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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笔者曾撰《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一文，讨论中共在福建事变中的成败得失，其中论及蒋介石敉平事变的军事行动。前些日子，有幸读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蒋介石日记，对其事变一段自是倍感兴趣。很幸运，蒋日记中对福建事变记载颇详，不仅有针对事变决策的具体内容，更有决策的变化过程，读来颇生感叹。总体而言，日记所呈现的历史流变和我当年文章的脉络尚无扞格，个别地方更证实了笔者当年凭借既有史料做的推断。不过，能够通过日记真切体触到一颗鲜活心灵的搏动，终究可以为死的历史添上更多的活力。
(一)
1933年11月，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反蒋事变爆发，蒋介石遭受重大打击，对此，其日记记载颇详。11月10日日记提到：“陈铭枢欲在闽捣乱心切。”对陈和福建方面的异动已有注意。12日日记记有：“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此时，他还寄希望于通过笼络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稳定福建，消弭事变于无形。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陈铭枢作为老长官对十九路军的影响力。11月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报，蒋当夜“几不成寐”;而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此时，经过长期变乱纷争，国民政府稍显喘息向好之机，衡诸大势，蒋自认其内外应付方策都进入关键的实施时期，雅不欲内部再生事端。因此，东南方再掀波澜，其心理打击之大，可以想见。
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此时兵力总计5师10旅，每师四五千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对蒋而言，这样的实力尚不足以构成致命威胁。事变正式发动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判断：“于此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对展开“讨逆”军事行动有充分信心。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更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据此，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在事变爆发后立即制订对闽作战计划，要求入闽军集中优势兵力于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中共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并迅速向南进展。
事起福建，但蒋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两广的态度和中共的动向。事变后，两广方面与福建各怀心思，加上闽方抛弃国民党正统的决绝行动，更使两广对闽望而却步，这使蒋暂时了却一大心病，应对红军威胁成为蒋介石平定闽变首先顾虑的重要环节，虽然蒋判断“赤匪未必急助伪闽”，但在抽调十个师左右兵力用于入闽时，仍然不敢大意，在江西保持强厚兵力，留赣及赣浙边境部队达十数个师之多，兵力数倍于红军。蒋并要求向福建进兵时，江西方面部队应大力配合，以攻为守，主动向赣闽边境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对浙江后方地区多有部署，日记中留有加强江浙一带军事防御部署的记载，1934年1月初，叮嘱顾祝同、熊式辉“注意预备逆军窜浙之预防”。蒋介石用兵向主谨慎，虽少出奇之举，但战场上应该注意的各个环节他绝不会随意忽略。
以往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研究中，都强调福建事变期间中共应该向江浙一带出兵，通过扰乱对手后方，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不过，在蒋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记载：11月26日，蒋计划研究“如何使闽逆来攻浙”，晚间有闽方攻浙消息传来时，他更“不禁转忧为乐”。江浙一带为其基本区域，实力坚强，蒋内心竟十分期望闽方攻浙。因此，事变期间他指示属下“宣传逆匪进攻浙边庆元、泰顺、龙泉消息”，颇有点欲擒故纵的意思。南京入闽军的关键一路也绕道闽西北进发，实际是其针对闽浙边境进退攻守的活棋。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及蒋在江浙一带所作部署看，蒋介石诱对手出击的想法应非毫无成算，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勿论浙江，十九路军出闽西北与蒋决战尚无信心;而以红军当时的力量，挺进到江浙一带这一南京政府的纵深区域，在不具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应该说也相当巨大。其实，红军出江浙的想法并无确凿史料证明当时已经提出，而据此所作的种种论断未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战争是对垒双方的棋局，好点为双方所必争，也为双方所必守，复盘者判断优劣，恐怕不能一厢情愿地做单方面的推断吧。
(二)
1933年12月底，南京政府基本完成对福建的攻击部署，对闽战事一触即发。25日，蒋介石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砺士气”。同时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到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两个师，而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共八个师，其中包括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这样的精锐部队，实际兵力和战斗力居于压倒优势。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南京政府军第三十六师、第四师、第五十六师分从城南、城东、城东北展开攻击，守军退路也被切断，被迫于次日缴械，延平易手。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为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次日，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9日，当十九路军一部前出准备北上往援古田守军时，蒋介石更信心满满地指示：“逆军已倾全力来犯古田水口之线，刻已进至白沙以西地区，望兄迅速准备……袭击逆军侧背，整个包围而歼灭之。”一心期望以古田为诱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的闽军与南京政府军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闽方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已决定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
上述电文、战报，展现出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我们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战事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对福建方面是否将主力出福州，在闽西主动出击一直高度关注。就军事常识言，单纯防御福州几无可能，水口、古田为福州防御必守之地。因此，蒋在全面攻击即将展开时，密切注意：“我军攻击水口时，逆部主力由省来袭否?”1月6日攻克延平后，他全力注视闽方军事动向，猜测“福州逆军，其或反守为攻乎?”当时，由于担心日方借事变有所动作，蒋对进攻福州没有信心，日记中透露：“对倭只有避战，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如果闽方按军事常规出福州在闽西决战，对蒋而言，不失为一个一举解决闽省的机会，前文中说到的蒋的诱敌之计盖出于此。但是，十九路军的战斗力毕竟不可小觑，两军正面交锋，成败也未可必。所以，1月7日，当蒋得到事后证明并不确切的消息，报告“蔡逆果率主力来援古田”时，蒋当时的反应却并非“吾计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览史者感慨万千的“喜惧交集”。喜的自然是闽方出击，其计可售;惧的则是决战结果，事前难有绝对把握。此种心态，或以为是蒋多虑之征，但其实应属人之常情。每一个有机会在命运的歧途上作出抉择者，此种“喜惧交集”的心态，应该都并不陌生。在滚滚推进的历史逻辑庞大的车轮下，意外发现这一点略显苍白的人性之花，笔者其实也是“喜惧交集”，所惧者无他，就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论史者常常事后先验赋予历史的完美、理性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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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6 20:53:55
