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几个问题

师哈哈达人

《政治生活》教材的开篇部分说：“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的，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由此可见，正确地分析国家政权的实质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我们讲好《政治生活》是特别重要的。下面，我想就我国人民政权的创建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等问题谈一点看法，供教师参考。
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不辞千辛万苦，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的真理。因为当时的中国只面临着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所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是十分热烈、十分认真、十分虔诚的。毛泽东说过，在当时，学了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即所谓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⑵康有为就曾乐观地预言：以中国之广土众民，又有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可资借鉴，必定“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多，但成效却甚少。太平天国革命遭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洪秀全本人殉难，《资政新篇》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无从实行。戊戌变法，有如昙花一现，仅只百日，即告失败。光绪皇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除了保留一个京师大学堂以外，所有的革新措施都一风吹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依然存在，“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名的招牌而已。孙中山本人就沉痛地说过，清朝被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盛，破坏虽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这场革命也流产了。这就是说，先进的中国人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为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和革命所进行的斗争，统统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这个基本的事实，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们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方案的有效性的极大怀疑。这种怀疑论，成了人们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的推动力量，为人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土壤。共7页，当前第1页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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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这个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个革命打开了先进的中国人的视野，使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也还是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一种方案是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一种方案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物或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一种方案是由共产党代表的，他们主张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长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反复的检验。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由于根本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也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就连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们，除极少数走向反动外，多数也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最终承认了共产党建国方案的正确；只有共产党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受它们控制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它们在中国的这类殖民主义利益将会随之丧失，而且它们还将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所不能容许的。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⑶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阶级。它没有能力领导人民为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它们所经营的，主要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很不充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于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软弱的地位，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不表现出软弱的态度。它一方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它由于对外国垄断资本有相当的依赖性而不敢彻底反帝，由于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密切而不敢彻底反封建，它尤其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共7页，当前第2页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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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没有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中的多数连这点勇气也消失了。他们企图通过“改良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但这纯粹是一种幻想。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极其狭窄，由于自身的残暴和贪婪，是极度脱离人民，因而也就是十分虚弱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它根本不可能对人民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
由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五项决议之后胜利闭幕。按照政协协议，中央政权将实行议会制、内阁制(这种体制比较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中央应与地方分权，地方实行自治，省长民选，省可制定省宪，这为解放区政权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保障。按照这个协议去做，也将会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设若干有利的条件。但是，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这些协议。相反，在政协会后不到10个月，它就将政协协议彻底撕毁了。
这样一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也终于丧失。中国人民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人民革命的路，走人民民主专政的路，走经由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路。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份开始，他们纷纷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建立新政协、筹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55人联合发表政治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⑷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由此可见，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和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的确立，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一般被称做人民民主制度。就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来说，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政党制度来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国家结构形式来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在这种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广大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进行选择的结果。这种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使广大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它保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与以往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而是保护广大人民的机关。正因为如此，与旧政治制度比较，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坚持这种基本制度。共7页，当前第3页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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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和改革的。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它的一些具体制度和一些制度的具体环节上还存在着若干缺陷和弊端。例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便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指出，上列政治生活中的弊端之所以发生，有思想上的原因，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⑸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的前提下，革除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我们改革的总的目的是什么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⑹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具体地说，它要达到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⑺
在明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同时，邓小平还指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所应当坚持的原则、方法和步骤。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很明显，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那么，“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⑻为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⑼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⑽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坚持四项原则的核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⑾
第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⑿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不同，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不能照样移植到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⒀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就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他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⒁所以，“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共7页，当前第4页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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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重论述我国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邓小平还提醒人们注意：“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⒂所以，我们不能跟在任何国家后面亦步亦趋。邓小平讲这些话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按照他的所谓新思维，大搞什么“公开性”、多党制民主、从宪法中取消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文等，终于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严重分裂以致导致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这个事实从反面向人们证明了邓小平的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⒃
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国家的活力，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⒄由于“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因此，我们又“需要审慎从事”。⒅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⒆ “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⒇
为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必须把这项工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邓小平说过，“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否则“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21)
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22)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3)
从根本上说，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4)
问题在于，中国既然不能搞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等，那么，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和这个党领导下的政府又如何受到监督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5)
1987年9月，邓小平提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正是在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中共中央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易于见效的途径。这个思想，对于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1997年召开的党的xx大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我们党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XX年召开的党的xx大进一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共7页，当前第5页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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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论述，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人不这样看。近年来，有人提出，我们所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现代宪政主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华。他们主张，用宪政民主、现代宪政主义这种模糊的口号来代替我们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明确的基本主张。
他们这些主张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科学地解析关于宪政之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基本观点。比如说，有没有一般的民主、抽象的民主？要不要区分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这方面的道理，本来是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能懂得的。但是，我们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为了把自己的一些东西贩运、移植到社会主义中国来，它们采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用一些中性词来模糊、掩盖问题的实质，以便使一些人容易上它的套子。离开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内容，把民主、宪政泛化、抽象化，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手法相当容易使人迷惑。如果你反对，他们就攻击你反对民主、宪政，主张专制，在政治上把你置于被动地位。所以，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基本观点，才有助于揭示关于在宪政问题上争论的实质。这对于那些出于好心，但受到抽象的民主、宪政等说教影响的人们搞清有关的问题，也会是有益的。
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学者和年轻人来说，提出宪政问题，主观上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是为了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但是，对于那些竭力鼓吹宪政的少数人来说，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他们提出所谓的宪政、现代宪政主义等，其现实的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要把他们在“民间修宪”活动中提出的东西整理一下，是不难看清楚的。他们的主张，包括改变国体、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取消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共产党领导地位内容的宪法序言，以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的制度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取代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一句话，他们不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而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则是要求取消法定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执政地位。因为一旦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执政地位被取消，他们的上述政治诉求就统统可以畅通无阻地付诸实行了。这些情况，是我们在考虑宪政、现代宪政主义等问题时所不应当忽略的。
人们记得，在戈尔巴乔夫当权的时期，苏联曾经发生过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苏联宪法第六条要不要修改？因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写在苏联宪法第六条上的。当时苏共中央的多数人不赞成修改这一条，但戈尔巴乔夫赞成。他的话说得还很漂亮。他声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应当由党自己用行动来争取，而不应当由法律条文来保证。但是取消这一条的实际政治含义却是明白无误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由此在苏联成了合法的行为，任何人不能再加以干预了。如果干预，那就是破坏民主、压制民主。于是，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起来，终于酿成了苏联解体的悲剧。这个剧变给少数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他们在一夜之间靠盗窃国库等变成了亿万富翁，而绝大多数人可就遭了殃了。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共7页，当前第6页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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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应当牢记邓小平讲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评价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6)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如果不坚持正确的方向，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不辨方向，或者急躁冒进，其结果难免导致国家政局发生动荡，群众分裂为各种互相对立的派别，生产遭到破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危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做法，应当是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和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取的。不仅不取，而且应当坚决反对。
这些道理，我们应当通过《政治生活》的教学，让年轻人真正了解。
注释：
⑴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 470页、1 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 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⑷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 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⑸⑹⑺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333、241、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⑻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⑼⒀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241、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⑽⑾⑿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257、341—342、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⒁ 邓小平：《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⒂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⒃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⒄⒅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179、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⒆(22)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见《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359、372—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23)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见《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170—171、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25)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见《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6) 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见《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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