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长篇小说）

贺兰雁

房 子
　　如果说民以食为天，则居应该为地！
　　——作者
　　梁永旬最近一直在忙着到处看房子，又准备买房了。
　　这是梁永旬自10年前在惠州买房之后的又一次买房。
　　10年前在惠州买的房，是梁永旬一生之中最大的一笔投资，也是他认为最失败的一次投资。
　　那时候，深圳中心区的房价才3万多一平米，关外龙岗中心城的房价也才刚刚过了1万。
　　梁永旬前两次买房都是被别人带着买的，依他本人的观点，有房子住就行了，还买房干什么！
　　先说第一次，那是18年前。兄弟六个人当中，四个都在坂田的四季花城买了房子。
　　那时候坂田还是平岗镇管辖的一个村，华为公司的总部已经从南山搬到了坂田，但知道华为的人还不是很多。兄弟几个自从喝过磕头酒之后，几年来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然后就是通宵麻将。那时候老大还在东莞樟木头镇的日资厂当厂长，也刚刚在樟木头的镇中心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除了梁永旬有单位分的一套房子外，其他几兄弟都是在周边几个镇租房住。老二老四和老五住在观澜，老三住在龙华，坂田刚好处在几兄弟住所的中心位置。如果大家都住在这里，以后聚起来那就方便多了，省得经常要花一两个小时往樟木头赶。那时候周边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几条，四五十公里的国道走起来走走停停，有时候遇到堵车就没有时间了。记得有一次兄弟几个在观澜等老大过来开台，电话中老大说已经打上车一个小时了，但一个多小时后，再打电话过去，老大说快到了，已经在拐弯了。可是再过一个小时，大家等得不耐烦了，一问，他还是说“拐弯了弯了”。后来，“拐弯了”就成了大家调侃老大的一句口头禅。看到几个兄弟都在四季花城买了房，老大也动了在深圳买房的心思。不管怎么说，深圳也是个一线城市，当时还有买房入户的政策。而且四季花城是万科地产在深圳开发的比较早的楼盘，不管是房屋的外观设计还是小区的环境绿化，都让这些长期居住在城中村嘈杂环境中的人耳目一新。再加上开发商精心设计的样板房，那种格调，那种品味，那种舒适度，更是让他们眼馋得挪不动腿。
　　那天，梁永旬陪着老大在四季花城看房子，看着看着，梁永旬突然提议不妨去平岗的中海翠苑小区看看，那里是中海地产开发的商品房，刚刚建成两期，小区环境也不错，最吸引人的是小区中间有一条大峡谷，被开发商建成了小区的休闲公园，一条桥梁把小区两边连了起来，不管站在桥上看峡谷，还是站在谷底看桥上，你都会想起那句“你在桥上看风景，桥下的人在看你！”
　　“能生活在这样的小区，那真的是不错啊”。小区公园式的绿草地上，身上有大块彩色斑点的荷兰母牛雕塑，让老大着实动心了。“可兄弟们都在坂田，我一个人买在这里有点不方便啊”老大还是有些犹豫。“要是你也在这里买，我就买！咱两兄弟做个伴还差不多。”
　　梁永旬那时候根本没有买房的打算，单位分的房子差不多有100个平方，又处在镇中心的核心地带。当年在宁夏结婚的时候住的单位的宿舍还不到6个平方，从6平方一下子换到了100平方，那种落差让第一次住进大房的梁永旬老婆激动的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一直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这种充盈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几乎能持续一生，怎么可能才过了几年就会想起来去买商品房呢！
　　“你那房子连个可以活动的小区都没有，就一栋楼竖在那里，楼下就是商业街，成天乱糟糟的，七楼的房子都没有电梯，老了能爬得动吗！”老大一脸不屑地说。
　　一说起这些，梁永旬一下子就感到心塞了。单位分的房子面积确实够大，也没有花几个钱，但房子的位置放在闹市中心未必是什么好事。楼下的门面房全是商铺和餐馆，餐馆的吃食引得老鼠蟑螂四处乱串，甚至经常有老鼠窜到楼上的住户家里来。楼下对面街边的小吃摊彻夜经营，半夜两三点经常被喝酒划拳的吵闹声惊醒。还有那些一加油就轰鸣振耳的摩托车，从早都晚从来没有消停过。那乱糟糟的环境，与眼前这绿草如茵宁静惬意的小区相比，自己简直就是跟生活在印度的贫民窟差不多。
　　“那就买吧，我们两个做邻居！”
　　就这样，梁永旬与老大都刷了1万元的定金，平生第一次买了一套商品房。那年，一平方米只要3000多元。
　　但后来估计是经不起老二老三的撺掇，老大还是去四季花城与其他几个兄弟住在了一起，终究老大与老二老三即是同学又是同乡，除了感情的成分之外，当年平岗的交通的拥堵也是让人生畏的，都说到了平岗你就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反正走不动。另外，相比坂田，平岗距老大上班的地方还是远了一点。
　　因为交了的定金不能退，梁永旬最后动员自己的弟弟把老大的房子接手了下来。
　　如果说梁永旬的第一套商品房是有点被临时忽悠而买成的，那么第二套房就完全是心血来潮的结果。
　　梁永旬的第二套房是10年前在惠州买的，而且是个复式。
　　那是住在四季花城的五个兄弟同时在华为旁边的万科城另安新居之后的第四年。
　　五兄弟在万科城买房的时候，梁永旬也到场了。作为老六，虽然年龄是兄弟们中最小的，可兄弟们的集体活动他几乎从来没有缺席过，然而兄弟们两次买房置业，他却一直游历在外，当了观众。尤其是几个兄弟在万科城买的房子，一两年时间房价就翻了两番。不是他不想跟兄弟们住在一起，而是当时他连平岗中海地产的那套房贷尚没有还完，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工薪族，那里能和这几个要么在外企做高管、要么自己有企业的兄弟相比啊！当年他刚到深圳当临时工每月拿600块钱的时候，那几个兄弟已经月薪三五千了。等他拿到三五千的时候，人家已经自己办企业当老板了，老三的厂里光员工都养了200多人，那收入已经不是用工资来衡量的了。为了跟客户交流，老三开始打上了高尔夫，当时在观澜高尔夫球会买了个会员卡，一次就交了40多万，差不多一套大房的价钱了。所以，当万科城的房子一年涨一倍的时候，梁永旬也只能哀叹自己天生就是个穷命。
　　第一章
　　说起穷，那梁永旬上大学之前的日子简直穷得像一条放了多年的毛巾，干瘪得任你使多大的劲儿，都拧不出一滴水来。
　　梁永旬大名叫梁永旬，因为爹是永寿县人，娘是旬邑县人，他和弟弟都是在旬邑县出生的，所以他叫梁永旬，弟弟叫梁永邑。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从少年到青年的梁永旬、那时候村里爱开玩笑的大人叫他小地主、就没有在自己家的房子里住过。不是他嫌弃自己家穷或者房子小，而是他们家根本就没有房子。记得他第一次找不着家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刚进入农历二月，早上上学去的时候还穿着棉袄，中午回来的时候棉袄已经热得穿不住了，他干脆把穿了一个冬天都没有换过的破棉袄脱下来直接顶在头上，那股臊热的味道跟冬天蒙头睡觉时被窝里窜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他顶着破棉袄、夹着书走进院门，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十分愕然：早上刚刚离开的那个单背瓦房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家里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这种巨大变化虽然让8岁的小梁有点诧异，但他也只是静静地看看，并没有找人问个原委。他一脸茫然地左右环顾了一阵，一抬脚，将地上的一块破瓦片踢出了老远，然后把头上顶着的破棉袄拿下来提在手里，走出院门，向南走出堡子的城门，漫无目的的到街上去溜达了。后来父亲在街上找着他，扯着胳膊把他带到了堡子外面的胡同——一条两边打了窑洞住了人家的黄土沟壑，差不多走到胡同的最里面了，才进到了一个有三口窑面的院子。进到最南边的一口窑洞，娘正在与土炕相连的灶台上忙活着。看到小梁进来了，她抬起头苦笑了一下说：“以后放了学就往这里来，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堡子里面被拆掉的旧瓦房是梁永旬爷爷手里留下来的老房子，算算也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梁永旬的爷爷是镇上有名的大地主，据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整个镇子上有半条街都是他们梁家的。梁永旬家不仅有不少土地，还在街上有几个门面，开有药房、杂货等商铺。解放后，地主家的财产自然被充公或者分给了贫农，只给梁永旬家留下一个院子，从里到外有四间单背的瓦房。单背瓦房是陕西八大怪中的一怪，就是所说的“房子半边盖”。给梁永旬家留下的院子甚至都不能叫院子，因为它只是一条细长的窄巷，一边是邻居家高高的院墙，一边就是自家的房子，中间的过道宽度不超过两米。四间单背瓦房里住了梁永旬爷爷的弟弟以及梁永旬父亲的三兄弟共四家人，不管人口多少，每家就一个单间。那时候梁永旬已经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那时还不到一岁，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个不到两米长的土炕上。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8岁的梁永旬和4岁的弟弟经常晚上尿炕，泥土坏砌的火炕经不起经常被尿水浇湿，因而梁永旬家的土炕时常会出现塌陷，炕上铺的芦苇席因火考尿浇而破烂不堪，一不小心，细而尖的苇刺经常会扎破几个孩子的屁股。因更换新炕坯工程相当复杂，要找土坯，要和泥，还要天气好，所以土炕的塌陷处经常会用薄木板或者硬纸壳临时支撑起来。因为单背房几面的墙都是夯土筑成，而且年代久远，生产队的队长就认为他们家的房子有作肥料的价值，于是便强行要求把老地主家的老房子拆了为集体农田去施肥。那时候，县上或者镇上一有什么群众活动，梁永旬的爹梁永旬就会被村里的民兵带走，与一帮被称作牛鬼蛇神的坏分子圈到一起，以防止他们搞什么破坏活动。梁永旬被折腾习惯了，从来都不会反抗，也不敢反抗。所以生产队的队长说了要拆他们家的房子积肥，他也只有服从。倒是梁永旬的娘抱着还在吃奶的女儿，坐在炕上死活不肯挪窝。直到房顶上的瓦片都被揭开了，细碎的砖头瓦块不时会掉落在炕上，最后怕砸到了怀里的孩子，才不得已而撤了出来。
　　后来听娘说，现在这个窑洞是队长叫人给找的，窑洞的主人与他们家也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家里只有父子俩，三孔窑洞两孔都闲置着，所以就临时借给梁永旬家暂住。主人家的儿子小名叫兔娃，比梁永旬大七八岁，后来经常带着梁永旬兄弟俩去挖野菜，偷苜蓿。苜蓿是生产队种了专门用来喂牲口的，那年头大集体春种秋收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几个牲口一起拉的大轱辘车，因而生产队有专门的饲养室，养着十多头马、牛和骡子。春天苜蓿刚长出来的嫩芽摘来做菜疙瘩，或者切碎了放在面糊糊里，再就上几口凉伴的荠荠菜，那味道实在好极了！
　　在兔娃家住了一年，梁永旬家又搬到了杨富林家。听娘说是兔娃爸准备给兔娃找媳妇订婚了，要提前收拾窑洞。杨富林家与兔娃家都在同一条胡同，中间只隔了两户人家，也是三孔窑面的院子。杨家与梁永旬家人口一样，都是四个孩子，而且大小都不差一两岁。一个院子一下子有8个孩子天天在一起玩，热闹是热闹了，但娃娃脸，随时变。玩着玩着时不时就会发生纠纷，一旦两家的孩子吵起架来，杨家的孩子就会理直气壮地站在院子里大喊：滚出去，不要住在我们家里！那时候，梁家的孩子就只能默默回家，不敢吭声。记得有一回，五年级学生梁永旬放学回来，看到杨家的三四只鸡正站在自己家的玉米架上欢快地吃着玉米，他顺手脱了鞋竟直砸了上去，没想到刚好砸中了一只母鸡的脖子，那只鸡耷拉着脑袋从玉米架上掉下来，在地上转着圈扑腾。梁永旬知道这下闯下大祸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杨家的大儿子就跑过来了，发现地上鸡的歪着脖子在扑腾，骂了一句“狗日的，敢把我家的鸡打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就直接扑过来和梁永旬扭打在了一起，杨家另外几个孩子也过来帮忙，几个人把梁永旬压在地上，拳头一下接一下地打在了梁永旬的头上身上，瞬间，鼻子嘴角的血已经把梁永旬的脸抹花了。听到吵闹声，杨富林先赶过来，一把抓住大儿子后衣领直接提了起来：“咋咧，为啥要打人呢？”“他把咱鸡打死了，狗日的住在咱院里，还敢打咱的鸡。”杨家老大满脸怒气地说。杨家的另外几个孩子在旁边喊道：“叫他们滚出去，快滚。”梁永旬的娘手里提了个扫地的扫把从窑出冲出来，不问缘由，照着梁永旬的头就抽了下去，把刚要从地上爬起来的梁永旬又打倒在地。梁永旬从头到尾都没有哭，他只是咬着牙忍着。那时候，10岁的小梁已经深刻领会了在人家屋檐下就不能不低头的道理。
　　说实话，老杨两夫妻做人还是比较厚道的，自家的窑洞白白给别人住着，本来一家人吃水的水窖，增加了一家人之后，水量明显下得快了，如果再遇到长时间不下雨，靠收集雨水储存生活用水的水窖便眼看着一天天见底，大家心里也都有些着急。本来一家人用的土厕所，一下子变成了十几个人用，有些孩子不仅用完不收拾，情急之下还在厕所里乱拉，尽管梁永旬一有空就去清理，也会拉来干净的土去垫在地上，但不满和骂声时不时还会传到院子里。随着两家孩子们之间剑拔弩张对抗关系的升级，老杨也经常会提着扫帚满院子追着打自己的儿子。时间长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了，大人们之间和眭客气的氛围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从西兰公路往西边拐过去几百米，下一个斜坡，就是胡同的入口。从入口到老杨家，大概还有一里多地。这条胡同原来应该是大水长期冲刷在黄土高原上形成的一个沟渠，沟渠东边的岸坡被人打成了窑洞，从南往北一共住了20来户人家。胡同西边中间有一个通到上面的斜坡，顺着坡上去，上面则是一大片农田。那时候经常有狼在胡同对岸的野地里活动。冬天，孩子们上学的时间早，天还很黑，大人们便会护送着孩子，一家挨一家地叫上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一起搭伴走。有时候，寒夜月光下，狼的身影会出现胡同对面的坡顶上，俯视着对面胡同里人家的活动。坡下正对面的一户人家没有院墙，院子里养了一条狗护院，平时有人从这家门口经过，狗就会边叫边往外面冲，吓得路人心里一阵发慌。但孩子们早上上学的时候，都希望能听到狗叫，因为狗叫能给人壮胆，能把狼吓退。
　　那时候，梁永旬迷上了看电影，晚上经常会到县城的电影院蹭电影看。虽然当时一张电影票只要5分钱，但梁永旬也不可能有钱买票，他只会跟着一些手里有票的大人后面，假装成人家的孩子往里蹭。梁永旬个头长得比较小，如果检票的人不太注意，往往就会蹭票成功。如果检票员问一句“这是不是你家孩子？”前面的人说不是，他就会被检票员提着领口拽出去。看完电影，差不多就是晚上10点多了。每次走到胡同口，梁永旬就会等着看有没从外面回来的大人，然后跟着大人后面一起往回走。但有时候等上几十分钟，也没有一个大人过来，眼看越等越晚了，他就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人往黑黢黢充满恐惧的胡同里走，一边走一边四面环顾，尤其是在下过雪的冬天，没有被雪盖住的地方，晚上看起来都像一头随时会向人发起攻击的野兽。就这样提心吊胆地一直走到胡同中间，直到听到那熟悉的狗叫声，梁永旬的心里才会踏实一点。尽管他也害怕狗，但他知道这个狗终究只是虚张声势地叫几声而已，因为他们这些孩子成天从这里经过，狗已经认得了他们的脚步声，不会把他们当成外来的生人或者偷东西的贼去补咬的。
　　在杨富林家住了两年之后，梁永旬家搬到了另一个胡同口的一间小窑洞里，这个小窑洞与生产队的电磨坊是在同一面崖壁凿成的，中间相距几十米。可能是由于地形的限制，这个窑洞凿得不深，里面的可使用面积只有老杨家那个窑洞的一半大，一个土炕和一个土灶台就占了大部分的地方。这里原来住着一个外来的独身老头，姓侯，村里人都叫他侯十，前不久过世了，窑洞就空了下来。小是小了一点，但没有跟别人在一个院子，也不用成天看别人的眉高眼低，住起来总算气顺一点了。还有旁边就是生产队的电磨坊，磨面非常方便，再也不用借别人家车子拉着粮食跑老远的路了。
　　梁永旬家的穷不光是常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还有每年到了农历二三月，家里就会断粮。那年月生产队里按人头和劳力分粮食，梁永旬家里吃饭的人多，能下地干活的人却很少。所以每年夏秋两季分到的粮食，勉强能把正月吃出来。在杨富林家住的第二年，小妹妹又来到了人世。那时候没有任何副食，更没有油水，吃肉那是过年的时候才能想一下的事情，填饱肚子全靠玉米和高粱。因为玉米和高粱耐旱，产量高。可就这也吃着吃着就断顿了。之前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梁永旬的爹就会夹着个蛇皮袋子去十里外的吴店村他自己的舅舅家借。记得那一天梁永旬的爹早饭没吃就走了，因为家里已经连一把面都没有了，根本就没有东西做早饭。一家人六张嘴都在家里等着梁永旬的爹能借了粮食回来，可是一直等到日头偏西了，还是不见爹的人影。看着弟弟妹妹们饿得直哭，梁永旬就把炕上的一个枕头拿过来，找来剪刀就往开剪。
　　“你糟蹋枕头弄啥呀！”娘不解地问。
　　“这个枕头里面填的是高粱壳，拿到电磨子上多磨几遍，磨细了打搅团也能吃，总不能眼睁睁地把人饿死啊！”
　　梁永旬把枕头里的高粱壳倒在一个搪瓷面盆里，洗都不洗就拿到隔壁的电磨坊去磨了。那时候梁永旬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意识，从小都是靠天吃饭，天不下雨，生活用水都成问题，哪里会讲究干不干净。后来梁永旬参加工作后看过一个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女星袁泉饰演了一个从城里到黄土高原地区支教的青年老师，那地方就和梁永旬的家差不多，生活用水非常稀缺，几乎连弄盆干净的清水洗个脸都成了很奢侈的事情。学校为了迎接城里来的女老师，特例为她准备了一盆洗脸水，她洗完脸后，几个学生也过来趁机洗了个脸，学生们洗完后又给学校的里的驴饮用，喝足了水的驴昴起头来，放开驴腔得意的叫了长长的一阵子。当老师问学生们，新老师来了大家开心不开心，学生回答说：我们很开心，驴也很开心。
　　当梁永旬捧着磨得细细的高粱皮粉回到小窑里时，发现窑里多了一个人，一个十二三岁蓬头垢面的男孩，娘看着他疑惑的眼神，马上解释说：“这娃是个叫花子，来门口要馍呢，屋里也没有馍给娃。我叫娃进来先等一等，等你磨面回来了打一点搅团，娃跟咱一搭吃一点。”
　　听了娘的话，梁永旬看了看那个怯懦着眼神看他的叫花娃，嫌弃的表情马上就在脸上显现了出来：自己家人都快要饿死了，还让一个要饭的来分几口吃食。我的娘唉，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好景不长，在这个不看人脸色的小窑里住了没几个月，村里姓牛的屠户找上门来了，说之前住在这个窑里的侯老头是他家媳妇娘舅家的远房亲戚，虽然无儿无女，但有亲戚在啊。现在亲戚委托我过来把窑收回来。姐跟娘都觉得他们是故意找碴，都是一个村的人，什么远房亲戚不亲戚，之前怎么就没听说过？侯老头在世的时候，怎么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来往？再说了，梁永旬家也实在没有地方可搬啊，虽然家当不多，但人口多啊，一家大小7口人，总不能住在荒天野地里去啊！嘴上说是不搬，可一到晚上爹和娘就睡不着觉，一直在商量着怎么办才好。牛屠户虽然不是什么恶人，但也是村里出了名的厉害人，尤其是他家的婆娘，仗着男人手里的一把杀猪刀，和左邻右舍发生争执的时候，常常高喉咙大嗓门的威胁人家，那口气大得好像立马能灭了你家三族一样。所以村里人对他们家一晌都敬而远之。这样你来我往的掰扯了几天，牛屠户家便懒得动嘴了，而是直接上手，牛屠户婆娘带着几个孩子，进窑里来不由分说就动手把梁永旬家的东西往门外面扔，牛屠户自己则在门前不远处漫不经心地卷着纸烟，眼睛时不时地往窑里漂着。
　　梁永旬的爹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但梁永旬一家人都知道，爹的脾气其实非常不好。因为从梁永旬记事起，爹和娘的之间的对话基本上都是以吵闹的形式表现的，很少看见他们和颜悦色地进行过交流。至于从恶语中伤、拳脚相向上升到相互撕扯，那都是隔三岔五的家常便饭。作为女人，梁永旬的娘忍受了无家可居四处流浪的日子，忍受了邻人的嘲笑和指点。而作为婆娘的男人，梁永旬在外人面前却是有点书生气的实实在在的老好人，逢人就点头，见面就微笑，一副和谒谦逊的模样。作为老地主的后代，在经历了父亲被镇压、自己又动不动被拉去批斗或者陪斗的磨砺，梁永旬的爹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威慑得服服帖帖了。从小到大，梁永旬从没听说父亲和村里的任何人发生过争执。所以，在牛屠户的女人孩子将梁永旬家的破被烂席从窑里往出扔的时候，除了梁永旬的姐和娘在拼命与他们拉扯，梁永旬的爹只是抱着被大人们的吵闹吓得哇哇大哭的小女儿在门口站着，好像一个过来看热闹的邻居。而13岁的梁永旬则强压着满腔的屈辱与羞臊，默默地捡拾着被扔在窑前地上的书本。
　　这场局面混乱的居住权抢夺战以生产队长的喝止而收场。看着梁永旬一家落魄凄惶的惨状，队长一时心生恻隐，但又难以判定这个小窑洞的归属，为了息事宁人，队长略一思忖，然后回头交代跟在后面的会计：叫人把饲养室南边那间窑收拾一下，让梁家先搬过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