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四十五篇：元朝-中华民族的“家庭大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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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杂的历史观
自唐朝被朱温篡夺，中原和南方就陷入了长期分裂，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地理边疆上，还延伸到了意识形态之上。等到元朝统一东亚大陆，这种意识形态的差距就十分明显了。反映到史书中，就是无法达成统一思想，从而为元朝的“正统”寻找根基。
这种问题在金朝就存在，公元1148年金熙宗想要编修《辽史》，就有人出来反对，说自“靖康”以后，宋就灭亡了，金朝应该承袭北宋，完全不应该编修《辽史》，如果坚称认为承袭大辽的江山，大金就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齐一样，成为了北方小政权。于是编纂史书的事情不得不作罢。
等到元朝灭了金和南宋，正统问题再次成为了困扰元朝统治者的难题。很快元朝上下出现了四种意见，其中金朝遗老为主的势力主张以金为正统，而南宋汉民为主的势力主张以两宋为正统，双方各执一词不相上下。为了调和两派矛盾，上引修端主张五代相因，以五代之君可以作《南史》，而辽国自唐末统治北方，不是篡夺而是继承大统，时间和年代远超五代，应为其编撰《北史》。赵匡胤受郭周禅让平定江南，白沟以南和四川都纳入北宋，从宋太祖到“靖康”，应为其作《宋史》。金灭宋，统治中原长达百年，应再作《北史》。而南宋并非中国，可为其作《南宋史》。这本想用来解决问题，却不料再次激起了双方的反对，阻力更大。于是最终，参照《三国志》的方法，为辽、宋、金各自编写史书，元朝丞相脱脱为总裁官。

于是，从公元1343年三月开始，三史的编纂终于启动了，一年后《辽史》告成，公元1344年十一月《金史》完成，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完结。从时间上看，时间显得非常仓促，很多辽朝的文集、小说都遗失了，大批金朝的文献也都被舍弃，以至于很多内容缺乏考据，遗憾颇多。最令后世嗤之以鼻的是《宋史》，以南宋国史为底稿，从宋理宗之后记载不详，编纂者钱大昕眼看截止时间就要到了，不惜虚编故事草草收局。
虽然漏洞颇多，但有总好过无。最典型的就是《辽史》，它是迄今为止仅存的辽代文献，还有《金史》虽然丢失了很多宝贵材料，但其存在的价值仍然利大于弊。除了三史的编纂外，元朝官方史书《史集》、《亲征录》、《金册》和相传出自一位蒙古贵胄的“文学作品”——《元朝秘史》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2.被明清故意削弱的文学艺术
唐诗宋词元曲几乎已成为了当下的文学常识，但我们要知道，这是站在新中国的角度来看的。在真实的历史中，元曲一度被明清两朝的文人所鄙夷，两朝史书和清代《四库全书》都拒绝将其收录，以至于浩瀚璀璨的元曲，被埋没了数百年。损失之大让国学大师王国维直呼：“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沉晦者，且数百年！”。如今人们终于能够抛开民族成分，还元曲一个公道的地位，那就是元曲是宋词的解放和发展。
元曲分为散曲和元杂剧，前者为诗词和音乐的结合，后者是诗歌、音乐和戏剧的综合。与此同时，原南宋地区还存在着南戏，元朝人称之为南曲，后世将其同北边的戏剧（北曲）统称为元曲。
散曲分为小令（只曲）和套数。小令指的是单只的曲调，套数指的是多只曲首尾相联组合成一个宫调。元杂剧之所以不写成“杂剧”，是因为杂剧源于北宋初年，早期主要以滑稽调笑为主，到了南宋和金朝，剧本发展出了“金院本”，同时歌曲发展出了“诸宫调”。而元杂剧则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发展出了大型歌舞剧。经王国维考证，每一杂剧大多采用四折，每一折多用一个宫调，每一宫调都有十曲以上的小令。

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我们必须看到，元曲并不单单是汉族文化的结晶，它是多个民族音乐的共同成果。《中国戏曲通史》指出，元曲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的契丹、女真、蒙古、党项、回回，以及中西亚色目人等民族的曲调。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和舞蹈的加入，更是为元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来自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色目人来到中土，抛开中原汉族对戏曲表演的固有规矩束缚，为元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最典型的就是喇叭和唢呐等乐器，都是从元朝时期才开始流入中原的。
多元文化价值取向和元朝对乐工和艺人重视的政治气候（蒙元屠城时只留下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另外元朝不像汉唐宋对儒家士大夫有优待，一旦儒生失业往往穷困潦倒、无法谋生，反倒不如乐工更容易接近权贵），让更多的文人投入到了元曲的研究和创作中，于是元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成为了“千古独绝之文字”。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时期，元杂剧名家就多达五十六人，大多数都生活在今天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到了元朝中期之后，杭州开始成为了元杂剧的中心，但南戏开始兴起，元杂剧逐渐从巅峰开始走下坡路。终元一朝，共有杂剧家一百一十人，作品多达五百多种，现存一百六十余种。
其中赫赫有名的关、马、白、郑等元剧四大家，都是北方人，他们生活在战火之余，在蒙古的统治下专心创作。关汉卿“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创作杂剧六十五种，今存十七种，如家喻户晓的《窦娥冤》、《望江亭》都是他的作品；马致远曾任浙江省务提举，创作剧作十三种，现存八种，其中《汉宫秋》声名远播；白朴创作了剧作十五种，现存三种，其中《墙头马上》、《梧桐雨》为其代表作。郑光祖生年较晚，曾任杭州路吏，创作剧作十七种，今存八种。除了四大家，还有王实甫，创作十四种，如今仅存三种，其中《西厢记》被誉为“天下夺魁”。除了杂剧，散曲也是成果斐然，元朝共有散曲作家二百多人，《唱论》中评价元散曲“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但保存下来的只有《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两本书。实在是令人惋惜！
除了众多优秀作品之外，更加振奋人心并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元曲的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伟大历程。

元杂剧和散曲涌现出了一大批精通汉语并擅于创作的少数民族大家。杂剧《虎头牌》作者李直夫是女真人，剧作家丁直夫、兰楚芳、赛景初等人是西域人，杨景贤是蒙古人，全子仁是撤里高昌人，金元素父子是康里人，月景辉是也里可温人。散曲作家不忽木是康里人，贯云石是畏吾儿人，萨天锡是回回人，奥敦周卿是女真人，阿鲁威是蒙古人，阿里耀卿是西域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的作品都在辉煌的中华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
而元末的南戏是在元杂剧和散曲的基础上，融合了南方从南宋时期流行的杂剧，发展成了崭新的成熟剧种。如《琵琶记》、《荆钗记》、《杀狗记》等被王国维评为“得自然之妙，富有意境”。之后南戏又在明朝得以发展，成为了明代的“传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雕塑艺术也发展显著，得益于广阔的疆域，著名雕塑家刘元，师从尼泊尔大师阿尼哥，让元一朝的雕塑艺术“神思妙合，遂为绝艺”。
3.东西融合下的先进科学技术
农学方面，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元朝完成了全世界第一部囊括全国农业生产的巨著《农桑辑要》，收录并总结了从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历代的农学成果。除此之外在元朝政府的鼓励下，地方官王祯著《农书》，针对南方地理条件，补充了《农桑辑要》，让其更加适应南方农业生产，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支持。
医学方面，承袭宋金、名医辈出，学说流派众多，也都各有发展，形成了“金元四大家”，分别为刘、张、李、朱。刘完素创“寒凉派”；张丛正创“攻下派”；李杲创“补土派”，著有《伤寒会要》、《脾胃论》、《用药法象》等医书，对后世中医的实践和发展影响巨大；朱震亨集合前三位之长，参悟易经太极之道，同时将程朱理学同医学思想结合，提出“中正仁义而主静”，创立“养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外科精要新论》等医书，影响深远。除此之外，针灸也发展迅速，以理学家、政治家窦默为代表的医家针灸研究颇有成效，著有《龙髓经》、《玉龙歌》等医书。不仅如此，元朝还将医学分成了十三科，分别为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则通兼言等，比宋朝九科和金朝十科更加细密。
除了本土医学，西域回回医学也传入中原，官至饮膳太医的回回人忽思慧撰写《饮膳正要》，开创了中国饮食营养学，首次将食品营养、饮食卫生、疾病预防和食物种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总结。
天文学方面，在忽必烈的主持下，郭守敬负责改进并创修天文观测仪器，简化改进了前人浑天仪，打造“简仪”，只保留测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两套观察用环，打造圭表观测太阳。其他多种仪器因战乱均已遗失。为了获得科学观测数据，郭守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组织了跨地域的天文观测行动，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四川和河西走廊，北至铁勒，南到占城，选取了二十七个观测点观测。最终计算结果的平均误差同今天的高科技数据相比，仅在半度以内。
公元1280年冬至，新历法大功告成，忽必烈亲自命名为《授时历》。该历法考证了冬至、岁余、月离、入交、二十八宿距离，以及一天的时刻，为研究日月运动，取得了新的数据和资料。授时历推算一年为365.2425日，同真实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只差二十六秒，同三百年后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颁布的、使用至今的“格利高里历”完全一致。

机械制造工艺方面，郭守敬为了制造精密仪器，观测天文，早达芬奇两百年发明了滚动轴承。农学大家王祯改进并发明了农用器械和水力机械，高转筒车，水排、水轮、水转等发明大大提高了南方农业的耕作效率。不仅如此，各地机械技术发明频发，仅被明朝《永乐大典》记录在册的木织机就有四种。
水利工程方面，元朝在大运河开凿和黄河治理上功效显著。通惠河扩大水量，会通河分汶水打通了南北，设立堤坝水闸克服地形落差，保障航运畅通。赡思—阿拉伯人，著有《河防通议》，总结了历代治理黄河的理论，并结合实际进行了改进，为黄河的治理做出了杰出贡献，赡思是汉化少数民族学者的典型代表。
数学方面元朝更是举世瞩目。秦久韶出生于南宋，著有《九章算术》，如今家喻户晓。除此之外，还有李治、杨辉和朱世杰三人同秦久韶合称宋元四大数学家。除秦久韶外，其他三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元朝人。李治著有《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阐述了一元方程的解法。杨辉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杨辉算法》等著作。朱世杰著有《算学启蒙》、《四元玉鉴》，阐述了从乘除运算到开方、一元方程、二次方程和多次多元方程组的解法，发明了“垛积术”，解决了多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问题，为郭守敬提供了球面三角学的数学工具。高次方程解法比欧洲霍纳早了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组“消去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早欧洲五百年，高次内插法也较西方提前了四百余年。除此之外，元朝珠算的发明，让算盘从此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除了以上论述，元代科技在建筑、航海、造船、海盐提取等方面也都世界领先。这些都为元朝同西方的多层面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条件。下周我们走出元朝，走进蒙古帝国的其他汗国，看看欧亚大陆上不同地域人类的深层互动和经济文化交流，为我们今天理解全球化添砖加瓦。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41篇，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