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读孟尝君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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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孟尝君传》新探邓旺林

一  难以成立的论证  读古人的议论文，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从章法上看，谨严而多姿；而从论证上看，则往往因其论据不尽可靠，使整个论证难以令人信服。王安石的名篇《读孟尝君传》竟也不免如此。
  《读孟尝君传》章法上的成功，早经许多人作了精辟的分析，已无需贅言。这里只是试图对《读孟尝君传》的论证方面作一点分析。
  非常遗憾，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对自己提出的“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一观点所作的论证是经不起推敲的。王安石在论证自己这一观点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假言推理：
得一士焉，擅齐之强，宜可以南面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孟尝君擅齐之强而未能南面而制秦，赖鸡鸣狗盗之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所以孟尝君未能得士。
这是一个否定式充分条件假言推理[1]。它完全符合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关于否定后件就否定前件的规则（如果p，那么q；非q，所以非p）。就推理形式而言，它是正确的、无懈可击的。但是，作为论证来说，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形式逻辑的推理只断定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关系，并不要求断定前提与结论本身的真实性；而作为论证来说，它就不但要求论据与论点间要有必然的联系，而且要求这些论据必须是真实性已经确定了的，否则论证就难以成立。而在上面这个使用假言推理的演绎论证中，“得一士焉，擅齐之强宜可以南面而制秦”这一论据，其真实性却是未经确定也难以确定的。
       贾谊《过秦论》说过：“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此话虽有不少夸张藻饰的成分，不尽可信，但六国几次合纵攻秦而一再失败毕竟是事实。例如公元前318年，楚、韩、赵、魏、燕、齐六国就曾以楚怀王为纵长，合兵攻秦；此后，韩、赵、魏、燕、齐又曾联合匈奴共攻秦，而两次均为秦所破。擅六国合纵之强，且人才济济，尚不能南面而制秦，“得一士焉，擅齐之强，宜可以南面而制秦”的论断岂不是很可怀疑吗？
  战国时七雄纷争，秦之所以胜，六国之所以败，有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并非取决于一时一士的利用与否。正如慎子所说的：“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慎子·知忠篇》）我们不应当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过分地强调个别人才的作用。另外，还要考虑到封建社会中君臣遇合这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孟尝君毕竟只是齐闵王的臣子，而齐闵王对孟尝君又一直是诸多猜忌的。《史记·孟尝君列传》里说：“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之权，遂废孟尝君。”可见，孟尝君能得士并不等于齐王能用士。何况即使齐王能用士，当时也没有“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的客观条件。当时诸侯国间的斗争并不限于秦齐两国之间。秦、齐与其他诸侯国间各有着种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得当时的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以下事实便足以说明这一点：齐闵王26年（公元前298年），齐、韩、魏共击秦；而齐闵王40年，则是秦、韩、魏、燕、赵共击齐。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企图凭一时一士之用以解决秦、齐两大国间的胜负问题是不可能的。再说，当时如果真有像王安石说的那种“士”的话，那么，天下之大，又岂至于一人而已。倘若齐有可能凭一士之用以南面制秦，秦又何尝不能凭一士之用以南面制齐呢？当六国用苏秦以合纵西向之时，秦不是也用张仪以连横加速了纵散约解吗？可见，所谓“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这只不过是作者大胆的臆断罢了。王安石以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臆断作为论据，其论证当然也就难以成立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王安石过分强调了士的作用，用以衡量士的标准定得太高，远远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脱离了实际。要是按照他的标准去取士的话，不要说孟尝君门下找不出这样一个士来，恐怕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士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上面所作的论述只是指出了王安石所作的论证难以成立，但并没有否定王安石的观点。因为论据不可靠，论证不能成立，并不等于所论证的观点就一定不对。我们认为，王安石以其改革家的眼光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标准去看待士，从而提出孟尝君未能得士的观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他取士的标准定得太高、不切实际，但我们也无需因此就否定其关于“孟尝君特鸡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的观点。因为它不但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孟尝君的某些方面（如未能得到一个贤能智力卓荦之士而有所作为），而且所映了王安石的立意高远，表现了一个“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语）的远大抱负、豪迈的气魄，令人耳目一新、令人为之感奋。《读孟尝君传》之所以能够脍炙人口，除了其章法、气势上的成功以外，也未尝不是得力于其立意之高、气魄之大。
二   并非“翻案之作”  《读孟尝君传》往往被人当批驳旧说的翻案文章来阅读。不少人还把它视为一篇典范的驳论文，认为王安石通过证明自己的观点间接地反驳、否定了世俗的观点，推倒了“孟尝君能得士”“这一历史铁案”。这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且不说王安石对自己的观点所作的论证无法成立，退一步说，即使它可以成立，也不等于说就驳倒了所谓“孟尝君能得士”这一观点。我们知道，用证明一个观点来否定另一个观点的间接反驳，它要求这两个观点应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否则，即使肯定了其中的一个观点，也只不过是提出和证明了这一个观点而已，却无法因此就否定另一个观点。在《读孟尝君传》中，“孟尝君能得士”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也就是“孟尝君未能得士”）这两个观点或者说判断，表面上看来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其实则不然。
  我们知道，在古籍中，“士”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古人常常用它来表达不同的概念。有时，“士”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层（战国时期，“士”是在统治阶级中处于公卿大夫之下的一个社会阶层。其构成成分相当复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曾将这个阶层的成员分为四类，鸡鸣狗盗一类的食客即属其中第四类）。有时古人又用“士”来指称一般的读书人或那种身具一德一艺者。王安石自己就曾用“士”这一语词来表达不同的概念。例如，在其《上皇帝万言书》中，他就曾说过：“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在这里，前后两个“士”便不是同一概念。二者外延宽狭不一。前者包括了其才“可以为公卿大夫”与其才不足以为公卿大夫的两类人物在内，外延较宽；而后者与“公卿大夫”对举，显然只是指那才不足以为公卿大夫的一类人物，外延较狭。《读孟尝君传》中，“世皆称”的“孟尝君能得士”的“士”与王安石所谓“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的“士”，二者的外延也是宽狭不同的。前者指的是属于一定社会阶层中的各色人物，并不排斥鸡鸣狗盗之徒，其外延较宽；而后者则只是指那种具有匡时济世之才，能辅佐孟尝君擅齐之强而南面制秦的杰出人才，就连冯谖这样出色的谋士也不在其列，更不用说鸡鸣狗盗之徒了，其外延显然狭窄得多。可见，在“孟尝君能得士”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徒耳，岂足以言得士”（即孟尝君未能得士）这两个判断中的“士”也是名同实异的，也是用同一语词表达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这两个判断的逻辑形式就不是分别为“s是p”与“s不是p”而是分别为“s是p”与“s不是q”。可见这两个判断并不存在Ａ与非Ａ的矛盾关系。这两个判断，前者说的是孟尝君深得士（包括鸡鸣狗盗之徒的士）的拥戴，招致了许多食客；而后者则说的是孟尝君招致的士无一有匡时济世之才。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反映了孟尝君“得士”的不同方面，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孟尝君获得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它们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如果说《读孟尝君传》是旨在批驳“孟尝君能得士”这一旧说的话，那么，王安石不但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还不免有转移论题或偷换概念之嫌。因为王安石所否定的，如前所述，实际上并不是“孟尝君能得p（“世皆称”之“士”）”而是“孟尝君能得q（王安石所称之“士”）”。
  《史记·孟尝君列传》里写道：“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谖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太辱之。’”。冯谖则指出“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并不足怪，劝孟尝君不要“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要“遇客如故”。（按：这里“士”与“食客”、“宾客”同义换用。“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的“士”与这里说的“士”才是同一概念）这就说明，并非孟尝君能得士，而是其富贵能得士；这也说明孟尝君门下之士大都是些趋炎附势之徒。这一材料对于批驳“孟尝君能得士”的旧说，不但针对性强，而且极为有力。倘若王安石果真意在否定旧说的话，有此现成材料何不用之？
  是不是王安石真的认为只有那种有经天纬地、匡时济世之能的杰出人才方可称士，因而认定孟尝君门下之客都不足称士呢？不然。王安石自己就说过：古之人君“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其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王安石《材论》）可见王安石并不否定士有贤智愚鄙之分。既然王安石并不否认有愚蒙鄙陋之士，且对其“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持肯定态度，那为什么又要如此贬斥孟尝君门下之客呢？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写作《读孟尝君传》并不是旨在推翻“孟尝君能得士”的旧说，而是借评论历史人物以抒自己的心志，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据《宋史·王安石传》所言，王安石是“果於自用，概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人物。王安石曾在其《上皇帝万言书》中说过：唐太宗贞观之初，“能思先王之事以开太宗者，魏郑公一人尔。其所设施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之盛也”。在王安石看来，唐太宗在数年之间能使天下“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之盛”是因为有了魏郑公“一人”，而孟尝君未能擅齐之强而南面制秦则是由于未能得“一士”。王安石如此强调“一人”、“一士”之用，显然不是只为着褒贬古人古事，而是概然以此“一人”、“一士”自许，希望能得到朝廷重用以展其鸿图。可以说，《读孟尝君传》实在不是一篇纯粹的史论，并非就事论事之作，而是借题发挥，在旧说的基础上标立新观点抒情寄志之作。其间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抱负。因此我们不能将其看作一篇辩驳性的议论文，不能将其视为旨在推翻旧说的“翻案”文章。
  有必要加以指出的是，王安石用拔高“士”的地位与作用的做法来批评尝孟君，就抒情寄志而言，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论证的角度来看，则未免有些欠科学了。
   【附注】
   1．严格说来，这一假言推理实际上是由下面这两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前者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式，后者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式）构成的：
（1）
如果孟尝君能得一士，则擅齐之强，宜可以南面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孟尝君擅齐之强而未能南面而制秦，赖鸡鸣狗盗之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所以，孟尝君未能得一士。
（2）
如果孟尝君未能得一士，则不能说孟尝君能得士；
孟尝君未能得一士，
所以，不能说孟尝君能得士（即“孟尝君未能得士”）。
——1991.06发表于《语文辅导》（华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主办，双月刊；华南师大中文系成人教育研究室编辑）1991年第三期（总第80期）之“学术论坛”。P27—30
    【附记】
本文是《〈读孟尝君传〉之瑕璺》一文的修改稿。1985年4月，《〈读孟尝君传〉之瑕璺》与《“提纲还原法”在议论文教学中的应用》两文同时入选为广东中专语文教研会1985年会论文（后者安排在年会上宣读）。
【附录】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