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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写诗是为了完成自身的精神循环
苏：一个诗人可以和所谓诗坛不发生任何联系，但我不太相信他会决绝放弃写作。
朱：偶尔写诗是为了我自身的一个循环，当然还有一些理由让我用写作来完成，比如在大连进入到商界，体会到物质和精神、财富和贫穷的巨大反差，这也刺激我另外一种写作的想法。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大连我结婚生子，真正体会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爱，体会到亲情，所以跟1990年之前的状态有着明显的区别，那时候是叛逆的个人主义的极端的灰色的，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温暖，开始有了平静。
苏：在1990年代，我们离开诗歌圈的时间差不多，我是1991年出国留学，1997年底回国的，这七、八年我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但一直坚持在写，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我没有找到其他表达内心的方式。据我所知，孟浪曾到到大连去过，能不能说你实际上还是和诗人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呢？
朱：孟浪是1992年过来的。他因为个人原因一直处于被关注的状态。所以跟他的联系更多的是从情感的角度，跟诗歌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时我就职的那家公司后来被定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我就自己出来开了个广告公司，而且用的名字，叫一行广告。其实你说的是对的，还是跟现代诗有情结，严力在美国办了《一行》诗刊，我做过东北区的总代理，后来成立公司就干脆叫了一行。当时孟浪生存没有着落，一个基于孟浪的文笔，第二个想让他有个着落，所以孟浪就出任我们公司的文字总监和创意总监。
苏：你和孟浪凑到一起，我就更不太相信你会和诗歌清算得那么干净了。
朱：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做了些所谓的行为艺术活动，在全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后来也出事了。我的这一生好像不断在出事，写诗出事，出诗集出事，春夏之交事件出事，就职的那家公司也涉嫌全国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成立广告公司之后，当时搞了两个行为活动，第一个是和顾城之死有关的“诗人之死”。我们买了这个很大的一块黑布，然后在上面绣了四个红色大字，诗人之死，把它铺在大连市政府前面的中山广场，不是中山广场，是斯大林广场，把所有有关顾城的报纸和诗都缝在在黑布上。
苏：很大的黑布究竟有多大呢？
朱：按平方米算大概有四、五百吧。我们把这块黑布挂在当时在大连中山广场很有名的宾馆，叫大连宾馆，我们在楼顶上面买了个广告位，凌晨两三点钟，带着一帮民工上去，把这个黑布挂在上面。第二天全城的人都在看，媒体包括海外的媒体都在跟着采访，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第二个做了个事儿影响更大，孟浪和我的一个创意，就是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做一个“包装中山广场”，后来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公共艺术活动。我们用了101个氢气球，据说除了1949年开国大典之外，这是第二次用这么多的氢气球。这种氢气球要在气象局去预订，气象局的局长也有情结，特别热情，积极参与，他帮我们在全省氛围内收集氢气球。我们当时策划就是用一百个氢气球，每一个气球下面有一个条幅，每一个条幅上书毛 语录或诗词，另外一个大的氢气球放在中间，当大红太阳，那一百个氢气球用红线跟中间这个大球连起来。我们请了十个画家现场画毛 像，请了一百个少年儿童现场画红太阳，北京圆明园的画家也参与了活动，同时还请了摇滚乐队去演唱革命歌曲。当时大连一家很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赞助，这个人是当年的红卫兵，对毛 有很深的感情。整个活动策划都非常好，但活动的前一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被封了。我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第二天早晨只有十位画家到场，因为画家也是比较叛逆的或者说是比较独立的人，其他预定的人员、乐队、少年儿童，包括预订的材料，全部都没到场，都被政府有关部门限制住了。我们一到现场，树林里埋伏的四、五十个便衣嗖地围上来，活动无法进行下去。后来就把十位画家画的十幅毛 画像拉到我们经常去的一个小饭店，因为老板跟我很熟，大家就一起痛饮大酒，有些便衣也混在里面。这个现场活动被扼杀了，却收到特别意外的效果，事先写了新闻通稿给全国媒体发出去，《中国青年报》在头版重点报道了，大概有三十多家包括香港的报纸，全部登出来了，把它称作是中国公共艺术史上的一个创举。
苏：我觉得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变相形式，是用其他艺术形式彰显你们内心的诗歌情怀。我必须要问清楚，是你们对毛泽东从骨子里有着深刻的崇拜，还是利用毛泽东的百年诞辰搞你们的行为艺术？而且还有一点不明白，任何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听下来我觉得你并没有考虑公司经营的层面。
朱：这个我可以说，当时只是想利用这个契机，或者不能说利用，是运用这次艺术行为，目的只是想赚些钱。我们并不是有那么深的感情，实际上也不是搞这个活动来呈现现代艺术活动，是把它当作广告的商业活动，是想通过赞助的方式获得经营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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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9 10:3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