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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系列第四十四篇:元朝巨大版图下的世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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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 16: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时,放弃了大渡河以外的领土,云南大理和南诏成为了“中国”之外,西藏、新疆和甘肃等地更是从唐代以来本身就有很强的独立性。正是有了蒙古军团的征服,西藏、新疆、甘肃等地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特别是西藏,蒙藏合流让蒙古有了自己的国教——喇嘛教,同时结束了西藏的分裂,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和成熟的官僚制度,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央帝国的管辖。

而蒙古军团未能征服的地方则成为了现代中国之外的国家。比如安南和占婆分别在陆上和海上阻止了蒙古军团进一步南侵,这两个政权就是今天越南的前身。还有缅甸、泰国、爪哇,都未能被蒙古长久征服,于是这些地方也均在现代中国版图之外。除了东南亚,还有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忽必烈两次伐日均以失败告终,而朝鲜半岛也因蒙古缺乏有效的统治而最终独立。唯一的遗憾是蒙古本土在民国时期独立建国,使得蒙古在现代中国版图中不再完整,分裂成了内蒙和外蒙两个地区。到了明朝,其实际控制区域相对元朝锐减,而清朝则是在元朝实际控制区域的基础上加上台湾和东察合台汗国。
地理上的整合带来了民族和思想上的融合,相对于汉唐主要由汉族建立大一统帝国不同,蒙古帝国是由少数民族完成统一的,除了蒙古族进行直接统治外,各少数民族都参与到了国家治理之中。各民族相互配合,让中华民族兄弟情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特别是元朝治下的地区,契丹和女真在元朝被视为汉人,这让其很大一部分族人同汉族融合。而多民族聚集融合还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回族。同时藏蒙两族在政治文化上产生了深刻联系,将藏族稳定地绑定在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除此之外,还有畏吾儿族(维族)成为了蒙古帝国统治集团的主要助力,长期处于政权的高层,受到了系统汉文化思想的熏陶,让新疆这一广袤的土地从所谓的“化外之地”转变成了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多民族融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南北双方,以及中原、江南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大发展。经过了辽、金、宋长时期的分裂,以及元朝初年对中原大地的劫掠,南北双方经济文化差距持续拉大,但是内地和边境之间的经济文化差距反而迅速缩小。在统一的中央政府直接统辖下,全国各地、各民族通过驿道交通网络彼此连接,之前被定义为不同文化圈和国度的地方,在蒙古大帝国的框架下成为了一个“天下”。于是互通有无成为了可能,不同民族间的了解和互动从之前的外交事务变成了国内事务。广阔的蒙古帝国形成了以繁荣富庶的元朝为财政基础,以强横的蒙古草原军队为武力保证,以中西亚穆斯林商业能力为沟通桥梁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贸易秩序。在世界历史上,元朝忽必烈第一次以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规模,构造了农耕世界、草原世界和海洋世界相互连接的交通大融合框架。
2.儒家思想的蜕变
儒家思想方面,朱熹理学统治地位在元朝被确立。公元1262年,忽必烈继位之初就确立了兴学方针,聘请大儒许衡实施学校制度,在全国各路创设了提举学校官,选派大儒委任提举教学。公元1271年,设立京师蒙古国子学,让蒙古、色目贵族和汉人贵族青年子弟学习儒家思想。公元1287年设立国子监学,两年后又下令江南各路学校和县学均设立小学,让教育从娃娃启蒙思想抓起。终元朝将近百年的历史,元朝的学校、书院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越宋、辽、金,还在分布的范围上做到了前无古人,儒学的教育深入到了漠北、云南等地。

在许衡和其高徒耶律有尚的努力下,朱熹的教育思想开始成为了全国学校的指导思想,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朝的标准教科书。各州县官学与书院也都效仿国学规章制度,让朱熹理学占据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朱熹理学的广泛传播,为元朝的科举取仕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明显的民族歧视和地域不公平,但是科举考试无疑大力推动了汉族文化在元朝控制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矛盾,极大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和融合。
3.多宗教的繁荣发展
宗教思想方面,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当成吉思汗东征西伐建立庞大蒙古帝国时,欧亚大陆上的各种宗教思想扑面而来。成吉思汗从功利实用的角度对各种宗教采用兼容并蓄的政策,他既不相信和推崇某一种,也不打压任何一种,而且他还允许子孙后代可以根据个人好恶选择信仰某种宗教。所以蒙古各大汗国都有各自的国教。虽然宗教思想各异,但各大汗国都遵守成吉思汗的主张,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在宽容和礼遇的政策下,各宗教流派在蒙古帝国,特别是在元朝内部得以广泛传播。

其中佛教在元朝大致存在喇嘛教、禅宗、白莲教、白云宗、头陀教(糠宗)等多个流派 ,除白莲教和白云宗因屡屡和农民起义军相结合备受打压外,其余流派都受到了优待。优待的程度之大,反而让部分宗教失去了教化的能力,比如头陀教,其“苦行”的立教宗旨和实际尊崇地位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致于从高僧李溥光之后,头陀教就不见踪迹了。而喇嘛教因受到忽必烈的扶持加深了蒙藏关系,藏传佛教的发展迅速,一扫西藏本地萨满教和佛教其他分支,获得了绝对正统地位,直到今天喇嘛教仍在深刻影响着西藏地区。
道教也存在着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正一教等多个流派。最为繁荣的就是全真教,全真教丘处机随成吉思汗西征,深得铁木真的欢心。公元1223年,仿照中亚对穆斯林的优待,特下诏为丘处机修建院舍道观,赦免了全真教道士的一切税赋。公元1227年,丘处机圆寂,尹志平、李志常相继主持全真教。公元1237年至1244年,丘处机大弟子宋德方发行《道藏》(《玄都宝藏》),全真教达到全胜。但随着教徒们不断毁灭佛教场所,并同其他宗教发生冲突,公元1254年和1255年,时任大汗的蒙哥举行了两次神学辩论赛,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天主教均对全真教发难,多神教的全真教不敌。于是蒙哥下令焚毁道教经书。公元1258年,忽必烈再次举行大辩论,佛道两家的冲突升级,结果全真教再败,除了老子《道德经》外的所有经书都被焚毁。但其教众地位并不受影响,之后的全真教仍是繁荣,教徒更是雍容华贵,生活奢侈,完全背离了教义初衷。唯一留下名字的就是李道纯,他把程朱理学引入全真教,改善了佛道儒的关系,提出服气吞霞、修炼金丹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袁桷养生之说,分化出了魏伯阳韬精练形、御六气的理论。
而真大道教因其教义符合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农民安心自力更生种田养家,被蒙哥赐名“真大道”。到了忽必烈时期,“真大道教”教众受到了全真教徒同样的礼遇。至于太一教则以符箓祈禳、驱神弄鬼蛊惑人心,因同蒙古原始萨满教契合受到礼遇,只因卷入了皇太子真金一案受到了打击。正一教因其创始人张可大在南宋被封提举三山符箓,并成功预言忽必烈将在二十年后统一天下。于是等到元朝统,忽必烈找到正一教的传人,开始扶持正一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景教)也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色目人在蒙古帝国的大框架下,或经商或旅行或被征发或被流放,大批穆斯林来到元朝定居。形成了“回族”,这些穆斯林进入了元朝高层,直接参与了国家治理和政策研究。元仁宗时期,任命诸哈的大师止为穆斯林掌教,公元1328年元文宗时期任命不儿罕丁为全国穆斯林首领。而基督教在第二任大汗贵由时期,获得了显著发展的黄金时期,贵由及其身边的重臣都是基督教教徒。正是在基督教的号召下,第二次蒙古西征欧洲和西亚时,今天欧洲匈牙利和法国出生的人们都纷纷应征入伍,成为了蒙古军团的劲旅。到了忽必烈之后,基督教更是在统治阶级高层广为流行。
但和中国本地的宗教不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因只在高层中间封闭传播,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同汉人的交流少之又少,以致于元朝灭亡后,这些宗教都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再加上明朝之后对色目人和蒙古人的敌视,一切外来宗教都成了报复和驱逐的对象,这让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思想同东方文明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泡影。

好了,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下周我们共同回看元朝在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上的卓越贡献。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40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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