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上房的疑问

江渚叟

月桂姐书看的细，捕捉的全，挖的深。这确实是个值得红迷认真思考的问题。您的回帖也有理有力，学习了。

花花不乃

@皇极梅ABC 2020-07-25 09:53:48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写贾宝玉的生日
　　1、以咏秋的诗文来写春
　　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本来是写秋天的
　　2、但是作者又怕误解，变过来了
　　这鸭头没有桂花油
　　其实告诉：鸿雁来宾有两个季节
　　即春分之后南边鸿雁向北飞，秋分之后北边鸿雁向南飞。
　　这鸭头没有桂花油，直不是桂花飘香的八月，而是春分之后的三月。
　　《红楼梦》作者生日必在春分之后清明之前的三月上巳，湘云“宜会亲友”的上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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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此诗句，康熙南巡时，有人题于江南的“对联”。
　　作者在《红楼梦》中写了江南二才子，没有提文徵明，就是要让人思考，因为大清康熙南巡时有人还送给江南一只文徵明的用过的竹子。
　　此人书法不咋的，一般情况下也如宋徽宗作诗作画，“首押花名”印章。

花花不乃

本人若说，又有淫意。
　　“三月的驴子满 嗷~~”
　　作者说，正月女人，二月猫，三月驴子满滩嗷。。。
　　这是“张贤良”说的鬼话。不说人话的。
　　他妈也被饿死。

messiyun

寻找贾宝玉生日，就如同寻找红楼梦中国都是哪里。作者虚虚实实写了好几个地方是国都，如金陵、北京、长安，所以不能依据某个地方某句话来推定贾宝玉生日。

messiyun

张岱和红楼梦：重要时刻——八月二十五日卯时
　　宝玉生日是什么时候？大名是什么？这是红米比较感兴趣的问题。经过我对多方信息的综合比较，认为贾宝玉大名叫贾玳，宝玉同辈兄弟连起来是“连代珍珠”，也暗示作者张岱之岱。至于宝玉生日，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三月的、有说四月的，都言之凿凿信誓旦旦，看看就行了。关于八月二十五的说法，来自李明鸟。且看他如是说：
　　程甲本原文
　　刘老老：“（巧姐）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会走了，那个坟图子里不跑去？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
　　“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
　　风姐儿笑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崇。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风姐儿笑道：“倒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历的多。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什么原故。”刘老老道：“这也有的，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姣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已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风姐儿道：“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借借你的寿；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刘老老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生的？”风姐儿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老老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做巧姐儿好。这个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这名字，必然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儿来。”
　　另：张岱生日是八月二十五卯时
　　张岱，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 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徯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日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牛黄丸盈数簏，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瘳。
　　李明鸟考证：
　　八月二十五日，明确指出花王于八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世。由于生日之喜，是故大吉。古人生日，具备年、月、日和时辰，配合干支，共合八字。这里明确指出了花王出生的月和日，却没有点明出生的年和时辰。鉴于《红楼梦》是悼朱红亡明之作，且书中颇有『碍语』，点明花王宝玉石头的详细具体的生日日期有可能暴露作者的真实身份，故只能是隐真显假地隐写。假设『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分别隐藏着花王宝玉石头出生的年份和时辰，应用古代干支记时法可得：四十张，指的是年干支的设置。张，设置。四，指天干第四干，即（甲乙丙）丁；十，指地支第十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第四天干丁与第十地支配合成丁酉年。四十步，讲的是时辰。步，推算。柳宗元《时令论上》：『迎日步气。』四十步之四十，指的是第四时辰，即（子丑寅）卯时。
　　综合起来，花王宝玉石头的生日是：丁酉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时。根据《张子文秕》及其后人考证，张岱于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年，1597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时在绍兴出生。文本中这个生日，与张岱的生日恰恰吻合，一丝无差！
　　解码结论：《红楼梦》文本中暗藏着花王贾宝玉的生日日期，此日期恰与张岱的生日日期吻合无间。
　　众多佐证
　　对于张岱这个生日日期，文本中还有众多佐证，兹抄录并解码如下：
　　1、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谈及宝玉出生时，贾雨村说："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又说："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
　　2、第三回林黛玉和袭人谈及贾宝玉之玉的来历：黛玉道："姐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究竟那玉不知是怎么个来历？上面还有字迹？"袭人道："连一家子也不知来历，上头还有现成的眼儿，听得说，落草时是从他口里掏出来的。
　　3、第八回记载宝玉上有铭文："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解码1、2、3：来历不小，不知来历，暗脂“万历”。仙寿恒昌，即指万岁，万历。解码结论：石头宝玉是“万历”时来到世间的。这与张石公生于万历年间合。
　　4、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袭人商议："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他们有假的不算，共是三两二钱银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
　　解码4：宝玉过生日喝绍兴酒，隐指石头张石公出生于绍兴。
　　5、第一回甲戌双行夹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解码5：在甲戌本，甲午八月这个记年是甲午八日。这个改动原因，主要是因为古人纪年常是年后面跟月而非跟日的，又由于脂批者于批时情感激荡，故误日字为月字是很可能的。可批者为何选八月写这则批语呢？他为何在这个特别时日格外情感激荡、怅怅莫明呢？我们查查万年历就壑然明朗。原来这则脂批写于甲午年(1714年，康熙53年)阴历8月25日(甲午日)，这日是批者之“石兄”的生日。生日之时思其“石兄”之人之未竟事业(《石头记》），睹故人一一泪尽而逝，故发『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之愿叹。
　　6、第三十六回 写宝玉挨打之后，『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他"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
　　解码6：祭星，是古人迷信行为之一。今人某些人迷信，仍然有此之举。祭星的原则，主要是根据个人的九星属性在不同时间来进行祭星。宝玉为男性石属土星，祭星后当于“生日后运渐转顺”(《祈福解厄－祭星 》)。文中说宝玉“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隐指宝玉的真实生日是在八月月底。

葡萄牙月桂

@messiyun
　　李明鸟不是神仙金口玉牙的，他的话你不能信的。
　　张岱的生日是不是八月二十五，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证据说明张岱就是红楼梦的作者，然后再证明张岱把自己和宝玉合二为一了。这两个问题证明完了，再说说根据文本文字李明鸟的错误在那里。
　　一、八月二十五是刘姥姥进府游玩的日子，文字里并没有提是宝玉的生日。在这一天里，巧姐贾母病了，冲了花神，并不是冲了花王。
　　二、宝玉的前世是神瑛侍者并不是花王，怎么能说他是花王降生了？关于花神我有过帖子，总花神的生日是黛玉的生日和宝玉没关系。
　　三、书里六十二六十三回写了宝玉过生日，并不是没有叙述用得到牵强附会了。那两回的文字只是没有具体日期，季节还是交代了的，芍药花落时节。八月二十五芍药出于休眠期，哪来的花落？
　　四、绍兴酒就是代表作者是哪里人的话，书里的物件食品多了去，比如，西洋穿衣镜，难道红楼梦作者是西洋人了？你不能挑个对自己观点有用的附会，别人按你的方法附会说书里有西洋穿衣镜，作者是西洋人，你就反对吧？你要么双标，要么自扇嘴巴子，否认了张岱。这样的低级索隐不值得云二追捧的。

花花不乃

作者说，会射箭吗，会。
　　会射覆吗，会。
　　会射日吗？？？？？

messiyun

由于比较文本习惯性太琐碎繁杂，仅举两个例子，分别从语言习惯性和思想一致性上对照一番：
　　语言相似性：
　　14.杜工部之沉郁 李义山之隐癖
　　张岱夜航船:
　　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要非适用。
　　李义山兄弟俱以文章着，同为一集，号《李氏花萼集》。
　　八叉手:温庭筠工赋，每人试作赋，八叉手而八韵成。又言庭筠作赋，未尝起草，一吟一韵，场中号温八吟，亦号温八叉。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白之飘逸，杜工部甫之沉郁，孟襄阳浩然之清雅，王右丞维之精爽，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隽拔，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雄快，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真元间，则有韦苏州应物之澹雅，刘随州长卿之闲旷，钱起郎士元之清赡，皇甫冉曾之竞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嘉佑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宗元之超然复古，韩昌黎愈之博大沉雄。张籍、王建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叙事务得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瘦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元以后，则有杜牧之牧之豪纵，温飞卿庭筠之绮靡，李义山商隐之隐癖，许用晦晖之对偶，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此晚唐变态之极矣。
　　红楼梦: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
　　一个香菱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放着两个现成的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
　　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天天逛，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
　　湘云道：“”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诗书纪载并无，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怎么你倒忘了？后来又读李义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尘“，我还笑说她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众人笑说：“这可问住了，快罚一杯。”
　　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据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何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事虽殊，其理则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恶乃滥乎其位？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因希其不昧之灵，或陟降于兹，特不揣鄙俗之词，有污慧听。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苍苍兮，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
　　（红楼梦里说杜工部甫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杜工部甫之沉郁，韦苏州应物之澹雅，温飞卿庭筠之绮靡，李义山商隐之隐癖，同出一人之手。）　
　　思想一致性：
　　15.生死观
　　张岱生死观：
　　夫义者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也。可以无死，虽不死，而人不得责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拚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谓之义也。余一生受义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饥寒，一生以此贫贱，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于不能死之上。千魔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旦，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
　　四明辦生死之际，曲诉隐忍之衷，大义凛然，大哀殊深，直令彼贪生怕死，卖身求荣，“峨冠大纛者”，惭汗无地自容，亦令“以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
　　论义烈
　　张岱性格任侠刚烈，年轻时有《古今义烈传》一书，其自序谓“天下有绝不相干之事，一念愤激，握拳攘臂，搅若同仇，虽在路人，遽欲与之同日死者，余见此辈，心甚壮之＂ ，可知张岱对“义烈＂的追求，及其开始写作《石匮书》，这种向往义烈的心态并无改变，其有曰：自古忠义之士，其死必惨必酷，而每当国破家亡，不少概见者，犹之敲石出火，而恃有薪焉以传之也。 又谓：世间忠烈之气，不痛则不快，不大痛则不大快。 这种论调几乎与《古今义烈传自序》中“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 一模一样，而张岱在《石匮书》中追求义烈，其迹亦明甚。张岱经常将义烈与其他道德德目挂勾，如其论义烈与死的关系曰：忠义之士，未有不杀，然杀之有体，则虽死不怨。
　　张岱经常强调义烈与死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死义，对此后文将会再述。至于义烈与孝的关系，则谓：《明史》所载孝子，强半皆封君任子，深可厌鄙，夫菽水承欢，问安侍膳，皆人子常职，有一于此，乃遂沾沾，向人曰：“孝子孝子，何孝子之多也！＂余不录其生孝，而录其死孝，盖谓人止一死，讵肯以死假哉？ 张岱认为孝子当有义烈行为方成其为孝子，然而这种义烈的行为最终仍归于死，亦足见“死＂在张岱心目中的价值。而“忠＂亦是义烈的一个重要环节，张岱非常重视人们忠心与否，其甚者至有谓：若维垣(杨维垣，？—1645)者，不忠于朝廷，又不忠于魏党，则又彪(五彪，田尔耕，？—1628，许显纯，？—1628，崔应元，孙云鹤，杨襄)虎(五虎，崔呈秀，？—1627，吴淳夫，万历 38 年进士，倪文焕，？—1629，田吉，李夔龙，？—1628)诸人所羞与为伍者矣！ 从上文可见，张岱认为五虎、五彪等人虽祸国殃民，然仍可算“忠于＂魏忠贤，而反覆小人则连五虎五彪都不如，可知张岱认为忠于奸党总比不忠好，亦足以反映张岱追求“忠＂的极端之心。
　　张岱对于各种忠义行为都赞誉有加，如其论靖难勤王诸臣曰：……募兵入援，皆以身殉，嚢血射天，天不可射，然其志足悲也，精卫啣西山木石，以填渤澥，事虽无成，君子亦取其志也矣。 论靖难死守诸臣谓：……义在守土，与城存亡，岂不知天下事不可为乎？辟犹日食之时，百官伐鼓，谓救日也，夫日岂可以鼓救哉？亦自效其扶阳之诚而已矣。 不论是出兵勤王，或是死守城池，张岱均认为是义烈之事，然而事实上二者最终都是以死作结，故论《石匮书》的义烈观念，倒不如直接分析其生死观念，这更能反映张岱的深层思想。
　　论殉节
　　明清之际，士人面对异族入主、国破家亡的事实，对生死问题有较深入的遵论，而事实上这种追求、向往死亡的风气早自晚明已有形成之势 。张岱同样有歌颂死亡，尝谓死义乃最高之道德德目，曰：闻之君臣大节，惟在致身，忠孝大纲，难于死义。 正因为张岱强调死亡的意义，故对于大部份殉国者，张岱都持一种特殊的欣赏感情，有记曰：思宗末季，大老满天下，而致仕在籍，能捐躯报国、殉流贼之难者，四君子(孙承忠[孙承宗？，1563—1638]，，贺逢圣，1587—1643，吕维祺，1587—1641，姜曰广，？—1649)外少有焉。则是位高齿茂，至首揆八座，而不肯死，则天下无可死之人矣。
　　对于人臣尽忠而死，张岱多予以正面评价，谓：间尝论之，弘演以使旋复命，侍中以护驾蒙尘，主辱臣死，固其分也。又有谓：……而犹有捐躯殉主，如刘成治、黄端伯(？—1645)者，当皆浊皆醉之世，而有扬波啜醨之人，又教自性生，道繇人立，不几为晦夜之明星，狂流之砥柱哉？张岱亦有就殉国者与投降者作出比较，突显前者之死义价值，并对后者无耻仕敌大加非议，曰：闻闯贼入城，公侯将相，及戚畹勋卫，无不投诚归顺，而后以勒饷追赃，极刑拷掠，……与四君子(刘文炳，1614—1644，巩永固，？—1644，张庆臻，卫时春)所死则一，而所以处死则相去天壤矣，盖四君子者，义不反顾，蚤自见执，得攀附龙髯，而名且与河岳日星相为终始，视诸人之死于桎梏桁杨，与死于斧凿刀锯，真蝇蚋蚊蛇等耳，祗争一刻，而坐失千古。 323
　　至于当时有议论认为殉难之臣只求一死以塞责，于国家毫无益处，张岱则有论曰：若更以死难诸君子，而复议其一筹莫展，不能免先帝于轮台之难，谓区区一死，不足以塞责，则何以处夫不死者与不死而降者哉？ 这里再一次反映张岱思想的矛盾：如上述言论是张岱的主导思想，即张岱何以解释自己之不死？张岱尝自称：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能不死而更超出于不能死之上，千魔万难，备受热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张岱自谓其不死实有此原因，然则其他人不以身殉国不亦可有原因？故若此论是张岱的思想核心，则他未免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也，另一方面，张岱本身也如其论中之人一样，认为许多殉死者根本另有所图，论曰：千古臣子之死，至烈皇帝(明思宗)臣子之死，亦应无媿色，而今试论之，其真无媿色者，能有几人？烈皇帝之世，有君无臣，……后之殉难诸君子，虽不为爵禄、利名、门户而死，然其所以不得不死者，亦仍为爵禄、利名、门户也，推此一念，虽名为君父死，而此中真有不可以对君父者矣！甚至论谓：烈皇帝(明思宗)殉难诸臣，以区区一死，遂可以塞责乎哉？……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徙以鼠首为殉者，君子弗取也。 前文张岱才有谈及不应责怪殉难者，如今他自己却又责之，则又可见其思想的矛盾了，然而，这种矛盾并不应单纯从逻辑的角度加以否定，事实上生死乃人生大事，并非单单从一些理论即可解决，张岱下半生不断反覆为问题烦恼，本属正常，而其史论间或出现这种前后不协调的情况，正好反映了张岱对这复杂问题的无尽反思。
　　对于谁人应殉国的问题，如前文提及，张岱认同思宗死社稷的行为，并大力嘉许之，有曰：其(思宗)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万姓悲思，汉、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万一者也。 又谓：吾思宗烈皇帝，以身殉社稷者也，千古帝王之死，至烈皇帝而真无媿也。 皆可见张岱对思宗殉国一事极为推祟。至于一般文臣武将，张岱认为大将出战战败，当有殉身之觉悟，谓：古之为将者，功成则黄金写像，身败则马革裹尸，故凡成败利钝、埋沟丧元，皆为将军意中之事。至于封疆大吏，在国破之日当有一死之念，故张岱谓：自东师一破，而天津以南，绝不闻封疆之臣有死封疆者，则是三中丞(朱之冯，？—1644，卫景瑗，？—1644，蔡懋德，1586—1644)之河岳日星，聚于半壁，烈帝有灵，亦稍为吐气矣。张岱直斥封疆之臣平日享受国家之福利，临危之时自当以死报国。至于举兵起事之人，一旦失败，张岱亦认为其当以身殉之，论曰：人臣至国破家亡，天举兵起义，事有可为，则竭股肱之力，事不可为，则继之以死，此起义之定局也。盖起义之人义既不成，以一死谢君父，以一死谢乡里，为吾战死累死之人，一死而起义之事尽矣。张岱认为起事者“事既不成，以身殉义，方不失为起义之人＂ ，这一方面是张岱在明亡以后目睹不少所谓的起义者不过为流寇末裔，遂以死节与否分别其贤奸；另一方面亦可见张岱认为死义乃起义的最后步骤，当中死义的正义性跃然纸上。除了直接论死亡的正义性外，张岱还经常尝试将不同的死节情况分类，并以优劣排列，以求形成理论。虽然其理论并未能一贯，然其不同分类亦可见其对死亡价值的重视，如有论曰：诸臣死土木分也，诸臣不能使主上不至土木而死土木，死不足赎也；若夫预知其必死，而每欲出主上于一死；或可以无死，而仍不惜一死以殉主上者，则死非其罪也。
　　张岱把土木死事诸臣分为三等，以其徙死者为最差，知必死而仍护主者次之，而以不惜一死、能不死而死者为最义烈。对于封疆之臣，张岱则又分为四等，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分也。封疆之臣死封疆，亦不足以报天子，乃失封疆而不死，异矣；不死而逃，抑又异矣；逃以檄人以逃，人不肯逃，而缚其裨将以胁之，至死又焚其尸，以污篾之，抑又异之异矣。张岱指出封疆大吏有责任以身殉国家，不能死者已有亏于大节，而不惜一切逃亡保命者，张岱则等而下之。至于朝臣面对国破家亡时的不同心态，张岱又尝分类曰：文文山(文天祥)，知命而抗命者也，其意活；刘念台(刘宗周)，知命而受命者也，其心死，故一则饿不死，而一则饿死之。谢叠山(谢枋得)，却聘而求生者也，其词宛；祁世培(祁彪佳)却聘而不欲生者也，其词决，故一则缓死，而一则即死之。四人之志，微有不同，而尽忠于所事则一也。336文天祥、谢枋得、刘宗周与祁彪佳四人心志互异，当中有欲求生者，有执意求死者，然张岱认为四子皆忠心于胜朝，故皆有好评，可知张岱并非要求大臣必死，即有忠心，虽未有实时殉国，仍为忠臣。事实上，虽然张岱经常歌颂死亡，然而在不同场合下仔又指出人臣不应盲目求死，如前文批评群臣以死塞责者即为一例，又如：人臣报主，苟利社稷，则死生以之，如无救于败亡，而徙斩鼠首以殉，则何益也？
　　张岱反对“临事一死报君王＂的做法，故张岱反覆强调当事尚有可为时，人臣不应轻言殉国，谓：人臣至社稷颠覆，万不可为之时，乃能矢志从亡，左右君父，周流三十七年而卒脱虎口，其为力也亦不易矣，与夫无救于国，无救于君，复无救于身，而徙以身殉者，其相去不甚远哉！又有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也，故死于阵者，上也；死于纍者，次也；君子以为犹勿死也。张岱虽歌颂战死殉国，然亡国以后痛定思痛，提出“君子以为犹勿死＂，这种论调，一方面是对一时热血激愤的反响，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未能殉国的自我安慰。此外，张岱又认为局外之人不应以必死之事责于身临国难之人，有论曰：人臣大不幸卒当国变，身如杌上肉耳，石火电光，应手而灭，盖事出仓卒，我不能自主也，主于身在罗网之外，犹必转展徊翔，以致其命，人知人死之不如自死之为，愈不知人死之不如自死之为难也，以赴汤蹈火为着衣喫饭，是可易言哉！又谓：余自遭乱后，见一死真匪易事，乃以成败论人，犹訾其死为无益者，则《春秋》责备之过也。 可见张岱在国变以后，面对现实情况，对昔日言论已有所更改，不再过份歌颂死义之必要性。总括而言，张岱面对生死问题实颇为矛盾，从性格而言，他非常欣赏义烈之人，于其中烈死者更是推祟备至，然而国变后他被迫面对现实，加上连其自身亦未能殉国，故在生与死、忠与不忠、尽责与塞责数者之间，张岱往往出现前后不协调的情况，这也许正好反映其在殉国与遗民之间两难决定的懊恼。
　　宝玉谈生死节义——
　　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蒙侧：此一段议论文武之死，真真确确，的非凡常可能道者。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袭人忽见说出这些疯话来，忙说困了，不理他。
　　张岱的义烈观
　　“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君子弗为也”《石匮书后集》
　　“占今死忠义与立功业大臣,犬略务名者什之七,务实者什之三。务名者出于意气,其发扬尚浅；务实者本之性情,其蕴酿甚深”《琅嬛文集》。
　　评:张岱和贾宝玉的义烈生死观完全一致，对传统桎梏人心的宣教发起猛烈抨击。发出了启蒙之声。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张岱又受孔子的德孝浸染，自己虽然没有以身殉国，但是对那些殉国之士充满敬仰。因为，国难当头一死了之虽然不是最佳死法，于国无助，但是这里面浸透着的是孔子的忠孝观念，是值得尊敬的。张岱的内心一直是纠结痛苦的。他从根本是是接受孔子的忠孝仁义思想的，但是面对后人的篡改的儒学又深恶痛绝，拒绝愚忠。就如张岱的佛学观，接受精义上的佛家思想，但鄙视世俗的佛教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