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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什么说,玉米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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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年后,1496年,一种名为玉米的神奇植物被从美洲带到了欧洲,并逐渐传遍世界,日后,中国人不会想到,以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为代表,一场超级农业革命,即将在全球化的开声中,剧烈的冲击中国。
在传入欧洲55年后,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河南《襄城县志》就出现了关于玉米在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四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当时,由云南土司进贡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经过河南巩县,又被《巩县志》留下记载。
对此历史学家分析,玉米在从美洲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存在着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个方向,而明朝时期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字记录中的玉米,其应该是经过缅甸等西南陆路传入云南后进入中国的。
由于传入路线的多元化,在明朝,有关玉米的名称也出现了玉蜀黍、包谷、包米、包粟、包芦、棒子、玉茭 、珍珠米等多种称呼,对于这种在中国出现的新奇植物,为了撰写《本草纲目》行走四方的李时珍(1518-1593),在1552至1578年游走采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玉米在长江中下游的种植,但他对当时玉米的描写是“种者亦罕”。
但两百年后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湖南的《沅州府志》中,已经出现了“玉蜀黍 ,俗名玉米……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的记载,在低调进入中国200多年后,玉米,在中国开始爆发了。

▲玉米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后,传播一度较为缓慢
1尽管玉米经西南陆路和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但玉米在传入云南和甘肃等西部地区后,在明朝时并未向中国内地大规模传播,玉米在中国的爆发,首先源于福建等东南海路的传播。
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天主教传教士Herrera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已经出现了玉米栽培,由于福建地形“八山一水一分田”,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人口不断激增的福建到了宋代时,人口已经高度密集,并不断向外扩散进入江西南部的赣南、赣北地区,在此情况下,在明朝中后期引入福建的玉米、番薯开始传播进入江西山区,到了清朝道光时期(1821-1850年),江西《玉山县志》就记载说,当地“田间作息无间且晚,以余力竭之于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
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老秀才陈振龙为了拯救世人,从菲律宾偷运番薯进入福建的坎坷故事不同,玉米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难以考证,但在16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后,同样以福建为基地,玉米从福建翻越南岭山脉,随着福建移民进入江西,却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玉米的传播路线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此后,中国陷入了长期战乱,一直到1681年康熙皇帝基本平定三藩之乱后,属于玉米的盛世逐渐到来。
尽管多年战乱,但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玉米沿着福建-江西的路线,继续传入湖南,在清代湖南的方志中,出现了“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玉蜀黍俗名玉米,荆属傍山及州田多种之”的记载。
进入清朝康雍乾时期(1662-1795年)后,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南的路线,逐渐在湖广地区传播开来,这方面,棚民的开发至关重要。
2清朝入关后,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官方能控制的人口仅有1920万人,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后,中国人口开始激增: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人口达到了1.43亿人;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朝人口达到了2.96亿人;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达到了4.12亿人。
对于这种人口的激烈暴增,乾隆皇帝感到了巨大压力,因为当时,清朝的耕地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549万顷,扩展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时的607万顷,面对平原地区土地的开垦殆尽,乾隆皇帝忧心忡忡地说:
“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以不奋倍褪。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深忧之。有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藉以暂谋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
为了解决这种人口与土地的巨大压力,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清廷正式“弛禁”,从以前的禁止,转为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入山区开垦,并宣布山区开垦土地免收地税,同时还对山区居民在科举考试方面给予名额照顾,这些举措更加促进了中国山区的开垦,而耐旱、易种的玉米,从此随着中国农民的脚步,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挺进山区运动。
早从明代后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加上明朝后期中国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大量农民就开始涌入山区开发土地,这些在山区搭棚居住的农民又被称为“棚民”。
《清史稿·食货志》就记载道,“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著,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
当时,这些涌入山区的农民,通过砍伐树木从事耕种、炼铁、烧炭、种植蘑菇和采矿等各种职业,由于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这就使得更多的平原居民开始涌入山区避乱求生,于是,在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川鄂陕等各省交界地区,棚民的大规模聚集和向山区开发,成为明清时期的重要移民现象,而在清朝康雍乾时期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激增的人口无处可去,更加大规模涌入山区,于是,在乾隆六年(1742年)清廷正式放开山区开垦禁令后,一场有关中国山区开垦的浩瀚运动更是激烈展开。

▲康雍乾时期开始的人口大爆炸,与玉米的传播互为因果
在向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区开垦运动中,由于传统的水稻、小麦、粟、黍、高粱、荞麦等作物对水源、土壤和气候要求相对较高,这就使得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农作物开始大显身手:当时,棚民一般在山区的低地种植喜欢暖湿气候的番薯,在更高的山地则种植耐旱的玉米,在高寒地区则种植生存能力最强、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三种美洲作物因地制宜、轮番上阵,从而为棚民的生存,和中国的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动力。
当时,随着玉米的广泛种植,以地处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湖北恩施为例,“环邑皆高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马铃薯),穷民赖以为生。”
到了清朝嘉庆皇帝时期(1796-1820年),湖南湘西的《龙山县志》记载说,当地的棚民“烧舍种植杂粮,包谷尤为大庄”,同时期的湖南浏阳,其《浏阳县志》也记载说:“山土只种包粟”。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年),湖北建始县志更是记载说,当地“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
随着棚民在山区的开垦,于是,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广地区开始广泛蔓延,并反向渗透进入贵州、云南地区,到了嘉庆、道光皇帝时期,随着大量外省流民涌入云南,云南的玉米种植也进入了高潮时期,当时,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流民纷纷迁入云南,以致于当时清廷大员林则徐在云南保山县看到玉米种植“自半山腰中,下至临江间”、“无业客民,单身赴彼,或种包谷杂粮”,而在云南顺宁府,玉米甚至成为了主粮,“府属山多田少,多种荞与玉米,以此为天”,在云南曲靖府宣威州“苞谷,熬糖、煮酒、磨面,功用甚大,宣人仰为口粮大宗”。
3随着明末清初战乱的结束,玉米在中国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而随着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开始,玉米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当时,四川在经历明末清初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乱后,人口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面对四川土著人口几乎伤亡殆尽的惨痛局面,清廷从康熙皇帝时期,就开始大规模鼓励湖广地区的民众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而从康熙皇帝时期到嘉庆皇帝时期,湖广地区共有600多万人移民四川,从而为四川的人口复苏和开垦注入了崭新活力。
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浩瀚到来,玉米,也随之开始大规模挺进四川,并延伸进入四川与陕西、湖北交界的秦岭、巴山地区,乾隆时期,陕甘总督毕沅就上奏说:陕西兴安州(今陕西安康)“从前多数荒山,后因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来开垦,数年中,骤增户口数十万。”
当时,棚民进入秦岭巴山地区后,“或只身前往,或携眷而来,开垦黄山,种植包谷杂粮”,到了乾隆时期,陕南地区的《延长县志》记载说,棚民在陕南山区种植玉米收成显著,“近来南方普种山原,收获倍于别种,始知玉米”,“南方农人种仅二十余年,不忧饥饿且或骤致小富”,因此“劝种玉米以济民食”。

▲湖广填四川,促进了玉米在西部的广泛传播
当时,陕西“汉中府之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六邑,商州之镇安、山阳、商南、洛南四邑,兴安府属之安康、石泉、紫阳、询阳、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杂粮为正庄稼”,“山氓为常饭”,而在陕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包谷)一季歉收,不惟贫者无食,即富者亦无粮”的仰以为生的局面。
在这种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大规模挺进山区的作用下,中国开始了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对此,历史学家评价说:“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高产耐旱作物的引种等都曾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使人口有了新的增加”,学者姜涛也指出:“粮食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尤其是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无疑也是中国人口在明清两代得以大增长的重要条件”。
4但在促进人口大爆炸的同时,玉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在明末清初以前,尽管中国的原始森林逐渐经历了大规模破坏,但在川鄂陕、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等各省交界地区,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明朝中后期玉米、马铃薯等耐旱和适宜山地种植的美洲农作物进入中国后,随着玉米的大规模传播和开垦种植,中国的森林破坏也再次进入了高潮。
当时,各地棚民在进入山区后,纷纷砍伐森林种植玉米,在玉米的支持下,在山区扎根下来的棚民又继续砍伐森林炼铁、烧炭、种植蘑菇,这种“剃光头”式的山区滥砍滥伐,使得山区土壤在几年后就被雨水冲刷流失,到处“石骨嶙峋”难以耕种,于是,棚民又继续在山区迁移开垦“游耕”,使得中国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毁坏愈演愈烈。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年),陕南地区的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低山尽村庄,沟岔无余土”,随着棚民的大规模毁林种田,水土流失问题也日益严重,同治皇帝时期(1861-1875年),江西武宁县志就记载说,“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由于棚民开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这就使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严重。
对此,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年)就向清廷上奏说,汉水流域由于秦岭巴山地区的棚民开山种植玉米等农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至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水愈浅……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
在这种大规模开垦山区,造成滥砍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进入山区的棚民与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种土著与客籍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将棚民称之为“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写了《驱除棚害记》,以记载土著居民连结官府驱逐棚民的“功绩”。
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们不得不进入山区开垦谋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敌视,随着山区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进入山区的棚民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以致于当时的棚民哀叹说:“某骡子,实则骡亦不逮矣!”
在这种生活得比骡子还辛苦的沉重生活压力下,于是,嘉庆元年(1796年),在棚民聚集、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区,白莲教起义率先爆发,并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秦岭巴山地区,清廷最终经过九年混战,“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尽管白莲教起义平定,但清廷却元气大伤,开始步入乱世末日。
而从某种逻辑上,玉米的传播,也与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区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白莲教起义,有着间接的关系。

▲白莲教之乱,爆发在玉米种植最为广泛和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
5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鸦片战争的爆发,则使得玉米进一步扩散传播。
1840年,英国正式对清朝发起鸦片战争,清朝在屈辱中被迫卷入全球化,而随着洋布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者开始大量破产;在土地兼并、生态恶化的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
另外,在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促进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区开垦、破坏森林、水土流失的长期积累影响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水旱蝗灾也开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时期,清朝的自然灾害到达了高峰,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流毒影响到了民国时代,在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间,短短25年间,中国爆发重特大水旱蝗灾竟达77次之多,并引发了多次大饥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冲击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冲击下,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化也日益严重,于是,不仅仅是在山区,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尽管粮食种植结构仍然以水稻、小麦为主,但普遍将稻米和小麦用来交租缴税的农民,却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了,例如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黄县,由于玉米相对小麦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当地农民普遍以玉米为主食:
“食粮之属以麦与谷为主要品,其更贱者则为高粱,近二三十年来多种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为片片,谷制者少矣,盖黄境全恃三省之粮,东三省产包米,其价较谷为俭,农家乃自种之,食之颇甘,微不耐饥,故包谷日多,而谷日少,并高粱亦鲜食者矣。”
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农民贫困的日益加剧,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开始广为种植,为了活下去,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相对精细的稻米和白面,改而吃起了相对粗糙的玉米和番薯,因为玉米和番薯这两种作物相对更高产、更便宜,农民相对还吃得起。
对此,民国时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说,“南人食稻,北人食麦,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篓人之常食品,南为薯芋,北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则仅见。”

▲玉米在晚清民国时期,成为北方贫困农民的重要主粮
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山东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是以玉米、高粱、番薯等为主食,而不是传说中的小麦,民国山东的《清平县志》也记载说:
“食品,以麦为尚,惟富民食之:中产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粮(粱)等,而间以薯芋。”
民国时期河北《清苑县志料》也记载道:“乡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为多,向不食用麦粉,即食之均在旧历年节或麦秋时偶用数日,过此以后仍食杂粮,高年人亦有食麦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劳农人家自以粗粮为便也”。
而在河南,民国时期的《洛阳县志略》也这样写道:“贫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甘薯、豆类等杂粮,而佐以园蔬及野菜之类”。
在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化的影响下,于是,玉米的种植继续迎来了高潮,甚至在传统上号为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区也“多种之”,例如在浙江遂安县“玉蜀黍……几为全邑半年之粮”。
也就是在这时期,玉米最终在黄河中下游也广泛种植开来,并突破长城,进入到了长城以北的内蒙和东北地区,于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以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番薯和马铃薯等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最终逐渐定型,而历经四百多年传播,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最终也在中国扎根下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粮之一,并助力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而在品味历史的同时,我们作为祖先艰苦谋生的留存后裔,又怎能不感谢玉米的功勋和上天的眷顾?

▲玉米在今天中国的主要分布区域
参考文献:
  • 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 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 王双怀:《明代从海外引入华南的粮食作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 金麾:《清代森林变迁史研究》,北京林业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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