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的文学价值

大方客dfk

方方日记的文学价值
　　“方方日记”事件（以下简称“日记”），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文学角度上来看，都无疑可成为今年疫情爆发以来，国内最热点事件之一。尽管目下“日记”由于种种原因变得充满争议，在网络上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喧闹，并越来越脱离文学的轨道，演变为一种政治立场符号的表征，让不少谨言慎行之人不免有些“畏”而远之。作为一家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自由谈》连续在今年第二第三期杂志上刊发了两篇与“日记”有关的文学评论文章，可说是一种很接地气的表现，也体现了一种负责任、有担当的情怀。然而，从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来看，两位作者对“日记”的文学价值明显认识不清，对“日记”的“文学”与“政治”的界限恐怕还有不少疑虑，表达上可能很有些“准风月谈”的顾忌，言之不多，思之不远，很有些弯弯绕的谨慎意味，不免让人遗憾。其实，从文学角度来谈“日记”，完全可以义正词严，光明磊落，不必遮遮掩掩；当然，如果评论者本身认识短浅，不明大旨，内心浑沌纠结不已，思想境界已然平庸，表达上必然拖泥带水，吞吞吐吐，言不由衷，词不达意，那自然遗憾多多。
　　一
　　两篇文章分别为商昌宝的《文学史会如何写方方》（以下简称“商文”）和汤达的《互联网与文学之间的敌意》（以下简称“汤文”）。我们不妨先对这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作一番梳理。
　　“商文”话不多，文不长，但在谋篇布局、用词造句上却颇用心良苦。先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说明“文学史的编写，其实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就永远是少数，也应该永远是精品” 这样一个泛而远之的问题，以此来引出方方日记的文学地位的话题。“商文”认为，在“能涵盖几百年”的文学史上，“再能耐的作家，包括莎士比亚、荷马、狄更斯……等，一旦写入文学史……也就是三五页的篇幅”；所以，“仅凭‘新写实’这一张牌的方方，一定会淘汰掉”。但是，自从方方“连续写作‘封城日记’后，天平的砝码可是倍增起来”了。
　　“商文”的最后结论是：“作为专业学者，我敢说，要是一百年或两百年后真有人写文学史，那么不管书的厚薄，漏掉方方一定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们的败笔。”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商文”在力挺方方，只要细看前文后语，“商文”却原来是五味杂陈，甚至有些酸不溜秋。对于方方“日记”的引发的“热度”，“商文”的态度其实颇为不屑：
　　“原来文学大众化竟然这么简单……费半天劲，结果文学的大众化就是粗鄙化、口号化、脸谱化。这方方，也没写什么理论深刻的文章，更没有走村窜户的‘采风’，就是闷在家里，足不出户，一天一见闻一天一感受地写着那些平平常常的文字，不分阶层不分专业的人们，还就是自觉的、自发地热爱起文学来了。就连小区门口修自行车的老大爷，都神秘地问过我两次：今天读方方日记有什么感受？”
　　“忽然想到，似乎有人说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此前一直不相信，因为一百多年的中国够不幸的了，也没怎么看到诗家多有幸。但这次不得不相信了。”
　　“商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认识其实才真正是极其“粗鄙化”的肤浅。此种眼界下，“方方日记”的文学价值自然“平平常常”，不值一提；但让“商文”有些意外甚至极其失望的是，这样的文字居然就妇孺皆知的“大众化”起来了，可见这“大众化”是何等不堪？而“商文”对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反讽反弹式的解读除了见出其对“日记”的不屑之意外，还见出其对文学的一种极其庸俗化的功利主义的陋见。方方写“日记”的初衷，应该与任何关于进入“文学史”的问题毫无关系，更与所谓“诗家”的“幸”与“不幸”的名利纠缠风马牛不相及；但“商文”却偏在这类问题上兴味甚浓，并对方方的“出名”深感遗憾，全然不顾今天的方方虽然“出名”却又何曾“幸”起来了？目下的方方面对一股脑的“污名毁誉”应接不暇，避之唯恐不及，估计遁世的念头恐怕都有了，何曾“幸”得起来？而“商文”却以为方方捡了个大元宝，并因而颇有些不满不平地冷嘲热讽了三言“五”语。
　　再看“汤文”。较之“商文”，“汤文”虽然话不少，文也不短，但表达出来的观点却极其扭捏暧昧，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曾经讽刺过的那种“中庸”之态，“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种自以为是的立场让人不免困惑：
　　“每当网上一个新闻热点出来，似乎所有人都在急于表态；往往时间一长，就会有反转，会有关键的信息补充，扭转大家的态度。我不明白，既然已经有过无数次前车之鉴，为什么大多数人站队的时候还是那么斩钉截铁？为什么他们对自己那么确信不疑？”
　　“我对这个事件的大致看法和态度就是这样的，从头到尾都是疑问。我随时准备接受一点公允的信息，来调整对这个事件的认知和立场。我完全是棵墙头草。看到网上人人都在表达字字珠玑、义正辞严的嘲讽或力挺，我真的纳闷。”
　　“我也曾经对万事万物都有很清晰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但在充满挫折、愤恨和柴米油盐的生活里，我学会了对自己保持怀疑，常持保留和善变的心态。我珍视这种变化，把它当作一种人生的馈赠。”
　　话中提到的“事件”，就是关于“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议“事件”。
　　从这三段话中不难明白“汤文”所视为“一种人生的馈赠”的所谓“墙头草”立场是怎么一回事，即对于“方方日记”这样一个新闻热点，人们就不应该“确信无疑”地“急于表态”、“站队”；人们该“学会”“对自己保持怀疑，常持保留和善变的心态”，等待“关键”的“公允的信息”出来“调整”自己对“事件的认知和立场”； 故而，所有的“嘲讽或力挺”都只能让人“纳闷”。面对“汤文”的这种貌似四平八稳、公正无偏的立场，我只想问一句，面对一桩事关国计民生的新闻热点事件，如果没有人们的“表态”“站队”，没有人们“确信无疑”地“嘲讽或力挺”，这世界又何来真相？何来公允？何来正义？
　　众所周知，真理是可以争论、且需要争论的。真理越辩越明，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简单常识！如果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承认，“汤文”引以为荣的“墙头草”立场又何以取信于人？说到“常识”，又不得不对“汤文”深感困惑，担心会不会是“鸡同鸭讲”？因为“汤文”对“常识”的认知几乎与大众的认知完全不同。“汤文”在文中专门用了一大段文字来说明“‘常识’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常识。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常识。不同的知识结构，导致不同的常识”，完全把每个人的对事物的不同“认知”，与大家公认的每个人都应遵循的“常识”（即基本道理和原则）等同起来，结果，本该公认的“常识”就不是“常识”了，因而这世上的“常识”就等于不存在了，这让人如何与“汤文”谈“常识”？
　　其实，“汤文”虽然主张“怀疑”“保留”“善变”的立场，不主张“站队”、“嘲讽”和“力挺”，不主张“急于表态”；但对于“方方日记”，他还是有些“急于表态”地“站队”并“嘲讽”起来了：
　　“这样平凡无奇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看？这类纪实体的杂记，由一个功成名就的小说家来写，是否合适？……作家为什么不及时更正日记里有些明显的讹误？她回应批评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更有说服力一点，更有诚意一点？别人不讲道理，你自己就可以放弃讲道理了吗？”
　　这能不能算作“表态”或“站队”呢？但“问责”的意思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平凡无奇”，流露出对日记的轻视和不以为然，而“是否合适”则是对“日记”写作的合理性都表示严重怀疑了；“不及时更正”日记里“明显的讹误”是批评作家有错在先，而作家“回应批评的方式”更是既缺乏“说服力”又缺乏“诚意”，可以说是一错再错了；不过，“别人不讲道理，你自己就可以放弃讲道理了吗”这样的指责，还是不免给人一种“拉偏架”的感觉，有些欠缺公允了。这些表态都不禁让人深感遗憾！
　　当然，我深感遗憾的并非是他的出尔反尔，而是作者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其对 “方方日记”的文学认知，确确乎有些背离文学“常识”，如同他的文章标题所示，何谓“互联网与文学之间的敌意”？事实不过是一群相互之间有“敌意”的人们在互联网上群“殴”，怎可转嫁为是“互联网”与“文学”有“敌意”？这又是哪家的“常识”呢？
　　二、
　　还是来认真谈谈方方日记的文学价值吧。
　　方方日记最成功之处就是展现了久违的文学的大众化力量。这是“商文”与“汤文”都完全忽略了的重要意义。曾几何时，文学作品已然一天天地失去了它的文学魅力，失去了它的轰动效应，与大众的关系渐行渐远，越来越成为一种小众化的文字游戏。作家们或者在追求文学的高雅纯正的名义下，沉溺在孤芳自赏或无病呻吟的小圈子里矫揉造作、自我欣赏；或者在追求创新的口号下拙劣模仿西方现代派各种夸张变形、魔幻虚妄类技巧，扭捏作态，装神弄鬼；或者干脆在金钱的旗帜下矫首弄姿，俯首称臣，什么来钱就写什么……这样的文学早已忘记了文学的初衷，背离了文学的原点。
　　文学的初衷是什么？那就是关注现实，关注民众，关注心灵。一部作品如果脱离了现实，忘记了民众，违背了心灵的真实情感，那么，这样的作品必然被民众所抛弃。
　　方方日记的“大众化”效应是怎样发生的？那就是因为在武汉封城、疫情最严重、民众最无助、最茫然甚至是濒临绝望的困境下，方方以一天一篇的日记通过互联网给了民众一点发泄，一些安慰甚至一线希望。让民众感觉到在这相互隔离甚至隔绝的偌大的世界里，还有一位贴心的作家每天都在为他们分忧，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力量，“日记”无疑成为了他们当时堪称宝贵的精神粮食和心灵寄托。这应该就是“日记”的“大众化”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商文”的眼中，这种“大众化”效应竟然不过只是“粗鄙化、口号化、脸谱化”的“简单”闹腾而已，也就是说，那些真诚热爱“日记”的武汉民众还有全国各地无数关心“日记”的民众，在“商文”的语境下，不过只是一些“粗鄙化、口号化、脸谱化”的闹腾者而已，这是何等的傲慢和冷漠！而“汤文”对“日记”的问责，不过迎合了网上众多以“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的“正能量”理由“围剿”“日记”的声音，抓住日记的某些“莫须有”的瑕疵，完全不考虑“日记”的文学特点，而自以为是地指责、质疑。
　　“日记”这种文学体裁的最大特点就是展示心灵的真实，展现作家个人对生活、对现实的诸多认知。囿于武汉封城的严重现实，方方只能呆在家里，只能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和消息来对现实做出一些评价，来表达自己对疫情肆虐环境下内心的忧虑与看法，其间当然不免有传闻失实的问题，评价也难免有偏颇失当处，这应该很正常，无须小题大作，更无须上纲上线到“莫须有”的政治化污名上。我们应该从“日记”的主体大局、文学价值出发，来评价“日记”的真正立场和意义。
　　其实，“日记”的真正被人“诟议”之处就是所谓暴露了疫情“阴暗面”的问题，而所谓“阴暗面”问题实际上却偏偏是一个历久弥新、不宜深谈的敏感问题，对此我们也只能呵呵了之，点到为止。那么，“日记”到底暴露了多少“阴暗面”呢？看过日记的人应该都明白，其中大多都是一些琐碎日常的叙述、传闻、无奈、忧虑……相较于当时武汉城的真实困境，这些文字所展现的内容，只能算少之又少，微乎其微，但这些却都是当时封城条件下的武汉人人都有的感受，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感受人们没能说，没法说；但是方方日记却说出来了，这让人们感到真切、真实，自然有一种亲近感。而“日记”每日一篇按时出现的规律将这种亲近感更是演化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灵的慰藉，于是“日记”越来越受追捧。
　　所以，尽管“日记”从文学角度来看并不起眼，甚至正如“商文”与“汤文”所视之为 “平平常常”“平凡无奇”一般，但是它所暴露的“阴暗面”却真实反映了民众心中的某种渴望，触及了民众内心的隐秘情愫，自然远胜于主流媒体的高大上且不免空而虚的正面宣传，因而起到了文学直达人心的巨大作用。这应是“日记”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
　　当然，“日记”作为文学作品的不足甚或缺陷却也是毋庸讳言的，即它明显欠缺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那份文采。一如“商文”所言，不过“平平常常的文字”，也无什么“深刻”的理论；或如“汤文”的质疑，“这样平凡无奇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看？这类纪实体的杂记，由一个功成名就的小说家来写，是否合适？”
　　他们的批评可说不无道理；但是，即便如此，“日记”的这一特点，其实依然有其值得肯定之处，并有其非如此不可的合理性甚或必然性。
　　疫情之初，日本在捐助湖北物资上附赠的汉诗曾在网上引起过热议，并由此引发了不少网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该如何理解“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这一名言的深刻内涵？
　　附赠的汉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由于其典雅、柔婉的诗意使得这份捐赠更具有了一种人文关怀的温馨和深情；毫无疑问，这种诗意的关怀是需要的，是值得提倡的，是可以给捐赠物添加不少情感分量的，并且还说明了一种文学现实，即“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其实依然可以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灵慰藉的。那么，这名言中所说的“残酷”又该如何理解呢？其实，这里的“残酷”的意义所指是那些虚假、做作、失度、缺乏内心真诚的伪浪漫、伪“诗歌”的作秀式表演，这种“表演”是对严酷现实、巨大灾难的轻慢甚或大不敬，是对受难者情感的巨大侮辱和亵渎。从这个角度来看“日记”“平凡无奇”的风格，就比较好理解了。“日记”朴实无华的风格，正体现了方方对疫情现实的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不滥情，不夸饰，不做作，实事求是，尽量做到以客观、公正、平实的眼光来审视、描述这场疫情带给武汉人的巨大痛苦，这才是对历史、对现实、对文学、对人性的最大尊重。任何过分的文学滥情，修饰夸大渲染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是对武汉人民苦难的亵渎，都是不可饶恕的轻慢。这就是“日记”呈现出平实简朴风格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相比之下，网上曾流传的一首被网友调侃为“乐观得‘跑调’”了的儿童歌曲《方舱医院真神奇》，才真正让人大跌眼镜。歌中唱道：“方舱医院真神奇，治病救人教舞技。为战病魔想办法，各地医护献才艺。你教一曲黑走马，她跳一支快乐迪。跟我打套八段锦，康复肺操快练起。恐慌抛到云霄外，歌声朗朗暖心底。笑语传遍九大州，生命力量齐汇聚 。”试问：如此肤浅、轻薄、“美化苦难”的歌曲让那些在疫情煎熬下饱受痛苦折磨的受难者情何以堪？这会不会是对那些受难者的嘲弄？
　　“日记”的内容虽然以展现疫情肆虐给民众带来的不安、忧惧、痛苦诸情感为主，但这绝非作者恶意的虚构编造，而是“封城”条件下的真实的武汉现实所决定的。这正是一位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作家人文情怀的真实体现。“封城”条件下只能苦苦等待别人救援的武汉民众的主流心态究竟是悲观、茫然、忧惧还是乐观、昂扬、振奋这难道还需要去讨论吗？方方作为一个诚实的负责任的作家以朴实无华的文字客观记录下的这份所谓“负能量”实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体味、去思考吗？
　　宁可失文采，不可失真相，这应是“日记”作为“纪实文学”又一种价值观的展现。古人云，“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此之谓也。我们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真相，什么样的能量，方方“日记”的出现应该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明确答案。在疫情猖獗、人心惶惶的历史关头，民众用自己的“热情”给文学添加了久违的“热度”，方方以她平实客观、朴实无华的“日记”再次彰显了文学的神奇魅力。这不仅仅是文字的胜利，更是作家良知正义的胜利。它再次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文学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民众，只有关注百姓喜怒哀乐情怀的文学，才能得到大众的喜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