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滨《薪传》文学第581期出刊（《联合日报》)

冷月潇潇

菲律滨《薪传》文学第581期出刊
　　(孙志纯刊头题字。作者：包珊珊、古大勇、孟昭毅、郑宁人。原载2022年2月5日菲律滨《联合日报》。)
　　编者按：   
　　本期《薪传》刊头题字出自中国著名水彩画家孙志纯先生之手。孙志纯，现为福建省画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油画学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省美协油画、水彩艺委会副主任，福建师大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福建省美协常务理事，福建省文联艺术委员会委员。作品入选第六、十、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国百年水彩画展。第一、第七、第十届全国水彩粉画展。第一、第二届全国小幅水彩画展并获奖。中国油画写生作品展，中国油画风景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油画学会、福建省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论菲华诗人王勇“闪小诗”中的“中国元素”(上)   
　　/包珊珊    古大勇
　　.
　　(编者按：本论文为基金项目：系2019-2021年度中国侨联课题（编号19BZQK213）“‘中国性’视野下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新文学研究（1919-2019年）”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包珊珊，女，浙江温州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古大勇，男，安徽无为人，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泉州师范学院“桐江学者”讲座教授。)
　　王勇作为当代菲华文坛的重要作家，既是诗人，也是评论家、散文家，长期在海外多家知名报刊担任专栏作家，著述丰富，出版《千岛望星海》《刀剑笑》《日常诗是道》等多部诗集。受“闪小说”的启发，王勇为自己精短诗歌作品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名称“闪小诗”。闪小诗是一种即兴创作的短诗，多以三五行字作一首诗，选取某一角度切入，高度凝练深刻的思想意涵，三言两语即引发无限回味。诗人飘零流落于别国他乡，在“落地生根”的时间积累中对“祖国”的观念已然发生变化，但仍将中国的文化视之以“精神乌托邦”，并应用汉语进行写作。在其小诗的细枝末节处我们总能发现“中国元素”的身影，“中国元素”是属于“中国性”范畴的概念，中国性与中国性质、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概念、中国形象、中国情结、中国想象、中国经验等有关， 它更多指向精神空间的“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而非地理空间的“政治中国”。诗歌中“中国元素”的散布对于王勇既意味着其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认同，还意味着与祖国隔海相望的游子的精神慰藉。诗人从中华传统风物民俗、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手法、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中充分汲取养分，将中国文化模式融合进他的诗歌创作之中，体现出了浓厚而多样化的中国色彩。
　　一、中华传统风物民俗的再现
　　王勇在闪小诗中对构筑中国元素的材料的采纳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按照它们的思想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去选取的。再现中华传统风物民俗中被选取的传统艺术、食物、器具等符号形式在诗中所象征的意蕴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延伸中自在生成的，而这样的中国元素的符号形式与其指涉的文化意涵的关联也不是牵强附会的。总的来看，这些中国元素既涉及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又涉及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依托于它们，诗人将中国元素熔铸到了灵光乍现的闪小诗之中，诗中既闪耀着诗人的智慧和哲思，又是他的情感归属。
　　(一) 中华传统艺术
　　王勇闪小诗中的中华传统风物民俗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传统艺术。戏曲、音乐、书法、绘画乃至剪纸、服饰、建筑等等中国传统艺术是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样态与精神追求的典范形式，也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标识和中华儿女精神凝聚的情感寄托。《下棋》中选择了象棋这个意向，中国象棋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被称为象戏，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块瑰丽的奇葩。“你的楚河/我的汉界/都在一个棋盘上/你死，我活/都是棋子/捏在悬空的指尖。” 象棋尚刚，要求积极拼杀作战。楚河汉界，没有人欢马叫，没有擂鼓助威，却暗战危城，勾心斗角。在象棋的游戏规则中表现了先人为保社稷江山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群体理念和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而在这首诗中更多想体现的是个体所需要饱含的永恒追求、不断斗争的精神，淋漓再现了个人殊死搏斗的场景，诗人用象棋激励人们要用尽全力拼搏奋斗。而此时，却画风一转，跳出棋局，诗人残酷冷静地告诉人们虚假的繁荣背后，个体只是一颗棋子，任人摆布，别无选择。《泥人》中作者刻画了泥人这一形象，泥人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手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诗中泥人享受着注目爱戴，却被永远禁锢于高台，“把你捏得万众瞩目/供在祭坛上/享受鲜花香果//坐累了高台/想下来松松筋骨/竟已动弹不得”。这首诗所蕴涵的深意与《道德经》：“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 有同工异曲之妙，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愈高，责任愈大，更要能忍他人不能忍之苦难困苦，能承其重。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都是公平的。此外，还有《刺绣》《剪纸》《书法》《川剧》《舞龙》《舞狮》等等，这些诗中的传统艺术都灌注了诗人闪现的思考，将生活的哲学融进所要表达的感情之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辨。
　　(二) 中国传统食物
　　对于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来说，中国美食永远是舌尖心底的一缕乡愁。中国美食是具有深层象征意味的文化形象，它可以传达一个民族的特定信息，激发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想象。在华文文学中，可以传达中华民族的特定信息的美食符号出现得最为频繁的是粽子、米饭、茶叶等。这是因为，作为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美食符号，它们既是中国美食中最为突出的标志，又蕴涵着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对故国的文化想象。王勇也同样把对故乡的情意凝聚在了那游子心中永恒的故乡味中，如《咸菜》《煎饼》《臭豆腐》《豆腐乳》《海南鸡饭》《油条》等。粽子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美食，在东南亚华人心目中则日趋紧密地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在一起。以小小的一枚粽子为契机，许多华人诗人穿梭于历史的迷雾中，思潮飘荡在汨罗江上，追怀屈原精忠报国的精神。在华文文学中屈原这个形象已不再是历史学家全知全能叙事中冰冷的道德符号，而是充溢着情感活力、具有独立生命意识的个体生命。《粽子》中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牵引着诗人的思绪，活在他内心深处，使他情不自禁地对屈原发出赞美之声并许下美好祈愿，“伤口/被层层包裹/沉入汪洋//鱼群却托起/伟大的诗/人”。这首诗描绘了屈原沉江时的情景，表现了他为实现死亡的社会价值这一终极目标时，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高贵精神，同时畅想屈原落江后的愿景，带有浓厚的神话主义色彩。王勇的故乡在福建泉州，泉州的茶文化历史悠久，茶不仅作为泉州的文化名片，也是诗人思乡时的精神寄托。在王勇的散文集《御风飞翔》中有多篇文章写到了茶，诗人爱好饮茶，甚至将品茶这门艺术伸延为“道”的境界，在浸润的茶叶中看到了游子回乡的路。诗人围绕茶这个文化符号写了多首诗作，如《茶》《茶舞》《茶树》《铁观音》等。“一页一页的/家书，在杯子里/沉落//故乡/便在云烟间/暖暖，升起”（《茶愿》）。品从故乡来的茶，读自故乡远道而来的家书，滚烫的茶水氤氲着热气，诗人在渺渺烟雾中望见故乡。
　　(三)  中华传统器具
　　最后王勇闪小诗中的中华传统风物民俗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器物符号。任何一个民族的器物都是延续和传承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它们借助着特定的外在形式展现着本民族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质。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历史馈赠给了我们十分丰富的器物符号。虽然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许多传统器物已经逐渐移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大部分器物依然游动如岚地活在我们内心深处。它们也最容易唤起海外华人对亲人、故土的情感，激发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认同。《镰刀》一诗：“疯长的草民/被野火点燃/梦中的狂热//纷纷奔跑下山/尚来不及呐喊/便革走了贱命”。政客或野心家悉心培植牵线木偶般的个人，被唾沫横飞的长篇大论蛊惑，全盘接受“洗脑”，甘于被利用。就像“被野火点燃”，陷入翻云覆雨的革命运动中去，“梦中的狂热”中包含的多少企盼“尚来不及呐喊”，也就被“革走了贱命”。迄今为止有了多少部改朝换代史，也就有了多少部百姓血泪史，要不何有“兴是百姓苦，亡亦是百姓苦”的箴言。《鸡毛掸》一诗：“将一堆鸡婆的/嘴毛，收集起来/制成这把横扫/天下的杀手锏//经常没事弹一弹/是非尘埃纷飞”。“鸡婆”在这首诗具有双重指涉含义，表面上是老母鸡，鸡毛掸是由“鸡婆的嘴毛”制成的；实际上是指那些好管闲事常多嘴的人。在诗中，诗人以反讽的姿态称爱道是非说长短的人集合在一起“天下莫敌”，招惹口舌争端，扰乱了人际交往的安宁和谐。王勇擅于借物抒怀，把物写活了，还包括《锯子》《锄头》《胭脂扣》《雪花膏》《鸡毛掸》《陀螺》《筷子》《竹筷》《回马枪》《风筝》等诗，让它们都化身成一个个有生命意识和厚重情思的对象，万物也都有了情。
　　菲律滨作家黎萨尔与20世纪中国文坛(上)
　　/孟昭毅    郑宁人     
　　摘要：黎萨尔是菲律滨具有中国汉族血统的著名作家，他因临刑前写的“绝命诗”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抗精神而受到鲁迅的重视。他因此成为自20世纪初就在中国产生影响的亚洲作家，这种影响因为其“绝命诗”的中译问题而和中国的6位作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与中国现当代文坛结下近一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本文梳理分析了其中详细的过程以及深刻的社会原因，为中国和菲律滨两国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增添最新的研究成果，促进中菲两国人民之间更深层的了解与互动。
　　关键词：菲律滨；黎萨尔；中国文坛
　　黎萨尔(1861—1896)全名何塞-黎萨尔，是菲律滨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与领袖，启蒙主义思想家和近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在菲律滨他作为民族英雄家喻户晓，有“菲律滨国父”的赞誉。他具有中国汉族的血统，是祖籍福建的菲律滨人。他因在菲律滨创建第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菲律滨联盟”，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曾多次遭到逮捕、流放、囚禁，直至枪杀。
　　黎萨尔英年早逝，牺牲时只有35岁。但是他的革命精神，不仅鼓舞了菲律滨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的热血青年的“叫喊复仇”与激烈反抗。他的创作，尤其是2部长篇小说、1部自传、37首诗歌、2部剧本和大量的散文、书信等，以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性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并从20世纪初开始与中国文坛结下近一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黎萨尔1896年11月3日被押回马尼拉圣地亚哥城堡监狱，12月26日西班牙总督判处他死刑，12月30日清晨被枪决。在临刑前夕，他用西班牙文写下《我的诀别》一诗，全诗14节，每节5行，共70行。他将写好的诗藏在酒精灯里，交给前来探监的妹妹带出监狱，再由香港长大的爱尔兰姑娘约瑟芬·布蕾肯(1876—1902，黎萨尔在临刑前和她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带到香港。继后由黎萨尔的好友马里亚诺-彭西(1863—1917，是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结识的菲律滨战友，菲律滨第一共和国驻日本的外交代表，历史学家)于1897年1月率先在香港发表。黎萨尔这首绝命诗流入中国大陆的详细过程，已无从稽考，只知到目前为止共有17种中文译本，其中中国的译者(包括香港的王世昭)共有6位。
　　早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黎萨尔的《我的诀别》一诗就已传入中国。当时由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坚分子戢元丞(又名戢翼翚，湖北人，19世纪末官费留学日本，创办多种报刊鼓吹革命，排满反对保皇党)与日本友人下田歌子在上海合作创办的“作新社”出版了一本“学堂乐歌”珍籍：《教育必用学生歌》(简称《学生歌》)。该书分正续编，前者辑有中国“近人近作新歌”18篇，计有：《醒狮歌》、《醒国民歌》、《爱国歌》、《新少年歌》、《爱祖国歌》、《励志歌》(一)、《励志歌》(二)、《合群歌》、《醒狮歌》、《警醒歌》、《阅法文支那变色图狂歌当哭》、《爱国自强歌》、《可惜歌》、《进步歌》、《幼稚园上学歌》、《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后者“附录”有翻译成中文的6首外国诗歌：《日本少年歌》、《日耳曼祖国歌》、《法国国歌》、《德国国歌》、《德国男儿歌》和《菲律滨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只看这些歌名即可知其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振兴民族的激情。黎萨尔的“绝命诗”也赫然列入其间，可知诗中那种为国忘我献身的革命精神，那种“不迟疑，不彷徨，我国民奋勇兮赴生存竞争之战场”(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1集-第28卷-翻译文学集三，上海书店，1991年)的豪迈气概，必然会激起感同身受的中华少年的普遍共鸣，在他们稚嫩的心灵中定会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只可惜不知道这首爱国诗歌的译者是谁，但它的影响不异于20世纪中国“万马齐喑”中的一声惊雷，响彻大地。(详见胡从经著：《胡从经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11—321页)
　　黎萨尔的“绝命诗”在中国的第二个译者是梁启超。1925年时值北京爆发“女师大事件”和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之后，鲁迅有感而发，在6月16日写的《杂忆》一文中特意提及黎萨尔：“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3—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文中所写“飞猎滨”即菲律滨；“厘沙路”即黎萨尔，系日文“リサル”的音译，黎萨尔在香港行医时，印在名片上的汉文名字；“他的祖父”现已考证应是“他的高祖父”，名柯南，系清康熙年间从中国福建泉州晋江罗山镇上郭村移居菲律滨的。(参见朱正：《厘沙路的中国根：〈鲁迅全集〉的一条补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第69—70页》)据《鲁迅全集》第一卷240页第七条的注释：“厘沙路(J. Rizal，1861—1896)通译黎萨尔，菲律滨作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1892年发起成立‘菲律滨联盟，同年被捕；1896年第二次被捕后为西班牙殖民政府杀害。著有长篇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等。他的绝命诗《我的最后的告别》，曾由梁启超译成中文，题作《墓中呼声》。”有的学者根据“厘沙路”一词是日文音译的理由，推测“梁氏是从日文转译绝命诗的。”(凌彰：《鲁迅评介黎萨尔的重要意义》，《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中国和平出版社)遗憾的是虽经多方设法查找，至今尚未找到梁氏的中译文，只好留待日后补缺。
　　但是就此问题，学界颇有争议。菲律滨学者邦规(吴文焕)在菲律滨2000年5月16日的《世界时报》上的《鲁迅谈黎刹名诗〈我的诀别〉》一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以编者按的形式注明那首诗实际上是菲律滨华人陈天怀所译。2000年7月4日，菲律滨华文作家梅楠在菲律滨《商报》上发表《关于黎刹绝命诗梁启超译文》的文章中指出，作者几经探访，寻找到了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梁启超中译的黎刹绝命诗第三段，抄自其他书本上，并见于《鲁迅全集》及《饮冰室文集》。“光明白日终至，若是天色黯淡，有我鲜血在此，任凭祖国需要，倾注又何足惜，洒落一片殷红，初升曙光染赤。”至于全部译文，至今尚未找到。2008年12月8日菲律滨《世界日报》副刊《世界广场》上刊发一篇文章，名为《黎萨〈诀别词〉又一中译本及译者——写在黎萨甥孙女的〈爷爷扶西-修订本〉发行前夕》，文章用非常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考证推断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一卷《杂忆》一文中的第七条注释，是一条不符合事实的注释。译题为《墓中呼声》的诗是一个名叫真吾的人所译。(真吾，原名崔功河(1902—1937)，又名崔真吾)
　　鲁迅实际上早在此前就已经关注黎萨尔了。他在1918年4月至1919年4月间写的“随感录”中就有相关的文字：“其时中国才征新军，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注释中：“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是指“清末流行的军歌和文人诗作中常有这样的内容，例如张之洞所作《军歌》……《学堂歌》：“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可见《学堂歌》之一的“黎沙儿绝命词”鲁迅应该是早知道的。同时他还说道：“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还是别的原因，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所以我最注意的是芬阑斐律宾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的旧事。匈牙利和芬阑文人最多，声音也最大；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的小说；越南搜不到文学上的作品，单见过一种他们自己做的亡国史。”“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但又有一些区别：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这篇《随感录》是根据手稿编入《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文中提及的“烈赛尔的小说”即“黎萨尔的长篇小说《社会毒瘤》(原译《不许犯我》)”。此书1887年在德国柏林出版了德文版，1912年有英译本。鲁迅在文中十分精准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地从黎萨尔的小说中听到了“爱国者的声音”，虽然其中不乏“真挚壮烈悲凉”，因为这是“讴歌那簇新的复活”之音，“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这正是他“最愿听”、“最注意”的事情。联想到1925年，鲁迅先生在“杂忆”中“所记得的人”中就有黎萨尔，认为他是以生命为代价“叫喊复仇和反抗的”爱国诗人。鲁迅先生仅凭黎萨尔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首绝命诗，就切中肯綮地认识到这位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的深处，难能可贵。至今这种评价对人们认识这位作家作品的世界意义仍有启迪作用。
　　鲁迅多次评介黎萨尔为人、为文的做法逐渐引起文坛对这位菲律滨作家的关注与重视。尤其是其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命诗和刑场上的婚礼，都使得当时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作家难以忘怀。我国文坛前后又有林林、王世昭、李霁野、凌彰四位作家将黎萨尔的绝命诗译成中文，使其绝命诗在中国文坛成为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