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论语：师挚之始（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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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十分重视音乐在礼制中的重要作用。凡是有机会聆听乐师演奏，都会非常认真甚至如痴如醉，对雅乐还会发出的由衷赞美。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注释】师挚：大师挚。大师，即太师，管理音乐的长官。朱熹认为是鲁国的乐师。始：这里指音乐的开始，一般由太师演奏，所以说师挚之始。乱：乐曲完成，乐曲的结尾。洋洋乎：叹美之词。

【译文】孔子说：“从太师挚开始演奏，到结尾演奏《关雎》之曲，美妙的音乐充盈于耳啊。”

在古代，音乐不是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相传为周公所创建。“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乐”从属于“礼”，既以“礼”区别宗法远近，确立等级秩序，又以“乐”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它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构成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对后世的政治、文化、艺术和思想影响巨大。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音乐也不一样。《周礼·春宫》：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时，“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据《左传·襄公四年》载，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

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乐队规定“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即排列三面，“大夫判县”即排列两面，“士特县”即只排列一面。歌舞规定“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阶层不同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以此灌输君权至上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机构为“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机构，设中大夫二人、乐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及府、史、胥、徒等人员。大司乐为乐官之长，兼掌学政亦称大乐正，与乐师（小乐正）通称乐正，通掌大小学之政法，而专教大学，师氏、保氏、乐师则专教小学。大司乐掌握着音乐教育和执行礼乐的职能，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的真正目的，就是使其懂得“礼乐”这一有效的治国方式。

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制，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可鲁三家也“以《雍》撤”；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可季孙氏也“旅于泰山”，而且“八佾舞于庭”。卿大夫的僭礼之举，实质上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孔子斥责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是“礼乐”的坚定维护者，一生都在为恢复礼乐制度而努力，始终将其作为教育弟子的重要内容。他以仁爱的伦理来对待音乐，对庄重平和、悠扬和谐的雅乐十分推崇，对轻浮萎靡的音乐则持反对态度，甚至加以禁绝。如评价六代乐舞中的《大武》“尽美矣，未尽善矣”，就对其中充斥的暴力内容给予否定。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此事应是发生在孔子从卫返鲁之后，在听到鲁国乐师挚演奏完音乐后所作的评价。孔子在本章所赞美的“乐”就是充满和谐意蕴、能够端正社会风气的雅乐。他认为只有经过雅乐的熏陶，才能让人们知礼、懂礼、守礼、护礼。孔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