的腰包里了。
  1936年,国民党政府拨下数十万元,开辟宁夏至平凉的公路青铜峡段。马鸿逵除了一些技工工资和炸药等费用外,其余都用兵工代替,未给一分钱。另外,1940年至1945年的两次整修包兰公路,工程全部由部队承担。领来的大批经费,马全部私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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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11: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宁夏银行是马鸿逵在宁夏的金融机构。它的前身是宁夏省银行。1929年宁夏初建省时,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西北各省。西北金融统一由国民军的西北银行掌握,宁夏设立了西北银行宁夏分行。通用西北银行钞票。后因冯玉祥失势,遂成立了宁夏省银行。
  1933年,马鸿逵初来宁夏时即私印纸币“临时维持券”和“金融维持券”,共122万元。1935年马鸿逵又私印纸币227万元,两次共印纸币340万元。1938年初,马鸿逵以高于原价八九倍的大烟价格,公开出售84万余两大烟,收回了私印的全部纸市。1938年6月1日,马鸿逵为了总揽宁夏金融大权,又将宁夏省银行改组为宁夏银行。
  从此以后,宁夏银行就成了马鸿逵赚大钱的最好工具了。
  宁夏银行是官民合办的,原定资金是150万,其中官股100万,民股是50万元。1941年又扩大到400万元。它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马鸿逵为董事长。股东中有马鸿逵的四夫人刘慕侠和五夫人邹德一,还有他的叔父马海寿及军队中的师旅长,政府里有厅处长等等。宁夏银行的实际操纵者,除了马鸿逵以外,就是总经理李云祥了。
  °马鸿逵从宁夏银行中得到的油水,真是难以胜算了。由于马掌握着宁夏的军政大权,宁夏银行便凭借军政势力和经济实力,对获利较大的主要土特产品,实行强制征购,专买专卖,牟取暴利,大发横财。
  当时全省军政经费和所有税款都归宁夏银行经营,在通货不断膨胀,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马鸿逵授意宁夏银行,任意拖欠或延发薪饱。这样,一般军政人员倘能按时拿到薪饷,可以买得五包面粉,可是经过拖延后,拿到手中的钱恐怕连三包面粉也买不回来了。
  宁夏银行仅在此项便宜上就可以得到许多好处,当时宁夏最大的几个资本家对于宁夏银行而言,也是要望尘未及了。
  宁夏银行主要的经营范围是土特产。全省所有的羊皮、羊毛、羊绒、骑毛和乾绒等,一概定为由宁夏银行收购,他人决不能插手一点。因为被垄断了,就可以由着他们低价进高价出,并且还与西北贸易公司勾结起来,套取大量的外汇。
  宁夏的土碱是一大紧倘特产,宁夏银行把经销土碱的权力牢牢地捏在手里,任何人也不能动一动土碱。这时,宁夏的那些军政头目谁要是得到了马鸿逵的恩赐,他亲自批给你几万斤土碱的条子,那就说明你准能得宠发财了。因此“批碱条子”,成了那时官员们的争夺目标了。
  枸杞是中宁、中卫最出名的特产,一度也由宁夏银行统购,但是因为收购的价格太低了,还十分挑剔,弄得农民都不愿种,干脆把枸杞树砍了种粮食。所以到解放前夕,中卫等地的枸杞已经所剩无几了。       
  另外宁夏的草药也是很多的,如甘草、苁蓉、当归、锁阳等,遍布各地。一些以采药为生的穷苦百姓,终年在荒山矿野中,劳作不歇,结果这些药材由宁夏银行收购后,药价越来越低,卖掉药材的收入就连粗米淡饭都吃不够,逼得那些药农只好改做别的营生了。
  宁夏银行的胃口越来越大,进而把触角伸进了阿拉善旗和鄂托克旗,勾结两旗的封建势力,将皮毛药材土碱等物资,统统都垄断起来。这两个旗的农牧民也就吃足宁夏银行的苦头了。
  宁夏的一项大大赚钱的生意,就是大烟。在上节已经写到马鸿逵对烟土的垄断和投机的事,那些生意实际上都是由宁夏银行出面承做的。看似官家公事,但内外谁都知道,在烟土上的那些便宜都让马鸿逵占尽了。
  当时那数百万两烟土由宁夏银行以每两五角的低价收进来,只隔了不到一年,烟价急涨到四元多一两,甚至更高。这时宁夏银行就一下子把84万两烟土抛售出去,大大地赚到了钱。
  另外马鸿逵的禁烟法很有他的个人特色,那就是只禁种,不禁吸。这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吸大烟的,那么他囤居起大烟岂不就卖不出手,不就要亏本了吗?
  马鸿逵的禁烟政策完全是为着方便他的赚钱原则的。所以在宁夏,虽说禁了烟,烟农是不敢种了,但吸鸦片的量不见少去。有人要吸,而烟土的储量是有限的,于是那烟土价格自然而然地就往上涨了。
  可怜那些吸食成瘾的烟民,大部分已买不起那越来越贵的大烟了,就只好想出一些解博的办法,如用烟枪改为“坐火车”,即用烧红的铁丝烫吸。那些有烟瘾的城镇劳工,辛辛苦苦地干一天活,仅能买到绿豆那样点大的一点烟。有许多人就为了这烟土而弄得倾家荡产,甚至悲惨死去。
  宁夏工业原先是什么也没有的,连最起码的日常用品,也得从外省进来。宁夏银行看到干工业有利可图,便以“富宁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无孔不入地把手插到工业方面。首先它将本来已由私人经营着的汝箕沟和磁窑子两个煤矿攫为己有,又相继办起了甘膏厂、毛织厂、铁厂、面粉厂、玻璃厂、瓷器厂、火柴公司、酒精公司等。
  它办工厂最大的利润就是可以用最低廉的价钱把原料统购过来。另外还要别人办厂绝对没有的优势之处。它有最低成本的劳动力。这是任何普通厂家都不可能有的。
  在马鸿逵的算盘中,在他统治下老百姓,除了当兵替他打仗卖命,就是替他干活赚钱。
  马鸿逵工厂里的劳动力是通过征兵来解决的。就是他在征兵时,有那些不合格的青壮年,就让他们进工厂去做工。但他手下的这种工人可不同于普通工厂的工人。他的工人待遇就跟囚犯差不多,终年吃的是粗粮,穿的是粗布衣,也没有画定工资,厂主高兴了给你一点,算你福气;可谁若想怠工,或者还想私逃外出,那就得按军法从事,以逃兵来处罚,让你不死也要脱层皮。
  宁夏银行的总经理李云祥,原是北京永增被服厂的一个跑跑外场的人。不知怎么地就靠上马鸿逵了。这人十分乖巧,善于说道,更能想出种种赚钱的鬼点子来。所以就十分能讨马鸿逵的欢心。        ‘
  到了宁夏后,他就一直以马鸿逵为靠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总握着宁夏的财经大权。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威风,在宁夏,除了马鸿逵,就是他有钱了。所以官场上的人都称之为“招财童子”。
  李云祥能在宁夏马鸿逵处立住脚跟,就因为他会察颜观色,懂得如何讨得马鸿逵的欢心。他知道光是会做生意还不行,还得有别的才能。他明着办着官家的银行,暗下对马鸿逵全家都十分巴结效劳,对马的太太们,对他的儿子们,总是煞费苦心地去讨好,让他们得到任何想得到的东西。
  马鸿逵的妻妾和儿子们想用钱,随时随地,李云祥就会为他们服务,让他们进银行随便取去花了就是。遇到那种稳赚钱的生意,一定不会把刘慕侠,还有马敦厚、马敦静他们忘了添上一个大股,叫他们很快就可以白白地赚得一大笔钱,摘进各自的腰包里。
  宁夏银行明着是年有年报,月有月报,什么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也都按时开,照例也要讨论业务,稽核帐目,按时发放股息等。其实这一套全是假的,只不过是做的表面文章而已。真正内部摸底的,只有马鸿逵、赵文府、李云祥和马继德四个人。
  宁夏银行实际上是有两套帐本的,一套是给股东看的假帐,一套是给马鸿逵看的真帐。真帐是绝对要保密的。分赃时,须经马鸿逵批准了,才能各归所户。分得了赃款,也不能对外说,外人也不敢过问。
  马继德是掌管马鸿逵私产的总帐房老板。有时李云祥不方便直接跟马鸿逵说的事,就得通过马继德去转。因此这马继德就成了宁夏银行与“大公馆”(马鸿逵的住房)之间的联络官,在这当中,他个人当然也得了不少好处。因此,其他军政头目见到李云祥和马继德,总会用嫉妒而又羡慕的口气,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财神爷来了,祝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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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12:32: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部 挣扎与覆灭
  作恶多端者必自毙。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也必然导致其帮凶马家军的覆灭。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终将强悍的马家军击溃。识时务者为俊杰,马鸿宾父子率部起义,投向光明。马鸿逵、马步芳冥顽不化,以卵击石,结果是兵败如山倒,只得逃亡海外,被国人唾骂,惶惶不可终日。
  第一章    马鸿逵兵败袁士滩
  到了抗战一结束,马鸿逵便开始担心起共产党力量了。在反共这一点上,他和蒋介石十分投机。所以,在蒋介石派大军向延安地区发动进攻时,马鸿逵也一再地派出他的军队,配合胡宗南部向三边地区进犯。侵占延安地区的定边县、安边县、以及靖边县等地。另外马鸿逵还参与了好几次对解放区进攻的战事。马鸿逵参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是袁大滩之战。
  1947年10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为了给收复延安和解放大西北扫清后方障碍,集结了大量兵力攻打晋绥陕边区的榆林。
  当时驻扎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为伊盟总司令邓宝珊指挥的步兵第十一旅两个团和八十四师三个团,共约六千人。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邓宝珊难以招架,连连向蒋介石告急。邓同时也向宁夏马鸿逵求助。
  马鸿逵原也不想为了救榆林而出兵。尽管蒋介石一再地来电报催促他发兵,马只是以各种借口,拖延观望达二十多天。
  此时,马鸿逵也早已闻知了解放军在全国各地有力打击蒋介石军队,消灭了许多蒋介石有生力量的声威,加上以前在几次小规模的对三边地区的侵扰战时,自己军队一再受挫的教训,他还不想白白地去送死。
  然而拖到后来,蒋介石已经给他补充了弹药、服装、炮兵和陆空军联络,再不出发也拖不过去了,而此时更重要的是,马鸿逵已隐约觉出,整个国民党阵线已大局不妙,他不能不出来自救了。如果榆林被破,唇亡齿寒,以后他在宁夏的小王朝也不可能保得住。
  马鸿逵决定出动他的大部兵力去援助榆林。此时他想,既然出兵,就想借双方在榆林激战二十多天后,解放军也已兵疲马倦,他一下子把大量有生力量压上去,也许能得一个渔翁得利的好处,捞一回胜利的资本。
  马鸿逵派出了他的几乎所有能打仗的部队,全部兵力达三万余人。由他的二儿子马敦静任指挥官。部队包括有整编第十八师,师长马敦静,整编步兵暂九旅,旅长卢忠良,整编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宁夏保安第一纵队,司令马全良,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另外还有战炮连和由一千多峰骆驼组成的辎重队。
  援榆队伍同时从定边、盐池出发,行程日期定为七天,行军路线选定了远离解放区的伊盟三马路。这是马鸿逵部队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倾巢出动,而且他还让自己的接班人二儿子挂帅。
  他则在银川作遥控指挥。
  这次出发,就宁夏马家军而言,是大大地出了风头,年轻的指挥官马敦静还得意洋洋地使用了陆空联络用的电台,行军起来,前呼后应,十分威风。
  行军至第六天,飞机空投下来一封蒋介石给马敦静的亲笔信,谓:此次援榆,关系到西北全局,也关系到马鸿逵父子的前途,希望加速进军。
  蒋的这封信,似乎对马敦静这么缓慢地前进觉得不快了,怕这样下去等马家军到榆林,那边巳经把邓宝珊给解决了。
  马敦静不敢怠慢,急令部下快速前进。至中午在巴兔湾与解放军一部骑兵遭逍后,打了一个小仗。马敦静从牺牲的一个解放军侦察人员的图囊中搜出一份已过时的侦察报告稿。只见上面写着:
  “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不敢再往东犯。”
  马敦静看后顿时很开心,认为攻打榆林的解放军还未发现马部援军的实况,即用报话机向马鸿逵报告,十分得意。即下令急速向前。
  他兴奋地对手下战将说:“老汉(指马鸿逵)这步棋下得高。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们的真实情况。今天夜里若平安无事,明天来个急行军,一冲就可以进入榆林,等共产党知道我们来了,也已经晚了。”
  其兄,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也得意地说:“宁夏骑兵已经吓破了共产党的胆,就是知道我们来也不敢打。”
  其他几个军官也在一边献媚,马光宗说道:“掌柜的一生用兵谨慎,没有把握怎么能让你们两位少爷同时出征呢?这是掌柜的高见,两位少爷的大功,也是大家的洪福。盼望真主保佑,平安到达榆林呢。”
  这时踌躇满志的马敦静又对王伯祥开玩笑说:“你是讲武堂出来的学生,懂得战略战术。你不是说共产党好围城打援吗?现在你看怎么样?”
  王则说:“这次援榆,虽然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之外,但他们接到了今天的侦察骑兵的报告后,可能会有所准备的。共产党肯定不会让我们轻易进榆林的。”
  这一下马敦静有些不愉快了,以为王伯祥扫了他的好兴头。
  马敦礼赶快出来打圆场,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准备好,碰上就打,碰不上就走。”
  这天宿营时,马敦静让马光天宣读了蒋介石的信,以此为鼓励士气的法宝。到这时候,马敦静的少爷脾气就来了。
  在临出发前,马鸿逵曾关照他,虽然名义上是总指挥,但行军作战,一切都得听卢忠良的。马敦静原也是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个,本也想出来做一个甩手指挥官算了。可是才过了几天,就觉得卢忠良对他这个指挥官很不尊重,拿他当小孩子看似的。这位少爷就来了气,一怒之下,就宣布把指挥权夺回来了,还对卢忠良这位老将寻机臭骂了一顿,使得卢又气又怨,再也无心情好好打仗了。
  马敦静骂了卢忠良,还觉不过瘾,又把这次集合迟到的几个团营长也大骂了一通。
  这晚,马敦静即向榆林联络,询问近日战况、解放军兵力部置和进榆林的便利路线,等等。马敦静还希望榆林驻军出来接他们,但回电来却说榆林方面已经难以自保,让他们自己攻进城去。
  马敦静看完电报,十分不满地说:“他们巳经叫共产党吓破了胆了,我们自己干吧。进不去榆林,就回宁夏。”
  这时,王伯祥小心地向马敦静建议说:“现距榆林还有一百二十里,而且多是沙漠,一天难以赶到,弄不好就得在共产党的包围线内宿营,这是很危险的。再说以原态势前进,路上如受袭击,由于通讯迟缓,互相策应也怕误事。可以让部队于明日中午集中到距此五十华里的袁大滩附近,好好休息一下,吃中饭,然后再作下一步的决定。”
  马敦静原也不懂如何打仗,听着觉得有道理,也就同意王伯祥的这个建议了。
  于是袁大滩就成了宁马军大败的一个陷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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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3 13:03:39 | 显示全部楼层
马敦静率军抵达袁大滩十余里的地方时,为十点钟左右。
  此时飞机侦察报告说:“前方骑兵发生战斗,共军兵力多少尚侦察不明。我机现在正在协助地面战斗中。”
  接着马敦静又接着骑十九团马得英的报告说:该团先头行抵袁大滩以东约五里的沙岭上,和共军的一排步兵遭遇。经短时的战斗后,共军已退入一个小村子里。
  马敦静立即带领各部队长官及指挥部人员赶到袁大滩以东沙梁下卢忠良旅部所在地,研究对策。这些指挥官到这时都没有话说了。正在面面相觑之际,忽然听得从前线而来的骑兵通报说:退入村里的共军约四五十人又出来,向我前进了。为了窥试共军是否有大部队跟进,骑兵即以机枪施行远程扫射,但共军仍然继续前进。据此判断,后面一定有大部队。
  这时马军众人才相信,共军是派出兵力,围城打援来了。
  马敦静下达了一般的扇形防御命令,被王伯祥劝说住,“用这种防御方式来对付长于夜战且惯会用迂回包围的共军,是不适宜的。应以袁大滩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占领环形防御阵地,采取纵深配备,各据点独立作战。在环形线上配置九个步兵团,核心阵地配备马全良部的一个团。骑兵配置在正面的两翼,左翼一个团,右翼两个团,依步兵阵地前沿为轴心,担任侧翼的掩护。”
  马敦静到正式作起战来,也就没有什么主张了,听了几个老将的建议,觉得有理,就都照办了。于是下令各部队迅速战领阵地,构筑工事。又令卢忠良指挥该旅马福元团,马光宗率该旅马清团,在三架飞机的配合下,开始了遭遇战。
  这时是下午二时左右。马福元团担任正面攻击,马清团从左侧助攻,激战六个多小时,往前推进了十余里,卢忠良部下死了一个营长,连长以下伤亡三百多人,马光宗旅也伤亡了数十人。到了夜里十点,这次遭遇战也告结束。
  打过了一仗以后,马敦静才听说,这次解放军派出了八个纵队。他不禁又怕又恼,又有点庆幸,幸亏今晚共军没来个夜间突袭,不然就更惨了。
  好容易捱到天亮,就急忙下令加固工事。经过一天的挖掘,就在袁大滩周围筑起了一个庞大的环形防御砗地。
  虽然在银川的马鸿逵一再地电令马敦静向榆林前进,但马敦静看出形势不妙,就再也不敢出动了,只是龟缩在防御工事内,等着解放军来进攻。
  下午六时许,解放军的进攻开始了。解放军先是向阵地东南的卢忠良部正面攻击,逐渐又向两侧扩展。一时间,阵地四周枪声密集,火光四散,显然,卢忠良部已经被包围在袋中了。
  到了十点多钟,卢忠良部的正面战场战斗越发地激烈,在几次肉搏之后,不少据点都被解放军所占,部队成连成排地被消灭。        .
  在这种激烈战斗中,马敦厚的骑兵又吃不住劲了,马敦厚指挥着撤到了外线去了。马敦静气冲冲地质问其兄,而马敦厚则说,骑兵夜间不能作战,与其守在这里挨打,还不如暂时避开一下。兄弟二人争吵了一阵,最后以两人的名义,命令骑兵向解放军反攻,否则就要砍脑袋。
  其实马敦厚早就对他的手下骑兵军官们说过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存实力,他说:“步兵跨了,我们也不怕,骑上马就能往回跑。共产党没骑兵。他能追上步兵,却追不上咱们骑兵。若把骑兵送了礼,回去给老汉怎么交待?”
  所以在战斗开始后,马敦厚要带骑兵旅部人员到骑十九团去指挥,就是为了方便逃跑,马敦静也看出其兄的肚里算盘,当时就没同意让他去。
  当战况紧急时,从没打过仗,也从没见过这样激战场面的马敦静慌乱得不知所措,六神无主,他到处求援,一面向胡宗南发电报,要求飞机参战,胡答,夜间飞行困难。然后,马敦静又向驻守榆林的左协中求告。但左氏自身早已难保了,哪里还会有援兵呢?
  这时候,马鸿逵一再地从报话机里询问战况,马敦静哭着说:“战况紧急,一切都托靠‘胡达’了!”
  正当马敦静吓得无法可想时,解放军的攻势停息下来了。此时战斗的焦点只有在卢忠良部一处了。于是马敦静才稍稍觉得宽慰了一些,又急电胡宗南派飞机来增援。胡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可是飞机连个影都没见着。
  到了半夜十二点时,猝然间在袁大滩中心的核心阵地处爆发了异常激烈的枪炮声,都以为是外线部队被打散了,解放军冲进来了,正在和马鸿逵通话的马敦静吁得连话也说不出了,而马敦厚则已惊魂无定,连声叫喊,“完了完了……”就连行军作战也不放过每天五次礼拜的马光天,也吓得跪在地上不住地喊“胡达”。
  这时,还是经过多次战斗的马全良看出破淀了,忙从掩蔽部走出来,站在屋顶上高呼:“弟兄们,不要打枪,不要误会!”
  他喊过之后,枪声果然就停下了。
  原来这是五0二团的一匹马追了出去,饲养员追出来时,跑到了指挥部阵地前沿来,守兵连问了口令不答,于是就开了枪。
  结果全线就乱打枪了。事后,王伯祥过去寻那儿的军官,却发觉团、营长都找不到了。士兵们说,枪声一响,那些官就不见影了。可见马家军此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惧心理了。
  经过这一场虚惊,马敦静马敦厚兄弟又耍起威风来了。一个吹唬自己“宁作马刀下鬼,不当阶下囚”,一个则说“准备自杀,不当俘虏”。然后就怒气冲冲地要杀防守核心阵地的团长张长舒的头,还是马光天出来求情,让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约在凌晨三点时分,进攻卢忠良部的解放军,经过了九次冲击和双方数次的近战博斗后,把剖队下撤了一点。战局这才稍稍安静了一些。
  卢忠良部趁机调整残破阵容,准备再挨打。但此时北面的马光宗部阵地上,枪炮声忽又大作,到了清晨五时,马光宗报告说:他那里的战斗异常激烈,马建功团的两个营阵地已经被突破,部队溃下来了,怎么办?
  马敦静气得直咬牙,说:“你去告诉马建功,如果阵地不夺回来,就要砍他的脑袋。”
  好容易支撑住到了天亮,解放军全线撤下去了,遂形成了相峙状态。
  一夜的危机侥幸度过,指挥部作出决定,让马全良率领张长舒团和马光宗旅的一个团出击。
  但是马光宗不想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别人指挥,就借口没有接到命令,不拨给部队,并对马全良说“要出击我自己带着去。我的部队为什么要你来指挥?”
  两个人竟在阵地上争吵起来了。马全良只好回指挥部,气愤地对马敦静说,马光宗不但不派部队,反把他骂回来了,出击之事他不干了。
  马敦静听后便大骂马光宗,随即命令马光宗、卢忠良速到指挥部来。他们来了以后,马光宗拒不接受违抗命令的罪名。然后马光宗和马全良又口角起来了。最后马全良借口太阳巳经出来,良机已过,不宜出击,于是出击之事未成,一场内讧也告暂停了。
  接下去如何办,又是让马敦静伤脑筋的事。他们挨了一夜打后,心里对解放军还后怕着呢,谱误地以为,解放军虽然后撒,只是为了避免白天作战,到夜间可能又会增加兵力,再次进攻,那就麻烦了。如果按原定路线向榆林进发,或是撤回宁夏,必然就会遭到解放军的追击和截击,就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最后决定只有从北面绕过解放军侧翼,逃往榆林。逃走的路作了这样的安排:由马全良率领该纵队两个团为先遣挺进队,相任扫除行军路上障碍和任务;本队以两个级队并列前进,一个骑兵团作最后的掩护。
  上午十时,马家军各部队开始行动。谁想正在行动时,就被解放军部队察觉了,立即发起了攻势,展开了战场追击。而此时马敦厚的作掩护的骑兵已如惊弓之鸟一般,望风而逃,于是失去了掩护的步兵也都没命地逃跑。
  正当这战场上人喊马嘶,马家军乱作一团时,胡宗南的飞机出乎意料地来送粮弹了,一共三架飞机,在双方莫辨的情况下,把洋面袋、大锅饼、、子弹箱、炮弹筒等,还有特地给陆空电台的空军地勤人员吃的美制给养盒,毫无目标地往下投。
  这时马家军只顾逃命,哪里还会有闲情去捡那些东西?虽然下令后面的骑兵带上粮弹,伹骑兵也都不愿加重自己行动的困难。有时投到步兵眼前,他们也就是检上一点留着自己吃的。
  洋面袋则谁也不要,枪炮箱就更不用说,连看也不看一眼了。结果几乎所有的空投物资都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马忠良率张长舒团前进不到十里,即受到解放军优势兵力的堵击,张团硬冲硬打时,忽然来了一支二十余人的小分队,见了马敦静说,是横山县的民兵队,奉榆林方面驻军之命,来接马家军的。
  他们说这里通尔林,从尔林经大小加尔汗至榆林一带路上没有共军。马敦静想打着走,还不如躲着走,遂改变了原先向东北逃窜的计划,让民兵带路,大队转移,向西北方向绕道而行。
  但是官兵却不知道实情,一见前面队伍又掉头了,以为解放军又来围攻了,于是步骑争先撤退,乱作了一团。这时若真有小部解放军来打一下,这两三万的马家军就可能在转眼间全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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