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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自负》中的这样一段文字：“人能变得聪明，是因为存在着可供他学习的传统”，“它主要告诉人们，在一定的环境下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作什么，但并不告诉他肯定能期待发生什么”（P20）,也就是说，环境和传统对一个人的发展是有巨大的制约作用的，不同的个体所接受的教育的传统不一样、不同的学校的传统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我们不是不清楚，问题是当我们选择站队的时候，就将它们丢到脑后去了。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团伙能够达到所期待的本就不可能达成的那种“成果”。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忘记了“这传统并不是源于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理性解释的能力，而是源于做出反应的习惯”——这习惯即史蒂芬·柯维所说的系统1，面对任何问题，我们惯用的第1选择就是按照“我”的方式，而不是第2选择（“你”的方式）来进行。观念上的冲突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对事实背后被遮蔽的千千万万的事实的分析，我们就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或许也未必是真相，也就没有所谓的合理真确可言了。所谓中庸与折中在我们的生态中其实就是没有具体分析的事实是非，往往只有颠倒的是非——因为它只有系统1，有意无意地抛却了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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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我一朋友给我贴来某老师的这样一段文字：
附录：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在校长微信群里听到江苏南通的凌宗伟老师的一个批评，他严谨地考证了“公共符号”的含义，认为我在微信中自称“公共符号”不妥。尽管我那是一个临时性的即兴说法，特指“在这里”，但的确不够严谨。我同意凌老师的观点，接受他的批评，并在此真诚谢谢凌宗伟老师！
我很明白，这朋友提醒我，的是，你看看人家读么大度，你就别那么尖刻了。问题是我确实不会一边说一边洗地的。在有些问题我是死不改悔的。我给自己的提醒是，别想改变别人的观点，但也别被别人的观点左右。我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恪守底线，尽可能地让第2系统跟上下意识的第1系统。我曾写过这样一篇短文，不妨再贴一下：
勒庞在《乌合之众》的序言里反复强调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这就是“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 ”这强大的秘密会带来怎样的情况呢，恐怕就是会让我们在群体的力量中丧失自我，变得狂热，让我们在群体的情境中采取独处时不可能做出的疯狂的举动。勒庞的“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判断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回望当下，这样的特征何尝不是如此？
勒庞还有一个判断，更坚定了我对开宗立派，盲目崇拜的警醒，他说“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这判断还解释了为什么当下教育为什么门派林立，且容不得不同的声音的缘故。 帮腔为什么蜂拥而至，为什么“义正言辞”，原来早已经先入为主了。 孩子是自己的最好啊！
我们总是强调眼见为实，貌似你所看到的一定是真实的，谁也不会去想“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 ”当然也容不得你去想，所谓事实就在眼前，你怎么就不相信呢？但事实上许多事实就一定靠得住吗？尤其是那些教育改革、、那些经验模式。
勒庞说，“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 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也就是说所谓的规律并不是某个英雄所能创造的，人们能做的只是探寻规律并努力把握规律，这样的认识恐怕对教育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一个不同的生命个体。 那些红极一时的改革家，其实就是利用了作为无意识群体中的个体的人性的弱点，这一个个的个体就成了某些英雄产生的土壤。
勒庞提醒人们“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这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 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最初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 “大自然有时采取―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 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 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 ”社会变革不是疾风暴雨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理论家、改革家们当下创造的某一理论、某一模式究竟能不能推动社会文明，究竟有没有价值，并不是我们当下就能下结论的，要留给历史去验证，这也是我们在前行和探索中取得某些“成就”的时候，为什么要慎言慎行，不妄下结论的缘故。
问题是人类的本性使得“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往往忽视了所谓事实背后“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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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7 14:2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