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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王闻童谣：月将升，日将没；檿弧箕服，几亡周国。相信亡国之谣是上天警示，宜修德以禳之。乃禁造弓矢，自此不议太原发兵之事，连年无话，国事安宁。后梦女子入太庙，又寻四十年方出生之妖女而不得，怒斩杜伯，左儒自刎。四十六年秋猎时为杜左阴魂索命，得疾而崩。
与其说宣王死于杜伯左儒的朱弓赤矢之射，不如说他死于“月升日没”的童谣。作为一代“中兴之主”，宣王这样的死法实在不值，实在冤枉。
如果童谣只是谣言的话，宣王为何要相信呢？
当时虽说刚刚大败于姜戎，手里的枪杆子几乎损失殆尽，可他毕竟还有太原这样的大后方支持。有枪杆子就有政权，宣王亲自料民于太原不就是雄心勃勃地要恢复枪杆子的规模以期再伐姜戎吗？多年减赋税除苛法的德政已见成效，百姓能安居乐业自然就会拥护朝廷。新败虽然削弱了周室的实力，却也不足以动摇宣王的政权。此时出现的这样不明不白的逆耳之音，就像哪家精神病院里偷跑出来的疯子的胡说八道。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如果说童谣是提醒宣王要给百姓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不要老想报一箭之仇，还有一定的道理。《孙子》开篇即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只有希特勒那样的疯子，才会东讨西伐南征北战，把自己的人民带入战争的深重苦难里。“兵连不解”会导致弓矢之变亡国之患，哪个国家也经不起长时间的兵事折腾。即使强大如老美，也在自己反恐维和的幌子下，深陷伊拉克的泥淖中进退维谷，可聪明的“维和”盟友们呢？一个个都开溜了吧。
宣王新败，损失惨重，停下来好好休整以恢复元气倒是个不错的主意。而且宣王也做到了。他从此“轻杀”，再不提太原发兵之事，让百姓过上了几年安稳日子。
谣言又叫流言，虽然不真实却比流感传播还快，而且边传就边把子虚乌有的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了。鲁国有个跟曾参同名的杀了人，有人告诉曾母说曾参杀人了。开始曾母还能端坐在织布机前，因为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可能杀人。可是接二连三地听人说曾参杀人后，她便扔下梭子爬墙逃走了。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能一直坚定自己信念的人毕竟很少。此童谣事关国家兴亡，为安定民心，传谕禁止也在情理之中。这跟他父亲让人不敢说话而只敢悄悄用眼睛示意倒不是一回事儿，也跟现今的彭水诗案和稷山诽谤案不一样，不能看作是塞民之口。宣王仁政，从他并不追查最初造谣的红衣小儿也可见一斑。
然而事情却不能到此为止就算了，因为童谣的前半句还没有着落。日没月升，女主干政乱国之语来得蹊跷啊。姜后贤德，女祸从何而来？
到这里，我们不能再认为童谣只是简单的谣言了。太史伯阳父说，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乃且然而未必之词，修德以禳之也可以化凶为吉的。这就是说，此童谣原本就是一个预言。
所谓预言，即先知之言，一是巫师方士们鬼上身后胡言乱语式的未卜先知，二是陈胜吴广式的鱼腹出书狐鸣鬼叫，三是行走江湖的拆字先生算卦瞎子的臆测推理。第一类毫无来由，据说凭借的是某种神秘力量；第二类则纯属假冒伪劣商品，实是为达目的而假托天意的精心编造，本不算预言，只是当时真相藏得很深；第三类是饱学半饱学的专业人士在那里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说话乃是谋生手段。就如股市评论家们一般，他们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存折含金量而喋喋不休，却从来不用对别人的金卡银卡变成废卡负责。无论哪一类预言，都不具有多大的可信度。著名的洛查。丹马斯《诸世纪》预言1999年是世界末日，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却怎么还没应验的迹象呢？
宣王也是“且信且疑”地回到宫里，从姜后处得闻一老宫人偶践龙斄怀孕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已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伯阳父占之，妖女未除也，然已不可得而灭之，惹出梦女子入太庙哭笑等一连串麻烦来。
当然，在那样的时代，宣王相信有“妖女”也是正常的。秦始皇还因为方士卢生所献图书上有“亡秦者胡”的句子发兵三十万北上攻打匈奴呢。只是，宣王虽然怒斩了“渎职”的杜伯，次日却又“有悔杀杜伯之意”而至于“夜寝不能寐”，也不见他继续安排官兵大肆搜寻“妖女”，而且还放过了妖女的母亲。所以我怀疑，宣王其实并不怎么在乎这月升日没的预言，他也未必相信这“妖女”能乱国。我想，作为一个英明的“中兴之主”，即使有妖女，他也相信自己能“修德以禳之”，化凶为吉。
小说家让宣王死于童谣，而真相，却隐藏在历史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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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7 16:2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