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正义》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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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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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法哲学与中西方思想史，曾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著有《在尘世安顿人生——走进孔子的思想世界》《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文人政治的一曲悲歌——王安石变法启示录》等书。
关于本书本书是作者讲《史记》的讲稿，一共六讲，从六个角度剖析《史记》。一方面，是司马迁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是《史记》都讲了哪些人。在作者看来，《史记》就是一部英雄史，它告诉我们哪些人经过历史的淘洗，依然值得我们了解。
核心内容本期解读会从三个方面来讲作者的观点。首先要交代一下背景，也就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确立文明秩序的立法者？接下来，我们通过《五帝本纪》来理解司马迁心目中的立法者是什么样的？最后，我们通过《刺客列传》来讲，司马迁心目中立法者的精神品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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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历史与正义》，它讲的是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史记》。
一说到《史记》，你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鲁迅先生的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之首，它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可鲁迅先生为什么会说它是绝唱呢？
本书的作者认为，后世史书没能继承的，是《史记》的格局。《史记》一共50多万字，讲了3000年左右的历史，想理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能不读《史记》。但《史记》又不止如此。司马迁说了，自己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一变，成一家之言”。他不是要写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要从过去发生的事中探求在历史进程中应该留下什么。他的格局超越王朝国家，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要关注的也不只是历史事件，更要理解司马迁的用心。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中潜藏的意义，真正认识司马迁和《史记》的伟大。
两千年来，谈论过《史记》的人太多了，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经典就是常读常新，值得反复重读。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是当代学者对《史记》的解读。作者赵明是西南大学教授，他的专业不是历史，而是法学和哲学。他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史记》写的主要是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淘洗，依然值得我们认识的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脉络就是记录立法者。赵明这里说的“法”是广义的“法”，你可以理解成秩序，而“立法者”就是确立文明秩序的人。在作者看来，《史记》中推崇的立法者的精神品质，就是书名里的“正义”，我们也可以把正义理解成中国文化里的“义”，也就是某种高于个人理想、高于功利算计、高于世俗观念的价值。
今天的解读中，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作者的观点。首先要交代一下背景，也就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确立文明秩序的立法者？接下来，我们通过《五帝本纪》来理解司马迁心目中的立法者是什么样的？最后，我们通过《刺客列传》来讲，司马迁心目中立法者的精神品质“义”。
第一部分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汉武帝登基的时候，司马迁已经5岁，所以他是武帝一朝的亲历者。记录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当时史官的重要职责。我们知道，汉武帝时期有一件大事，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部分我们就通过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态度，来理解他写《史记》的一个重要意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看是观念之争，但观念之争只是手段，它的本质是政治势力的争斗。汉武帝16岁即位的时候，西汉有两大政治势力集团，一个是他的母亲王太后，另一个是他的奶奶窦太皇太后。这婆媳两人权力欲都很重，各自培植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她们都想把年轻的皇帝握在自己手里。
汉武帝即位后有一个大动作。他动员各个地方向朝廷举荐有才学、敢于发表意见的新人，这相当于是让各个势力展开了一场人事角逐。表面来看，这次人才竞赛是窦太皇太后赢了，但实际上，汉武帝的行动已经让人已经感觉到，朝廷的风向正在转变。6年之后，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立刻召集之前举荐上来的贤良，明确告诉他们，让他们发扬儒家的思想传统，把好的想法呈报朝廷。
儒家从此开始成为官学，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的。据说，汉武帝向董仲舒连发三问，董仲舒连做三答，有了所谓的“天人三策”。这“三策”涉及当朝政治、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成为汉武帝一朝建设政治秩序的纲领。用作者的话说，董仲舒是西汉当之无愧的立法者。而且，董仲舒所立的法，影响不仅在汉武帝一朝，后代有很多儒生都曾经重举这面大旗。
既然《史记》是一部记录立法者的书，司马迁又是怎么记录董仲舒的呢？
司马迁居然没有给董仲舒单独列传，只是在《儒林列传》里写了几段无关痛痒的话。而且，司马迁不仅没有记录董仲舒的名作《春秋繁露》，甚至丝毫不提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种“疏忽”，明显是故意的。
司马迁提到董仲舒的时候，倒是提到了董仲舒的另一本著作《灾异之记》。这部书的内容是根据灾难阐明阴阳变化的道理，体现了董仲舒思想的一大特色。不过，司马迁可不是在夸奖这部书，他写的是一个当时发生的故事。从汉初开始，朝廷就在各地为汉高祖刘邦建庙，叫“高庙”。当时，辽东高庙失火了，有个人对董仲舒不满，想借此收拾一下董仲舒，就把《灾异之记》献给了汉武帝，说这本书在讥讽皇帝，因为按照书里的说法，高庙失火就意味着汉武帝失德。汉武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召集了一群儒生，糊上书名，让大家传看后评价一下这本书。其中有一个人是董仲舒的学生，他可能不知道这本书是老师的大作，评价这本书是“下愚”，意思是最蠢的胡说八道。于是，汉武帝就下令把董仲舒抓起来，扔进了死牢。不过，没过几天就放人了，只是把董仲舒吓得不轻。
你看，司马迁写董仲舒，那么多重要的思想和事件都不写，偏要写一部被评价为“下愚”的作品，和董仲舒一生中特别倒霉的一件事。这是因为他不理解董仲舒的贡献吗？当然不是。相反，司马迁太懂得董仲舒的思想和他的贡献了。司马迁这样写，摆明了是在反对董仲舒的思想。
那他为什么要反对呢？作者认为，从《史记》里我们可以读出两个原因。
首先，用这样的态度来讲《灾异之记》的故事，说明司马迁不认同董仲舒改造儒学的方式。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理论引入儒学，用它来阐释一切，把人间的事玄学化、神秘化了。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种倾向让汉代儒学走向神学，魏晋以后反而失去了生命力。
其次，司马迁发现，当时儒家兴盛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兴盛，只是因为儒学成了政治的工具。汉武帝说对儒生说，现在礼崩乐坏，没有规矩，把你们召集起来，是希望他们推广礼乐制度，教化天下。司马迁记载了这句话，还接着评论说：从此，很多人学习儒学，因为当儒生才有机会当官。说到底，赵明认为，儒学能成为官学，并不是因为董仲舒说了什么，而是汉武帝自己早有主张，是权力的意志。
从第一部分的解读，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代最重要的立法事件的态度。司马迁不赞赏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所建立的秩序，对“天人三策”倡导的道路也不以为然。赵明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写《史记》或许是想提出建立秩序的另外一种可能。《史记》是一部史书，记录的是历史事实。所以司马迁能采取的方法就是借历史事实来阐发政治主张，也就是通过记录他所推崇的立法者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来表达他对政治秩序的看法。这就是司马迁要记录立法者的原因，或许也就是他想要说的一家之言。
第二部分那么司马迁理想的立法者是什么样的呢？
《史记》是从上古的五帝时期开始写起的。这说明司马迁认为五帝时期就是华夏文明在时间上的起点，这其实是一件怪事。之前诸子百家讲华夏文明的起源，往往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五帝时期的事一般和三皇一样，被看作神话传说。所以把五帝时期作为华夏文明的开端，可以说是司马迁个人的创造。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作者赵明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把五帝之首轩辕黄帝作为华夏文明的创立者，是因为司马迁要借黄帝这个人物来劝谏汉武帝。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理由，赵明说，司马迁这么写，是因为在司马迁的眼里，是五帝开创并确立了华夏文明的秩序，他们是华夏文明的立法者，也是后世立法者的楷模。
先来说作者的第一个理由。有研究者说，黄帝的故事流传的很多，这些故事讲的其实是很多不同的伟大部族首领的事迹，在流传中慢慢整合成了一个人。司马迁利用这些故事，在《五帝本纪》中创造了一个开创文明的伟大帝王形象。清代就有学者提出，司马迁这么做是为了借黄帝来劝谏汉武帝。司马迁在讲黄帝事迹的时候，似乎是刻意在针对汉武帝所做的一些大事。比如汉武帝的一大功绩就是征伐匈奴，司马迁一开篇就写了黄帝打败蚩尤的涿鹿之战，意思是战争开创文明，这就是在肯定战争的作用。
当时，汉武帝迷恋神仙之说，尤其是传说中黄帝登仙的经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汉武帝心中，黄帝就是他的“偶像”。在《史记》里，司马迁有意去掉黄帝身上的仙气，把黄帝塑造成圣人天子。在《史记》中黄帝的功绩，是作为人的功绩，他结束了混乱，树立了秩序。研究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或许是要利用汉武帝对黄帝的崇敬，通过改造黄帝的形象，向汉武帝表达他心目中的理想帝王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过，在作者赵明看来，这还不是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主要目的。《五帝本纪》的主要线索，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进程。正是五帝时代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推动了上古社会形态的转变，人类社会从分散的部落到部落联盟，从无组织到有组织，导致了“王”的出现，催生了社会秩序的意识。司马迁把这些意义重大的变化都写进了《五帝本纪》，是要展现他所推崇的文明秩序。
我们可以把《五帝本纪》分成上下两部分来看：前三帝，黄帝、颛顼和喾代表了文明秩序的开创期；后两帝尧和舜代表了文明秩序的确立期。
在开创期，司马迁是从涿鹿之战开始讲起的。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蚩尤作乱，结果是黄帝平息了叛乱，斩杀了蚩尤。过去有很多关于这场战争的传说，比如蚩尤放出大雾弥漫三天三夜困住了黄帝的军队，黄帝旗下的大臣发明了指南车，才冲出大雾。不过，司马迁并没有花笔墨在这些精彩曲折的故事，他强调的是这场战争的意义。黄帝胜利之后，诸侯归顺，黄帝成为天子，说明一个文明秩序从此诞生。他还着重描述了这个秩序的基本形态，包括地理、官制等等。接下来的两位帝王颛顼和喾，司马迁写得比较简略，重点是这两位帝王延续了黄帝开创的文明秩序，促进农业文明发展。
司马迁在写五帝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们之间的这种延续性。接下来讲确立期的时候，他写尧的功绩主要就是进一步完善了黄帝以来的制度。最后，我们重点说说舜，他可以说是五帝本纪的主角，司马迁花了最大的篇幅来讲他的事迹。
舜的故事，有两个核心问题。
首先，尧为什么要把王位禅让给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件事首先说明，选择能够传承文明秩序的接班人，标准不是血缘，而是德行和治理能力。所以，尧对舜进行了内外两方面的考察。在内，他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让女儿观察舜的德行；在外，尧安排舜做了很多工作，还派舜当外交官，处理周边问题。这是在考察舜的治理能力。换句话说，五帝之间的延续性，不是体现在地位或者血缘，而是德行和治理能力。
其次，舜的父亲德行有亏，甚至几次想杀掉舜，但是舜依然孝顺父亲。这其实挺不合情理的。孟子就用孝道来解决这种不合理。他把舜看作孝的典范，从而提出“大孝终身慕父母”。有人问孟子，舜做了帝王之后，如果他的父亲犯法了，他会秉公执法吗？孟子回答，舜不会徇私枉法，他可以带着父亲逃走，成全孝道。这就是“窃负而逃”的典故。
司马迁的态度和孟子完全不同。在司马迁看来，舜的德行和孝道没有关系。父不慈，子却能孝，是舜天性使然。所以司马迁不写窃负而逃的典故，他在讲舜的时候，重点都在舜如何处理政事。大禹的父亲鲧兢兢业业地治水，但是因为没有成功，舜就杀了他。可杀了他之后，又任用他的儿子禹来治水。舜是不是很残忍呢？这是他的治理之道，不被道德绑架，以做事本身的逻辑为准。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整合资源、完善架构，把治水演变成了治国，最终把天下安排妥当。所以禹能成为舜的接班人。这中间，没有任何血缘、位置、道德、观念的影响，只看发自天性的德行和治理能力。
通过追忆文明的开端来反思、批判当下的历史，是春秋以来乱世中思想家们的普遍做法。在赵明看来，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目的也一样。在《五帝本纪》里，司马迁塑造了理想帝王的模板。理想的帝王就是既有德行又有治理能力的人；他又通过对舜的态度，让我们看到这种德行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推崇的德行，而是顺应事理，也就是做事本身的逻辑。在《史记》中，“本纪”是为全书立纲，既讲述历史事实，也阐发政治理想。而《五帝本纪》又是所有“本纪”的纲领，所以《五帝本纪》体现的就是司马迁心中理想立法者的样子。
第三部分最后，我们来看看司马迁心目中立法者的精神品质。《史记》的体例叫纪传体，这是司马迁首创的写历史的方法。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写史？纪传就是讲人的故事，《史记》始终都围绕着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人。这说明，司马迁对文明秩序的整体评判，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凝视和思考之上。赵明说，这种思考集中体现在对《史记》对侠客传统的描写中，其中的内核就是立法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义。
《史记》里，描写侠客的就是《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两篇。解读里，我们重点来讲刺客。《刺客列传》是5个刺客的合传。司马迁在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都用了一个固定的句式“其后几十余年而有某某之事”。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司马迁这样写，是在强调这些刺客同又不同——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品质，这种共同的品质在不同的时代中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自然就会引发读者的深思。
第一位刺客叫曹沫，齐桓公和鲁庄公正在外交会盟的时候，曹沫突然用匕首挟持齐桓公，请他把侵占鲁国的领地还给鲁国。齐桓公为了脱身暂时应允，曹沫立刻收回匕首，这是侠客的信义。可齐桓公翻脸不认账，这就是信义失效。最后是齐国的管仲给齐桓公献策，齐鲁双方才谈好条件。第二个刺客叫专诸，是吴国人。当时，吴王不想把王位传给公子光，而想传位给更有能力的季札。专诸是公子光的家臣，也是知己，他们俩定下君子承诺、互相扶持。最后，专诸帮助公子光刺杀了吴王。第三位刺客叫豫让，他是晋国卿大夫智瑶的家臣。智瑶被杀，豫让历尽千辛万苦为智瑶报仇，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向敌人要来他的衣服，砍了三剑之后自杀了。豫让死后，他的敌人都在为他而哭泣。第四位刺客叫聂正，他为他的知己严仲子杀死了对头，自知无法逃脱，又不愿连累姐姐，就自毁容貌，切腹自杀。他的姐姐认出尸体，倒地痛哭，最后死在聂正身旁。据说著名的古乐曲《广陵散》的灵感就来自聂正的故事。最后一位刺客是荆轲，他综合了前面几位刺客的形象，是一位大智大勇，能判断天下局势，能担当天下责任的侠士。荆轲要去刺杀秦王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在易水河畔送他。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画面了。荆轲的刺杀行动失败了。秦灭六国后，秦王听说高渐离击筑太好了，就请他来王宫击筑，事先命人把高渐离的眼睛弄瞎，以防高渐离行刺。没想到，高渐离在筑里灌铅，趁秦王听曲正入迷时，向秦王的头部猛砸，想杀死他，最终也失败被杀。整个《刺客列传》就以这样撼人心魄的方式结束了。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在《刺客列传》中反复出现，是贯穿整个故事的精神内核。刺客的品质，就是在超越功利计算，在跟其他人的精神共鸣中，找到比自己更大的价值，然后用生命实现这个价值，赵明说，这个价值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义。
赵明分析说，司马迁选这5个人，不仅是因为这5个人是刺客的代表，而且有更周密的布局。这5个人分别引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第一个刺客曹沫，是在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开端，他的故事带出了春秋五霸的时代；第二个刺客专诛，是在孔子决意恢复周礼的时候，他的故事带出了吴越之争；第三个刺客豫让，是在春秋即将结束的时候，引出了春秋战国之际诸国的纷乱；第四个刺客聂正是在战国开始的时候，战国诸子纷纷登场；最后一个刺客荆轲登场的时候，已经是战国的尾声，秦国灭六国的最后时刻。
这5个人的故事，正好串起了从春秋开始到战国结束，礼乐文明被帝国文明替代的大转型的进程。所以，《刺客列传》不仅是在写刺客的品质，同时也写出了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中，在失序的时代里，这样的精神品质逐渐消亡的过程。司马迁最后说：这样的精神品质不是虚妄的，应该成为后人行事的参照系，永远被铭记。
司马迁努力发掘刺客的精神品质，难道不正是因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很可能已经不能存在了吗？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刺客不再有，游侠不再有，连能够有独立精神的儒家的士也可能不再有了。司马迁只好用自己的人生践行这种精神品质。
司马迁是太史令，这是一个普通工作，很多人都做过，但是司马把这种工作变成了一种使命。这一部分来自他对父亲的崇拜，还有历史、传统、家世给他的不得不承担的命运。在这个使命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遭遇宫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巨大的耻辱。出狱后，好友任安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留下，据推测，大意是劝他走出阴影，放下个人恩怨，怀揣家国情怀，担当天下责任。司马迁当时没有回信，他的回信《报任安书》写在任安因为太子巫蛊事件即将被处以极刑的时候，可以说，这封信其实是借回答任安来阐述自己的志向。司马迁在信中说，自己天资一般，能集中精力完成一件事，此生足矣。之所以扛着奇耻大辱活着，就是为了完成《史记》。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生，为《史记》而死，《史记》完成，就等于他实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们都听过司马迁的那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何鉴别泰山与鸿毛？司马迁的回答是：用之所趋异也。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来自生命意志的自我决断，这就是刺客精神品质在司马迁心中的回响。
总结好，《历史与正义》这本书，我们就讲到这里。《史记》是一部非常丰富的经典，历经千年毫不褪色。《历史与正义》这本书，只能为我们打开它丰富内涵的一角，而我的解读，也只是为你打开了这一角的折页。
在作者赵明看来，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潜在的目的，是提出自己对于文明秩序的看法。他内心反对汉武帝和董仲舒立法，对于儒家成为官学表面兴盛也充满忧虑。
董仲舒的思想强调天命，也就是世界的普遍联系，认为只要把观念注入人心，天下就会稳定，这是观念至上论。但司马迁看到了，观念和现实不完全相符。观念会随时代变化，世界也会跟着变化。没有天不变道亦不变，历史本身是变的。所以他要通过写历史来提出他的想法。因为他相信，自己记录的史实能够矫正观念。
赵明说，《史记》的一个核心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经过了时间的淘汰，依然值得我们认识。这些人应该成为司马迁所说的“后世君子”行为的参照系。他们的事业，有的成了，有的没成，就像刺客列传里的刺客，但是不论成败，这些人的志向也和刺客们一样，不会为功名利禄或者世俗观念所左右，而是一种更高的目标，一个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