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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在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先生的三境，个人理解为：第一境：迷惘；第二境：执著；第三境：归真。其实，岂止人生三境，诗词亦然。
提到诗词，世人皆知唐诗宋词，然而仅成书于抗战期间的《全宋词》，就收录了近2万首词作，这让人即使穷尽一生，也无法把每一首都读到。但是，如果我们把两宋词看成一出舞台剧，就容易理解多了。这出舞台剧只有前奏、开篇、中篇、转篇、进篇、结篇、尾声这七幕，却贯穿了两宋词坛数百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
三、中篇：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欧阳修50岁那年身为主考官时，对一个20岁的进士考生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日此子文章必独步天下，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其实何止文章，此人的诗词、书画竟无一不精，能治大国，亦可烹小鲜，堪称不世出的“奇才”与“全才”。这个青年，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坡居士苏轼。
苏轼之前，词坛只有婉约一派，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词应该是柔软细腻的，或是“晓风残月”的清冷，或是“独上高楼”的孤寂，就算范仲淹用边塞诗的手法写过“将军白发征夫泪”，也没有成为主流。苏轼会写婉约词，而且写得极好，一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洗尽了兄弟间的离愁别绪，并尽废其他中秋词；一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则在千年后依然让人为其对亡妻的挂念而伤心感怀。
但是，历史注定要让苏轼站在婉约的对面，在经过“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的探索之后，他即将竖起一杆大旗，上书“豪放”二字，并纵声长啸：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念奴娇》）。
苏轼在词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继柳永之后对词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为词开拓了全新的境界，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历史发展方向，堪称词坛第一人。从此以后，在低吟“晓风残月”的十七八岁少女身边，又多了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的关西大汉。
50岁的欧阳修引出了20岁的不世奇才苏轼，而苏轼则在50岁那年引荐了一个太学博士，这个叫秦观的人日后成为了婉约派的一代词宗。秦观字少游，虽然不像民间传说中的那样是苏轼的妹夫（历史上并无苏小妹其人），但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在词学上的成就极高，苏轼称他有“屈宋之才”，其词具有含蓄缜密的韵味，对词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辞藻，写出凄迷朦胧的意境。比如《鹊桥仙》：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有意思的是，老师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得意门生却是婉约派的掌门人。
苏轼、秦观这对师徒在十几年后相继去世，此时的词坛多少有些青黄不接，直至贺铸和周邦彦的出现。贺铸自称是盛唐著名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作者）之后，写词用韵严谨，刚柔兼济，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这首词在描绘春花秋月之时语言浓丽哀婉，在写“闲愁”之时则意境悲旷高远。
苏轼去世后的第四年，北宋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谱曲作词的机构——大晟府，虽然它只存在了短短15年，却催生了一批“大晟词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周邦彦。周邦彦精通音律，曾创作了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后来被格律词派词人所宗，后世称为“词中老杜”。传说他因与宋徽宗、李师师有一场旷日持久的三角恋而被赶出京城，临行前写下了《兰陵王》：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这是一首离别东京汴梁的佳作，很快就在当时传唱开来。
这是一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时代，可是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北方的铮铮铁蹄，即将踏遍这花团锦簇的万里河山，让繁华的北宋从此在历史的长河中远去。而宋词也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急速转向，开启了崭新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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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2 23:4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