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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化名周月英；
赵幼芷，化名赵丽珍；
傅亚娟，化名李慧珍；
柳茂才，化名柳静芳。
这是四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包括化名。然而，回到七十余年前，这却是四个平凡又伟大的名字，她们代表了中共情报系统中“潜伏者”在敌营中最后的时刻。一个战斗在国民党的最重要的心脏机构之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巾帼情报小组。潜伏的位置，更是重中之重，该司令部的稽查处。和国民党在大陆的特务统治时期一样，稽查处这样的机构，名义上属于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实隶属国民党黑暗中的特务机构，即国防部保密局 其前身就是军统，是其在上海的大本营。
在解放战争时期，其位于上海虹口北四川I路（今天四川北路和西江湾路口）。一座钢筋水泥构成的几层楼建筑，原来是日本侵华时期（1937年始）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戒备森严已经不用形容词来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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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的一天，原来在上海中西药房任打字员的周明（化名周月英）通过一位在上海四马路（福州路）“四如春”点心店吃东西时认识的，原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打字员的熟人董小姐的介绍，前往稽查处求职，以求顶替董小姐的位置，因为董小姐抱怨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事，薪水低，名声难听，早就想辞职。恰好有去一家洋行打字的机会，于是她推荐了业务水平高，又自认为了解的周明。彼时，稽查处情报上校课长萧振华（原参谋处第二课课长）对周明经过履历甄别，业务考核，再加之以后的试用，周明被正式录用。周明成为中共插入对手上海心脏的巾帼情报组第一人。
在随后的“潜伏”生活中，周明发觉同工作位置的其他三名女性打字员有着和董小姐同样的抱怨，借此，根据向上级汇报并得到批准后，赵幼芷（化名赵丽珍）；傅亚娟（化名李慧珍）；柳茂才（化名柳静芳）等三人先后接替了原有打字员的位置，进入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个坚强的纯青春女性的中共情报小组就在国民党上海军政的核心位置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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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傅亚娟（中）、周明（左）、赵幼芷（右）昆山合影她们归属于中社部上海情报系统其中的一支，负责人便是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央文库”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而其领导的情报网，当时已经渗透进国民党国际电台、国民党港口司令部、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队、运输大队，包括同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机构内的作战处等核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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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生前辈其中，赵幼芷，中共党员。已经从事中共隐蔽战线情报工作3年时间了，曾在中共上海隐蔽组织中，担任收译新华社电文等。领导就是陈来生。其弟少年时期便参加了新四军（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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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幼芷柳茂才，二哥柳汀、小哥柳彤都是新四军，进入稽查处之前是小学教员，1946年5月加入了中共。
作为重中之重的机密单位，稽查处有着严格的“保密防奸条例”。所有人员一律具保连坐，严格在程序上防范中共人员打入，在内部还秘密设立“肃奸组”，监视处内人员的一言一行。制度规定“不准翻阅他人案头文卷”、“不准探听他人行动秘密”等等。各人的办公抽屉、宿舍等随时会被突击搜查。所以，我们在今天回想，即便是电影的悬疑惊悚情节恐怕都不能描述这个情报组所处的残酷环境。
为了情报工作的隐蔽，四位当时正值青春芳华的老前辈，都毅然断绝了和以往的关系，包括亲朋，包括好友，付出了“情”和“面子”上的牺牲。另外，为了更好的取得情报，作为年轻且靓丽的女性，主动和“同事”，用句修饰词来说，就是和魔鬼交“朋友”。因此，更要承担他人所不理解的“流言蜚语”。为此 ，她们观察熟悉周围特务的脾气秉性、习惯嗜好及其思想动态，在恰当的机会以与各自身份相称的方式，逐渐与特务们架起沟通的桥梁，在为自己筑起无形的隐蔽屏障的同时，也为取得各类情报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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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上，四位姐妹也是做到了出类拔萃，悉心钻研打字技巧，打字作业中做到既准又快，字迹清晰，格式规范，令人一看赏心悦目。为了全方位地获取各方面的情报，老前辈姐妹几个在处室里态度友善，手脚勤快，更是对各个“同事们”，即特务们交办或请求协办的事务，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很快就得到了“兢兢业业”“尽心尽责”的工作评价，赢得了稽查处上上下下的一片赞扬声。针对长官交待的工作任务，总是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接受，每次都是认真仔细如期完成任务。她们的上级部门直接对应的是稽查处校缮室，该室主任宋莹是负责分配打字和誊写文件的，校对也是他亲自来做。其人五十余岁，嗜酒如命，老于世故，对上司拍马逢迎，也喜欢听恭维话。她们便习惯尊称其为“宋老先生”“宋主任”，偶尔一起吃饭，总是首先敬酒。
而其他担任拟稿、誊写、管理档案的，大多是军统时期，开设于福建东南训练班出身的特务，彼时都很年轻，算是她们的同龄人，基本在二十四、五岁左右，在业余时间或假日里，通常会和他们一起喝咖啡谈天说地、看电影、逛公园、拍风景照、打羽毛球等当年时尚的休闲活动。她们很快成为了“自己人”，其中，傅亚娟很快就升任了中尉军衔。
赢得了“同事们”（即特务们）的“友情”后，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又处于一个白色恐怖的高潮期，虽然特务们虽然在执行逮捕中共组织和人员的行动时很多时候扑空，但从来没有想到，行动命令下达时，已经由身边的几位“上海小姐”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达了中共上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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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构收集情报，这是刀尖上的舞蹈，占据了稽查处情报课的打字岗位，犹如扼住 了它的咽喉，情报源源不绝。
先后取得了例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呈报保密局的“关于监视中共在沪秘密活动地点分配表及加强防止暴露的办法”、“关 于逮捕中共人员名册”、“呈报保密局代电逮捕人员名册”、“稽查处下属各警备大队在押人犯的报告”、“关于逮捕中共和亲共人员的命令”、“关于稽查处情报工作的报告”、“稽查处工作年报”、“党政军宪警联席会议记录”、“日日情报”、“稽查处各级花名册”、“稽查处人事命令”、“各级警 备大队官佐花名册”、“上海邮电检查组人员名单”等，统统经这个情报组女情报员们打字的文件，一律多印一份交与组织。而在重要情报，遇有特务当场监视、寸步不离的情况时，有时候就会采用主要内容打完后故意打错，将打错的纸揉成一团，丢进废纸篓里重新再打，然后在安全时间里，把丢弃的捡回迅速送交上级。实在无法时，就默读强记，直到记忆无错，再让特务把文件取走。 就这样，她们搜集到“淞沪地区工事构筑要图”、“保密局人员疏散名册”、“稽查处官佐假造国民身份证之花名册”等绝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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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剧照稽查处有着海量的文件，都要经司书誊写后发出或归档，工作量相当巨大，拢共三名司书不堪其累。这里面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共隐蔽组织，进步人士，被怀疑的中共分子的各类情况。已经和“同事们”打成一片的女情报员们，自告奋勇向上司“宋主任”愿意替司书们承担誊写的工作。不仅再次博得了同事们的好感，更取得了更加多的重要情报。
1947年5月，华中十地委书记金柯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十地 委的部署情况及所了解的中共在上海、苏南、山东等地一些领导机构和秘密联络点的情况。这便是保密局的“共匪大华公司专案”，大华公司原本是新四军设在上海负责供给的贸易机构，因金柯的叛变遭到破坏，而其供词（绝密文件）在特务机关辗转上报蒋介石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被稽查处的“上海小姐”截获，及时上报后使中共组织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损失。她们的情报还保护了当时中共上海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等人。中统特务在诱捕张执一和李正文（中共资深特工，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时，被稽查处当做“匪谍”先行抓捕，而中统特务被抓时表明中通身份，稽查处以保密局名义向党通局（即中统）发调查函的时候，被“上海小姐”打字时获取，立刻报陈来生，陈来生迅报陈蕙瑛。而陈蕙瑛正是李正文的妻子。张执一、李正文得以安全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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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执一老前辈情报组中，首先撤退的是周明，根据组织安排去了解放区。剩下的三人依旧在险象重重中坚持着国民党核心情报的收集。
1948年，傅亚娟偶遇旧识，此人却已经叛变，当时为中统特务，导致了她突然被中统抓捕，关进了龙华监狱。此刻，赵幼芷和柳茂才面临着站在“悬崖”边上。当晚，赵幼芷与陈来生在四川路邮局紧急碰头，得知组织上通过内线打探到，傅亚娟曾在皖南事变中被关入上饶集中营又成功逃脱，已有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这次被捕前一刻，她将警备司令部的标志吞入肚中，并没有暴露身份，包括在国民党中的身份。赵幼芷沉着冷静地分析认为，中统和军统历来积怨已久，情报例是互不通气，稽查处应该不会知道傅亚娟被捕。如果此时她和柳茂才一起撤走，反而会引起怀疑。便提出，先让柳茂才先隐蔽起来，以观事变，而赵幼芷则坚持在警备司令部。陈来生同意了此方案，决定暂停用文字搜集情报的方法，还商量好万一被捕时的口供。赵幼芷做好了随时撤退和牺牲的准备，仍按时到敌营心脏上班。
当然，稽查处情报科的特务们也有嗅觉，时不时地盯着赵幼芷问:“柳小姐怎么还不来，是不是上四明山（指的是中共解放区，泛指中共人员）去了？”“柳小姐是四明山派来的吧？”赵幼芷不动声色，像往日一样敷衍：“你吃饱啦，三句话不离本行！”过了一段时间，危机总算过去。经过中共隐蔽战线的多方营救，傅亚娟摆脱了囹圄，以“逃婚”为由写了辞呈后，直接护送去了解放区。与此同时，柳茂才也复职，剩下的两个姑娘继续坚守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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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初摄于兰心里1号门口，左起柳茂才、赵幼芷、陈来生、陈关通。（上面中最右的陈关通，1952年，成为了赵幼芷的丈夫。他同样是陈来生情报网成员，此时参加隐蔽工作也已经十年之久。赵幼芷和陈关通后来上了抗美援朝前线，成为了“最可爱的人”中的一员）
解放上海的脚步越来越近，为了上海解放后的反特肃特未雨绸缪，赵幼芷和柳茂才接到了搜集稽查处特务履历、住处、照片的任务。她们使用了各种方法，用照相机以游玩为名，拍摄特务的肖像照片，同时在海光像馆私下加印了一张稽查处的集体照片，并编造了理由向管稽查处人事的陆某某要到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和底片成为了解放后肃特重要证据。
1949年5月24日，这是上海解放的日子，而就在这个暗明两重天的转折时间，赵幼芷和柳茂才依旧坚守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她们同时接到了两道命令，一个来自于本单位，即稽查处要求她们去台湾；来自于真正上级的命令，是自行撤退。直到该日下午5时左右，赵幼芷和柳茂才先后离开了稽查处，终于，长达近三年的这个巾帼情报组为自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让人今天可以想象成电影文艺情节的是，赵幼芷还手捧着一尊自己放在办公室里的白色石膏雕像安琪儿 像，赵幼芷则乘上了从四川路底（当年的虹口公园大门处）最后一班电车，她们回家了。
当晚9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其余人员和物资从宝山张家浜上船，在苍茫夜色中驶向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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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幼芷该情报组，自周明于1946年初打入稽查处，到1949年5月24日，赵幼芷和柳茂才最后撤离，整整三年多的时间里，从单人到四人再到二人，收集的情报当有数以千计，光解放后存档上海市公安局的就达百份之多。
解放后，周明去了昆明，傅亚娟在无锡，柳茂才在南京，赵幼芷从部队转业后在上海公安部门工作。“浩劫年代”中，赵幼芷曾被冤屈受审。而外调人员查阅档案时发现写有“赵幼芷、柳茂才送出情报”的卷宗，所谓“罪名”得以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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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茂才前辈年过九旬时的留影（对不起，有点糊）这个巾帼老前辈所组成的情报组，可以说是中共情报系统从上海开始打进去“龙潭三杰+杨登瀛”到她们，是一个波澜起伏、跌宕起伏，生死一线的完美收尾。今天读来，依旧感怀万千，永远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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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9 12: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