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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搏饼，是闽南尤其是厦门一带特有的岁时风俗，但关于它的起源，迄今未有定说，专家们做了多方探讨，总的说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以杨恩溥先生为代表的，郑成功部将发明说。’1其主要观点是，340多年前，郑成功屯兵思明州(厦门)，兵部部将洪旭等为了宽释将士远离乡井思亲之情，激励兵士立壮志以利逐荷夷收复台湾。明永历十三年(公元1659年)，他与兵部衙堂属员巧制中秋会饼。
会饼63块。这数字根据“三多九如”。九是吉利数。古代九九“八十一”是帝王所用之数。九八“七十二”是亲王所用。郑成功封过延平王，故用七九“六十三”之数。玩会饼与其他赌博的骰点不同。掷“天九”的次序是天地人(614点)，玩会饼却倒过来是人次之。这与明代称朱明有关。所以将6颗2、3、5、6点称6勃黑，没出现红4点或“四进”时叫罚黑，都寓意不让清小子得逞。因为黑即青，青与清谐音。
二是以张宗洽先生为代表的，从文献的角度则持反对意见。2其观点是：几部记载郑成功历史的书籍，如《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闽海记要》、《台湾外纪》等都找不到洪旭发明博饼的任何记载。地方志上，乾隆时出版的《鹭江志》，《嘉禾名胜记》，道光时出版的《厦门志》，民国时李禧等人编纂的《厦门市志》、江煦编辑的《鹭江名胜诗钞》和伍远资的《郑成功的传说》等厦门耆宿的著作，均没有片言只语谈到洪旭发明博饼之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专门记载厦门的岁时风俗，十分详细，但在中秋一节中，只记载说：“街市乡村演戏，祀土地之神，与二月同，春祈而秋报也。夜荐月饼、芋魁祀神及先，亲友相馈遗。”由此可见在道光时，厦门只有吃月饼、互相馈赠月饼，而还没有博饼的风俗。这可以证明，厦门中秋博饼的风俗，可能是道光以后才流行起来的。
张先生认为从情理上分析，洪旭不可能发明博饼的游戏。风俗的兴起和流行，必然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思想。洪旭是个武将，如果要发明一套游戏，让将士们娱乐一番，以释乡愁，那所设的各种饼，恐怕应该是：班官、营将、警尊、提督之类。更值得考虑的是，郑成功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没考上，但凭他的卓越才能，以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他部下的举人进士多的是。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博饼游戏中，一秀是最小的，洪旭是断不敢讥笑郑成功的秀才出身，故是不可能的。
双方的的焦点，在于唯一的文字记载，乾隆进士钱琦的《台湾竹枝词》，诗云：“玉宇寒光净碧空，有人觅醉桂堂东，研朱滴露书元字，夺取呼卢一掷中。”诗后注释：“中秋士子欢聚，制大饼朱书‘元’字，用骰子掷四红夺得之，取秋闱抡元之兆。”
3张先生认为，从该词，以及清康熙年间蒋毓英所编的《台湾府志》卷六载：中秋是夜士子逆为燕饮赏月，制大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以及福州诗人郑大枢于乾隆初赴台湾，所作的“台湾风物吟”中：“夺彩抡元唱四红，月明如水海天空。”来看，台湾读书人在中秋确有博饼的习俗，中秋过后要举行“秋闱”会考，士子们玩博饼，预卜考试能否夺元。康熙和乾隆时玩的博饼规则和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来有同有不同，同的是谁掷出四红(骰子中有四粒都是红色的四点)，谁就算夺得状元，不同的是，当年只设一个大饼，饼上用朱红写一个“元”字，而没有什么一秀、二举、三红、四进、对堂这些名堂。事物总是由简单而日趋繁杂，所以张先生推论，现在的这个博法，肯定是康乾以后才发展形成的。
４而杨先生则认为，该词恰恰是郑成功部将发明博饼的证据。博饼是从郑成功那里流传下来的，要不是施琅统一台湾，钱琦就不知道台湾中秋有这种博饼游戏。再说清朝是残酷的文字狱时代，谁敢搞褒朱明贬满清的游戏来欢度中秋。郑成功是烧过青衣，由此断定，玩会饼不可能出于郑成功的军中，是不妥的，郑成功一向是崇文尚武的。少年时郑成功随郑芝龙出海，船里琴瑟和鸣，船外百舸争流，郑成功只顾看书，芝龙有意出一上联：“百舸争流，橹速不如帆快。”联语谐音隐含：周瑜的谋士鲁肃不如刘邦的武将樊哙。成功放下书本对日：“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谐音指宋代狄青；不如协助刘邦完全大业的文官萧何。郑成功如不崇文，万石岩怎能会有“郑成功读书处”呢?再说，古代科举有文有武。今洪本部有条小街叫外较场，就是当年郑军选拔武子的场地。诗人丘逢甲给郑成功写的祠联：“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增颜色；驱外夷出境，自辟千秋新事业，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说明郑成功一生是崇文尚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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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杨先生的观点，我有几点商榷。
５其一，1659年，郑成功率军北伐，农历五月十八进泊崇明岛，六月十六破瓜洲，七月初七抵南京观音门，七月十二攻至南京城下，后因战机贻误，未克，兵败，八月初九返攻崇明城，八月十三从崇明撤退，八月十五中秋，在海上，八月十八，到浙江林门整编，九月水师才回到厦门。
而在此期间，洪旭虽然镇守厦门，但北伐军务繁忙，又逢郑成功兵败南京，断没有心情搞欢渡中秋的博饼活动的。
其二，郑成功的子弟兵，多为闽南籍，思乡之说，有些牵强。
其三，郑成功号称二十五万大军，就算一半留守厦门，以六人为单位博饼，也需两万多具会饼，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办到的。
张先生的观点，我比较赞同，所有清代的文献上，均没有记载博状元的起源。可比较遗憾的是张先生没有提出博状元是怎么发明的。
(三)
多年前我在单位的文物整理的工作中，发现这样一件博饼习俗的实物证据，这是一件象牙牌(如图)，牌上端书刻“场谱”二字，中间为独占整头图，下方书刻“状元四红合巧得，五子一色夺，全色全收。榜眼、探花分相不同马军得，会魁三红得，进士四聚得，举人二红得，秀才一红得”。此牌诗内容与现今流行的博状元规则完全一致。显然，这是难得的实物资料，这与博状元习俗的诞生、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对其制作年代的考证，将有助于对该习俗起源的认识。后经方家指正，该牌为博具“状元筹”的首牌，“状元筹”是一种娱乐器具，共63枚，192注，最大状元32注，最小秀才1注，起源亦不可考。
首先，从题头的“场谱”二字看，６“谱”在中国古代是指一种分类的类目，创始于南宋的《遂初堂书目》，就是专收各类图谱的书籍，而中国古代有很多种博弈的规则，将规则加以编排，作为规范的样本，以供对照寻检，世称“谱”、“牌谱”。据文字记载，宋代就有了用骨牌行酒令、博彩的民俗活动。明永乐年间，瞿佑的《宣和谱》中，也记载了用骨牌博彩的玩法，如掷出由色子的五个二点和一个一点，叫“踏梯望月”等等。
中国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据近年来专家的考证，此书成书于明代隆庆到万历年问，书中很多地方使用了山东方言，表面上作者描写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实则再现了明代中叶，中国山东一带士大夫生活的社会真实层面。书中多处提到了骨牌搏弈，７其中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归，应伯爵喜庆追欢”描写“西门庆于是夜玩灯后到李瓶儿家吃酒，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拳吃了一回，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儿，桌上铺茜红毡条，两个灯下抹牌饮酒吃一回。”８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勾使”中“止是吴月娘，同众姊妹陪西门庆，掷骰猜拳行令，轮到月娘跟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合《西厢记》一句’月娘先说个：‘掷个六娘子，醉杨妃。落了八球环，游丝儿抓不住荼靡架。’不犯。该西门庆掷，‘我虞美人，见楚汉争锋，伤了正马军’，吃了一杯。……落后该玉楼完令，说道：‘念奴娇，醉扶定四红沉，拖着锦裙栏间，得多少春风锁金帐。’正掷了四红沉。”
根据以上描写分析，可以看出，在明代中叶，用牌谱行酒令、博彩的风俗，就已经深入大众生活，而牌谱的主要功能就是行酒令与博弈。
那么“场”字何解呢?“场”，中国古代利举的考场，称“科场”，此为一解；另一解可能是“赌场”。结合“场谱”二字来看，应以第一种解释为妥，也就可以解释为：按照科举功名来制定一种博弈游戏的规则。
文中的“巧得”、“一色夺”、“全收”、“全色全收”、“马军得”，与《金瓶梅》中的词语如出一辙，都是明代中叶的赌博专用语，例如“正马军”与“马军”，原指古代骑兵方阵的队形，十马一排，运用在赌博中，指的是六个骰子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六点，点数由低到高，象马队一样排列整齐，也就是搏状元中的对堂。
另外，从这个象牙牌的雕刻风格卜看，也有明代，中叶的风格。此牌地张熟黄，布满开裂丝纹，“独占鳌头”图中的状元的冠戴穿着，是典型的明代服饰。而牌文的字体也与明代中叶闽北建阳余氏新安堂的出版物相一致，现存的新安堂闽南戏曲刻本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出同出一辙的字，如：“得”刻成“淂”(《粹玉奉汤药》)、“马”作“馬”(《宣春令》)、“红”作为“紅”(《十段气节》)等。
综上所述，闽南搏状元的习俗，应该是脱胎于明中叶或以前的士大夫阶级的博弈游戏，可能源之不雅，故不见正史记载，它是如何演变为闽南一带大众喜闻乐见的中秋自娱活动，还请方家多多赐教。
参考文献：
1．杨恩溥。博状元的由来。厦门日报第8版。2000—9月9日。
2. 张宗洽。细说郊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P304。
3．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P305。
4．杨恩溥。博状元的由来。厦门日报第8版。2000 .9. 9。
5．洪卜仁。播状元会饼的由来。厦门日报第3版。2000. l0 2．
6．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P401。
7．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2月初版。P159。
8．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2月初版。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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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6 12: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