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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蒋介石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的课题之一，普通读者对蒋氏的历史亦兴趣不减，坊间充斥着有关蒋的言行事迹的出版物，严谨的学术著作与戏说性质的野史裨闻混杂。近年来，充满神秘色彩的“蒋介石档案”(大溪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相继由台北“国史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对公众开放，中外学者们通过档案“走近”蒋介石，他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正得以厘清，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笔者近期造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发现日记中既有大量内容涉及国家军政大事，也有相当多是记述蒋氏私人生活、其对人对事的观感与个人心路历程。蒋日记中所记的一些琐事细节，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蒋的思想生活、人际关系与心理，不无益处。故拟根据所摘抄日记内容为主，辅以其他史料，择前人所不知或有趣之事写成系列文章，“揭秘”之余，也提供些笔者作为史学工作者的感想，文字长短不拘，所涉人事可大可小。
“白团”由得到过蒋介石“庇护”的旧日本军官组成
提到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的“蜕变”，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与美军顾问团。其实，最早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改造的，不是美国军事顾问团，而是来自一个由旧日本军官组成的顾问团，这个被称为“白团”的神秘组织的面纱，一直到近年才被揭开。
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全面溃败，证明其各级军官的无能与军事素养低劣，需要严加培训，可培养他们的师资又在哪里?困境之中的蒋介石四处无援，居然想到请日本教官对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进行培训，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对日本的军事教育印象极佳，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也时常称赞日本官兵的军事素养。而到台后的蒋能与日本旧军官联络上，得益于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对部分侵华军官，尤其是冈村宁次等人的“以德报怨”政策。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出于日后对抗共产党的需要，对在中国罪恶累累的日军在华最高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人予以宽大处理，让他留在中国暗助其“剿共”。由于蒋介石等人包庇，在1949年的军法审判中，冈村宁次等一批侵华日军军官竞被判决“无罪”，由汤恩伯护送回日本。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甚至连“代总统”李宗仁也要求将其引渡回中国，重新审判。国民党军在大陆节节败退之时，美国表明其“弃蒋”政策，蒋介石向冈村宁次提出希望在军事上协助的要求，而冈村等一批得到过“庇护”的旧日本军官，也“知恩图报”，密商组织力量帮助蒋介石。1949年7月，冈村宁次等在日本秘密招募旧军官，最后选定由曾任日本第二十三军参谋长、华南派遣军参谋长的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以下即称其为“白鸿亮”)少将为总领队，前海军少将山本亲雄(化名“帅本源”)与前炮兵大佐李乡健(化名“范健”)为副领队，率队前往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过侵华战争，少量人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白鸿亮”通谋略，曾在华南战场上指挥日军攻城掠地，无恶不作，施放毒气杀害中国军民，战后被关押，但未经任何审讯便跟冈村宁次同船被遣送回日本。他对蒋介石很感激，在住所内悬挂蒋介石的照片。为掩饰其身份，所有日本军官也均以中国化名。日本参谋团所以取名“白团”，一方面是因为领队化名“白鸿亮”，另一方面是要帮助蒋介石以“白”来对抗“赤色”共产党。“白团”组成后，所有成员在东京的一家旅馆签下“血盟书”，保证效忠于蒋。
1949年11月1日，“白鸿亮”飞抵台北后，立即赴重庆协助国民党军作战，失败后再返台北。至1950年初，先后到达台湾的旧日本军官达19人，这是“白团”的最初班底。“白团”在台的最初任务是设计台湾防卫计划，帮助蒋介石重整军队，尤其是施予精神教育。台湾军方将“白团”成员安排在台北以西的军事基地内。那里建有日本式房屋，树林茂密且戒备森严，保证外人无法接触。蒋介石聘请旧日本军官的方式，与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聘请德国顾问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其私人邀请而非“政府间”合作，顾问均是退役而非现役军官，顾问的责任都是协助对共产党作战与训练军队。聘请“白团”旧日本军官的事情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蒋介石命令彭孟缉负责此事。
蒋介石大肆赞扬“白团”的表现
对“白团”这么重要的事情，蒋介石日记中不能不记，又不敢明确地记，故相关的记载十分隐蔽，多数情况下以“日本教官”来称之，需要配合其他资料才能理出脉络。1950年1月初“白团”第一次出现蒋的日记里：“召见彭孟缉，商议日本教官参观凤山训练情形。……约岳军、雪艇、立人聚餐，谈英美外交关系及李白态度。”(《日记》，1950年1月7日，原件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下简称《日记》，只注日期)由这段日记，我们可以推测，至0此时，聘请旧日本军官的事情连张群、王世杰、孙立人这些蒋十分倚重的人尚不知晓。如何向自己的部下说明，蒋也没有把握，他把“任用日员之理由说明”列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1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向其高级将领说明任用旧日本军官之事，遇到抵制，他在日记中记道：“正午，研讨用日本教官事，征求高级将领意见，多数仍以八年血战之心理难忘，此固难怪其然，故对日人之用法，应另为检讨也。”(《日记》1950年1月12日)以蒋介石的权威，而多数人仍敢反对，是因为理由太充分了，八年抗日血战相去不远，如何能接受敌人的“训练”。蒋介石也不得不接受反对意见，表示要“另为检讨”。然而，在当时四处无援的情况下，蒋利用旧日本军官训练部队的主张是坚定的。他后来想到的办法，就是在其“革命实践研究院”之下，分设“圆山军官训练团”，从部队中选拔年轻、有一定文化、体格健壮、“反共意识强”的上士以上官兵数千人，由“白团”教官，实行半封闭式军事训练，以期两年后全军推广。“圆山军官训练团”团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彭孟缉任教育长具体负责。
1950年5月21日，军官训练团开学，蒋介石亲自到冈山主持开学仪式，并对参训军官“点名训话”，他在训话中不但向军官们说明“聘请日本教官之重要，与中日将来必须合作团结之关系”，而且在聚餐后又“讲解‘大亚洲主义’之要义”。(《日记》1950年5月21日)蒋介石在此时既用现实需要为自己的行径辩解，更搬出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做挡箭牌。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强调“亚洲”与“欧美”的对立，有争取日本支持的现实背景，曾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篡改来搞“东亚共荣圈”，侵略中国。汪精卫也曾以此为其卖国行为张目，此时蒋介石也搬出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的招牌来为自己的行为遮羞。次日，蒋介石“召见日本教官训勉”。(《日记》1950年5月22日)这可能是蒋第一次与“白团”成员见面。蒋介石也担心团员的反日情绪会影响训练质量，“甚恐学员对过去敌意难忘 与自大自弃，不能虚心受教获益”，故他时常去视察训话，与团员谈话，了解情况，自称是“不遗余力”。训练团第一期共5个星期，他前后去对团员训话11次，对训练成果与日本教官的表现相当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
本周发现军官训练团之无限的希望，其团员多半优秀，超过其军、师长高级将领远甚。此为今后革命惟一之基业，故对于考核与组织亦不遗余力。而日本教官之教育得法与努力，卒使全体学员消弭敌我界限，以建立今后中日合作之基础，更足自慰。(《日记》1950年6月11日)
6月27日，蒋介石出席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他表示“此期训练之成效，实超过所预期者”。蒋对日本教官的态度更进了一步，如果说他以前还较含蓄有保留的话，现在变成了大肆赞扬，更将“白鸿亮”比喻为朱舜水，这天的日记中也第一次出现了“白鸿亮”的名字，他对学员强调要“尊师重道”，“令学员对(日本)教员须特别优礼与尊重。”(《日记》1950年6月27日)朱舜水(1600-1682年)原名朱之瑜，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曾参与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失败后流落日本，传授儒学，在日本颇受尊重。蒋事后自己反省如此赞美旧日本军官，强迫中国团员对其特别优礼，也有“似或太过乎”的感觉。
训练团第一期的成功，使得蒋介石要继续利用日本教官办下去。蒋在lO月的观察是，“训练课目与方法亦更进步，学员得益收获亦比以前数期更大”，更重要的是“白鸿亮教官讲述武士道，对于学员感觉尤深”。国民党军队溃败后，军心涣散，毫无信仰，此时日本旧军人传授的“武士道”竟成了蒋介石收拾军心的救命稻草。(《日记》1950年10月7日)。蒋亲自制定了依靠“白团”扩大训练军官的计划，增建了新的学舍。到1951年夏天，“白团”规模达到顶峰时，日本教官竟达到83人，全是旧日本军队中从少佐到少将级的核心精英，有人折算，他们的参战与谋划能力，相当于战前日军三个师团的参谋力量。
美国的压力使蒋介石利用“白团”的规模与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蒋介石将“白团”在台湾的活动当成最大的机密，知之者甚少，但终归纸包不住火。1951年春天，还是有香港的报纸披露了神秘的“白鸿亮团”在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的消息，并指责这是非常可耻的行径，足以证明蒋介石没有起码的民族尊严感。大陆方面也注意到此事，但当时并不太在意。对蒋介石更大的批评与压力来自美国。美国军事顾问团到达台湾后，希望用美国的军制与装备改造国民党的军队，对蒋介石任用旧日本军官的行径提出批评，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要求解除对日本军官的聘任。这使蒋颇为头痛：“近日思虑最痛迫切之事，莫过于美国顾问团蔡斯报告其建议书，而对于日本教官今后运用之计划更为费心，在静坐与默祷时几乎不能遗忘。”(《日记》1951年6月3日)“考虑美顾问对日籍教官之排除问题的解决办法颇久。”(《日记》1951年6月28日)就在蒋犹豫不决之际，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拉摩尔又在华盛顿公开发表演讲并撰文，抨击蒋介石秘密招募以“白鸿亮”为首的一批日本旧军人去台湾训练军队的行为，批评其做法是“轻率的、非理性的”。这使得以“民族英雄”自居的蒋在国际上非常难堪。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指示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新闻封锁，否认“白团”的存在(多数台湾的民众也是近年才知道“白团”真相的)。同时，派人秘密地将山本亲雄等57名前日本军官送返日本。
美国的压力，使蒋介石利用“白团”的规模与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但却没有阻止蒋利用旧日本军官为其服务的决心。为了避美军耳目，“白团”从1952年起转移到石牌，并改以“实践学社”之名继续活动。仍留在台湾的“白鸿亮”等人，深居简出，不再公开出面训练军官，转而着重于军事战略战术研究，为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提供咨询，他们编写各军种、兵种技术训练教材、讲义，化名出版。“白鸿亮”等人仍隐蔽地不定期去台湾的陆军学校、装甲兵学校等军校授课。“白团”协助蒋介石培训军官的形式较多，有专门训练师团长、兵团参谋长以上高级军官的“长期高级班”，也有训练兵团参谋、连队长级军官的“短期中级班”。各类训练班用不同的名称来遮人耳目，如“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战史研究班”、“高级兵学班”、“战术教育研究班”、“动员干部训练班”等。据不完全统计，经由日本军事教官在台训练的国民党各级军官约6000多名。蒋介石对经过“白团”训练的军官格外青睐，台湾军中一度有非经过“实践学社”培训不得晋升师长级以上军职的传言。蒋介石本人也是“白团”的听众。1951年让“白鸿亮”专门为他讲“战争科学与哲学”达6小时。(《日记》1951年10月19日)1953年，他又请日籍教官系统地讲解古今战史，包括“甲、太平洋日军失败之战史；乙、亚历山大；丙、菲特主大王；丁、拿破仑各战史。”并将此事记入当年的“总反省”中，称听完讲解后“皆有心得，于我今后作战之助益必多。”(《日记》1953年“本年度总反省”)
神秘的“白团”持续了18年，对台湾的军事影响很大
由于美国的反对，1953年后“白团”在台湾的规模与影响日益缩小，作为集体军事顾问与教官的作用消失。因而，美国方面也不再强烈抗议，蒋对此深有感受，在日记中写下：美国“对我在实践学社日籍教官之特别训练工作，而竞亦停止其抗议”。(《日记》1953年5月9日)然而，蒋介石与旧日本军官的密切关系持续了很久。冈村宁次纠集一批前日本高级军官在东京成立军事研究所，对外号称“富士俱乐部”，定期开会，配合“白团”在台湾的需要搜集战史、战略与战术资料，分不同专题将数据资料寄送到台湾。至1963年，寄到台湾军事图书约7千余册，各类资料5千余件。1954年，“白团”曾制定了“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之方案”交给蒋介石参考。1958年“八二三”大陆炮击金门。两天后，“白鸿亮”赴金门、马祖巡视防务，对守备区指挥部的作战有所建议。1963年，“实践学社”关门结束。但“白鸿亮”仍被聘为台湾“陆军总司令总顾问”，他与江秀坪(岩坪博秀)、乔本(大桥策郎)、贺公吉(系贺公一)、楚立三(立山一男)组成“实践小组”，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内工作，由蒋纬国当联络人。
旧日本军官组成的“白团”在1968年始全部撤出台湾，次年2月在东京正式解散，其时尚有23名成员。由于对蒋介石的忠诚等原因，“白鸿亮”本人则一直留在台湾，到1979年去世前才回日本。神秘的“白团”前后持续了18年，对台湾的军事影响较大。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蒋介石为什么对有着官方协议来全面帮助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处处防范，而要甘冒各种批评对偷偷摸摸地到来的日本旧军官有那么大的兴趣?除去他早年受日本军事教育，印象深刻外，从蒋介石个人的经验中或许能找到答案。历史上蒋介石打过交道的官方军事顾问团包括苏联与美国，这些顾问都背靠本国的政治军事资源，在支持蒋的同时，也维护其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对蒋并不“尊重”，最后多以不愉快而结束。而日本旧军官完全受聘于蒋本人，听命与效忠于蒋，只相当于工具而不会干涉蒋的决策，这与1930年代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关系相似，这是处于逆境而心理倔强的蒋介石喜欢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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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6 21: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