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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实是，这场大雨并没有给梁永旬的应聘带来好运，反而直接让他那不大的希望就地落空了。
第二天上午，梁永旬穿戴整齐，早早就坐车赶往平岗。龙华到平岗没有多远，不堵车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但由于前一天的雨造成很多地方的积水尚没有完全退去，一路上车堵得看不见首尾。等到了平岗镇政府，已经过了10点了。那个姓张的秘书倒是见到了，而且只是在楼道里跟他打了招呼，说是现在忙着处理急事，让他改天再来，就急匆匆地走了。后来他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前一天的大暴雨，平岗这里水淹得厉害，为了抢救落水的群众，平岗民兵应急分队的一个队员被洪水冲进了排水沟，直到第二天还没有找到人。梁永旬只好悻悻地走向公交站，坐着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慢地往回挪。路两边到处是灾后狼籍的景象，一些商铺门口支起了各式的架子，晾晒着被水泡过的衣物和床上用品，有的店铺直接把货架拉出来摆在门口，晾晒着货架上的货物。一些店门口，有人在挥舞着手中的工具，清理着门前堆积的一层淤泥……以拼搏精神而闻名全国的深圳人，经历了这场大雨的冲刷洗礼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梁永旬在胡思乱想着。
三天以后，梁永旬又去平岗见了张秘书。张秘书是一个个子高大的中年人，走路的时候上半身与下半身不怎么协调，明显地有些左摇右摆。张秘书先带他到一个小会议室，操着一口广东味很浓的普通话，梁永旬要伸长了脖子很仔细地听，边听边辨别，才勉强能理解他说话的意思。他先是问了一些梁永旬的基本情况，然后就带他去了五楼，进了一个门上挂着宣传部牌子的办公室，跟一个高个子男人说：“部长，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个梁老师，大学中文系教师。周一那天来过，我们正忙着，没顾上说。”
那个被称作部长的人笑着跟梁永旬打了个招呼，说：“你先坐，稍等一下。＂然后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一串号码，只对着电话里说了句“你过来一下”就放下了话筒。
不一会儿，一个个子较高脸色黝黑体态细长的人来到了办公室。那个部长过来说：“这是梁老师，大学教授，先安排到你们文化站，你直接带回去给刘站说一下吧。”然后回过头对梁永旬说：“这是文化站的郑副站长，姓郑，是副站长。你先跟他过去吧。”
梁永旬点着头连声说着感谢，与张秘书打了招呼，就跟着这个郑副站长下楼了。到了楼下，郑副站长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开车。”
不一会，一辆摩托车到了梁永旬面前，郑副站长叫他坐在后面，然后就开出了政府大院。
这个郑副站长的长相太不像中国人了，活脱脱就是越南或者菲律宾的土著。之前只是在电影电视里见过这样的人，没想到现在就坐在他的摩托车上。梁永旬在后面想象着这个骑摩托车的人的来历。
摩托车载着梁永旬进了一个门庭，里面是个不大的院子，下了摩托车，梁永旬一抬头，才发现这是一栋高层楼房的楼下。跟着郑副站长进到一楼角落的一个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办公间。到了最里面的一个小间，郑副站长把它介绍给了一个中年人，说这是刘站长。刘站长长得还比较周正，人也白净。他听郑副站长讲了情况，然后很客气地对梁永旬说：“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我们通知你再来上班吧。”梁永旬写了个任先生名片上的电话，就出来找车站坐车回去了。
梁永旬刚一出门，就听见那个刘站长在身后说：“都不知道搞什么搞，一个乡镇基层文化站，高中生就能干的工作，弄个研究生来，还是古典文学的，啥意思吗！”
回去的路上，梁永旬一直拿不准这到底算怎么回事。一个小时之内，他被人转了四次手，但这中间没有一个人明确告诉他到底是被聘用了还是没有。回去等通知，那就说这还是两可的事。而且听那个站长的话，明显是不欢迎他来啊，那这个通知能不能等得到，还是个未知数。找个破工作怎么会这么艰难呢？如果早知道深圳是这个样子，他怎么会抛下大学里那光鲜悠闲的工作，跑到这里来看人家的眉高眼低。唉，他有些怀疑自己走出的这一步是不是错了。可已经走出来了，不耐着性子随人摆布，又能怎么样呢？而且如果再转身回去，不光是个面子问题，想从根本上解决穷困问题的初衷不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啊！
回到龙华，已经是下午了，他在街边的小摊上吃了个炒米粉，填了一下饿了大半天的肚子。回到宿舍，发现任先生给他留了个条子，条子下面还放了一个精美的铁盒子。任先生说他跟同事们去汕头旅游了，这几天让他自己管好自己，饭票在抽屉里，可以自己拿了去饭堂吃饭。下面的盒子里是一盒月饼，是留给他的。看了条子，他才想起来，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也是国庆假期，看来他们是去度假了。他打开那个月饼盒子，里面有四个渗着油的月饼。他昨天还在街边的小店看到过这种月饼，叫美心，是香港的著名品牌，一盒要200多块钱，200多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啊，一个月的工资才买4个月饼，简直是要疯了。一个月饼就50多块，怎么下得了口啊！老家的月饼几块钱就能称一纸包，而且没有这么多油，都是上面点了粉红颜色的酥皮馅饼，有冰糖青红丝馅的，有红糖馅的，有五仁馅的。当然，他只是在商店里看过，从小到大，偶尔有爹的朋友送那么一两个，几个孩子分着偿个新鲜，那里能像这样一盒子就给他吃了，而且还这么贵。
一说到中秋节，他就会想起10岁那一年被爹打的事情。那天也是个中秋节，下午的时候，堡子里来了个挑着担子卖鲜枣的，他一边挑着担子慢悠悠地走，嘴里一边吆喝着。梁永旬他们几个孩子就跟在后面恶作剧，趁挑担子的不注意，就飞快地从他后面的筐子里捏几个枣出来，然后趁他不注意，又飞快地放回去。轮到梁永旬的时候，当他伸了手正要从筐里拿枣的时候，忽然被人从背后一脚揣倒在了地上。回头一看，原来是爹跟在了后面。爹捏着他的脖子，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一直提回家里。爹的手非常有力，捏得他脖子又疼又难受。回到家，爹把按爬在炕沿上，然后拿了个扫地的笤帚对着他的屁股一顿抽打。爹可能是真的生气了，打在他屁股上的笤帚非常有力，他只觉得一阵火剌剌的生疼，哭声随着笤帚的上下不断地起伏。打了十多下，爹没再打了，而他哭着哭着竟然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在炕上盖着被子了。爹看他醒了，就叫他下来穿鞋，然后叫跟着他走。爹也不说话，只是在前面走，他就默默地在后面跟着，出了城门，还直往街上走。他不明白天都黑了，爹为什么要往街上走。他只知道那天晚上的月亮非常亮，路边不时有小孩子在玩捉迷藏。后来来到十字街口卖水果的摊点前，爹买了一包枣塞给他，然后郑重地说：“要吃啥就给爹说，有钱就给你买，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知道了么？”他点了点头，爹说：“说话，知道了么？”他低声说：“知道了”。
那年的中秋国庆放假5天，这5天可能是梁永旬一生中最难熬的5天了。在别人都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他待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困守着一个没有电视的空房子，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在竹沙发上看着手表跳动的指针过日子。什么叫度日如年，那几天他是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他甚至抱怨过国家为什么要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实在无聊得难受了，他就出去在街上漫无目的瞎转悠。他给家里的女人写了到深圳来的第 ，只说了朱先生、任先生怎么照顾他，说了工作也找得差不多了，只等过完节就可以去上班了，对于他自己奔波困顿的处境一个字也没提。难熬的事情就一个人撑着，说给别人只能放大烦恼，只有让人快乐的好事才适合分享。
过完节还等了两天，也一直没有等到让他去上班的通知。第三天晚上，任先生告诉他：“你明天早上自己过去吧，你也不去文化站，你直接去宣传部找部长，部长叫人带你去的文化站，就等于他已经把你安排到那里了，文化站不通知你上班，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梁永旬一想也有道理，第二天就按任先生说的直接去见了宣传部长。部长一听，马上就火了：“什么？还没叫你上班？这帮家伙他们想干什么？”说着就拿起电话打了过去：“我安排个人给你，你还有意见吗？我说的话算不了数吗？没有办理关系办就完了，多简单的事啊！”
放下电话，部长对梁永旬说：“你跟我来。”他把梁永旬带到隔壁办公室，对一个中年女人说：“姜大部长，给你带了个人才，中文系硕士，大学老师，我想先临时安排到文化站吧。”
姜部长四十来岁，短发齐肩，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她很客气的跟梁永旬打了个招呼，就让对面坐着的同事给办了手续。
乡镇文化站，听起来绝对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单位，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硕士，从一个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岗位上出来，去一个乡镇文化站当临时工，这实在不能算令人满意的安排，但在梁永旬看来，不管怎么样，先找个落脚点再说。之前一直找不到事的时候，他连去海边码头当搬运工的想法都有了。现在找到的好歹也算个文化部门，失落了好久的心情也就慢慢舒缓了过来。
第一天过去，站里也没给他安排什么事，只是指定了张办公桌，然后叫人带他去看了宿舍。宿舍就在单位所在的这栋楼的五楼，是一个三室两厅的居室，里面的三室早已经住满了人，给他安排的是客厅里用木板隔起来的临时空间，里面只放了一张铁架木板床，那木板还不是一整块，而是两块半截木板，随便放在床架上。打眼一看，感觉那木板根本不是木板，应该是五合板，要不是床架子上打横放了几根两指宽的木条，那根本就不可能当床板用。
下午，他去办公室坐了会儿，也没人安排他做什么，他发现其他人好像也没什么事干，不是看报纸就是喝茶闲聊，至于聊的什么，他一句也听不懂。他也拿了几张报纸过来看，虽然已经坐在办公室了，但他还是习惯找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来看，哪怕是报纸中缝字体很小的广告，他也挨个看完了。
下午下班后，他到街上杂货店买了一条便宜的床单和一个枕头，回来后把床上的那两片木板凑齐了放在床上，然后把床单铺在上面。多年的大学生活，他已经习惯睡硬板床了。只是现在这个床上的床板并不是硬板，而且薄得睡上去都要小心会从中间压折了。10月的天气虽然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酷热了，但晚上睡觉还用不着盖被子，拿一条床单铺一半在床上，另一半搭在肚子上，有时还热得搭不住。半夜翻了个身，只听“咔嚓”一声，梁永旬随着半截床板一块掉到了地上。爬下来开开灯一看，倒不是床板断了，而是下面支撑床板的那个二指宽的横木条断了。没办法，这个床是睡不了人了。梁永旬把那两块薄木板取出来，放在床前的地上，再把床单铺在上面，就在地上睡下了。地好歹是水磨石的地面，比床稳当多了，梁永旬感到这样睡不但踏实，还凉快。
早上上班后，梁永旬找到站长，很客气地反映了床架支撑木断了的情况。站长喝了口茶，看了梁永旬一眼说：“站里只负责给你提供一个住处，至于其他设施和生活用品，都是要你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如果你觉得站里提供的这个床不合适，你就买个新的吧。啊！”
买个新的？拿什么买？现在兜里的钱还不知道能不能凑合到发工资呢。梁永旬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话合适。停了几秒，梁永旬轻声说：“哦，我知道了，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就退出了站长办公室。
中午，别人都回去休息了，梁永旬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了一阵，却丝毫没有睡意。他想着怎么解决床的问题，总不能一直睡地上吧！忽然，他想到附近有个在建的工地，去那里找找，说不定能找到什么适合支床的东西。他翻身起来，出了楼门，往工地走去。
工地现场四周用蓝色铁皮围了起来，只留了一个供运输材料的货车进出的口子。工地是一个还没有露出地面的大坑，工人们在一个四方形大坑里的水泥钢筋之间忙碌着。可能是中午吃饭时间，进出口也没有人看管。梁永旬壮着胆子进到里面，寻找着能支撑床板的木条。
一进工地的大门，上小学时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挨批斗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那年，梁永旬同学上二年级，当时学校教室里面土坯墙外面的一层泥皮掉了一大块，学校找了人来维修。修补外墙需要把做麻绳用的条状的麻丝剁成绒絮和在泥里，这样泥的墙不但表皮光洁，而且还不易开裂脱落。工人们将剁好的麻絮与黄土堆放在教室讲台的旁边，可能是要等学生放学后才和泥施工。正好梁永旬家里窗台下面的墙皮也脱落了，听说麻絮和的泥有这个作用手，梁永旬就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趁其他同学不注意，过去抓了一把麻絮放在了自己的书包里。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还是被一个同学从窗户外面看见了，并且报告了老师。这样，梁永旬就被当成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地主狗仔子，在班里被开了批斗会。手里拿着那一把麻絮，站在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检讨完自己偷窃行为的罪大恶极，还要听任同学们一个一个怒火满腔地口诛笔伐。二年级学生梁永旬当时虽然很不理解拿了一点泥窗台墙皮的麻絮与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关系，但他知道偷拿学校的东西肯定是犯了错，在自己的同学面前如此暴光更是丢人现眼的事。
时隔20多年，梁永旬已近而立，但去拿别人的东西，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他一边四处打量着路边散落的材料，一边留神着有没有人关注自己。好在没费什么劲就发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竹条，看样子是工地上工人们踩在脚下的那种由许多竹条穿在一起的那种踏板上的一根，可能是坏了的踏板上散落下来的，被人随便扔在了这里。这种竹条也是两指宽，但比他床上的那根木条就结实多了。梁永旬拿着竹条很快离开了工地，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把床又重新支了起来。
下午下班后，梁永旬到楼下准备去找东西吃。文化站没有饭堂，工作人员吃饭都是去镇政府食堂吃。梁永旬是一个从小吃面食长大的人，养成了一个面肚子，上大学的时候，中午还可以吃顿米饭，但早上馒头晚上面，基本上是固定的食谱。晚饭他从来不吃米饭。就是结婚后，他那个以前不怎么吃面的媳妇也养成了中午米饭晚上面的生活习惯。在文化站上班之后，饭堂一天到晚都是菜和米饭，晚上和中午吃的一模一样，这让梁永旬的肚子开始不舒服了，所以晚饭他基本上不去饭堂吃。要么去路边小店吃个炒米粉，因为这个口感跟北方的面比较类似；要么就在小店买个面包。解决了肚子问题，梁永旬就在镇上到处瞎逛，一来房间没有电视，一个人呆不住，另一方面，他也想把他即将生活的这个地方好好认识一下。
平岗当时是深圳开发得比较早的乡镇，辖区的每个村都办起了工业区，外来人口是当地人口的十多倍。在镇中心的这片区域，街上的霓虹灯闪烁着不同的颜色，每条街巷临街的店面都灯火辉煌。稍微偏离中心区一点的一条村巷里，黑白相间的圆柱形标志灯竞相转动着，梁永旬知道这是发廊的招牌性标志。但一条不足百米的街巷里竟然一个挨一个开了30多家发廊，而且每家发廊的灯光都呈现着迷离的粉红色，门口坐着穿着裸露打扮娇艳的发廊妹，只要有男人从门前路过，她们就会主动上前打招呼招揽生意。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梁永旬知道这些发廊并不以理发为主业。所以看见那些要贴上来的小姐，梁永旬远远地就走开了。走在街上，看着镇中心一栋30多层的商住楼那么多窗户都亮着灯，梁永旬在暗自感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一间亮着灯的窗户能属于自己！
上了几天班，梁永旬才慢慢整明白了，文化站实际上是乡镇一级的文化管理单位，白天好像看着没什么事儿干，同事们看报的看报，聊天的聊天，还有几个人专门去办公室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看录像。但一到晚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要加班去检查歌舞厅、卡拉OK和录像厅。那时候深圳的这些娱乐场所非常火爆，歌舞厅比酒店还多，有酒店的基本上都开有歌舞厅，一些大型的歌舞厅基本上都有驻场或者串场的演出团队，卡拉OK甚至都开到了酒吧和西餐厅。而面对打工一族所开设的录像厅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的周边，大部分都是通宵营业，所放的录像内容应有尽有。作为娱乐场所的属地管理单位，文化站有一个专业职能，就是检查这些娱乐场所音像内容与演出节目的合法性。梁永旬跟着市场管理组的同事们出去过几个晚上，见识了这些娱乐场所兴隆的生意，也真正领会了什么叫灯红酒绿。
“阿旬，出来帮个忙。”一天下午，那个长得像越南人的副站长在办公室门口叫他。
梁永旬出去一看，院子里停着一辆的士头的，车厢里装了差不多一车厢花花绿绿的录像带。
“搭把手，把带子搬到办公室”副站说。
梁永旬就跟着大家一起出来进去跑了几趟，将录像带搬进了办公室里面那个有电视机的房间。之前梁永旬一直没有进过这个房间，只听说市场组的同事在里面审片，有时候审完片的同事出来，在与其他同事交谈的时候，显得有点神秘兮兮的样子，有时候还会特地瞟一眼旁边的女同事。尽管梁永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这审片子的同事一定是看到了有意思的内容。那天搬完录像带，梁永旬还没出来，市场组的同事就打开电视机放录像带进去播放了。他们播放片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倍速快进的，看到有问题的地方才以正常速度播放，而且还要将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那天，梁永旬才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录像里面光着身子的人体，还有不堪入目的淫秽镜头。与同事一起看这样的画面，梁永旬感觉很不自在，很快就起身离开了。边往外面走，梁永旬边想，所谓“黄色录像”中的“黄色”，应该就是电视屏幕上不穿衣服的人体的颜色吧。
晚饭后的时间是梁永旬一天当中最难熬的时光。宿舍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由于隔墙没有封到顶，所以外面的一切声响都会传进这个空间里。对，这里只能叫空间，不应该叫房间。这一段时间梁永旬听的最多的，就是里面一家的电视每天晚上六点半准时播放的香港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场曲，曲子听着很激昂，曲子过后的新闻他却一句也听不懂，但却被哇哩哇啦的鸟语吵得在这个空间呆不往，所以他就只能下楼去溜达。街上他已经不想去了，每个小巷都转了好多遍，人多车多，嘈杂得难受，还要注意个人安全。这两天他一有时间就去附近的铁路边找个地方坐下来看火车。这是港九铁路必经的路段，前方不远就是民国初年建的平岗火车站，时不时有绿皮的火车从眼前开过。看着被火车的铁轮磨得明光发亮的铁轨，梁永旬就想，这条铁轨一直可以通到西安、通到宁夏，顺着铁轨一直往北，就可以回到老家，可以回到宁夏，可以看到自己可爱的儿子。每到这个时候，梁永旬就特别想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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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 05:1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