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元氏县，学在石家庄，仕在开封城（添加中）

长青song

在这一段日子里，母亲知道全国大乱，武斗不止，音信不通。每一天步行12里，到火车站旁边坐着，看看每一个从南方下车的人，煎熬的等待我的出现。她为我的安全担心。
　　第二年春天，母亲来电报，要我速回。我马上请假回去了，母亲看见我大哭起来。我说，没事，没事的，我不是给你来信了吗，我平平安安的。我在家住了几天，安抚好母亲就回厂了。我看见她穿着工作服----蓝灰色的背带裤，我的心‘咯噔’一下，知道她从技术科下车间劳动了。趁我不在厂里的时候，造反派突击让她下车间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不同，1968年5月10日下午我被批斗两场，第一场批斗我们五个人，有技术科陆文龙科长，工程师白力作、罗文章，技师厐福全和我。特地让我的女朋友来现场观看。被批斗的其他三人都被打了，饶过了我。
　　第二场在办公大楼前举行，本来不是批斗我的，我从旁边路过，那些对分配工种不满意，对工资不满意，以及没有转正的临时工，看见我气不打一处来，递条子要求批斗我。主持会议的谭同林就喊一声，把我揪上去了。开始让我低头、弯腰，这时候书写反动标语的丁永久、胡胜利，小偷牛明喜，郭永明、严家森用力想把我扳倒，我毕竟学过武术，还是篮球队员，任他们怎么努力，我的脚像钉子一样，没有移动，没有倒下。他们就拉我走，我牵着主持人之一的张洪奇，死死的拉住。后来我们俩一起被拉到检查科东头死角才松开，造反派对我进行了殴打。丁永久、胡胜利用卷着钢丝绳的皮鞭以及拳头、脚，雨点般落是我的身上、头上，张日明的儿子照我鼻子上打一拳，鼻子流血了，照我裆里踢一脚，我疼痛难忍。我让在一旁观看的刘金生、张胜荣把他们拉开，他们俩笑笑，后退一步。我一擦，满脸是血。同学张如岩、苗高堂拉不开他们，立即去找军代表，军代表说，我们越拉，他们造反派越打。她们俩又去找革委会头头，革委会主任郭继模，周家训、张家栋，梁文汉，王浒根把他们拉开了，但临时工张书义和锅炉工孙达岭挡住不让走。谭同林等人把窗户打开，我才跳出去，这时候，刘新安举起一个木头要砸我，被司机王富堂推到一边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道坎。如果不是我身体素质好，这天穿的特厚，就打残了。
　　世界上有一些事真真是不可思议，后来，这些打人凶手刘金生、刘新安、胡胜利、牛明喜，郭永明年纪轻轻的，一个接一个都死掉了。
　　1969年春节我就把女朋友带回去了。当她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娘’的时候，我母亲高兴地答：‘哎，哎’。许多女孩、媳妇、大婶、大妈都来看这城市来的媳妇。母亲高兴的合不上嘴。
　　我们积极准备当年结婚，没有房子，一拖再拖。这时候我们厂调到空分厂一批木模工，可以腾出一批房子，但是在空分厂没有给房子之前，我们还是没房。我们一方面和行政科王镇湖要求房子，一方面和空分厂联系抓紧给木型工房子。行政科终于答应，在去空分厂的木型工刘乃发搬走以后，他的房子给我。在六号楼西单元，只有一间房，一个厨房，三家共用一个厕所。我们只能翘首以待。
　　1969年8月2日，在我下车间以前，我们俩在劳资科举行了婚礼。工厂新买的伏尔加小轿车去接娘家人，厂长沈延新，中层领导、科室干部，我的同学、老工人，挤满了屋子。张洪奇主持婚礼，老段长邓清澄主婚，铸钢车间主任罗少忠证婚，在歌颂毛  的歌声中，进行了简朴的，革命的，隆重的婚礼。没有房子，徐大均在一号楼为我们腾出了一间宿舍，就是我们的新房。我们俩的粮食定量由原来的58斤，猛增到95斤。我们俩单独立伙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做饭，尽管不好吃，我们感觉特香，特温馨。
　　她已经在前一年去工具车间当了划线钳工，我在婚后，下放锻压车间当了10个月锻工（打铁）。红红的炉火，红红的铁块，在空气锤下锻打。突然吊车吊钩断了，很粗的圆钢砸在了我的脚面上，师傅们慌了，问我怎么样。我说，不疼，没事。师傅们说，不可能没事。让我坐下，立即脱了鞋，鲜血已经染满了鞋帮、袜子。几个人抬起我一溜小跑去了医务室。医务室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就送我去了职工医院。打了破伤风预防针。第二天，爱人有流产先兆，送去了妇产科医院。下午，我也瘸着腿去了妇产医院。正赶上爱人下楼去手术室，她看见我瘸腿来了，立即就晕倒了，我马上把她抱起来了。谁也不知道我们俩那时候，是多么痛苦。
　　1970年过了春节，刘乃发搬走了，临走，把钥匙给了我，我们就搬进去了。这时候，复转军人于海增也要搬进来，他说，王镇湖答应这一间房子给他了。行政科要我们搬出来再说，我们当然不理会他们。在军代表和厂革委会主任孙止贵的反复协调下，还是把房子正式给了我们。为这一间小小的房子，折腾了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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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沈厂长告诉我，技术科的工程技术人员要求我爱人回技术科。我和她一说，她不想回去。现在在车间划线，也学了不少技术，群众关系很好，粮食定量也高，不想再动了。
　　不久，她怀上了，把我妈妈请来了。那时候，我们俩工资都很低，还要给双方的老人生活费，她在怀孕期间吃饭很简单，连苹果也买不起，她和小宋两个孕妇去厂后院，摘不熟的青苹果吃。母亲第一次进城市生活，爱人给她搓澡，剪指甲，做她爱吃的饭，领她去龙亭、相国寺、禹王台游览，给她买上新衣服。
　　这一年四月底，市里在华北体育场召开宣判大会，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放火的罪犯实施死刑。要求各单位按指定人数参加。厂里为了不影响生产，专门派老弱病残去。爱人怀孕六个月了，也被派去了。大会一结束，人们为了去刑场看看，都一齐向大门涌去。刚下过雨，满地泥泞。许多人被挤倒了，爱人被人群拥挤着，不容你不走。前边有的人倒下了，有的又站起来。后边的人继续向前挤。爱人前边有一辆自行车已经被踩进泥里，露着一部分车架和车把，爱人的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身子向自行车倒去，后边的人还向前涌来，爱人的脑子一片空白，是那么无助，完了，完了-----突然，旁边伸出一只大手，拉起她站了起来，爱人说，我的鞋，鞋。那个人说，快离开这里吧，不要鞋了。人多，慌乱之中，没有来得及看到那个人的面目。只感觉一双大手的力量。会后才知道，那一天踩死好几个人。光鞋装了好几箩筐。现在我们全家九口人，都是那一双大手救出来的。我们多么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个救命恩人。
　　7月份，我从锻压车间回到了劳资科负责去市郊招收占地工人。1970年8月24日爱人生下一个近七斤重的大胖小子，母亲抱着她的孙子亲着说，我终于看到又一辈人了。我看到，那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候。后来，母亲过不惯城市生活，又想念她的女儿们，只好把她送回去了。选一个外孙和她一起生活。
　　我回劳资科两年，先后去县里、市里招收了300多名新工人。主要是下乡知识青年。这时候市革委会重工业局新建，需要一批条件好的干部进入机关，我于1972年7月报到。分配到重工局劳资组。已经先来人是任玉明，张芊，夏志高。他们俩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工作分工的时候，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我清楚大家的意思，只是不好开口。任玉明问我，我说，这很简单，张芊继续搞调配，夏志高继续搞工资，我学的是技术，我搞劳动保护和安全技术。说完皆大欢喜，一起去吃饭。接着，让我带10个厂去周口地区五个县淮阳、太康、扶沟、郸城、西华招收下乡知识青年数百人。这几年是我工作最开心的时期。
　　1972年8月22日我们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母亲高兴的又是烧香，又是叩头。这赶上了只能要两个子女的末班车。以后就只许生一个子女了。不然，母亲还要催着生。
　　我来重工局的时候，局里正在汴京公园对面盖住宅房。我也申请了住房，因为缺房子的人很多，我没有抱多大希望。局里派人去我住的阀门厂六号楼看看，我不在家，正好她大姨和我外甥都在，在双人床旁边附一块板，白天放下来，晚上立上去，才能睡下我们和孩子四个人。旁边一个小床大姨睡。外甥住单身楼。局里来人回去研究了以后，马上就给了我们一套房子，两大间，厨房，厕所都是自己一家的。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两个孩子都非常漂亮、可爱。对面楼上的老太太说，我没事就趴在窗口看你们两个孩子在院里玩，穿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像一对双生，没见过俩孩子格气。有一次，大孩子坐在摇车里，小儿子在后边推，旁边工地上的人有的说，看，一对双生。有的说，推车的大，有的是，坐在车里的大。坐在车里的大儿子非要下来，刚下车，旁边的民工哄然大笑。似乎是自己猜对了，或猜错了。每一天上班，爱人用摇车推两个孩子去厂幼儿园，风雨无阻。遇到下雪，推到幼儿园，累的满身大汗。在大儿子三岁的时候，我把他送到了市直机关幼儿园----群英幼儿园。这是开封市最好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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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来到市直机关的时候，市政府大院的北楼还锁着。因为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惊天动地的事情。
　　开封北土街10号是原来的市政府大院。院的北侧有一座大楼，解放前这里是同和裕银行，当时也算是豪华坚固的了，解放后市政府领导在此办公。其它局，委分布在大院各楼层。这里算不上古老，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却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1969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一天一夜之间市长楼腾空了。这里住进了一个不一般的人物。随即大楼戒严，双卡双岗，寂静而阴森。所有进出人员以身家性命担保---不得泄密。
　　20多天以后，从楼里抬出一具尸体塞进了一辆吉普车，因车小、人高，尸体两脚伸出车外，没有哀乐，没有仪式，更没有一个亲人送行，由解放军战士护送，直奔火葬场。预先已经给火葬场说了，有一烈性传染病人立即火化，不准验看，不准拖延。火化了以后，在一个普通骨灰盒上写上【刘渭璜】，解放军就撤走了。-
　　我的好友牛东的爸爸是当班焚尸工，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他想，一个普通人能来这么多解放军护送，大概不是一般人物。没有人办理保存、续存手续，按规定就可以随便处理了。但牛师傅多了一个心思，暗暗保存下来吧。-
　　后来，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国家经济，我和几个年轻人从企业调入政府大院。
　　不久，胡耀邦开始为老干部平反，派人来河南寻找刘少奇尸骨。省领导，市领导，包括火葬场的领导都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以。随后召集火化工回忆，牛师傅才拿出【刘渭璜】的骨灰。天哪，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火化工人保存了国家元首的骨灰，该是多大的功劳啊。如果不是牛师傅保存刘少奇骨灰，以后的骨灰撒海仪式就没法进行，留下无尽的遗憾。
　　随后，听说王光美要来了，大院的工作人员都想见到王光美，可是市领导不知是嫌我们没见过市面，还是怕有人行刺，把我们全体干部集中到政府礼堂开会、看电影去了。王光美走进大院冷冷清清，很是尴尬。她巡视过刘少奇蒙难的地方，走出大门向街上的群众挥了挥手就走了。
　　王光美在汴期间，接见了牛师傅，代表全家向牛师傅再三表示感谢，并说，牛师傅以后遇到什么难处一定给我说，我会尽力的。
　　刘少奇逝世的老同和裕银行，现在已经改为刘少奇纪念馆了。
　　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把我大姐请来了。我的大姐在这里一冬天，春节前才走。第二年春天她大姨来了，看两个孩子。我终于有时间，把安全生产好好抓一抓。在我来以前，工业系统每一年都发生安全事故，最严重的一年事故死亡五、六个人，火灾烧毁一个车间或仓库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安全生产和其他事情一样，被破坏了。我来了以后，首先，要求各厂建立了安技科，配齐了劳动保护干部。对各厂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认真的检查。发现了许多不安全因素，限期整改。接着，把各大厂安全干部集中起来，起草具体的、能严格执行的安全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明显好转了。
　　1973年春节过后，省机械厅在洛阳轴承厂召开安全生产会议，住在洛阳饭店。让我在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受到了各地区、各企业的好评。
　　1973年，我和轻工局的宋长义去杭州、上海、济南，青岛、大连，抚顺、北京出差，学习安全生产经验。回来以后才知道爱人从工具车间调到了扩建办公室。后来又并入动力科。
　　动力科下辖三个仓库，她到了电器仓库，大家选她当组长。负责动力科下辖的三个仓库，把仓库管理的井井有条，五五摆放。帐、物、卡三一致。彻底澄清了阀门厂三个仓库的家底。一机部对企业整顿验收，他们仓库被评为最优秀的仓库。沈厂长在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如果全厂干部都像小师一样，何愁阀门厂办不好？后来，一机部部长沈鸿来厂视察，亲自到仓库参观，赞不绝口。望她说，你的仓库搞的很好，很好。你是哪里人？爱人说，我就是本地人。沈部长说，我看你很像南方人。沈厂长说，她就是本地人。沈部长对厂长沈延新说，小沈，像这样的好同志该不该涨工资？沈厂长笑了说，应该，应该。
　　1975年，我又兼管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每一年组织中学毕业生下乡一批，分布到各个县，每一年评留一批，每一年从乡里招回来一批，分配到各厂工作。凡是有我们知青的县、公社、大队，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那时候，每一天都有知识青年或家长到单位、家里找，要求照顾，要求回城，要求评留，要求安排工作等，他们掂着烟酒，点心，纪念品来家，我一概拒收。坚持了原则。我爱人的弟弟妹妹四个，一个接一个都下乡了。没有一个留城。我感到，应该从我做起，不搞特殊化。我被党支部评委积极分子。
　　1976年，大儿子六岁了。在他姥姥家，妈妈姊妹五个，他是第一个外孙，姥姥一家人把他看做掌上明珠。她姥姥看到他的幼儿园同学丽丽回奶奶家上学了，在中山路一小，离家不远。他姥姥非常疼爱这个大外孙，提出让她也去中山路一小上学，住姥姥家，每一天和丽丽作伴，一路来去。和他一说，儿子非常高兴，就去上小学了。姥姥，姥爷，姨，舅舅都对他疼爱有加。门口邻居的孩子敢和他打架，她十几岁的小姨，去吵人家。放学了，他就像姥姥的尾巴一样，跟在姥姥身边。每一个礼拜天去把他接回来，我们一起玩一天。在这里上学，他的学习情况没有人管他，但他每一次考试都是双百，两年后转到了县小。回来以后，我们每一天督促他的学习，他反而不如在姥姥家的成绩了。这是我多年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他姥姥听说外孙要走了，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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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0%调资开始了。那个时候能长十来块钱的工资可了不得。重工局局长张振宗在会上宣布，我们实行大民主，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投票决定，超半数的长工资。第一轮投票，我中26票（共有40人），我们科长23票。我们俩超半数了，谁知道，办公室、组干科等几个主要科室负责人没有超半数。闹着要求局党委重新研究。这又一研究，就夹杂了私货，原来超半数的反而下来了不少，我和我们科长都下来了。没有超半数的却提上去了。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迁延了两个多月才定下来，我和我们科长都又上去了。
　　再说我爱人，因为她工龄基本是最短的，本来对涨工资没有奢求，可是小组面对面讨论的时候，都说她应该升，工作成绩突出，她以全票通过了。过后，车间书记悄悄的告诉她，其他各个班组背靠背提名，你的票数也大大的超过半数了，你很有希望。这让她为之一振。第一榜公布有她。可是，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比她工龄长的，或同期进厂的，轮番攻击她。第二榜就没有她了。厂长沈延新听说了，又拨给车间一个升级指标，告诉车间，小师的工作成绩突出，群众基础这么好，如果这个指标不给小师，厂里就收回来。这样，动力科（机修车间）调资领导小组最后研究一致同意了，第三榜公布，就确定有她了。我们俩都涨工资了，虽然有挫折，还是高兴的。。
　　1979年1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四川德阳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和安全培训班。省机械厅派我参加。四川，上海，沈阳等许多专家讲解了安全技术和管理知识，我在那一次学习班上，终于聆听了全国各地的安全生产情况，是收获最大的一次。
　　回来的时候，从德阳上车，已经满员。有一个战士睡在那里，占了两个人的位。我就靠在旁边慢慢的等待，不一会，战士醒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睡着了。我说，不要紧，我们年轻，站一会也没事。他让了一个位，我坐下了。我们俩就开始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我说，我们回来以前，去火车站买票，一个山西机械厅的朋友被偷了。四川的小偷真多。他说，是的。成都火车站小偷也很多，我格外小心。我说，把钱放在里边兜里，外边不能搁钱。他说，就是，战友们送他的时候也是这么说。天明了，我还在睡觉，他去餐厅吃饭去了，不一会一个乘警和他一起回来了。翻了翻他的行李和大衣。我问他怎么了，战士说，我的钱被偷光了。原来，钱确实在里边兜里，可是他脱了大衣，胸前兜里的钱鼓鼓的，就暴露了，只顾买饭，钱被偷走了。以后怎么办，离家还很远。从此，送饭的过来了，我每一顿饭，就买两份。更巧的是连续大雾，火车行了三天四夜，他所有的吃喝我全包了。快到开封了，我要下车，给他一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要。他到南京下车，还要做汽车。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南京有人，没事。三天四夜的旅程，我们依依惜别。回来不几天，他和父母一起寄来一封信，表示感谢。这封信，现在还保存着。
　　这一年，小儿子也上学了。我在去德阳以前，安排他们去机关食堂吃饭。回来了听大师傅说，你这两个儿子非常可笑，大儿子节俭，每一顿买便宜菜，小儿子想吃好的，第二天，小儿子一路小跑，抢先来买，捡好吃的买 ，大儿子看见就吵他，两个孩子一边吃，一边争论。我听了，感觉两个孩子都很可爱，只是性格不同。
　　回来了以后，我就组织几个大厂的安技干部，起草了安全生产制度及实施细则。局党委通过以后，印刷成册，四万名职工人手一册。接着请求市总工会支持，在总工会会议室，举办了厂长安全生产培训班。终于把新的安全制度贯彻下去了。
　　在改革开放、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全市举办一个月厂长及中层干部培训班，学习改革与管理。其中，有我两天的安全生产课。头一天下午，我去课堂看了看，想感觉一下讲课的气氛。就悄悄的坐在了后排，当时，是机械厂的总会计师讲财务管理，下边一片人都在打瞌睡。我的心拔凉拔凉的。与其这样上课，不如不讲。我的地方口音很重，怕大家听不清楚。当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对我的讲课内容、说话节奏又重新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说，工厂里什么是第一？大家都在那里静静的听，有的小声议论，有的说是安全，有的说质量，有的说利润，有的说生产。我说，工人的生命第一，安全第一。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了。我从全国几个大事故讲起，结合安全管理制度，把用电，锅炉，吊车，焊接以及各种机械设备的安全原理，使用方法，加以举例、旁证，说的大家不时哄堂大笑，一直认真听了两天，，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没有一个请假的，没有一个走神的。一个月期满，培训班结束，学员们对老师们的讲课进行了评议，我和电缆厂劳资科长赵霞光被评为讲的最成功的老师。
　　工厂的安全生产明显好转，连续几年没有发生死亡事故，重伤事故也迅速下降。1984年4月河南省安全生产会议在郑州二七宾馆召开，我被评为河南省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副省长阎济民到会看望了我们，并给我们发奖状。5月，开封日报第二版头条报道了我的先进事迹《安全生产战线上的哨兵》。报纸上说，我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企业度过的。和工人一样上天车，下窨井，钻锅炉，爬电塔。亲临现场看压力容器试验。12月份，中南五省在桂林召开安全生产会议，省机械厅赵工程师，因父亲病危，回去了，临走推荐我代表河南省参加会议，筹建了中南五省安全联谊会。1985年11月，中南五省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召开安全会议，我在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企业领导的安全心理》被评为优秀论文。回来河南杂志《劳动保护》刊登出我的论文。市卫生局职业病防治所要求全市建立工业卫生档案，我们各个工厂测摸清了污染源和工业卫生情况，最快、最完整的建立了工业卫生档案。我被市政府命名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10月河南省经委、卫生厅，劳动厅，总工会在许昌召开工业卫生建档经验大会，我被四个部门一致评为省先进个人。
　　从这一年开始，机关开始千分之三升级。我们局一致通过的是我。然后，四个工业局在一起评选，还是我。报到省人事厅三个月没有消息，我一直不好意思打探。我偶尔遇到顺河区区委书记刘本固，想让他问一下，还没有说话我就开始心跳、脸红。他原来在人事局工作，他立即给人事局打电话问我的情况。在电话里我听见他们交谈，好像是把我去掉了，添上了杞县一个副县长。表面原因是我没有科技成果和著作。按规定，没有批准，局里便奖给我50元。我还是感激不尽大家对我的信任。
　　1983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1984年我被任命为劳动人事科副科长。不久局领导找我谈话，想推荐我去北京政法大学进修一年。以适应市场经济和依法行政的需要。我急着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谢绝了领导的好意。许多人都为我惋惜，但我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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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总是给那些勇于开拓的人！

长青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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