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晚明以来士人心灵艺文志
李冬君/文
明中叶以后，文坛上流行一股清丽的小品文体，短小精悍，格言款式，说着性灵的话语，句子很甜，像只花丛中的蝴蝶，在生活的花园里吮吸；句子很人性，像个愤世嫉俗的青年，灵魂对肉身的惊异发现，开始放纵一种自我审美的张力；句子很愁苦，像位饱经苦难的老人，回忆当年不知苦滋味的鲁莽。而对于这些应接不暇的巨人艺语，再也没有比小品文更为应景的款式了。
张岱有个陶庵梦
汉文化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明末甲申国变，积攒了2600多年的风华，至明朝末年而绝代。张岱的审美生涯，就是在这样一帧锦如汉赋的终极篇章里徜徉走过的。对汉文化繁复的精致与极致，他那份单纯的沉醉，却表现如饕餮，以他那颗冲破伪道学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的性灵之心，乐此不疲在物欲缤纷的世界里，展示他的名士风流，搅动上流社会追逐名士以及名士手上的长物风流。
可耗尽他倾情大半生的华美，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却不过是回眸的一抹惊艳。1644年清人入关，大明江山如多米诺骨牌，从北向南最后一块倒在这枚“性灵纨绔”的脚前，他以历史之眼观摩了这场王朝易代的演出。好友苏松总督祁彪佳在杭州沉池殉明，而另一位好友大明的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铎，与大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则在清人兵临南京城下时，携手打开城门，亲自迎清军入城。
此情此景，张公子怎么办？张岱没有功名，可以不殉国，也不必殉国，那国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朱家王朝，而他的江山在文化，文化的江山里的精华就在他的脑子里、身体里，与他的生命共一体，他要将文化的江山保存下来，传承下去，他还不能死。
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说：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饥饿之余，惟弄笔墨。去冬还轻裘珍馐，今冬却无钱举火，这种从巅峰跌入深渊的体验，如梦中惊醒，提示他作为兴亡遗续的使命。《石匮书》是祁彪佳殉明前，叮嘱张岱不能死，汉人的历史唯张岱这般锦绣人物才能完成。
跌入深渊反而踏实了，就在深渊里写作。记得林风眠先生说的，我像斯芬克斯，坐在沙漠里，每一个时代皆自誉为伟大的时代。可伟大的时代一个接一个过去，我依然沉默。历史呼啸而过，王朝是历史之鞭下的陀螺。
张岱不再恣意放纵，不再叛逆，而是沉浸在深渊里静默观看，回忆思索如梦一般的绝代风华。对痴人不能说破梦，于是，他痴于梦而将醒沉于梦底。王国维与张岱一样痴，却又绝望于梦醒，于是，将醒沉于湖底。而张岱在梦底，每忆一美，每一忏悔，每一记之，每一泣之。
这期间，他完成了《石匮书》这部重要史学著作，以告慰他的老友祁彪佳。当年他想与祁彪佳同殉大明，老友不允，嘱他汉人的历史要汉人来写，要他活下去，完成《石匮书》。他有这个能力，可以说他甚至比谈迁、全祖望、査继佐更有资格列为“浙东四大史家”之一。
《陶庵梦忆》留住了文化的根，无论阳春白雪，还是市井玩好等诸诸般般，都在他伤心的俏皮绝句里纷纭呈现，一部汉文化两千年的百科全书。这是一卷张岱手里的“清明上河图”，从12世纪
到17世纪，从北宋末宣和年到大明末崇祯年，从开封汴梁走到会稽山阴，襟带扬淮、金陵、苏、杭，汉文化走了五百多年的锦绣之路，以其丰赡培养了一批百科全书式的士人精英。《陶庵梦忆》在前，《红楼梦》在后，张公子的痴狂启示了贾宝玉的叛逆，又无可奈何轮回为世俗观念中的痴癫，最终被逼向出世；而曹雪芹的痛惜与悲悯，则在缅怀张岱那一时代的华彩中萃取并挽留了中国古典风范。一部伟大的作品，必有诗性和人性打底子，表现苦涩的时代之狂。
明代狂人多，“狂”的代表有两位，一位是思想家李贽，另一位是艺术家徐渭，此二人皆以“狂”名世，亦因“狂”而被世人铲除。李贽是狂人的先驱，徐渭是张岱的父辈；李贽要我理我穷，我物我格，其狂若高高山顶行；徐渭则要泼墨大写意，其狂光芒夜半如鬼语。
徐渭去世的第三年，山阴同郡张岱出生。张岱少年时就痴嗜徐渭之狂格，遍访搜集徐渭诗稿，26岁时刊印《徐文长诗稿》。狂人陈眉公是张岱的父辈，也是他的忘年交，狂人陈洪绶是他形影不离的至交同伴。
情人入关，国变传来，陈洪绶正寓居徐渭的青藤书屋，悲痛欲绝，纵酒大哭。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说他这位兄弟，国亡不死，不忠不孝，其实那是在痛责自己。去年还同王铎泛舟杭州水上，谈书论画。转年就看他开南京城门投降清人，以张岱的痴狂，内心将起怎样的波澜？
葬完义士祁彪佳，陈洪绶作陪，张岱在自家府邸，接驾鲁王朱以海，并请鲁王观赏自家戏班演出的《卖油郎》，以此绝唱辞别鲁王，归隐山林，表明自己的决绝心迹。几年后，他的次子欲博取功名，去参加大清顺治十一年的省试，寄身于异族篱下为臣。想来他也别有心情，一种烟波各自愁吧。幸亏还有一座文化的江山，“愁”还有个去处，在《陶庵梦忆》里慢慢纾解。
晚明士人心苦，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中，他们以放纵寻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样式，以“痴狂”的天真与稚嫩，从太湖流域啸傲到西湖岸边，以为找到了新时代的自我定位。“痴”如一盏灯，可以风雨夜行，做一番独特的游历；“狂”如一把火，如一道闪电，如一个霹雳，就如同闻一多诗里说的“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但一切还未及成型，便被野蛮打得七零八落、凋零一片了。
文明倒挂了，落后战胜了先进。明亡后，在这巨大的历史时差中，顾炎武似乎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亡明可以，不能亡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读书人要守住文化的根，作最后的抗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陶庵梦忆》以审美的眼光，一边扫描文化中国，一边留下了珍贵的文化中国之遗产。今天，我们读狂人书，似乎可以触摸到文明的哀伤。《陶庵梦忆》是晚明繁华世相的一个立此存照，张岱是悲凉的，他披发归隐，不与新朝合作，将生命终止于前朝旧梦中，供后人凭吊。
李渔把生存过成诗
明清之际，历史轰然飚过。尘埃落定之后，新秩序下，人们还得照旧生活。生活与生存不同，生存可以将就，而生活就要讲究。生存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得遵循价值规律。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荣辱得失是价值规律。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告诉我们“闲情”是生活，生活是生存的偶得，必须料理好生存，生活的感应频率才会显现，在生存之闲时必须锦上添花，才是人的生活。不必忌讳锦上添花，“添花”应该是人生的坐标。
李渔的一生，是一介寒士的奋斗史。
他总是涉险于贫困的边缘，起伏如冲浪，但无论浪尖还是谷底，无论前浪还是后浪，他始终会坐在浪尖上，抓住瞬间的峰巅，钟情于生活的审美，沉浸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与趣味里，顽强地活出品位来。他对生活的挚爱，使他给予《闲情偶寄》的精神基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执着。他写作，带戏班子演戏，携一大家人游历，品吃、养生、造园子，把一个“芥子园”营造成生存与生活“两重天”。事实上，有关生活的品位，他都不妥协。
李渔比张岱小十几岁，为同代人，两人时间重叠，但他早于张岱先逝。他们，一个生活在过去的回忆里，一个生活在当下。隐居后，张岱开始写《陶庵梦忆》，直到130年后，西历1775年，乾隆44年，这本书才面世。而李渔56岁时，便开始总结他的戏剧理论和生活美学，着手著《闲情偶寄》，1671年刻印全稿，与张岱的《西湖寻梦》同年付梓。看来，李渔没有读过《陶庵梦忆》，甚至在写作《闲情偶寄》时，亦未睹《西湖寻梦》。而张岱则有可能知道或看过《闲情偶寄》？不知两人是否有过交集，以张岱对戏曲的痴，不会不知道李渔，他在《陶庵梦忆》里说：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可供一刻受用。这说明他们“性相近”呐，也许他们因生活于不同圈子而“习相远”。一个是富家纨绔，一个是乡里村娃，习惯必然霄壤。
李渔萍寄杭州发展时，张岱在绍兴快园隐居，还时常泛游西湖。不过，那时张岱已经隐逸，写作、挑水、莳田；而李渔正一边游走于达官贵人的府邸讨生活，一边在市场里寻求安身的方寸，以他有骨有节有性灵的审美原则，才不至沉沦于“唯物”的生存。
李渔身上有市井气，这是张岱不具备的。李渔是金华兰溪伊山头村人，游埠溪从村里流过，舟行数里，就到了游埠镇码头。码头，唐初就建了，唐代诗人戴叔伦曾放棹兰溪，有诗句“兰溪三日桃花雨”，此后有几位大诗人都来过。小时候，李渔常从游埠镇码头乘船到衢州看各种戏班子演戏。那时，镇上百业兴旺，码头有“三缸”（酱、酒、染）、“五坊”（糖、油、炒、磨、豆腐）、“六行”（米、猪、药、茧、竹木、运）、“十匠”（铁、锡、铜、银……）等，四方贾商云集。
中国士人一般都会自带诗文气，而对市井气则避之唯恐不及。一介寒士在体制外生存，必须有市井气。李渔就这样，可以建园造景，可以自带戏班子，亦可写畅销书；不愉快就迁徙辗转，把一个大家庭背在肩上；或建在书斋园林中，一家人过着自由平等真爱的生活，艰难的生活硬给他过成了一首有结构的诗。
《陶庵梦忆》也写市井玩好，但那是“隔岸观火”式的观察与审美，而李渔则生活其中，被人以“俳优”鄙之。张公子是真“闲情”，他有富庶的家底和才情供他尽情挥霍，而李渔则是忙里偷“闲”，对他来讲，忙是生存，“闲”是生活，生活是精神和心灵上的闲暇，他只要有才情一项技能仅供差遣就够了。他没有像张岱那样披发归隐，而是选择了剃发，他把头发上交了大清王朝，算作“人头税”，同时，他把大脑以及情感与思想，作为“投名状”入伙了文化的江山，他要在文化的江山里艺术地活着。总之，李渔和张岱各持各的人格操守，各有各的命运。
汉文化到晚明的精致样式，定格在《陶庵梦忆》里，又在《闲情偶寄》里鲜活。林语堂说《闲情偶寄》，可以看作是新一代中国人艺术生活的指南。
李渔还有一股豪杰气，一生结交很多朋友。在南京与曹雪芹的曾祖江南织造曹玺有走动，与曹雪芹祖父曹寅是忘年交，看来在《红楼梦》之前，那些经历易代的士人，不约而同对即将终结的晚明文化进行了一次重启式的彩排。如果说“重启”是一次文艺复兴的话，那么《红楼梦》则是这一次彩排的伟大成果。
沈三白浮生沧浪
北宋庆历年间，一位诗人在体制内很郁闷，便从开封府往“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锦绣江南去，在江枫渔火处，购得一园，开始经营起自家的精神据点。
诗人临水筑亭，心似沧浪，故名之曰“沧浪亭”，自号“沧浪翁”，此乃苏子美也。
此后，光阴似箭，穿越了两三个王朝，又来了一介布衣书生，姓“沈”，名“三白”，身旁还有一位女子，亭亭玉立、眼色纤纤地落在潮湿的苔藓、古树皮的褶皱中，如惊鸿一瞥，那便是芸娘了。俊男美女，轻罗小扇，借住于沧浪亭，伏于窗前月下，清风徐来，暑气顿解，品花赏月，其乐何之！
十八世纪的沧浪亭，还是可以登叠石远眺的。中秋日，三白携芸娘登亭赏月，晚暮炊烟四起之际，二人还可以极目四望，见西山，水连天，一片疏阔。
三白时时慨呼：幸居沧浪亭，乃天之厚我！芸娘也常叹：自别沧浪亭，梦魂常绕。那时三白困窘，倒也闲暇清淡，卖画为生，布衣蔬食，有芸娘相伴，可谓知己，然而，人有病，天知否？
沈三白，略晚于曹雪芹，两人身世、性情相似，都能诗会画，一个写了《浮生六记》，一个作了《红楼梦》，都有凄美的爱情故事，滋生在情感的原始湿地里，过着远离清廷体制的性灵生活。《浮生六记》中“闺房记乐”，带给读者对爱情的审美寄托，不输于《红楼梦》的“宝黛”悲剧。沈三白与妻子芸娘，在“沧浪亭”里浮生，烹茶煮字，品花赏月，日子虽时有捉襟见肘，但他们物欲不高，日子过得如诗如画。三白喜谈《战国策》和《庄子》，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芸娘也有自己的审美，她说学“杜诗之森严，不如学李诗之活泼”，根性里与夫君心有灵犀。
“人弃我取”是三白的生活美学观，他和芸娘的居所，名之为“我取轩”。可惜，怎奈红颜薄命，芸娘独自西去。三白笔下，不依不饶的悼亡，将芸娘兰心蕙质、典雅朴素的气度美，定格为中国文化对女性审美的标杆。
十九世纪末，王韬的妻兄在苏州的一个冷摊上，发现了沈三白的这本自传残稿，经王韬之手，才得以流传后世。不知这位三白公子是怎样的倾慕李白，反正，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诗眼人生。
三白只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介布衣可供审美的自选集。人在“沧浪”中浮生，不仅可以像苏子美那样高蹈隐居，还可以像沈三白这样平淡过日子。
林语堂读罢《浮生六记》叹曰：芸娘之美不可及。曹聚仁云游至沧浪亭，忽有所悟，叹息道：在那样精致的曲榭中，住着沈三白这样的画家，配着陈芸这样的美人，是一幅很好的仕女图，只有在工笔画里才能看到。
读《浮生六记》如品古画。
上大学时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厚厚的一大本。只记得被一句话如电火行空般击中，大意是每个人内心都会为艺术留有一小块方寸之地，只是看你有没有发现它。那一刻我发现了它，那蒙尘已久的对美的冲动就这样被擦亮了。是丹纳打开了我的审美天窗，使我坚信美与生俱来，是人性的元色，真善的底色。
读书，知性的参悟与知识性的了解是不同的，也许就是一个缘吧。从“疫情期间生命的‘清供’”至“儒歌到晚明的走板”以及本篇，这三篇文字，是我封闭在家时，面对17本古人的书，边翻翻看看，边随手记录偶得。我想，这17本书以及它们的作者，都拥有一句话的审美启迪之力，阅读它们，得之一体一言足矣。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四卷，中信出版社） |
|
发表于 2020-9-24 03:00:11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