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论中的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

师哈哈达人

　　近日，张扣扣故意杀人案一审庭审中控辩双方的法律意见书以其各自特色刷爆朋友圈。点赞喝彩者有之，批评抨击者有之，尤其是辩护词，对其评价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关于法庭辩论中的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欢迎借鉴参考。
　　1.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
　　通观控辩双方法律意见书，整体风格上感受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庭审辩论中如何处理好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的关系。总体而言，如果说本案公诉意见书最精彩之处在于将法律思维发挥到极致，并用文学思维予以必要点缀;那么辩护词最大的看点则是把文学思维发挥到极致，吸引众多看客。
　　法律思维
　　庭审活动处理的是法律关系，自然离不开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有三大基本要素：证据、事实和法律。庭审辩论中法律思维的运用，也是围绕上述三方面展开，而且三者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对事实的判断，总是基于对证据的分析、论证而提炼出来，而法律的适用也是以证据支撑之下的事实为基础。
　　离开证据评判案情，就会无的放矢、苍白无力。本案公诉词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紧紧围绕证据，不仅还原了杀人的案件事实，更澄清了案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回应此前舆论的疑惑。
　　当然，司法个案难免案情扑所迷离，往往会涉及证据之取舍、证据之缺失;而即便事实清楚，也会涉及法律之解释、幅度之裁量，此时庭审辩论中对法律思维的运用就会更加复杂。
　　文学思维
　　文学思维包括情感和文辞两方面。作为庭审辩论基础的案件事实，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人在社会中的具体活动，这种活动通常包括事情的起因、经过及其所形成的影响。人具有社会性，有人参与的地方，就会有人的情感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成为法律评判的重要参考。
　　比如人们天然有同情弱者的情怀，因此在不少案件中，被害人过错或事出有因可以作为从轻或减轻的考量因素;而一些特殊的时间或特殊的地点又往往寄托着人们的感情，也会影响对事件的评判。以本案为例，大年三十是我国传统佳节，正值民众返乡、团圆之际，而本案张扣扣却故意选择在这样的时机、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杀三人，无疑增加其社会危害性。公诉词中将这一因素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也取得较好效果。
　　除了情感因素，文辞也是文学思维的重要因素。庭审辩论需要借助语言文字展开，而对文字不同的运用方式、对同样观点不同的排列组合、不同的论证角度，也会影响庭审辩论的效果。本案辩护词之所以得到不少人士的推崇，正是辩护人将情感和文辞发挥到极致。
　　二者的基本关系
　　庭审针对的是案件事实、处理的是法律关系，法庭辩论自然离不开法律思维的运用，而文学思维运用得当，也能起到锦上挑花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庭辩论中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谁应当放在第一位?即便主张法律思维放在第一位，在具体运用中如何处理好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的比例?这就涉及控方与辩方不同的立场，涉及庭审不同的争议焦点。
　　2.控方立场与辩方立场
　　从宏观视角看，控方与辩方(本文特指辩护人)均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有其共通的一面。然而，控方代表国家追诉被告人，作为受托人的辩方旨在免除或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二者具有天然的对立性，参与庭审也就有不同目标，这决定了双方参与法庭辩论时具体思维有各自的侧重点。
　　控方立场
　　控方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指控犯罪，其法庭辩论有三方面目标：一是说服合议庭支持起诉书的指控，对被告人准确定罪量刑。二是还原案件诉讼经过，论证程序公正，消除公众疑虑，维护国家既追诉犯罪又保障人权的形象。三是通过个案启迪民众、普及法律、合理引导人们的行为，以实现(刑)法一般预防的功能。
　　控方立场决定了其在法庭辩论中需要以法律思维为主，紧紧围绕证据、事实和法律三方面展开辩论，在必要时辅之以文学思维，运用好感情和文辞，也可以实现良好的效果。本案公诉词的成功之处，除了对证据、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论证之外，还在于其层层递进的论证思路，在于其从具体事实中合理提炼情感因素进行评判、说理。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对于控方而言庭审辩论中运用文学思维的风险远远高于辩方，大量案件控方在法庭辩论中基本停留于法律思维。
　　辩方立场
　　辩方代表被告人的利益，其通过法庭辩论也可以有三方面目标：一是说服合议庭判定被告人无罪或者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实现被告人利益最大化。二是从实质或形式方面向委托人(尤其是被告人亲属)展现辩护人风采与形象，让委托人觉得其委托“物有所值”。三是提升辩护人知名度、美誉度。
　　正因为辩方有不同于控方的目标，而文学思维对于实现其目标尤其是后两者有非常好的效果，因此在法庭辩论中辩方运用文学思维所占的比例往往高于公诉意见书，在极端的情况下正如本案辩护词，文学思维占绝对主导地位。
　　对辩方而言，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通过自身努力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即通过有效辩护实现被告人利益最大化，进而向委托人展现良好的形象和效果，最终提升自身知名度、美誉度。因此，对于辩方而言最好的方法是将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都最大化。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实践中上述目标又经常难以同时实现，甚至相互冲突，此时如何取舍、如何选择辩护策略考验辩方的良心和智慧。有些案件中，通过牺牲被告人利益实现后两者的目标，自然为人们所诟病。但在不牺牲被告人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通过庭审辩论力求实现后两者的目标，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也许这是本案辩护词能够获得理解以及一部分人追捧的重要原因。
　　控、辩的不同思路
　　控方立场与辩方立场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控方以立论为主，更多需要正向思维，无论是论证事实、还是论证罪名，对各个方面需要面面俱到的论证。而辩方则多是逆向思维，其主要任务在于驳斥控方指控的事实、罪名，或者突出某一从轻情节，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要争取一点或若干点予以攻破即可。
　　正因为此，公诉意见书更多地是从起因、经过、情节、结果各方面论证事实，从主观、客观、主体各方面论证定性，更强调完整性、体系性、逻辑性，法律思维自然起决定性作用。而辩护词既有可能从各方面予以论证反驳，但更多的则是选择其中一点进行论证。正如本案，辩护词在对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的前提下，选取案件起因这一点作从轻辩护有其合理性，而本案中要通过分析案件起因从轻辩护，充分运用文学思维也基本符合辩方立场。
　　3.争议焦点：事实、定罪和量刑
　　庭审既涉及证据的取舍、事实的认定，也涉及案件的定性、量刑，不同案件其争议焦点往往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也会影响法庭辩论中法律思维与文学思维的运用方式。
　　当证据与事实成为争议焦点时，法律思维自然占据主导地位。控辩双方围绕案卷材料、围绕举证质证的证据情况展开分析、辩论。在事实辩论中，法律思维的运用更多体现为对证据规则运用，以及借助于人们的生活经验法则来统摄、整合全案证据，推演案件事实。事实的认定以客观公正为目标，也是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对事实的判断应当尽量远离文学思维。
　　当案件定性(罪)以及法定量刑情节的认定成为争议焦点时，首先需要运用法律思维来分析论证，运用三段论的基本逻辑适用法律。当然，许多情形下文学思维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对法律规定模糊地带，对社会危害性的具体评价时，情感因素可以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近年来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中对非法经营的重新认定，于欢故意伤害案中对正当防卫的争辩，应当说情感因素起到重要影响。
　　当酌定情节成为争议焦点时，文学思维更有其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对于控辩双方而言，其各自的智慧在于如何从已经查清的案件事实中挖掘出不同的情感因素，作出合情合理的评判。由于法律不周延性或者立法的滞后性，很难将所有量刑情节予以法定化、明确化，特殊情形下运用情感因素分析酌定情节，对于调节刑罚、促进罪行均衡有重大价值。纵观近年来引发舆论关注的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量刑结果超出公众的一般认知，例如时健锋高速公路逃费案、刘大尉走私枪支案、天津大妈摆摊射击枪支案，抛开其他因素，从这些案件的再(二)审改判中可以看出情感因素对分析酌定量刑情节、是否启动特殊减刑程序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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