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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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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 10:4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晚明诗歌研究 李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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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2:01: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晚明诗歌现象陈述
  第一节晚明诗歌地域性特征第
  二节晚明士人心态与诗歌风尚14
  第三节文人结社与诗坛风会16
  第四节布衣山人诗与诗坛盟权下移02
  第二章万历初期后七子诗歌运动考察
  第一节后七子派中兴与界内新变概述52
  第二节王世贞晚年诗歌批评与创作92
  第三节汪道昆与新安诗群34
  第四节末五子论38
  第三章徐渭、汤显祖、李贽.附论学人诗
  第一节畸于人而体于天—徐渭诗歌艺术精神49
  第二节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汤显祖的诗化人生55
  第三节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狂捐哲人李贽的情感世界’”58
  第四节从击壤体到性灵诗—晚明前期学人诗62
  第四章公安派研究
  第一节公安派兴衰始末”68
  第二节袁宏道独抒性灵之诗73
  第三节江盈科元神活泼之诗78
  第四节袁宗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之诗81
  第五节陶望龄偏至独造之诗’“”’84
  第六节袁中道简论86
  第五章竟陵派诗文化探微
  第一节竟陵派诗化人生的追求90
  第二节竟陵派的形成与诗风传播92
  第三节幸托冰霜晚自持,一段寒神能立俗—钟惺激宕孤清之诗
  第三节漠漠天外寻,月缕一魂深
  谭元春平凡清汾之诗98
  竟陵派重要诗人论......100
  简论钟惺和钱谦益文坛公案及竟陵派的诗史意义104
  山左论诗主流及诗歌创作山左诗歌理论概述..107
  山左前期三家诗公熏、冯琦、于慎行一I
  箕踞悲歌王象春、公蠢114
  晋安诗派晋安诗派概述
  117闽中二徐:徐烟、徐渤一122
  谢肇浏清圆俊朗之诗.123
  曹学侄浅淡情至之诗....124
  江、浙诗人谱晚明江、浙诗歌文化背景简说128
  东南山人之冠陈继儒.....130
  吴门诗人王稚登、张献翼...133
  孤云独往还的徐霞客....136
  涤空孤诣的王思任附论张岱138
  东林、复社、几社诗歌研究
  小心传道脉,劲节挽狂澜
  —东林文人集团述略143
  复社、几社复兴绝学的结社活动.147
  复社、几社的诗歌批评......15。
  东林诗人高攀龙附论杨涟、黄道周、刘宗周.152
  复社诗人吴应箕附论杨廷枢、刘曙,吴易“二155
  几社诗人陈子龙附论夏完淳157
  诅惟闺秀,足当大家-晚明女性诗界考察晚明女诗人概述,.....162
  吴江沈宜修与叶氏三姐妹......165
  嘉兴黄氏女性诗群、吴门二大家、秦淮诗群.,..17。,173二。
  论语余结附录一:晚明文人结社考.二’’178
  附录二:晚明女诗人一览表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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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2:47:31 | 显示全部楼层
内容提要
  田万历至崇祯末的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社会思潮剧烈动荡时斯。当是时,自由与禁蔽、凋败与繁荣、新生与破灭种种情势共生相克,于黑暗迷乱中也蕴育着蜕变衍化之契机。此种态势波及诗坛,则造就了诗人们“用世”与“解脱”两大主旋律,其神智澄撤与道德困惑、狂健进取与放纵沉沦、精神内守与庆气外放等尖锐冲突因素又共同谱写出晚明诗歌多元灿烂、于中国古典诗歌史程上极为独特的一部乐章。晚明诗歌,历经新生和破灭、争鸣和繁荣,诗人迭现,诗论横出,流派、群体竞流。晚明诗歌在创新与自立中,大致走过了一个独抒性灵、张扬个性—独拔隐秀、涤空孤诣—世运、性情、学问合一的主流变程。公安派标示独抒性灵之诗,在文学界推毅时代新思潮;竟陵派感于幽愤,以凄霖苦雨之声传递士人的现实幻灭之感和对“澄明”世界的追求:晋安诗派熔铸文学妙悟、性情,倡导革新;吴、越山人摒弃科举,以诗歌标示出个体存在;山左诗人在“闲音鸣世”理想幻灭后,走向愤世急忍;东林、复社、几社文人集团面对残酷现实,主张“实用”,追求世运、性情、学问相合一的诗歌道路,其中杰出之士更在天崩地解时代到来之际,激流勇进,以热血谱写爱国诗章。晚明女诗人则挟地域、家族文化传习之优势,以其独特的敏感和才华,向人们展示女性世界的悲欢愁郁,其规模之磅礴、态度之率真均为诗史上前所罕有。基于上述状况,本专题撷取晚明诗歌为研讨对象,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从回归诗歌自身的本体研究角度,描述此一时期的诗坛风会、诗歌创作,初步显现晚明诗歌发展史的全过程。作为古典诗歌史研究的深度展示,本文理所应当地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全面地考察晚明诗史上出现的重要作家和流派、群体,在把握主流之外,使陈述接近历史形态;结合晚明文坛特异现象,如文人结社、文人集团、地域性因素、山人诗,来陈述诗坛状况、动态、特征;在现代对明诗的批评理论之上,重新整合,并在某些问题上反拨、清理有关批评失误。
  论文由四部分构成:引言、正文、结语、附录。正文共分十章。第一章从地域性因素、士人心态、文人结社、布衣山人诗四个角度,论述晚明诗歌演进、发展的特征。第二章至四章,论述晚明前期、中期诗歌主流: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及公安派先声徐渭、汤显祖、李费之诗。第五章至八章,论述山左诗群、晋安诗派与江、浙诗坛的概况和诗歌创作。第九章论述东林、复社、几社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文学、学术、政治活动,复社、几社文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第十章考察晚明女性诗界。附录一《晚明文人结社考》列举晚明文人结社一百八十三种,附录二《晚明女诗人一览表》列晚明一百八十九位女诗人简略生平。
  关键词:晚明诗歌流派文人群体诗歌创作内容提要
  引言
  晚明历史分期,史无定说。清初学者一般称万历至崇祯亡国的一段时期为“明季”,亦有把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南明”政权包括在内的,“明季”大致相当我们所说的“晚明”。民国学者倾向将晚明与南明分别认识。现代学界一般视南明为研究之独立历史分期,晚明下限约定为崇祯亡国时。关于晚明上限,看法同样分歧不大,即始自隆庆、万历之际()。本文根据诗歌创作和批评及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阶段性发展特征,确定研究对象为万历至崇祯亡国时约七十余年的诗歌。一晚明政抬、经济、文化背境陈田《明诗纪事》云:“万历中叶以后,朝政不纲,上下隔绝,矿税横征,绪绅树党,亡国之象,己兆于斯。”明神宗朱栩钧在位48年,除前数年张居正厉行整顿,朝政一时显新貌外,其后则荒淫怠慢,长期不视朝,将庞大的国家机器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之深渊。举万历弊政之要者如:因立储导致纷乱数十年的“国本之争”;万历二十四年(1596)设立的名为挽救财政危机,实为掠敛百姓膏血的“矿税”恶政;首辅如申时行、许国、沈一贯等或依阿取容,或排击倾轧,无所用心于治世;朝官分化为昆、宣、浙、齐诸党,水火薄射,混乱之极。这一切已彻底摧毁了国家赖以发展的根本。其后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或由魏忠贤阉党祸乱朝纲,或图求挽救而力不能逮,均己无济于大厦倾覆之结局。朱由检在位之17年,亦夙兴夜寐,砺精图治,然其性格中的刚腹与猜忌几至变态程度,仅宰相便更易五十余人,至农民军阱手服足而起,满洲军事集团虎视耽耽,明王朝己濒于一触即溃。于此情形下,张岱曾愤激地问道:“共工触不周,崩轰天地折。世上无女蜗,谁补东南缺?”(《螂右道诗集白洋看潮}))经济、社会风气变化同样引人注目。明中叶后,城市和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在晚明达到了极盛。由此引起一系列社会变化。交河人余继登万历十六年(1582)序《交河县志》云:“盖予览志感事而有祀人之忧焉。予闻诸长老云:弘、正以前俗尚敦朴,士以志行相高,野无惰农,市无淫商,贾无绮靡之奉,下不敢干上,少不敢膺长。’今何如矣?美衣输食,即诵法孔氏者犹然,无论商贾。农弃业为贾,贾弃业为游食,轻纤之适,声伎之娱,即无担石者犹然,无论豪富。”(《淡然轩集》卷5)经济不发达的交河县社会风气尚且如此,其余可想。张瀚《松窗梦语》谈及江南城市经济中心苏州云:“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商贾出没的徽州地区情况也大致如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款县风土论》回顾明中叶到明末的经济、世风之变,认为弘治时期“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引言婚靖依时,阎阎安堵”;嘉靖末年和隆庆间“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年”;万历以后“富人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圈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珍”。
  政治、经济、世风巨变之下,士人之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显著变化,士阶层之构成也相应分化。在谈及其变化之前,有必要说明,我们所说的晚明士人,主体由两部分组成:中下层士大夫和平民士子。尽管士人个体面目各异,但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仍可予以整体认识。以下现象值得注意:(一)政治的黑暗、迷乱,给士人带来人生困惑和沉重的精神压抑,也构成其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之转变。形形色色的世态百象,如狂捐、愤世、傲世、张扬、纵情、自适、隐逸、禅悦、自洁,在这个时代都显现得淋漓尽致,士人身上交织着自我的清醒与道德的困惑、狂健的进取与放纵的沉沦。
  (二)经济与社会风尚的变化促使放纵自适的士风流行,士人多习尚繁华、纵情自适、张扬自我,负性使气,嗜好名利,较之明初、中叶,尤见突出。
  (三)思想界存在着新生和陈腐、开放和禁蔽的冲突。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王学、佛家、老庄、市民意识,诸种思想相摩荡、融合,大有百家争鸣之态势。其中两种变化趋势引人注目:一是士人个体意识觉醒,融合三教,接受左派王学,倾向于肯定自然人性,嘲弄来自上层建筑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这一“异端”思潮的发展与程、朱理学构成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二是一些士人为振兴政治、世道,主张“用实”,从维护礼法和程、朱理学出发,反对“异端”思想,明末,这一思潮渐占上风。
  (四)平民士人群体扩大,士阶层内部分化。明代科举文化发达,大量商贾家庭向士人家庭转变,它与平民入士的时代风尚,共同使士人群体发生着惊人的扩展之变。另一方面,由于士人厌烦科举的心理及个体意识的强化,士阶层多元分化,如布衣为主的山人群落,从嘉靖中后期开始膨胀,追晚明呈现蔚然大观,山人在科举之外,致力诗文、书画、技艺。
  二晚明诗歌之时代特征
  晚明小说、戏曲、书画、诗歌等,在近于百家争鸣的时代,都取得瞩目的成就。尽管传奇戏曲、小说、小品文从诗文为主体的文学传统中凸显出来,但作为士人情感载体的诗歌仍是士人人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晚明文学中,它仍具重要地位。综观晚明七十余年诗歌历史,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公安派兴起之前的二十余年,后七子短期“中兴”,并发生“界内新变”;越中、雨上、山左、闽中地域诗坛兴起;布衣山人诗流行于世;李资、汤显祖、徐渭自成一帜,这一多元变化奠定晚明诗歌新格局。二是万历中后期和天启时期,公安派诗文革新运动兴起,与晚明新思潮水乳交融,狂健进取;之后,竟陵派感于时代幽愤,托性情于寒苦之音,“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列朝诗集小传》);闽中、山左、松江等地域诗群亦取得较迅速的引言发展。三是崇祯时期,社会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复社、几社士人呼吁现实对文学的全面介入,将文学的复兴与国运的振兴相系联,体现着明末诗歌的走向。概而言之,晚明诗歌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独抒性灵、张扬个性到独拔隐秀、涤空孤诣,再到世运、性情、学问相合一的主流变化过程。
  尊“道”还是崇“文”?守“格”还是主“情”?昵“古”还是重“今”?这三个问题成为晚明诗歌创作和理论的核心话题。一、历史进入晚明,新思潮之“道”取代了程、朱之“理”。宣扬自然性灵、尚情贵真,体现着文学与新思潮的结合。公安派“性灵说”是破除“理执”的代言,疏渝性灵、率性自然,确立了诗歌革新运动的走向。万历中期以后,晚明新思潮运动受挫,竟陵派以寒苦之音传递着黑暗、迷乱时代氛围下的士人苦闷情绪,诗歌风尚因之转移,其“隐秀”之论,包含着人生和文学的双重旨归。复社、几社诗人注重“实用”,推崇经学,但反对诗歌纯为说理,主张诗以用世、振世。概而言之,晚明诗人对“道”的追求变化,消解了明中叶以来“道”与“文”的矛盾(前、后七子反理崇文)。二、后七子界内新变表现为以“情”消解“格”之束缚。李贽和公安派以“情”彻底破除“格之执”,李贽“化工”说和袁宏道“性灵”说指出诗本无所谓的格,如果有,也是性情不同的产物。竟陵派继续主张文学流出“性灵”,诗无定法、定格。在明末,其遭到复社、几社诗人的批评,复社、几社诗人希望通过对无定格、定法之论的清理,统一诗坛,振兴诗界,同时也指出诗不应迂腐地“温厚”或“中和”,应与世运相关。三、万历初,后七子承认诗文在师古之外还要师心。公安派近于彻底否定师古,推重“师心自尚”。竟陵派师事“古人之精神”,对公安派诗学以作补充。晋安诗派大致以师心为主。山左诗群在公安、七子之外,寻求熔铸古今的诗路。吴中诗群前期倾向师古,后期转求师心与“古人之精神”结合。复社、几社诗人汇合“古人之精神”与“诗以用世”,既反对拟古不化,也反对师心的无程则,主张诗歌与世运、性情、学问相合一。
  晚明诗人无论标榜古人,还是命世当今,其创作都富于鲜明之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饱含热情与创造,从而使其成就达到明代诗歌史程之极至,也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熠熠生辉。那么,晚明诗坛概况怎样?兹从几方面予以简观。(一)诗人迭现,诗论横出,诗派、群体竞流。()拥有庞大的创作主体。晚明诗人的数量目前尚无具体统计。钱谦益自天启初年着手编次《列朝诗集》,间隔20余年后复续其事,至清顺治六年〔1649)辑成81卷,著录明诗人1200余家,其中晚明诗人近半数。(列朝诗集》显然略于明末,如公安派20余位诗人,所收不过数人,竟陵派仅著录钟惺、谭元春、商家梅等数人。朱彝尊有志备钱谦益所缺,晚年辑《明诗综》100卷,著录3400余家,详于明末,广收明遗民诗。如果把明遗民全数考察入内,晚明诗人居总数的一半,这已近于《列朝诗集》所著的三倍。清末民初,陈田历17年成《明诗纪事》,录4000余家,较《明诗综》更详于明末。但其所遗仍不在少数,随手便可举出张岱等数家,本文附录之二所举189位女诗人,近半数亦不在其内。笔者推测,晚明七十余年间,有集行世的诗人当不少于2000家冬畴歌思想开放,诸家争鸣。明诗在洪武时期呈现短期兴盛后即进入近百年沉寂,经过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取得长足发展。万历以后,后七子式微,“复古”一统之局面不复。诗人各陈己见,如李贽“童心”说、徐渭“本色”说、汤显祖“有情”说,屠隆“适性”说,袁宏道“性灵”说,江盈科“元神活泼”说,陶望龄“偏至独造”说,公熏“齐风”说,王象春“侠诗”、“禅诗”说,谢肇泪“妙悟”“性情”合一说,张溥、陈子龙诗以“用世”、“适远”说。这意味着诗人己走出“拟古”的困境,走向创新和自立.(3)流派、群体踵兴。嘉靖中期后七子派形成之际,尚不见流派纷呈之势。隆、万之际,后七子派又分化出新安诗群和粤东诗派两支,浙东出现甭上诗派,闽中诗人构成晋安诗派,山左诗群、越中诗群亦不可小觑。万历中期之后,又相继涌现公安派、竟陵派、东林诗群、复社与几社诗群。由此可见诗坛万壑竞流的兴盛景象。
  (二)创立一代之诗的文学革新意识空前膨胀。晚明,无论后七子,还是公安派、竟陵派,亦或晋安诗派、几社诗群,其创建“有明一代”诗歌以复兴文艺的革新意识都相当凸显。胡应麟《诗蔽》称李梦阳“开创草昧”,张维任认为:“直到空同氏崛起,而文章岿然,始有开创扫除之功。”(《太史公李本宁先生全集序》)反对文学模拟的李蛰谓李梦阳:“如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李温陵集》卷6《与管登之书》)袁宏道也对李梦阳、何景明开辟一代之诗功绩公认不讳,《答李子髯》诗云:“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敝筐集》卷2)所不同的,公安派提出与复古相异的诗歌“新机轴”—独抒性灵。陶望龄为明诗呐喊说:“从来诗道,大明派头甚正。”(《歇庵集》卷15《与袁石浦三首))其释“大明派头”诗歌之源:“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云雨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灌,病得汗解。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皎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己。”(同上卷3《海门集序》)再如雷思沛《潇碧堂集序》云:“石公(袁宏道号)之文,石公之自为文也,明文也;石公之诗,石公之自为诗也,明诗也。,竟陵派同样标示“一代之诗”,钟惺提出“明自有诗”、“人自有诗”((隐秀轩集》卷22《白云先生传))。山左诗人王象春明确表白欲在七子、公安之外另辟蹊径,走“第三说”的诗路,标立“侠诗”、“禅诗”。晋安诗人则继承明初闽中十子和明中叶郑善夫之绪,振兴闽派。诗人创新意识的强化,使晚明诗歌走向“愿为昭代一家言”之路。
  三、诗歌运动与时代思潮相融合、互动。左派王学、三教合一和市民思潮相交融,促成晚明新思潮,特点是肯定自然人性,反对“天理”束缚,宣扬率性自然。公安派在文学界呼应这股新思潮,袁宏道提出诗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万历中期以后,竟陵派追求“独拔”的人生和艺术,体现了新思潮运动受挫后的士人思想和文化心态的历史变迁。东林士子批评“空谈心性”之学,宣扬“实用”之学,复社、几社文人承继东林衣钵,张溥、吴应箕、陈子龙的诗歌思想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实用思潮的兴起和晚明新思潮的衰落。(四)晚明诗歌创作的时代和个性特色。诗人在追求情、真、善、美的过程中,关注现实、人生,创作体现着其平凡而真的人生实践,具有浓厚生活气韵。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云:“意兴所至,随事直书。”江盈科《雪涛诗评诗文别材》云:“夫诗,则宁质,宁朴,宁披景眼前,畅协众耳众目。”陈田《明诗纪事》谓袁、江二引言人“近理近徘,正复相似”,“近理近徘”正意味着诗歌走出拟古,走向生活、走向平实。徐渭《燕京歌》七首、《玉答》,袁宏道《灯市和三弟》,江盈科(迎春歌》,均传达人情习见;江盈科《述怀》,袁宏道《陶石笋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张扬真实的自我。另一方面,诗歌的政治和现实色彩浓郁,袁宏道《猛虎行》;钟惺《己丑藏稿》三十首、沈德符《天启宫词》,抨击讥刺矿税或党争,力度深厚,史罕其匹;陈子龙《秋兴杂感》十首,夏完淳《精卫》、《长林细哭》、《寄内》,载述亡国之悲,抒发赤子爱国之情,真情浇铸,感人至深。总之,诗人们走出了“拟古”,以贴近时代、人生的声音传达了一代士人的心声。
  诗歌风格也体现着诗人独特的人生和艺术追求。仅举不愧一家的诗人言,有王世贞的平淡清宛,王世慰的深情秀句,屠隆的高华烨目、徐渭的雄肆自然、李贽的老骨俊棱,张献翼的轻放秀丽,王稚登的萧逸平淡,陈继儒的朴野清华,冯梦龙的理俗真情,袁宗道的清遒坦放,袁宏道的洒脱疏放、江盈科的体物细切、钟惺的幽深孤峭、谭元春的清新冷然、公照的博大爽丽,冯琦的深情空灵、王象春的奇崛惊警、主思任的涤空爽快、高攀龙的冲夷自然、谢肇制的细润圆朗,曹学侄的浅淡情至,陈子龙的古直哀艳、黄道周的博奥奇放,沈宜修的清怨徘侧、叶小莺的高散情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单纯从风格而论,我们亦可透视到诗人个性化的心音与那一时代繁花如锦的诗坛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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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初以来对晚明诗歌的批评
  近四百年来对晚明诗歌的接受与批评历经曲折。公安、竟陵诗在清初便遭排挞。钱谦益、朱彝尊、王夫之、王士慎、施闰章等人予以厉词批驳,尽管出于不同批评立场,但正本清源、复归大雅的意图却出奇地一致。明末几社诗人开启了这一风气,不过,大力的清理运作尚是由清初诗人在历史变更中实现的。其中钱谦益、朱彝尊堪为表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嗤点前贤以挽“大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订正误说,考辨事迹,“所以正钱牧斋之谬也”(曾焕《静志居诗话序》)。钱、朱二人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根本认识分歧,细则不论,就批评范式言,二人所树立的均是复古与革新互相“矫枉过正”的批评体系:后七子模拟生弊—公安派救弊而复陷于“纤挑”—竟陵派再救以蕴藉而复失于“鬼国”、“幽峭”—复社、几社诗人再起而复兴雅道。其实,任何过分地夸大“对立”和“救弊”,并主观树立诗史演变单一规律,都无助于显现一代诗歌演进、变革的丰富内容。清中叶继续“清理”晚明诗歌之流,特殊的是,官方介入了这一“肃清”的运作。沈德潜等人的《明诗别裁集》大致据宏大雅正之“唐音”为准选诗,合则录入,不合则去,一代诗歌几乎成为唐诗风雅点缀,可谓选非其人,精光不显。官方的清理主要来自清廷严令禁毁与《四库全书》之舍弃、纂改、抽毁、误评。乾隆时期的禁书运动从三十九年(1774)起,至五十七年(1792)结止,共进行了19年,禁毁图书数千种,晚明诗文等文献居之多半(2)。晚明诗文别集达数千种,而《四库全书》集部录入晚明诗文别集,若从王世贞算起,迄于明末不过46家左右。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晚明诗人及创作的评说,大抵因袭钱、朱旧说,即使创为新的“定论”,谬说亦比比皆在。在这种“  ”干预之下,对晚明诗歌的批评几乎真正陷入一片“黄茅白苇”。鲁迅先生一语见的指出其弊:“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清中叶近于“捣毁”似的作法给后世带来巨大负面作用。清末民初,陈田广辑明诗,成一代巨峡《明诗纪事》,所下按语和选评眼光,较沈德符、四库馆臣己远见高明,惜其仍不能有较大的变革。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学者透析历史,重新“反思”晚明诗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和革新的文学观激荡之下,于二、三十年代形成晚明文学研究的高峰。刘大杰、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方孝岳、钱钟书、郭绍虞等一批学者重新评论晚明文学,推动与现代学术接轨。刘大杰在阿英、郁达夫、林语堂协助下,校刻《袁中郎全集》,并在集前序《袁中郎的诗文观》中指出:“清人对于中郎作品的批评,大半是说他理俗诙谐,说他学问的根底不深,这实是错误的。把袁中郎的作品与文学理论,搬到现在的中国来,自然是旧货的了。货色虽为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谢国祯、容肇祖、秘文甫、王云五等人从晚明学术思潮的研究与传播方面推动了诗歌研究的发展。建国后二、三十年间,并未取得较大的突破,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形成高峰,主要在以下领域取得显著成就:阐说晚明新思潮,从思想、哲学等关联角度,探讨诗歌演进、发展:研探晚明文化精神与士人心态变迁之互动关系,把握诗歌的文化内蕴和特征;构建批评晚明诗歌之理论体系,从复古到革新的诗歌风尚转移上分析一个时代的诗歌意识;重估公安派、竟陵派文学价值,肯定诗歌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及诗歌艺术创造成就,重新认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深入揭示其发生动机与文化内涵,通过流派和个案考察,推动研究的深入。此外,大量诗歌别集和总集的整理校点工作也体现着的瞩目成就。
  四现状之思考
  在此,我们不详述当前己取得的成果,仅对研究现状提出一些简单看法。(一)诗歌创作研究有待深入。罗兰巴特曾说:“要把作品归还文学,就要走出文学,并向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求助。”(3)基于这一宏观视野,近年晚明文学之研究,更多着眼于其思想、哲学、文化之考论、建构,这无疑行之有效,且成就卓著.但诗歌自身研究不应轻视。思想、哲学、文化研究仍取代不了诗歌自身研究。文学是自具规律的人生实践,诗歌研究确定的不是纯然的思维、形象、主题,过分地强调思想、哲学的“全能”意义,对诗歌研究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当前,晚明诗歌自身研究尚处在逐步深入阶段,存在不少有待深入认识的课题,即以流派、群体而言,如新安诗群、晋安诗派、山左诗群、雨上诗派、秦淮诗群、吴江叶氏诗群、山人群体、学人群体;再如著名诗人,王思任、王象春、谢肇制、曹学侄、陈继儒、王稚登、陶望龄、江盈科、吴应箕、沈宜修、叶小莺、黄道周等均是。这些课题提示着文学研究走入宏观视野之际,还要相当充分地关注文学自身。引言晚明诗坛风会尚须进一步陈述。文学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艺术,指向人们心灵和情感世界,载传着人生和社会的存在。论述一代文学风会是发现文学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否认,晚明诗坛风会的论述,当前还存在较多空白。在我国现代学界,衡量某一时期之文学研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学史撰写。唐诗、宋诗、宋词、清诗、清词目前都有专门的断代、分体文学史,并且有关的史论著作也多。相较之下,明代诗歌史研究已属滞后。诗歌史撰写,作为传统学术的经典形式,具有重要的传播和学术价值,因此,我们期待学界对晚明诗史和明诗史的研究投入关注。
  (二)有关晚明诗歌的批评理论和方式尚有可商榷处。钱伯城先生谈起明诗研究说:“我这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好多年前看过一部以集体名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大都似曾相识,原来差不多都是从一些诗话、词话、文论中摘录而来的。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则是直录原语。”(4)也许“摘录”评语的问题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前人的批评范式。清初以来,复古与革新“对立”和“矫弊”说盛行不衰,影响及于当代。应该说,这一论点在相当程度上发现了晚明诗歌演变、发展的规律。然而,晚明复杂的文学现象,并非这一批评所能包括。如袁宏道、江盈科、冯梦龙诗之理俗率真,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诗人的创新,钟惺、谭元春、蔡复一诗之孤清幽峭,亦不全是诗弊,那么,在现代之诗歌批评观念的观照下,“救弊”一说便难成立。无疑,诗歌是自成规律的运动,主观批评的概念和范畴很难具有永久的效力。我们不满足清人对晚明诗歌的批评,同时还应考虑是否要对其进行“颠覆性”的批判,在复古与革新的对立、救弊、互补之外发现晚明诗歌更丰富的演进、发展内涵。
  (三)晚明诗歌批评是否要纳入文学价值“等级”体系?建立文学价值等级体系,是否为一种合理而长期有效作法?这一问题背景是:明、清两代诗歌还在以唐诗、宋诗价值为准的等级体系中“求存”,如唐、宋优胜,明、清逊而不如。此外又有明、清小说和戏曲优胜,诗歌和小品文远逊之。清末迄今,这些不成文的价值批判已作为主流意识承传下来。我们不免疑惑,诗歌作为情感的载体和人类存在的文化符号,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且置诗歌艺术不论,就作为传统士人情感和人生的艺术载体言,诗歌显然不同于道德批判那样有着价值等级。只要它负载了某一特定时空的历史状态与情感,它就应有独具的、其余时段不可取替的特殊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不独晚明诗歌,因己形成的价值等级体系而受到“忽视”、“删略”待遇的其他时段之文学体式,均应有重新研讨和发现之必要。
  五本文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综合考察晚明诗史上的诗派、群体,论述晚明诗歌丰富的内容。二是通过较宽广范围的诗歌创作分析,展示晚明诗人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及其诗歌艺术的美学内涵。三是初步显现晚明诗歌发展史的全过程,使之具有诗史的认识作用。引言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之上,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现状,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结合时代文化背景考察晚明七十余年的诗歌,关注诗派、群体的发展轨迹、特征,相互之间的关联,及大量诗人的生平和创作,藉以展示晚明诗坛风会、诗歌艺术成就。二是结合社会风尚、时代思潮、地域性因素、文人结社、布衣诗人等,以分析晚明诗歌与政治、学术、社会、人生之关系,论述诗歌自身规律的拓变。三是因清代对晚明诗歌的批评尚存在诸多有待厘清之论,在现代关于明诗的研究基础上,重新整合,并在某些问题上反拨、理清有关批评失误。
  注释:
  (1)《列朝诗集》收诗大致以崇祯亡国为限.《明诗综》多采明末诗和明遗民诗.《明诗评选》偶涉及明遗民诗.《明诗纪事》广收明遗民诗.谢国祯《增仃晚明史籍考凡例》:“是书所搜辑史例之时代范围,由明季万历至崇祯,以迄清初康熙间平定三藩事件时为止.”又,“是书略仿杨凤芭《南疆逸史跋》之例,以时代先后,而以事实内容发类副之.大要分为两个重要时期,而以甲申为限断.其一则是以甲申之前,上溯到万历为一时期.”秘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1章《从王阳明说起》:“这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以略相当于西历十六世纪的下丰期以及十七世纪的上丰期.”(第1页)章培恒先生《李梦阳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认为:“中国的明王朝自万历间起就进入了晚明.”载《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三期.(2)以上数据参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3)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第一部《说示无能》第29页,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4)钱伯城先生《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序o))第一章第一章晚明诗歌现象陈述对繁衍变化的晚明诗坛,仅作主流演变的陈述,不足以展示其丰富内容。这里不循先后顺序,择定四个与晚明诗歌发展密切联系的问题,即诗歌地域性、士人心态、文人结社、山人布衣现象,论述晚明诗歌的一些特点。
  第一节晚明诗歌地域性特征
  我国地域文化传统渊远流长。《诗经》十五国风反映了诸侯国风土、民情、人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谓二南“勤而不怨”,王风“思而不惧”,幽风“乐而不淫”,魏风“大而婉,俭而易”。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皆有地望,鲁迅说周季社会思潮略有四派:“一邹鲁派(孔孟、墨翟),诵先王法,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二陈宋派(老子、庄周),言清静无为:三郑卫派(邓析、申不害、公孙鞍、公孙龙、韩非),皆言名法;四燕齐派(验衍、田骄),多作空疏迂怪之谈。”(1)唐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据地域论文艺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负刚,重乎气质。”宋代庄绰的说法乃一种较普遍的认识:“大抵人性类其风土、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鸡肋编》卷2)相类言论,在唐、宋两代文献中不乏见,明、清两代更是俯拾可得。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乃一种客观存在。某一地域的诗文化,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但特定历史时代,它仍具备相对稳定的特征。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人文又可激活地域文化,使其呈现阶段性的高扬之势。晚明正是一个地域文化高扬、地域诗坛兴盛的历史时期。诗人浓厚的地域诗歌建构意识,不只体现在诗歌活动的地域性,如缘地域结社等,更表现为诗歌师承、宗派、风尚的鲜明区域性,标示地域诗风传统,宣扬地域诗学,形成地域性的流派和群体。一晚明诗歌流派的地域性与诗歌地域归属及振兴意识晚明林立的诗派多缘地域构成,如新安诗群,甫上诗派、粤东诗派、晋安诗派。公安、竟陵派也显现这一特征,公安二十余位诗人,楚人居十分之六强;竟陵核心诗人钟惺、谭元春都是楚人,派中成员楚人也占近半,因此,时人称公安、竟陵之诗为“楚风”。晋安诗派为明代闽派的第三次兴起,成员皆闽人,且多占籍闽县。晚明诗派的名称也反映出地域性的特征,以上所举诗派均得名于地域之称。晚明文人群体之称,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2)一文肿列明代“文人集团,’(按,称文人集团未确,此姑称之文人群体)如“公安三袁”、“娄东二张”等94种,大致分为地域、社所、时代、官职、师门、家庭关系、品题、齐名八类。地域、社所、家庭关系、齐名四种与地域性有关,共占70余种,约居总数70%,其中,时属晚明的约35种。笔者清理晚明文人群体称号时,在郭文之外又得出39种(见附录一),在这74种文人群体中因地域关系而共称的逾55种,占全数70%以上。通过粗略统计,大致可见晚明诗歌流派、群体分布的地域性。
  明中叶而后的诗人有着清醒的地域文化归属和振兴意识,以地域论文学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一个突出特点。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云:“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若其音之出于风土之固然,则未能相易者也。”王世贞论南、北曲说:“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艺苑危言》附录一)其《黄淳父先生白下集序》还说:“士以操瓤,无如吾吴者,而其习沿江左靡靡。或以为土风清淑而柔嘉,辞亦因之。北地、武功诸君起中原,自厉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尽酵其豪疏之气。”在这些论述中地域文化属性己成了他们申论的中心议题,其重要地位可知。对此,宁波诗人屠隆早年更有一段激情形于言表之论:窃疑河岳英灵之气,天或者独私于西北?西北土厚而气雄浑,故其民博大而深沉,若青、齐、燕、赵,若关中、太原,古振世豪杰之产,往往而在.无论姚、拟、姬、孔,即如文章家称不朽者,亦率皆其产,无论古昔,即如空同,大复两先生,又西北人。哇磋,和东南之美,信徒竹剪笑乎?是东南之羞也.吴越金陵王气,道起姑苏,下大江,经会稽,而盘礴于雨东.雨东者,西枕会稽,东俯沧海,故越王勾践之墟,地不壮于此炙!大风之所震荡,而长波之所激射,气不烈于此矣!谓宜有振世豪杰生其间,命令当世,而照耀来兹,与青、齐、燕、赵、关中、太原相等终可矣.至历千百岁无之,即有之,一非其至者.磋!何以故?乃近者灵气饮降,人文稍出焉.(《由拳集》卷12《沈嘉则先生诗选序)))
  袁宏道在倡导文学革新过程中,标举“楚风”。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叙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之论,同时又说:“劲质而多忍,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锦帆集》之2)《赠章子》一诗述及楚人“相地多任性”(同上),这就是肯定楚人忿忍劲质之诗乃率性而发的“真人真诗”,是“独抒性灵”。这显然是袁宏道对“楚人”与“楚诗”之间关系作深入思考后的结果。袁宏道还借助这一“真人真诗”的批评标准,对诗歌复古进行抨击。万历二十七年,袁宏道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中肯定吴中“绮靡”诗风传统与诗人“人各为诗”,抨击吴中诗人受王世贞、世愁复古的影响而“务为大声壮语”之习,他说:大抵庆、历以前,吴中作诗者,人各为诗。人各为诗,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为可传.庆、历以后,吴中作诗者,共为一诗,共为一诗,此诗家之奴仆也,其可传与否,吾不得而知也.~姜、陆二公,皆吴之东洞庭人,以未染庆、历间习气,故所为倡和诗,大有吴辈风.意兴所至,随事直书,不独与时炬异,而二公亦自异,虽间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传.(《瓶花斋》之6)这一批评有借吴中地域诗风传统消解后七子诗歌复古的意味。同时,袁宏道鉴于吴中诗人的得失,进一步坚定了标举“楚风”的文学观念。竟陵派的“楚风”之论随处可见,人们习惯于称竟陵派诗为“楚风”。因此也不难理解清初钱谦益等人批评公安和竟陵时竞相使用“楚唯”一词。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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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4:53:3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晚明地域诗坛概况
  诗人清醒的地域诗歌建构意识促使晚明地域诗坛蓬勃发展,七十余年间,吴中、越中、雨上、公安、竟陵、山左、闽中、松江、粤东等地域诗坛引人注目。(一)吴中诗坛:苏州为中心。明初吴中四杰奠定明代吴中诗歌的清新明秀、才情浪漫基调。明中后叶诗人辈出,吴宽、王黎、黄省曾、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冠一时风雅。文征明晚卒,主持吴中诗坛数十年,周天球、彭年、黄姬水、王稚登、张凤翼、燕翼、献翼出其门下。王世贞倡导复古,吴中诗人从游王世贞,此后诗风“绮靡”交织“复古”。王世贞卒后,后七子派式微。吴中诗人渐摆脱复古之习,代表诗人有王稚登、张凤翼、献翼、王衡、冯梦龙、吴鼎芳、高攀龙、唐时升、李流芳和归子慕等人。
  (二)越中诗坛:绍兴为中心。明中叶王守仁开启阳明心学一派,门人王歌、钱德洪承继其学,王哉最突出,创始左派王学。越中士人以传习阳明、龙溪心学为荣,诗亦奉二人著蔡,主理而不废情。徐渭、陶望龄、周汝登、王思任、倪元璐、张岱为重要诗人,诗歌师心自尚、疏渝性灵。(三)甫上诗坛:宁波为中心。雨上结社始自明初,风雅之兴则始自隆庆、万历之际。构成币上诗派,屠隆、沈明臣、余寅、杨承醒为代表诗人,诗风主调高华流丽,才气逸宕。其后雨上诗坛后继乏人,明末,始再振兴。(四)公安诗坛:公安县和桃源县为公安派源地,统称公安诗坛。构成公安派,三袁、江盈科为首,派中人物尚包括龚仲敏、仲庆、王格、龙膺、丘坦、雷思沛、曾可前等人。诗风劲质而通脱,不拘格调。(五)竟陵诗坛:竟陵县为中心。构成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为领袖,钟氏和谭氏兄弟诗人为重要派中成员,诗尚幽清、孤峭。(六)山左诗坛:历下和青州为中心。边贡、海岱诗群、临胸四冯和李攀龙等人共构成明代山左诗学兴盛之局面。晚明,山左诗坛拥有王象春、公蠢等数十位诗人。晚明前期,公算、于慎行、冯琦等人标立博大深情之齐风;后期王象春、公篡等人倡导禅诗、侠诗,《列朝诗集小传》评其“大有齐气”。(七)闽中诗坛:福州为中心。构成晋安诗派。明初闽中十子创立闽派,明中叶郑善夫闽派继兴,晋安诗派为闽派三兴,代表诗人有徐短、邓原岳,谢肇湘、徐峭劝及曹学侄、推崇严羽“妙悟”诗说,融合时代尚情之论。(八)松江诗坛:松江为中心。松江诗歌兴自晚明,陈继儒、宋惫澄、莫是龙、顾斗英为代表,诗风清逸丽华。崇祯时期,陈子龙、夏允彝、李雯、徐孚远、宋征璧等继起,创立几社,诗风哀感顽艳,寄寓深远。(九)粤东诗坛:粤东为中心。明初南园五先生开启广东诗学之兴,嘉靖中期而后,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吴旦、区大相结南园后五子社,创粤东诗派,风格以宛雅、清响为主。明末陈子壮、黎遂球为首的南园十二子继承南园风雅,发扬粤东诗学传统。
  晚明地域诗坛的崛起改变了明中叶以来七子一统诗界的诗坛格局。吴中、甫上、公安、竟陵、越中、粤东、闽中、山左等地域诗坛在不同时期显有消长变化,万历中第一章期,后七子派的新安、太仓诗坛由盛转衰,公安和竟陵诗坛相继兴起,山左、闽中之势稍逊。竟陵诗风的影响扩及到吴中、岭南、山左等地,江、浙诗风与公安、竟陵诗风交融最多。崇祯时期,吴中和松江诗坛振兴,与竟陵诗坛争衡诗苑。明清易鼎,宣告了明诗的终结,清初诗坛地域分布基本上承继了晚明的走向。
  第二节晚明士人心态与诗歌风尚
  于晚明动荡激变的时期,士人心态发生显著“变异”,使其人格出现某些缺陷,但我们不应据此否认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秘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予以肯定说:气晚明)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③晚明士人身上交织着神智澄澈与道德困惑、狂健进取与放纵沉沦、精神内守与庆气外放等尖锐冲突,士人矛盾复杂的心音,衍生出诗歌风尚多元分化的格局。
  一张扬个性、任情自适与洒脱、自然的诗风
  晚明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使“畸狂”之士层出不穷。徐渭以三寸长钉贯耳,自椎其囊、以斧破头骨,血流如注,他的自残自虐显系精神受到强烈压抑所致。同称“畸人”的李贽有洁癖,居麻城芝佛院时,每日洒扫数遍,这一臆想不洁的行为源自对现实世界的“污浊”的深恶。士人狂放的同时,又寻求人生的自适。饭依禅悦与习尚繁华是士人谋取自适的两个重要手段。屠隆一面学道礼佛,一面押妓纵情。袁宏道与屠隆一样,习禅而不忘繁华。吴人崇华斗奢,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自称如“面如油中”,不能不随其变化,他把世间人分为出世、玩世、谐世、适世四类,自云甘作适世一类人。晚明狂士,在人性受到压抑的时代,不掩行迹,举止怪诞,其“怪诞”的体态语言就包括着这样一层含义:表白一个不应被忽视的“自我”,欲解脱束缚,寻求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真、善、美,从而标示出个体的“存在”。纵情自适也与士人的张扬个性相脐连,士人在习尚繁华、流连曲筋、朋辈雅集中追求个性,从而谋取个体价值与个性自由之实现。晚明士人接受左派王学的自然率性之论,发挥老庄任自然之风,传习佛家顿悟自性之旨,融合市民思潮平凡真实之意,诸种思想汇结于“率性而真”,士人在其鼓动下,追求任性自然和洒脱适意的人生存在,从而形成一代率性自适士风,同时一代洒脱的诗风凸现出来,在万历初、中期最为流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江盈科、袁中道都是标立这一诗风的代表人物。公安派撇开七子的文学“复古”之论,创立不拘格调的“性灵”诗说,主张诗歌“疏渝性灵”,“开口见喉咙”,无拘无束地表达内心感受与识见。袁宗道用一个“达”字来概括它,宣扬诗以直吐肺腑真情。李贽“童心”说,徐渭“本色”论,汤显祖“有情”说,江盈科“元神活泼”说,陶望龄“偏至”说,无不体现了晚明自然、洒脱的诗风。“率性而真”,“独抒性灵”,“自适吾性”,受到诗人们的膜拜。诗歌成为“人的注脚”,而且“无不可入诗”,诗人成了生活的艺术家,“他每一个行为都表现了创造性,表现了他活泼鲜明的人格。这里不存在因袭,妥协和禁抑的动机,他从心所欲,行动如风一样随意飘荡。”(4)“率性而真”把人们单调乏味的平凡生命,变成一种艺术的、充满创造性的生命。汤显祖这样描述文学创作:“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合奇序》)这与袁宏道描述的“性灵”及李贽传达的“化工”一样,弃置现实“理性”的束缚,求诸于“真我”,待其“天机自发”。这些解说实际上是用反现实“理性”的方式,来传达诗人“率性”的洒脱、真情。
  二优郁、迷惘、孤寂、苦涩的时代病态心理与凄霖苦雨之音现实并未留给士人太多“狂宕”和“洒脱”的空间,万历中期以后,士人狂放自由的时代渐逝不复。以北京攻禅逐僧事件与李贽死难为界,晚明新思潮运动分作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方面,狂放士风随着“异端”学说的受挫而趋于消沉,狂放士风收敛。另一方面,社会危机的加重进一步加剧了士人内心的迷惘与苦闷。竟陵派兴起于这一社会环境中。钟惺和谭元春独行孤往,诗歌幽深孤峭、凄霖苦雨,大抵反映士人在“狂不成形”的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心态“内化”。竟陵诗风流行大江南北,长达三十余年,正因其契合着士人“忧郁、迷茫、孤寂、苦涩的时代病态心理的需要”(《清诗史》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业师严迪昌先生认为:“这本是一个歌哭无端的时代,需要有此一格来反拨褒衣博带,甚至是肥皮厚肉式的诗歌腔调。即使谈不上敢哭敢笑,而仅仅是多出寒苦幽峭之吟,毕竟直而不伪,没有描头画足之陋习。几于月黑风高、凄霖苦雨之时,瘦硬苦涩之音无论如何要比甜软啤暖之声更接近历史真实。”(同上)
  三用世、振世的心态与雅正、适远的诗风明末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近于破碎士人“自守”的梦想。士人愤世而立,重新寻求人生的寄托和个体价值实现的途径,呼唤现实对文学的全方面介入,希望借诗歌以振颓起衰。复社、几社文人身上体现着士人的时代心态变奏。吴应箕、陈子龙等人批评公安和竟陵诗风,倡导诗以“用世”,标示“雅正”和“宏大”的诗路。然而,末世的悲思使其未能沉酒一味的“温厚”、“中和”,或者空言的“宏大”、“壮语”,陈子龙寻找了与自己心态相适应的“哀感顽艳”之路,吴应箕则选择了诗以“用实”的“朴肆宏畅”。复社、几社的诗歌体现了他们不满足于浅吟低唱,而转以大手笔寄寓悲思深痛和振颓起衰的心态。晚明七十余年间,士人群体心态经历了一个狂放进取到内敛自守,再到用世外放的显著变化,它作用着晚明诗歌风尚的转移:从个性解脱的性灵到心态内化的隐秀,再到用世和悲世的温厚宏大,三种诗歌风尚确立了晚明诗歌的三个运动“机轴”。第一童
  第三节文人结社与诗坛风会
  晚明诗坛风会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大量文人结社涌现,二是文学流派、群体林立。结社是传统文化的产物,系由宗法意识延展而成,它构成士阶层社会活动的重要部分。《周礼))以二十五家为社,春社、秋社、乡社、里社等历史久远的词语,反映了“社”作为维系宗族、部群、民族纽带的社会观念。文学发展史上的文人结社,在根本上具有这一民族文化特性。本文附录二列183种结社,从结社的层面反映了一代诗坛风会的概貌。这里陈述晚明结社的发展情况、结社的动机和文学意义。一一空史前的结社及文人结社目的晚明结社的数量之众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空史前,流风所及,于清初仍炽盛不衰。晚明结社在目前尚无准确统计数字。陈豪楚《两浙结社考》考证两浙文人结社,晚明居多。谢国祯《明清之际党运动考》探讨明清之际党团活动,同时考证大量文人结社。郭绍虞在前人之上,广辑明人结社,明代的文人集团》举凡明人结社176种,其中一些不宜列入,如“随社”(5),除去数种,所列结社也在160种左右,其中80余种发生在晚明。笔者在郭文的基础上增考晚明结社至183种(见附录一),当然,仍有大量结社待于进一步清理。晚明文人结社规模可谓宏大。万历八年(1580)汪道昆、龙膺在新安创白榆社,社事一直持续十余年,前后入社约40人。与之相媲美的南屏社,结于万历十四年(1586),与会诗人30人左右。万历二十七年(1599)公安派结葡萄社,先后与会20余人。南京自嘉靖至明末一直是文人结社的中心地区之一,青溪社创于隆庆五年(1571),万历元年(一573)复为续会,前后入社近30人。万历三十四、三十五年(1606一1605),曹学侄在南京举金陵社,先后入社30余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钟惺、潘之恒在南京举冶城大社,规模等观金陵社。时间稍早于金陵社、冶城大社的凌霄台大社,万历三十一年(1603)设沾于福州乌台山,自屠隆、曹学侄以下,70余人参与社集。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复社,崇祯六年(1633),复社成员2200余人大会苏州虎丘。《复社纪略》卷1载:癸酉(崇祯六年)春,溥(张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第二年,张岱在绍兴仿复社虎丘之事,招同人大会鼓山亭,与会700余人,《陶庵梦忆》卷2《闰中秋》载:“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演剧十余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晚明规模宏大的结社不仅一空史前,也令后来者却步。晚明文人何以崇尚结社?清代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结社反映其好浮夸、侈靡、标榜之习。此说不无道理,如上举“鼓山亭社”就体现了晚明文人的这一习气。然而,结社的内容和动机又非此能涵盖。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考自序》谈及:“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作者将明末清初的结社与士人的“救世”活动、“抗清”斗争等相联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晚明结社的深刻文化内涵。如果较全面地概括晚明文人结社的动机,不外乎以下几种:诗酒唱和、结游交往;切磨制义,备科举之用;创立诗社,主持一见,标立一派;创建学会、经会、文会,倡导学术;结社论交,参与政治、社会活动。《复社纪略》:“今甲以科目取士,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灌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友,互相砒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鹜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1,所从来旧矣。”这里仅谈到文社“以文会友”而备科举之用的职能。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社集重在商讨学术。钟惺阐述“社”的重要性说:“钟子观于近日应制文章,体裁习尚之变,深虑其终,而思目前补救之道,吾以为其道莫急于社。社者,众之所为,非独之所为也。”((隐秀轩集》卷18《静明斋社业序》)赵南星也看重文社论学,《正心会示门人稿后序》云:“经义,发明吾儒之道者也,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释氏之道也。诸生不以余为迂拙,就予会文。是故名其会曰正心,盖窃取孟子距杨、墨之意。”赵南星是东林要人,其看法代表着东林学术的特点。创于天启四年(1624)的江南应社,又称“五经分会”,张溥《五经征文序》云:“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麟士主诗;维斗、来之、彦林主书;简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礼;溥与云子则主易,振然白其意于天下。”(《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存稿》卷之5)其学术活动与东林如出一辙。
  晚明结社并不限于研治传统经学。万历、天启时期,绍兴的讲学会即传习阳明、龙溪之学。公安派在北京的葡萄社,交流和宣扬阳明、龙溪之学及三教合一的学问,后来被斥为宣传“异学”的坛沾。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宗教学说也曾成为南京士大夫社集中谈论的话题之一,《利玛窦中国札记》载:“经常有人邀请他参加文人领袖的聚会。”邀其入会目的,主要为商讨学问。《札记》还留下一则珍贵的材料,生动地再现了一次士子社集论学相冲突的场面:“南京御史李本固赞成偶象崇拜(指推崇三教合一)而反对儒家祖师孔夫子的学说。恰好有一位在儒家士大夫中很有名望的高级官员(刘冠南),是工部主事,也出席了那次集会,他听到有人赞颂偶像而大肆低毁孔夫子,十分激动,就出来打断了发言人,他大声抗议说,讲话人来参加一次完全是儒者,完全是中国人的集会,却竟然狂妄到违背孔夫子并赞美从外界传到中国来的偶像崇拜,这是很不得体的,很不合适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6)文字提供了南京文人社集的真实场景,反映当时结社论学的流行风气。据此,大致可知晚明文人结社的用意和动机。那么,指斥晚明文人因尚标榜或不学无术而嗜好结社,尚未洞察其里。
  二晚明结社的分类与特点
  根据结社的内容和目的,我们大致将晚明结社分作五类。(一)着旧会,或曰着英会、怡老会。明人沿宋、元之习,结成怡老会,明中叶最盛,晚明较少见。此类结社概由致仕官僚携地方名士诗酒唱和,一般不标立诗派,第一章如吏部尚书张瀚致仕后在杭州组织武林怡老会,与会十余人,唱和诗结集《怡老会诗集》。
  (二)诗社。结社形式上与怡老会区别不大,诗歌唱和,且不乏选伎征歌之事,不过,晚明诗社大抵与某一诗派、群体的成员活动有关,诗社致力诗歌的意图明显,论诗也是社集的内容之一,趣味相合的诗人,藉以立帜诗坛或维系诗派的存在。如俞安期组织的春社,刻意声诗;汪道昆的白榆社,为后七子群体成员的活动;石仓社维系着晋安诗派的存在。由此可见晚明诗社与宋代的诗社及明中叶的怡老会的巨大差异。晚明前期,诗社数量上超过文社。
  (三)学会,或曰讲学会,证学会。宋、明理学兴盛以来,讲学会成为学人和士人商证学问、交流学术的坛站。王阳明开启王学一派,门人王轰、王良沿承其绪,创立泰州学派,明中叶以后,越中、泰州、南京都是讲学会聚结之地。晚明王学盛行,讲学会不乏见,越中仍是学会聚结的中心地区,如周汝登主持的证修社,讲习阳明、龙溪心学。不过,纯粹的学会在晚明并不多见,其一般与诗社、文社相交叉,如公安派的葡萄社,兼有学会和诗社的特点。
  (四)禅社。结社以禅悦礼佛。文人集会参禅自魏晋以来此风不衰,宋代数量颇多的“莲社”大抵属此。明代禅会盛行尚是在明中叶以后。由于禅学流行,士人喜结禅社,社集也谈禅论学,诗歌赓和,如汪道昆肇林社、袁中道金粟社、袁宏道香光社。结社数量上少于诗社和文社。
  (五)文社。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士人交流制义见解,师友相研讨而结成文社。文社可谓明代文化史上一个较特殊的现象,它的出现大致在嘉靖后期,万历以后迅速流行,追明末达到最盛。文社又可细分作两类,一是纯粹研讨制义的结社,晚明前期文社多属此类,如张只等人的昙花五子社;二是具有政治性的文社,交友论文,宣扬学术,团结同人扩大政治影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启、崇祯之际,文社多具有这一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溥、张采组织的复社。晚明文人结社品目繁多,以上五类之外,尚有品曲赏戏的曲社,调侃娱乐的斗鸡社、哺社、韵社。粗略统计文后附录183种结社:诗社(包括学会兼诗社):85种;文社:84种;禅社:6种;其他:8种。此将结社在明中叶以后的发展情况表示如下:从嘉靖后期至南明时期,文人结社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到衰落的过程。各种结社在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作用下,也存在着消长变化。随着三教的流行及个性解放思潮的勃兴,诗社和禅社激增,奢旧会、曹英会渐少。诗人结社立派,对诗歌创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客观上,这促使诗坛出现诗派、群体林立的格局。文社之兴始自万历,政治型文社尚极少见,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士人密切关注国运,文社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以文会友”转移到学术、政治活动方面,政治型文社在明末短时间内便超过50种(见附录一),文社成员关心政治、学术,选文衡艺,诗歌活动反居末次,而且文社也多构成文人集团。南明时期,文社因历史的变故近于消迹,结社数量最多的为诗社,其次是禅社(反映了士人在易代之际的逃禅心理)。清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严禁士人结社,诸种社盟渐渐敛迹。
  三结社对晚明诗歌的意义
  文人结社对晚明士人与诗歌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直接促进了一个时代的诗歌繁荣,在传统士人那里,诗歌是其人生实践的一个部分,结社为诗歌的人生实践提供场所,诗社即诗歌的坛站。当然,结社附庸风雅分韵赋诗,产生大量平庸之作,但不应以此否认结社之兴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次,诗人通过结社团结同人,交流见解,彼此影响,由此构成诗歌流派、群体,诗社同时还充任了诗派、群体发展维系的作用。后七子派中兴过程中,诗社充任系联众多诗人的纽带,新安诗群的形成有赖丰干社和白榆社;晋安诗派脱胎于芝山社;粤东诗派生成于南园结社,公安派起兴和发展凭借了阳春社和葡萄社等。第三,结社倡导学术,清议时政,干预社会,体现了结社的社会意义。第四,结社作为人生实践方式之一,为士人,尤其是平民士子,提供了表现自我的的窗口,某种意义上,数量密集、规模宏大的结社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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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5: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结社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它作出较公正的评价确为不易。清代历史上对晚明结社的认识,大抵是贬责之辞居多。我们在认同其中某些观点的同时,更强调结社对于晚明诗歌及士人之人生的积极意义。因此有必要简观一些批评之论,从而厘清一些认识的偏失。清初,对“晚明结社”批评之辞渐多,如明遗民朱一是,在明亡前对结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明亡后一改初衷,其《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说:“盖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也,足下不睹东林之害乎?”又云:“狐城鼠社,蔓引茹连,圈止行私,万端一例。”顺治十七年(1660),礼科给事中杨雍建上《严禁社盟疏》云:“明季仕途,分立门户,意见横生。其时社事孔炽,士子若狂。”({(黄门奏疏》卷上)诸如此类言论,不同程度地具有以“尚标榜”、“立门户”等消极“支流”涵盖其“积极主流”之倾向,自然不宜全然信从。现代学界虽较多地肯定了公安派、复社、几社结社的意义,但视结社为晚明文人陋习的观点至今仍深具影响力。郭绍虞撰于民国末年的《明代的文人集团》说:“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中又说:正因明代学风偏于文艺的缘故,于是空疏不学’四字,又成为一般人加于明代文人的评语。由于空疏不学,于是人无定见,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任何领袖主持文坛,都足以号召群众,使为羽翼,待到风会转移,而攻滴交加,又往往集矢于一二领袖。所以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为此关系,所以出奴入主,「]户各立,主张互异,又形成了明代文坛的空前热闹。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如徐渭这般不参加集团以示消极反抗,也只有另立门户以表示积极反抗了。”且不论徐渭为“越中十子”之一(郭文“文人集团”部分失录“越中十子”),并曾大力标举越中“王学”门户,就文中对明人“空疏无学”说的赞同而言,未尝不有所偏失,据之再以释“文风”转移出于“无学”,不免误入更深,至如说“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那么,晚明诗社丛立,文坛争鸣活跃,似乎成了一场无聊倾轧的“热闹”,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其实,晚明文学思潮变革之速另有原因,恐非“空疏无学”使然。上文又云:“再有,那就是结社的实用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了。结社动机,假使真出于丽泽商兑,研究古学,那么,文酒风流,还不会有很多的流弊,同时,也.不会起别的作用。”如前所述,文人结社既是文学实践,也是人生实践,其与政治、人生发生联系在自然情理之中。只许结社研究古学、文酒风流,这样没有“很多的流弊”、“不会起别的作用”的结社大抵都成了“怡老会”样子,这对于身处末世的诗人来说自也是强笑不欢。这些评论都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具体社会背景,不必再作纠论。如上引述也不是要诃责前贤,而是想指出在诸多问题尚未辨清、成见仍充斥一时的今日,深入探讨文人结社还是明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的重要课题。
  第四节布衣山人诗与诗坛盟权下移
  晚明士阶层分化的复杂程度远超过平稳发展的时代,布衣士子阶层中的山人群落日益突兀显现出来。布衣山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方式和价值观念,传统的布衣一词不能涵盖山人群落的社会存在,所以,我们将晚明布衣山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来认识。这一士人群落,远离科举,徜徉民间,致力于诗文、书画、技艺,由此可以称得上“职业”的艺术家。布衣山人诗人构成晚明诗坛的一个重镇。因此我们关注布衣山人的生存状态、文化心态,及其诗歌创作。
  一山人的历史渊源与晚明山人的来源
  山人是我国特殊历史形态的产物。汉魏时代的高士怡然与山林为伍,标号山人。山人,顾名思义,指与入仕相对的山中之人。唐代山人渐多,著名的如李泌,精究易象,善属诗文,耻随常格仕进,安史之乱中,他又奔赴肃宗献策,出入陪舆擎,众人目指说:“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新唐书》卷139)唐代山人多通技艺,或书画音乐,或医术卜盆,也有能诗之辈。宋代山人一词多用于称谓职业人士,指工匠技艺之流或行走江湖的医师相士。《东京梦华录》卷5《京瓦伎艺》中的张山人“说浑话,善作十七字诗”。《夷坚志》支癸卷8《徐谦山人》中的徐山人“占术颇验”。元代山人一词沿习宋人称谓,又有变化,特指行走江湖的相士医师之流。明初大抵沿元代风习。明中叶以后,山人之称盛行,相士、医师、诗人、画师、隐士、寒士、幕客竞相标号山人,甚至位高权重的大僚和享誉文坛的巨子也染习此风,如王世贞称“弃州山人气袁宏道号“石公山人”。不过,山人一词在晚明不以称号的泛化而失去所指,山人的主体仍是天池山人徐渭一类的布衣士子(包括诸生)。因此,我们将山人从“富贵之气”中解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来认识。晚明山人集中分布在东南一带,苏州、松江、湖州、绍兴、宁波、福州等地的山人最多。山人主要来源有四:(一)弃置科举,专以诗文、书画谋生的布衣士子;(二)出身商贾家庭,走上诗文道路,因不治生产而家道没落的士人;(三)幼读诗书、中年弃置,挟技艺行走江湖的术士医师等:(四)出身贫微的平民,因能诗会文,或工技艺而入山人行列。《叶天寥年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云间名士薛正平的随童名小美,敏于诗赋,有烟霞风月之趣,尝替吴江名士叶绍袁题扇幅。叶绍袁友人周安期说:“此子有如此才,后日不为山人,即为方外,必不青衣仆仆终也。”小美后来未成山人,而入佛门。(《午梦堂集》附录一)这则文字不惟说明文人对山人的认识,也透出山人的一支来自身份低微平民的消息。
  二晚明山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取向
  晚明《山人歌》云:“山人不在山中往。”的确,山人不事治业,游亘城市与山林之间,上交游权贵之门,下与村氓翁抠合流,专以舞文弄墨、钾浪放任为好,又恃才自负,庆世多乖,一面是浓厚的世俗色彩,一面是高自标属的蹈世情怀。其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一)行止背离绳检,喜欢自由于世。陆弼,字无从,江都人,工诗文,博学多才,声名稍逊陈继儒,李维祯赞其:“上可以交公卿,下可以群牛医马卒,浊可以游卖浆狗屠,而清可以对高僧羽客,诚难以一节名先生。”((大泌山房集》卷13《陆无从集序)))(二)一般保持着“龙性难驯”(徐渭语)的人格独立,谢肇测《俞羡长像赞》描写山人俞安期云:“芙蓉裳,芸荷衣。有书淫,有情痴。游酒人,拥爱姬。儒隐侠,似而非,今老矣,逃之绪。修净业,种福基,豪千古,谁能窥。”(《小草斋集》卷23)安期初名策,字公临,后更字羡长,著《琴琴集》40卷,其人亦儒亦隐、亦侠亦禅,为书淫、情痴,颇能代言山人形象。再如谢肇渊《怀郑翰卿》为闽中山人郑淡描像云:“侠气猖狂四十年,世人欲杀我还怜。千金散向青楼月,双鬓凋残紫塞烟。”(《小草斋诗集》卷24)郑琐字翰卿,诗文著名闽中,游南京因负性任侠入狱痪毙。(三)精工诗文,或书画等技艺,据以谋生,由此称得上“职业”艺术家。徐渭精通书、画、诗、文,自称“书一、文二、诗三、画四”,其《赠孙山人》曾就山人才能感慨道:“多能不特是诗人。”((徐文长三集》卷11)东南山人之冠陈继儒,诗、书、画价重一时,经他品题的诗文、器物成为名贵之品。
  为进一步认识晚明山人群落的特征,我们辨析历史上有关山人的批评之论。山人具有浓厚世俗色彩,人物良芳不齐,借山人之名弃利人世者大有人在,且不乏品德低下、阴鹭险诈之辈。因此引起一些舆论批评。沈德符说:“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蛰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  之近岁。吴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状著矣。”(《万历野获编》卷23“山人”)万历三十一年(1602),“妖书”案发,万历皇帝诏逐在京的山人。沈德符说:“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庆,溥海沾浩荡之恩,而独求多于鼠辈,谓之失礼则可,若云己甚,恐未必然。”(同上)两则文字都谈及吴中《山人歌》,沈德符释云:“张伯起(凤翼)长王百谷(稚登)八岁,亦痛恶王为人,作《山人歌》骂之,其描写丑态,可谓曲尽。”(同上)《山人歌》今存两首,分别见收冯梦龙民歌集《山歌》和《挂枝儿》。沈德符所说的《山人歌》见录《山歌》,不过,称它为张凤翼嘲王稚登作,概由不实传闻,冯梦龙《山人歌》第一章注云:“此歌为讥消山人管闲事而作,故未有放手饶人之句。或云张伯起先生作,非也。盖旧有此歌,而伯起复润色之耳。”歌中对“山人不在山中住”极尽谐谑娜愉: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民治,到处(云)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千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冯梦龙按:“描尽山人伎俩,一余悲夫山之不山,人之不人,故识之如此。”于慎行在京师驱山人事发后赋《招山人歌》讥消云:“城中山人常苦多,山中山人常苦少。我来杖策入山中,山人门外迹如扫。”(《谷城山馆诗集》卷5)这些批评大抵就山人游乞权贵,或搬弄簧舌而发。
  北京逐山人事件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激烈程度。然而晚明社会既然推出了山人,再将山人推向山林,自非易事,而且山人绝非千人一面的,如王稚登即受到士林好评,诗、书称名家。于慎行不否认这些事实,采取区别对待的作法,如赠山人邻佐卿的诗:“我闻吴楚之间多大雅,布衣往往称作者。”(同上卷4)有趣的是,清代四库馆臣也对晚明山人倡言排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明末世风说: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多侈谈卓老(李贽),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陈继摇),矫言幽尚.或清淡诞放,学晋宋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妞,小品日增,人言叠煽。陈继儒年未及三十即焚弃儒衣冠,一面隐居著述,一面交结名士。王衡说他处“衰世”而“晦迹”,不为世法“控揣”、“系羁”((缎山先生集》卷6《逸民史序))。显然四库馆臣将明末世风颓废、世道衰落归罪山人属于本末倒置。我们认为区分山人是可取的,但《山人歌》涵盖不了所有山人的面貌。
  三诗在布衣
  李维祯说:“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大泌山房集》卷12《俞羡长集序》)晚明以诗著称的山人就有徐渭、王稚登、沈明臣、王叔承、陈继儒、俞安期、郑淡、吴兆允、程嘉隧、徐勃等数十人,均不愧一时作者。布衣山人诗的地位在晚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万历初,新安有三位著名山人诗家:王寅、江灌、潘纬,均有诗集行世,汪道昆《潘象安(纬)诗序》云:“当世以布衣雄者二,得象安而三。”又云:“古者诗在阎巷,当世率以反舌,而低布衣,如得象安一鸣,则希有鸟也。”((太函集》卷24)万历中期而后,新安最著名的山人诗人为程嘉缝和吴兆,号“新安二布衣”,钱谦益诗法程嘉涟,对其诗颇加推崇。清初王士镇则称程嘉隧与陈子龙为明末七律诗两大家。四明山人沈明臣著《丰对楼诗选》,《明诗纪事》说他创立“丰对楼一派”(按,即指甫上诗派),王世贞推其“布衣之杰”。屠隆序新安诗人潘之恒诗集,在《涉江诗选序》中高倡“诗在布衣”之论:唐以前诗在士大夫,唐以后诗在布衣.何以故?唐以前士大夫岩居穴处,玩心千古,游目百家,其为诗文也,仰而幕其古法,返而运其心灵,轨则极于兼收,而神采期于独照.一擅场名家,良非偶尔。今之士大夫则不然,当其屈首授书,所凝神专精,止于贴括,置诗赋绝不讲,一朝得志,于是略渔猎前人韵语一二,辄奋笔称诗,辄托之杀青,诧之都市,鹭者却步,攒者争前,乌知薰获黑白耶!而布衣韦带士,进不得志于硅组,退而无所于栖泊,乃始制心毕力而从事此道,既无好景艳其前,又鲜他事分其念,用力也专,为力也倍难,才具不同,要必有所就而可观也者。故曰:在布衣.
  潘之恒出身富商家庭,生性豪宕,轻财慕义,不治生产,家道中落,以至衣食不能自给,行止类山人。屠隆“诗在布衣”一说有着布衣山人诗隆兴的现实依据。李梦阳晚年苦思诗道,称“真诗在民间”,又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晚明诗人没有李梦阳这般的苦楚,他们在时代诗歌大潮中看到了富有生机的布衣山人诗,因而自信地标举“诗在布衣气如前所述,山人不事治生与科举,堪称为专门的“艺术家”。一些山人诗人还开一代诗歌风气,泽被数代。徐渭是位较早倡导诗文革新的人物,贫赛老死瓮腑,诗名不播。正在探索新诗之路的袁宏道在绍兴发现了徐渭诗集,如聆清音,豁然开朗,称其明代第一诗人。之后,越中诗人陶望龄、王思任、倪元璐、张岱无不发删于徐渭。明末的张毅儒《娜媛诗集小序》曾这样说张岱:若以宗子(张岱)之诗与文长(徐渭)并驱中原,便可谓吾越有两文长也。以文长、宗子诸诗雄似一代,气魄难驯,假操触者不别具手眼,狠着钳锤,便当死其一句一字之下,岂有丹铅复及余子哉!
  吴中地区是山人诗人的渊蔽之一,王稚登被称作相门山人,他继文征明之后主持吴中诗坛近三十年。在松江,陈子龙等人组织几社之前,诗盟由陈继儒总持。明中期的太白山人孙一元富有诗名,移居湖州,卒以穷病死,数十年后,湖州诗人如山人吴稼橙、吴兆允等人皆推其诗法,晚明湖州诗歌风雅也与孙一元结下不解之缘。《万历野获编》谓山人兴于嘉靖,盛于万历,大致不错。山人诗最盛亦在万历。山人诗有多少家尚无具体统计。王世贞《明诗评》厘为4卷,录评万历以前诗人118家,卷1录评山人谢棒、孙一元:卷2评山人陈鹤:卷3评布衣刘仔肩、刘绩、刘泰、马洪;卷4评山人张诗、张含,布衣山人诗仅此9家。《列朝诗集小传》自丙集始录评布衣山人诗,标题出现“山人”二字的计45家:丙集:程浩、孙一元、傅汝舟、傅汝揖、张诗.(按,此5家皆明中期山人)丁集上:王悉明、周诗、谢棒、仲春龙、黄惟揖、金套、吴扩、郭第.丁集中:陈淳、岳岱、袁昭阳、顾元庆、沈仕、曹子念、张本、陈凤、李敏、邵正己、王叔承、吕时臣、郑若庸、黄克晦、康从理、叶之芳、顾圣少、莫叔明、叶权、汪钱、陈鹤、王寅、王逢年。(按,此31家多晚明前期山人)丁集下:沈磺、吴梦喝、王野、柳应芳、曹臣、何白、俞安期、米云卿、钱希言。(按,此9家为晚明中后期山人)此外,《列朝诗集小传》又传载徐渭、王稚登、沈明臣、俞允文、宋登春、徐撼噜山人。这些人物系钱谦益根据山人名望仔细筛选得出,由于其对山人诗有所成见,而且《列朝诗集》收诗略于明末,故失录也多。陈田《明诗纪事》可略补《列朝诗集》之缺,其有关布衣山人诗的著录情况如下:己签卷16专录著名山人宋登春、三稚登、王叔承、沈明臣4人.己签卷17录徐渭、陈连、周天球、沈仕4人。已签卷20专收山人诗,如岳岱、吕时、周诗、王逢年、王寅、袁景逸、孙七政、康从理、郑若庸、顾圣少、吴扩、邵正己、汪宽、汪淮、郭第等山人,共”家.以上60余位山人诗坛活动时问大致在嘉靖末、隆庆与万历初.庚签录晚明中期诗人,卷25专录布衣山人诗家如吴兆、俞安期等9人,卷26、”录诗人54家,山人布衣为主,包括商家梅、陆弼、曹子念等人.卷”、30录83家,布衣山人诗人居多半.辛签录明末与明遗民诗人,自卷25至卷34,计收200余家,布衣山人诗人居半.
  《明诗纪事》著录布衣山人诗在200家以上,相较全恢,数量不为多。但我们应考虑到布衣山人诗集梓刻流传的机会,相比入仕的诗人要小得多,如陈昂之诗,如果不是竟陵派诗人林古度、钟惺的发现,很可能不为后世所知。因此,陈田所举诸家,既是布衣山人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幸运者。“诗在布衣”,“山人诗人如云”,标志着诗坛盟权下移。它冲击了明中叶以来中下层士大夫充任诗坛主体兔色的格局,这一变化可谓晚明诗坛代兴之变。明代诗盟几经易手,每一次转移都引起诗歌风尚变化。李东阳“茶陵派”取代三杨“台阁”诗群,冗靡哗暖诗风因之一变.前、后七子派取代“茶陵”派,文学复古兴起。布衣山人的登坛建帜则约定着晚明诗歌的走向。晚明诗歌的“山林气息”及它的“世俗化”、“平民化”特点一定程度上是布衣山人诗人参与变化的结果。正因为它的大力介入,晚明诗坛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总之,布衣山人诗使明代诗界“朝”与“野”的分化对立倾向于“野”的一端,从而改变了诗坛格局,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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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7:03:0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汤显祖的诗化人生
  汤显祖(巧50一1616),字义仍,号若士,临川人。隆庆四年(1570)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除官南京太常博士。万历十六年(1588)改南詹事府主簿,明年升南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朝政,滴广东徐闻县典史。二年后量移遂昌知县,阅五岁,拂袖归乡,不复出仕。汤显祖之诗传世2000余首。现存的早期两部诗集(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大致收万历八年(1580)前的作品,清新、奇丽交映。此后的《玉茗堂集》诗歌成就最高,感写忧患,抒发性灵,上下求索“情”之所在。汤显祖、徐渭的文学观念和实践都与后七子派迥不相体,不为七子所牢笼,虞淳熙《徐文长集序》据徐渭形貌魁伟、汤显祖短小精神的体态特征风趣地说:“李(攀龙)长鬓而修下,王(世贞)短鬓而丰下,体貌无奇异,而囊括无遗士。所不能包者两人,硕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
  汤显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耕读家庭,童年力学,颖异早慧,十二岁的《乱后》诗(《红泉逸草》之)己见老成气象。十三岁从学泰州学派巨子罗汝芳。罗汝芳欣赏他的诗才横溢,赠诗说:“吟成三百首,吸尽玉冷泉。”(《罗先生诗集下汤义仍读书从姑赋赠)))汤显祖后来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回忆这段求学经历说:“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或穆然而咨磋,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怜如。后乃畔去,为激发推荡歌舞数自娱。”汤显祖治学兴趣不浓,从罗汝芳处“畔去”大致为万历二年(1574)入南国子监读书以后的事。彼时士风重放纵自适,骋情游侠,汤显祖少年英俊,自也难免沾染其影响,从中也可窥见其志趣不在“穆然而咨磋”一路。万历五年(巧77),汤显祖会试失利,(明史》记其缘故:“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惫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愚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如此情势下,汤显祖决意早日离京,一路吟咏而归,诗情斑斓,语言斗丽争奇。这些诗都收入《问棘邮草》,徐渭读之,击节叹赏,评语中多用“李贺”、“六朝绝唱”、“晋曲”、“齐梁”,以及“新鲜”之类的词语。的确,汤显祖之诗,意新思奇,风致摇曳,芳树》(《问棘邮草》之2)长诗颇能体现这一追求:
  谁家芳树郁葱笼?四照开花万里重。也随芳树起芳思,也缘芳树流芳晒。难将芳怨度芳辰,何处芳人启芳宴?乍移芳趾就芳禽,却涡芳泥恼芳燕。不嫌芳袖折芳菠,还怜芳蝶萦芳扇。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铀。芳铀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拂镜看花原自妩,回替转唤不胜妍。
  中段十二句,飘扬的诗情不能自止,连用二十三次“芳”字,清新俊丽景物使人心接不暇。唐诗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云:“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三次使用“落花”语。唐人张若虚横绝千古的《春江花月夜》云:“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浇艳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筱。一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明月、月华、落月出现十余次。汤显祖可能从《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中获取“优美”之艺术灵性,《芳树》隽永虽不如刘希夷、张若虚之诗,仍不失一首赏心悦目的作品。徐渭观后诗情萌动:“都不记创于谁,近见汤君显祖,慕而学之。”他的效作题名《渔乐图》((徐文长三集》卷2),连用二十九个“新”字,如“新枫昨夜钻新火,新笛新声新暮烟。新火新烟新月流,新歌新月颇新愁。”流动着一股萧疏苦韵,对比汤诗的流丽多姿,一是青年多情,一是老年清逸,其逞巧斗新反给人脍不厌细感觉。
  汤显祖从南国子监读书起,追求洒脱的人生。十年后,即万历十二年(1284),出任南京太常博士,踏上仕途,心中仍充满眷恋,《鲁桥南望山》诗:“鱼尧今透乱,兰菊追旧攀”,“隐映不能去,空然怨出关。”(同上之2)唐诗人左僵说:“谋隐谋官两不成。”鲁迅先生调侃谓此“士人的末路”(5)。汤显祖虽谋官已成,但他对官场的污浊和政治的衰颓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入仕带给他的更多的是人生的迷惘。南京为文人交流聚结之地,汤显祖任职七年,王世贞、世愁、陈文烛等人倡集诗酒文会,他一直冷眼观之,《复费文孙》书中自嘲说:“因遂拓落为诗歌酬接,或以自娱,亦无取世修名之意。故王元美、陈玉叔同仕南都,身为敬美太常官属,不与往还。”(《玉茗堂集》尺犊卷3)能引起汤显祖兴致的还是名士放纵,南京国子博士减桩循与太学生项四郎着红衣并马出游,出常携棋局,跳毽系车后,因以罢职,汤显祖送别诗回味无穷地说:“自古飞替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患践毽。”(6)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来南京率众讲学,质问这位早年“畔去”的弟子:.子与天下士日淬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汤显祖意识到要解脱人生苦闷,须有政治作为。
  罗汝芳南京讲学构成汤显祖一生诗歌创作的分水岭,清丽和艳宕的语言渐从他的诗中淡出,贴近现实之音增多。万历十四年至十六年(1586一1588),江南洪水、早灾接连,难民流离失所。汤显祖含痛写下《丙戍五月大水》、《丁亥戊子大饥疾》、《戊子春》、《寄问三吴长吏》、《江西米信》、、《丁亥戊子大饥疾》((玉茗堂诗》之3),都直录其实。《丁亥戊子大饥疾》诗云:“山陵余王气,户口入鬼宿。犹闻吴越间,积骨与城厚。”载述了江南民众的惨状。申时行内阁淡于民虞,尚忙碌于科场案。万历十八年(1590),扯力克和火落赤部落入侵陕西挑州卫,申时行主张和款,袒护失事的大臣。山西道御史万国钦疏论申时行,遭贬,汤显祖《万侍御赴判剑州,过金陵有赠》诗云:“倍有金增去,毫无善马来。市和虚内币,买爵富中台。”经此前奏曲,第二年他愤然第三章上《论辅臣科臣疏》,指摘政弊,极中要害。三年后,申时行在群臣纠勃之下,退出政坛,但政治的衰颓并不由此出现转机。
  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之前己做好脱离官场的准备,事后也接受了贬职徐闻典史的现实,只是心情难以平静。秋天辞别友人赴任,《入粤过别从姑诸友》:“世上浮沉何足问,座中生死一长磋。”(同上之6)及度过大庚岭,苦闷情绪才逐渐消失,此时的北国己沉浸入萧冷的严寒,南国的景色挟有几缕轻寒,诗人分明感到放逐的自由,(打顿》(同上)是一首轻松萧散的小诗:“独眠秋色里,残月下风湍。”残月湍风构不成诗人心理的压抑,“独眠秋色”是何等惬意。穿过九里滩,诗人兴致更浓,《九里》(同上)写道:
  九里十三波,沉沉烟翠多。钓台何用筑,吾自泛清波.
  诗人被这种自由的情绪紧紧抓住,《翻风燕滩》:“掠水春自惊,绕塘秋不见。漠漠浪花飘,一似翻风燕。”(同上)生动灵活的诗句怎不说明诗人此刻清新愉快的心境?诗笔愈翻愈灵动,《峡山上七里白泡潭,为易名纷花》(同上)写道:树光吹峡雨,苔色动江霞.泡影非全白,沾衣作绪花.
  色调明快,灵思跳动。汤显祖自己忍不住要感叹:“何意热中人,洒落飞来兴!”(同上《飞来泉)))一路赋诗百余首,多是清新自然、性灵飞动的小诗。汤显祖在徐闻不足两年,量移遂昌知县。万历二十二年(1594)冬赴京上计,与袁宏道、袁宗道欢聚畅谈。第二年,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汤显祖在遂昌和他书信往来。袁宏道诗尚性灵清新,不屑于七子,汤显祖不让这位青年诗人独美,赋诗率性而真,常以“口号”、“漫书”标题,如《丁酉平昌迎春口占》、《丁酉三月平昌率尔口号》、《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首》(同上之7),均跌宕清新。袁宏道在吴不二年,终不能忍受“官网”束缚,连犊请归。汤显祖也已厌恶官场,《感事》((玉茗堂诗》之7)抒发政治苦闷,写得张狂而沈痛: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
  张居正的新政增加了国家收入,暂时缓解明廷需费之急。居正卒后不数年,危机再起。宁夏平叛、朝鲜战事、宫殿焚毁后的修复,及日常耗费,使明廷深感国库日空,开支不能应付。明神宗设立矿税,遣宦官监税采矿。《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说:“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于是命张忠往山西,曹金往两浙,一大挡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营然。”宦官横肆株求,驱民如役牛马,多激起民变。宦官曹金领使两浙,汤显祖闻讯,致书友人:“搜山使者如何,地无一日以宁,将恐裂。”《感事》诗作此前后。汤显祖对比古人筑黄金台求贤故事和今日“圣主求金日夜劳”的现实,深感失望,万历二十六年(1598)赴京上计后即返乡临川。汤显祖到任遂昌时曾幻想着耕隐之乐,以为自己能够如陶潜一样洒脱地归去来,第三章当“归去来兮”成为现实,却发现最初之念过于天真。《初归》(同上之9)一诗传达的绝非出仕之初的“空然怨出关”,它实是汤显祖的一片心灰意冷:
  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夸玉已非.便觉风尘随老大,那堪烟景入清徽?春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
  汤显祖想到生平不喜“庸言”、“庸行,,十余年的官场生涯犹如一场恶梦,仅留下不堪回味的余恨,这不异于走到了“谋隐谋官两不成”的“士人末路”。所以,诗人自悔说:“烧丹纵辱金还是。”深感人生无聊际,惟有“残梦香消半掩扉片。《牡丹亭》是年秋付刻,从诗人沉迷于“情”梦之中,便可读到他内心的苦闷。
  万历二十六年(1698)岁末,僧人达观过访,给汤显祖带来意外惊喜。达观,讳真可,世居吴江,17岁出家,通融三教,性刚猛精进,虽入空门,而欲以“用世之法”代替“出世之法,。汤显祖和达观虽都主张“性情合一”,但具体到是“情”、还是“性”为“世界之本”,两人理解略异,达观言“性”,汤显祖尚“情”。这次会晤,汤显祖感触颇多,尤其是达观为废除矿税而奔走的用世之志,《江中见月怀达公》诗中说:“无情无尽恰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得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同上)汤显祖坚信了“情有”的存在:无论是遁世,还是愤世,亦或用世,都有“情”在其间。顿悟“无情无尽恰情多”之后,诗人的心灵不再浮躁地徘徊在逃禅、用世之间,大抵是走出士人学隐、学仕两不成的“末路气由此不难理解,他的文学作品中何以“逃禅”和“溺情”两种倾向都表现得那样鲜明。
  万历二十八年(000),汤显祖的长子夭折于南京,他含泣而歌,《重得亡速讣二十二绝》末首云:“从来亢壮少情亲,宦不成游家累贫。头白向建蓬又死,阿爹真是可怜人。”(同上)不幸接连发生,次子不久亦夭折,师友达观、梅国祯等人相继亡。汤显祖诗中再没有早年“奇丽”的影子,浪漫的时代已如飞鸿远逝,留下人生酸苦、郁闷让他在孤独中慢慢品味,《答蓝翰卿莆中》诗云:“所期动苍莽,此意成萧瑟。”(同上之10)诗人常是“夜雨灯花洒泪初”,悲叹人代沧桑、世事凋零。汤显祖在诗坛活动近五十年,从一位锐意创新的青年诗人成为诗坛幽燕老将,终生在“世总为情,情生诗歌”中((汤显祖诗文集》卷31《耳伯麻姑游诗序》),上下求索。他不喜平庸之言、平庸之行,虽未有在诗坛立派,却一直是感受时代风会,走在诗歌革新潮流前列的诗人。
  第三节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狂涓哲人李贽的情感世界
  李贽(巧27一1602),本名载赞,字宏甫,号卓吾,别署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出任河南辉县教谕,改官礼部司务,历南刑部员外郎,、.净套、嘴升郎中。万历五年(巧77)出任姚安知府,三年后辞职,入云南鸡足山阅藏经。逾岁,往黄安寄居友人耿定理处。耿定理卒,李贽移寓麻城,率众讲学。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麻城理学世家攻逐下被迫出走,第二年在北京同士大夫谈禅论学,“声气相求,函盖相合。”((凝翠集与野愚和尚书》)逾年讲学南京,随后返麻城,再遭驱逐,辗转至通州附近。万历三十年(1602),北京攻禅逐僧风炽,礼部尚书张问达疏劫李费“卑孔污圣”、“狂诞悖庆”(7)。明神宗诏逮李贽,76岁的老人押京审讯,议谴原籍,李贽引刀自割卒。李贽中岁始接触王学,经过数年的曲折求索,勇猛精进。他“捂击道学,抉摘情伪”((列朝诗集小传》),肯定情感、欲望都是自然人性,设譬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卷《答邓石阳》)意识到这是一个是非颠倒、自性受压抑的时代,李贽提出用“童心”来“复性”:“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在此之上,李贽指出世间真文字乃童心的自然流露:“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同上卷3《童心说》)李贽欲“致君尧舜上”,对杜甫之诗产生强烈共鸣,《藏书》卷39《词学儒臣杜甫》:“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李梦阳、王阳明开创一代文学、学术之风,李贽《与管登之书》:“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同上增补一)李贽“童心”说即有创立一代之文学以传千古之意,与李梦阳所不同的,一个以“童心”,或曰“性灵”为“机轴”,一个是以“复古”为“机轴”,
  李贽反对文学徒求形似,喜欢以绘画来阐说艺术。宋人苏轼以画论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李贽和诗云:“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同上卷5《诗画}))李贽进一步区分文艺的“画工”与“化工:"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软?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同上卷3《杂说》)或谓画工夺天地造化,李贽说天地造化万变,本无所谓“工”,他明确指出“化工”不是“工斤,但能通“万变”的天地造化。李贽描述“化工”说:“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作者至此己经“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而余兴犹然未尽,“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劫哭,不能自止。”
  万历十八年(1590)是晚明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年。后七子派巨孽王世贞十一月卒,之后,后七子派走向衰落;胡应麟完成《诗蔽》,于是年前后谋刻,这部诗论总结了七子派的文学经验,融入一些新的诗歌见解,既是复古文学理论之“终结”,也体现着时第三章代诗歌思潮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李贽《焚书》刊刻流行文坛;三袁结识并师法李贽,读《焚书》自识“一段精光在内”,从而眼界开、胆力放;汤显祖向友人索观《焚书》,心慕李费其人、其学。《焚书》和“童心”、“化工”文学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发展。
  李贽推崇自然人性,强调自然之情。关于性情与格调,《焚书》卷3《读律肤说》:“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情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崛。”那么,常人眼里举止怪诞的李费,性情属于哪一种?竟陵派诗人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8(轰辅名迹李卓吾墓》载李贽居麻城龙潭逸事云:日独与僧深有、周司空思敬语,然对之竟日读书,已复危坐,不甚交语也.其读书也,不以目,使一人高诵,傍听之.读书外,有二嗜:扫地、游浴也.日数人膺帚、具汤、不给焉.鼻畏客气,客至,但交手,即令远坐。一日搔发,自嫌蒸蒸作死人气,适见侍者剃,遂去发,独存笼须,秃而方巾.
  袁中道《坷雪斋集》卷17《李温陵传》末章云: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妇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婆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泪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炙.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奋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炙.’袁中道谈及“不能学者五”、“不愿学者三”,有反笔赞扬李贽之意。通过以上两则文字,我们惊诧地发现李贽性格中交织着清滋、旷达、雄迈、沉郁、古怪,这位被汤显祖称作“畸人”的哲人,性情似多元分裂。再联系李贽的人生,便可知他用一条追求人生之真的线索将狂捐、沉郁、高散贯穿在一起。同样,他的诗歌在“求真”之中也体现出旷达浩荡、雄迈壮烈、沉郁悲酸、古怪奇崛的统一。李贽老骨棱健之诗,与人格交相映衬。作为时代激进的学人,他富有冒险精神,笔下的英雄人物不必尽善尽美,但要痛快淋漓、气凌千古。《咏史》((李温陵集》卷20)其一写道:荆卿原不识燕丹,只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惟击筑,箫箫易水至今寒。
  袁宗道读李贽晚年《读书乐》叹云:“龙湖老子手如铁,信手许驳写不辍。纵横圆转轻古人,迁也无笔仪无舌。一语能寒泉下胆,片言堪肉夜台骨。~诗既奇崛字遒绝,石走岩皱格力苍。老骨棱棱精炯炯,对此恍如坐公傍。龙湖老子果希有,此诗此第三章字应不朽。莫道世无赏音人,袁也宝之胜琼玖。”(《白苏斋类集》卷1《书读书乐后》)李贽追求“丈夫志四海”,也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付出了代价。他与妻子黄氏感情甚笃,黄氏“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而且有“损己利人”之德(《焚书》卷2《与庄纯夫》)。李费寄居黄安,妻子回泉州,多次请求李贽归乡。但他决意舍身事学,剃发后即闻知妻子去逝的消息,悲不能掩,写下《哭黄宜人》六首((李温陵集》卷20),简短的诗句回忆夫妻相重四十年的深情,倾吐内心的愧疚和失去妻子的无限孤独,录三章如下:结发为夫妇,恩情两不牵。今朝闻汝死,不觉情凄然.近水观鱼戏,春山独鸟啼.贫交犹不有,何况糟糠妻.冀缺与梁鸿,何人可比纵。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从.
  众鱼戏水,和谐相得,诗人不忍水边伫立;春山一片静默,鸟啼刺入耳际,亦使诗人无处逃遁。李贽的个性精神顽强不屈,然而此时却成了一个弱者。在致婿庄纯夫的信中说:“我虽铁石心肠,能不慨然!况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耶!己矣,己矣!自闻讣后,无一夜不入梦。”(《焚书》卷3《与庄纯夫》),多年后他还劝告友人削发为僧要三思而后行(8)。李贽晚年四处漂泊,幸赖几位友人照顾。这位被社会遗弃的老人几乎成了名符其实的“游吟”诗人。
  《焚书》卷6《夜半闻雁》诗三:独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
  《续焚书》卷5《琴台》诗二:君子犹时有,斯人绝世无.人琴俱已矣,千载起长吁.《续焚书》卷5《暮雨:})万卷书难破,孤眠魂易惊.秋风且莫吹,萧瑟不堪鸣.
  李贽对孤独充满恐惧,但他又深爱着孤独,宁愿带着它走向人琴俱亡,也不愿因为恐俱而妥协。孤独之中,“灵魂”是自由的。海德格尔说:“孤独并不是在一切纯粹的被遗弃状态所经受的那种分散成为零星的个别的。孤独把灵魂带给个体,把灵魂聚集到一’之中,并因此使灵魂之本质开始漫游。孤独的灵魂是漫游的灵魂。它的内心的热情必须负着沉重的命运去漫游—于是把灵魂带向精神。”(9)这正是李贽孤独而自由的精神境界的绝好写照。他在北京受讯后,容貌憔悴,提出剃发要求,趁侍者离开间隙引刀自割。侍者见他鲜血淋漓,问“和尚痛否?”答“不痛。”又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焚书》卷首)两天后李贽始脱离人世苦海。其实数天前,他己决意作别这个世界,狱中写下绝笔诗《系中八绝》((续焚书》卷5),《不是好汉》云: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焚书》卷5《幽愤诗》早就探讨过裕康之死。李贽反对《幽愤诗》乃稽康自悔之作的说法,他说:“康诣狱明安无罪,此义之至难者也。诗中多自责之辞,何哉?若果当自责,此时而后自责,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又复畏死而自责,吾不知之矣。”既肯定“此死固康之快也”,他结论说:“予谓叔夜何如人也,临终奏《广陵散》,必无此纷纭自责、错谬幸生之贱态,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不知李费自杀之前是否也想到秘康,但他的八首绝笔确是声薄云际,曲终弦绝。如果说“此死固李贽之快”,亦是痛心之语。李贽之死在文人间引起震动.汤显祖《叹卓老》:“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心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玉茗堂诗》之10)周汝登《吊李卓吾》反笔抒愤,其一:“半成伶俐半糊涂,惑乱乾坤胆气粗。惹得世人争欲杀,眉毛狼藉在图圈。,其二:“天下闻名李卓吾,死余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头认,面目从来此老无。”(《东越证学录》卷16)李贽死后,袁宏道、陶望龄、周汝登等人在韬晦中走上修正“异端”学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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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7: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人,诸生。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亡后三十余年尚在人世(4)。其出身越中文化世家,高祖张天复、曾祖张元件、祖汝霖俱成进士,张元件还举隆庆状元。张氏家族随明亡而骤衰。张岱作自挽第八章诗,欲追随祁彪佳等人以死殉国,只因著述《石匾书》的事业未就,尚视息人世。身入异朝,躬耕农隐,憔悴著述,至死不移故国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张岱、祁彪佳、陈洪缓一起观白洋潮“铁柞捣冰山”的景状,山奔海立、疾电怒雨引发张岱“天崩地解”之感。《白洋看潮》诗云:“劫火烧昆仑,银河水倾决。观其冲击威,寰宇当覆灭。寒栗不自持,海塘薄于纸。共工触不周,崩轰天地折。”这一年,清兵第五次犯明,拔迁安,九月明师惨遭败迹,京师戒严,十一月,清兵薄京师,复分三路南下深入中原,明年,破济南,下六十余城。再加上数年来农民义军的风火云涌,几乎一触即溃的明王朝,正处于银河水决、天柱绝、地维裂之际,诗人失魂落魄,悲枪泣血追问:世上无蜗女,谁补东南缺?潮后吼赤泥,应是玄黄血.
  现实使这位浪子从繁华中惊醒,张眼观看末世的恐怖。他的《水浒牌四十八人赞》和乐府诗《荆柯匕》、《博浪椎》、《景清刺》,歌颂反抗意志和复仇精神,郁郁芋芋的情思积于笔端。鲁迅先生说其中有一些很难懂的句子(5)。不错,这些诗确实“僻峭”,但诗人之意仍可捕捉,如《急先锋索超》:“周公斧,召公钱,谁敢裹越了”此意即王思任所说的“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赤发鬼刘唐》:“尔则赤发,见蓝面则杀。”鬼气兵象,乃亡国悲愤之音。即使张岱己有“补天”之志,可到手“五彩石”自碎,亦是欲哭无门。
  明亡后,张岱葛巾野服,意绪苍凉。对比今昔,诗人不胜梦境之叹,十余种著述率以梦名,如《西湖梦寻》、《陶庵梦忆》。诗人自谓每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便想平生总成一梦。梦可以使人获得暂时的宁静,但它无疑又最能剥蚀人的生机。不忍直面残酷而希望借助梦境来自我麻醉,不免使张岱产生一些看上去可笑而实在是欲哭无泪的想法,《陶庵梦忆自序》云:“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以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遗民纪梦不是张岱的发明,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梁录》,明末清初成鹭法师的《纪梦编年》,无不眷恋故园,抒写黍离悲思。张岱之诗蕴含凄清之意,如《云林秘阁三首》,云林秘阁即张岱之梅花书屋,因慕倪云林之“清秘”,遂又名之云林秘阁。诗三云:(瓶史》安花草,炉灰种夕薰。卧来犹在手,《秋水》一编文。”袁宏道《瓶史》作万历二十七年(巧99),集前小引云:“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陈继儒说山水花竹“此隐者事也”,张岱逃遁山水花竹,岂无作“瓶隐者”之意?(秋水》一编文”句似化自中郎《病起独坐》一诗:“荒草绿如烟,何秋不可怜。病家无客至,小犬亦高眠。开峡寻诗料,添衣缺酒钱。闭门读《庄子》,《秋水》《马蹄》篇。”
  张岱是浙东杰出的史学家之一,《石僵书》载明代三百年史事,对史学界尤多资鉴。清初谷应泰闻《石匿书》之名,礼聘张岱不得,乃以五百金购其书。张岱慨叹说:“是固当公之,谷君知文献者,得其人矣。”谷应泰采《石匾书》和谈迁《国榷》文献,编著《明史纪事本末》。(《小腆纪传补遗》)但张岱诗在清初却少有识出者,笔者推测原因概由以下几个方面:一、张岱师友多殉国难,入清,他鄙交权贵,拒不参加遗民社集酬唱,是以诗名不播。二、张岱诗集多不曾刊布流传。三、张岱诗尚徐渭、公安、第八章竟陵,明末几社诗人指斥公安、竟陵,张岱为公安、竟陵辩护。清初,竟陵成了贰臣钱谦益和孤节遗民王夫之低毁的“诗妖”、“亡国之音”,那么,即使有人知张岱其诗,亦未必愿正目视之。最后,张岱以治史著称,诗名难免为之所掩,而且东林被推作君子党,张岱则指出东林以一党之兴荣衡论国事是非,拥立门户而多使小人窜入,以为东林以讲学名目。坏我国家者八九十年,(《螂姨文集》卷3《与李砚翁》)。这一政治见解也可能造成张岱不被推戴东林、复社的文人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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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1 18:04:28 | 显示全部楼层
看这么多书,真不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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