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造车的硬核内容

杨远煌

闭门造车的硬核内容
　　文//杨远煌
　　一
　　消极的躲在家里怎能叫抗疫呢？躲着疫情避免感染添乱，我觉得不能称之为抗疫。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还有一线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那才叫抗疫，为了大家置小家庭利益和个人安危生死而不顾。我劳作之余在网络上读到了“以诗词抗疫”、“以日记抗疫”、“以书法作品抗疫”的新闻，“以诗词抗疫”说的是在《书法报》社任职的某位同志在武汉疫情期间创作了那么多的诗词，创作了那么多的书法作品。 人家的“以诗词书法抗疫”的作品发表在人民网，我哪有资历去发表评论。“以日记抗疫”的某作家在疫情期间写的日记已公开出版成纸质书籍。一定要说抗疫的话，我是以劳动的形式抗疫的。我的劳动是最底层的活路，不是那些登了庙堂的脑力劳动产品“书法、诗词、日记”。 “劳动最光荣吗”，我理解的劳动是指最底层的活路。例如田间里的农活等。疫情期间，我没有发现除抗疫在一线工作人员以外的人以体力劳动或者干底层活路抗疫的新闻。以收入高低区分职业高低贵贱的时代，底层的活路是挣钱最少的，关注的程度也相对地低。干底层活路的人的权益是最难以有保障的。发表抗疫新闻作品嘛，岂能发最底层劳动而又来财最慢的素材？岂能俗到泥土里去？诗词书法日记才雅呢，才有嚼头呢。采写发表新闻谁会傻到连这个理都不清楚？人家花时间心血来冒风险来采写我在自家小鸡寄养室里扎寄养小鸡用的床架？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依我看，“劳动最光荣”的内涵早已经变了，底层的活路早已被踢出了“劳动”，“劳动最光荣”已成为一句日哄底层人的冠冕堂皇话了，不如我来写自己以干底层活路抗疫的事情，不图发表在人民网，只图还有个存在感。
　　这篇文章的题目起先是《宅家避疫的硬核内容》，后改为《闭门造车的硬核内容》，避疫期间，我在自家的小鸡寄养室内劳动，不出大门半步，不是闭门造车是什么？
　　我的身份是个体户，想起宅家避疫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居然还有可圈可点之处，还真的不是老鼠挂秤钩自称自呢。
　　我的避疫可以从旧年的腊月二十七算起。那天我的一位高中校友在本镇街道一家酒店里请客，手机电话约我和妻子去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了。我对妻子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去应吃请，因为那里可能有从武汉市城区回来应吃请的客人。”妻子与我没有去应吃请。当年害怕非典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腊月二十九，我除了自己戴上口罩，并把戴着口罩的情形用手机拍成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以表宣传与示范。我劝妻子也戴上了口罩。我说：“我们在自家门前卖对联，加上我的隔壁就是一家本镇最大的超市之一，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不知道谁有病谁没有病，谨慎为上，小心防范为妙。”
　　没有人告诉和通知我们应该怎么做，只是每天看看手机里官方的避疫措施，听大路上镇里头的广播宣传车的语音播报事项，对照着去做。大年初一，租我们家一间门店、卖麻辣烫的经营户对我说歇业，村里开始封村。我以为是谣言，提醒他不要信谣传谣，春节正是销售的旺盛时机。他说，他的哥哥在村里当干部，开会时上面通知的。紧接着，我的手机微信朋友圈出现了老家的村子里动用挖土机挖断进村公路的视屏。大约在大年初六，镇市场管理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我门店一侧的门墩上贴上两张印着黑字的白纸，一张上面是黑体的“暂停营业”四个醒目字，一张上面大概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知，两张纸整个覆盖在我书写的春联上，真是大煞风景。让我想不通的是，镇市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是看菩萨点颜料，有的门店贴了，有的门店没有贴。后来，我对镇市场监督所的另一名工作人员提起此事，他说：“你们家当时在做生意。”今年的这个春节我们家还真没有开门做生意。妻子只是开门晒太阳。不知是哪里的规定在家避疫不能开门晒太阳啊？真的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他们吃财政饭旱涝保收却不顾象鸡抓命的个体户的利益，只顾他们贴完宣传海报完成工作任务。
　　既然我们是自生自灭还观望什么呢？不等、不靠、不要，我的生存我做主，早点动手解决疫后恢复生意的准备工作。从大年初一开始，我便窝进正房后面的小鸡寄养室扎寄养小鸡专用的育雏床。上下八层，每格一个平方米左右。四层是小鸡呆的床，另四层是用来安放接鸡粪便兜的。每一层有五个格。整个架由粗细不一的竹竿组成。完全扎起大约需要三十个工作日。我的两间寄养房计划扎四套新架子，去年共有三套架子，其中两套是旧的，利用率低，制约着寄养鸡的数量与质量。我没有闲工夫去写“抗疫日记”，甚至连读“抗疫日记”的闲工夫也没有，并且我觉得写“抗疫日记”是吃穿不愁的人，甚至是有几分空虚的人。生存压力大的人谁去写“抗疫日记”？当然，大城市生活有别于农村乡镇，象宅在家里几个月的武汉城市居民怎么难过我没有发言权。
　　邻居超市家的老爷子说我一个人躲在寄养室里再好不过了，既完成了自家的事情又避疫了，两全其美。其实工作量挺大的，毕竟奔六的人了。且不论有多少竹竿，所有竹竿上共有近一千个孔，每个孔都是用电钻的小钻头钻出来的，在电钻钻之前还有一道工序，用卷尺亮出长度，用红记号笔打上记号。竹竿各就各位摆好后，每两个孔用铁丝串起来，并且用钢丝钳子将铁丝扎紧。一天下来还是有点累的。劳动之余从事业余爱好活动，写作、练书法、吹笛子或者葫芦丝。二三两个月我发了二十篇博文。躲在寄养室里劳动的那段时间，被街道专门量体温的人检查过两次体温。因为这两次量体温后来却闹起了纠纷。
　　大约是正月十七，我正在寄养室内劳动，妻子在室外高声喊我的名字，说：“快出来，让他们给你量体温，他们刚才替我量过体温。”我出室外一看，有两个穿防护服的人，一个手拿笔记本和笔登记着，一个手拿体温计量体温。拿体温计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干部。另一个我不认识，听说也是居委会干部。我问手拿体温计的干部说：“你应该离我多远？你的防护服表面带不带病毒啊？”干部说：“一米多远。”那干部走到离我一米多远处伸长手臂，让体温计的探头对准我的额头。三十六点七摄氏度，体温正常。已经报告的本镇几例感染者并没有公布人名和具体住所，我并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和对象。第二次量体温大概在第一次量体温之后两三天吧。还是那两位干部来量体温。又是妻子叫我，我还是从寄养室出去。我问拿着体温计的干部，“你们的防护服是不是每天更换？”那位干部给我量过体温，说：“三十六点八摄氏度，你怕被传染以后就自己量体温吧。”以后再也没有人来给我们量体温了。
　　二
　　这些事情根本不算是闭门造车的硬核内容。从大年初一算起宅家到第四十五天，真正的硬核内容出现了。
　　时间是上午，妻子站在位于三楼的自家住房的阳台里，看到一楼对面我们的原单位兽医站大门前窝着一堆人分菜，有萝卜、莴苣、青菜等。妻子说：“别的居民分菜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她立即去找附近的曾经给我们量体温的居委会干部。谁知那位干部说：“你家的人拒绝量体温，拒绝量体温者是不给菜分的，配合量体温的居民才有菜分。”妻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回家问我可有拒绝量体温之事？我哪有拒绝量体温的事啊。本来那两次量体温，我对居委会干部说的话不恰当，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说，应该是每天有专人来上门做给我们量体温和询问生活所需的事情。我很气愤，这哪里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了？那位居委会干部对我的妻子说我拒绝量体温的时候，很多居民在场，有位居民呼应着居委会干部嬉笑我：“每天换防护服那得多少防护服啊？”让我的妻子和我洋相百出。再加上那位居委会干部说，我们那几家不是他管的范围。这不是在逼我吗？我索性打了荆州市市长热线电话，简单的述说了事情的过程，大年初一以来居然没有人上门给我们量体温，没有人上门问我们的生活所需，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国度的人？难道我们不是这个街道的居民？很快街道居委会书记打通我的手机，问了情况，说：“你们这个网格该你的邻居超市家的Z老板管。要是荆州市长热线回访的话就替我们美言美言吧。”分菜的事很快落实了，同样是居民住在我们这一幢另一单元的倪师傅，前来我们这一溜边挨家挨户一一登记，菜按份额弄到了附近。倪师傅喊我们去领菜，妻子坚决的不去，说：“非得他们送上门不可。人家对面的菜为什么有人送上门呢？”我们被查体温和分菜遗忘的那几家终于分到了“援灾物质”，倪师傅很快给我们把菜顺便带来了。但是，得了菜的居民说是倪师傅的功劳。这句听来不顺耳的话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本来我不是图谁来感恩我，我不满意“功劳倪师傅说”，这不是又在逼我吗？于是乎，我有了更大的动作。
　　三
　　我再次打通街道居委会书记的电话，我问道：“网格员怎么还没有与我联系？”
　　居委会书记：“菜分了吗？”
　　我：“菜是分了，还有别的事情啊。”
　　居委会书记说：“我先镇里分管街道的书记反应一下情况了再说。”很快妻子看到街道居委会书记和镇里管街道的书记来到超市找了Z老板。
　　原来，街道居委会被分成一个一个的网格区，每个网格区都安排了人专门进行量体温和询问生活所需。晚上，Z老板打了我的手机，说是商量解决我向上面反映的问题。我正在三楼住房的电脑上打稿子，题目为《HH市HJK镇一网格无防控人员上门》，已经写到第二段，我下了决心，要是明天再无人理会，我将稿子通过QQ信箱发到荆州市长热线信箱和东湖社区?民生热线板块。Z老板来到我的住房，坐下后，我便打电话约来我们这个网格区另两位居民来一起商量此事。我对Z老板说：“你是受谁的委托来处理问题？”Z老板说：“我以个人名义来处理问题。”居民老倪说：“两个儿子即将出门打工，有抗疫方面的事情一定帮忙办理。”Z老板很爽快的应承下来。居民老赵则说：“你是做生意的，为什么要接受管理这个网格的防控工作，却又没有按照程序行动呢？既然是你管怎么没有事先给我们打声招呼，身体出事了那要找你负责的”Z老板说：“只因为春节期间超市里的生意太忙了。”Z老板说：“给你们这几户物质方面一定的补偿可以吗？”我说：“这次按原则要处分人的。”Z老板说：“我会尽快给你们答复和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们确实事先不知道是Z老板管我们网格的防控之事，还以为是该给我们量体温的那位干部管。
　　Z老板坐了一会就走了。老赵和老倪留下来与我继续谈论着这件事情。老倪半信半疑的说：“Z老板哪里舍得花大价钱拿出整条香烟作为补偿来处理问题？”老赵则说：“身体有什么事情找他负责就是了。”我们谈论了一会他们各自回家了。妻子一再叮咛我，这次一定要Z老板拿出两条好香烟才能行。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门店后面的寄养室外干活，Z老板来会我们两口子，看样子他有点急的，想我尽快答复他如何解决问题。妻子说：“这次给你帮忙，你出两条好烟就行了。”Z老板脸上露出笑容，说：“这样子，这个网格有九户居民，每户一袋大米、一壶食用油，还有两条好烟交给你去分配行不？”我的妻子说：“可以。”协议总算达成了，Z老板很满意的走了。我们约定晚上交付香烟大米和食用油。
　　晚上7点钟我从一楼的门店上三楼去了。上楼前我要妻子留在一楼等着Z老板交物质。到了八点多钟，妻子等得差点失去信心的时候，打了我的手机说：“不知Z老板会不会兑现承诺？”谁知刚接完妻子的电话，Z老板打通了我的手机，问我是在楼上还是楼下？我说楼下有人。Z老板将九份米和食用油【一袋二十五公斤，食用油五公升】、两条高级黄鹤楼香烟交给了我的妻子。妻子上楼后对我说：“只想分给老赵，不想分给老倪。老倪不懂得感恩，还特邀功的。”第二天，妻子果然只分给了老赵一份大米和食用油。我反复说服妻子，妻子才分给了老倪一份大米和食用油。其他的七份大米和食用油妻子没有分发出去。两条高级黄鹤楼香烟妻子拿到一个镇街道某批发部卖了一千二百元钱。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不过，给我们量过两次体温的街道居委会干部说：“你们这几家就是颗定时炸弹，我当着镇里分管这块的干部讲过，要重视这个网格查体温和分菜等事项，镇里分管的干部好象无所谓似的，网格员也没有做任何的工作，事情终于发作了。”那个干部戏谑的给我打上了“刁民”的标签。他不知从何渠道知道了我打通过荆州市长热线电话的事情。我的妻子没有当他讲真话，告诉他Z老板只补偿了我们三份大米和食用油。那位干部说：“ 老板的代价花小了，应该还要花较大的代价的，弄不好是要处分责任人的。”
　　我的一个电话就让Z老板花了两千几百元的代价。不要小瞧我是个小人物，不要因为没有时间创作诗词和书法作品，没有时间写日记而忽略我、忽视我、忽悠我，不要因为我生存得卑微与琐碎而欺骗我和愚弄我，我是有一定的实力和能量的，不要逼我出手。当逼得我出手的时候，一定有人要付出代价的，可不是吗？
　　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