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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与跨文化：从海外汉学看国学或中国古典学的意义 孙显斌
孙显斌，1975年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典籍数字化和科学技术史。著有《〈汉书〉颜师古注研究》等。
国学这一概念的诞生是在中国近现代，传统学术面临现代化冲击时作出的一种反应。由于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也有历史包袱，所以后来不少学者依据西方的古典学传统，称之为中国古典学，实际上也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这种冲击反应在西方也同样存在，西方中世纪的博雅教育，或者说经院大学传统到了19世纪也面临学科化的现代化冲击。专业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重要思想，对行政治理、教育和学术等社会生活诸领域都施加了深远影响。现代学术的分科，及其建制化、理论化、专业化与精细化，是以“科学革命”开启的科技发展的高歌猛进为榜样的，就像培根说的“知识（科学）就是权力”。
这种学术分科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现代化运动，对传统学术和博雅教育冲击很大，院系逐渐成为大学里的主角，借用庄子的话“道术将为天下裂”，我们今天的“双一流”学科建设背后其实也是这种专科化的思想。以图书馆学为例，美国早期的图书管理员培养都是学徒制，由于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这一职业群体逐步壮大并专业化，先是办培训学校，再到大学里建立院系，最终在现代学科体系占有一席之地。在传统学术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原来从属于人文领域的学科独立出来，依照自然科学的分科建制化，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科学化运动，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受到进一步挤压。面对这种挑战，美国大学有自己的反思，即坚持博雅教育：专科知识似乎只能让人成为一个专家，而无法保证其成为全面完整的人，缺乏博雅教育，大学里培养的好像都是“单向度的人”了，当然这里仅是一个借用。
博雅教育强调的是完整性，以对抗过度的专业化，这是从博雅教育的角度来看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的意义，现在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如果我们暂时跳脱本土文化的视角，从异域的角度来看，那么就会发现海外汉学或者中国学，与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非常相似。从学术发展上来讲，传统汉学实际上脱始于大航海时代后的东方学，更偏重中国传统的研究，而新兴的中国学则侧重现当代研究，不过这两种取向都保持了整体性，并且不断发展融合形成新的海外中国研究，现已成为区域研究这一学术新领域中的重要分支。一般认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冷战的需要[1]，但是不少学者指出区域研究的发展尽管受外界影响巨大，但仍有其内在的理路可循。我们在研究美国汉籍收藏史的时候关注到区域研究的发展历史，很受启发，这些启发正好也适合今天的讨论，以下向大家汇报一下学习心得和体会。
首先就是如何整体性理解和跨学科研究某一地区乃至人类世界的问题。在汉学研究领域，1964年由美国亚洲学会组织的关于社会科学与汉学研究结合的讨论，史华慈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受过何种学科方法的训练，如果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他的通识教育——越广博深厚，就越能在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里发挥出所有的智慧。”他反对学科“拜物教”，支持汉学研究的跨学科探讨。[2]美国区域研究学者桑顿指出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初，人们就开始认识到，19 世纪对世界刚性的条块化划分，与对社会文化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格格不入，学科分化与专业化弱化了其完整性与连贯性。而市场、政治、社会、文化等彼此之间都相互渗透、互动和形塑，无法孤立地进行研究。“多学科透镜”十分必要，没有哪个单一学科能够具备对另一个社会或文化全方面理解的能力。1922年，创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灵魂人物梅里亚姆在申述其创建理念时就指出，这个机构要担当起抗拒“过度的专业化、太过彻底的系科分化、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隔绝孤立”的潮流的责任。实际上“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这个词被认为很可能就是在该学会的会议室里被创造出来的。该学会赞助具有跨学科意义的研究项目，排除学科视野狭隘或者只对单一学科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召集各学科学者共同参加的会议和工作小组，从而使“跨学科”作为一种工作伦理和思想方法扎根在美国社会科学当中。跨学科整合的必要性还在于各学科之间存在空隙，用美国区域研究《霍尔报告》的话说就是，“很大程度上自我孤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只是“社会知识的垂直支柱”，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晦暗不明的地带和彻底无知的峡谷”，即学科框架所不能照见和容纳的知识对象和问题。[3]也正因为如此，2020年8月，交叉学科才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与哲学、法学、文学、管理学等并列。
虽然跨学科研究如此重要，但大学内部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仍然依赖于院系这种分科体制，并且非常保守，学术界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学科危机”。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也表明成立院系是比较困难的，而相对灵活的研究中心则发展得比较好，这也给我们发展交叉学科以启示，如果在有些学校无法建立起实体的院系，那么虚体的研究中心也不失为发展国学研究和教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虽然区域研究不寻求替代和瓦解学科，但社会知识不应该完全由学科所垄断和框定，而须要充分承认和扩张区域向度，进而在智识上和组织上对学科向度构成总体补充。令人欣喜的是学科体系与区域研究已经历史性地站在一起，一方面区域研究需要各学科继续提供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各学科也要依靠区域研究不断挑战西方中心化的假设和“美国例外论”。
其次却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者对所谓人文社会科学“普世性”或者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从而促使地方性知识尤其是人文传统重新回归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桑顿指出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经常宣称从西欧或美国经验中获得的观念、理论、模式和分析方式具有普世性，或者将其强加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在许多方面，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寻常和最不具“代表性”的社会之一，研究美国国内类似问题的美国学者常常会将美国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社会，会将之理论化、普世化，并自如地运用到其他社会当中，看不出有什么界限，一个经典的、也许最令人震惊的事例或许就是1994 年谢普瑟和温加斯特声称的，他们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为理解比较政治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体系提供了模板，而这种研究忽略了机制形式、规范、价值、历史方面的差异，以及它们本应展现出的相关背景。再比如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广泛采用的建模与量化技术面临挑战，因为从非西方世界得到的数据不足以应付其定量模型。[4]牛可指出美国的区域研究积极参与到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当中，致力于革除美国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的偏狭性，在学术上培育“文化相对性”“跨文化理解”和“世界主义”，并将这些精神质素灌注到文化和公共生活中。[5]
建立于欧美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归约论偏向，在意识形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执念，在组织制度上的学科界墙和“门户主义”，共同促成一种虚妄的“普世主义”，即美国区域研究的“宪章”《霍尔报告》指出那种情形——把“西方的”不假思索地当作“世界的”，从而轻贬和排斥对非西方的严肃知识兴趣和努力。而区域研究更注重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和“情境具体性”，更容易导向历史的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它偏好和讲究以当地语言和“总体文化知识”达成“实体知识的广博性”，在历史和文化阐释和比较的基础上达成“跨文化理解”。自然，它也更讲究和擅长浸入式的经验观察和实地研究。因而，它对理论化社会科学孜孜以求的那种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精确性、确定性和理论严格性经常持怀疑和不以为然的态度，一般秉持“认识论折中主义”，往往不是以理论的构造者和追随者的姿态、而是以理论——尤其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宏大理论”——的批判者和修正者的面貌出现。可以理解，偏向特殊性认识论立场的历史学、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更容易建立同构和协同的关系，而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则总是发生隔阂、龃龉和不信任。可以说特殊主义、多元主义是区域研究的认识论和学术文化“秉性”。[6]
我们必须承认，同为人类社会，一定存在一些“普世性”价值观念或者社会理论，但是不能走到另外的极端，即一切人类社会都是同质的、同一的。“至少一些学者和基金会成员都意识到，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那些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欧洲中心观的知识和经验未必能够在非西方世界加以充分有效的理解或执行。”[7]2020年这次新冠肺炎各国采用不同的抗疫方法这一现象，即会启发我们思考，制度或者政策的设计往往依赖于社会固有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及生活习惯，而这些都是由当地的历史传统不断形塑的。这就告诉我们社会科学并不完全像传统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的普遍主义（实际上对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和精确性的理解只是基于简单系统，对复杂系统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不过普遍性的确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特性），而是超复杂的系统，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知识相对，社会科学的地方性知识非常重要。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指出我们以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普世性的时候，其实希腊这种极推崇理性的文明和希伯来的一神教在早期人类文明中才是独特的，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多神教的偏世俗的社会可能是更普遍的。这就启示我们，当今天面对诸多现实社会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时，我们必须考虑历史文化传统，也就是说历史的借鉴意义不仅是经验教训，还是我们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并且这一出发点有时候会起到决定作用。我们的民族政策制定现在更多地去关照历史即是此种之意。在美国也是如此，人文传统越来越受到区域研究的重视，如果说“创建时期一度出现强调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的主导地位，传统人文学术遭到一定程度的贬抑和排斥，而且有偏重当前和近世的明显倾向，但在战后区域研究的扩充和发展中，先前存在于东方学范畴的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文明研究等学术要素又被重新有效整合，甚至在一些地区领域重新回归中心地位。”[8]
与西方汉学从异文化的视角看中国异曲同工，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或者坐井观天，我们也需要在全球化视野中重新审视中国。
桑顿称区域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断言它“作为一种组织知识工作的新制度范畴的创生，可能是1945年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创新”。[9]比如它深刻地影响了海外汉学的发展，也为我们今天思考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1]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中国社会学（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页注1。
[2]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3页。
[3]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和挑战》，《文明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99、115-117页；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144页；牛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社会科学史，世界知识，2010年第17期，65页。
[4]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和挑战》，《文明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0、116、122页。
[5]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141页。
[6]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126、145-146页。
[7]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和挑战》，《文明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8页。
[8]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147页。
[9]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131页。
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季刊》2020年第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孙显斌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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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 16:2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