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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万变不离其宗
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一个年青人辩论正义的问题。
年青人自信地说:我断定,像欺骗、偷窃、奴役之类都属于非正义事情。
苏格拉底沉着地问:如果一个被人民推选的将领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我们能不能说他是非正义呢?
年青人尴尬地答:他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步步紧逼:如果他在作战时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年青人无奈回答:这却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紧追不舍:如果他偷窃敌人的财物,如何呢?
年青人狡猾地说:是正义的。不过,我开始说的是针对我们的同伙。
苏格拉底机警地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明确界定:像欺骗、偷窃这类事情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同伙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同伙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
年青人又自信地说: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质问: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马上要来了,因此制止了士气的消沉。又如一个孩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掺进饭里给他吃了,最后使孩子恢复了健康。这两种欺骗的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年青人又尴尬回答: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
苏格拉底继续质问:一个人怕伤心的朋友自杀,把他的剑一类的东西偷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年青人又无奈回答:当然,也属于正义。
苏格拉底笑道:就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应该在一切时候都坦率行事的?
年青人钦佩地说:对!如果你准许的话,我甘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观点。像欺骗、偷窃、奴役之类方法未必不正义。
这个故事形象地告诉我们,做人道德的本质就是正义,就是合乎多数人的正当观点,而正义的具体规则可以有很多,甚至相反。
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人属于正义之人,具有一定的自爱心和博爱心,同时具有智慧术,能够辨别是非,判断曲直。因此,我把二者结合,德才兼备,提出一个关于做人道德的理论——正义智慧学,简称——正智学。
社会上人群基本划分为四类:凡人,精英,小人和混杂。其中,凡人属于绝大多数人,德才都有;精英属于高级者,有大德大才;小人,有才但无德;混杂者以上三层都有。
至于小人具备的理论,可以称为——刁智者。所谓刁智学,一方面要显得有智慧,一方面坚持极端的自爱或者金钱等需求,但是,本人会对别人说——我博爱。没有人说自己很坏。因此,我们称之为——刁。
正智学还具有不同的层次。程度达到一般,掌握者就是凡人。程度达到高级,掌握者就会成为精英。程度到达负面,掌握者就是小人。
因此而言,正智学属于全民通用的做人哲学。
值得强调的是,现实人生复杂多变。应变问题,就成为做人处世的难点与重点。
正智学永恒奉行的宗旨是正义。而正义属于个人价值和民众价值的有机统一。起点目的和终点效果是永恒不变的正义,中间的对策方法之变化完全取决于事件情况的变化。
圣人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亚圣孟子一语道明玄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亚圣说的真好,只有正义这个道德宗旨,才是精英追求的核心与根本,为实现正义不可拘泥固执,而要随机应变。诚如拿破仑所说:我有时像狮子,有时像绵羊。我全部成功的秘密在于,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是前者,什么时候是后者。那些迂腐的人固执遵守正面方法,不敢使用相反的反面方法,不能正确处理复杂和特殊情况,做不成大事情。
做人对策强调灵活处事,因事制宜,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简单说,处在正面情况下要采用正面方法,处在反面情况下要采用反面方法。对于好人好事,处在正常条件下普遍要采用正面方法;处在反常条件下可能采用反面方法。对于坏人坏事,处在正常条件下普遍要采用反面方法;处在超常条件下可能采用正面方法。
方法本身无所谓好坏。正面方法往往导致有利结果,反面方法往往导致有害结果。但是,碰到特殊情况,正面方法会导致有害结果,反面方法会导致有利结果。因此,精英既善于使用正面方法,也敢于使用反面方法。
虽然允许共用正反方法,但是二者比例严重不等,使用正面方法和反面方法的比例在9:1以上。只有使用更多的正面方法,才能显示自己的自爱心博爱心,让民众获得好处,吸引大家追随。
反面的方法可以使用,但不可过多使用,否则会损害多数人利益,导致民众反对,结果失败。其中的微妙之处在于,可以有反面方法,但不可有方面目的。内心不反面,方法的反面就少;否则,内心反面,方法的反面就多,损害的人就多,无法成就大业。
我们人类自古至今,已经积累了无数的做人处世理论和方法、规则,甚至有不少的所谓圣人名言。但是彼此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令人感觉迷茫,不知道谁对谁错。
其实,以往理论都对,也都错。症结在于,以往每个理论都有局限性,所主张的方法只能适用于某种特定情况,当情况发生变化后方法就不再适用,要适用的是其他理论方法。而我的正智学科学处理了如何运用各种方法的难题,可以说囊括一切做人理论的精华,超然其上。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道德和法治文明提高,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成为其成就事业的必要资本之一,正智学必然越来越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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