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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滨华文作家协会《薪传》第508期出刊(《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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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5 20:02: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菲律滨华文作家协会《薪传》第508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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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传》第27期(总第508期)   
  (菲律滨华文作家协会编,袁维学刊头题字。原载2020年9月5日菲律滨《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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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原乡”书写(中)
  一一以泉州籍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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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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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原乡”是记忆中“敬鬼神”等民间风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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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风俗同样可以成为原乡文化认同的载体。驼铃的〈板桥上〉中写了“敬鬼神”仪式。盂兰盆会前夕,马来华裔妇孺都在议论最近板桥上又一个新鬼的传说。盂兰盆节也称中元节或鬼节,时间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传说这一天,所有无主的冤魂孤鬼都会从阴间出来,人们为了平息鬼魂的怒气,纷纷对之进行祭拜,举行“普度”仪式。这种习俗在闽南地区尤为常见,随着华人的南渡东洋,它亦被带到东南亚地区。于是,在马来华人区,“翌年盂兰节前夕,镇上几个领袖级的炎黄子孙,终在这天之涯海之角,联合捐资塑造了一方刻着‘南无阿弥陀如来’七个大字的石碑,希望它能发挥镇慑孤魂游鬼的作用”。陈琼华的〈敬鬼神〉,同样写的是闽南地区七月“敬鬼神”故事。驼铃的〈采青的故事〉则介绍了闽南地区兴盛的舞狮文化。中国的舞狮分为北狮和南狮,南狮又称“醒狮”,起源于隋唐,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闽南地区,无论是婚丧喜庆,都会有醒狮队的助兴。林锦的〈过去的年〉写作者从前经历过的新年,其中有分红包,喝糖水,吃甜品,穿新衣,给长辈拜年,到“天公坛”听戏。但“现在,天公坛已经不在了”。 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已经淡化或渐渐消逝中国“年”的怀念,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原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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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乡”是“文化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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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原乡”是安妥海外华人灵魂的中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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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华人都把华文当做精神和文化的故乡,把文字视为连接故  体一条最坚韧的精神脐带,只要汉字不灭,华文犹在,通往母体原乡的幽径就在。秋笛长期在菲律宾华文学校执教华文,并呼吁华裔青少年学习华文。她说,“为什么要重视华文呢?第一,我们是华人,即使多数人都已入了菲籍,我们称他为华裔,因为你们的体内流的是华人的血,……(我们)是构成菲律宾大家族中的华人的少数民族。身为少数民族应该懂得重视并保留自己的文化”。 柯清淡长时间生活在排斥华文、只讲英文番语的异国环境中,却依然保持着对汉语汉字的情有独钟。在一座百余碑的华人墓中,殁者之名姓或全西化,唯独作者先祖的墓碑上却赫然用汉字铭上祖宗的典雅名讳和谥号。作者的孙辈,都土生土长于以英语为法定语文的国家上。而当作者带领他们来墓碑认读碑上的汉字时,作者写道,“在这蕉风椰雨的天尽头、海之涯、华人墓碑上多只见英文之地域,有我这种龙传之后辈,仍如此认读汉字,使我倍感欣慰和庆幸。尽管声音是如此稚嫩,我却听到黄钟大吕一般的雄浑,这真是大汉无声”。一般来说,移民到东南亚的第一代华侨,其梦想是赚钱淘金,荣归故里,东南亚只是他们的暂居地。因此,在东南亚的生活中,他们仍然保持典型的闽南或中国的生活习惯,说汉语,习汉字。但是,这些华侨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年轻的晚辈,在居住国出生长大,受到居住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中华文化,加上居住国政府在政策上对华文的遏制和排挤,他们与中华文化渐行渐远,有的甚至连汉字都不能写,汉语都不会说,华文教育在东南亚国家陷入了的危机。东南亚的华文作家对此困境忧心如焚。林锦的小说〈优等生〉、〈一枝独秀的水仙〉、〈急促的打字声〉等小说表达的就是新加坡华文教育面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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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乡”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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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乡”是重乡恋根、崇祖铭源的人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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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是一个乡土意识、家园意识极为强烈的族群,特别重视“家”和“乡”的观念。中国早期的农耕居民以土为本,形成了浓厚的恋土情节,以及安土重迁的文化价值观。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本位,无家可归被视为一种人生的大不幸。对“家”的重视又催生了中国人重乡恋根、崇祖铭源的人生观念,这也典型地体现在闽南文化观念里,因为闽南文化本身就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重乡崇祖,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本位和乡土色彩,在闽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闽南文化中的重乡崇祖,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意识,已经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闽台地区,在东南亚,在海外,闽南人都十分强调认宗认谱,结社建馆;通过修族谱、建祠堂、注‘堂号’,来凝聚家族血缘关系,记忆祖地,追溯历史,建立浓厚的乡土观念。”于是重乡恋根、崇祖铭源便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黄东平的〈七洲洋外〉中的华人,敢于漂洋过海,抛妻别子,到海外打拼,然而不管他们走得多远,他们的心从没有离开过故国家园,虔诚信奉“饮水思源”、“叶落归根”的理念,把辛苦挣来的侨汇大部分寄回故乡;慎修伯在南洋已经四十年了,他的薪金八成都寄回家乡,养活在家乡的老小;他们在海外隆重地纪念每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终身保持着故乡的风俗习惯;林添禄始终践行着诸如祭祖先、敬天地、拜年、扫墓乃至婚嫁仪式等中国传统仪式;他们永远不忘祖国的山河、物产、气候等等,那些半辈子在海外的“老番”男子汉,对家乡的香蕉、蔬菜等如数家珍,颇有研究;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下一辈讲述关于故乡的种种趣事。
  没办法回到家乡的,只有通过对家乡的回忆表达重乡恋根之情。有办法回家乡的,就想尽一切办法在有生之年回家乡,柯清淡的〈许愿〉生动描述了他回乡的真实感受:“走经祠堂口/茫然摸着斑发迷信地许下这愿:/若有所谓的‘转世’/‘来生’还要活在此地/尽管这乡野小村/是如此的简陋、卑微/。”
  作为常年漂泊海外的游子,他们一定要回家,荣光时回家,落魄时也要回家,哪怕回家后受到的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和嘲笑,如施柳莺的〈归〉中的老许,十九岁赴菲,直到垂暮之年才落魄还乡,得到的却是亲人的冷淡和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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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乡”是诚信守义、知恩孝亲的道德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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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乡”也是东南亚华人所认同的以诚信守义、知恩孝亲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精髓。驼铃的〈君子之诺〉中的老黄,在朋友办公室还钱时,发生地震,办公室突然坍塌了下来,老黄想朋友要是死了,自己就不必还钱。但最终还是将塌陷中的朋友救出,朋友也因感激之情而撕毁贷款协议书,而老黄决定先还钱给朋友。老黄和朋友之间信守着严格的君子之诺,这正儒家文化中诚信守义精神的体现。驼铃的〈肖〉不但表现了〈君子之诺〉的那种诚信守义的精神,同时也赞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知恩孝亲的道德观念。小说中的父亲老张欠老女佣的钱,也一直在努力挣钱还债,同时教育儿子接受自己的道德观念——还清债务。当他在攒到五千元时却意外身亡。他的儿子对女佣说:“亲姐,我爹地欠你的钱,我负责,我还!”老张不但亲自坚持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欠债还钱、诚信守诺的道德操守,还把这种品质传承给下一代,这正是一个华侨自觉的文化责任感。儿子麦可不负父托,承担了父亲的债务,为保护父亲的声誉而不懈努力。而小说的题目“肖”实际寓有深意,“肖”即“相似”的意思,寓指儿子和父亲不但基因一致,连骨髓里流淌的文化精神也是相似的。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孝道”精神。林锦的小说〈估价单〉也向读者宣扬了子女对父母知恩图报的儒家孝道精神。
  年红的小说则从华人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来表达对“文化原乡”的认可与怀念。〈高空天线〉中的郑老头,一年之中女儿难得回来看望,倍感孤独,这次得知女儿要和她的男朋友回家过年,欣喜无比,为了让他们能看上喜欢的电视节目,他化重金找人安装了一根高120尺的天线,岂料夜里狂风大作,天线被吹折,还打烂屋顶,雪上加霜的是,女儿来了一封电报,说不回家过年了,电报结尾还有一行郑老头看不懂的英文字母。〈领尸〉写一位老人,生前儿女们不能照顾他,连去世也没有时间回来送终,最后尸体是在其死后被一群群坐着名牌车、珠光宝气的儿女们领走。年红的小说反映了大马社会中,重亲情、重孝心的华族伦理观念正在逐渐走向淡化,从而从反面表现了作者对知恩图报、孝悌亲亲中华传统伦理观的怀念和认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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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江媳妇走安平桥                 /林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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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我想父亲最挂意的应该是我会放弃学中文,以及长大后会不会嫁给菲律滨人。虽然生活在新时代的异域,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开明,但若对象是“咱人”,在文化和家庭背景上没有冲突,必能省略不必要的‘担忧。
  如今身为人母,更能体会家长的苦心,即使祖辈已飘洋过海来到另一个故乡,纵然新生代的梦想已在海的这一边,犹似看到天空中翩翩起舞的风筝,又喜又怕,固执地紧握着线头,唯恐手一松,风筝就会飞走、迷失,找不到闽南儿女的家。岂知那一个小结莫非早在五百年前,或者更久的时空里,已注定了它的归属。
  结婚后,我这安海媳妇第一次与外子来到他的故乡晋江安海,第一个景点就是安平桥。走在桥上,看到一群小孩子在桥上追跑,从外子的眼眸我看到了他的童年。如果手里有一只风筝,那就更有趣了。
  这时,我想起外子的一首诗〈另一种风筝〉:一个小小的/结    紧紧系着你/从晋江的日出/到岷湾的日落/风的翅膀/云的圈套/都不能牵走你//只因/有那么个小小的/结    自从前/一直牵系到未来
  是的,自从前,至现在,到未来;我来了!走在安平桥上。这座造型并不华丽却经历了风雨考验的桥,坚实、稳固、靠谱。我喜欢“安平桥”这个名字,生活中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追求与梦想,终归以平安最为尚。平安,就是幸福。
  因为桥的长度,安平桥也叫做“五里桥”。 “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这幅描述安平桥的对联,意思是,世上所有的佛都以释迦牟尼佛为尊,天下没有那一座桥比这安平桥更长。汉字的“安”,以六书象形来看,“家有女人”,走在安平桥,在这众桥的归宿,感觉很安宁,很温馨,很有归属感。
  走着走着,我想起这座古老的桥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地带常遭洪水,有修道人认为是两条孽龙作祟,曾试以仙术镇压未果。多年后的某次水灾,道长运功吐出一条七彩锁链,从安海镇跨过海湾,直到南安的水头镇,把孽龙吓跑飞到大海去了,不多久大水也退了。民众为避免孽龙再作怪,就齐心协力搬运长条大石,一段一段地铺砌起来,建造一条天长地久的“锁蛟玉带”,把孽龙销住,也方便了安海与南安两地的百姓往来,带给大家安居乐业的生活。
  安海与南安都有一个“安”字,“五里”有多长 ? 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平安,就是天长地久。
  一座桥,化作七彩锁链,把彼此的距离拉近;一只风筝,向着未来展翅,追逐着梦想,蔚蓝的天空唱响“爱安海”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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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文学研究论文选登》
  闽南文化对菲华文学的影响(六)      /戴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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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菲华作家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表现世俗生活内容的占了绝大多数,其鲜明的世俗性特征触目可见。最具有特色的是,有相当多作品的题材都涉及到了闽南饮食文化的丰富内容,如若艾的〈大排挡〉、莎士的〈多少厨房旧事〉、陈琼华的〈一块月饼〉、林婷婷的〈甜果·碰柑·红包〉、和权的〈虾〉〈蟹〉、庄克昌的〈鲈鱼味美忆乡关〉〈从‘云吞’说到‘鸭馄饨’〉、晨梦子的〈甜果〉〈我爱粽子情〉〈家乡风味〉〈川流不息话饮食〉等。从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菲华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对“吃”的重视,从而也透露出了他们对故乡风味和闽南文化的深情向往。特别是若艾的散文〈大排挡〉中有这么一段描述:“食物的有——豆花、豆腐、豆芽、大面、面线、米粉、冬粉,至于烹调的东西,专有的名词,菲律滨友人也拗得很顺口。……至于小吃的工艺,无论是‘打’的鱼丸,‘搦’的面线,‘摔’的大面,‘唧’的米粉,蒸的烧包,炒的米粉,都叫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精彩的语言、独特的工艺、各具特色的做法,真是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如果对闽南食文化没有亲身体验了然于心,想来是不可能写出这么老到的文句。无独有偶,女作家莎士在她的散文〈多少厨房旧事〉中也有一段颇具底蕴的回忆:  
  在厨房对面是磨房。里面放着一个大石磨。逢年过节的时候,祖母要花费好几天的工夫在磨房里指挥男工推着石磨上的磨柄绕着石磨打圈子。她用着一把勺子把已浸隔夜的米和着清水倒进石磨中央的洞口,磨出来白白黏黏的胶状物,然后送进厨房里拌和着佐料蒸成各种的甜果或咸果。有时候却又是把用热火炒成浅褐色的米磨成粉,再拌和着糖浆揉到均匀后放到蒸笼里蒸成甜糕。农历五月是包粽子的节令。在连着饭厅的走廊上放着高高的木架,上面横搁着几根长竹竿。把用粽叶包着糯米和其他配料蒸熟的粽子一串串挂着,数一数就有几百个之多。逢到老祖母过生日,煮几大锅别具风味的漳州卤面飨客,也够得大人们忙上好几天。至于冬笋上市煮薄饼、做糯米菜包,元宵用花生或麻粒研碎做馅包上元圆,冬至“补冬”吃补品,腊月腌各种腊味,以及于除夕夜在圆桌下放着一盆炉火,桌上摆满了二十四道精美佳肴,一家人喜气洋洋,团圆围炉,大快朵颐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更予人无限的怀念与向往。
  这一段描写已经不止于给我们提供一份闽南食品的菜单,而是细腻具体到闽南食品的制作原料、制作过程,不同节令的不同食品、不同吃法,摆放食品的环境、用具,以及吃的环境、吃的气氛、吃的规矩……总之,对闽南食文化诠释到如此淋漓尽致的地步,没有那一份对闽南文化的牵挂和憧憬,也是做不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看似轰轰烈烈的描述之中,我们不难读出渗透于字里行间的那一缕繁华已去往事难再的淡淡忧伤和感慨,让我们怦然心动。
  表现闽南岁时节俗与旅居菲律滨的华人生活的密切关系也是菲华文学很常见的题材之一。如写春节舞狮的〈瑞狮采青〉(晨梦子)、写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踩杆”和“捉鸭”等民俗活动的〈端午感怀〉(钟艺)、写中秋节乡愁和切月饼的〈中秋〉〈中秋月〉(和权)、写亡人节祭扫华人祖先坟墓的〈义山〉(施颖洲)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琼华的散文〈敬鬼神〉和短篇小说〈一块月饼〉。〈敬鬼神〉一文通过农历中元七月(七月十五)敬鬼神的民俗节日,表达作家对先人的纪念和人世间的感悟,其中对祭礼仪式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却透出浓浓的闽南民俗文化的独特韵味。〈一块月饼〉对闽南民俗文化的厚重内涵则有更形象的演绎和更深刻的揭示: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菲混血儿麦克到唐人街糕饼店给思乡心切的华人老爸买中秋月饼,为了澄清自己的“臭番”(品行不良的土人)形象,也为了弄懂月饼的质量和价格,只好用很生硬的闽南话与华人店员交流。虽然“人家恶眼错认他是‘臭番’‘贼仔’,不过他还是洋洋自得地认为刚才一口的‘咱人话’有够好,第一次为自己是‘出世仔’而会讲‘咱人话’感到自豪。他踏出糕饼店,走出王彬街,离开飘着饼香的中国城,像是上了一堂中国民俗文化课” 。而且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他还是特意给老爸买了一个“很贵”的“有咸蛋和瓜子馅的月饼”,让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带领着一群‘番仔’围桌‘赌中秋’”,“使椰林深处宁静的茅屋充满一种很中国的中秋节气氛”。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故事里,女作家把菲律滨华人的混血儿后代对中华闽南文化的认同感和那一脉血融于水的亲情表现得丝丝入扣感人至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富有民俗韵味的中秋节,把一个染上沉重思乡病的老人“从现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和补偿。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  
  老爸每当思乡病发,就迢迢地跑到久违的马尼拉华人区重温一下“咱人”的生活方式,看中国电影;若巧逢路边搭起戏台演“高甲戏”,更是废寝忘餐看到忘我的境界;饿了上馆子吃番薯粥佐咸鱼、菜脯、芋咸、脆瓜;返回时买些中药、蜜饯、肉松、皮蛋、豆干、豆腐、大陆罐头……满载而归。回家后几天老人家笑口常开,哼唱南音北调,麦克听不懂那如杀鸡般的吊嗓子唱些什么,还是拍手助兴。最绝的是老爸一高兴起来就非要一家人用筷子吃饭不可,而且桌上不许摆Bagoon(虾酱),……借“老爸”的形象,演绎自己对闽南世俗生活方式的沉迷和怀念,可以说这一段动人的文字已经昭示了大多数菲华作家积淀尤深的闽南情结和文化底蕴,其中所透露的精神指征已在不言中。      
  其实,闽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渗透到了菲华文学的方方面面,哪怕是像“诗”这样雅致的体裁,有许多篇章也是刻意从世俗生活细节或日常事物入手去抒情写意。最典型的例子是女诗人谢馨的诗。收入她的诗集《波斯猫》中的诗,抒写的几乎都是像“柳眉”、“蓝眼膏”、“嘴唇”、“香水”、“项链”、“结婚戒指”、“指甲”、“纽扣”、“纸手帕”、“丝绵被”、“床”、“椅子”、“窗帘”、“电梯”、“栏杆”、“卷心菜”、“手抓饭”、“松花皮蛋”等这样俗而又俗的市井事物,并通过这些事物曲尽其妙地表达出她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如〈纸的手帕〉:“不能在左下角/绣上你的、我的/名字。不能/紧紧地扭成/一个同心结/不能包扎/受创的伤口。风起时/系不住我紊乱的发。雨来时/比我的泪更易崩溃/不能折叠起来/放在最贴身的口袋里——我的/心跳会击碎它。我的/汗水会侵蚀它。不能把它/藏在最秘密的地方,许多年后/拿出来,在烛光下/抚触它,对着它/想起你笑的样子,想起/我轻轻用它擦拭/不小心留在/你鬓边的唇印,想起/临别依依/你对我说的/话”,一个日常用物,被诗人写得情意绵绵如泣如诉,十分动人。像这样把如此平凡的世俗事物变成充满诗情画意富有张力耐人咀嚼的意象,谢馨似乎是做得最突出的一个。不过,只要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借凡俗之物写典雅之诗抒精致之情,其实是许多菲华诗歌共同的美学特征。
  闽南文化的宽容性(或称兼容性,如对多种宗教的兼收并蓄、对各国各民族外来人员的包容接纳等)在菲华文学中也有独特的表现,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详述。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由于菲华作家与中国闽南源远流长血融于水的特殊关系,菲华文学必然要传达出闽南文化的深沉底蕴,其中所蕴涵的闽南文化的传统性、世俗性和宽容性的精神指征与价值观念,对我们深入认识菲华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肉联系及其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特殊意义都将有丰富的启迪作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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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冠青,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高校教学名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福建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泉州市作家协会名誉  等。已出版小说集《梦幻咖啡屋》,散文集《泡茶时光》,论著《菩提树下》、《想象的狂欢》等十余部,发表作品和论文数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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