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那些不肯为历史的潮流所裹挟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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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3日，德国汉堡市海军训练船正在举行下水仪式，阿道夫·希特勒就在活动进行时突然出现，此时所有人都向希特勒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礼，只有一个人不仅没有行礼，还环抱双臂，露出了一脸的轻蔑与不屑。

很快，他被热爱领袖的人们举报。他的妻子因为是犹太人遭纳粹的杀害，他的两个孩子也因是混血儿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他自己则被送进了监狱，再后来被送上了战场，1944年10月17日，他死在了克罗地亚。
1991年3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上首次刊登出这张照片并向世人寻问他的名字，他的女儿认出了那是她的父亲。
在此后的日子里，在这张手臂丛林的照片里，他接受来自全世界亿万人的注目礼。
他是奥古斯特·兰德梅塞(191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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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8日，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及其情人贝塔西等人被意大利游击队第52旅枪决。4月29日，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吊在洛雷托广场的一个加油站的棚顶上示众，成千上万的人拥来观看。

因为贝塔西被枪决时穿的是半身裙，所以当其尸体被倒吊时，裙子自然的下垂了，露出了内裤。
就在这时，围观群众中走出了一个人。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独自爬上了梯子，将贝塔西的裙子拉起，并用自己的腰带系住裙摆，让其不再下垂走光。维护了这个可怜女人的最后尊严。

现在，已经没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了，但每提及此事，无人不对他肃然起敬。
他也许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但他的一个出于善念的小小举动，至今让我们对人性报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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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在次日国会对日宣战的投票中，在两院471名议员中，只有作为众议员的她提交了反对票。她说：“作为一名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但也反对把其他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是没必要的，我投反对票。”
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众议员，也是蒙大拿州迄今为止唯一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
她也曾在第一次当选议员后不久的1917年4月6日就美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表决中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当时她说：“我希望支持我的国家，但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
因为这张反对票，她1919年众议员任期结束后，没能连任，直到1940年60岁的她再次当选联邦众议员。
走出国会时，这位61岁的女议员遭受到了收听国会辩论实况的民众的谩骂和围攻，警察顶着口水把她护送到家。从此，再也没人会投她的票了，她的政治生命也从此彻底结束。
1973年5月18日，她在孤独中去世，享年92岁
1985年，一个女性的雕像被陈列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基座上的题词是：“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

这个雕像的主人就是那位投下唯一反对票的珍妮特·兰金（188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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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大林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忽然迷上了她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在得到她灌制的唱片后，他给了她一个装有20000卢布（相当于当时的5000美元，大约是当时苏联人均GDP的两倍，更是人均年收入的十倍不止）的大红包。
她给史大林回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写道：
“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所有的人，包括她自己都认为她不再可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了，但史大林读了这封信之后，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面无表情。
1953年3月5晚，史大林被发现猝死在别墅地板上，那时，室内的唱机上播放着的仍是那张她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
这是一个令无数男人汗颜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玛丽亚·维尼亚敏诺芙娜·尤金娜（1899-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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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他站出来反对日本侵华，公开呼吁执政者悔改。
他说：国家的理想在于主持正义，使弱者的权利免于强者侵害压迫。
他说：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因屡出“不稳言论”，他被迫辞去教职，但却继续办刊、出书发表反政府言论，直到日本战败。
他曾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在黑暗时期的良心'。
他的名字叫矢内原忠雄(1893-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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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京这座有3000余年建城史，860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遗存建筑开始被大量拆除。
那时作为建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他，为了保护古建筑奔走呼号，但在一片狂热的改天换地的呼喊声和要把北京插满烟囱的口号声中他的声音微弱如寒蝉。

绝望中的他抱着城砖，痛心疾首，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他哭着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转眼，60年都过去8年了，当今天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愚蠢时，一切都晚了。
今天的人们在那些不会超过四十年的伪古迹前或伪古镇中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时，也许会听到，但不会有多少人在意他的哭声。
他就是梁思成（190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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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1月1日，虽只有66岁，却已经是行动困难的她指着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的“一致通过决议：把刘XX永远开除出党”这句话，用手中的拐杖咚咚地敲着地板，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
从逻辑上讲，一致就是100%，少一个都不能叫一致。
在前一日包括毛林周康等132人参加了那个举手表决中，有131人举手表示赞成，只有一个她把手抚在自己的胸口。
那里有她的良心。

事后，康生对她说：“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许多年后，胡氏耀邦对她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
胡氏说的这位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大姐是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她叫陈少敏(1902-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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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时任北医专（北大医学部的前身）校长的汤尔和家里商讨对陈教授的处理方案。
这些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风传陈教授在八大胡同因争风吃醋寻衅滋事还抓伤了失足女青年的某个器官的谣言。
八大胡同，陈老师去肯定是去了，而且还是常客，但寻衅和伤人的事不好说有没有，因为监控探头坏了。
商讨的结果是借取消学长制的机会先免了他的文科学长，再停他一年的课，也算给社会一个交待。

1923 年1月，胡适（右）与陈独秀（左）在上海
当时只有他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反对。他认为，社会舆论表面上是针对陈个人道德，实际上是攻击北大新思潮领袖的手段。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陈还是因此被辞职了。
他后来写信给力主开除陈的汤尔和：那天晚上开的那个会，遗患无穷。
我不用说您也会知道，他是胡适（189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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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全国上下都在放“亩产X万斤”的卫星，无人敢置疑虚假产量。此时的正在成都郊区蹲点的他发现了干部谎报产量，他顶住了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
为此他还和西南局的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毛的调和才算是与李缓和了矛盾。

他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他的本名是曾正昌（192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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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传《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中，他说：我是一个喜欢唱反调的人，不愿意站在正义的一方摇旗呐喊，也不想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谴责任何人。

日本的文部大臣提出想当面祝贺他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对于这个会被大多数人当作毕生荣耀的事，他一口回绝。
他说：和公权力明确保持距离，是应有的姿态。
他就是《小偷家族》的导演是枝裕和（1962- ）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坚守自我、特立独行的人，他们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权势所屈服，亦不为潮流所裹挟。他们也许并不能代表正义甚至正确，但他们的存在会让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这么做真的是对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