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的那一只蟋蟀还在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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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的那一只蟋蟀还在吟唱
　　——李树身（狼头长啸）悼流沙河
　　2019年11月26日写于青城神韵家
　　在香港特区举行第六届区议会选举的前一天——2019年11月23日，惊悉88岁的流沙河先生于当日辞世的噩耗，本笔者悲伤不已。
　　明天——2019年11月27日，流沙河先生的追悼会将在四川成都东郊殡仪馆举行。其弟余勋禾说：“只要是他的读者，认同他文化观念，对他有感情的人都可以前往参加。”
　　虽说笔者已是74岁的一老朽，但仍然是“读着流沙河先生诗文长大的一代人之一”。特别因与先生又同是四川本土乡党，所以对他生平知之甚详。或正因如此，笔者才会一声悲叹：“又一位文坛泰斗、知名‘右派’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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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图片：流沙河）
　　流沙河（1931年11月11日-2019年11月23日），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原名余勋坦，祖籍四川成都金堂县。
　　1949年秋入四川大学农化系，立志从文。
　　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
　　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先任创作员，后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1957年因《草木篇》被毛泽东点名划为右派，留成都做多种劳役，劳余攻读古籍，1966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前后共二十年。
　　1979年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
　　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诗话》，《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流沙河随笔》、《Y先生语录》、《流沙河短文》、《流沙河近作》、《再说龙及其他》、《晚窗偷读》等。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
　　笔者之所以特别喜欢流沙河先生，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而笔者又是成吉思汗“狼性”的崇拜者。
　　笔者还特别喜欢流沙河先生诗集中的那首《就是那一只蟋蟀》，就如同特别喜欢台湾诗人余光中、席慕容的《乡愁》一样的深沉。因为三位诗人的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装着满满的离愁别绪，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与思念，以及同样爱我中华的那种悠长、厚重和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怀。
　　连日来，因中国文坛发表悼念流沙河先生的文章之多，已然是“洛阳纸贵”，似无笔者再落墨之地，便只好重诵三位诗人大作于下以示哀悼。
　　流沙河先生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做笼，想起呼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剩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巷子里唱歌，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哦，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台湾（出生于四川）的诗人席慕容的《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笔者感到，虽然这些足以令人愁肠百结、倾诉难尽、刻骨铭心的诗句，能撼人心魄、千古流芳，但在悼念流沙河先生之际，还有他那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文，切不可被我们忽视了，尤其是现年74岁的本笔者。但此文超万字之长，不可能全文转发，只好择其极为精彩段落摘录于下。
　　——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
　　——“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M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账目，赫德管理的账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
　　——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XXXXX，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
　　行文至此，笔者深情告慰在天之灵的流沙河先生：“您的那一只蟋蟀还在继续吟唱，你的名字还刻在B-29纪念馆中的那块砖上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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