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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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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银川百货大楼
民国初年仅有1.9万人口的老银川城，有大小商号300多家。据《宁夏考察记》载：宁夏在未建省前，皮毛商业极旺，其他百货极少，交易活跃。
手工业最有成绩者为栽绒地毯，花纹精美，远近驰名，老银川时以烟土输出为最多，年约300万两，价值245万元，发菜每年出口5万公斤，价值5万余元。
输入物以布匹为大宗，烟草次之，粮食与绸缎、呢绒、化妆品等居同等地位，百姓购买力虽属薄弱，但出口皮毛销路极旺，商家颇获厚利。
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给老银川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老银川的商贸日趋活跃。
20世纪20年代，老银川城八大商号的资本有250万银元；中商户40余家，有资本150余万银元；还有小商户30余家，共有资本30余万银元，私营商铺栉比。
1933年3月，马鸿逵任民国宁夏省主席，以其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逐步垄断了宁夏的工商业。抗日战争时期，马鸿逵变本加厉大发国难财。
据宁夏省政府统计资料，1941年底比抗战前的1937年1月物价总指数提高了24.8倍，其中日用品提高了35.4倍，布匹提高了33.5倍，
曾经繁荣一时的老银川城，城乡商贸冷冷清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闻名遐迩的“八大商号”几乎全部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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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宁夏省城银川
老银川城的商贸形式主要有城里的店铺坐堂经营和乡镇的集市交易，还有走村串户挑担的货郎等商贸形式。
集市贸易在农村市场有很重要的地位。
集市贸易除在老银川城内进行交易外，还有农村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每隔三日、五日，赶集进行农畜产品交易，城里的商贩也前往摆摊设点，出售日杂、百货，并收购农畜产品、中草药材等。
老银川城时农贸集市以庙会形式最为典型。
如每年的清明节城隍庙庙会、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关帝庙庙会、农历六月六日的西塔庙会、农历七月十五日的北塔庙会、农历九月初九的玉皇阁庙会，此外，岳王庙、娘娘庙、红圣庙等均有庙会。
每逢各寺庙会，四方商贩蜂拥而至，搭起帐篷和临时房舍，摆摊设点经销布匹百货，四乡八里的农民纷至沓来出售农畜产品，赶庙会者争相购买所需物品。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是北塔举办庙会的日期，会期少则十天八天，多则半月。庙会历年都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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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1942年举办的庙会规模最大，会期半个月。每当庙会，各地佛教徒都要到这里参加佛事活动，对此称为“盂兰盆会”，香火之盛属宁夏地区之冠。
四面八方的商贩也赶到庙会做生意。远至内蒙古阿拉善旗和鄂托克旗的牧民都来骡马市上交易。
北塔塔院山门两侧划地为肆，随处张幕，竞相贸易。
其中卖吃喝的居多，地方小吃应有尽有。就连银川城内盛名的“同福居”“会芒春”“东泰居”等餐馆，也不放弃赶会做生意的机会，到此招揽顾客。
还有算卦、看相、取痣、剃头、耍猴、套圈、卖泥鸡、卖面人、吹糖人、打拳卖艺、摆摊卖药的，等等。
老银川商人自成行帮，有盐帮、茶帮、典当行、斗行、牲畜行，所谓“人不亲行亲”。
有的则以籍贯“联合在一起”，如老银川时有山西帮、陕西帮、冀、鲁、豫帮，称谓“乡亲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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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帮均有商团组织，如在老银川就成立了“山西会馆”“陕西会馆”“徽州会馆”“太平会馆”等。
每家会馆在正堂都敬有关公塑像，每年农历5月13日，各家会馆都请戏班子唱戏，各商号的东家和经理都来祭祀，招财进宝，视关公为财神爷。
会馆立有会规会约，设会长、副会长、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由若干人组成。
经费由会员和外地商人进货抽2%的担头税解决，用来迎来送往，摊派政府下达的差役、捐款、捐粮，处理商界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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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唐志军系宁夏资深媒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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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8 20:0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