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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展同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苏展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2月15日13时28分在唐山市中医医院病逝，享年90岁。
苏展同志是江苏沛县人，1920年10月出生，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六中队教员，十二专区公安处保卫科科长，迁安县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河北省科学院秘书，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党组书记，唐山市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3年11月离职休养。
苏展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青年时代，思想进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文化大革命中，虽遭受迫害，但始终对党忠贞不渝，立场坚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担任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期间，带领全院干部职工顽强拼搏，为唐山检察事业的恢复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离休后，仍然始终关注唐山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体现了一名老党员、老干部的崇高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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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母亲苏展同志
今天是母亲节：
回忆：我母亲
苏展同志的迥异性格低调和“高调”
母亲苏展，自出生未见过其父，与我姥姥相依为命。
1937年10月，背着姥姥，只身前往武汉参加抗日，后转道延安，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
她是地震后唐山市第一任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一次去北京办事，途中想方便一下。司机径直将车开进102国道边上的一个小企业院里，方便后发现汽车开不出去，大门被锁上了。
司机问大门边上一个正在生火的老人：大门是谁锁上的？
答：不知道！谁是你们的头？司机问。
老人：不知道！
司机大发雷霆，欲找石头砸锁，并想用手枪击开门锁。
母亲下车后，低声说了司机两句，让他在车上等着。
随即走向生火的老人问：你们领导在吗？
老人：找领导干啥？
母亲：承认错误！
老人：你们当官的那有错儿啊？
母亲：未经允许，擅自闯入你们单位，肯定错了！
老人看了看母亲，岁数也不小了，放下手里的活，掏出钥匙，打开大门：走吧！母亲一再表示感谢，并表示确实错了！
老人：走吧?
关键时百姓就要一句公道话！
1979年初，我被确定转业。回到唐山家中不久，部队拍来电报：见电速归队。署名孟长荣(师干部科副科长）。
我十分纳闷，确定转业的干部都有一定时间回家联系工作。为啥让我立刻归队？我想用父亲办公室或家里的电话，询问一下情况。父亲不让，他说那是公家的电话，让我去邮局排队挂长途。
我到邮局等了二个小时，接通了孟副科长。孟长荣听我说不愿回去，要继续联系工作。他不得已透露：准备打仗。
我二话没说，表示立即归队。
当时，车票十分难买。母亲亲自送站，我说：还没买票呢！她说去了见机行事。
到唐山火车站，买票的长队一直排到大门口。我妈让我跟着她，径直去了车站民警值班室，推门而入。
她对一个年龄较大的民警说：你马上去给我买一张到XX地的火车票，快！口气十分坚定，甚至有点生硬，并放下了钱。
这个民警站了起来，盯着母亲看了半天，还没有反应过来。母亲说：你没听清楚吗？我有急事儿，快！
这个警察出去后，我就跟了出去，他不知道我和那个老太太是一拨的，他找到客运室主任说：今天碰到一件怪事儿：一个老太太命令我给她买票。客运室女主任：走！看看那个老太太是谁？他俩在窗外看了半天，客运主任：你问问她是谁？民警：要问你去问！结果，两人谁也没问，拿了张软席票，将剩下的钱给了我，就这样我上车走了！
后来，我问过母亲：你认识站长？我妈说：我谁也不认识。她还说：对待老百姓和对待国家工作人员不一样，国家工作人员就得为百姓服务，况且是准备打仗。而老百姓，我们的吃穿用全靠他们，决不可对百姓耍横。
2007年2月13日，父亲苏锋猝然逝世像雷击一般撼动了这个家。此时，母亲苏展已经完全痴呆了。《检察日报》多年前曾为她写过一篇通讯《你是一条大河》，现在这条河干涸了，沉寂了，面目皆非了。我们看着苏展在保姆的陪伴下乐呵呵地胡乱出着扑克牌，右侧嘴角不时流下口水，她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在脑海中好像已经没有了痕迹。可是，不管是谁在她耳边轻轻唱出“红日……”，她马上扔下扑克接着唱“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不仅吐字清晰，而且音调和节拍也不错。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信念？苏展少小离家投身抗战，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听说生在秋天，后来苏锋把她的生日确定为10月1日，和共和国的诞辰联系在一起。父亲去世后，每逢这一天，我们兄妹五人都会围坐在母亲身边，为母亲祝寿也为祖国祝福。回忆着咀嚼着一桩桩往事，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泪水潸然，我们陪着母亲艰难地走过她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2010年12月15日，苏展同志安然逝去，完成了苏锋同志制定的“保九争百”的指标，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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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苏锋苏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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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天，苏锋(右)80岁生日时和苏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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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节，天各一方的一家人在保定短暂团聚
专稿(苏光等五子女)应有关部门之邀，写一下苏锋苏展同志的往事。令人遗憾的是，苏锋苏展同志从未写过回忆录，生前也未留下任何文字。他们和很多老同志一样，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也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众多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们惊人地相似。
身处逆境时
作为子女，我们并不了解他们工作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但他们身处逆境时所流露出的情感却让我们印象颇深。
我们兄妹五人记事或出生都在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苏锋苏展都受到过强烈的冲击。在他们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有过许多遭遇，或被降职降级、撤销职务，或被开除党籍，甚至被判处刑罚。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是那样坦然平静地对待，一点牢骚和怨恨都没有。1967年，时任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的苏展，遭批斗。文革后，党组织为其平反。当时，她的二儿子从内蒙建设兵团返城，反复追问是谁打伤了她的眼睛，可她直到去世也不肯说出这个人。苏锋说：文革是党犯了错误，不能把账记在群众身上。他还说过，不管什么政治运动，领导干部主要是检讨自己的工作，一个人功劳可以不说，缺点和错误必须要说，切记对上不能推给领导，对下不能推给群众，你自己要为党和人民负责。文革后落实政策时，苏锋先后担任唐山市委、地委第一书记，他坚持认为：整人的人要让他知道自己确实错了，并且要为自己的行为负适当的责任。挨整的同志要让他受的气基本上出了，但不能过火，更不能用文革中的思维和方法去整那些整过人的人，否则我们不也成“造反派”了吗？
在父母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胸怀去构建和维护胡锦涛同志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呢？
融融家庭中
对于父母的同事而言，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却是慈爱、民主与欢乐。苏锋比较讲究效率，无特殊情况到点散会，准时下班。只要不出差，业余时间和我们在一起的机会不少。特别是周末，常常带我们去看戏看电影或者体育比赛，这是最让人高兴的时候。苏展则不同，她常常深夜看卷研究案子，而且节假日总在单位值班。偶尔和全家出去看场电影，她“阶级斗争的弦”总是绷得很紧，德国造的2号枪牌橹子从不离身。因为经常熬夜，苏展抽烟越来越厉害，苏锋虽然不抽烟，但每次去北京或省里开会总买几盒“牡丹”“凤凰”之类的好烟带回来。离休前，苏展成功戒掉抽了几十年的烟，可见她真的很有毅力。
我们兄妹五人中的老大老二和老三都是男孩，最不让父母省心。1955年，刚上小学的老大，就成了秦皇岛市委大院里的孩子头，白天打鸟，晚上逮蛐蛐。一次老二把他的蛐蛐弄跑了，老大说：“你这个笨蛋，不带你玩儿了！”逼得老二烈日下到处翻砖头钻草丛，想逮个蛐蛐还账。苏锋路过正看见老二边哭边找，问清缘由，爷俩一块逮起了蛐蛐。苏锋没逮过这玩意儿，一会儿抓个“棺材头”，一会儿逮个“老母子”，一个顶用的蛐蛐都没抓着，机关干部见了躲在一边忍不住笑。想想看，苏锋当时已经是秦皇岛市委第一书记了。
到了1960年，全国人民一起挨饿。我们家三个“半大小子”，都是“吃死老子”的主儿。每天早晨上学前熬一锅粥，母亲和姥姥把稠的捞给我们，哥仨吃完走了，她们喝米汤吃咸菜，天天如此，腿脚严重浮肿。两个女孩年龄小饭量也小，父母买了27块钱1斤的高价点心，藏起来留给女孩，怕小子们偷吃。当时父母的月工资加起来也买不了10斤这种高价点心(这种点心不要粮票，而粮票更是命根子)。不知为什么，点心藏到哪儿老三都能找到。有一次，老三正在偷吃点心，被当过公安局长的妈妈抓了个现行。板柜高，他个儿小，扎进去偷吃只露两条腿，被妈妈从板柜里揪出来时还在往嘴里塞点心。妈妈气得一顿揍，两个哥哥看着挺解气，当时不知为什么，妈妈又搂着老三哭了。回想起来，可能是身为“高干”的父母因为喂不饱三个儿子而自责和心痛吧。
苏锋苏展在政治上要求我们是严格的，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大女儿单位要发展她入党，当她回家兴冲冲地告诉妈妈时，得到的回答竟是：你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怎么能入党呢？“小资情调”的女儿暗自庆幸：自己的单位幸亏不归他们检察院管！老二结婚后，因工作原因夫妻两地分居，工资又少，生活比较困难，经济上时常得到父母的接济。他调回保定地区的一个单位当司机后，文革中的所谓“保皇派”纷纷官复原职，他们总想关照一下老书记的儿子，可老二连转干考试也不参加。苏锋从唐山去省里开会路过保定，有关领导同志向他通报了此事，苏锋笑道：提不起来就别提了。我这个二儿子爱意气用事，如果赶上战争年代，或许能为国捐躯成为死士，和平时期不宜为官，你们就不要费心了。后来老二靠自己的努力，还真当上了一家国有企业的经理。
夕阳无限好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锋苏展先后离开了领导岗位。改革开放的中国步入加速发展时期，“国逢盛世家最福”，苏锋苏展在家中安度晚年，我们回来聚会的时间也就多了起来。也就是这段时间，家里的“趣闻轶事”在市直机关内外流传起来。
苏锋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局势非常关注，一直与时代的节拍同步。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颇为自信。他率先在原省顾问委员会提出“保九争百”的口号，即保证活到90岁争取活到100岁。事后他解释说：“关键是活得健康，活得有信心。在这个问题上指标可以定得高一点，我们完成了指标省市委高兴，我们完不成，他们也没法追究我们的责任。”
其实，他们这些人早已淡定生死漠然荣辱了。有一次，老三从石家庄回来，说到一位老同志去世后，其子女要求在父亲遗体上覆盖党旗省委不同意(当时规定：只有担任过副省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才有此资格)。苏锋听了以后，十分郑重地向我们交待：我死后不要提任何额外要求。讣告上写我是中共党员、战士就足够了，我不具备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条件。后来他见我们心情不好，又风趣地补充道：不让盖党旗，那就买个床单，要全棉的，我有湿疹。一个沉重的话题顿时转为一片笑声。
苏展的身体远不如苏锋，除挨过日本鬼子两枪外，离休后还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直到去世后火化时，还发现体内金属异物——日本鬼子的一颗三八枪子弹头。她由于小脑萎缩，70多岁后老年痴呆症状越来越明显，可是她身上的顽强毅力和乐观精神一直保持着。在菜市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着老式检察服，笑容可掬，蹒跚而行的老太太，买菜不挑不拣，不问价也不让找零。你若有耐心她就会给你讲革命故事，无非是她16岁就到武汉，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其实她1937年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1938年才转道延安。她还说自己是延安抗大的教员，教的全是团以上干部。苏锋挖苦说：确实在抗大教过书——扫盲班。苏展说起自己的光荣历史，特别是26岁在迁安担任公安局长的往事，会像孩子一样自豪和高兴，高兴起来还会拿着钱到处发。有人向苏锋建议：别让老太太出去买东西了。苏锋却说，让她活动活动吧，没人会骗她。果然没有商贩多收她的钱，发出去的钱也大都被送了回来。苏展买了菜提不动，常有人提着菜送她回家，她说不清是谁，就说脸熟，总上电视。后来才知道，郑宝林同志和钟清杰同志都是曾被她抓过的“公差”。苏展还有个习惯，在市直机关里，男的她叫弟弟，女的她叫妹妹，还让我们叫人家舅或姨。曾在政法委工作的老大60开外了，有时碰到的熟人比他小一二十岁，非让他叫舅不可，他当然不叫，人家说这可是你妈“钦点”。
平时如此，遇到正式场合也不例外。1995年，检察院邀请苏展作报告讲讲革命传统，苏锋赶紧挡驾说，老太太记忆力越来越差，又行动不便，千万别让她作什么报告了。可检察院坚持要请，苏展也跃跃欲试。苏锋实在没办法，只好亲自查资料，拟提纲，点名让公安局的笔杆子——他们的小女婿完成了这篇讲稿，老大利用星期天把稿子工整地抄写成大字，用了30多页稿纸。没想到老太太一上台就擅自脱稿，即兴演讲，有激情也挺流畅，就是把学习孔繁森说成了王宝森，全场一片哗然。回来后，家里开了一个党员会批评苏展，苏展不服：我讲话从来不用看稿。检察院反馈回来的情况竟然很好，说老检察长往这一坐，对年轻一代就是激励，年岁大了有一两句口误不算啥，我们知道意思就行了。老太太一听又飘飘然起来：在延安抗大听过我讲课的都比你爸官大。
人去精神在
苏锋清楚也好，苏展糊涂也好，他们在老百姓和广大干部心目中已经成为定格，而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件件往事也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我们兄妹五人的爱人，都来自普通工人或一般干部知识分子家庭，没有什么门当户对的讲究。老三的爱人是一般干部的女儿，读书时成绩优异，参加工作以后一直比老三进步快。父母评价说：“老三当科长，人家当处长；老三当上国企老总，人家提为副厅长；老三退二线了，人家提正厅了。步步赶不上！”老三对此评价不得不服。有一年国庆前夕，老三夫妇回唐山看望父母，苏展当着几位老同事的面，又夸起三儿媳妇：“我儿媳妇样样出色，只有一样不好：就是没找着好丈夫。”这回老三急了：“要是她找着好丈夫还能是你儿媳妇啊？！”叔叔阿姨们听了哄堂大笑。
苏锋去北京和省里开会，从未拜访过自己的上级，有点时间就去看望曾经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同事、老下级，甚至是秘书、司机或工勤人员。他当年的马夫去世多年，但在2007年苏锋去世前，马夫的儿子仍是他的常客。
2007年2月13日，苏锋猝然逝世像雷击一般撼动了这个家。此时，苏展已经完全痴呆了。《检察日报》多年前曾为她写过一篇通讯《你是一条大河》，现在这条河干涸了，沉寂了，面目皆非了。我们看着苏展在保姆的陪伴下乐呵呵地胡乱出着扑克牌，右侧嘴角不时流下口水，她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在脑海中好像已经没有了痕迹。可是，不管是谁在她耳边轻轻唱出“红日……”，她马上扔下扑克接着唱“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不仅吐字清晰，而且音调和节拍也不错。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信念？苏展少小离家投身抗战，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听说生在秋天，后来苏锋把她的生日确定为10月1日，和共和国的诞辰联系在一起。父亲去世后，每逢这一天，我们兄妹五人都会围坐在母亲身边，为母亲祝寿也为祖国祝福。回忆着咀嚼着一桩桩往事，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泪水潸然，我们陪着母亲艰难地走过她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2010年12月15日，苏展同志安然逝去，完成了苏锋同志制定的“保九争百”的指标，享年90岁。
如今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们也先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追忆父母，总在想他们究竟为后辈留下了什么？是有形遗产？这微不足道！1小时之内全部处理完毕，没有任何纷争和异议。那又是什么呢？信仰和忠诚？智慧和宽容？无私和平等？这一连串的问号，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稿源：唐山劳动日报专稿(苏光等五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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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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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8 13:2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