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essiyun

渭岱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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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4 19:36:09 | 显示全部楼层
渭岱金红:鲞
  松门白鲞.金州
  张岱
  石首传天下,松门擅胜场。以酥留作味,夺臭使为香。皮断胶能续,鱗全雪不僵。如来曾有誓,僧病亦教尝。
  松门白鲞(台州)
  石首山的名声传遍天下,松门在这个地方占了胜场。把酥留下来成为美味,把臭除去之后使它变得香甜。皮断了,胶能把它连在一起,鱼鳞都是全的,像雪一样。如来曾有过誓言,僧人病了,也让他们尝一尝。
  金乳生草花
  鲞骨
  癃头者火蚁,瘠枝者黑蚰,伤根者蚯蚓、蜒蝣,贼叶者象干、毛猬。火蚁,以鲞骨、鳖甲置旁引出弃之。黑蚰,以麻裹筯头捋出之。蜒蝣,以夜静持灯灭杀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猬,以马粪水杀之。象干虫,磨铁钱穴搜之。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日焦其额,不顾也。
  禹作鲞
  黄帝始具五谷种(地神所献)。烈山氏子柱始作稼,始教民食蔬果。燧人氏作脯、作。黄帝作炙。成汤作醢。禹作鲞,吴寿梦作。【大禹葬于会稽龙山】
  鲞鱼骨
  沙糖调水洗石耳,极光润。食梅齿软,以梅叶嚼之,即止。生甜瓜以鲞鱼骨刺之,经宿则熟。
  米盐鱼鲞
  杨石淙五六岁聪敏绝世,人欲试其心计,戏取铺家日了帐,杂记各姓所买米、盐、鱼、鲞之数,令目一过,用别本写出,半字不讹。
  程甲本:
  凤姐笑道:“老老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刘老老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风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老老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来可口不可口。”刘老老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老老咤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人他口内。刘老老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风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オ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喂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老老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程乙本:
  凤姐笑道:“老老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刘老老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老老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老老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老老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刘老老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老老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程乙本进行 口语化、通俗化的修改:名儿、味儿来了、时候儿、封严了。儿化、了化。】
  鲁迅全集: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鲞头即鱼头;江浙等地俗称干鱼、腊鱼为鲞。】
  绍兴县志:
  1.白鲞扣鸡
  绍兴菜肴之烹饪制作,独具特色,其形成源远流长。南宋迁都后,带来汴京北菜风味,明清时大量文人外出做幕僚,回归故里又带来各地菜肴特色,与绍兴传统风味相融合,逐渐形成“绍帮菜肴”,成为浙江四大菜系之一。今被列入中国菜谱之名菜有:头肚醋鱼、清汤鱼圆、步鱼豆腐、糟溜虾仁、绍虾球、清汤越鸡、绍式小扣、清蒸桂鱼、鉴湖鱼味、干菜焖肉、单腐、糟鸡、绍十景、白鲞扣鸡、焙红鱼片、青鱼划水等16种。
  2.白鲞
  胎儿出生称“落地”。一月内,产房称“暗房”,门窗紧闭,不使众人出入。婴儿出生三日,由丈夫或邻家幼童为产妇吸出奶水,谓“开奶”,然后方可为婴儿喂食。产妇自临盆起,一月内,称“做舍姆”。期间,产妇多不下床劳作,不得出产房,夏天忌搧扇,忌用冷水洗面。女家须送红糖、挂面、鸡蛋、白鲞、火腿等物,俗称“送舍姆羹”。农村尚有向邻家挨户索讨零星布片,百纳成衣,称“百家衣”,俗传婴儿衣之可积百家之福,消灾消难。
  绍兴方言:
  蚁扛鲞头 众人共搬重物。
  偷白鲞,咬奶头。
  半斤八两,黄鱼水鲞。
  挂面:-种无碱性的干面条。[例]撑得撑,拨偌吃~与白鲞。(绍兴莲花落《回娘家》)
  腊鸡(鸭、鹅、肉):冬季腌制的禽肉。[例]~腊鸭腊肚肠,糟鱼糟肉糟白鲞。
  鲞冻肉 :以黄鱼鲞炖肉,冷冻食用,过年必备。[例]其它什么都无所谓,一碗~我是省勿来的。
  蚁扛鲞头:喻众人七手八脚扛庞然大物。[例]介大个锅炉,大家~也搬进来哉。
  大尾巴白鲞:戏称盐菜。[例]日日~过饭吃。
  带鱼下巴,鳓鲞尾巴,鱼鳍垃渣。(带鱼以下巴最好,鳓鲞以尾巴最好,鱼只有垃渣什么都不好)
  蚂蚁扛得起鲞头。(人多能办大事)
  准皮会走,白鲞会游。(喻巧言者)
  半斤八两,黄鱼水鲞。(名异实同)
  白鲞会游,死尸会走。谓吹牛不着边际。
  半斤八两,黄鱼水鲞。十六两制系半斤为八两,而绍兴人把腌过的黄鱼称为水鲞,谓两件事的实质是一样的。
  《绍兴东西》
  孙伏园
  干食不论动植物质,好处在:(1)整年的可以享用这类食品,例如没有笋的时候可以吃笋干,没有黄鱼的时候可以吃白鲞(这字读作“响”,是一个浙东特有的字,别处连认也不认得);(2)增加一种不同的口味,例如芥菜干和白菜干,完全不是芥菜和白菜的口味,白鲞完全不是黄鱼的口味,虾米完全不是虾仁的口味;(3)增加携带的便利,既少重量,又少面积,既没有水分,又不会腐烂。这便干食的好处。
  又如干菜蒸肉,是生肉一层,干菜一层,放在碗中蒸的,大约要蒸二十次或十五次,使肉中有干菜味,干菜中也有肉味。此外,用白鲞和鸡共蒸,味道也是无穷,西湖碧梧轩绍酒馆便以这“鲞拼鸡”名于世。
  潘承玉:金瓶梅新证
  鳓鲞
  此外,第二十一回写到柳蒸的勒鲞鱼,第八十回写到四尾白羞。勒鲞即鳓鲞,和白鲞一样,都用海鱼干制而成。《越谚》中有“鳓鲞“白羞黄鱼”的词条。绍兴名谚还有:“带鱼格下巴,鳓鲞格尾巴。“偷白鲞,咬奶头。
  最后尚需一提的是,作品尽管写到了绍兴酒及大量其它绍兴风物,却不见绍兴府县之名;相反,绍兴周围地名,如海盐、杭州、湖州明州、金华、严州等却一再出现。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作者以身边的生活为依据来进行文学描写的时候,故意将家乡府县名回避了。这也就是小说写到绍兴酒,很多人却看不到绍兴酒的真正原因。【徐渭】
  松门白鲞
  张岱有《咏方物二十首》,小序称:“自是老饕,遂为诸物董狐。”(《张子诗秕》卷四)分咏婆果独山菱、西河冷蟹、松门白鲞等,《陶庵梦忆》里也有不少篇什谈到茶食方物。这些方物进入诗歌的领域,突破了诗歌的传统题材范围,正是作者平民意趣的反映。三是喜爱通俗文艺和市民文化。《徐文长逸稿》的编辑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不仅如此,张岱还以平民的身份去参与晚明市民社会的民俗活动,以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蔡写,他的民俗风情小品,色彩绚丽,充满蓬勃的生机,达到了较高的美学品位。
  张岱传:
  张岱的《咏方物》诗十首(存十首),所咏皆为当时各地土特产品,有河北苹婆果,杭州藕、枣、河蟹,金华火腿,台州白鲞,绍兴的奏,舟山的贝类、海味等等。张岱深受祖父与武林包涵所、黄贞父结“饮食社”,讲究正味的影响,重视饮食之道,精研烹饪之术,曾编写了名为《老饕集》的食谱。不仅讲究食物之味,“水辮渑、淄,鹅分苍白,食鸡而知其栖桓半露,噉肉而识其炊有劳薪,一往情深”。河豚味美,古人早有诗写到,但往往容易中毒。张岱对吃食河豚独有研究,“未食河豚肉,先寻芦笋尖。干城二卵滑,白璧是双纤,春笋方除箨,秋尊未下盐。夜来将拼死,蚤起复掀髯”。以刚刚去売的鲜芦笋与河豚同煮,则能去毒,吃起来肉质鲜嫩。又如咏《独山菱》:“镜水多菱角,独山迥不同。花擎八月雪,壳御卸江枫。萍实甘芳并,莲房气味通。风檐留半月,清供足三冬。”绍兴独山菱与其他地方不同,八月开花,九十月成熟后,呈枫红状,肉质脆嫩鲜甜。如果将菱挂在屋檐下风干半个月,菱肉甜美异常。在诗歌发展史上,古今诗人歌咏花鸟虫鱼,器具什物,却很少见到歌咏“以食为天”的食物的,张岱可算是填补了空白。张岱后期的诗作多抒写今昔沧桑之变、国破家亡之感。王雨谦评论说:“试读其作,今昔之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悲歌行国,泣数行下,如屈子《离骚》,不得其平则鸣。”真实记录了诗人在历史动荡大转折时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满腔的怨恨和忧虑。因而也是一部张岱的生活“史”,遗民心灵“史”黄裳先生认为:张岱五古诗最多亦最佳。
  全亮:金红对照表
  45        四一        凤姐请刘姥姥吃茄鲞。        六七        西门庆请应伯爵吃衣梅。
  渭岱金红:嗄
  徐渭金瓶梅:
  1.嗄饭
  敬济道:“正是。俺张舅那里,一向也久不上门,不好去的。”问了一回话,老者把他让到里面客位里,令小厮放桌儿,摆出点心嗄饭来,教他尽力吃了一顿。见他身上单寒,拿出一件青布绵道袍儿,一顶毡帽【绍兴特色】,又一双毡袜、绵鞋,又秤一两银子,五百铜钱,递与他
  嗄饭:为吴越地区常用词。《梦粱录》说现在的中山南路,当年和宁门外的大排档,在官酒店的“红杈子”前,有“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嗄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注意,“嗄(a)饭”,就是下饭菜,老杭州人至今还在说。这就是《梦粱录》作者的“越语汉译”使用,“嗄饭”与前述的“菜蔬”明显重复用了,作者纯粹的文字铺陈。“越语汉译”,是陈桥驿先生提出的,也就是汉人最初来到越地,用汉语写出越地的语音。汉译得好的,后来进入书籍的也有。“嗄”,算一个,明时的“三言两拍”常使用。张家姆妈到李家婶娘的门前,问一声:“夜到啥个嗄饭?”李说:“肉饼蒸鲞。”张说:“哦,嗄饭的。”不过,张的后面这个“嗄”,发音略有不同,意思也有差异,说的是肉饼蒸鲞“刹饭”(能多下几碗饭)。这一种说法,杭州的老人们仍在用。
  2.
  四尾白鲞
  陈敬济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伤,可伤。”即唤家人上来,取出两匹杭州绢,一双绒袜,四尾白鲞,四罐蜜饯,说道:“这些微礼,权作奠仪罢。”【张夹批:伤心事,写来不堪回首。】
  李瓶儿道:「他就放屁辣骚,奴也不放过他。」于是汤水嗄饭,老妈厨下一齐拏上。(汤水,绍兴吃法如此。嗄饭也是绍兴方言。)
  当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篮儿,到十市街坊买下些时鲜菓品,猪羊鱼肉。腌腊鸡鹅嗄饭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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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4 20:40: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则夜航船故事
  毛老人
  南京后湖,一名玄武湖。明朝于湖上立黄册库,户科给事中、户部主事各一人掌之,烟火不许至其地。太祖时有毛老人献黄册,太祖言库中惟患鼠耗,喜老人姓毛,音与猫同,活埋于库中,命其禁鼠。后库中并不损片纸只字。太祖命立祠,春秋祭之。
  南京后湖黄册纸有卖至越中者感赋
  张岱(译文)
  拉来了一千多箱黄册纸,卖尽了大明王朝的三百年。
  毛老人今天刚刚卸下肩上的担子(注:高皇帝埋毛老人册库,令管鼠耗)。萧丞相是没有钱的。
  住在燕市的楼中,穴居在桃源里幸好各自有各自的天地。
  反而遗憾后湖没有火到那儿,多年的兵火了,没把它们给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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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4 21:54:3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岱《石匮书》史学成就
  佘德余
  关于张岱的史学成就,由于他的《石匮书》很少有人见到,《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过,但年代已远,八十年代以后偶有研究文章,仅据《石匮书后集》立论,因而未能全面把握,显得深度不够,层次不高。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石匮书》①,人们方能见到《石匮书》的全貌。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思想
  《石匮书》与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罪惟录》一样,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体例参照《史记》分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部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石匮书》标明220卷,其中48卷至57卷系由《石匮书后集》窜入,与后重复,另在标卷上也有错误。经我仔细排比,《石匮书》应为本纪17卷,表6卷,志14卷,世家9卷,列传163卷,合计共计209卷。《石匮书后集》仅有本纪、世家、列传,标明63卷,缺第2卷(钱谦益、王铎列传),27卷(洪承畴、冯铨列传)、30卷(郑芝龙列传)、31卷(吴三桂列传)、43卷(张春列传)、44卷(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郑遵谦、陈万良、徐龙达、潘国绪、罗腾蛟、王祁、王翊、王兴列传)、54卷(张煌言列传)、55卷(甘辉列传窜入《石匮书》卷53,与朱曼如、蒋武烈、廖应登等合为1卷),实为55卷。前后集总共为264卷。
  张岱撰写《石匮书》经历了明亡前和明亡后两个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明亡前:根据《石匮书自序》:“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遂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崇祯元年(1628)时年31岁,修史动机有二:家庭修史背景和史料的积累:“自幸吾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班、彪。”②“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余乘,亦且蘯为冷烟,鞠为茂草矣。”③更主要的是为了纠正实录和私人记载的失实和阙误。“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之世界。”④此话虽然有些过激,但却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明代史学不振的原因。明朝实录严重失实,朝廷禁忌极多,“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浚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矫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玉,不肯阙疑。博洽如王弇州,但誇门第;古鍊如郑端简,纯用墓铭。《续藏书》原非真本,《献征录》未是全书;《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誉,《大政记》有挂一漏万之讥”。{5}谈迁在《国榷自序》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泌阻{6}之憸险也而史;江陵⑦之严刻也而史;杨士贞{8}、董太简{9}之偏也而史,史之权不有所欹,则有所避。”此外,谈迁还痛切地批评统治者施行种种限制,封锁修史材料,“木天金匮之藏,每乘舆代兴,则词臣云集而从事。既奏竣,扃与之秘阁,即荐绅先生不得以一目剽。”朝廷禁绝外人接触实录等记载国家大事的资料,使著史者无所取材。任用皇帝亲近侍臣修史,编写出来的史书成为朝廷诏书的翻版。“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备经筵侍从,既夺名山之咎,而前后有所编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议如筑舍。”由于史臣丧失独立的思想,根本不能为后留下信史。
  明亡后,则以强烈的民族爱国感情投注于史著。国可灭,而史不可灭,要写一部真实反映明朝兴亡的历史,流传后世。这是甲申以后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的共同见识。明朝灭亡了,鲁王监国绍兴的政权垮台了,国破也使张岱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奴仆,完全沦为城市贫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輓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10}入清以后的三十余年,开始是颠沛流离异常贫困的生活,“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恶劣的生活环境、苍凉的意绪,曾经几次逼得他想自杀,然而终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的信念,支持他苟活下来。他的这种隐衷,《石匮书·义人列传》的总论中曾有吐露:“然余之不死:非不能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应为至元)二十五年之谢枋德,更难于至正(至元)二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张岱为了完成未竞的事业——《石匮书》的修撰,宁可象晋灵公时的程婴,南宋末年的谢枋德:含污忍垢,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这与司马迁发愤著述《史记》的精神一样。顺治十一年(1654),经过“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史稿“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后皆阙之”,{11}“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奏章,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定论。”{12}是为前编,将原名《明书》易为《石匮书》。“石匮”者,原意石制之柜,并盖三层,方广五尺;又兼山名,绍兴有石匮山,一名玉笥,以此比喻深藏名山秘而不宣之意也。石匮书》前编成稿后,“史学知己”的李砚斋给予很高评价:“当今史家,无逾陶庵”,“伯乐一顾,遂多索看之人。”{13}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谷应泰以户部郎中出任浙江提督学政,于西湖畔设“谷霖仓著书处”,邀集两浙名士,纂修《明史纪事本末》。张岱将《石匮书》提供给谷应泰编纂明史作为参考,而得以出入“谷霖仓著书处”,“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14}方能续写崇祯一朝史实,完成《石匮书后集》的初稿。请朋友周戬伯为之审阅校雠《石匮书》前后编。“弟盖以先帝鼎昇之时,遂为明亡之日,并不一字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兄可任意校雠,无庸疑虑也。”“吾兄朴茂长厚人也,言事讷讷,不易出诸口。而为弟较正《石匮书》,则善善恶恶,毫忽不爽,欲少曲一笔,断头不为,则兄又刚毅倔强人也。细观诸传,见吾兄笔削之妙,增一字,如点龙睛,删一字,如除荆棘。”{15}
  就在《石匮书》校雠定稿“祈著丹铅,以终厥役”之时,血腥的镇压和高压的文化政策接踵而至,时时扣击着张岱疲惫不堪的心扉。康熙元年(1662),魏耕、钱缵曾、潘廷聪、祁班孙等因“通海”罪被捕,不久,魏耕、钱缵曾等被杀害于杭州,祁班孙遣戍宁古塔。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发,张岱好友查继佐无端地牵连下狱,因此案而死者七十余人。康熙三年七月,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被捕,同年九月杀害于杭州。一连串白色恐怖的信号,迫使张岱预感到因私修明史随时都有被告发、被捕杀头的危险,于是不得不于康熙四年为自己预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并仿效陶渊明、王绩、徐渭预先写下了《自为墓志铭》。张岱已经做好了与《石匮书》共存亡的准备,一旦牵连就以生命殉之,决不曲俯自己的民族气节,也要保护《石匮书》的安全。其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标举“伯鸾高士,塚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王里也。”{16}就是表明自己决不承认清朝,同时鼓励时人和后人不断奋起反抗,继绝世,砥励忠义精神,为“存明”“复明”而努力。
  张岱基于明朝晚年君主怠政、昏庸,大权旁落,党争迭兴,导致士风败坏、人格泯灭的政治现实,早在万历四十六年至崇祯年间,编撰了《古今义烈传》,其后,在《石匮书》的“循吏”、“独行”、“义人”和“胜国遗臣”等列传中,专门为王保保、蔡子英、陈友定、杨维桢等立传,“搃见我明珍重节义,不避雠仇”{17}。崇祯末年,“闯贼陷京师,百官报名投顺者四千余人,而捐躯者殉节,效子车之义者,不及三十余辈。博带峨冠,尽化为雉翎绿帽。辇下如此,遑问畿外!当官如此,遑问在籍乎!”{18}弘光朝四镇之一刘良佐,号称花马刘,与清勾结,投降清朝,说降黄得功,并与田雄获弘光献俘京师,张岱评曰:“我明受流贼之祸烈矣,吾谓受流(刘)将军之祸更烈于流贼。……花马之间谍不行,则黄闯之咽喉不断。国家大祸,无不以四镇酿成。而阙(厥)后四镇身死,数十万骄悍之兵,俱变为鞑靼。今四方受鞑兵之害者,犹是四镇之余孽也,其流毒可胜道哉!”{19}为此在《石匮书后集》的《死义诸臣列传》、《乙酉殉难列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戌殉难列传》、《江右死义列传:》、《两广死义列传》、《辛卯殉义列传》、《义人列传》等篇中,热情歌颂了敢谏善谏的忠臣和为抗清斗争献身的英雄。他赞赏品格端正廉洁而又讲究谏诤策略的李贤:“文达之初谏‘达官’,用急着,‘谏边防?用先着,颇不相入。及大拜之后,但用应着,用松着,用不着意之闲着,刚果之主自倒入其怀中而不疑焉。”{20}认为臣子谏诤的目的是要取得主人采纳,因此要讲究策略,使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对于那些“一往孤忠”的抗清英雄,张岱给予最热烈的歌颂: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清修《明史》仅用二十余字写之,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则作了上千字的有声有色的描写,其中写夏完淳“籍圣兆衙署,得完淳初表,连完淳并逮南都就讯,讯者曰:‘若年少,必为人所作。’完淳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吾事已毕?且此事岂容代作?吾父殉国已二年,完淳速死,尚无以见父地下。’清置之法,时同难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犹索纸笔与家人决,作绝命词,字迹不乱。”凸现了一个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从容不迫的少年反清英雄的形像。张岱主张“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入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21}要求人主“急起收之”,自己则“急起记之”。他认为在民族危亡时刻,高扬正气,力斥势利,坚持气节,不屈不挠,抗争到底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因为“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压笋,笋能斜出,”其亦奈何我哉!{22}任何幻想与妥协都是不可取的。张岱在《石匮书》中审时度势,力倡“古今成败事,力到即为名。”{23}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鼓励人们为反抗清人,不必计较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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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修养工夫论
  范根生
  作者简介:范根生,男,江西瑞金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张岱的学术观十分开放,在继承阳明及其后学的基础上,博采众家、兼收并蓄,这尤为体现在工夫论层面。在工夫论层面,他对“悟与修”“本体与工夫”“现成良知”“格物致知”等阳明后学中争论较大的问题都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其修养工夫论也是阳明心学修养工夫发展至晚明时期的面貌之一,对此进行考察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阳明学修养工夫发展至晚明时期的变化提供了另一个可能和新的视角。
  关键词 张岱;阳明后学;修养工夫
  张岱是明清易代之际代表人物之一,前半生生活于明朝,后半生生活于清朝,中年时期历经明清易代的大变革、大动荡、大转换。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这一历史事件对他的生活和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生活上,由往昔的豪华奢靡变得极为窘迫艰难;思想上,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痛苦抉择。断崖式的落差和转变使得张岱对明清之际社会、生活、学术和思想状况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张岱作为晚明阳明后学,他虽没能建立起与同时代顾、黄、王等思想家齐肩的思想体系,但他对晚明心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夫旷疏以及由此带来的师心自用、猖狂自大、认欲作理、掺杂情识等流弊之批判力度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顾、黄、王等人。张岱对修养工夫极为重视且有其自己的思考,颇有特色。
  一、“悟”“修”并重
  张岱修养工夫在根本处秉承心学“反身而诚”“逆觉体证”的基本路数,他说:“大抵圣贤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边讨求。”“家大父曰:心体中打叠得干净,圣贤学问工夫,自一了百当。张侗初曰:认得本心,一生更无余事。”工夫的关键在于觉悟和挺立人所固有之本心,认得本心,则一生无余事。“舜之学从精一入,惟其精一,是以灵虚之中,万善悉备,故一有感触,无不沛然。”每个人的道德本性都是完满自足的,在本原状态都可以直接相应于其所本具有的道德本性而发动为道德实践,但是,在现实之中,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容易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而使其道德本性受到障蔽和陷溺,以致不能应事接物自然泛应曲当。
  然而,后天的修养工夫对于道德本性本身并不能有所增损,所有具体的方法对于道德本性的体认都只是助缘工夫,只能最大程度地去促成人们对于道德本性的体认,且在最根本处这些方便法门,皆用不上力,故张岱说:“致中者,着想不得;致和者,着力不得。……博学、慎思、审问、笃行,都是方便法门。到得‘明’‘强’,方便都用不着。”而“吾人住世,一灵往来,半点帮贴不上。所谓戒慎恐惧,亦是这点独体,惺然透露,如剑芒里安身,铁轮顶上立命,无始光明,一齐迸露”,唯有对时时刻刻透露、呈现的道德本性保持警觉并当下认取之,然后操存涵养,不令之放失,使人本具有的道德本性充分朗现成为人之主宰。所以,张岱主张“舍”“逆”“减”和“诚”的修养工夫,他说:“学问时时进,便时时舍。……切磋琢磨俱是减法。”“《易》逆数也。故学者工夫,亦尽用逆。”“诚即性也。诚至而性浑然全矣,有何不尽?”
  张岱认为一切外在的工夫在根本处都只是方便法门,皆用不上力。但是,他也极为重视后天积习、渐修等修养工夫,认为下学可以上达,格物穷理之后自可融会贯通,达至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地。他说:“致曲却须积渐,到得透露处,成功则一。……诚者不思不勉,自然能尽其性,何等直截!其次则必择善而固执之。要博学,要审问,要慎思、明辨、笃行,何等曲折!此等一不推致,即不能明善诚身矣。”“诚者”可以不思不勉自然尽其性,简易直截,但是对于在现实中绝大多数都是资禀不高的人来说却需要“致曲”的工夫,即需要择善而固执之,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日常积习、渐修的方式来逐步推致。积习、渐修等“致曲”的活动同样具有道德实践的意味,“积渐”可以“到得透露处”,每一次的“致曲”活动都是在向本体逼近和回归的过程。而且“径而趋之与迂其道而至者,其所至则一也”,“径而趋之”与“迂其道”而至者并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优劣之分,殊途而同归,这也即说“悟”与“修”是具同等效用的体道方式和途径。
  王龙溪也曾说:“存乎根器之有利钝,及其成功一也。”但他又强调:“若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才落牵缠,便费斩截,致知工夫转觉繁难;欲复先天心体便有许多费力处。”龙溪认为从后天意念处下手则更为繁难,显然,他更倾向于先天顿教,认为先天工夫优于后天工夫。其实,不管是阳明本人还是其众多后学弟子都不否定“修”的工夫,但他们更多的是将“修”之工夫作为一种权法,因为只要是在“心即理”说的理论架构下,心学的修养工夫,不管是哪一派别,其修养工夫在最根本处必定都是指向良知心体的呈现和挺立。对此,牟宗三先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他说一切巧妙的办法,到紧要关头,皆无用,然后才逼出觉悟、顿悟之说,而所有助缘的功夫无非是在促成觉悟、顿悟-,所以心学的修养工夫在最根本处只能是“悟”,一切具体方法皆助缘工夫。而由上分析可知,张岱认为修养工夫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的主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主张“悟”“修”并重,且他在坚持“心即理”说的理论架构下并不把“修”的工夫只看作是一种权法,而是将其提升到与“悟”的工夫等量齐观的地位,还更为凸显“修”的工夫。这似乎看到张岱在晚明“心即理”说受到极大动摇的情况下,通过对“修”的工夫地位的重视和提升来应对现实之流弊,并以此来捍卫“心即理”说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下文在探讨张岱“格物”工夫时将对其“修”的工夫作进一步的论述。
  二、本体与工夫的辩证
  “现成良知”之辩是阳明后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张岱对“现成良知”说也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论语》中‘之’字、‘斯’字、‘是’字,最当着眼,如‘是知也’,‘是丘也’,俱急切指认。一是不可当下埋没了这点真灵明;一是不可当前错过了这个真面目。”张岱认为良知不是静态的存有结构,而是时时刻刻都处于活动、发用的状态,作为先验的良知本体必定会在经验意识之中呈露、发用。“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何与人事?‘何所不至’,良心澌灭殆尽了。一见君子,忽然爆露,掩不善著善,俨然是恶恶臭、好好色的真光景。当下回头,就可立地成佛。正如石沉海底,火性千年不灭;斧声铮然,一触便现。照天耀地,也只是这点。”只是在现实之中,人易受到气禀物欲的障蔽而难以觉察,但是此良知并未澌灭殆尽,此状态下之良知犹如沉入海底的石头,石头由于受到海水的限制难以迸发出火花,但是它所本具有的火性却千年不灭,不会因海水的影响而丧失殆尽,且一触便现。人之良知也是如此,它不会因为气禀物欲的障蔽而有丝毫的减损,且时时刻刻都在经验之中呈露、发用,“一见君子,忽然爆露”,君子则能够当下肯认,当下即是,当下具足。“也只是这点”则表明呈现于感性经验中的良知与作为先验本体的良知在本质具有同一性,此当下呈现、发用之良知无圣、愚之分,其为人之道德实践的终极根据,并为人之道德践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每个人的良知在现实之中就都已经是完满自足的,都可以直接顺任良知而行,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闻之善作家者曰:人欲营利,必时时运动,则家业日长。若守定目前,毫不营运,天欲富女,亦无从而富女。”在现实之中,气禀物欲时时泛起,良知之呈露、发用总是处于理欲夹杂之中,如果一味固守良知现成而不做任何澄治、操存涵养工夫,则很容易冒认现成良知,将生物层面的感性知觉当作良知在经验意识之中的呈露、发用,导致工夫脱略,以纵情恣肆为率性而行,走向小人之无所忌惮,最终偏离圣贤之正道。故张岱借用诸理斋的话说“与知而自以为知,究成小人之无忌惮”。
  晚明社会对现成良知说的批判主要就集中在现成良知说容易将现成良知即良知在经验意识之中的呈露、发用与感性知觉相混淆,导致工夫旷疏、认欲作理等弊病。由此,张岱认为良知虽现成,但此在经验意识之中呈现的良知与良知本体并不能完全等同。他在解释《孟子·良知章》时引用顾泾阳的话说:“孟子以‘不学而能’为‘良能’,‘不虑而知’为‘良知’。吾以为不能而学亦‘良能’也,不知而虑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良能,人亦安于不能不知已耳,孰牖之而使学?孰启之而使虑也?吾又以为学而能亦‘良能’也,虑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处异,而知能之究竟处同,非学不学、虑不虑所得而歧也。”
  这里可以看出,张岱认为作为本体的“良知良能”是先验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但他又认为学而能亦“良能”,虑而至亦“良知”,因为有些人虽有“良知良能”,但在现实经验之中,由于受到障蔽而不能不知,故需要通过学与虑的活动来使人觉知此“良知良能”。而且,人之所以能通过学与虑来觉知此良知良能正是由于人本具有之良知良能作为根据,且此良知良能能够时时呈露、发用,否则,人将安于不知不能。故张岱特别重视道德修养工夫,“仁在乎熟之而已。”“人都做仁,熟不曾做,熟之,熟之,有多少工夫在。”认为需要不断地进行道德实践,即通过艰苦卓绝的道德实践活动使此经验意识层面的良知良能之用达至与良知良能之体同一而圆满的状态。此外,晚明时期,现成良知之辩逐渐转换为对圣人是否现成的探讨。张岱对“圣者”与“圣人”进行了区分,他引用杨复所的话说:“圣者与圣人不同:圣人有定属之名;圣者无定属之名,亦在人为之耳。人倘能依乎中庸,遁世不悔,便是圣者矣,又何让哉?一字之异,其妙如此。”张岱认为圣人有定属之名,而圣者无定属之名,这是说圣人是在历史中盖棺定论,已经形成的特定的一类人,如孔子、孟子等圣人,而在现实中人可以选择依中庸之道而行,也可以选择不依中庸之道而行,当人能够选择依中庸之道而行,遁世不悔时,那么,他就是可以被称之为圣者,但还不能称之为圣人。因为只要人生在世就随时都具有犯错误的可能性,所以在现实中人只可能是一个圣者而不可能是一个圣人。这里可见,张岱虽认为“是世间孩提那一个不是尧舜?”
  -但现实之中的人并非就是尧舜,对于圣人的追求是一无限靠近而又永无止境的过程。张岱通过对道德实践工夫的高扬来疏堵晚明王学末流冒认现成良知、脱略工夫等现成良知说引发的非预期流弊,认为即使是圣人也需要时刻不断地做实践工夫,将工夫落到实处,他引用李见罗的话集中表达了他对于现成良知与工夫实践之间关系的辩证关系,他说:“论工夫,圣人亦无歇手;论本体,庸人亦是现成。”
  三、道德严格主义
  张岱特别重视道德实践工夫,他在具体实践工夫中则极为强调“忌惮”“戒慎”“恐惧”“惺惺”“小心”等工夫,“薛西原曰:情易失之过,不及者鲜。‘节’有止而不过之义。此中仍‘戒慎’,‘恐惧工夫’,不是空空便能中节。”“杨复所曰:“‘忌’即是‘戒惧’二字,‘惮’字即是‘恐惧’二字。‘无忌惮’者,无‘戒惧’‘恐惧’之心也。大抵异端只为大胆误了事。”“黄贞父曰:此病只是精神放肆,故曰:‘不敢不勉’,‘不敢尽’。‘不敢’二字最妙,即下‘顾’字精神,即首章‘戒慎’、‘恐惧’。”
  可见,张岱深切地意识到人性中潜存的幽暗面,体察到道德实践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虽然人人生而具有完满自足的良知本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真正做到完全地顺任良知而行却是异常困难和艰辛的,成圣成贤是一无限的过程,期间往往需要历经百死千难的工夫实践,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时刻还充满着各种诱惑,一着不慎即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故“千古圣贤,惟有小心而已”,表现出张岱对于道德实践工夫的严苛要求。同时,他认为道德实践还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刻毒’两字甚好,比如我要作好,忽然起一恶念,这就是我的对头,却不肯下刻毒手与他讨个下落,不知何故?”良知本心挺立之时恰恰也是气禀物欲抬头和活跃之时,此时私心物欲十分容易掺杂、渗入良知本心之中,借着良知本心行善之名义来畅遂其欲,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陆象山所说的“与血气争寨作主”的勇气和决心,战胜恶念。此外,张岱特别注重道德实践工夫的当下性,认为为善去恶的工夫刻不容缓,“‘一日’字最可味,舍此‘一日’不下手,永无下手之期矣。百事都始于‘一日’,况为仁乎?”
  -生活中要做好任何事情都不能安于现状,“为仁”更是如此。在现实之中,人们十分容易受到外在不良习俗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积重难返,逐渐走向堕落,在这一过程中,人之心也将慢慢地养成根深蒂固的“习心”,使人陷溺于流俗之中而不自知,这是“为仁”过程中极易碰到的一大难题,对于此,张岱认为一定要知行合一,脚踏实地地去为善去恶。此“‘一日’最可玩味,舍此‘一日’不下手,永无下手之期”还表明张岱认为一定要抓住良知本心当下呈现、发用之时去为善去恶,因为此时是最为根本,也最为有效的工夫,如果不抓住此时从事修养工夫,那么人们将在习惯强大力量的作用下更加没有下手的机会。
  张岱通过对“忌惮”“戒慎”“恐惧”“惺惺”“小心”等工夫的强调和高扬,企图以此来纠正和救治王学末流中狂妄之徒以现成良知为自然良知、认欲作理,师心自用等弊病。而对于“戒慎”“恐惧”与“慎独”,阳明认为只是一个工夫,“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独’即‘戒惧’;至于‘集义’、‘博约’工夫只一般,不是那数件都做‘格物’底事。”
  他也明确地表明不能将这些工夫割裂,否则,工夫便陷入支离、有间断,“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今若又分戒惧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离,亦有间断’。”-而张岱将“戒慎恐惧”与“慎独”工夫分开,他借艾千子的话说:“譬如防盗,‘戒惧’是平时保甲法,‘慎独’是关津紧要处搜盘法。将‘慎独’径作‘戒惧’者,亦非。”并借辛复元的话说:“‘戒惧’是静中主敬,‘慎独’是方动研几。静中主敬,私欲无端而起;方动研几,私欲无得而滋。”
  这里可以看出,张岱将工夫分为静和动,已发和未发两个层面,且认为这两个层面需要用不同的修养工夫,“戒惧”是平时保甲法,是静中涵养的工夫,“慎独”是关津紧要处搜盘法,是私欲发动时的克制工夫,而阳明则反对将工夫分为已发和未发,动与静两截,主张圆融一贯之工夫。对此,顾东桥就曾有疑惑,他写信向阳明请教道:“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到了晚明时期,心学圆融一贯修养工夫的弊病进一步凸显,故张岱在具体修养工夫层面不断地细化、具体化,试图以此来应对工夫太圆融、高妙而使人无处下手或者使人陷入把玩文字忽视工夫中实修实证的一面,他说:“夫子目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今曾目子张曰:‘堂堂’。‘堂’而又复曰‘堂’,则高明极矣;‘难与为仁’亦只少‘入室’工夫。”由上可知,张岱虽在根本工夫上秉承阳明修养工夫的路径,但在具体工夫层面已有所偏离阳明,而和程朱静中涵养、动中察识的修养工夫颇为接近。彭国翔教授曾指出:“阳明之后理学工夫论发展所表现出的那种普遍趋向,恰恰与龙溪不谋而合,即要求将工夫的用力点落实于道德实践的终极根据上去,而不论对这终极根据的概念规定是如何因人而异。”
  心学一系的修养工夫论确实在不断地趋向内在化,阳明殁后,王门虽分化为诸多派别,但是他们在修养工夫上却都追求第一义的究竟工夫,从以上对于张岱修养工夫的考察发现,张岱的修养工夫在坚持心学的根本立场下出现由内而向外,即由偏重意识本体层面的工夫转向更为偏重日用伦常工夫的趋向。
  四、格物致知
  历来对“格物”的解释有很多,晚明学界对“格物”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公论,而对“格物”不同的诠释也反映出学者不同的工夫路向。张岱说:“‘格物’二字,先儒于此,几成聚讼。”可见,张岱对历来“格物”说进行过一番考察,他对于“格物”也有其自己的思考。从根本处看,其“格物”思想与陆象山相一致。他引用徐子卿的话说:“零说可以,顿说可以,粗说可以,精说,吾心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此外有何物?”其“格物”即“格心”,故他极力反对朱子的“格物补传”,他说:“传分明以‘知本’当‘格物’,而宋儒以为阙文,得无多此一补传乎?‘物格’,‘知至’是一件事,故独曰‘在’。”张岱认为“物格”和“知至”是同一件事,最终目的都是“明明德”,不必将其分为两截,这也即表明“格物”和“致知”是实现此目的的两种不同方式。“格物是零星说,致知是顿悟说。”
  即“格物”是渐修的方式,“致知”是顿悟的方式。诚者不思不勉,自然尽性,直截爽快,这是接引上根之人的顿悟说,而对于很多初学者以及中下根之人,他们由于受到气禀物欲的障蔽不能如此直截了当地从本心道体直接切入,往往需要一个循序渐进,惟精惟一的过程,故张岱主张“致曲”,“要博学,要审问,要慎思、明辨、笃行,何等曲折!此等一不推致,即不能明善诚身矣。”这里可见,张岱虽基于心学的立场对朱子的“格物补传”进行了批判,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朱子的“格物”思想。张岱对朱子的“格物”说亦持有同情之理解,他说:“但患认朱子意差,真个于物上寻讨,饶君遍识博解,胸中只得一部《尔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学,为可悲耳。要非可以病朱子也。”-他认为朱子学与心学殊途而同归,在根本处是一致的,朱子并非要人去研究客观事物之理,后人误解朱子学的真精神而走上遍识博解、皓首穷经支离之路,这不能责怪朱子。
  象山“格物”即“格心”,简易直捷,故他批评朱子“格物”说支离、不见道。然而,作为教法,象山这种简易直捷非分解的方式也带来诸多弊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后学弟子不知从何处无入手,象山高徒杨简曾屡次追问如何是本心而不得,《陆九渊集》中也频繁出现后学弟子“茫然不知所入”“无个下手处”的困惑;一个是后学弟子崇高好悟,徒知求取本心,忽视日常工夫实践,从而出现猖狂、悖慢、无礼甚至异端的行为,而象山学出现之问题也是心学一脉中的通病。朱子则采取分解的方式立说,他对象山非分解立说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其学风空疏且将其学讥为禅学。相对于象山,朱子则更为强调日常工夫践履的笃实性,将修养工夫具体化、可操作化,使后学弟子在从事践履工夫时有轨可循、有阶可历而不会茫然无入手处。在这一方面,张岱极为赞同朱子,他认为“圣贤教人如老媪教孩子数浮图:一层层数上来,又一层层数下去。有这层,政见得有那层,先有这层,一毫参差不得。要人把全体精神,从脚跟下做起也。”
  身处明清之际的张岱深切地体会到心学之中无所依循的体道方式很容易造成工夫旷疏之弊,导致在实践中流为猖狂自大,以恣肆率情而为无所忌惮,给当时社会的学风、士风造成严重的危害,故张岱特别强调实践工夫要有所依循,须从脚跟下做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下学上达,反对学者谈空说妙,不从具体的工夫条目入手而直接以体道为工夫。显然,这里张岱吸收了朱子的“格物”思想。张岱虽认为工夫教法须有次第、顺序可依循,但他并不由此就认为在具体的工夫实践过程中不可躐等,必须严格依循教法逐节逐节地往上修。他说:“但得手处,自有次第耳,所谓逐节证,非逐节修也。”
  在具体的实践工夫过程中,需要“下学上达”,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下学”都可以“上达”,有些“下学”的工夫可能根本就不能“上达”,但我们又不知道哪些“下学”的工夫可以“上达”,哪些不可以,哪些“下达”的工夫适合,哪些不适合,所以,张岱虽然主张在具体的实践工夫中要有教法作为指引,但他也特别强调不能因循固守、亦步亦趋地按照教法修行,因为再圆融完满的工夫教法经由文字固定化之后,总是会有所限制和偏重,如果学者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只停留在字面意思层面则往往很难把握住此教法之真实意涵。更为重要的是,教法代表的是一普遍工夫之法,每个人之气禀资质不同,同一教法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如果人们不能根据自身特殊的气禀资质进行切实的践履体证,此教法也很有可能流为虚言妄说。有鉴于此,张岱认为修行者既要有教法来作为为学之入手处,但也要警惕此教法对人之限制,要结合自身的特殊情况进行修证,“根性个别,道体无方”,一定要懂得“权变”,即要根据你所选取的教法所达至的实际效果与圣贤之间的差距,不断地印证和调整工夫方法。同时,在逐步印证的过程中也不能畏葸不前,害怕或不敢向更高阶段的圣学迈进,结合实际的修证效果,一定要勇于向上提升和突破,不断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努力向圣贤境地逼近。张岱基于心学的立场积极吸收了朱子的“格物”思想,相较于朱子,张岱则更为强调“格物”之本,他特别突出“格物”的内向性,即确立伦理价值优先的立场,将“格物”的方向牢牢地指向成圣成贤这一根本目的,避免陷于“茫茫荡荡都无着落”。故张岱说:“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不可。须穷尽到十分。”
  天下事物无穷无尽,人之有限性注定不能将其格尽,所以,张岱不重视“格物”的普遍性,即关键不在于“格”了多少事物,而是有没有把事物“格”透,张岱认为“格物”一定要透彻,一定要至乎其极。
  除此之外,张岱又说:“朱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只是对初学下立手工夫。其实可以也那末处。任治,原不中用。薄处任厚,只是厚不得耳。《吕览》《月令》曾无秕政,山公吏部,何忧失人。究竟济事不济事?”可见,张岱认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下学渐修工夫不仅仅只是用来接引初学者的下手工夫,“其实可以也那末处”,这表明张岱认为此种下学渐修的方式也是格本、明心的一种途径,且不仅仅是一种权法,而是独立的“体道”途径。同时,他也特别强调此种下学渐修的方法其最终指向一定是为道德实践而非纯粹客观知识的探求,“参破此地,自透宗本,千蹊万迳,摄归一处,何物碍心?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千蹊万径,最终都摄归一处,即要宗本,明心之全体大用,而且张岱认为这两种方式在成功处一也,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优劣之分。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岱并不认为朱子的“格物”是“学不见道”,它也可以“下学上达”“豁然贯通”,故他说:“晦庵得力在格物,象山得力在致知,此皆论入门、不论究竟。朱陆似有殊途,及至到家,则共坐堂奥,不必论其徒从外入、徒内出也。”张岱认为朱子得力于“格物”,象山得力于“致知”,二者虽有极大的不同,但这只是圣学入门的途径,在根本处他们都是一致的,都是要“与道合一”,体证“太极流行”,入门之途径千蹊万径,不需要争论谁优谁劣,关键得看此途径方法是否适合个人,以及在实际践履中“济事不济事”,即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可见,工夫论发展到张岱这里,已不再那么突出要将工夫的作用点放在最根本的良知心体之上,修养工夫的关键不在于是第一义还是第二义,而是更加凸显此修养工夫到底有没有实效,能不能在现实中帮助人们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
  五、结语
  本文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张岱的修养工夫论,在根本处张岱立足心学修养工夫的立场,强调“逆”“减”“舍”“诚”等工夫,但是,他又并不突出以良知心体为工夫对象的第一义工夫,而是更为凸显“修”的工夫,且将其提升至与“悟”的工夫同等的地位,将王学修养工夫由偏重内转为更加偏重外,不断将工夫细化、具体化,凸显其在日用伦常中落实的向度。此外,张岱试图跳出阳明后学关于修养工夫的争论,主张修养工夫应以“济事不济事”的实际效果来选取和衡量其价值,表现出效验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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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4 23:37:02 | 显示全部楼层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王承丹
  摘要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张岱;晚明作家;公安派;袁宏道;小品文
  作者年生,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山东曲阜
  张岱是明代文坛上殿军型的作家。遭逢山河陵谷之变,他的作品自然深深地刻上了明清易代的印痕。此外,张岱之前的晚明诗文作家,如徐渭、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竟陵派盟主钟惺、谭元春等,亦对张氏的诗文理论及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研讨。张岱出生时,晚明作家群体中的突出者之一袁中道已殁世年,因此,张岱对晚明作家,特别是对他最感兴趣的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已属间接性质,是通过竟陵派这一津梁来完成的。从张岱文学思想的承传关系看,他又是由嗜好徐渭而下及公安、竟陵两派的,其过程可大致表示为:徐渭※公安派※竟陵派※张岱。关于这点,张岱自己就曾说:“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钟、谭诗,复欲学钟、谭诗,而鹿鹿无暇,伯敬、友夏,虽好之而未及学也。”张岱之于徐渭,同公安派成员一样,确是情有独钟,他的朋友甚至说他是徐渭的后身。他在离乱之际,自身倍受磨难的情况下,还搜集选编徐渭佚稿剞劂行世,足见他对徐渭的景仰与尊崇。但不论是徐渭,还是袁宏道,抑或是钟、谭,张岱都是学其精髓而弃其皮毛,他反对学徐渭者将文长“横据于胸中”、“遮盖于其面上”的做法,并认为“文人之学文长者,实多为文长所误”,“则文长又为学文长者所误。”
  那么张岱对徐渭的具体态度是怎样的呢?谈及喜好钟、谭的张毅儒“以钟、谭手眼选明诗”,并以“钟、谭手眼”选己作的时候,张岱曾这样说:张毅儒言余诗酷似文长,以其似文长者姑置之,而选及余之稍似钟、谭者。余乃始自悔,举向所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骨刮肠,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乃向所为学钟、谭者,又复不似。张岱毫不讳言自己模仿、学习徐渭,也承认自己深受竟陵派的影响,但他认为自己的诗作有自己的特色,而并不是徐渭或钟、谭作品的复制,也就是他所谓的“似文长之宗子”。正因为这样,才有人说张岱“有文长之癖”。更有人将徐、张二人相比较,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曾选编《明诗存》的张弘甚至说:“吾越徐文长,昭代诗豪,其诗酷似工部。宗子咏物诸篇酷似文长。吾疑宗子曩所刻《文长佚稿》,或多宗子拟作,即如米南宫伪造晋人书贴,使人不可复辨。若以宗子诸诗与文长并驱中原,便可谓吾越有两文长矣。”
  不论是崇拜、甚或模仿徐渭,还是沾染公安、竟陵诗文习气,张岱都未停留在仅仅模似仿效的阶段,尤其在诗歌创作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其具体作品来看,他受公安派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如以其《种鱼》诗为例进行分析,便可察其大概。全诗如下:山人不得饱,乃读致富书。致富多奇术,其一在种鱼。买鲵得千尾,畜之于水滁。畜之未十日,乃曰需草苴。典衣盈一箧,买舟如壳蠡。万钱募一老,头秃背且苟。日食一升饭,酌酒满其盂。打草不盈担,强半是菱蕖。赛神期五日,牲醪一祭月娄。未曾见寸息,已罄我所储。夏粮遂不足,山厨竟断炊。……首先从选材,即诗歌的内容看,张岱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早年婢伺仆随,自然不知耦锄稼穑之苦。后来遭逢国破家亡的巨变,他抱定“义不帝秦”的决绝态度,以“有明著述鸿儒”自居,誓不与清人为伍同流。为保全明遗民的气节,他毅然“披发入山”。由于这种生活境遇的大转折,张岱不仅经历了心灵深处的泣血煎熬,物质生活上亦倍尝艰辛,甚至到了“常致断炊”的境地。为了养家糊口、果腹蔽体这些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晚年的张岱不得不养蚕、舂米、种鱼,如此肢体劳作自然成了他生活中屑琐平常却又无法摆脱之事。将这些看似立意平淡的琐事入诗,是张岱善用的一种手法,而公安派中的许多人早已开此先例。其次是对诗歌体式的选择。为了突出诗歌作品的直白畅达,公安派作家尤擅运用古体诗:三袁古体诗所占总数的百分比分别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与近体相比,这种体式平仄宽泛,宜长可短,与平淡的诗歌内容颇为相宜。张岱这首《种鱼》,以及其他的一些诗作,大都采用了这种古体形式。通读全诗,白描式的手法,活泼自然的意兴,使得整个作品通俗浅率,无疑也与公安派的清新达露如出一辙。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来看,张岱亦深受徐渭、公安派等人的影响。公安派成员继承了李贽、徐渭、汤显祖诸人蔑视传统教条,追求“真”、“狂”、“奇”等外向张扬的人格精神,尤其对于儒家正统的教化典籍,他们皆视之为牛溲马勃,大加唾弃。张岱于此多有认同,他认为:“《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针对统治者教化民众的诸多经籍典章,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斥之为“刍狗”,认为它们决非什么所谓的“至文”,张岱则说:“《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因此他认为“《六经》有解不如无解”,所谓的“训诂讲章”不过是穿凿附会罢了,他们的泛滥使得诸多经籍失去本来面目,变得“零星破碎”。张岱公开宣称,他自幼“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在为文处世方面,张岱注重“得其真”、“得其近”,故而他说:“余解《四书》、《五经》未尝敢以注疏、讲章先立成见。”
  从求“真”、求“近”,怀疑后代儒者教条这点上看,张岱无疑深受晚明革新思潮尤其是公安派思想的风拂雨润。从思想观念落脚到生活追求上,张岱,特别是他早年养尊处优之时,与公安派中人寻求自适、张扬奢靡的一面多有合拍。张岱曾在《自为墓志铭》中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花,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还说自己在人世间对贫富变化,文武之道,尊卑观念,强弱对峙,智愚等方面与常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即所谓的“七不可解”。张岱的“七不可解”,以及与此有关的自我描述,基本上反映出了他的处世态度,这与袁宏道颇多暗合。袁宏道就曾细致地描画他所崇尚的五种“真乐”,即享受人生乐趣的五种快活境界,并谓:“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公孙朝穆、谢安、孙辈,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与东邻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异哉!”在公安派成员中,标榜如此生活情趣的决非袁宏道一人,袁宗道就毫不讳言名利,他说:“有眼即欲察色,有耳即欲听声,有鼻即欲嗅香,有舌即欲尝味。有名即有利,有利即有种种可意声色香味以悦诸根。无名则贱,贱则无利,无利则穷饿以死,遑悦耳目口鼻乎哉!”伯修所言,虽已与封建士大夫所认可、固守的信条多有乖违,但论说人的正常情欲需求,原本无可厚非。但到了袁中道那里,这种倾向比之他的两位兄长又有逾越。如果说袁宗道与袁宏道更多的时候只是提倡的话,那么小修对酒色的沉溺与迷恋已几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袁中道曾说:春光秋月亦可度,最是宅边桃叶渡。夜饮朝歌剧可怜,繁华极是伤心处。领略东风快放颠,任骂轻薄恶少年。闲来乞食歌妓院,竿木随身挂水田。沉湎放肆绝可笑,乡里小儿皆相诮。君不见擘天金支鸟啖老龙,榆枋小鸟难同调。
  不难看出,由伯修到中郎,再到小修,再到张岱,可以说前车后辙,源流可辨。就相同、相似处论,公安派对处世情趣的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价值取向,无疑为张岱含茹吸纳。从流变迁移过程看,早在公安派之前,种种因素的凑泊积聚,已经酿化出一种崇尚侈靡、追求安适的浮华士风,公安派成员适逢这一末世习气的栉沐,对此大加推助。到张岱时,这股潮流已逐渐衰变、减弱乃至止滞、转向,但张岱仍深受其薰染陶冶。然而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以及由此波及到的心灵剧变,张岱确与公安派存在着不同之处。公安派成员嗜好友朋、山水,甚至把这些看得重于“破国亡家”,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实际经历的末世张狂浮躁情绪的渲泄。张岱则不同,他身心都深受“国破家亡”痛变的洗礼,所以他才有了诸多“不解”式的自疑自问。与此相较,公安派成员的“真乐”可以说是自我陶醉式的全身心投入,它属于晚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独特映象。凡此种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尤其是小品文创作上,其承传与异趋也是历历分明的。以山水游记为主的小品文,虽不是公安派首创,但此种文体在明代的大放异彩,无疑与此派作家的积极倡导与大量创作多有联系。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突出的文学创作成就即更多地表现在小品文上。谈及小品文的发展变化,张岱的地位不可轻忽,如果说公安派使得小品文日臻兴盛的话,那么张岱则把这种文体推向完美、纯熟。
  在小品文方面,与张岱同时代的人已注意到他对公安派等的继承,祁豸佳就说:“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清代四库馆臣谈到张岱的小品文集《西湖梦寻》时,更为肯定地说张氏作品体例“全沿公安、竟陵之派。”时间延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小品文兴盛一时,不少作家追本溯源,直将公安、竟陵、张岱诸人看作宗祖,当时的小品文大家周作人曾说:“我的意思是说公安、竟陵以后混合的一种新文章。公安派里有袁中郎,竟陵派里有刘同人……但是我觉得混合的文章另有气象,更是可喜,现在姑以张宗子作为代表。”他进而还说张岱“集公安、竟陵两派之大成”。张岱自己也曾谈及山水小品的源流嬗变,他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目灿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来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结合张岱和袁宏道的小品文作品进行分析,很容易看出前者对后者“灵巧俊快”风格的学习以及二者行文、语言、手法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于此同时,张岱的作品又化用了竟陵派的幽冷峻峭)。关于这点,可以参照各自的写作背景,再以袁、张二人描写西湖的具体作品作一比较。袁宏道、张岱都对名闻天下的繁华之地西湖钟情笃深,但由于背景、意绪等各不相同,因此形成的作品也自具特色。袁宏道初入仕途即令吴县,以他为中心,在吴地集聚了公安派的绝大部分中坚以及羽翼,公安派由此深入人心,震响当代。苏、杭自古佳山胜处,袁宏道令吴之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登临观览的好机会。而吴越咫尺,有山瘾水癖的袁宏道辞官之后便首先越游,亦是情理中事。再加上诸多友朋与山水凑泊,更使初脱桎梏的袁中郎游兴豪健,畅快莫言。在写给好友张幼于的信中,袁宏道尽情道出自己当时的心绪,他说:“掷却进贤冠,作西湖荡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状。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断区缘,再不小草人世矣,快哉!”在这同时,袁宏道致信江进之亦说:“西湖桃柳之胜,绮罗之艳,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尽。”西湖灵山秀水藻雪诗情文思,袁宏道创作量剧增,仅就游记类作品看,他一生共创作了八十多篇,而仅在游西前后的一二年中,其作品从无到有,竟达六十篇。就此类作品的风格、特色而言,他本人描写西湖的作品也为袁宏道以及整个公安派的山水小品定下了基调。下面是他初至西湖时所写的一篇游记,摘引如下: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也。……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遍赏。……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在《初至西湖》的诗中,袁宏道曾写道:“山上清波水上尘,钱时花月宋时春”、“一络香风十里堤,万株杨柳着行齐”,这显然是对西湖的一种俯瞰式的全景扫瞄。在其后的游记中,亦不乏采点聚焦式的特写镜头,如“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草,艳冶极矣”。而在上面所录的这篇游记中,袁宏道则主要叙写了一种游者的心境、意绪的动态情状。文章开头便突显出“已心飞湖上”的急切心情,“茶毕,即棹小舟入湖”,一个“即”字,更使得作者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接下来连用四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给人一种目不暇接、心荡神摇之感,如此适心寓目情状,让人“目酣神醉”也就成了情理中事。袁宏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他兴致不减、文思泉涌之时,也把读者的欣赏快感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他运用东阿王曹植梦遇洛水女神的典故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行文至此,不仅是作者“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就连读者也已进入了触景生情、情动深衷的境界。最后一段写返回时的“草草领略”,极惜笔墨,接着提到“湖山好友”,亦绝非赘笔,因为在袁宏道看来,“山水朋友不相凑”是天下三大败兴事之一,而山灵水喧,前呼后拥,谑浪恣肆,正是公安派山水游记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氛围。袁宏道的这篇游记小品,基本上代表了公安派此类作品的突出风格,即灵动不拘,清新明快,使人读后如与作者偕游,虽面对几案书佚,然已神游佳山胜水,倍觉身心畅快。在钟爱西湖这一点上,张岱比袁宏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氏曾“盘礴西湖之上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他对西湖留恋至极,故而才说“此地有西湖,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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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00:35:48 | 显示全部楼层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王承丹
  摘要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张岱;晚明作家;公安派;袁宏道;小品文
  作者年生,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山东曲阜
  张岱是明代文坛上殿军型的作家。遭逢山河陵谷之变,他的作品自然深深地刻上了明清易代的印痕。此外,张岱之前的晚明诗文作家,如徐渭、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竟陵派盟主钟惺、谭元春等,亦对张氏的诗文理论及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研讨。张岱出生时,晚明作家群体中的突出者之一袁中道已殁世年,因此,张岱对晚明作家,特别是对他最感兴趣的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已属间接性质,是通过竟陵派这一津梁来完成的。从张岱文学思想的承传关系看,他又是由嗜好徐渭而下及公安、竟陵两派的,其过程可大致表示为:徐渭※公安派※竟陵派※张岱。关于这点,张岱自己就曾说:“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钟、谭诗,复欲学钟、谭诗,而鹿鹿无暇,伯敬、友夏,虽好之而未及学也。”张岱之于徐渭,同公安派成员一样,确是情有独钟,他的朋友甚至说他是徐渭的后身。他在离乱之际,自身倍受磨难的情况下,还搜集选编徐渭佚稿剞劂行世,足见他对徐渭的景仰与尊崇。但不论是徐渭,还是袁宏道,抑或是钟、谭,张岱都是学其精髓而弃其皮毛,他反对学徐渭者将文长“横据于胸中”、“遮盖于其面上”的做法,并认为“文人之学文长者,实多为文长所误”,“则文长又为学文长者所误。”
  那么张岱对徐渭的具体态度是怎样的呢?谈及喜好钟、谭的张毅儒“以钟、谭手眼选明诗”,并以“钟、谭手眼”选己作的时候,张岱曾这样说:张毅儒言余诗酷似文长,以其似文长者姑置之,而选及余之稍似钟、谭者。余乃始自悔,举向所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骨刮肠,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乃向所为学钟、谭者,又复不似。张岱毫不讳言自己模仿、学习徐渭,也承认自己深受竟陵派的影响,但他认为自己的诗作有自己的特色,而并不是徐渭或钟、谭作品的复制,也就是他所谓的“似文长之宗子”。正因为这样,才有人说张岱“有文长之癖”。更有人将徐、张二人相比较,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曾选编《明诗存》的张弘甚至说:“吾越徐文长,昭代诗豪,其诗酷似工部。宗子咏物诸篇酷似文长。吾疑宗子曩所刻《文长佚稿》,或多宗子拟作,即如米南宫伪造晋人书贴,使人不可复辨。若以宗子诸诗与文长并驱中原,便可谓吾越有两文长矣。”
  不论是崇拜、甚或模仿徐渭,还是沾染公安、竟陵诗文习气,张岱都未停留在仅仅模似仿效的阶段,尤其在诗歌创作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其具体作品来看,他受公安派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如以其《种鱼》诗为例进行分析,便可察其大概。全诗如下:山人不得饱,乃读致富书。致富多奇术,其一在种鱼。买鲵得千尾,畜之于水滁。畜之未十日,乃曰需草苴。典衣盈一箧,买舟如壳蠡。万钱募一老,头秃背且苟。日食一升饭,酌酒满其盂。打草不盈担,强半是菱蕖。赛神期五日,牲醪一祭月娄。未曾见寸息,已罄我所储。夏粮遂不足,山厨竟断炊。……首先从选材,即诗歌的内容看,张岱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早年婢伺仆随,自然不知耦锄稼穑之苦。后来遭逢国破家亡的巨变,他抱定“义不帝秦”的决绝态度,以“有明著述鸿儒”自居,誓不与清人为伍同流。为保全明遗民的气节,他毅然“披发入山”。由于这种生活境遇的大转折,张岱不仅经历了心灵深处的泣血煎熬,物质生活上亦倍尝艰辛,甚至到了“常致断炊”的境地。为了养家糊口、果腹蔽体这些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晚年的张岱不得不养蚕、舂米、种鱼,如此肢体劳作自然成了他生活中屑琐平常却又无法摆脱之事。将这些看似立意平淡的琐事入诗,是张岱善用的一种手法,而公安派中的许多人早已开此先例。其次是对诗歌体式的选择。为了突出诗歌作品的直白畅达,公安派作家尤擅运用古体诗:三袁古体诗所占总数的百分比分别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与近体相比,这种体式平仄宽泛,宜长可短,与平淡的诗歌内容颇为相宜。张岱这首《种鱼》,以及其他的一些诗作,大都采用了这种古体形式。通读全诗,白描式的手法,活泼自然的意兴,使得整个作品通俗浅率,无疑也与公安派的清新达露如出一辙。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来看,张岱亦深受徐渭、公安派等人的影响。公安派成员继承了李贽、徐渭、汤显祖诸人蔑视传统教条,追求“真”、“狂”、“奇”等外向张扬的人格精神,尤其对于儒家正统的教化典籍,他们皆视之为牛溲马勃,大加唾弃。张岱于此多有认同,他认为:“《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针对统治者教化民众的诸多经籍典章,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斥之为“刍狗”,认为它们决非什么所谓的“至文”,张岱则说:“《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因此他认为“《六经》有解不如无解”,所谓的“训诂讲章”不过是穿凿附会罢了,他们的泛滥使得诸多经籍失去本来面目,变得“零星破碎”。张岱公开宣称,他自幼“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在为文处世方面,张岱注重“得其真”、“得其近”,故而他说:“余解《四书》、《五经》未尝敢以注疏、讲章先立成见。”
  从求“真”、求“近”,怀疑后代儒者教条这点上看,张岱无疑深受晚明革新思潮尤其是公安派思想的风拂雨润。从思想观念落脚到生活追求上,张岱,特别是他早年养尊处优之时,与公安派中人寻求自适、张扬奢靡的一面多有合拍。张岱曾在《自为墓志铭》中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花,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还说自己在人世间对贫富变化,文武之道,尊卑观念,强弱对峙,智愚等方面与常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即所谓的“七不可解”。张岱的“七不可解”,以及与此有关的自我描述,基本上反映出了他的处世态度,这与袁宏道颇多暗合。袁宏道就曾细致地描画他所崇尚的五种“真乐”,即享受人生乐趣的五种快活境界,并谓:“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公孙朝穆、谢安、孙辈,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与东邻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异哉!”在公安派成员中,标榜如此生活情趣的决非袁宏道一人,袁宗道就毫不讳言名利,他说:“有眼即欲察色,有耳即欲听声,有鼻即欲嗅香,有舌即欲尝味。有名即有利,有利即有种种可意声色香味以悦诸根。无名则贱,贱则无利,无利则穷饿以死,遑悦耳目口鼻乎哉!”伯修所言,虽已与封建士大夫所认可、固守的信条多有乖违,但论说人的正常情欲需求,原本无可厚非。但到了袁中道那里,这种倾向比之他的两位兄长又有逾越。如果说袁宗道与袁宏道更多的时候只是提倡的话,那么小修对酒色的沉溺与迷恋已几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袁中道曾说:春光秋月亦可度,最是宅边桃叶渡。夜饮朝歌剧可怜,繁华极是伤心处。领略东风快放颠,任骂轻薄恶少年。闲来乞食歌妓院,竿木随身挂水田。沉湎放肆绝可笑,乡里小儿皆相诮。君不见擘天金支鸟啖老龙,榆枋小鸟难同调。
  不难看出,由伯修到中郎,再到小修,再到张岱,可以说前车后辙,源流可辨。就相同、相似处论,公安派对处世情趣的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价值取向,无疑为张岱含茹吸纳。从流变迁移过程看,早在公安派之前,种种因素的凑泊积聚,已经酿化出一种崇尚侈靡、追求安适的浮华士风,公安派成员适逢这一末世习气的栉沐,对此大加推助。到张岱时,这股潮流已逐渐衰变、减弱乃至止滞、转向,但张岱仍深受其薰染陶冶。然而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以及由此波及到的心灵剧变,张岱确与公安派存在着不同之处。公安派成员嗜好友朋、山水,甚至把这些看得重于“破国亡家”,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实际经历的末世张狂浮躁情绪的渲泄。张岱则不同,他身心都深受“国破家亡”痛变的洗礼,所以他才有了诸多“不解”式的自疑自问。与此相较,公安派成员的“真乐”可以说是自我陶醉式的全身心投入,它属于晚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独特映象。凡此种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尤其是小品文创作上,其承传与异趋也是历历分明的。以山水游记为主的小品文,虽不是公安派首创,但此种文体在明代的大放异彩,无疑与此派作家的积极倡导与大量创作多有联系。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突出的文学创作成就即更多地表现在小品文上。谈及小品文的发展变化,张岱的地位不可轻忽,如果说公安派使得小品文日臻兴盛的话,那么张岱则把这种文体推向完美、纯熟。
  在小品文方面,与张岱同时代的人已注意到他对公安派等的继承,祁豸佳就说:“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清代四库馆臣谈到张岱的小品文集《西湖梦寻》时,更为肯定地说张氏作品体例“全沿公安、竟陵之派。”时间延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小品文兴盛一时,不少作家追本溯源,直将公安、竟陵、张岱诸人看作宗祖,当时的小品文大家周作人曾说:“我的意思是说公安、竟陵以后混合的一种新文章。公安派里有袁中郎,竟陵派里有刘同人……但是我觉得混合的文章另有气象,更是可喜,现在姑以张宗子作为代表。”他进而还说张岱“集公安、竟陵两派之大成”。张岱自己也曾谈及山水小品的源流嬗变,他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目灿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来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结合张岱和袁宏道的小品文作品进行分析,很容易看出前者对后者“灵巧俊快”风格的学习以及二者行文、语言、手法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于此同时,张岱的作品又化用了竟陵派的幽冷峻峭)。关于这点,可以参照各自的写作背景,再以袁、张二人描写西湖的具体作品作一比较。袁宏道、张岱都对名闻天下的繁华之地西湖钟情笃深,但由于背景、意绪等各不相同,因此形成的作品也自具特色。袁宏道初入仕途即令吴县,以他为中心,在吴地集聚了公安派的绝大部分中坚以及羽翼,公安派由此深入人心,震响当代。苏、杭自古佳山胜处,袁宏道令吴之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登临观览的好机会。而吴越咫尺,有山瘾水癖的袁宏道辞官之后便首先越游,亦是情理中事。再加上诸多友朋与山水凑泊,更使初脱桎梏的袁中郎游兴豪健,畅快莫言。在写给好友张幼于的信中,袁宏道尽情道出自己当时的心绪,他说:“掷却进贤冠,作西湖荡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状。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断区缘,再不小草人世矣,快哉!”在这同时,袁宏道致信江进之亦说:“西湖桃柳之胜,绮罗之艳,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尽。”西湖灵山秀水藻雪诗情文思,袁宏道创作量剧增,仅就游记类作品看,他一生共创作了八十多篇,而仅在游西前后的一二年中,其作品从无到有,竟达六十篇。就此类作品的风格、特色而言,他本人描写西湖的作品也为袁宏道以及整个公安派的山水小品定下了基调。下面是他初至西湖时所写的一篇游记,摘引如下: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也。……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遍赏。……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在《初至西湖》的诗中,袁宏道曾写道:“山上清波水上尘,钱时花月宋时春”、“一络香风十里堤,万株杨柳着行齐”,这显然是对西湖的一种俯瞰式的全景扫瞄。在其后的游记中,亦不乏采点聚焦式的特写镜头,如“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草,艳冶极矣”。而在上面所录的这篇游记中,袁宏道则主要叙写了一种游者的心境、意绪的动态情状。文章开头便突显出“已心飞湖上”的急切心情,“茶毕,即棹小舟入湖”,一个“即”字,更使得作者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接下来连用四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给人一种目不暇接、心荡神摇之感,如此适心寓目情状,让人“目酣神醉”也就成了情理中事。袁宏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他兴致不减、文思泉涌之时,也把读者的欣赏快感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他运用东阿王曹植梦遇洛水女神的典故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行文至此,不仅是作者“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就连读者也已进入了触景生情、情动深衷的境界。最后一段写返回时的“草草领略”,极惜笔墨,接着提到“湖山好友”,亦绝非赘笔,因为在袁宏道看来,“山水朋友不相凑”是天下三大败兴事之一,而山灵水喧,前呼后拥,谑浪恣肆,正是公安派山水游记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氛围。袁宏道的这篇游记小品,基本上代表了公安派此类作品的突出风格,即灵动不拘,清新明快,使人读后如与作者偕游,虽面对几案书佚,然已神游佳山胜水,倍觉身心畅快。在钟爱西湖这一点上,张岱比袁宏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氏曾“盘礴西湖之上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他对西湖留恋至极,故而才说“此地有西湖,勾留不肯去”、“日日看西湖,一生看不足”。正是因为如此,张岱“为西湖传神写照,政在阿堵矣”,然而由于遭逢明清易代之变,张岱自觉“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即使如此,他对西湖的感情仍未有丝毫减损,他说:“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那么张岱笔下的西湖是什么样子?与袁宏道有何异同?姑以张氏《西湖香市》进行对照分析,摘引如下: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喝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已、壬午氵存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通读全篇,读者无疑在凝心静气地欣赏一幅西湖香市图的长卷,而这幅画又仿佛是一幅绝妙的三维立体画,使得看画人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图画的悠邃意境之中,这正代表了张岱小品文的总体风貌,即吸收公安派叙述的流畅、描写的细腻以及竟陵派刻写的“冷峭”,并最终酿成了他自身所特有的“纯美的意境”。但是,恰如张岱自己所言,他笔下的西湖多属“梦中说梦”,他写作的目的也仅是“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因此,只要稍加体味便可发现,张岱的《西湖香市》连同其他类似的作品,都如同现代影视中的梦幻画面,时空混沌,意象模糊,并被一派苍凉深幽所笼罩。很明显,公安派是一群叫噪怒张的末世奇人狂士,他们心灵的躁动发而为文,其作品自然便具备了灵动飞扬,甚至张狂恣肆的特色。张岱则不然,他经历了泣血滴泪的心灵撞击,国破家亡的刺痛如浓重的阴翳与他形影相随,于是他的作品不再有公安派的那种灵动,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梦幻般的画面,是一种如梦似幻的宁静淡远。公安派作家总是在自我营造的动态的意境中跃动号呼,甚至连读者也受其感染,忍不住发狂大叫。而张岱却退出了他所创制的梦境氛围,读者似乎感到他就站在身后,与自己一起赏玩那略带朦胧的画卷,但回过头来,已经没有了张岱,只有一幅幅如梦如幻的画。是晚明作家乃至公安派影响了张岱,还是张岱发展了前辈作家?通过上面的论述已能看出,二者兼而有之。但不论是晚明诗文作家,还是张岱,又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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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02:08:51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昆仑奴》版本差异谈徐渭的“宗元”观
  黄俊琪
  摘要:徐渭《昆仑奴》改本同《盛明杂剧》本的差异,对比体现出其“宗元”观。徐渭提倡戏曲要“宜俗宜真”,保持戏曲语言特色,体现人物心理或创作个性,同时要“亦俗亦雅”,以清丽而不晦涩的语句抒发感情。
  梅鼎祚杂剧《昆仑奴剑侠成仙》有万历四十三年山阴刘氏刻本、《盛明杂剧》本及《酹江集》本。徐渭万历二十年修改此剧,即《酹江集》本,有眉批言“旧有徐文长改本,品陟甚当,其中所删润处亦胜原本,今改从”。《盛明杂剧》初集刊于崇祯二年,徐朔方先生认为,“可能就是徐渭的改本,它的曲文当是梅鼎祚的原文”。就现存版本来说,《盛明杂剧》本最接近梅本原貌。
  “宗元”的概念,是杜桂萍老师对明清时期戏曲复古风尚的概括。在《明清戏曲“宗元”观念及相关问题》中提出,“元曲”的内涵,并非元杂剧本貌,而是来自《元曲选》和明人二次解读。元曲本貌往往较为朴拙、粗陋,在脚色安排、分折上也比较混乱,“音韵少谐”。《元曲选》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修改,《太和正音谱》《中原音韵》又规范了戏曲音律,沈璟强调“文从格律”“按字模声”。张新建在《徐渭改稿》中评价,徐以白作曲相比原本更加朴实自然,且合乎情理。樊文忠提出,徐渭强调戏曲语言通俗易懂,反对以时文入戏,至俗即是至雅。王雅琴认为徐渭的“本色”强调个体性和独创性,作品要体现“真我”。本文通过比较版本差异,分析改本的特质,分别从“宜俗宜真”“亦俗亦雅”剖析徐渭“宗元”观独特之处。
  一、宜俗宜真
  徐渭在《题〈昆仑奴〉杂剧后》中提到,“散白与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下文分两节阐述改本的“俗”与“真”之处。
  (一)宜俗———越俗越家常越警醒
  徐渭批评梅鼎祚原作“散白太整”,认为戏曲创作“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酹江集》本在人物对白上,更加通俗化、口语化。徐渭将一些文言词汇都改成了白话词汇。郭令公问崔生,“这昆仑奴是甚名来”(《盛明杂剧》本),改成了“这昆仑奴叫做什么名字”(《酹江集》本)。郭令公吩咐设座款待,“设绣榻郎君坐者”(《盛明杂剧》本),改成“看座儿请郎君坐者”(《酹江集》本)。显而易见,改本用了更加通俗的词汇,将“设绣榻”改为“看座儿”,更加符合戏曲人物对白的特征。
  徐渭适当添加了一些量词和介词,避免对白太过文雅。红绡内心思索,“看那生貌如冠玉……是好托终身的”(《盛明杂剧》本),“看那生才貌双全……是个好托终身的”(《酹江集》本),除了修改形容崔生外貌仪态的词语外,还添加了一个量词“个”,描摹出红绡暗暗思索琢磨时的情态。崔生回到家中,猜测红绡的暗示,“这明明是有心我了”(《盛明杂剧》本),改为“这明明是有心于我了”(《酹江集》本)。加了一个介词“于”,增加语句长度,把崔生揣度时的语气描摹出来。一些文言词汇替换成白话词汇,增加了量词和介词,使得原文一些语句表述更加通顺流畅。
  徐渭还十分重视戏曲的表演性。郭府下人取笑崔生,“你叹气也无益,可知道丙丞相不问牛喘”(《盛明杂剧》本),改为“你叹气也没用,可知道丙吉丞相不问牛喘哩”(《酹江集》本)。加上语气词“哩”,口语化、俚俗化,符合郭府下人的身份,有对话的情境。另一方面,“阻贤”的门人的情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让表演显得更加诙谐、有趣。
  (二)宜真———改本的自然真实
  徐渭强调的“真”,指符合人物的情态心理,真实合理,并且体现创作主体意识。“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本色”不仅指语言通俗,而且还能充分表达人物或是作者的内心情感。徐渭修改人物对白,使其更加贴合人物的身份和心理。郭令公嘱咐崔生,“郎君闲暇,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盛明杂剧》本),改为“郎君闲暇,须时常相访,莫弃嫌老夫也”(《酹江集》本)。《酹江集》本中,“一”改为“时常”,“无间”改为“莫弃嫌”,语言更加口语化,另一方面,体现出郭令公对崔生的赏识和亲近。郭令公避难辞官在家,遇上故人之子自然格外亲近。以一种略带哀求的语气说此话,能传达出郭令公的心理情态。崔生要去拜访郭府时,言“且待昆仑奴到来前行者”(《盛明杂剧》本),改为“且待昆仑奴到来,好服侍着走一遭也”(《酹江集》本)。此处增句,使意思表达更加完整,更加通俗口语化。同时,崔生为主,昆仑奴为仆,“服侍着走一遭”符合并强调了二人身份,使其对白更加真实自然。
  徐渭谈“真”,也是在强调创作的个性化。第一折【仙吕·混江龙】称赞郭令公忠义英勇,原本“真个是戈挥太白……乾坤再整,日月重明”,徐渭加一介词“把”字,改为“真个是戈挥太白……把乾坤再整,日月重明”,则显出他一贯的雄健风格。孟称舜眉批“徐云此下排比十四句,太文稍板”。徐渭加一“把”字,则稍减原曲的板滞,增加一种主动的气势。“把乾坤再整”,气贯长虹,整体风格变得雄健洒脱,体现了徐渭作品一泻千里的个性化特征。明代前期戏曲创作以宫廷杂剧为主,多神仙道化、宫廷历史剧。明中叶之后,作家的戏剧创作明显有了更多的个人寄托和更加鲜明的个性风格。徐渭提倡“俗”,首先强调散白不应太整,只追求句式整齐,如此“锦糊灯笼,玉镶刀口”,为“小做作”。其次,要保持戏曲自身文体特色,能够“感发人心”,“无今人时文气”。再者,“真”,一是要自然真实,贴合人物身份和情态,二是要有鲜明的创作主体特征。无论是“俗”还是“真”,都是戏曲“感发人心”所需的特质。
  二、亦俗亦雅
  徐渭并非赞同“愈俗愈好”。从元刊本来看,元杂剧在语言上比较粗陋,明杂剧创作整体偏文雅化。戚世隽在《明代杂剧研究》中谈到了明杂剧的诗化。明代的杂剧创作,雅俗审美不断趋向于融合,明代人们常常以戏剧与诗词同宗。徐渭虽然尊崇元杂剧的“本色”,却也认为“填词如作唐诗”,不可太俗。戏曲当有韵味,可雅俗共赏,让人回味无穷。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虽此剧经文长删润,十分洒脱,终是女郎之唱晓风残月耳。”徐渭反对典故堆砌,但不反对引用前人故事,但是要注重贴合人物心境和故事背景,才能更好地抒情言志。“雅”是强调“切致”,让语言能够准确抒发感情。“至于曲中引用成句,白中集古句,俱切当,可谓挈风抢雨手段。”
  以【正宫·呆骨朵】为例:他阿娇金屋妆成相,记盈盈十五恰嫁王昌。(《盛明杂剧》本)我在他家从小来生长,记十五盈盈蚤嫁王昌。(《酹江集》本)这是昆仑奴代红绡所言。第三人称改为了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原本用了金屋藏娇和崔颢“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两个典故,徐渭删去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改为“我在他家从小来生长”,更符合当时情景。
  再以【仙吕·混江龙】为例:特地亲提灵武驾,翻然远救朔方兵。(《盛明杂剧》本)特地亲提灵武驾,从天忽下朔方兵。(《酹江集》本)“翻然远救朔方兵”出自杜甫的《诸将五首》,是指朔方军总管沙咤忠义为突厥所败,张仁愿代之,乘突厥不备攻破。朔方军收复京城、败吐蕃,皆藉助回纥骑兵,故言“尽烦回纥”。郭子仪曾担任朔方节度使,故用此诗句。但此曲是要赞扬郭令公的功绩,这么用并不合理,改为“从天忽下”体现了郭令公及时解除危难的神勇。“最喜用事当家,最忌用事重沓及不着题”,如此一改,更加贴合情境。
  徐渭提倡“俗”,是针对明代创作好以时文入戏、复古剽窃前人的弊病。鄙弃那种“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的创作。他提倡的“雅”在于用典恰当,贴合人物,而不是“丽而晦”。
  三、结语
  “元曲”观念受到明代文人的重新建构,与元杂剧原貌相去甚远。对雅俗的不同偏尚是明代作家们关于“宗元”的不同体现之一。《昆仑奴》改本保持了元杂剧的“本色”,又比元杂剧更加文雅,达到了“亦俗亦雅”。归根到底,“俗”与“雅”都是为了“真”———抒情和感发人心的需要。徐渭的“宗元”创作相比元杂剧显然有了不一样的探索。
  徐渭的幕僚生涯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秘书分为官方秘书和私人秘书。官方秘书即为秘书职官,隶属于各朝代的秘书机构或秘书官职;私人秘书则是隶属于雇主的门客、幕僚等。徐渭是明代中期依附于胡宗宪的重要幕僚,他完成总督府与朝廷来往文书,巩固了胡宗宪的政治地位,对其建言献策并一同改观了抗倭局势,在人际关系处理上获得雇主极大信任。对徐渭的幕僚生涯研究后,启发我们当代秘书工作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写作功底和找时机、抓机会的能力,还需要秘书工作者拿出职业态度,与领导、同事同舟共济方能一帆风顺。
  关键词:徐渭;幕僚生涯;写作能力;谋略能力
  徐渭,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浙江绍兴人。一开始字文清,后来改字为文长,号青藤老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年轻的时候就聪慧过人,文思敏捷,岁就中秀才,但乡试却屡考不中,只能靠在家乡开设私塾来糊口,岁时乡试初试第一,但在复试时却未能中举。“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在后来的两年中,浙闽沿海不断受到倭寇的侵扰,徐渭以参军身份为战局出谋划策,其军事谋略能力引起了胡宗宪的注意。在嘉靖年(年)的冬天,经胡宗宪多次相邀后,徐渭终于答应到总督府担任幕僚,这也标志着其在总督府年幕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徐渭不仅帮助胡宗宪完成朝廷来往的文书,还为抗倭的军国大事出谋划策,得到了胡宗宪的赏识和看中。后胡宗宪入狱,自己离开了幕僚队伍开始了中年漂泊的生活,万历五年年北上到辽东,经戚继光介绍到辽东李成梁总兵府内,开始了自己的边关幕僚生活,期间传授李成梁长子李如松兵法,为后者“万历三大征”中援朝战争打下了深厚理论基础。
  一、秘书和秘书分类我国的秘书由来已久,渡过了悠久的历史长河。笔者认为,从中国古代到现代,“秘书”经历了从职官到职业的变化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秘书与核心机构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近。秘书起源于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那时候的秘书只是对酋长或者帝王负责,记录占卜的人员。到了秦朝,秘书开始担任皇帝书记员,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政务文件记载,类似于今天的痕迹管理的台账。到了汉代,秘书则更为重要了,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文件,并颁布法令,逐渐具备了现代化秘书的职能也是那时开始。唐宋元时代的秘书不断地呈现并代表着各式各样的职官。直到明朝宰相被废除,但其内阁大学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自然没有太大变化。晚清时期,由于军机处的建立,大部分秘书职能都转移到了军用部门。
  1.官方秘书
  在中国古代的职官系统中,官方秘书有秦代的博士、给事中、侍中,汉代的博士、郎官(谏大夫、中大夫、议郎),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明清时期的内阁、军机处。而记录“秘书”一词的最早出现在我国汉代,由《史记》和《汉书·宝典》中记载下来,“秘书”作为官方头衔最早在黄帝时期已经出现,那时酋长作为各项事情的负责人,而负责记录这些事情的就是“书记官”,他们直接向酋长负责。它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整理文件,例如仓颉是黄帝的历史官员。那时的秘书具有传奇、神话和宗教色彩,这个功能一直持续到夏、商、周。西周“太史”的出现,代表了专职秘书机构在国家的建立。然而,直到东汉时期,“秘书”一词才被用作官方职位,到东汉时期开始普及,曹操则定义了秘书职官,秘书在魏晋时期主要负责经典的书写,从事或分管文件、历史。而作为术语——“秘书”是以相对较高的频率出现是在隋唐时期前,其中大部分是为了显示官方的立场而形成的监督员的称呼。
  2.私人秘书
  与官职秘书不同,私人秘书就是非官方的,简单来说就是不领朝廷俸禄的。非官方秘书则有内宰、士人、“霸府”幕僚以及入幕僚的落榜文士。
  私人秘书大多存在于幕后,作为门客或幕僚帮助雇主完成需求。由雇主给他们发薪水。在历史的众多私人秘书中,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李斯、营造“三窟”的冯谖、毛遂自荐成功的毛遂,都是私人秘书的优秀代表。
  幕僚和上述门客的区别就在于雇主安排的工作,幕僚的工作大多都与军事方面相关。和现代作战参谋类似。幕僚事情繁重并且机密,内容又相当困难,幕僚的质量高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战争的走向,所以幕僚的选择就极为重要,前文介绍徐渭也是在浙闽沿海抗倭战役中做出贡献才被胡宗宪看中,可见幕僚的门槛很高。
  二、从秘书角度看徐渭的幕僚生涯贡献
  徐渭曾经对人说过:“我这个人,书法是最擅长的,其次是写诗,再次写文章,最后才是绘画”。但是在笔者看来,徐渭军事幕僚生活的历史贡献丝毫不逊色于他的艺术成就。
  1.文书撰写
  秘书工作无小事,而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上级领导撰写文书,这是秘书的基本工作之一,而古代的文书是什么?就是奏章。奏章是一种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十分复杂的公文,是古代臣属向帝王们谏言述实用的。明代的大臣们不仅要考虑上述条件,还要考虑到明代最特别的嘉靖皇帝的阅读感受,这就十分困难了。嘉靖皇帝是以外藩身份入主大统,从小十分聪明,《明史》记载“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翁然称治”。嘉靖帝为了巩固明朝统治,名义上玄修放权内阁,实则独操统治,而倭情复杂来往奏章频繁,务需一位文笔优秀的人来担任此项任务,徐渭就成了不二之选。向明朝政府上奏的《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就是作为幕僚徐渭所写的第一篇文书,内容如下:
  任兼督抚,一方文武之思,镇重浙闽,万里华夷之会,抚躬如感,受托思危。臣伏念东南之患,夙夜再兴,始于赤子之弄兵,驯至苍生之受毒。引岛夷而深入,连省甸以五宁。慨自数年以来,无如今日之甚。譬犹破坏之车,既遇险于泥泞,必得良父之御,可责望以驱驰,若求善后于贱工,终知无补于覆辙。臣之自瑞。何以异兹?人所私评,亦为过当、且昔叨监军纪功之任,偶成事于一时,比于今提督巡抚之难,亦奚啻夫百倍,昔犹不逮,今复何能?特以圣明用人。姑自郭槐而始,则凡豪杰响应,必有乐毅之流。臣敢不涕潵誓师,失心图报。黄金横带,敢怀先乐之心,沦海扬波,岂望生还之日。仗天威而策励,尊朝筭以周旋。取彼鲸鲵。爱助渔阳鼓繁之僳,佇看溟渤,翻为鹰鹜之池。力虽不前,志诚无已。
  洋洋洒洒数百字,把浙闽沿海的倭情紧张和任务艰巨说的一清二楚,又表达了胡宗宪自己的决心,把嘉靖帝的任用夸为圣明举动,夸到了天上,很好表现了胡宗宪肝脑涂地的形象,文章随即得到了嘉靖帝的赞美。像这样讲述倭情紧张,东南局面困难的文章还有很多,大多出自徐渭之手。
  2.献策擒倭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汪直,皆预其谋”。对于和倭寇勾结的走私犯,他深知对方的欲望,也就是得到朝廷的承认,在世局动荡的年代,不是为了生存,谁都不愿意去做走私。他找到并抓住了这一个弱点,也是抗倭的突破口,与胡宗宪设计擒拿了走私头子徐海,并以此诱惑走私头子王直到军营里来商量事情,最终抓住了他。为周全消除东南沿海倭患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徐渭幕僚生涯的价值
  徐渭担任幕僚时,政治上为胡宗宪代写奏章,通过文书联系取得朝廷信任。写作祥瑞贺表,靠拢朝政当局者,巩固了胡宗宪的政治地位,为实现其政治抱负铺路。在东南浙闽抗倭作战中,结合浙闽实际,制定抗倭作战策略,贡献自己的智慧方案。晚年来到辽东,教授学生兵法,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可以说,徐渭的幕僚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他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了自己生平的抱负和愿望,在内心也希望能有终南捷径,通过胡宗宪成为朝廷的官员。但事与愿违,在思想上又看不上胡宗宪巴结朝廷要员,而当胡宗宪倒台之时,幕僚队伍也随之解体,报国的路也就随之塌陷。
  他受限于封建思想和时代限制,走不出读书、科举、做官、报国的理论中,所以一直都走在寻求报国的路上,但是道路坎坷,思想上又不愿意和当朝官员巴结。在那个时代,嘉靖年间政治上波谲云诡,军事上北边抵御鞑靼,东南沿海抗倭,民生上天灾不断,全国各地闹事不断,生在这一时代的徐渭,是和无数文人志士一样,都有报国的情怀,但是无奈科举不中,报国无门,幸运的是得到胡宗宪赏识,能够在幕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幸的是这个时间很短暂,但也足够辉煌。晚年的他,无力在为国家做什么,只能保持“得天下英才聚而育之”的心态,为国家培养人才。纵观古今,能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历史时期,这样一段悲惨的人生经历中,不断奋发向上,在无比短暂的但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上尽力一舞的,又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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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02:32:2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昆仑奴》版本差异谈徐渭的“宗元”观
  黄俊琪
  摘要:徐渭《昆仑奴》改本同《盛明杂剧》本的差异,对比体现出其“宗元”观。徐渭提倡戏曲要“宜俗宜真”,保持戏曲语言特色,体现人物心理或创作个性,同时要“亦俗亦雅”,以清丽而不晦涩的语句抒发感情。
  梅鼎祚杂剧《昆仑奴剑侠成仙》有万历四十三年山阴刘氏刻本、《盛明杂剧》本及《酹江集》本。徐渭万历二十年修改此剧,即《酹江集》本,有眉批言“旧有徐文长改本,品陟甚当,其中所删润处亦胜原本,今改从”。《盛明杂剧》初集刊于崇祯二年,徐朔方先生认为,“可能就是徐渭的改本,它的曲文当是梅鼎祚的原文”。就现存版本来说,《盛明杂剧》本最接近梅本原貌。
  “宗元”的概念,是杜桂萍老师对明清时期戏曲复古风尚的概括。在《明清戏曲“宗元”观念及相关问题》中提出,“元曲”的内涵,并非元杂剧本貌,而是来自《元曲选》和明人二次解读。元曲本貌往往较为朴拙、粗陋,在脚色安排、分折上也比较混乱,“音韵少谐”。《元曲选》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修改,《太和正音谱》《中原音韵》又规范了戏曲音律,沈璟强调“文从格律”“按字模声”。张新建在《徐渭改稿》中评价,徐以白作曲相比原本更加朴实自然,且合乎情理。樊文忠提出,徐渭强调戏曲语言通俗易懂,反对以时文入戏,至俗即是至雅。王雅琴认为徐渭的“本色”强调个体性和独创性,作品要体现“真我”。本文通过比较版本差异,分析改本的特质,分别从“宜俗宜真”“亦俗亦雅”剖析徐渭“宗元”观独特之处。
  一、宜俗宜真
  徐渭在《题〈昆仑奴〉杂剧后》中提到,“散白与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下文分两节阐述改本的“俗”与“真”之处。
  (一)宜俗———越俗越家常越警醒
  徐渭批评梅鼎祚原作“散白太整”,认为戏曲创作“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酹江集》本在人物对白上,更加通俗化、口语化。徐渭将一些文言词汇都改成了白话词汇。郭令公问崔生,“这昆仑奴是甚名来”(《盛明杂剧》本),改成了“这昆仑奴叫做什么名字”(《酹江集》本)。郭令公吩咐设座款待,“设绣榻郎君坐者”(《盛明杂剧》本),改成“看座儿请郎君坐者”(《酹江集》本)。显而易见,改本用了更加通俗的词汇,将“设绣榻”改为“看座儿”,更加符合戏曲人物对白的特征。
  徐渭适当添加了一些量词和介词,避免对白太过文雅。红绡内心思索,“看那生貌如冠玉……是好托终身的”(《盛明杂剧》本),“看那生才貌双全……是个好托终身的”(《酹江集》本),除了修改形容崔生外貌仪态的词语外,还添加了一个量词“个”,描摹出红绡暗暗思索琢磨时的情态。崔生回到家中,猜测红绡的暗示,“这明明是有心我了”(《盛明杂剧》本),改为“这明明是有心于我了”(《酹江集》本)。加了一个介词“于”,增加语句长度,把崔生揣度时的语气描摹出来。一些文言词汇替换成白话词汇,增加了量词和介词,使得原文一些语句表述更加通顺流畅。
  徐渭还十分重视戏曲的表演性。郭府下人取笑崔生,“你叹气也无益,可知道丙丞相不问牛喘”(《盛明杂剧》本),改为“你叹气也没用,可知道丙吉丞相不问牛喘哩”(《酹江集》本)。加上语气词“哩”,口语化、俚俗化,符合郭府下人的身份,有对话的情境。另一方面,“阻贤”的门人的情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让表演显得更加诙谐、有趣。
  (二)宜真———改本的自然真实
  徐渭强调的“真”,指符合人物的情态心理,真实合理,并且体现创作主体意识。“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本色”不仅指语言通俗,而且还能充分表达人物或是作者的内心情感。徐渭修改人物对白,使其更加贴合人物的身份和心理。郭令公嘱咐崔生,“郎君闲暇,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盛明杂剧》本),改为“郎君闲暇,须时常相访,莫弃嫌老夫也”(《酹江集》本)。《酹江集》本中,“一”改为“时常”,“无间”改为“莫弃嫌”,语言更加口语化,另一方面,体现出郭令公对崔生的赏识和亲近。郭令公避难辞官在家,遇上故人之子自然格外亲近。以一种略带哀求的语气说此话,能传达出郭令公的心理情态。崔生要去拜访郭府时,言“且待昆仑奴到来前行者”(《盛明杂剧》本),改为“且待昆仑奴到来,好服侍着走一遭也”(《酹江集》本)。此处增句,使意思表达更加完整,更加通俗口语化。同时,崔生为主,昆仑奴为仆,“服侍着走一遭”符合并强调了二人身份,使其对白更加真实自然。
  徐渭谈“真”,也是在强调创作的个性化。第一折【仙吕·混江龙】称赞郭令公忠义英勇,原本“真个是戈挥太白……乾坤再整,日月重明”,徐渭加一介词“把”字,改为“真个是戈挥太白……把乾坤再整,日月重明”,则显出他一贯的雄健风格。孟称舜眉批“徐云此下排比十四句,太文稍板”。徐渭加一“把”字,则稍减原曲的板滞,增加一种主动的气势。“把乾坤再整”,气贯长虹,整体风格变得雄健洒脱,体现了徐渭作品一泻千里的个性化特征。明代前期戏曲创作以宫廷杂剧为主,多神仙道化、宫廷历史剧。明中叶之后,作家的戏剧创作明显有了更多的个人寄托和更加鲜明的个性风格。徐渭提倡“俗”,首先强调散白不应太整,只追求句式整齐,如此“锦糊灯笼,玉镶刀口”,为“小做作”。其次,要保持戏曲自身文体特色,能够“感发人心”,“无今人时文气”。再者,“真”,一是要自然真实,贴合人物身份和情态,二是要有鲜明的创作主体特征。无论是“俗”还是“真”,都是戏曲“感发人心”所需的特质。
  二、亦俗亦雅
  徐渭并非赞同“愈俗愈好”。从元刊本来看,元杂剧在语言上比较粗陋,明杂剧创作整体偏文雅化。戚世隽在《明代杂剧研究》中谈到了明杂剧的诗化。明代的杂剧创作,雅俗审美不断趋向于融合,明代人们常常以戏剧与诗词同宗。徐渭虽然尊崇元杂剧的“本色”,却也认为“填词如作唐诗”,不可太俗。戏曲当有韵味,可雅俗共赏,让人回味无穷。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虽此剧经文长删润,十分洒脱,终是女郎之唱晓风残月耳。”徐渭反对典故堆砌,但不反对引用前人故事,但是要注重贴合人物心境和故事背景,才能更好地抒情言志。“雅”是强调“切致”,让语言能够准确抒发感情。“至于曲中引用成句,白中集古句,俱切当,可谓挈风抢雨手段。”
  以【正宫·呆骨朵】为例:他阿娇金屋妆成相,记盈盈十五恰嫁王昌。(《盛明杂剧》本)我在他家从小来生长,记十五盈盈蚤嫁王昌。(《酹江集》本)这是昆仑奴代红绡所言。第三人称改为了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原本用了金屋藏娇和崔颢“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两个典故,徐渭删去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改为“我在他家从小来生长”,更符合当时情景。
  再以【仙吕·混江龙】为例:特地亲提灵武驾,翻然远救朔方兵。(《盛明杂剧》本)特地亲提灵武驾,从天忽下朔方兵。(《酹江集》本)“翻然远救朔方兵”出自杜甫的《诸将五首》,是指朔方军总管沙咤忠义为突厥所败,张仁愿代之,乘突厥不备攻破。朔方军收复京城、败吐蕃,皆藉助回纥骑兵,故言“尽烦回纥”。郭子仪曾担任朔方节度使,故用此诗句。但此曲是要赞扬郭令公的功绩,这么用并不合理,改为“从天忽下”体现了郭令公及时解除危难的神勇。“最喜用事当家,最忌用事重沓及不着题”,如此一改,更加贴合情境。
  徐渭提倡“俗”,是针对明代创作好以时文入戏、复古剽窃前人的弊病。鄙弃那种“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的创作。他提倡的“雅”在于用典恰当,贴合人物,而不是“丽而晦”。
  三、结语
  “元曲”观念受到明代文人的重新建构,与元杂剧原貌相去甚远。对雅俗的不同偏尚是明代作家们关于“宗元”的不同体现之一。《昆仑奴》改本保持了元杂剧的“本色”,又比元杂剧更加文雅,达到了“亦俗亦雅”。归根到底,“俗”与“雅”都是为了“真”———抒情和感发人心的需要。徐渭的“宗元”创作相比元杂剧显然有了不一样的探索。
  徐渭的幕僚生涯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秘书分为官方秘书和私人秘书。官方秘书即为秘书职官,隶属于各朝代的秘书机构或秘书官职;私人秘书则是隶属于雇主的门客、幕僚等。徐渭是明代中期依附于胡宗宪的重要幕僚,他完成总督府与朝廷来往文书,巩固了胡宗宪的政治地位,对其建言献策并一同改观了抗倭局势,在人际关系处理上获得雇主极大信任。对徐渭的幕僚生涯研究后,启发我们当代秘书工作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写作功底和找时机、抓机会的能力,还需要秘书工作者拿出职业态度,与领导、同事同舟共济方能一帆风顺。
  关键词:徐渭;幕僚生涯;写作能力;谋略能力
  徐渭,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浙江绍兴人。一开始字文清,后来改字为文长,号青藤老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年轻的时候就聪慧过人,文思敏捷,岁就中秀才,但乡试却屡考不中,只能靠在家乡开设私塾来糊口,岁时乡试初试第一,但在复试时却未能中举。“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在后来的两年中,浙闽沿海不断受到倭寇的侵扰,徐渭以参军身份为战局出谋划策,其军事谋略能力引起了胡宗宪的注意。在嘉靖年(年)的冬天,经胡宗宪多次相邀后,徐渭终于答应到总督府担任幕僚,这也标志着其在总督府年幕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徐渭不仅帮助胡宗宪完成朝廷来往的文书,还为抗倭的军国大事出谋划策,得到了胡宗宪的赏识和看中。后胡宗宪入狱,自己离开了幕僚队伍开始了中年漂泊的生活,万历五年年北上到辽东,经戚继光介绍到辽东李成梁总兵府内,开始了自己的边关幕僚生活,期间传授李成梁长子李如松兵法,为后者“万历三大征”中援朝战争打下了深厚理论基础。
  一、秘书和秘书分类我国的秘书由来已久,渡过了悠久的历史长河。笔者认为,从中国古代到现代,“秘书”经历了从职官到职业的变化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秘书与核心机构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近。秘书起源于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那时候的秘书只是对酋长或者帝王负责,记录占卜的人员。到了秦朝,秘书开始担任皇帝书记员,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政务文件记载,类似于今天的痕迹管理的台账。到了汉代,秘书则更为重要了,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文件,并颁布法令,逐渐具备了现代化秘书的职能也是那时开始。唐宋元时代的秘书不断地呈现并代表着各式各样的职官。直到明朝宰相被废除,但其内阁大学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自然没有太大变化。晚清时期,由于军机处的建立,大部分秘书职能都转移到了军用部门。
  1.官方秘书
  在中国古代的职官系统中,官方秘书有秦代的博士、给事中、侍中,汉代的博士、郎官(谏大夫、中大夫、议郎),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明清时期的内阁、军机处。而记录“秘书”一词的最早出现在我国汉代,由《史记》和《汉书·宝典》中记载下来,“秘书”作为官方头衔最早在黄帝时期已经出现,那时酋长作为各项事情的负责人,而负责记录这些事情的就是“书记官”,他们直接向酋长负责。它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整理文件,例如仓颉是黄帝的历史官员。那时的秘书具有传奇、神话和宗教色彩,这个功能一直持续到夏、商、周。西周“太史”的出现,代表了专职秘书机构在国家的建立。然而,直到东汉时期,“秘书”一词才被用作官方职位,到东汉时期开始普及,曹操则定义了秘书职官,秘书在魏晋时期主要负责经典的书写,从事或分管文件、历史。而作为术语——“秘书”是以相对较高的频率出现是在隋唐时期前,其中大部分是为了显示官方的立场而形成的监督员的称呼。
  2.私人秘书
  与官职秘书不同,私人秘书就是非官方的,简单来说就是不领朝廷俸禄的。非官方秘书则有内宰、士人、“霸府”幕僚以及入幕僚的落榜文士。
  私人秘书大多存在于幕后,作为门客或幕僚帮助雇主完成需求。由雇主给他们发薪水。在历史的众多私人秘书中,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李斯、营造“三窟”的冯谖、毛遂自荐成功的毛遂,都是私人秘书的优秀代表。
  幕僚和上述门客的区别就在于雇主安排的工作,幕僚的工作大多都与军事方面相关。和现代作战参谋类似。幕僚事情繁重并且机密,内容又相当困难,幕僚的质量高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战争的走向,所以幕僚的选择就极为重要,前文介绍徐渭也是在浙闽沿海抗倭战役中做出贡献才被胡宗宪看中,可见幕僚的门槛很高。
  二、从秘书角度看徐渭的幕僚生涯贡献
  徐渭曾经对人说过:“我这个人,书法是最擅长的,其次是写诗,再次写文章,最后才是绘画”。但是在笔者看来,徐渭军事幕僚生活的历史贡献丝毫不逊色于他的艺术成就。
  1.文书撰写
  秘书工作无小事,而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上级领导撰写文书,这是秘书的基本工作之一,而古代的文书是什么?就是奏章。奏章是一种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十分复杂的公文,是古代臣属向帝王们谏言述实用的。明代的大臣们不仅要考虑上述条件,还要考虑到明代最特别的嘉靖皇帝的阅读感受,这就十分困难了。嘉靖皇帝是以外藩身份入主大统,从小十分聪明,《明史》记载“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翁然称治”。嘉靖帝为了巩固明朝统治,名义上玄修放权内阁,实则独操统治,而倭情复杂来往奏章频繁,务需一位文笔优秀的人来担任此项任务,徐渭就成了不二之选。向明朝政府上奏的《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就是作为幕僚徐渭所写的第一篇文书,内容如下:
  任兼督抚,一方文武之思,镇重浙闽,万里华夷之会,抚躬如感,受托思危。臣伏念东南之患,夙夜再兴,始于赤子之弄兵,驯至苍生之受毒。引岛夷而深入,连省甸以五宁。慨自数年以来,无如今日之甚。譬犹破坏之车,既遇险于泥泞,必得良父之御,可责望以驱驰,若求善后于贱工,终知无补于覆辙。臣之自瑞。何以异兹?人所私评,亦为过当、且昔叨监军纪功之任,偶成事于一时,比于今提督巡抚之难,亦奚啻夫百倍,昔犹不逮,今复何能?特以圣明用人。姑自郭槐而始,则凡豪杰响应,必有乐毅之流。臣敢不涕潵誓师,失心图报。黄金横带,敢怀先乐之心,沦海扬波,岂望生还之日。仗天威而策励,尊朝筭以周旋。取彼鲸鲵。爱助渔阳鼓繁之僳,佇看溟渤,翻为鹰鹜之池。力虽不前,志诚无已。
  洋洋洒洒数百字,把浙闽沿海的倭情紧张和任务艰巨说的一清二楚,又表达了胡宗宪自己的决心,把嘉靖帝的任用夸为圣明举动,夸到了天上,很好表现了胡宗宪肝脑涂地的形象,文章随即得到了嘉靖帝的赞美。像这样讲述倭情紧张,东南局面困难的文章还有很多,大多出自徐渭之手。
  2.献策擒倭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汪直,皆预其谋”。对于和倭寇勾结的走私犯,他深知对方的欲望,也就是得到朝廷的承认,在世局动荡的年代,不是为了生存,谁都不愿意去做走私。他找到并抓住了这一个弱点,也是抗倭的突破口,与胡宗宪设计擒拿了走私头子徐海,并以此诱惑走私头子王直到军营里来商量事情,最终抓住了他。为周全消除东南沿海倭患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徐渭幕僚生涯的价值
  徐渭担任幕僚时,政治上为胡宗宪代写奏章,通过文书联系取得朝廷信任。写作祥瑞贺表,靠拢朝政当局者,巩固了胡宗宪的政治地位,为实现其政治抱负铺路。在东南浙闽抗倭作战中,结合浙闽实际,制定抗倭作战策略,贡献自己的智慧方案。晚年来到辽东,教授学生兵法,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可以说,徐渭的幕僚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他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了自己生平的抱负和愿望,在内心也希望能有终南捷径,通过胡宗宪成为朝廷的官员。但事与愿违,在思想上又看不上胡宗宪巴结朝廷要员,而当胡宗宪倒台之时,幕僚队伍也随之解体,报国的路也就随之塌陷。
  他受限于封建思想和时代限制,走不出读书、科举、做官、报国的理论中,所以一直都走在寻求报国的路上,但是道路坎坷,思想上又不愿意和当朝官员巴结。在那个时代,嘉靖年间政治上波谲云诡,军事上北边抵御鞑靼,东南沿海抗倭,民生上天灾不断,全国各地闹事不断,生在这一时代的徐渭,是和无数文人志士一样,都有报国的情怀,但是无奈科举不中,报国无门,幸运的是得到胡宗宪赏识,能够在幕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幸的是这个时间很短暂,但也足够辉煌。晚年的他,无力在为国家做什么,只能保持“得天下英才聚而育之”的心态,为国家培养人才。纵观古今,能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历史时期,这样一段悲惨的人生经历中,不断奋发向上,在无比短暂的但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上尽力一舞的,又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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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艺术风格
  摘要:明代在我国历史上作为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诞生了许多画派和名家,本文以徐渭为例,从徐渭的艺术风格和作品来剖析明代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程。古人说写意画就像是在表现胸中之竹一样,徐渭特有的绘画风格在当时是得风气之先的,研究好徐渭的艺术风格不但是我们掌握明代艺术的一把关键钥匙,而且也是我们学习和了解古代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徐渭;大写意花鸟;绘画风格
  明代画风发展多变,派别林立。是绘画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也是美术史上的黄金时期,此时期绘画的世俗化趋势也日益明显,画坛变革也比较剧烈,前代表现山水以及墨竹的文人画风只有极少数画家继承,大多数画家学习浙派和宋朝画风的宫廷院体画。但也有一些画家标新立异,结合自身实际,其独特画风泯然众人,我们这里通过徐渭来研究明代画风的变革之势。
  徐渭是明朝著名的绘画家,书法家。我们都知道徐渭一生多艰,生活上的不如意也是促成他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推力,他的绘画多有取法而少有传承,此时的吴门画派如日中天,而浙派虽日渐式微,但对于生于浙,长于浙的徐渭,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徐渭处于明朝的后期,在此时绘画的主流已经从明初的宫廷写意花鸟风格转变为以写意为主的花鸟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皇帝的昏庸,朝廷的腐败贪污加上连年的天灾,使得人们审美意识观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之前那种文人画繁荣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画风的迭变从侧面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阶段性。
  徐渭的创作绘画风格在继承传统画风的同事,又结合自身的经历,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风,这在当时的明朝可以说是立风气之先的,一改之前画坛摹古的风尚,不论是花草树木还是盘根错节的枝干,都是一蹴而就,逸笔草草。无固定程式,完全是信笔抒写,气势雄强逼人,徐文长的画作充满着强心铁骨磊磊不平。徐渭的大写意风格是不同技法相互融合结合的结果,在徐渭的水墨思想中,墨色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仅用墨色来代替五色,也仅用墨色来区分五色,以放纵简练的寥寥几笔,来表现浑然天成的墨韵,将写意法变为大写意法。另外徐渭的作品通常在画中融入书法的笔意,使之笔墨合一。徐渭的行草学习过黄庭坚和米芾等人,点画纵横,狂放不羁,结体宽博开张,章体大小倾斜,参差错落。在中国美术史上,徐渭一直都是以书入画的大家,并且书法和国画方向都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就,明代末期张岱就指出:余亦所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在中国画领域,笔法和墨法都是最基本的,而书法对于国画创作又是十分重要的,所谓书画相通,掌握好了书法,那么画画也不会差到哪去,因此历史上的许多名家都是在画中掺杂了一些书法的笔意,使其画中有书,书中有画,提高观赏性。徐渭也是如此,在创作过程中将自身感情倾注于笔端,在描绘物象的同时,赋予其强烈的感情色彩,将写意的笔法程度提高到了极致。由此可以看出,徐渭对于笔法墨法的应用已经十分娴熟。徐渭的笔法变化多端,粗中有细,正藏侧露,充分体现了八面玲珑之态,迟中见缓,方中有圆,具有向心力。在此基础之上,又与画中的墨态结合在一起,使画面形成一股以笔为主导,笔画相辅相成的多元化表现题材绘画。描绘的物体十分生动真实,能与观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也能让观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徐渭的笔法和当时的心情,具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徐文长的画作总是有一种书镜之感。既有董源许道宁的清新之风,也有范宽荆浩的豪迈宏伟之气,在融合了诸家之长之后,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水墨大写意画风,虚实相生,笔墨淋漓,纤毫毕现,又融合潇洒豪放的笔法在画面当中,使之书画相互结合,能给观者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所画山水往往有着丰富的层次和虚旷的空间,用墨狂放,远山常常用淡墨浊墨皴染,尽显雾蒙迷离之态,笔墨相辅相成,倾尽笔端再融合墨色的韵味,形成了笔丰墨健,浑厚沉郁,气宇轩昂的主要风貌,状物真实而不刻露,抒情自然而不造作。近视如千里之远,远望而不离坐外。
  再次是他的花鸟画,融合百家之长,变法创新,非常富有创造力。他的写意花鸟画往往一蹴而就,笔墨挥洒丝状淋漓,将形神似表现到了极致。对画中的花草树木,巧妙运用勾皴点染进行描绘,把牡丹花的华美、紫薇花的秀气、竹子的挺拔、菊花的孤傲、寒梅的霜华表现的入木三分,让物象直往画面之外延伸,不看首尾,与繁密的葡萄、盘根错节的藤蔓形成了巨大的张合力,充斥在画面中的跌宕之气和豪迈境界更是十分出色。他画的葡萄形象,每一串果实都挂满枝头,水灵诱人,气韵生动,繁盛的叶子仅仅用水墨点染,用墨色来区分五色,也仅用墨色来代替五色,风格豪放遒劲,不追求形似,充分体现了其水墨风格。丰富的笔法与浓淡、迟缓、枯润、干湿等程度各有的气韵墨色,都具备着奋笔疾书的随意性,展现了强烈的抽象主义画风。这不仅仅是描绘事物的外在形体,这是对艺术的进一步感受,让蕴含其中的某种气质充分的体现出来,使其具有着生机和活力。这种描绘技法能让观者产生一种身临其镜之感。
  徐渭笔下的花草树木以及墨花图等等,皆一气呵成,潇洒如风,气势逼人,同时又注意了墨色的干湿浓淡,轻与重、浓与淡、疏密和干湿极富层次上的变换。墨法上又表现状若随意的墨点,控制得宜的浓淡干湿变化。虽然被徐渭本人自称贬称为“戏抹”,然而却在描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效果。它的梧桐图,仅仅泼墨笔法画出其一部分,却让人联想到了气势吞天的树木形象。徐渭以其精湛笔墨技法,在形神之间,为观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徐渭在融合了前人基础之上,开创了崭新的画风,使花鸟画的地位在当时画坛提高了不少,另外在徐渭的水墨思想中有着舍形悦影之说,舎形是指远离了事物的外在表象,更加注重事物的内在真实,舎形而后能悅影,所以徐渭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的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徐渭的画风看似非常的豪放,但却不是没有道理的,完全是基于舍形悦影的基础之上所呈现的效果。
  徐渭的笔法奔放变幻莫测,徐渭传世的书画作品多为行草书,作品中字形的风云变幻之势十分复杂,字与字之间有着牵丝映带之势,一变明中期以来以馆阁体为主的书坛,赋予了书法的活力并且提高了字体的生命力,使其更利于欣赏,开创了明代晚期的尚态书风。
  另外他的画作中还融入了自身感情。在徐渭的作品当中,花鸟虫鱼都是有所寄托的,在创作过程中融入自身的际遇和情感,以作画的形式抒发其怀才不遇的感慨和对人性的流露。比如他笔下的牡丹可以表示自己孤芳自赏,螃蟹可以映射横行朝廷的达官贵族,葡萄抒发自身坎坷的经历。
  徐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融合自身的经历,创立了泼墨大写意画风,一改之前画坛摹古的风尚,无论是花树草木还是藤蔓枝干,都是一蹴而就,没有固定的程式,完全是信笔抒写,气势雄强逼人,徐文长的画作充满着强心铁骨磊磊不平。用笔讲究意境,并且在徐渭的水墨思想中,墨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仅用墨色来代替和区分五色,以放纵简逸的寥寥几笔,浑然天成的传达物象的神韵,将写意法演变为大写意法。徐渭泼墨写意画风的代表作就是《杂花图卷》。如图1,整个画面放松但不失干净,观者能够明显通过枝干的线条来感受徐渭的手法以及当时作画时的心情。
  杂花图卷此卷画作绘制于徐渭的晚年时期,杂花图卷长纵长达30厘米,横向距离达1053厘米,在这幅徐渭倾尽毕生之力的画作当中,他以墨色浓淡干湿得宜的“焦墨”之法分别画有牡丹、菊花、南瓜、扁豆、紫藤、寒梅等花草,以菊花起首。徐渭以其迅如疾风的豪迈气势,洋洋洒洒,似不经意;画中淋漓墨色的牡丹含羞顾盼,极尽风流;玉兰、八仙花、白车柚草、梅花、竹子,用笔率性而为,笔端变化丰富,尽显其八面玲珑之态,起伏有度,变化丰富,行云流水。笔墨看来非常的随意不得体,但是作品中线条、色彩、构图、意境都有章法可遵循。画玉兰时用笔洋洋飒飒,犹如独怜幽草。忽然又如大风飞扬,暴雨将至,丝丝笔意熔铸画面,斑点墨色,龙飞凤舞,点画交织,密切联结,线条犹如具有生命力一般,画面中彰显着着交响曲一样的华美大气的乐章,顷刻之间,停笔墨涩,突然中止,色彩丰富,留下满纸墨色。
  所谓心师造化,中得心源,徐渭对于宋代画家所领略的思想都够充分的融会贯通与自身,在创作过程中达到见笔见墨,不失格局之态,这种绘画意识在当时是无人所能及的。因为这是绘画者自身内心的心相,青藤老人的杂花图卷是他心灵果实的见证,在正幅画面中是空白与墨色相交织的一种独特艺术品,这种生机之态几乎在每一刻都有着体现。另外还继承了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以水墨之韵味,以事物内在形神的描绘为基础,纵放洒脱激荡之风扑面而来,水墨华章而又不失清新雅致,那种豪放不羁那种天地之态与天人合一的立画牢牢地抓住观者的心,所有所有的一切只关联于俆渭这个狂放之余而又富有丰富内心情感的老人。
  近五百年前,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芭蕉,十余种花卉蔬果展卷而出,是青藤笔迹,是青藤心迹。徐渭带来的丰富的写意花鸟画的情态,他从心性上与墨法上的的别具风神,都是他天然气质与光芒四射才情的折射。
  艺术可以体现时代的精神,艺术的发展和当时上层建筑的发展联系紧密。通过对徐渭作品艺术风格的研习,让我更了解了明代写意花鸟画的大致框架,也对写意花鸟这个绘画风格有了更深刻的见解,我觉得这对于我的学习有着很大的帮助,它帮助我更了解明代绘画的历史,了解笔意和用墨方面的一些创作方式,徐渭的艺术风格让我深深的沉浸在他的画中世界无法自拔,也让我更坚定了学习国画的这条道路,徐渭的创作理论值得我们反复推敲和学习,更有利于学习中国传统画研究。
  从明代开始,水墨写意花鸟画逐渐发展成熟,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就巨大的影响。明代时中国画发展十分迅速。明代的画家们在追求自身的艺术思想的过程中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艺术体裁,间接推动发展了明代写意画风。这些美学理论既相互影响又具有创新力,对明代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研究明代画风的迭变对我们学习和发展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中华艺术宝库之中不可多得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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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03:40:5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岱新见诗歌研究
  毕晓君
  一、张岱诗歌存世情况.1二、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的发现及对张岱诗歌的补充.2三、张岱诗歌研究综述.3(一)明清之际.3(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4(三)新版本出现以后.6第一章张岱新见诗歌概括7第一节新见诗歌的数量7第二节新见诗歌的写作时期9第三节沈抄本《琅嬛文集》与今人整理本的异文对校.10第二章张岱早年诗歌创作的师友渊源.10第一节与徐渭、袁宏道的师承关系.11一、诗学徐渭.11二、诗学袁宏道.13第二节与祁彪佳、王思任的社集活动.14第三章鼎革前后张岱的行实与心态.14第一节毁家纾难匡辅鲁王15第二节薙发令急避迹山居16第三节著史写诗终老快园18一、怪事书空不可言.19二、欲凭嗫嚅嚼虚空.19三、素瓷静递语轻微.20第四章张岱新见诗歌的艺术特色.21第一节律诗工整严密21一、对仗谨严.21(一)人名对、地名对.21(二)数字对.22(三)当句对.23二、意象典故丰富.24(一)使事用典.25(二)意象使用.27第二节绝句意境绝妙.28一、善用譬喻、比拟.29二、独特的问答模式.30三、由远及近的景物描写顺序.31结语31附录.33一、异文对校33二、新见诗歌篇目42三、缺字篇目48
  摘要
  张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小品散文著称于世。同时他又是一个一生刻苦写诗的诗人,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中新发现其诗歌四百七十五首,诗作颇丰。本文便以张岱新见诗歌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包括:张岱诗作收录文集——《琅嬛文集》各版本存诗情况和流传情况的梳理,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体例情况的介绍和对张岱诗歌的补充情况以及张岱诗歌研究情况综述。正文部分主要包括四章:
  第一章是介绍张岱新见诗歌概况,主要包括各诗体中诗歌新见情况的分析及量化统计,新见诗歌写作时期的探讨以及与原有诗歌重复部分异文校对情况的整理。
  第二章借助新发现的张岱早期诗作,探讨其诗歌创作的师友渊源,即早年诗学徐渭和袁宏道的具体情形,以及与祁彪佳、王思任等“枫社”成员的社集活动。
  第三章借助张岱新见诗歌中明亡以后的作品,梳理其鼎革之际的具体行实和遗民心迹。主要指匡辅鲁王、避迹山居、寄居快园这三个时期的经历以及家国之痛、遗民之志、隐居之闲逸的心理状态。
  由于新见诗歌中除去两首古体诗外,全部为律诗和绝句,第四章便按照诗体分别探讨张岱新见诗歌的艺术特色,探析张岱律诗工整严密和绝句意境绝妙的原因和具体体现。
  关键词:张岱;琅嬛文集;新见诗歌
  绪论
  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古剑老人,晚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明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以小品散文著称于世。他又是一个刻苦写诗的诗人,自述“余少而学诗,迨壮迨老”。其诗作大多收录于《琅嬛文集》中,然文集编订后无力刊刻,仅以手稿和抄稿藏家,后世子孙未能保有,流散佚失者多。明清两代几部影响较大的明诗选本,如《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别裁》,皆不收录张岱诗作。《四库全书总目》辑录张岱《西湖梦寻》五卷,每篇文后杂采古今诗文及张岱自作诗歌,然评之曰“诗文全沿公安、竟陵之派”。诗作传世少,诗名不显,今人多推重其小品文,使得张岱诗歌研究相对较少。
  一、张岱诗歌存世情况
  张岱诗作大多收录于《琅嬛文集》中,此文集编订时间较早,诗集自序作于甲午年(1654)八月望日,其时六十四岁,之后陆续补入新作,八十八岁尚有《万休师修大善塔》一诗收录。入清后迫于贫寒,倩人抄录后未能刊刻。手稿本最初或为诗文合集,抄录时方分为《诗粃》与《文粃》。文集存世版本多,流传情况复杂,为清晰梳理脉络,现根据夏咸淳先生2014年增订本《张岱诗文集》考订成果,详述如下:
  其一,手稿本。不分卷,一册,虽名文集,实有诗无文。诗凡三百零五首,按“古乐府”“四言古”“五言古”“五言律”分体编排,有王雨谦圈点夹评。诗稿勾乙涂改处多,改前文字依稀可辨,十分珍贵。此手稿本清代中叶时为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后流入常熟翁同龢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流落于市肆,为今人黄裳先生购得。
  其二,抄稿本。分诗集、文集两部分,诗集名为《张子诗粃》。五卷,四册,收诗二百四十余首,按“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五言排律”编排。抄稿本比手稿本少了六十多首诗,诗稿皆取定改动后的文字,古乐府一体被移入文集中,卷前有王雨谦、张弘序言,张岱自序,以及王雨谦诗评。此本原为《琅嬛文集·雁字诗小序》近人马廉(1893—1935)平妖堂所收故物,后归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三,清光绪刻本。如前所述,《琅嬛文集》手稿原为诗文合集,诗集部分几经流转为黄裳先生所藏。文集部分清初为山阴余氏大观楼所藏,乾隆年间被同郡人王惠借出,遇大观楼失火,手稿本遂转为王惠私藏。道光年间,此手稿被当时贵州学者郑珍及其子王介臣誊抄。光绪三年王介臣在好友黎培敬的帮助下,将抄稿本刊刻,然手稿本、抄稿本具不传,唯刻本存世。此本凡六卷,卷三录有“乐府”,卷六收录“词”,皆应诗集内容,“乐府”部分与手稿本诗集所收雷同,可见手稿本也非定本,尚待日后修订。
  其四,清代转抄本。此本转抄于抄稿本《张子诗粃》,五卷,二册。据夏咸淳先生考订,此本转抄时对某些异文曾作校勘,校文与手稿本《琅嬛文集》相符,故亦可贵,现存于上海图书馆。
  除此四种外,据藏书家黄裳先生查考,另有朱氏别宥斋所藏稿本一种,原文为“《琅嬛文集》,不分卷,四册,稿本。与刻本不同。(见于《鄞县通志·文献志》著录朱氏别宥斋藏书)”如今收录张岱诗歌最全的版本当为夏咸淳先生2014年整理的《张岱诗文集》增订本。据夏咸淳先生自述,其诗集部分仍按1991年版以抄稿本《张子诗粃》为底本,借阅黄裳先生所藏手稿本增补了《诗粃》原缺的约六十首诗,并在手稿本基础上,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本《张岱评东坡和陶集》增收张岱《和陶诗》四十四首,据崇祯刻本《寓山志》又增收五言绝句《寓山题咏》二十二首。
  二、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的发现及对张岱诗歌的补充
  2015年6月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路伟先生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发现了沈复灿手抄本《琅嬛文集》,其后经过半年多校对和整理于次年2月份出版此书。据路伟自述,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共有五册,原为萧山朱酂卿别宥斋所藏,现分藏于天一阁善本库和朱氏书库中。善本库房中四册已经扫描为数字化文集,其中卷首题字皆为楷书,首行有“琅嬛文集”四字,但未标卷次,次行诗集部分写有“古剑陶庵张岱著”。“七言律”卷题有“古剑张岱著”字样,另有第三行题写的“七言律”“古乐府”“笺”“传”之类的文字。各卷版心皆标有页次,各类诗文自为起讫。文中页面上端贴有佚名红纸浮签数处,未署名,内容多为卷黄裳著:《银鱼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9页3次篇目分合意见,但有些已经脱落仅余残迹。在朱氏书库寻得的单独一册,与前四册属于同一文集且笔迹相同,但因损伤严重文字较难辨认。此本扉页第一行署“琅嬛文集张岱著”,第二行署有“山阴沈复□手钞”字样,其中缺字仅存左半边“火”字旁,路伟据此推测是清代乾嘉时期藏书家沈复灿,后经字迹核对判定确为沈复灿抄本。
  据路伟整理统计,此诗集收录诗歌不见于他本者共有四百多首,较之抄稿本,除五言排律之外各体俱全,《张子诗粃》中佚失的五绝、七绝、七律皆完整保存,且仅七律一体就存诗二百六十九首,总数达824首。黄裳先生所藏手稿本中多出抄稿本的诗作,此抄本皆有收录,且诗稿内容基本合乎手稿本中张岱亲笔改定后的文字,路伟认为此抄本所据底本当后于黄藏稿本,或为彼时张岱子侄辈另外誊写的本子。
  三、张岱诗歌研究综述
  (一)明清之际
  张岱诗歌存世文集《琅嬛文集》在编订之初,卷中诗篇有其好友王雨谦的评点,卷首亦有王雨谦及张岱族弟张弘所撰的序文。王雨谦的评点往往一语中的,是理解和研究张岱诗歌的重要参考,其中“试读其诗,于今昔之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其诗又一史也”,点明张岱诗歌具有“诗史”性质。张弘对其推重之意更甚,认为“吾越徐文长,昭代诗豪,其诗酷似工部,宗子咏物诸篇又酷似文长,……若以宗子诸诗与文长并驱中原,便可谓吾越有两文长也。……吾与宗子总角交契,三十年相视莫逆如一日,即其诗篇,咄咄称奇,连篇累犊,便可高踞汉唐之上”,认为张岱诗歌以奇称胜,咏物诗篇酷似文长,并以其为可与徐氏并称的两浙文学代表。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中辑录张岱《西湖梦寻》五卷,文后收录张岱诗歌数首,《总目》对此评价为“诗文全沿公安、竟陵之派”,评价不高。其后因张岱的遗民身份在清一代声名不显,诗歌研究也渐入沉寂。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张岱文学价值的重新彰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对其小品散文的推重有关,黄裳更是评价其为“绝代散文家”,陈平原称其“明文第一”。或是小品文风采过显,文学史中论及张岱时多述其散文创作及成就,诗歌部分则几乎不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张岱诗文集的校点与整理,诗歌创作才逐渐被提及,关于诗歌的研究亦开始散见于论著之中。其中主要有黄裳的《银鱼集》(1985年),夏咸淳的《明末奇才——张岱论》(1989年)和《张岱诗文集》(1991年版、2014年版),胡益民的《张岱评传》(2002年)和《张岱研究》(2005年),张则桐的《张岱探稿》(2009年)和张海新的《水萍山鸟——张岱及其诗文研究》(2012年)。这些作者皆潜心研究张岱多年,用力极深观点精辟,多为真知灼见之语。现将其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黄裳先生藏有张岱《琅嬛文集》手稿本,在其“张岱《琅嬛文集》跋”一文中曾概述该文集的体例并考证张岱各著作的存世版本情形。关于张岱诗歌,黄裳先生认为“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无与抗手,诗实未佳,然可征故实。”另一篇文章《关于张宗子》中详述其诗,认为“集中有甲申以前诗,而大半为国变后所制”“其诗之所书写,大略为如下数事:记乱后生活,记撰朱明国史,记诸方美物。贯串其中者,遗民之心事也”,并拣文集中有特色之诗考征张岱生平故实。关于抄稿本对手稿的删改一事,黄裳认为“苟此书而刻,原稿不存,则张陶庵亦不过一通常失意之文士耳。更何由见其时代精神?此稿本之可贵也”。
  夏咸淳先生对于整理和校点张岱诗文集贡献极大,用功甚深。其研究专著有1989年出版的《明末奇才——张岱论》和1999年出版的《张岱》以及校点整理的1991年版和2014年增订版《张岱诗文集》,论文则有1986年发表的《论张岱诗稿——》。关于张岱诗歌,夏咸淳先生认为,张岱“古体诗每每参用散文句式,杂取家常语、大白话,奇字拗句……看似粗莽而愈见奇崛……通信明达与生涩冷隽相参,融徐渭、公安、竟陵于一炉”,五律诗多写“遗民诗”“浙赣纪行诗”“寻访故旧诗”以及“咏方物”组诗,风格或“幽愤深广,音调苍凉”、“真切而入妙”或“清词丽句,俯拾即是”,皆为真知卓见。
  胡益民先生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出版《张岱评传》和《张岱研究》两本著作,书中关于张岱诗歌研究的章节是转录的鲍恒教授1997年发表的文章《一片冰雪铸诗魂——试论张岱诗歌的总体特征》。
  2009年张则桐的著作《张岱探稿》中有“张岱的诗歌和诗学观”一节,其中从“遗民心史与诗史观”、“《昌谷集解》与晚明越中诗风”、“陶庵与和陶诗”这三个方面考论张岱与晚明诗坛的深刻关联。
  2012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张海新博士的论文著作《水萍山鸟——张岱及其诗文研究》中也论及张岱诗歌。第六章“诗歌之创作”分为“张岱诗歌的总体面貌”、“《和陶集》与中年张岱的图像重构”、“晚明的宗陶诗风”三个部分,作者通过诗歌系年,重构张岱中年图像并探究张岱诗歌与晚明宗陶诗风的关联。另外《和陶集》中新见的43首张岱和陶诗,对于研究张岱具有补充性价值。
  论文方面,主要有上文提及的1997年鲍恒教授的《一片冰雪铸诗魂——试论张岱诗歌的总体特征》,2007年刘燕玲的《一曲禾黍悲歌一把遗民血泪——张岱诗歌研究》,2008年卢玮和叶君远的《论张岱诗歌的“冰雪之气”》,2009年江南大学张旺《张岱诗歌研究》与西北师范大学刘珊《张岱诗歌研究》这两篇硕士论文,前文已述及的2011年张海新的博士论文《张岱及其诗文研究》以及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熊伟的硕士论文《张岱诗歌意象研究》。
  其中收录于胡益民先生著作中的鲍恒教授的文章是一篇佳作。文中认为张岱诗歌的艺术风格更多接续汉魏风骨,总体特征表现为“冰雪之气”。人物意象多为烈士和隐士这两类,这也代表了张岱生命的两极,又多用剑与琴意象寄托恨与悲的情感,用松、菊、梅、竹意象彰显人格与道德理想。另外记游写景诗中亦有深情,西湖更是被张岱塑造为心灵寄归之地。
  2009年的两篇硕士论文也是关于张岱诗歌的总体性研究。张旺的硕士论文分为“诗学思想”“题材内容”“艺术特色”“创作渊源”四个部分。其中诗学思想为“冰雪诗文骨”和“自出手眼、不落依傍”,题材内容包括山水行旅、交游酬唱、诸方美物、遗民心史、咏史抒怀五个方面,认为张岱诗歌具有古朴、凝重、奇绝的风格并具有“冰雪意象”的特色,创作上师学陶渊明、徐渭以及公安、竟陵之派。刘珊的硕士论文则是从张岱的生平、交游、著述和诗学理论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探讨张岱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对诗歌内容也进行了分类并从艺术特征、时代品格和小品文色彩三个部分分析张岱诗歌的成就。
  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熊伟的硕士论文《张岱诗歌意象研究》,是从意象角度对张岱诗歌的细部研究。文中将诗歌意象分为生活意象、自然意象、精神意象三类,论述了“西湖”和“桃源”这两个对于张岱而言含有深刻情感的意象,并从意象使用的前后变化中探析张岱在明清两朝不同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总体而言,张岱诗歌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新版本出现以后
  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的出现,张岱诗文的大量订补,为研究张岱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角度。关于新材料的相关研究,本文选题之初有浙江工业大学周霄的一篇硕士论文《张岱新考》,写作之后据知网更新增加了浙江大学何玲琳的硕士论文《张岱新发现诗文研究》。现详述其研究成果,以期在此基础上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周霄的硕士论文《张岱新考》,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通过考证沈复灿辑录同乡士人遗稿的行为以及沈复灿家族与张岱交游的关联性,论证沈复灿抄录《琅嬛文集》的可靠性。第二章依据新发现的文章和纪年诗订补张岱年谱。第三章依据新出现的五篇《上鲁王笺》,考订张岱在鲁王监国时期率众保境迎鲁王、劝招郑遵谦、引裘尚奭适鲁和任职情况的相关史实。第四章在前一章基础上,将张岱在鲁王监国期间的思想分为意气风发的在政期、狂狷抗争的激辩期、智性洞察的在野期三个时期。第五章主要考订了张岱宴请鲁王的时间和鲁王至绍兴监国的时间。总体来说,文章主要研究了文集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未涉及文学价值的探讨。
  浙江大学何玲琳的硕士论文《张岱新发现诗文研究》,主要分为“新发现诗文与异文”、“张岱生平与交游补充”、“张岱遗民心态新探”、“张岱与徐渭关系重拾”这四章。第一章中“新发现诗文概况”一节是对新见诗歌题材内容的分类,其中七言律诗分为“尚侠烈”诗、写景诗、日常生活诗和祝寿悼挽诗,绝句主要分为各写景组诗。第二节“新发现诗歌体式意义”,是结合具体诗作论证律诗和绝句的诗体特色,主要是指七言律诗比五言律诗在写景上展现景物细节更丰盈,记事诗上表达情感更丰富,绝句因篇幅短小,一诗一咏,因而语言具有质朴自然和紧凑简练的特点。“异文对比”一节,比对沈抄本与夏咸淳先生整理的《张岱诗文集》,举例说明沈本对夏本的“词句校对,文本补充”之功。第二章借助新出现诗歌中的纪年信息,以年谱形式对张岱生平进行整理补充,“交游补充”部分也是对诗题中新出现的人物进行资料考订和整理。第三章主要利用《上鲁王笺》和《越绝诗》这两个新见诗文材料,探析张岱的复明之举和遗民心理。第四章主要通过对组诗《客有言余为徐文长后身者作诗咈之》文本内容的解释分析,论证张岱据认徐渭后身这一态度。此文主要是对张岱新见诗文的系统性和概括性研究,但在“异文对比”一节中也存在着例证皆取自古体诗部分,取证不够全面和《客有言余为徐文长后身者作诗咈之》组诗的解读尚待继续考证的问题。
  第一章.张岱新见诗歌概述
  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未发现之前,张岱诗作主要收录于手稿本《琅嬛文集》和抄稿本《张子诗粃》中。手稿本共存诗三百零五首,诗体包括古乐府、四言古诗、五言古诗和五言律诗。抄稿本收录诗歌二百四十余首,诗体比手稿本多出七言古诗和五言排律两种。据夏咸淳先生查考,祁彪佳著作《寓山志》中收录张岱五言绝句二十二首,《西湖梦寻》和清人商磐所编《越风》中收录张岱七言律诗十余首。尽管在散存诗作中发现了部分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但诗作数量少又多为专题组诗,整体创作情形难以窥见。另外文集所收诗作大多作于明亡以后,明亡之前收录甚少,张岱早期诗社活动与学诗情形并未留存。沈抄本文集中与原有诗歌重出部分亦多有异文,据笔者对校获知,沈抄本诗稿大致与手稿本相同,也有小部分符合抄稿本中修改后的文字,因更接近手稿本,故版本珍贵。本章将从数量统计、大致分期和异文梳理这三个方面对新见诗歌概况进行详细介绍。
  第一节、新见诗歌的数量
  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除五言排律外各体俱全,原不见于他本文集的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均收录在内,但新见诗体中有重出诗作,原有诗题中亦有新见篇目。据笔者查阅校对,各诗体新见诗歌数量分布情况为:五言古(1首),七言古(1首)、七言律(258首)、五言律(4首)、五言绝(177首)、七言绝(34首),共475首。
  五言古诗中有《康衢篇赠陈子申》一诗不见于他本。诗中叙述的是张岱建议陈子申开淤修路之事。诗曰“奈何庄岳道,今乃成水滁”,“讵意陈居士,闻言即慨俞。仓遑集百指,开淤满沟渠。布金盈半百,辇石高丘墟,落成刚一月,凑泊如籧篨”。当为崇祯十二年(1639),张岱“奉绍兴知府命,疏凿卧龙山下喷龙池”时记诗。
  七言古诗中《戊申正月晦日金乳生禹陵胜会载笔记之》一诗,夏咸淳整理本《张岱诗文集》(以下简称“夏本”)中只录诗名没有全文,今完整补充,故算作新诗。沈本《琅嬛文集》自发现以来,研究者皆以七律一体为新见,以存诗二百六十九首计数。据笔者检阅校对,其中与《西湖梦寻》所收录诗歌重复者共九首,具体篇目为《鄂王岳少保祠》、《钱武肃王祠》、《于少保祠》(2首)、《吴山城隍祠》(2首)、《吴山伍大夫庙观潮》(2首)、《西溪秋雪庵》、《镇海楼火》(2首),故七言律诗部分新见诗歌当为二百五十八首。
  五言律诗部分新见诗歌四首,分别为《咏方物·丰城肉脯》《甲午次儿下第归·其二》《袁茂先夫人七十双寿·其二》《癸丑暮春兰亭后集寻得旧址有作·其三》《送李作雲北上·其一》。其中《咏方物》诗,原收录三十六首,据夏本校注,抄稿本《张子诗粃》存诗十首,据手稿本补入二十六首,《丰城肉脯》一诗有题无诗,不计在内。沈本三十七题俱全,原缺的《丰城肉脯》完整保留,故定为新见。《甲午次儿下第归》原有两首,沈本则收录三首,其中第二首为新见。全诗为“人言甲午岁,吾祖捷陪京。故老曾闲话,痴儿也动情。天心或为尔,吾意不忘明。穷困原甘受,佝偻毕此生”。诗中张岱直呼“天心或为尔,吾意不忘明”,其遗民心迹直白显露如此,在抄稿本中被删去也不足为奇。《袁茂先夫人七十双寿》、《癸丑暮春兰亭后集寻得旧址有作》二诗皆比抄稿本多出一首,故定为新见。另沈本“五言律”一卷最后两诗分别为《己未元旦》一首和《送李作云北上》两首,夏本并无《送李作云北上》一题,录《己未元旦》三首,题中注明(缺第二),第一首也为残诗,缺后四句,在此实为夏本收录有误,沈本的出现对此有校补订正之用,审阅后可知《送李作云北上·其一》为新诗。
  五言绝句部分,《寓山题咏》组诗在祁彪佳《寓山志》中有所收录,《西湖十景》在张岱《西湖梦寻》中亦有收录,但与沈本相比,同题不同诗者多,同题同诗者亦多字词异文。据笔者检阅校对,将诗歌内容完全不同者皆定为新见诗歌,共有《寓山诗》三十六首、《西湖十景》七首。《山溪口占》、《筠芝亭杂咏》、《丙戌避兵剡中山居受用曰毋忘槛车》、《今昔歌》、《客有言余为徐文长后身者作诗咈之》皆为新见组诗,另有非组诗形式的《赠傒僮可人》和《秋月夜坐》两题,故五言绝句部分共有新见诗作一百七十七首。七言绝句一体皆为新见,共三十四首。各诗体所有新见诗歌篇目与数量,本文略作整理后亦作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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