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与症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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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当中，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只注重教师的工具性价值，忽略了教师的目的性价值；教师成为“戴面具”的人，展现的不是真实的自我；教师是被动发展，而不是主动发展；教师自然合作文化的缺失与个人主义的盛行以及教师对人文性的轻视与对技术性的过于注重等。[1]认识到问题所在，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教师价值的固着
所谓教师价值的固着，是指对“教师”价值认识的片面性，只注意到其工具性价值，而没有注意到其本身的目的性价值。
价值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关系型价值和自足型价值。在前者中，当且仅当它满足了某种被约定的规范或某种主观需求时，某物才有价值；在后者中，当且仅当它能实现自身固有的目的时，某物才有价值。二者中，后者不仅更为重要，而且是前者的前提。[2]这就意味着，在思考教师的存在价值时，不仅要考虑教师的工具性价值，还必须要考虑教师的目的性价值；而且，相对于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具有优先性。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是人对人之间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是生命对生命的唤醒，是灵魂对灵魂的相遇，是人格对人格的陶冶。当教师仅被视为具有工具性价值时，那么，学生也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形成工具性的人格。
教师价值的固着，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影响。在我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数千年以来，对教师职业价值的理解，主要停留在社会功能价值上[3]，对教师本身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此外，教师也往往把“教师”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把它作为科场失意时的“衣食父母”，以便“再接再厉”，来年再考。他们一旦科举中的，就远离和摆脱“教师”职业。受此传统的影响，在现代，仍把教师视为“园丁”“春蚕”“蜡烛”等。这虽然是在歌颂教师，但也忽视了教师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忽视了教育教学的意义与价值。教育教学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教学本身是一种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工作。教学需要教师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自主中体验积极主动的畅意，在创造中体验教书育人的乐趣需要教师在职业信念上具有自由的空间，在自由中体验精神的富足和对肉体生命的超越。尤其是受到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教师的自足型价值有时是被有意地忽视掉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人才的培养靠学校，进而要依靠教师。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教师的职责问题。
教师价值的固着，与其所承担的职责密切相关。学校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当父母或长辈不能承担起教育子女的任务时，或者家庭教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下一代的教育期望时，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承担这一“溢出”的功能。这个专门的机构就是学校。在学校中，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能够承担这一功能。国家在强制学生进入学校时，实际上是做出一种承诺——学校能够遵守承诺，完成任务，达到教育目的。那么，达到教育目的就需要适当的手段，而手段只有在能够达到目的时，才是有意义的。教师恰恰承担着这一职责。诚如台湾学者欧阳教所言：“教师”是一个哲学上所说的功能字(a functional
word)，即是说这个概念本身，在定义上是功能的，有其所要发挥的功能[4]。的确，从教师的社会性上讲，教师需要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教师要进行教育教学，促进学生学业的发展和不断的社会化，促进学生掌握文化知识和社会规范，促进学生形成理想的人格特征，传承优秀传统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教师不仅要面对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而且又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脉络之中，还要通过多种渠道提升专业素养，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这种社会功能论的角度讲，教师承担着这些外部功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看教师，看到的只能是功能性的教师，而不能全面地认识教师。这容易将教师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忽视掉或遮蔽掉，从而使教师的生命和人格尊严受到挑战。这种对教师的社会功能论认识也是教师价值固着的重要成因。
当我们只把教师的价值定位在功能性的价值时，教师就只是一种工具，是促进学生、学校以及社会系统发展的工具。当教师具有这种促进作用时，教师就是有价值的。当教师失去了或不能起到这种促进作用时，教师就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这种对“教师”的否认，必然导致对作为教师的“人”的否定。教师作为“人”是教师作为“职业”的载体，教师专业发展是由教师承载的。对教师的否定或工具性认识，也将带来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工具性认识，从而否定教师专业发展对教师个人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二、业余生活的遗忘
“业余生活”是相对于“专业生活”而言的。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针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现实，指出知识分子也变成了专业人员，无法代表普世价值。但他仍主张知识分子的真正作用就是一个敢发抗世之言的“业余者”(amateur)。“业余者”并非没有专业，而是指敢于在专业之外的社会领域为被压迫或被敌视的小众发言和请命的知识分子，是敢于对“甚至最具有专业化、技术性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的人。我们认为，教师的“业余生活”不仅包括对专业过度化的警惕、对社会道德良知的坚守以及在专业领域的积极进取，而且还包括其他能够丰富情感、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的、有意义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教师的生活是专业生活与业余生活的统一。“只要拥有能使一种更加广阔无垠的生活展现出来的土壤，我们的生活便获得意义与价值。”[5]98这种土壤，对教师而言，即为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对人生理解与践行的统一性。拥有这种统一性，教师及其生活就不会被异己的兴趣和意志所占据，也不会缺乏内在的动机与定力；教师就不会对工作和生活缺乏真诚的挚爱与纯粹的热情；教师在生活中，即使遇到困难，也会默许承诺并为之不懈地努力，而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外界。生活若要有意义与价值，就必须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而不能只关注专业生活，忽视业余生活。否则，就不能对生活作出价值判断，教师自身及其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若无法在生活中寻找到自我以及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教师就会对自我及其生活进行否定，出现对自我和专业认同的危机。当教师又受到外界期许的影响或感觉到这种否定不合自己的角色时，就会将其压在心底，但它仍在起着作用。如此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相互矛盾；如此的教师，变得虚伪与悲哀。教师人生的意义也因这种分裂而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殆尽。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日益从关注教师群体发展转向对教师个体的重视，提出了以“教师作为一个人”(teacher as
person)为专业发展的论点，并认为这是教师专业发展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6]。这标志着一个研究关注点的转换，即由以往重视教师专业规约和描述性的意义转向对教师专业生命发展中的教师自我认同的关注，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教师的“声音”和生活，并强调教师专业认同。“这样的知识论转向，使得有关教师专业研究方向，从'教师专业角色’转而关心'教师专业认同’。”[7]所谓教师专业认同，是指教师在自我知觉的基础上，对自身专业身份的确认与肯定，并在言行上保持内心认同的一致性。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建构的过程。它需要回答的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师？”“作为教师，我是谁？”“我的教学信念是什么？”等。教师专业认同不同于教师角色认同。教师角色认同主要回答的是“别人如何看待作为教师的我？”在不同的时期和社会环境中，人们对教师角色具有不同的认识，如从与“天地君亲”同列的“师”经“传道、授业、解惑者”，到“蜡烛”，还有“技术操作员”等等。各种教师角色都是外界对教师的期待与认知，并不是教师自主认识的体现。从根本上讲，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教师的观念发生改变。因此，如果没有教师主体性的参与，教师专业发展是不可能成功或持久的。但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教师角色会对教师产生限制：一是对外，教师受制于时空、特定的身体活动、组织规范的科层关系以及各种资源的分配；二是对内，教师可能会认同并接受教师角色，将其视作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进而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但是，它对教师造成了内外双重限制。这种双重限制也可能不被教师所认同。在教师不认同这种限制时，就会出现一种角色与自我的背离，“成为一名教师就意味着成为你'原本不是’的那个人(Britzman, 1991)……经历过专业社会化的人(教师)往往就会发现，不同对象不仅期望他们'做不同的事’(doing)，而且是要求他们'成为不同的人’(being)。”[8]随着知识、权力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加之科层结构的限制，教师“自我”淹没在“角色”之中。与此同时，人们对教师的认知，也往往只是对其角色的认知，期待着教师成为“教师”。因而，人们忘记了教师也是一个整全的人，有着多种角色；忘记了教师也是一个“业余者”，也有自己的业余生活。最终，教师把工作当作生活的全部，没有认识到自我的真意；他人将教师视为“仅为工作”(just for
working)的存在者，没有意识到教师也是人。
对教师业余生活价值的认识不足或忽视，至少导致三方面的后果：一是角色与自我的混同；二是忽视了教师生活史或经历对教师的影响；三是存在一种化约主义的倾向，即将教师抽离于日常生活、抽离出生活史，进而从“人”中抽离出“角色”。这不仅“倭化”“物化”了教师，也窄化了教师发展的时空与路径。“对这个世界的实证分析必定会抹杀这个世界及人的完整性，必然会把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精神性特征丢弃掉，必然会把人及人的一切当作物来剖析，把人'物化’和'工具化’。”[9]
生活中，我们时常变换着面具和台词。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往往是多元的和复杂的(Boal,
1985)[10]。教师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多种面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问题不在于角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在于外界对教师角色的期许是否合理、这些角色是否能够统一起来、教师是否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具有认同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教师的行为就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教师所展现的就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一个戴着面具的自己。“教师”也仅仅是一个剧中的角色而已，不是生活中真实的自己。这就如同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一样，导致教师的“前台”与“后台”的情形不一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