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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十子:徐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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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4 02:59: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越中十子:徐渭
  赖智龙
  至于十子中在后世名气最大的徐渭,他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就更深了。王阳明归越时,徐渭年纪尚幼,故没有机会亲授于阳明。不过,徐渭对未曾谋面的越中大儒王阳明十分敬仰,在《送王新建赴召序》称“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道也’’,把阳明直比周公孔子,阳明心学也上升到了“圣学”的高度。徐渭游览王阳明寓居之所时,作《水帘洞》(阳明先生赴谪时投寓所也)一诗,“投荒犹自闻先哲,避迹来从此地居",阳明居住过的地方在徐渭心目中有难以言说的魅力。徐渭与阳明传人的关系很密切,《徐渭集》中留下了不少与季本、王畿、钱德洪、萧鸣凤、薛应旃、张元汴、唐顺之等心学人物交往的诗文。徐渭晚年所著《畸谱》“师类’’中记下了王畿、季本、萧鸣凤、钱椴、唐顺之等老师,其中,以浙中王门传人季本和王畿对他影响最大。
  徐渭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开始师事于季本,从此一生尊季本为师。据《畸谱·纪师》: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徐渭又在《奉季先生书》一文中谈及与季本的师生之情时,说N-“渭始以旷荡失学,已成废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气弱卑,数年以来,仅辨菽麦,自分如此,岂敢以测夫子之精微。”,言语之间无不流露出对尊师季本的深厚感激之情。徐渭的诗文记载了与季本的交往,其中诗有《业师季长沙公隐舟初成侍泛禹庙》、《丙辰八月十七日,与肖甫侍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岗背观潮》、《与季长沙老师及诸同辈侍宴太平叶刑部先生于禹庙》、《季长沙公哀词二首》等,文有《奉赠师季先生序》、《先师季彭山先生小传》、《师长沙公行状》、《季先生入祠祭文》、《季彭山先生举乡贤呈》五篇,另有代作碑序《景贤祠集序》、《季先生祠堂碑》两篇,书信《奉师季先生书》三封。
  徐渭的另一位老师王畿也对徐渭有着不小的影响。徐渭尊称王畿为“龙溪老师”,在《龙溪赋》中徐渭这样描述王畿:栖志诗书,研精典籍,知乐水之称智,乃临流而托迹,悟江海之处下,合弥谦而受益。斯则琳哨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足以适其情,故为士林之所贵,而君子之所称。兹托号者之真,而庶几于赋号者之亦非无所因也。赋中勾勒出了一位恬澹自适、好学谦虚的儒者形象,徐渭对老师的推崇溢于言表。在为王畿所作的七古《继溪篇》一诗中,“龙溪吾师继溪子,点也之狂师所喜。自家溪畔有波澜,不用远寻濂洛水",徐渭以“濂洛水”暗指程朱理学,“自家溪畔’’暗指阳明心学,两种学说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一目了然。此外,王畿很欣赏徐渭“点也之狂”的狂者气派,这与他所宣扬的“天机自然”的学说不谋而合。徐渭写给王畿的其他诗作有《送王先生云迈全椒》、《洗心亭》(为龙溪老师赋池亭,望新建府碧霞池)、《次王先生偈四首(龙溪老师)》等,书信《答龙溪师书》,与王畿讨论诗歌创作。徐渭从学于季本、王畿二师,其哲学思想和文艺观深受二师的影响。季本、王畿治学道路有所差异。徐渭综合Y-人的观点,提出了了自己的“以中为本”的哲学思想和“真我说"文艺观。
  十子论诗真情自然的观点在徐渭的“真我说”中得到了较全面的论说。《涉江赋》一文是徐渭在嘉靖壬子(1552年)第五次应乡试败北时所作。在赋中徐渭提出了以“真我”为旨归的哲学观:
  爰有一物,无里无碍,在小匪细,在大匪泥,来不知始,往不知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得亦无携,失亦不脱,在方寸间,周天地所。勿谓觉灵,是为真我,觉有变迁,其体安处?体无不含,觉亦从出,觉固不离,觉亦不即。立万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
  这篇赋带有徐渭因人生失意而求自我解脱的痕迹,不过更应该视作其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在徐渭看来,人生有成功有失败,但无论得失,都要力求保持一个“真我”。这个真我,既在方寸之间,又周于天地之所,并且“立万物之基,收古今域”,可见徐渭把“真我"纳入到宏大深远的时空之中,极大得凸显了“真我”的存在。这正如他的老师王畿所言:“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心学对主体精神的弘扬在徐渭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种“真我说"推及到文艺创作思想中,便是提倡自然的真性情。
  徐渭对当时文坛的虚伪因袭风气深恶痛绝,他为此屡屡发出诗贵真情的呼声。在为同窗丁模所作的《肖甫诗序》中,他说:
  古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
  诗歌本来源于真诚的情感,那些设情而为之的作品怎么能称为“诗”呢?徐渭直陈设情以为之的作品就在于“干诗之名”,其结果在于因袭诗歌的格调与文辞,而导致诗亡。
  在《叶子肃诗序》中,徐渭又以比喻的方式提倡真性情的诗: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日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己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徐渭把那些因袭模拟的文士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人闹出邯郸学步的笑柄皆在于“不出于己之所自得”。因而徐渭对同窗叶子肃“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的诗作大为激赏。对于当时的文坛之伪,徐渭十分看不惯,他反复强调真性情的可贵,其对“真我说”的执著可见一斑。
  徐渭对真性情的提倡继承了前人“诗缘情”的观点,在当时模拟剽窃成风的文坛,徐渭能始终不遗余力得坚持真情说,尤为可贵。不可否认,前后七子在倡导文学复古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真情说。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就借王叔武之口认为“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进而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七子之一徐祯卿的《谈艺录》更像是一篇真情说的宣言,其间处处可见论情的语句,如“情者,心之精也”、“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诗以言其情,故名因象昭”。然而因七子力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对格调法度的重视远远甚于重情,李梦阳提出的“因格立情”走到了真情说的反面,其诗歌创作有时也不免陷入“尺尺而寸寸之"的泥潭,领袖如此,何况那些闻风而动、趋之如骛的文士,复古运动日积成弊的局面在所难免。
  十子诗歌创作的趋同性还表现在诗歌取径较宽,不拘于汉魏盛唐。陈鹤作诗“初拟贞观以还体,晚得大历中兴意",,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明诗评》中评论陈鹤“初法杜氏”、“后入中唐”,可见陈鹤早年曾学盛唐,晚年则学中唐。其实陈鹤取法的对象也不一,可谓转益多师,徐渭《陈山人墓表》云:“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既己间出己意,工赡绝伦。"⑥作为好友,徐渭对陈鹤的诗歌成就带有褒奖之誉,认识到了其诗风取法的多样性,而徐渭学习的路子更宽,师心师古,无所不包:
  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纵横,不傍门户,故了无痕凿可指。诗亦无不可模者,而亦无一模也。此语良不诳。
  徐渭的这段描述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在转益多师、兼取各家之后,最终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达到无所依傍、纯任自然的创作效果。这是无数诗人梦寐以求的高度,而徐渭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取得了富有成就的诗歌创作成果。
  第二节:十子多样化的诗歌创作风貌
  十子对于诗歌尚理与贵情的观点表现了他们坚持古典诗歌情与理统一的理想。在诗歌创作观的指导下,由于个人的性情、才力及人生经历的差异,十子的诗歌在趋同性的局面下又展现了多样化的创作风貌。
  一、徐渭的诗歌创作
  越中十子当中,徐渭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虽然在当时“名不出于乡党’’,淹没在复古后七子的光环里,但文长逝后不久,即为袁宏道慧眼识珠,赢得身后名。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漫游东南,专程赴绍兴看望好友陶望龄。一天晚上,袁宏道随意在陶望龄书斋翻看一本名为《阙编》的诗集,未读几首便惊跃起来,急问《阙编》的作者。陶望龄称是同乡徐文长,“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倡导“独抒性灵”的袁宏道仿佛找到了隔代知音,其所作《徐文长传》一文对徐渭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其中论及徐渭的诗歌成就尤其精彩: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风行,风呜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呜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此段评论基本囊括了徐渭诗歌创作的信息——平生经历的坎坷,漫游的广阔,放浪不羁的性情,无所不包的诗歌风貌,气象万千的艺术风格。纵览徐渭一生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的诗歌,的确很难用单一的风格概而论之。论其诗歌体裁,从四言到七言,绝句、律体、民歌乐府、词赋兼而有之,徐渭各体兼擅,尤其在七绝、七古方面成就最大;论其诗歌内容,但凡天下大事、江河山71I、个体情怀、佛道哲理、日常写实等无不涉及,社会人生的丰富与复杂性见诸徐渭笔端,其审美境界的广阔可见一斑;论其艺术风格,奇崛险怪、激烈豪迈、清真意浓、俊爽颓放,风貌不一,可谓气象玲珑。徐渭的诗歌创作水平是随着其人生体验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推进的。早年作为青年文士与越中十子交往的徐渭俊采风流,意气风发,家道的不幸与科举的挫折并没有磨灭他对人生的热情。徐渭少年时自视甚高,“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九岁成文章,便能发衍章句,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一初涉诗坛,徐渭便逞才使能,以此彰显他的创作才华。不过,由于人生阅历的粗浅,以及不自觉的浸淫于复古风气中的缘故,他最初的诗作尚显一般。试看其早期作品《登滕王阁》:南浦雄州开水上,高台积翠绕天涯。匡庐地远连秋树,荆楚山长入晚霞。新阁不巢唐幕燕,莫林多下汉江鸦。归船便取章门路,西去郊原日易斜。
  此诗作于徐渭在广东阳江成婚后返绍兴参加乡试的归程中,其格律和用语有唐人之调,写景清丽,意境较为开阔,但明显带有模范盛唐杜诗的痕迹。在形成自我的风格之前,师法前人是必经之路。早年的徐渭诗歌也不乏佳作。如五律《桃花堤上美人走马》:
  一镜围湖水,千峰绕梵宫。大娘回剑器,小伎落惊鸿。影深穿柳日,啼响带花风.望断梨腮粉,红尘一道中。
  整首诗一气呵成,读来清丽俊爽,将美人走马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类似的诗作还有《西北》三首,《海樵山人新构》二首等。
  年少轻狂的时光没过多久,徐渭的人生磨难便接踵而至。结发妻子潘氏早逝,科举屡次受挫,贫困如影随形,中年杀妻坐狱七年,徐渭真正体味到了命运的多舛,他把对人生与时代的感悟体验寄托于诗歌中,以抒发“真我”为创作的核心,或抑或扬,或张或显,肆意地宣泄,愤懑地控诉,真情地赞美,辛辣地讽刺,融贯诸家,游刃于有余,此时的诗艺真正成熟起来。袁宏道称其诗“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显然徐渭是取法不一、转益多师的,在他的诗歌中能找到李贺、杜甫、苏轼等诗人的影子,却融化得不着痕迹,徐渭真正做到了师古与师心的合二为一。
  徐渭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的诗歌主要体现在他的古体诗创作中,他在这方面创作成就相当突出。古体诗在诗歌体裁中形式自由,不受拘束,但往往最能体现作者的才华。徐渭素爱李贺诗歌,曾作《批注李长吉诗集》,其古体歌行之作有意体现李贺那种诡谲险怪的风格。如五古《丙辰八月十七日,与肖甫侍师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冈背观潮》:
  白日午未倾,野火烧青昊。蝇母识残腥,寒唇聚秋草。海门不可测,练气白于播。望之远若迟,少焉忽如扫。阴风噫大块,冷艳拦长岛。怪沫一何繁,水与水相澡。玩弄狎鬼神,去来拳昏晓。何地无恢奇,焉能尽搜讨?。
  诗中出现的“蝇母”、“寒唇”、“阴风”、“怪沫”、“青吴”等意象新奇僻怪,将战地的血腥与潮声上涨的场面交织在一起,读来有一丝诡谲冷艳之气。又如著名的七古《阴风吹火篇呈钱刑部君附书》前八句:
  阴风吹火火欲燃,老枭夜枭白昼眠。山头月出狐狸去,竹径归来天未曙。黑松密处秋萤雨,烟里闻声辨乡语。有身无首知是谁,寒风莫射刀伤处。
  其给人的感觉不仅诡气纵横,更令人毛骨悚然了。朱彝尊评为“首八句,句句警策,具体长吉而得其骨髓者也。’’除古体诗外,徐渭的其他诗歌体裁也处处体现这种风格。如“老树拿空云,长藤网溪翠。碧火冷枯根,前山友精祟"(--I:律《夜宿丘园》)、“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七绝《龛山凯歌》其四)等。这些诗作整体呈现出冷艳晦暗的底色,深层次的缘由,与诗人悲剧性的人生体验息息相关。徐渭不得志的人生使得其性情变得怪诞压抑,宣泄于诗歌中便产生畸变,从而显示出诡谲险怪的长吉风格。
  当然,奇崛式的李贺诗风只是徐渭诗歌的一面,徐渭更多的是那些以体现“真我"为本色的真性情之作,这些作品有热烈豪迈、愤激不平之作,也不乏凄婉低沉、清丽自然之风。无论哪种风格,都沿袭着徐渭一直主张“诗本乎情”的情感偏胜的路子。相对于七子孜孜不倦追求诗歌的法度格调,徐渭更在乎情感的抒发与宣泄。试看其写得豪迈不羁的七古长篇《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
  昨者吕君兄弟留余饮旬日,尽是陈遵解投辖,有如前日桐乡之围无吕君,却是睢阳少南八。吕君虎腰额虎头,万橹梯城双臂格,幕府厅前脚打人,夜报不周崩一壁。飞甓雨下完孤城,张巡不死南八生,五千步马随朱缨,手指东海呜金钲。解刀赠我何来者?断倭之首取腰下,首积其如刀有余,为寿兄前人一把。是日别君霰飞子,佩刀骑马三十里,夜眠酒家枕刀醉,梦见白猿并沟水雄心如君莫可拟,用以投予良有以,夜夜酣歌醉知己。
  七言中随意夹杂散文化的句式,完全随兴所致:穿插其间的英雄典故,处处塑造吕正宾的英武形象;更妙的是诗人为吕正宾的英雄气概折服,激发出佩刀骑马的豪情,全诗写得意兴飞扬,豪迈俊爽,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之感。类似的诗作还有《赠吕正宾长篇》、《观猎篇》、《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二首》等。徐渭虽为文士,却也热衷军事,渴望投军报国,其诗中屡屡出现的刀剑、醉酒、豪侠意象也不为怪。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诗人沉沦下僚,始终郁郁不得志,对现实的失望、不满与反抗又引发出一股愤激不平之气,充盈于他的诗作中。如名作《廿八日雪》、《写竹赠李长公歌》就是这一类风格的代表。《廿八日雪》作于万历四年(1576)正月徐渭出狱后客游南京之际,当其读到辱骂谢榛的诗作时,不禁愤怒异常,写下“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须臾念歇无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残。”对于谢榛与后七子的恩怨,徐渭直替谢榛抱打不平,直斥作为“朱毂华裾子”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鱼肉布衣的行径。徐渭对这种行为如此敏感,显然触及到了其强烈的自尊心,毕竟他作为布衣的一生,也曾有过不少类似被上层欺压的经历,所以才对官僚布衣之间的不平等异常敏感。士人命运的普遍不公又折射出国家机体的病状。徐渭与辽东名将李如松是往年交,李如松的英勇令徐渭折服,徐渭曾作《赠辽东李长君都司》用“宝刀雪暗桃花血,铁铠风轻柳叶衣”一句称赞李如松的英雄气概。然而在《写竹赠李长公歌》中,徐渭并没有一味歌颂战绩,而是透过真实的历史事件揭露当时的社会弊病:“武人谁是百足虫,世事全凭三寸笔。山人听罢公子言,一虱攻腰手漫扪。欲答一言无可答,只写寒梢播赠君。”沉闷的结尾透露出诗人对朝政紊乱的愤愤不平。
  纵览徐渭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俯拾即是。他身怀强烈用世之志,曾入胡幕亲身参与抗倭斗争,晚年北上宣府,遍观边塞局势。因而徐渭的很多诗歌都具有“诗史"的价值。当然徐渭也并非单纯纪录史实,他更多的是把对历史的感悟评判与情感的抒发恰当地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纪史、咏史之作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气息。如果说这些豪迈愤激之作更多的体现“诗言志”的特色,那么那些清丽委婉的诗歌则具“诗缘情”的倾向了。徐渭的性格看似孤傲僻怪,不近人情,其实深入他的内心,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真性情的诗人。从他晚年所著的《畸谱》可知,对于理解与支持他的亲友、师长,他始终抱有终生的感恩之情,并对此念念不忘,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徐渭一生交游广泛,体现相互之间友谊的赠答诗数量皆有可观。赠答诗一般都用于交际应酬,不过在徐渭手里也有不少情深意浓之作,如《送季子微赴李宁武兵之约》、《送方阜民公子还歙》、《答嘉则二首次韵》、《赠辽东李长君都司》等。相对于赠答诗,悼亡诗更能体现一个诗人的情真本色。如徐渭与越中十子成员的深密情谊体现在他所作的《哀四子诗》(陈徵君海樵两萧太学柱山、盘峰、沈参军青霞)、《哀词三首·钱刑部公根八山》中,而他所作的对亡妻潘氏的怀念之作如《述梦》二首、《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工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佞婉,因赋七绝》、《内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还母所服,潞州红衫,颈汗尚洮,余为泣数行下,时夜天大雨雪》写得催人泪下,皆为悼亡的上乘之作。除亲友外,徐渭对师长亦尊敬有加,恩师季本的亲授之情,总督胡宗宪的知遇之恩,徐渭皆一一达于诗,情蕴其中。
  人伦之情体现了徐渭的重情本色,而对自然美的欣赏也体现了他审美境界的开阔。徐渭的那些清丽自然之作无不凝聚了其体悟自然美的深情。到了晚年,经历一生的风浪沉浮后,徐渭晚年诗风趋于颓放,信手写出,纯任自然,真正达到了师心师古、无所依傍的境地。
  徐渭一生落魄不得志,只好将这种郁郁不平之气宣泄于文艺创作中,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成为了明中晚期的文人翘楚,袁宏道评“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还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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