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注音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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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本来并没有拼音字母，只是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即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很显然，这种方法弊病多多。比如说，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你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则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的上字与注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总之，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由于没有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在教学生字时，使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不仅繁琐，尤其是不易读得准。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个中道理，用不着多说，毕竟一个人，你字都不认识，自不会懂得该怎么样使用它们。因为对这些文字，你本身就生疏，哪里还谈得上用它们来遣词造句！
　　中国的汉字注音运动，时间并不太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可惜他只是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没有把这些东西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一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36个字母，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它可能是我国最早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个中道理，不用多说，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不也有过同样表现。
　　1605年，来自于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写了4篇文章,送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 由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它里面的前3篇是宣传天主教教义，由教会单独合成一卷，取名《西字奇迹》，复制本现存于罗马梵蒂冈教皇图书馆。但在中国，习惯上人们把上述 4篇文章称作是《西字奇迹》
　　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又名“小儿经”、“小儿锦”）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只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代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Wade)1867年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之间，两个外国传教士又提出了“辣体汉字”，它是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实际上，中国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才真正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先生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
　　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要算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切音字运动延续了20年，几本是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总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更明确指出，注音字母，其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
　　汉字注音，给人们的识字提供了方便，对全民脱盲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我亦由此更加深信，《红楼梦》等四大名著，绝对是最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