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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元朝，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势头并没有中断，海上对外贸易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与唐、宋相比，元朝海外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增大，贸易形式更为多样化。与此同时，元政府非常重视海上对外贸易，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也比前朝更为制度化和正规化。元王朝制定的内容丰富、体例严密，堪称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法的典范。于是，元朝成为我国海洋大发展的历史性重要时期，14 世纪中国浓厚的重商主义与同时期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商业精神交相辉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前朝的农耕文化不同，元朝统治者因袭蒙古族的传统游牧习惯，了解商品交换的重要性，非常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搜罗各民族的手工业者，组织发展手工业生产，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以青花瓷为代表景德镇瓷器畅销海内外；棉纺织兴起并迅速普及；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法的使用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另外还有晒盐法、白砂糖提炼、蒸馏酒等技术的发展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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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港口贸易图
因此，当时中国出口商品中仅纺织品就包括绸、缎、绫、罗、绢、等，瓷器中有青瓷、白瓷、青花瓷等，远销海内外。在农业、手工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元朝的商品流通活跃。元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发展商业的法律政策，比如减轻商税、保护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于是，无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产品的交换都非常发达。
各城市形成了专门的商业区，商铺林立，分工细致。手工业的发达，同时也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大规模出现，富者出财、贫者出力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同时，交换的基础——元朝宝钞作为元政府发行的全国通行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亦能通行，影响南洋、波斯、甚至欧洲等地。地跨欧亚的元朝大一统帝国形成后，统治者非常注重从世界范围认识自己，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秉承着对外开放“四海为家”的意识，一直与他国开展主动、频繁的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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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宝钞
一、元朝海上外贸的主体元统治者一开始就清晰地认识到，市舶作为一项重要的中央财政来源，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管理。忽必烈命中央政府官员多次遣使去国外“招谕”奇珍异宝。元朝之后的皇帝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制定了比前朝更为完备的市舶法律法规，其中《市舶处分则例》为典范，该法在延祐元年补充修改为《市舶法则》，规定更为明确、具体。
《岛夷志略》记载：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元朝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有效地控制海外贸易，因此它的官方海上对外贸易主体非常有特色，分为使臣、斡托和官本船三种：元朝国力强盛，朝廷除了对朝贡贸易加强管理之外，还经常派遣使者到海外采办奇珍异宝。整个元朝，中央政府派出的使臣足迹遍布海外诸国，远达非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元朝的法律详细规定了使臣出海进行对外贸易的法定程序：使臣由皇帝赐予诏书，佩戴牌符，提供专用驿马；出海港口地方政府必须提供船只，支付使臣航海过程中的粮饷；使臣的法定职责就是为皇室收罗各地珍奇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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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海船
元代斡脱商人中的贷官权，是专门为政府经营海上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作为蒙古皇室的御用商人，常为西域色目商人，不同于一般海商，享有各种特权，是官营海上贸易的特殊合法主体。斡脱商人打着官府经商的招牌，贩运违禁物品，牟取超额利润，营私自肥。官本船作为海外贸易主体，是元朝官方海外贸易的一大创举。海上对外贸易由政府垄断，实行官商合营模式。其中，船和本钱都由官府提供，并由官府挑选商人进行经营，出海利润七三开。
同时，为了保证官本船法的顺利实施，元政府实施海禁，禁止私人下海贸易。然而，官方全面垄断海外贸易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不仅豪商们违法经商，一般海商更是私自出海贸易。在不能杜绝的情况下，朝廷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市舶则法》颁布，其中有许多条款对私人海上对外贸易进行规范，进而从法律上肯定了私人在海外贸易中的合法地位。
然而，元政府的海外贸易管理法律规定反复无常，20 年时间里，海上对外贸易三开三禁。但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海外贸易的主要主体实则上仍是私人。对私人海上外贸主体，中作了如下规定：（1）排除权贵家族在海上对外贸易的合法主体之外。（2）因公事出国的官吏军民等人，如果借机出海经商，回国时需要向市舶司抽分纳税，私自隐匿的以船舶论处，货物没收。（3）僧侣、道士、基督教士、伊斯兰教士等，可以夹带俗人出海贸易，但也必须抽分，违者以船舶论处。（4）所有外商允许在中国贸易，但应严格遵守中国市舶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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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则法》
二、海上外贸船舶管理及其税收元朝的商船出海必须持有市舶司发给的公据（大船）、公凭（小船）公据和公凭必须包含法定内容，加盖关防才能放行，同时它们并不是简单的许可证，要求商人在国外购买舶货时一一记录，作为回国后抽分的依据。出海船舶雇佣的船员必须在市舶司登记，并相互作保。法律规定舶商在申请公凭和公据的时候，必须有保舶牙人作保，此间，牙人作为中国古代传统贸易中的第三方公证人，开始承担鉴定船员人数、船只大小、所买货物以及去往何处等内容的职责，是我国早期进出口商品检验的萌芽形态。
《元史》记载：诸处市舶司舶商每，遇冬汛北风发时，从舶商经所在舶司，陈告请领总司衙门原发下公据、公凭，并依在先旧行关防体例填付。舶商大船请公验，柴水小船请公凭。
而对于关税，元朝所有海外贸易的货物必须进行“抽分”。进口税、出口税、舶税、转口税等，构成了元朝完善的市舶税收体系。在管理进口货物税收的同时，市舶司还负责沿海贸易。元初，国货与蕃货在征税的税率上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元政府认识到必须采用国家干预，才能既防止国货大量低价流出、又增加进口商品的数量。国货、蕃货抽分有别的税收制度，充分体现了元朝市舶税制的经济杠杆作用，对调整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和比例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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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遗址
官员和商人为了逃避抽解，常常会隐匿舶货或在中途转移和出售。元政府为了加强管理，严惩走私行为，对使臣、民商、外商出入境都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徇私枉法或渎职的市舶官员，也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除市舶官员外，还要派出与市舶业务无关的官员监督和复核，不得亏官损民，并不许现任官府权豪势要人等假借他人之名购买。对于故意纵容商船不前往原发舶港抽解的市舶司官员，决杖五十七下，并撤销其职务，同时相关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也要各杖一百七下等等。
三、执法机构多元化鉴于元朝海上对外贸易区分为官方、官商合营、私人等模式，其管理机构也有着独具一格的设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其中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色彩非常浓重。 与前朝一样，朝贡贸易的中央管理机构是会同馆。当外国贡使到达中国时，市舶司会同当地官员按外交礼仪进行接待，对贡物进行分类登记后，由官道经各站赤转运到元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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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贡图》
使臣到京后，沿袭前代旧制会同馆官员负责记录贡使各自国家的情况，并据此编制成另一种使臣贸易的管理机构则是中书省。元朝担任官方海外朝贡贸易的使听从中书省的差遣调配，其他的相关政府机构对此并不能加以干预。
《元史》记载：会同馆，秩四品。掌接伴引见诸蛮夷峒官之来朝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之。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成定制。
元朝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官商——斡脱商人进行管理。中央层面的相关管理机构称为诸位斡脱总管府，主要负责向斡脱商人催还本利，同时发放官债。地方层面的管理机构斡托所职权范围扩大到整个海上对外贸易，但其主要职责依然是管理公司斡脱钱。其次元朝的市舶司制度沿袭宋制。作为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招集舶商进行贸易，当时元朝最多时有七个市舶司，但兴废无常，最终只留存泉州、庆元、广州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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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泉州港口
市舶司主要负责抽解等海上对外贸易的管理工作各处市舶司抽解所得的舶货中，贵重货物需要上交中央，运至元大都，供朝廷享用；出货则可在各港口出售。各市舶司每年征收和置办到的舶货，除了贵重细色部份需要上交中央外，其余的必须在每年年底前押解至杭州行泉府司仓库集中，以便估价拍卖。市舶官员的首要职责便是检查进出商舶。每年船舶回航期间，市舶司必须预先派遣官员到抽解处，等待船舶到来后封堵检查，以防官民作弊逃避抽解。
结语政府在元朝海外贸易管理法律实施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中央集权性质凸显。元朝统治者自建国之初就加强了对海上对外贸易的控制和管理，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力去推行大规模的官营海外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毋容置疑也束缚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海上对外贸易过分强权的垄断，使得元朝的海外贸易的经营呈现了错综复杂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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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开启全球贸易
同时，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的问题上尤显突出，元朝市舶司、斡脱所等管理机构时兴时废，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管理机构阶段性地设置，使得元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的实施极易出现矛盾和漏洞。但是积极主动的海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最终带来了繁荣的中外交流。海外贸易开辟的航线，成为中外使节和百姓的友好往来之路，是连接元朝与全世界的纽带。
海外贸易的商船，不仅运输国际贸易的货物，还承载着各国使臣、商人、学者、传教士、旅行家等，促成了中外的文化交流。其中，阿拉伯人带来了天文和数学，波斯商人带来了回回医药和航海技术。同时，中国的天文、数学与中医等知识也随之传播到外国。作为中国海上对外贸易发展的巅峰时期，元朝的海外贸易管理法制已经较为系统和完善。工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密切联系，预示着中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的新时期的到来。
参考文献：
《岛夷志略》
《元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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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0 14:2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