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至善]复兴和谐之德，终结孔孟之道

陈久龙

和谐之德”是几千年来，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一直到汤、文王、周公、孔子、庄子，共同发现、创建、承传、守持、保存的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伟大生活智慧，是不论何种种族、地区、文化及宗教背景下的人们都有的一种人人本具的智慧光明。它具有生生不息，神化不测的智慧力量，蕴含不可称、不可量、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能生发出强大的创新力、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能在宇宙万物共同一体的基础上让人们从内心深处确立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应有的正常秩序，从而为人们和谐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孔孟之道”，假孔子“仁德”之名，行孟子“性善”之实，以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者也。它是在宗法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实际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一整套思想文化体系。“孔孟之道”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孔孟之道”指汉武帝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里统治人们思想的一种文化体系。狭义“孔孟之道”指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朱熹之《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命题之定本以后，流行于明、清两朝，主宰、同化、控制、僵化人们思想近六百年的一种文化体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乃至八千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代，姑且名之为“华夏”时代，即合“德”的秩序时代；“周孔”时代，即合“道”的秩序时代；“孔孟”时代，即合“理”的秩序时代。所谓合“德”的秩序时代，是指从伏羲、神农、黄帝以来，一直到“春秋战国”，这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这一历史阶段是建立在“《易》德”智慧基础上的。这一“《易》德”智慧是华夏众多先圣共同创建、保存的，它是华夏先圣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圆满阐释，它为中华民族以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它奠定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根基，激励炎黄子孙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一“《易》德”智慧的高度浓缩就是“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而这一“《易》德”智慧的核心是“天地之序”，以及由这一“天地之序”带来的“天地之和”。也即由“神”、“气”、“时”、“阳”、“知”及“庸”、“言”、“和”、“情”、“知”等文言开辟、指引、描述、阐释的和谐之道。而由华夏先圣提出的这一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坚实基础，是华夏先圣在几千年前仰观俯察而作出的“三大科学发现”，即“河图、洛书、中医”。对这“三大科学发现”，只有当我们对西方从古希腊思想家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直到牛顿、爱因斯坦、霍金、惠腾等众多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共同努力所得到的相对论、量子论、混沌理论、大爆炸理论、超弦理论、M理论等最新科学成果有切实的了解、掌握，我们才能从“时空之义”、“对称之力”、“自然之美”、“天地之数”、“因果之律”等方面，深刻认识到这“三大科学发现”如何正处于现代科学的最前沿，如何为当今地球村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生活世界，如何为我们开辟了回归自身智慧家园的道路，如何让我们这个由不同文化、宗教、种族、地区构成的多元文化社会能和谐相处时，才能促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对华夏先圣所具有的科学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让我们对中华文化生起无上的信心。
　　所谓合“道”的秩序时代是指秦汉以来，人们对战国诸子百家的思想融会贯通，借鉴秦朝短暂统治历史教训，吸取汉初黄老之术统治经验，在华夏先圣“《易》德”的基础上，以“《易》道”的方式汲取“六经”的智慧，将“太极”、“阴阳”、“五运”、“五行”、“文言”等中庸之德与那一时代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包罗万象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因不再具有华夏先圣那种让“《易》德”成为“《易》德”的真实智慧，只能假借孔子“仁德”之名，实质上是以孟子“性善”思想为核心，将孟子的“性善”这一最高价值准则变换为“天道信念本体”，从而建立起一整套思想文化体系。这一体系表面上依据“六经”，尊崇周公，孔子，可实际上已经从“《易》德”智慧的高度上跌落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用人为构想的一套价值准则来奠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基础。将春秋战国时代称“德”、称“道”及“德道”并称改变为“道德”，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的重大区别，就是一个明证。
　　由“德道”变为“道德”只是合“德”的秩序时代走向合“道”秩序时代的一个标志。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天人之分、体用简别的智慧开始丧失。这突出地表现在继承了孟子、董仲舒思想的郑玄等人对经典的解释上。华夏时代“《易》德”智慧有一个前提，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一个前提体现在《周易》中，体现在《论语》、《庄子》中，体现在《黄帝内经》中，也同样体现在其它先秦经典中。而处于东汉末年的郑玄在注释《大学》时明确提出“物犹事也”之后，“周孔”时代的思想家们，就再也不具有“天人之分、体用简别”这一高度智慧了，他们开始大谈特谈“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了。他们开始忘记了自己与华夏先圣之间存在的多么大的差距，俨然自己就是华夏先圣了。这可以从魏晋期间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这种“寄言出意”的思维方法，以及先秦经典“德”、“道”与“物”并称第一次改变为“理”、“事”并称里明显地看出。
　　
　　

陈久龙

这一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思维方式必然结出“宋明理学”这一果实，中华民族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第三个时代，即合“理”的秩序时代，也就是从北宋开始以来的时代。隋唐以前是“周孔”并称，北宋以后“孔孟”并称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因此这个时代是名副其实的“孔孟”时代。“孔孟”时代自然是“孔孟之道”盛行，只是这一“孔孟之道”采取了“理学”、“心学”的形态。所谓“理”，所谓“天理”，是宋明理学家、道学家们，为重建那一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而提出的最高价值准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创生了宇宙万物，天地间一切都是在它的照耀之下的。从这时起，中华民族的思想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华夏”时代，起初并没有什么儒家、墨家。只是在孔子去世之后因墨子和孟子的出现，才有了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儒、墨思想。到了“周孔”时代，为了治国的需要，我们有了道家思想，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家、派的出现。随着佛法的传入，我们又有佛家思想。到了隋、唐，已经形成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面。不管怎样，此时各种思想之间还是处于开放交流的阶段。但自从到了“孔孟”时代，特别是自从“宋明理学”占据了历史的舞台之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就从开放走向封闭，我们开始变得固步自封，发展的动力一点点被侵蚀。“以人为本”的传统智慧被“以理为本”所代替，且一点点堕落到以“理”杀人，以至于当年鲁迅看“四书五经”竟然看出“吃人”二字，真令人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由于宋明理学家为了维护自己所虚拟的“道统”，极力以狭隘的心态来丑化、诋毁佛家、道家思想，因此他们已不能全面看到华夏先圣所具有的高度智慧，即使在那时有《黄帝内经》的“运气七篇”及“河图、洛书”等大量天垂之象出现，也不能对此有丝毫改变。从这时起所谓的“孔家店”开始形成。这一形成非同小可，它使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一点点丧失活力，萎靡不振，自相残杀；一点点变成东亚病夫，让我们这个民族经受了“鸦片战争”的耻辱，“八国联国”的蹂躏，遭受了列强无尽的欺辱，日寇铁蹄的践踏；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以彻底清除其“理学”的印记。直到此时我们才真正明白，所谓“孔家店”与孔子的“仁德”思想并无太大关系，只是他们为了自以为是欺世盗名而已。“孔家店”的宗主是“孟子”，其间经过董仲舒、郑玄、王弼、郭象、韩愈等人的努力之后，才最终在宋明理学家手里，形成了“孔家店”。因此恰如其分地说，“孔家店”在“二程”那里，应叫“程家店”；在朱熹那里，应叫“朱家店”；在王阳明那里，应叫“王家店”；在王船山那里，应叫“王家店”；在康有为那里，应叫“康家店”。即使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在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形成地球村，全球经济已然一体化的信息时代里，牟宗三等“新儒家”们开的“孔家店”依然生意兴隆，难道我们不感到心有余悸吗？难道我们中华民族还要遭受“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那样的耻辱，我们还要经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吗？难道对于多次把中华民族推入万丈深渊的各种各样的“孔家店”，我们还要顶礼膜拜吗？
　　

微不足道1

不错

泰山芳草

我也不太喜歡董、朱

xjysailor

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xjysailor

认为”三大科学发现”处在当今科学的最前沿，不知论据是什么。知识是在积累的基础上传承发展的，今天的科学与古代对大自然的模糊认识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硬要说古人的智慧远超现代人，实是厚古薄今，非理性态度。
　　鄙人感觉，论者要去华夏圣贤那里寻找济世良策，其实是借古人言自己，不如直接了当称自己的智慧高过众人。

伸乐明

恢复先圣之德、终结孔孟之道没错，但先圣之德也不是毛  和八荣八耻所能代表的。这世上究竟真正有几人能了悟先圣之德？无了悟又何来继承和发展？
　　

中兴之心

伸乐明兄所说的"悟"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是一个心历过程.第一步应该是心得,有机会与各位达人交流.
　　
　　楼主文章否定范围很大大,可否从具体内容上来驳,细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