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萨迦派的炫目时光：西藏教派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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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篇是《西藏教派时代》的首章。
在这个漫长的系列里，先后引领风骚的萨迦派、帕竹噶举派、噶玛噶举派、格鲁派将悉数登场，在各自起落交替间，展示西藏历史的恩怨纠葛。
按照老布码字的惯例，首先要讲的，永远是时代背景，因为历史背景决定所有人的选择。
作为教派系列的开端，今天我们先来讲讲——西藏教派的缘起！
现在提到藏传佛教，大家都知道有红（宁玛派）、黄（格鲁派）、白（噶举派）、花（萨迦派）四大教派。
这其中，格鲁派（黄教）实力最强，是当仁不让的老大。
但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藏传佛教在最开始是没有教派的。
这段没有教派的时间长达数百年，贯穿了整个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早期。
如果将西藏佛教比作一家公司的话，那新兴公司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资源出去抢市场份额。
等市场份额稳固之后，才是关起门来排排坐，分果果。
因此，西藏佛教在整个前弘期的工作，就是全力以赴打跑本教，自然不存在教派出现的基础。
原因无比简单，分派就意味着力弱，苹果还在树上挂着呢，谁知道掉到哪个的嘴里？！
就是想分，也是分无可分。
桑耶佛铮后，佛教正式起飞，而且是用火箭的方式。
不过飞得太快，早晚得撞树上。
几十年后，吐蕃历史上最有名的“灭佛”的事件便爆发了。
随着，时任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徒刺杀，轰轰烈烈的吐蕃王朝猝然崩盘。
因为佛教掌握了话语权，灭过佛的“仇人”长期被黑，成了王朝覆灭的背锅侠。
每个王朝都有末日，就连诸神也有黄昏。
垂老王朝的斑驳皱纹，君王之手也无法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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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朗达玛倒霉，当他接手王座时，吐蕃国内的矛盾，已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吐蕃始终未能形成中央集权体制，虽然赞普是国家品牌的代言人，也是国内政治上的老大。
但其国内贵族一直拥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牧场和属民，还拥有施政的权威。
带有贵族联盟色彩的政治结构是吐蕃社会的痼疾，导致每有赞普更替，国内都会乱上一阵子。为解决这个问题，历代赞普都在殚精竭虑的想办法，其中一个手段便是扶持宗教，软化贵族势力。
但这方式也有一个问题，宗教系统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
国家资源就像是一张大饼，僧人们多切了一块，别人碗里就少了一块。
赤祖德赞执政的晚期，唐朝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生产能力，渐渐从安史之乱的打击中缓了过来。
反观吐蕃，容易占领的地方早已落入袋中，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随着军事态势重新走向平衡，蕃军不善攻坚的弱点暴露无遗，战争的效费比越来越差。
开源乏力（抢的少了），节流又做不到（佛教费钱），经济开始捉襟见肘，国内各集团的矛盾愈发尖锐。
最终，赤祖德赞在一次喝高后，被贵族成员拧断了脖子。
继任的朗达玛，为舒缓国内的经济压力，采取了抑制佛教势力的手段，但被动了奶酪的佛教势力反杀。
失去的政治轴心的吐蕃，马上出现二王分立的局面，吐蕃王朝轰然倒塌。
公允的说，吐蕃王朝的灭亡，因“灭佛”而起，但并非因“灭佛”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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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灭佛”运动，持续的时间虽不长，但对藏传佛教造成了巨大打击。
《新红史》记载：“此王（朗达玛）心中魔障，捣毁神戳，毁灭佛法。僧侣之生命亦遭杀害。一切修习佛法者均被杀害或摧残。所有一切经卷焚之于火，喇嘛阿阔黎被役使为奴，令高僧大德与佛法相隔绝。指派诸僧侣为屠夫。将佛（像)的衣服投入河内。用石头砸毁三所依之供器，佛法之名亦使其不存。”[1]
后世教法史料皆称灭佛后“卫藏无法”，但准确的说，应该是“卫藏无律”。
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藏，“藏”是收藏、保存的意思，最早的意思是“筐”。古时，人们阅读经卷是把经、律、论分别装在三个筐里的。
“经”是指佛陀口述的道理，一般多以“如是我闻”开头，这一点和孔子的论语类似；
“律”是指约束僧人行为的法则，也称为“戒律”；
“论”是指后世高僧对于佛陀思想的解释和论述。
如果“三藏”都熟，便可称“三藏法师”，比如大圣的师傅唐僧，便是“三藏法师”。
朗达玛灭佛时关闭了大量寺院，寺院中的僧侣，开始在家修行。
这种在家修行的情况，一直保存到“后弘期”教派兴起之时，被称为“在家人”。
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称谓——“顶髻罗汉”[2]。
虽然顶髻罗汉们的信仰坚韧，但人类毕竟是喜好随意的动物，缺少了寺院的约束，律法渐渐崩坏，行为举止开始展现宗教阴暗的一面。
据说，在这一时期，在家的僧侣出现了活人献祭、用人体器官制作法器等情况。
这些行为，使本来系统严谨的佛教，呈现向原始崇拜倒退的现象。
说到这点，一定会有信教的朋友不爱听。我虽然不信仰佛教，但也没有黑佛教的意思。
我这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古格王朝时期，拉喇嘛·降曲沃为弘扬佛教，迎请了阿底峡尊者。
阿底峡来到古格后，见到了古格最有名的高僧大译师仁钦桑波。
仁钦桑波年轻时，多次去印度学法，成为佛教后弘期的旗帜性人物。二人在托林寺相见甚欢，阿底峡发现仁钦桑波对“经”的理解极为高深。
他非常感慨的说道：“你既在此，何用我来？！”
但随后讨论到“律”时，仁钦桑波便开始出现错误。
阿底峡心里暗道：“我还是得来呀！”
为重塑西藏佛学的律条，阿底峡特意撰写了著名的《菩提道灯论》，讲述修行者如何严守戒律，刻苦修行并渐次成佛的道路。
阿底峡重塑律条的努力，是他对西藏佛学最重要的贡献。宗喀巴大师继承了阿底峡律令严整的衣钵，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书，他所创立的格鲁派，也成了律法要求最严的教派。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朗达玛“灭佛”之后，西藏并不是没有了“法”，而是缺失了“律”。“法”还在传承着，只不过是转成了在家传承。
在家传承期间，西藏依旧涌现了很多有名的大师，比如，玛尔巴译师、米拉日巴尊者就都是“在家人”。
在家刻苦修行一样可以得道，佛教的修行道路本来就有“世间法”和“世出法”两种。
但我相信，寻求随意是人类的天性，没有寺院严格的律令约束，绝大多数人都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这必然导致佛学倾向于神秘主义的道路，重塑律条也就成了后弘期佛教改革重要的目的之一。
但教派的产生，并不是后弘期宗教改革的必然结果。
短短几十年间，迅速产生数十个教派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

吐蕃王朝崩溃后的数百年，西藏再未出现统一的管理机构，各个割据势力不断攻伐侵掠。
攻伐掠夺往好了说，是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但这种随意的流动，让贵族们受不了了。
属民都跑了，跟谁收租子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
在这种情况下，领主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区隔，来划分区域内的身份认同感。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大家都是“蕃人”，在身份认同上没有区别。
划分人群的标签是“教众”与“非教众”，在西藏范围内，跑到哪儿都一样。
但分了教派后，你跟我不是一个教派，你就是外地人，来我这里搞事儿，我跟你丫拼了！
这就是教派产生的原始冲动，也是领主们最看重的群体划分标签。
与此同时，长期的社会动荡让民众对信仰也存在强烈的要求。在经过了“前弘期”的发展，佛教已深入民众心中。
而佛教倡导的“忍耐”、“今生为来世修复积德”、“戒杀”等观念，既有利于疏解民众心中对现实生活的焦虑，也有利于贵族的统治，二者皆得其便。
领主们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有钱！
当时去印度学佛的成本极高，要交大量黄金作为学费。
据统计，赴印留学的150余僧人，即花费黄金11万余两。[3]
这种24K的纯金门槛，将绝大多数信众挡在了门外。
能去印度求法的高僧，要么有贵族资助，要么干脆就是贵族。
等到学成归来，马上就成了领主的座上宾，获得赏赐的庄园和田产，大译师仁钦桑波便在古格获得大量的赐封庄园（“谿卡”）。
随后，高僧们又在领主资助下，开坛讲法，修建寺院，聚敛教众。
当这些寺院与领主形成稳定的“布施”关系后，寺院的经济才算有了依靠。
拿了领主的布施，自然要为领主张目，高僧们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为了固化属地寺院的领导，佛教开始特别强调师徒传续关系。
“前弘期”延请外地高僧，来寺院主持的情况开始变得罕见。
寺主的传承成为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甚至干脆就在贵族血亲间传承。这种内向型的传承机制，最终成了“活佛转世制度”出现的基础。
比如，甲律师(1091—1166)在须浦地方建立了一个以讲授戒律为主的寺庙。
他圆寂后，其侄饶却旺继任该寺堪布。
此后，饶却旺家族便世代统治着须浦地方。
类似的情况，还有萨迦派的昆氏家族、帕木竹巴的郎氏家族。
这两个家族更近一步，世俗君权和教权合二为一，成为管控一方的霸主。
这种带有“宗法”色彩的宗教传承，必然产生内部向心，一致对外的思想。
于是，早期藏传教派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地域属性。
萨迦派是在萨迦地方出现的；
止贡派是在止贡地方出现的；
帕竹派是在帕竹地方出现的；
达隆派是在达隆地方出现的；
觉囊派是在觉囊地方出现的；
雅桑派是在雅桑万户辖区出现的；
夏鲁派是在夏鲁万户辖区出现的；
进而，各地蕃人间多了一种新的摩擦方式——教派冲突。
大量的冲突和矛盾，让各地民众很容易就将，同样受苦受难的百姓，划分成“自己人”和“外地人”。
这种内卷式的背景，反过来促进各教派的发展，成了之后政教合一制度的基础。[4]
介绍了西藏教派的出现背景，下一篇将讲述萨迦派的崛起——《萨迦派的炫目时光：危局中的契机》
参考书目：[1]、 《藏传佛教》__班班多杰、《新红史》__班钦·索南查巴；
[2]、 《p_t230R号_残卷解读及吐蕃末年史事考述》_才让；
[3]、 《吐蕃分裂割据时期佛教的再度兴起及诸教派形成的原因》_多德；
[4]、《西藏通史》__陈庆英、高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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