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准备进行第2次长征，张学良却让等一等，12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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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份，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没有做任何休整，方面军的领导在懋功一别，相互间还没来得及见面。红四方面军主力就匆匆地向黄河边开进，伐木造船、准备渡过黄河。按理说，长征刚刚结束，红军主力应该统一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要急于分开？过去的说法是：张国焘不愿意与中央会合，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连彭德怀在回忆中都说到：如果没有张国焘捣乱，把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到河西走廊，2万多人被马家军全部歼灭，否则，三个方面军还可以保存7万人左右。
然而，在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1936年10月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第5军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样看来，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并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决定，而是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三军会师之后，蒋介石为了“攘外必先安内”，决心趁红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将红军围歼在陕甘宁地区。张学良不愿意打内战，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于是就向中央高层通报了这个情况，表示将尽量拖延，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国民党的大军压境，红军再一次面临着生死关头，派彭德怀指挥西征战役，占领宁夏，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取胜的把握并不大。如果拿现有的红军去和蒋介石硬拼，这不是中共中央的作风，在那些日子里，中央想方设法延迟国民党军的进攻，为红军寻找新的出路。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徐向前、贺龙等都利用自己的关系，给国民党大员和社会名流写信，做统一战线工作，表示红军愿意与他们建立联系。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确表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派出自己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起开始谈判，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总而言之，只有三个字：打不得。如果此时，真的与国民党打起来，长征保存下来的红军寡不敌众。如果陕北站不住脚，红军还能到哪里去？当时红军真的是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
煞费苦心地游说，并没有解除陕北苏区面临的军事威胁，蒋介石没有改变立场，尽管日军入侵，国难当头。但他还是要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消灭红军，再去对付日本人。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围困在陕北，绝不放弃这个机会。1936年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了“剿匪计划纲要”，命令各部队向红军发起总攻，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亲自监督执行他下达的“进剿令”。国民党来势汹汹，先后占领华家岭、会宁、通渭、静宁等地，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遭敌机轰炸，壮烈牺牲。
既然和谈没有希望，那么，中央就要为红军寻找新的出路。于是，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三个方面军合力占领宁夏，打通和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原本计划是3个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红四方面军只是先头部队。
1936年10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0军渡过黄河之后，留下红5军看守渡口和船只，率领部队向一条山杀去，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然而，短短十天之内，黄河东岸的情况急剧变化，胡宗南占领黄河东岸，而黄河西岸在此前已经被关麟征占领，彻底切断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联系，后续部队想渡过黄河已经不可能，宁夏战役计划就无法实施。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中央就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
11月8日中央秘密制订了《作战新计划》，准备向陕南、山西和鄂豫皖发展。以一部分兵力佯示红军欲北渡黄河，吸引胡宗南等北进宁夏。然后红军主力南下，扩大红军和给养问题。待适当的时候，再进山西。如果不能与阎锡山达成妥协，在山西站住脚，就实行第二步，出冀鲁豫之交；再南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最后转至西北。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这个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制订的计划只通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五个人，这个秘密计划除十人之外，红军各级指挥员都不知道，张国焘也没有通报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西进，主要就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企图，调动和迷惑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施战略新计划。
西路军先后占领了永昌、山丹，而陕北的红军情况却越来越危急，被国民党大军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各地方军阀，胡宗南、关麟征、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李仙洲等指挥的260个团，把陕北根据地重重包围。蒋介石见红军长征之后，疲劳衰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将红军一举消灭。
虽然三军会师是原本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生活困难着实让中央发愁，吃穿用的都严重匮乏，红军各部队都没有办法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红军再次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贫穷落后的陕北缺衣少食。张国焘到陕北之后，发现这里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莲河湾一带在陕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但依旧人烟稀少、粮食有限。保安是我见过的县城里边儿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连年天灾，房屋大多数已经倒塌。街上通常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能够吃三年，但是这样的好年景却是百年难遇。（出自张国焘回忆录）
保安说是1个县城，却只有百把人口，县政府是一个破窑洞，县衙内只有四五个人，除了县长，有一个收发兼秘书，一个伙夫，还有一两个干杂事的人。站在保安高处四看，一望无际的高原上点缀着几座破庙和屈指可数的破窑洞，真是名副其实的穷窝窝。彭德怀电告中共中央：山城堡胜利后，马上进入冬天，国民党暂时转入守势，我们应该趁机整理部队，请中央准备两个月的经费，共需30万元。”
30万对于中央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根本办不到，由于军费缺口太大，天气越来越冷，很多红军战士还穿着长征前的破烂衣服。红31军萧克向彭德怀汇报：“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队外，生粮二天，干粮三天。草鞋每人平均一双，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11月30日，红4军陈再道向彭德怀汇报：“我们有个别逃亡掉队，部队无经济，柴菜困难，可否发给一部分经费？”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中共中央非常忧虑，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制止国民党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的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的局面。于是，中共中央就商量再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表明中共中央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指示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立即到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剿，红军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

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不允许红军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红军只能保留3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洋，军事将领按才使用。”这样苛刻的条件，中共中央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既然谈判没有希望，又面临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中共中央决定实施战略新计划，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陕南转移，这是一个关乎全局和红军命运的大事，等于进行第二次长征。
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造成误会，发生军事冲突，11月30日，中共中央就向张学良通报了这次秘密计划，没有想到张学良力排众议，要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他说道“一二月份之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较大变化的可能，建议我军熬过一两个月。”张学良所谓的“较大变化”究竟是什么含义？中共中央任何人都没有想到，12天之后，他会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他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肯配合胡宗南进攻红军，非常不满意，所以到西安坐镇指挥。张学良、杨虎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轮流向蒋介石谏言，但蒋介石丝毫没有动心，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剿共的政策，我有把握消灭红军，红军现在已经成为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交出武器，遣散红军。如果还要顽抗，我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残余之敌，消灭他们有绝对的把握，现在东、西、南三面已经合围形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全部解决。”

蒋介石与中共交手十年，他认为，现在红军势单力薄，是围剿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难以预料。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驻地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卫队发起进攻，西安事变发生。局势发生转折，红军的《作战新计划》才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