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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创建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儒家文化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创了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美誉和世界文明之旅，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影响也是巨大的。
一，什么是儒家文化？
现代科学文化体系是西方文化的概念，西方文化把科学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各类项下又分为多个单科学科。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就提出了社会科学体系三层论的观点，即第一层是哲学科学——一般；第二层次是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特殊；第三层次是单科性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个别。
中国文化亦称国学文化则是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它并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从各种思想学说的地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梳理、整合、归类，然后划分出若干学科。而相反中国文化的每一种思想学说又都是融合了众多（西方文化）学科内涵于一体的系统科学学说。各种思想学说之间即有一定的相通性，又相互独立、相互排斥而自成体系。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体系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的集合体。如道家、儒家、法家文化等。
正如前述，由于中西文化体系的不同，自然也就无法用现代科学文化体系概念简单地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哪一学科相提并论。但是没有比较，就没有提高。如果我们依然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去认识、研究儒家文化，就无法从狭隘的视野中挣脱出来。正如苏轼的一首哲理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今世界已经跨入了多极文明交织、融合的时代，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潮流中，唯有文明才能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也有说六大、七大）唯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如何挖掘和阐发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比较研究。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么，中华文明要与谁比才能凸显其“优秀基因”呢？日本著名中国法律史学家滋贺秀三教授从法文化角度说过的一句话，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纵观世界历史，可说欧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极具独特性。而与此相对，持有完全不同且最有对极性的法文化的历史社会似乎就是中国了。”我国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也曾说到：“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漂浮无根;治国学者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
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发展证明，西学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和贡献最大。因此，诠释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最好路径也唯有与西学进行比较研究。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立的德治文化，其本质和目的就是“为政”，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思想。曾子《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文化的德治也一直是帝王统治封建社会的主要政治手段。历史上西方学者多认为儒家文化属于哲学范畴，如果沿用这一观点来解读儒家文化，显然与儒家文化追求的社会治理功能相去甚远。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的科学”概念后，从社会哲学中逐步演化出来了一门现代学科，即社会学。何为社会学？郑杭生认为它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所以，从现代科学文化体系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文化，它应当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社会学学科进行比较研究，更能凸显儒家文化的特征。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极力推崇的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机制是法治文化，它是通过法律的制裁手段，针对社会现象的发生，如违法犯罪，通过惩罚措施的威慑力来实现其社会管理功能的，其特色是“事后管理”科学，即惩罚科学。儒家文化极力推崇的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机制是德治文化，它是通过“尊礼”的手段所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即道德，达到避免违法犯罪等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来实现社会管理功能的，其特色是“事前管理”科学，即预防科学。因此，西方的法学科学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也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是西方的法学属于单科性的社会科学，其视野“过窄”，且其指导思想，管理手段等方面与儒家文化不同，如果把儒家文化与西方的法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似乎有“门不当，户不对”之感，也会限制我们对儒家文化精髓的挖掘和阐发。如果用“殊途同归”来形容两种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则更为恰当。
二、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科学，为什么首篇是“学而第一”
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常把儒家文化的“学”字解读为学习、学识，那么用现代科学文化又该如何解读呢？首先，我们通过传统经典文化来领悟，如《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次，我们也借用“大家”的观点，如张之洞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另外，在《论语》中与“学”相近、相通的还有“知”等。由此可见，“学”的内涵之丰富，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的厚重感，而西方文化则是从社会现象等中找寻出其相通性、内在逻辑关联性、必然性的抽象思维科学，因此，西学的概念“文化”往往属于平面思维，直观、简洁，而中国文化的厚重感，对其解读则主要靠“悟”，这也是中西文化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正所谓，内涵越大，外延越小；内涵越小，外延越大。所以，我们用现代科学文化的概念思维去解读“学”，则会限制我们对“学”的内涵领悟。“学”就是“学”，或许我们不从西方文化概念思维的模式“解读”，依然用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方法去悟效果更好。借用孔子曰“君子不器”的思维模式，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如老师教小学生时可以简单、笼统的解读为“学习”，而对大学生则需要用开拓的视野去领悟其还包含有学识、价值观等寓意。
现代社会学认为学习是人实现社会化功能的手段，人通过学习掌握了学识和文化，而学识和文化反过来又提高了人对社会的认知，使得人类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生存能力显著提高，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后人亦称“适者生存”。所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学，把“学而第一”放在社会学的首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也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共识，比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了二千多年。也可以说儒家文化创立的“学而第一”思想，才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s价值。
《论语》把仁、义、礼、智、信，放在“学而第一”的篇幅中，丰富了“学”的内涵，并提出了孝为仁之本、敏于事而讷于言、贫而乐，富而好礼等理念，更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如在现代社会中，养老已成越来越棘手的社会问题，而儒家文化的一个“孝”字，即很好的解决了困扰当今世界养老难的社会现象。而仁、义、礼、智、信又是每一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好的小事”。这就是中华文明在社会治理模式中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原因所在。自始至今，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中国学研究带头人,列文森在《儒教中国与现代命运》中就讲到：“道德是约束人们行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利器,是治理社会成本最低的一个手段。”反观西方古希腊文明的早期，其也是推崇德治的，但由于其没有找到实现德治的路径，终归只能处于一种“理想国”的理想精神。
三、文化的力量
什么是文化？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将文化的构成划分为五个部分。
1、符号。人通过创造文字、数字等符号，使得人类能够理解现实，能够交换和保存复杂信息。简而言之，我们既能创造文化，又能从文化中学到很多（盖斯费尔德和米恰诺维茨）。科学家尝试对猩猩进行使用语言（哑语）的实验，让其掌握文化，结果证明猩猩只能借助两三个符号表示有限的意义，究其根本则是其尚没有创造文字等符号的能力。
2、价值观。语言是我们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它们会对言语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影响（萨皮尔—沃夫假设）。中国的文字、符号，创造了传统中国文化，而传统中国文化也自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承载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它们是中华文明的载体，而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则使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也有称六大文明）唯一绵延不绝的文明。也可以说它们的消亡，就预示着中华文明的断代或灭失。那些“叫嚣”汉字过时的“预言家”们可以休矣！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靠舶来文化的复制之路是行不通的。
3、规范。包括社会习俗、民德、法律。不同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社会习俗、民德、法律。法国的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讲到：“法律应该量身定做，仅仅适用于特定的国家；倘若一个国家的法律适用于另一个国家，那是罕见的巧合。”
4、约制。一个社会要运作，就必须强化它的规范。人们被迫遵从，或者说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动，即使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困难和不愉快的。对社会规范的违反被称为越轨。对规范的遵从通过约制的压力而得到强化，即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吉布斯）。
5、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作为文化中的一部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生存等的影响愈来愈深，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阐发传统中国文化时，必须适用于当代价值，切莫“穿新鞋走老路”，靠“柏拉图”式的理想信念解读中国文化，只能葬送传统优秀的中华文明！
综上所述，重温《论语》，感受文化的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重建社会价值观，理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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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4 0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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